大家好!今天我在《百家讲坛》来给大家做一场讲座，我的讲座题目
是“中西文化的精神差异”。大家知道，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都是源远流
长的，可以说我们的中国文化，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的界定，从夏代开始的话，
至今已经有 4000 多年的历史。那么同样地，西方文化如果从克里特文化算
起，至今也有4000年以上的历史。所以这两个文化，可以说在时间上都是
相当源远流长的。而且我们今天谈到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当然是把它当
做一个统一的文化来理解的，事实上，在中国文化的历史长河中，以及在
西方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可以说有很多很多的渊源传统，这些不同的渊源
传统，在长期的历史磨合中逐渐形成了呈现今天在我们面前的中国文化和
西方文化。所以我今天讲的这个题目的第一个小问题，就是中西文化的源
流传统问题。
(一)中西文化的源流传统
首先我们从中国文化切入，中国文化自汉代以来，就逐渐形成了一种
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伦理文化。这个观点可以说在学术界里面是鲜有非议
的，大家基本上都赞同这个观点。而西方文化，自从西罗马帝国崩溃以后，
说明：《中西方精神文化差异》为笔者2002年10月在“百家讲坛”的演讲。
322或者说再往前推，自从1世纪以后，就开始出现了基督教文化，基督教文
化也可以说构成了西方文化的主脉，就像儒家的伦理文化构成了中国文化
的主脉一样。这两个文化，它们本身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们本
身也有一个不断地聚合、发展、成形和壮大的过程。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主要是想从这个方面来追溯一下，中国文化以及西方文化有哪些渊源或者
传统。
中国自古以来，就形成了所谓的“夏夷之分”,而中国文化在几千年的
发展过程中，可以说有一个基本的模式，这个基本模式就是“以夏变夷”,
即以华夏的文化来改变、同化蛮夷的文化。中国文明的发源地黄河流域中
下游形成了华夏文化圈，四周则为蛮夷居住的化外之地，东边称为夷，西
边称为戎，北方称为狄，南方称为蛮。夷、戎、狄、蛮均为贬义词，与生
番虫豸相通。中国文化自夏商周三代以来就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夏夷之分”
的二元对立观念，中国文化基本上是循着一条所谓“以夏变夷”的路线发
展下来的。秦汉以后，各种异质文化在中国的主体文化——儒家文化——
面前不是被同化，就是被排拒，从而使儒家文化始终能够保持一种唯我独
尊的纯粹性。从商周的鬼方、鬼戎、昆夷、獗(猃)狁、獵鬻、犬戎，到
秦汉魏晋的匈奴、鲜卑、羯、氐、羌，再到唐宋元明清的回纥、吐蕃、党
项、契丹、女真、蒙古、满族人，每次戎狄民族入侵中原的结果都是征服
者反过来被华夏文化所同化。早在商代，西北游牧民族就不断地侵犯黄河
流域的华夏农耕文明，《诗经·小雅·采薇》写道：“靡室靡家，獗狁之故；
不遑启居，獗狁之故。”西周广置烽火台，就是为了防止西北戎狄民族的入
侵，尽管如此，西周仍然毁于犬戎的侵犯，周幽王本人也被杀死于骊山之下。
秦汉时期的匈奴更是成为了中原政权的一大边患，所谓“秦时明月汉时关，
万里长征人未还”,说的就是匈奴与华夏文化之间的紧张关系。南北朝时曾
一度形成了“五胡乱华”的混乱局面，匈奴、鲜卑、羌、羯、氐等少数民
族占据了半壁江山。后来又有契丹、女真、蒙古族的入侵和满族人入关，
323建立了辽国、金国、元朝和清朝。然而时至今日，这些曾一度入侵中原的
游牧民族都融入到中华文化之中。几千年的历史证明，在中国，外来民族
或外来文化要想在中国站稳脚跟，就必须以华夏文化或儒家文化为精神支
柱，必须在潜移默化的历史过程中脱胎换骨，融入到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
中国文化中。同样，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外来宗教入华的结果也是
如此，虽然这些西域的宗教是以和平渗透而非暴力入侵的方式进入中国的，
但是它们要想在中国生根发芽，首先就必须接受儒家文化的改造。这种“以
夏变夷”的基本模式，导致了中国文化形态的超稳定结构，培育了一种协
调的现实精神。
所以可以说，中国文化具有很强的同化异域文化的特点。这种特点，
我们可借用生物学上的一个概念，即所谓的“米亚得现象”。生物学上有这
样一种现象，就是两个亲本杂交以后，在它们的子代的身上，往往只表现
出一个亲本的性状，而另外一个亲本的性状却几乎得不到任何体现。我认
为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比较典型地表现了生物学上的这种“米亚得现象”。
不仅是游牧民族和中原华夏政权之间的冲突是如此，而且就是异域的一些
高级文化，包括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高级宗教进入中原以后，同样
也面临着这样的命运。比如说像忠孝这样的观念，佛教在印度原是不讲忠
孝的，但是中国人自古就以忠孝为本，儒家伦理始终是把忠孝作为最高的
理念。在这样的情况下，佛教进入中原以后，就逐渐地把忠孝的思想吸收
进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如禅宗、净土宗、华严宗等。在中国僧
人翻译佛经的过程中，以及对佛学的一些义理进行诠释的时候，潜移默化
地把儒家的思想援引到佛教的教理之中。中国古代信仰佛教的知识分子们，
往往把佛陀比作孔老(孔子、老子),或者是比作周孔(周公、孔子)。佛
教最初入华的时候，曾经依托老子的名义，有所谓“老子化胡”之说，认
为老子西出阳关后变成了佛陀。这种说法无非是为了让佛教更容易被中国
人所接受。在长期的历史改造过程中，像忠孝之类的思想，被深深地引入
324到中国的佛教教理中，最终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八个大乘宗，其中特别是
民间流行的净土宗和知识分子信仰的禅宗。净土宗和禅宗，尽管一个重称念，
一个重顿悟；一个认为口念阿弥陀佛每日万遍乃至十万遍，就可立地成佛，
一个强调不立文字只指人心，劈柴担水皆是妙道，但是这两者都与印度佛
教所讲究的苦修苦行、弃绝红尘的基本精神迥然不同。而且更重要的是，
大家都知道，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它在很大程度上被中国人变成了一种关
注现实生活的宗教，反而对超越性的彼岸理想漠不关心了。乃至于我们今
天到中国的寺庙里边去看看，老百姓们烧香磕头、求神拜佛的目的是什么
呢?他们所求的绝不是一种无他无我、六根净绝的涅槃境界，而是祈求子
孙满堂、祛病免灾、荣华富贵、升官发财，这些祈求全部都是入世的或现
世性的。从中国文化对佛教的改造中可以明显地看到中国文化所具有的强
大同化能力。
当我们谈到西方文化的时候，它也有很多传统，但是我们发现，西方
文化的各种传统之间的关系，和我们中国这种“夏夷之分”,以及“以夏变夷”
的基本模式是完全不同的。西方文化，至少可以说有三种传统，一种是希
腊的，一种是罗马的，一种是基督教的。这三种传统之间的差异是非常大的。
希腊文化带有一种和谐的特点，它就像一个人的童年时代，具有一种天然
的和谐性，在灵与肉、彼岸与现世、理想与现实之间，它力求达到一种和谐。
所以希腊文化是非常美的，它表现了一种童年时代的文化。但是到了罗马
文化，我们发现它走向了一个极端，一头扎进了功利主义、物欲主义的潮
流之中，其结果就导致了罗马文化浑雄、暴戾的特点。罗马文化曾一度推
动了世俗生活的发展，导致了帝国的膨胀和繁荣，缔造了比较健全的法律
体系，确立了较为规范的财产法权关系，后来也走向了骇人听闻的奢靡和
堕落。到了基督教时代，西方文化又发生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如果说
罗马文化是物质主义的，那么基督教文化就是唯灵主义的。基督教文化教
导人们把眼睛向上盯着天国，这样就导致了中世纪西欧社会的一种普遍的
325人性异化。这种人性的异化，使得人们都把感性的现实生活当做一种邪恶
的东西加以唾弃，人性的一切正常欲望都被视为魔鬼的诱惑，每个虔诚的
基督教徒都把眼睛死死地盯着那个虚无缥缈的天国。这样就必然地造成了
中世纪西欧社会的经济落后和文化愚昧。而且更重要的是，当人把眼睛盯
着天国的时候，他的内心深处还是多多少少地存有一些物欲的渴望、一些
“邪恶的念头”,这样就导致了基督教文化内部的一种最可怕的现象，即理
论与实践、理想与现实的二元分裂。基督教的理想是崇高圣洁的，然而中
世纪罗马教会神职人员的行为却是卑劣龌龊的。这种崇高的精神和卑污的
现实之间的分裂，最终导致了中世纪基督教社会的普遍虚伪。这种普遍虚
伪的现象，大家在薄伽丘的《十日谈》、拉伯雷的《巨人传》,以及文艺复
兴时期的其他大师们的著作里都可以读到，而且它也构成了引发西欧社会
一系列重大变革的导火索。到了近代，西方文化又出现了一个合题，它把
希腊的、罗马的和基督教的文化因素都尽量地融合到自身之中。因此在西
方近代文化中，既有希腊文化的那种对人性的尊重、对自由的追求，又有
罗马文化的那种对功利的向往、对物质的追求，同时也有基督教文化的那
种对现实生活的批判和对理想主义的向往。各种传统中的一些相互对立的
东西，在西方现代文化中都融合到一起了。因此我们说，西方文化的这些
不同的渊源传统之间，呈现出一种与我们中国“以夏变夷”的“米亚德现象”
完全不同的模式，这是一种融合更新的模式，其结果在近代西方文化中表
现出一种“杂交优势”。
从我所讲的第一个问题来看，在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源流传统方面，
我们可以看到两种完全不同的模式，一种是“以夏变夷”的模式，其结果
导致了一种文化上的超稳定结构，形成了一种协调的现实精神；另一种则
恰恰相反，它呈现为一种融合更新的模式，其特点就是通过不同文化的“杂
交”和相互否定而产生出新的文化性状，导致了整个社会和历史文化的不
断变迁和自我超越，形成了一种超越的浪漫精神。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第
326一个问题。
(二)“轴心时代”的文化变革
20世纪上半叶，德国有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叫雅斯贝尔斯，他提出了一
个很重要的文化学概念，叫“轴心时代”。在一本名叫《历史的起源与目标》
的书里，雅斯贝尔斯具体解释了什么叫“轴心时代”。他说在公元前8世纪
到公元之交的这几百年间，人类几大文明不约而同地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
变革，他将这个变革叫作两大历史时代之间的一次“深呼吸”。那么这个“深
呼吸”的含义是什么呢?他认为在三大文明中——他所说的三大文明一个
是西方文明，一个是印度文明，一个是中国文明，他说在公元前8世纪到
公元之交的这几百年中间，在这三大文明地区，不约而同地发生了一次根
本性的变革。这个变革的结果，导致了三大世界宗教的产生，即儒教、佛
教和基督教。他认为这个时代所产生的重大的文化变革，它所产生的精神
资源，一直到今天，仍然构成了我们生活的重要的精神根基。在“轴心时代”
以前，中西文化都具有一种浓郁的迷信色彩，鬼神崇拜是它们的共同特点。
而它们之间的差别呢，固然有，但是我觉得相比起它们的共性来说可能更
小。但是经历了“轴心时代”以后，中西文化开始向着两个完全不同的方
向发展。
我们首先来看看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在“轴心时代”经历了一个很重
要的变革，我可以把它分为两步来讲解。第一步可以说是从殷商时代的尊
神事鬼的“巫观精神”向周代的尊礼敬德的宗法精神的转化。“巫”是指女
巫师，“现”则是指男巫师，“巫现精神”可以说是整个殷商时代非常浓郁
的时代精神，其特点就是鬼神崇拜。事实上，其他民族在文明的曙期大凡
都是如此。从殷商时代尊神事鬼的“巫观精神”向周代尊礼敬德的宗法精
327神的转换，这是中国文化精神的第一次大变革，它使人们开始将眼光从天
上转向了人间，从祭祀占卜转向了宗法礼仪。那么第二步转化呢，就是从
周代尊礼敬德的宗法精神向春秋战国时期的内在自觉的伦理精神的转换，
这个转化过程从孔子的“仁”和子思的“至诚”,到孟子的“四端之心”,
可以说是基本上完成。现在我简单地谈谈这两个过程，做一点具体的分析。
在殷商时代，人们崇拜的对象非常多，从日月星辰、山川河流直到先
祖先妣，人们求神问卜，尊神事鬼，迷信精神非常浓郁。孔子后来也明确
指出，殷商文化的特点就是尊神事鬼，把神鬼的意志看得非常重要，诸事
均须先卜而后行。到了周人那里，就开始表现出所谓的“敬鬼神而远之”
的人文精神，“以德配天”的思想被大力宣扬，这种态度的转变是非常重要
的。周人取代了殷商的政权以后，他们不仅进行了一次政治权力的转换，
而且更重要是进行了一场宗教革命，这场宗教革命的实质就是把殷商时代
的“帝”和作为帝庭臣正的先祖先妣这样一些带有血缘崇拜和自然崇拜色
彩的鬼神，转变为与人德直接相关的一些外在礼法规范。比如说周初期的
时候，取代“帝”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天”,周代人非常崇拜“天”,
崇拜“天命”。如果说，殷商人崇拜的最高神是“帝”,那么周人崇拜的最
高主宰就是“天”。“天”最初在甲骨文里，只是一个表示方位的词，表示
高或者上，并没有道德方面的含义。后来，周人的“天”逐渐被赋予了道
德方面的内容，和所谓的“天命”结合在一块，成为一种高高在上的、威
慑性的道德主宰，一种抽象的道德力量。抽象的“天”或“天命”取决于
人德，即“以德配天”“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等。而人德又表现为具体而
严苛的礼法制度，因此“尊礼敬德”就可以“膺受大命”,而“不敬厥德”
则会“早坠厥命”。到了春秋时代，面对着周王朝“礼崩乐坏”的混乱局
面，孔子又用内在的“仁”来充实和改造外在的“礼”,并将“仁”解释为
内在于人性之中的爱人之心和忠恕之道。孟子则进一步将与生俱来的人性
善端作为安身立命之本，将向内发掘仁义礼智等善端作为实现人生价值和
328社会理想的基本根据，从而将周代尊礼敬德的宗法精神改造成为儒家内在
自觉的伦理精神。对于儒家来说，人与天命的关系，或者天人合一的理想，
只是一个从内向外的道德修养过程，人们只需要从内心和本性上去下功夫，
就可以“成已成物”“内圣外王”。在《孟子·离篓下》里面非常清楚地强调：
“天下之本在于国，国之本在于家，家之本在于身。”因此一个人只需要修
身养性，就可以齐家治国平天下。当然，对这个思想的最集中、最典型的
表述，当数朱熹的八条目，这个问题待会儿再讲。先秦儒家开创了这样一
条道德内敛的进路，从这以后，中国文化就专注于对人的内在道德良知的
发掘，说到底，也就是专注于人的道德修养。几千年来，中国儒家文化基
本上就沿着这样一条道路前进，并由此而形成了中国文化的主体精神或基
本精神。这种基本精神就是一种伦理精神，即从内在心性的道德修养入手，
由内向外去推求，通过“修齐治平”之道，最终实现“内圣外王”的大同
理想，实现天人合一的人生鹄的。所以一个人，从小就开始进行道德修养，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到了七十就可以从
心所欲而不逾矩了。这样一个从内向外的修养过程，就是中国儒家文化的
基本路向。而由商周外在的鬼神崇拜和宗法礼仪向儒家内在的道德心性的
敛聚过程，则是中国文化在“轴心时代”所发生的重大变革。
西方文化在同样的时间里，也发生了一次非常重要的变化。但是这个
变化，恰恰是一个外在超越的过程，而不是内在敛聚的过程。这个外在的
超越过程，简单地说，就是从自然崇拜的希腊多神教以及律法主义的犹太
教向唯灵主义的基督教的转化。大家知道，希腊多神教是非常可爱的，充
满了感性的、活泼的、欢快明朗的色彩。我们看到了诸如宙斯、阿波罗、
阿佛洛狄忒、雅典娜等这一类神明的时候，往往会由衷地感到高兴。我们
喜爱这些神，因为他们是与人同形同性的，他们具有人的形体，往往比人
更健壮、更美丽；同时他们也具有人的七情六欲，像人一样有优点也有弱
点。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觉得他们可亲可爱，具有鲜明的美感。就此而言，
329希腊诸神是童年时代的神，具有儿童的和谐与优美的特点。我相信殷商时
代人相信的那些先祖先妣和“帝”,大概也会具有这样一些特点。我们说这
是一种自然崇拜的宗教。在希腊文化之外，还有一个希伯来文化，当然它
不能够算严格的西方文化，但是它却构成了基督教文化的重要渊源。希伯
来文化主要表现为一种宗教，即犹太教。犹太教也是一种比较原始的宗教，
但它和希腊宗教不一样，它是一种律法主义的宗教。希伯来宗教与希腊宗
教之间的差别，我想很可能是由于这两个民族自身的命运而导致的。希腊
民族是一个自由的民族，无忧无虑地生活在爱琴海畔，这个民族的自由天
性也表现在他们的神话中间。因此希腊的神给我们的是一种欢快明朗、无
忧无虑的感觉。但是犹太民族，自从公元前14世纪来到迦南以后，先是
被埃及人统治，后来则相继被一个又一个的其他民族，如亚述人、巴比伦
人、波斯人、亚历山大时代和塞琉西王朝的希腊人，以及罗马人等先后统
治。由于犹太民族长期处在异族的统治之下，所以他们就产生了一种强烈
的不幸意识。这种不幸意识，是犹太人在反思自己民族的不幸命运时产生的。
由于犹太民族长期受到外族统治，他们的反抗始终是徒劳的，所以他们就
把这种不幸的根源归结于自己的不洁净和不虔诚，即对上帝的不虔诚，所
以就导致了一种深重的罪孽感，一种罪孽意识。那么犹太人如何才能克服
自己对神的不虔诚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严守各种外在的律法，所以犹
太教充满了律法主义色彩。这种律法主义，特别强调那些苛严的条文、规定，
比如什么东西不能吃，什么东西不能用，什么东西必须要奉献给神等。犹
太教的禁忌非常繁多，除了“摩西十诚”之外，还有数百条律法禁忌。
在“轴心时代”,西方文化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化过程，这就是从明
朗欢快的自然崇拜的希腊多神教和外在刻板的律法主义的犹太教，向着鄙
视现实生活、崇尚天国理想和灵魂超越的基督教的转化。这个转换是西方
文化在“轴心时代”完成的一个重大的变化。这个过程，使得西方文化，
具体地说即基督教文化，具有了一种形而上的特点。从希腊的有血有肉的、
330神人同形的多神教，向贬抑肉体、超越现实的唯灵主义的基督教的转化，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化过程。这种转化的结果，使得人们不再关心现世，
不再关心肉体，不再关心物质生活，人们把眼光投注到天国，这样就导致
了基督教文化的基本精神，即一种超越的浪漫精神。在新约福音书中，耶
稣明确地表示：“我的国不在这世界。”犹太民族的罪孽意识泛化为一种普
遍的“原罪”意识，苦难深重的罪孽只有依靠上帝的救赎才能解除，而上
帝的救恩只是针对灵魂而言的，灵魂也只有在彼岸世界才能得到彻底的解
脱。因此现世生活就成为苦难和罪恶的象征，它和充满了人性欲望的肉体
一样构成了魔鬼的采邑，人们只有彻底唾弃它，才有希望进入光辉澄明的
彼岸乐园。基督教的这种基本观念导致了人与现实世界的分裂，造成了中
世纪基督教文化的普遍的人性异化现象。
现在，让我们来归纳一下。在“轴心时代”,中国文化经过了我刚才所
说的两个阶段的转化，最后导致了一种关注于现世的道德修养的人生态度，
一种协调的现实精神，这是中国文化的主体精神。在与此基本相同的时间里，
西方文化完成了从自然主义的希腊宗教和律法主义的犹太教向唯灵主义的
基督教的转化，导致了人们都把眼光关注于天国理想和上帝救恩，而对现
实的物质生活采取一种鄙夷的态度，至少在表面上是鄙夷的态度，这样就
导致了一种超越的浪漫精神。这就是在“轴心时代”中西文化所发生的根
本性变革，一个是向内敛聚的，一个是向外超越的，由此导致了中西文化
的精神分野。
(三)中西文化的基本精神
我刚才讲述“轴心时代”的文化变革，无非是要引申出中国文化和西
方文化的两种主体精神。这两种主体精神，用我的话来说，一种叫作协调
331的现实精神，一种叫作超越的浪漫精神。或者按照现在学术界的观点来说，
一种叫作伦理文化，一种叫作宗教文化。根本而言，一种是注重于内在的
道德修为的文化，一种是注重于人和上帝之间的超越关系的文化。
我们首先要对中西文化做一个理论上的分析，看看中国文化的基本精
神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又是一种什么精神，以及这
两种精神对于中西传统社会产生了什么样的重大影响。首先我们还是来看
看中国，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官方和民间都要进行祭天、封禅、拜祖、祭
孔等重大活动，乃至于西方人会认为，你们的这些活动不也是一种宗教崇
拜吗?但是实际上，可以说儒家知识分子
因为中国文化的主体精神主
要体现为儒家文化精神——他们心中都非常清楚，祭天、拜祖、敬奉鬼神
说到底都是为了教化百姓。从周公旦那个时候开始就有了这种清醒的实用
理性精神，《周易》里边就有这样的话，叫作“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归”。
所谓“神道设教”,就是说，我们相信鬼神，无非只是为了劝勉大家从善，
是为了教化的目的。不是为了信仰而讲道德，而是为了道德的需要，我们
才拉出了一些鬼神，用鬼神作为幌子来吓唬老百姓。对于这个道理，中国
儒家知识分子一直是很清楚的。因此我们说，中国传统的儒家知识分子，
或者说真正的儒家知识分子，大凡都是不信鬼神的。即使他们谈鬼神，也
只不过是说给老百姓听的，老百姓没什么文化，当然就容易相信这些东西。
而且他们往往把鬼神之事描述为一种令人恐怖的景象，一个人死了以后，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此生此世不修善德，死后就要沦入十八层地狱，上
刀山、下火海。这种恐怖的景象，对于一个人的现世道德行为具有很重要
的儆戒作用。由于大家都害怕这种死后的恐怖景象，生前当然就尽可能地
向善了。这就是所谓的“神道设教”。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说，我认为中国传
统文化基本上是一种无神论的文化，那些神啊、鬼啊之类的东西，只是说
给老百姓听听而已的，真正的儒家知识分子是不相信这些东西的。
众所周知，孔子本人就对鬼神之事不感兴趣，所谓“子不语怪力乱
332神”“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所谓“天道远，人道迩”“务民之义，敬
鬼神而远之”,所谓“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等，都表
明孔子和先秦儒家对鬼神之事的淡漠。据《论语·述而》记载，有一次孔
子生病了，子路请孔子祈祷神灵，孔子回答说：“丘之祷久矣。”言中之意
是说祈祷无济于事。还有一次子贡问孔子，人死后有无知觉，孔子回答道：
“吾欲言死者有知也，恐孝子顺孙妨生以送死也；欲言无知，恐不孝子孙弃
不葬也。赐欲知死人有知将无知也，死后自知之，犹未晚也。”这话说得极
其聪明，死人究竟有无知觉，要看其是否有助于现世的道德教化。汉代王
充一语道破，他认为孔子其实是深知死后无知这一事实的，但是孔子为什
么不明言呢?只是由于怕开不孝之源，以免不孝子孙们因为死后无知而对
死去的父母弃而不葬。由此可见中国儒家知识分子对于鬼神的基本态度，
即“神道设教”,信奉鬼神只是为了道德教化。
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关于内敛的问题，它同时也有一个
向外的要求。中国人真正的功夫，虽然看起来好像是正心诚意，但是实际
上放在修齐治平之上。我刚才讲的那个内敛过程，是指中国整个先秦文化，
从殷商到周代，再到春秋儒家是如何转化的过程。至于这个转化过程完成
之后，在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形成以后，也就是那种自觉的、内在的道德
伦理意识形成以后，每个人就只须向自己内心中去发掘了。那么在这个时
候可以说，只要从我的内心做起，从身边的事情做起，从我们的日常事件
和现实生活做起，一个人就可以由小到大，由平凡之事入手来成就伟大功
业。因此最现实、最直接的事情，无非就是每个人自身的道德修养，首先
是正心、诚意，然后是格物、致知，继而修身、齐家，最后是治国、平天下。
这就是朱熹所总结的人生八条目。质言之，一切惊天动地的伟大事业都必
须落实到平凡的道德修养之中，都必须从正心诚意做起。当年朱熹在评价
周敦颐的玄奥高深的太极无极之说时总结道：“其高极乎太极无极之妙，而
其实不离乎日用之间；其幽探乎阴阳五行之赜，而其实不离乎仁义礼智刚
333柔善恶之际。”因此，所有玄之又玄的东西，说到底都是以仁义道德和日常
修养作为根基。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中国人既然把眼光都关注于内在的道德修养和现
实的经世致用活动，他就无暇去顾及那些六合之外的鬼神。这样一来，在
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就不至于由于过分的宗教信仰而走向迷狂。所
以我们说，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固然也有很多糟粕的东西，也有很多摧残人
性的东西(这主要是从宋明理学以后，由于越来越多地强调四维八德、三
纲五常这些东西，把内在的道德自觉变成了一些外在的刻板规范，这和先
秦儒家的本意是有出入的),但是总的来说，由于人们关注现实，关注道
德，关注现实的经世致用活动，而且儒家知识分子有着非常强烈的入世精
神，即所谓“忧患意识”“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老是忧心忡忡，老是在忧国忧民，这就使得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儒家知识
分子能够投身于现实社会，投身于经世致用的实践活动中，从而就导致了
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的繁荣昌盛。可以说，比起西方中世纪文化，我们中国
传统文化是非常辉煌的、非常繁盛的。但是它也缺乏一种向前追求的强烈
欲望，正如梁漱溟先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里所说的：中国人随遇而安，
得到一点快乐就享受一点快乐，他从来不像西方人那样风驰电掣般地向前
追逐。中国人容易满足，墨守陈规，所以中国文化虽然在中世纪曾经繁盛，
但是到了近代以后就开始衰落，尤其是当西方社会迅速地发展的时候，我
们就相形见绌了，而且是每况愈下。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儒家文化精神，
或者说，专注于现世道德修养的中国文化主体精神，既对中国古代文化的
繁盛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应该为中国文化在近代的落伍承担重
要的责任。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西方文化。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恰恰相反，
它走向了另外一个维度，即超越的维度。我们刚才说，基督教文化导致了
人们对现世采取一种鄙夷的态度，整个眼光都盯着天国，这样就导致了一
334种宗教迷狂。这种宗教迷狂到了中世纪的中后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在其发展的早期，当基督教作为一种受罗马帝国摧残和迫害的宗教时，确
实有一些道德高尚的圣徒能够洁身自好，成为道德楷模，这并不足为奇。
但是当基督教成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宗教信仰时，成为凌驾在欧洲世俗社
会之上的绝对权威时，如果仍然要求所有的基督徒都像早年的那些修道士
和圣徒们一样洁身自好，不食人间烟火，那是不可能的。人毕竟是血肉之躯，
维克多·雨果有一句名言，他说：“人有两只耳朵，一只耳朵听到上帝的声音，
一只耳朵听到魔鬼的声音。”人生实际上就是处于上帝的声音和魔鬼的声音
之间的一个撕扯过程。罗丹有一幅雕塑大家都知道吧，就是一个人正在从
动物中挣脱出来，这是对人的最好的写照。我们可以说，人一半是动物性的，
另一半是神性的，神性的力量把我们往上拽，动物性的力量把我们往下扯，
人一生的过程就是在这种痛苦的撕扯中挣扎，这就是我们的现世人生。既
然人是这样一种状况，我们就不可能像神那样完全超脱于物质世界，超脱
于肉体。在这样的情况下，基督教的理想固然玉洁冰清、崇高典雅，但是
它却不近人情，不合人性。所以当它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后，
如果每个人都认为，只有彻底抛弃现实世界，灵魂才能升上天堂，如果每
个人都这样想，都这样做，那么这个世界一天都不能存在下去。在这种情
况下，由于基督教的理想过分高尚，过分纯洁，因此人们就不可能完全达
到这种理想。由于人实际上处于一种向上的力量和向下的力量的双重撕扯
之中，这种普遍的痛苦状态，最后就导致了一种权宜之计，这种权宜之计
就是普遍的虚伪。所以在中世纪的中后期，我们就看到了基督教世界的堕落、
腐化和普遍的虚伪。天主教的神甫和修士们，满口讲的都是崇高典雅的理
想，实际上却在从事一些蝇营狗苟的勾当。这就是我们在薄伽丘的《十日谈》
里看到的现象。从理论上来说，罗马天主教会本来是上帝设在人间的一个
机构，是引导人类灵魂上升到天堂的一个梯阶。然而事实上在中世纪中后期，
教会却日益蜕化为一扇引导人们通向地狱的大门，教会成为欧洲社会最腐
335朽、最黑暗的场所。用14世纪著名的文艺复兴大师彼得拉克的话来说，罗
马教会成为全世界的臭水沟，世界上所有污秽肮脏的东西莫不出于这个教
会。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既然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出现了明显的二元分裂，
陷入了这样一种自相矛盾的绝望境界，因此它就只能面对着一个命运，这
就是从根本上改变自身。在中世纪末期，这种改变通过两条不同的途径而
实现：要么抛弃那些虚无缥缈的崇高理想，理直气壮地追求物质利益和感
性生活，公开喊出罗马人的口号：“我是人，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这种
人性解放的要求就导致了文艺复兴运动；要么就真诚地信仰基督教的核心
精神，这种信仰不是虚假的，而是真诚的，无须拘泥于那些外在的刻板戒律，
而是正视人的基本需求和正当欲望，尽可能地把纯正的信仰与道德的生活
结合起来，这种纯洁信仰的要求就导致了宗教改革运动。这两场重大的文
化运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构成了西方文化从中世纪向现代转化的
一个重要枢纽。
(四)中西文化的现代化历程
15、16世纪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关键点，西方文化由此开启了重要的
文化变革历程。从历史起点而言，西方近代社会的一系列文化变革最初都
是由文艺复兴运动发轫的。当然，我们并不能说西方的文艺复兴完全是君
士坦丁堡的希腊逃亡者带来的一份厚重礼物，文艺复兴是不同力量的一种
综合作用的结果，君士坦丁堡的希腊逃亡者充其量只是促进了文艺复兴，
而不是导致了文艺复兴。实际上，但丁、彼得拉克这些伟大的人文主义者
都生活在1453年以前，都生活在13、14世纪，那时候君士坦丁堡还没有
陷落。关于文艺复兴的原因，西方学术界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但是决不能
简单地把它说成是一种历史的偶然，是由于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而导致的一
336个奇迹。另一个方面，对于后来西方现代社会的崛起来说，我个人的观点
认为，宗教改革起到的作用要比文艺复兴更加重要。这是一个学理方面的
问题，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在这里不便展开。但是我们仅从一个基本事实
来看，就可以说明宗教改革的重大历史作用。这个基本事实就是，在宗教
改革运动之前，欧洲的情况是南部经济发达、文化繁盛，北部经济落后、
文化愚昧。但是北部欧洲各国在进行了宗教改革之后，迅速地成长为新兴
的资本主义强国，而顽强抵制宗教改革运动的南部欧洲却在17世纪以后明
显地失去了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优势地位，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中的二流
角色。在15、16世纪这个被汤因比称之为世界历史上的重要分水岭的时代，
在南部欧洲发生了一场文艺复兴运动，在北部欧洲发生了一场宗教改革运
动。这两场不同的文化运动对欧洲社会的转型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尽管它
们都把矛头指向罗马天主教和中世纪陈腐愚昧的神性文化，但是它们的历
史影响却迥然不同。文艺复兴的革新意义主要局限在文学艺术领域和狭义
的文化领域，而宗教改革却导致了欧洲社会尤其是北部欧洲在思想、政治
和经济等方面的普遍变革。
宗教改革运动的重要历史作用，我们可以归结为如下三点，它们分别
由新教的三大主流教派表现出来。首先是马丁·路德的改革，这种改革是
对天主教的虚假形式的反抗，以及对天主教会的道德堕落的愤慨，其结果
导致了一种注重自由精神的新教，即路德的信义宗。这种宗教强调“因信
称义”,强调个人的精神自由，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信仰与上帝直接交
往，而不再需要教士、教阶制度以及繁缛的教会仪式来作为中介。路德的
宗教改革打破了罗马天主教会一统天下的格局，导致了教会的分裂，从而
为信仰的自由和教会的民族化奠定了基础。马克思认为路德的新教破除了
对权威的信仰，却树立了信仰的权威，从而把宗教信仰变成了每个人内在
的精神需要。每个人凭着自己内在的虔诚信仰，就可以与上帝直接交往，
这样就把一种精神的自由赋予了每个信仰者，这种精神自由成为宗教宽容
337和政治民主化的思想前提。
其次是英国的宗教改革，这个改革导致了主张英国国王拥有至尊权力
的安立甘教的产生，安立甘教又叫英国国教会、圣公会。英国宗教改革的
最重要的历史作用是什么呢?它强调国王的权力具有至高无上的神圣性，
强调世俗权力高于教会权力，从而极大地推动了民族国家的成长。大家知道，
民族国家构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前提，如果没有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
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而民族国家要发展，其前提就是国王的权
力必须超越教皇的权力，恺撒的权力必须高于上帝的权力，否则民族国家
就不可能摆脱罗马天主教会的控制而独立发展。如果像中世纪那样，所有
的世俗国家都处于罗马教会和教皇的一统之下，那么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发
展起来的。
新教的第三大主流教派是加尔文教，它最初产生于瑞士的日内瓦，很
快就扩展到北欧诸国，最终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宗教。加尔文教的一个最重
要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它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种重要的合理性根
据。关于这一点，马克斯·韦伯在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
中做了充分的阐述。加尔文教所倡导的那种世俗性的禁欲主义，它所推崇
的勤奋节俭的生活态度和为了增加上帝的荣耀而发财致富的新教伦理，成
为推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巨大精神杠杆。
我们说，新教的这三大主流教派对于西方近代的精神自由发展、民族
国家壮大以及资本主义经济成长，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宗教改
革打破了罗马天主教一统天下、铁板一块的专制格局，使得信仰成为个人
的事情，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与上帝直接沟通，于是就没有必要由
一个强有力的教会组织来维护宗教信仰的所谓正统性了。这样一来，就使
得世俗生活开始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职业劳动也获得了一种神圣性，从
而助长了一种与中世纪的唯灵主义和彼岸精神迥异的生活态度。由于西方
社会内部的这一系列文化变革——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及稍晚一些的启
338蒙运动，继而就导致了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新兴的资产阶级开始在政治
领域中逐渐取代封建贵族的统治。在政治变革基本完成之后，又出现了经
济领域中的变革高潮，这就是工业革命或产业革命。在完成了文化的、政
治的和经济的这三场变革以后，到了18世纪下半叶，一个崭新的西方工业
文明开始崛起于欧洲西北部。接下来的历史，就是西方工业文明在不断扩
张的过程中，在全球殖民化和西方化的过程中，如何把东方那些传统的农
业文明一个一个加以征服和同化的故事。
我们中国文化，如同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一样，从这个时候
起就开始面临着来自西方的威胁。我刚才讲了，中国文化在中世纪非常繁
荣，但是随着西方工业文明的崛起，中国文化就相形见绌了。西方文化对
中国的渗透，早在利玛窦等传教士来华传教时就已经开始，但是大规模的
和正面的中西文化碰撞是在鸦片战争以后。鸦片战争不仅打破了中国闭锁
了数百年的国门，而且也极大地冲击了中国人夜郎自大、唯我独尊的保守
心理。作为对西方文化挑战的第一个回应，林则徐、魏源等人提出“师夷
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这种思想导致了洋务运动的开展。从恭亲王到李鸿
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大办实业，开煤矿，建工厂，
组建北洋水师，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即后来人们常说的“中体西
用”的主张。然而甲午海战一役，洋务派按照西方模式组建起来的北洋水
师全军覆灭，进一步觉悟的中国人发现问题的症结不在于器物，而在于制
度，于是就有了康梁变法，试图用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取代中国的君主专制。
但是“百日维新”以失败而告终，继而爆发了辛亥革命，主张学习西方的
民主政治来改变中国的专制体制。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满人的专制政权，
但是革命的果实很快就被袁世凯篡夺，中国不仅没有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
而且社会危机更加深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们经过进一
步的反思，最后得出结论，认为中国最根本的问题，既不在于器物，也不
在于制度，而在于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在于国民性，要想富国强兵，首先
339必须对国民性进行根本性的改革。这样一种更加深刻的反思，就导致了中
国近代史上蔚为壮观的一场文化变革运动，这就是“五四运动”,以及与
“五四运动”相伴随的新文化运动。在新文化运动中，激进的中国知识分子
们认为，中国在各方面都不如西方，不仅器物不如人，制度不如人，而且
道德也不如人，从而提出了彻底批判中国文化，全盘接受西方文化的主张。
这种“全盘西化”的思想带有矫枉过正的明显痕迹，但是在当时，它对于
中国封建文化的冲击是非常猛烈的。
然而，正当中国的启蒙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时，中国的殖民化程度却
在日益加深，特别是“九一八事件”爆发之后，亡国亡种的现实威胁成为
压倒一切的首要问题。中国人不得不放弃文化上孰优孰劣的争论，同仇敌
忾地投身于抗日图存的斗争中。经过抗日战争和四年内战，随着民族主义
意识日益高涨，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发生了一种微妙的变化。一方面
我们承认，西方文化中有很多东西都比中国更先进，另一方面，面对着西
方列强对中国的殖民侵略，中国人深切地感受到一种国格和民族尊严方面
的屈辱。这种矛盾心理由于二战后政治意识形态对立和两大阵营对垒的国
际格局而进一步加深，以至于到了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国人对于西方文化
的态度就由盲目崇拜转向了彻底否定。“全盘西化”的价值取向曾一度转变
为“全盘苏俄化”,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又由于中苏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
而变为彻底的文化孤立主义，既反“美帝”,又反“苏修”,中国人再一次
陷入了明朝中叶以后的闭关锁国、孤芳自赏的封闭心态中。到了改革开放
以后，这种自我封闭的状态才被打破，在短短的20多年时间里，中国似乎
又重复了一次近代以来首先学习西方的器物文化，然后学习西方的制度文
化，最后学习西方的精神文化的过程。
毋庸置疑，中国要想发达，要想强盛，必须广泛吸收和学习西方的先
进文化。但是同时，我们通过改革开放以后数十年的实践经验得出一个重
要启示，那就是如果我们亦步亦趋地跟着西方文化后面走，我们永远都只
340能是一个跑龙套的二流角色。一个民族要想强盛，固然不可夜郎自大，但
是同样也不可妄自菲薄，这两种极端都是应该避免的。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中国人经过长期的文化反思，经过近代以来惨痛的经验教训，终于悟
出了一条道理，那就是未来的中国文化，其发展必须首先以自己优秀的文
化传统作为基本的思想资源，作为坚实的精神根基。在这个基础上，广泛
地吸收西方的各种先进文化，吸取其精华，通过“和而不同”的文化互补
和融合更新，以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只有这样，我们中国文化才
能立于不败之地，才能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使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得以
发扬光大、活力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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