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文明”概念的说明
近年来，由于学术界对文化问题的普遍关注，“文化”一词已经成为一
个极为时髦的概念，它不仅指称一切具有特定内涵的历史主体和实体(如
“中国文化”“西方文化”等),而且也表示人们的一种受教养和受训练的状
态(文化程度、文化品位等),以及人们所从事的知识领域和所获得的实际
成就(如科学、技术、文学、哲学等文化事业和文化成果)。这个词甚至还
被世俗社会广泛地用于一切感性的日常生活之中，从而就出现了诸如“酒
文化”“茶文化”“性文化”“鬼文化”“课桌文化”“厕所文化”,以及其他
种种含义宽泛得令人难以把握的用法。法国学者路易·多洛在《个体文化
与大众文化》一书的导言中指出，如果用电子计算机对当今最时髦、最显
著的词语概念进行统计，那么居于首位的必定是“文化”一词。美国学者
克虏伯和克勒克洪在《文化——关于概念和定义的评论》一书中列举了关
于“文化”一词的161种定义，这些定义包括：文化是一套价值观念；文化
是习得的行为规范；文化是一种结构符号；文化是人类的生物本性；文化
是一种社会机体论；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
财富的总和，以及其他各种纷纭不一的说法。面对着如此杂多的解释，要
024想概括出一个能被人们普遍接受的标准性定义，看来只能是一种徒劳的善
良意愿。事实上在当今社会中，“文化”一词由于其概念边缘的模糊性正在
越来越多地被滥用，当代法国学者维克多·埃尔对那种把互不相干的单词
任意组合并冠之以“文化”的做法抱怨道：
几年前，一直习惯于把革命看作是与政治和社会动乱相联系的群众现
象的欧洲人，突然惊愕地得知中国正在投身于一场“文化革命”。在许多称
为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创立了“文化宫”。在不少国家的政府中设立了“文化
部”或“文化国务秘书处”。由国家政权承担某些文化任务的做法反过来产
生了新的职位；于是，便有了“文化活动”“文化事务”“文化官员”的说法。
此外，还签署了“文化宪章”。
因此，在当今这个大众传播媒介和多国公司的时代，“文化工业”的建
立也就丝毫不足为奇了。“大众文化”向“文化工业”提供了“文化市场”,
而且还是一个有物质利益可图的市场。某些人公开表示不相信“阳春白雪
式的文化”,他们力图推行“下里巴人式的文化”。①
关于“文化”一词的词源考证及其词义的演变延伸过程，国内近年来
出版的许多文化学著作都已经做了充分的探讨，在这方面较为细致且具有
说服力的考辨可参阅张泽乾教授的新作《法国文明史》。在该书的导论中，
他对“文化”一词的拉丁语词源cultura以及与此相关的两个拉丁词colere(耕
作)和cultus(崇拜)的原始含义和历史演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且介绍
了“文化”概念在近代西欧的意义确定和意义延伸过程。②尽管在对“文化”
概念的理解上存在着极大的分歧，但是迄今为止，对于学术界来说，最权
威的“文化”定义当推英国人类学家泰勒所作的解释。这位杰出的学者在
① 维克多·埃尔：《文化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第1-2页。
② 参见张泽乾：《法国文明史·导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025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中写道：“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
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
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①
在泰勒的上述定义中，“文化”与“文明”这两个概念被等量齐观，在
二者之间未做任何区别。对于大多数从事文化学研究的人来说，都习惯于
像泰勒一样，在“文化”和“文明”之间不做区别。但是，倘若我们要深
入地研究人类迄今为止的历史发展进程，就必须在这两个概念之间做出明
确的区分。因为事实上，如果我们像泰勒那样把“文化”界定为处于一定
社会关系中的人的各种能力和习惯的“复杂整体”,那么我们就必定要承认
作为历史结果的这个“复杂整体”需要一个历史的主体或实体来承担，这
个在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中呈现为种种文化“样式”的主体或实体就是所
谓的“文明”。简言之，“文化”表示一种历史结果和状态，而“文明”则
是这种结果和状态的负载者，或者如汤因比所说的，是历史研究中的一个
“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单位”。
“文明”(civilization)一词和“文化”(culture)一样，也源于拉丁语。
在拉丁语中有两个词可以看作是“文明”一词的前身，即civilita(城邦国家)
和civilis(城邦中有组织和法制的市民生活),而这两个词又同源于拉丁语
civis,这个根源性词语的本义是“城邦居民”,由此可见“文明”一词最初
是与“城邦”(polis)相联系的。在文艺复兴时代以来的近代西方思想界中，
“文明”概念首先是作为一个与“野蛮”相对立的形容词而出现的，它的一
般含义是“讲文明的”“有教养的”等。美国学者菲利普·巴格比指出：“‘文
明’一词有一个几乎完全类似于‘文化’一词的发展过程。起初，它意指
① 转引自庄锡昌等编：《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9-100页。
② 与“文化”一样，“文明”一词在当今也面临着被滥用的前景。在某种意义上，“文明”一词正在由
一个具有特定的历史内涵的实体性概念变为一个表示某种教养状态的形容词，以至于我们常常说，某个
人是讲文明的，某种行为是文明的或不文明的，等。
026个人修养的过程，或许它比‘文化’一词更侧重于社会的风范。……在18
世纪后半叶，‘文明’像‘文化’一样也开始意指修养的状态而不是它的过
程。有时，它或许还意指一种特定的行为模式，诸如作为修养结果的优雅
风度和充满和平的政治生活。”①据利特雷介绍，“文明”一词于1835年首次
正式出现于《法兰西学院词典》中，利特雷据此对该词所下的定义是：“文
明：开化的行为；开化的状态，即工艺、宗教、美术和科学的相互作用所
产生的观念和风尚的总和。”②总之，在文雅的法兰西——近代一切时髦的风
尚和语词都是从它那里首先产生，然后才扩散到欧洲其他各国(丹纳因此
将 17世纪以后的法兰西称为“欧洲的教师”)——“文明”一词的意义几
乎就等同于“彬彬有礼的举止”“优雅的风度”和“高贵的教养”。就其意
指一种“开化的状态”而言，“文明”一词实际上已经与“文化”一词相混
同。对“文明”概念的这种理解也由法兰西而影响到欧洲其他国家的思想
界，正因为如此，泰勒才在其所作的定义中有意识地将这两个概念完全混
为一谈。
对“文化”和“文明”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做出界定，这对于我们
的文化学和文明史研究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工作。只有当我们廓清了上述
两个基本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时，我们的研究工作才可能取得积极性的进展。
19世纪末叶以来，一些西方学者不满足于泰勒将二者混为一谈的做法，试
图对这两个概念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做出说明。德国社会学家巴斯将“文化”
界定为“人对自然的支配”,将“文明”界定为“人对自身的支配”;汤尼
斯等人则把“文化”定义为“价值、规范的原则以及观念的结构”,而将“文
明”定义为“实践的和理智的知识实体和控制自然的技术手段的总和”。③
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在其巨著《西方的没落》中创造了一种独辟蹊径
① 菲利普·巴格比：《文化：历史的投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9页。
② 参见维克多·埃尔：《文化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页。
③ 参见菲利普·巴格比：《文化：历史的投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1页。
027的见解，他把“文化”看作是一个具有周期性的生命节律，经历着萌芽、
生长、成熟、衰败等发展阶段的有机体，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观念、情
欲、愿望和感情，都有自己的生活与死亡过程；而“文明”则是“伟大文
化”停止发展的衰败时期的僵死的东西，是“一种文化的有机的和逻辑的
(organic-logical)结果、完成和结尾”。“文明”之于“文化”,正如“已成”
(become)之于“方成”(becoming)、僵硬刻板的理智之于生机盎然的灵魂、
垂暮的肌躯之于青春的生命，乃是一种全然丧失了创造力的“木乃伊”状态。
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七个文化(即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印度文化、
中国文化、古典文化、阿拉伯文化、墨西哥文化),都在经历了前文化阶段、
文化阶段和文明阶段这三个相继的历史过程之后，走向了精神上的死亡幽
谷，陷入了一种无历史的和无生气的存在状态；只有西方文化仍然具有生
命力，但是它也已经由生机勃勃的文化阶段进入了缺乏创造力的文明阶段，
因此实际上也已经踏上了衰落的路途(他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谈论所谓“西
方的没落”的)。由此可见，“文明”是“文化”的最终归宿和坟冢，是灿
烂的文化骄阳即将消失于沉寂的地平线之前的最后一抹瑰丽的余晖晚照。
斯宾格勒在这部巨著中这样写道：
每种文化都有它自己的文明。文化和文明这两个词一直是用来表达
一种不确定的、多少带有一点伦理意义的区别的，在这本书里是第一次当
作一种周期性的意义来用，用以表达一种严格的和必然的有机连续关系
(organic succession)。文明是文化的不可避免的归宿，根据这一原则，我们
得出一种看法，使历史形态的最深刻和最重大的问题可能获得解决。文明
是一种发展了的人类所能做到的最表面和最人为的状态。它们是一种结束，
已成的跟随着方成的，死跟随着生，僵硬跟随着扩展，理智时期和石建的、
石化中的世界城市跟随着大地和多立斯时期、哥特时期的精神上的童年。
它们是一种终结，不可挽回，但因内在的需要，一再被达到。
028……一句话，希腊的心灵——罗马的才智；这一对照就是文化与文明
的区别素。……作为一种历史进程，纯粹的文明就是要不断地摧毁那些业
已变成无机的或僵死的形式。①
斯宾格勒对“文化”和“文明”的这种界定如同一个巨大的阴影一般
笼罩着思想界，正如19世纪的哲学家们都无法完全绕开康德一样，20世
纪的历史哲学家们都无法真正地回避斯宾格勒，无论他们对他是采取赞赏
的态度还是批判的态度。20世纪最杰出的历史哲学家、文化学家和社会学
家，如汤因比、克罗伯尔、索罗金等人，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斯宾格勒的
“文化形态学”的影响。法国现象学派哲学家利科尔认为，“文明”和“文
化”均是一种时空结构，差别仅在于二者穿越时空的方式不同，他说道：“对
于人类来说，有两种穿越时间的方式：一种是构成积淀与进步基础的文明，
一种是被置于继承和创新法则之上的文化。”②在这里，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斯
宾格勒定义的明显痕迹。
然而，斯宾格勒对“文化”与“文明”的界定正如他的整个历史哲学
体系一样，带有德国先验的思辨传统的浓重气息。如果说19世纪的黑格尔
把人类的全部历史解释成“绝对精神”实现自身发展和自我认识的外在场
所和进化过程，那么 20世纪的斯宾格勒则把人类历史解释成“文化有机体”
生死兴衰的周期性循环，并在这种先验的或形而上学的思辨基础上提出了
他的跨越具体历史时空的“同时代的”概念。③针对着这种德国式的思辨传
统，汤因比站在英国经验论的立场上创立了自己的“文明形态论”。在《文
明经受着考验》一书中，这位 20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哲学家谈到了斯宾格勒
①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上册，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54-55页。
② 参见许国璋：《文明和文化》,载《外语教学与研究》1990年第2期，第28页。
③ 参见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下册，附表1、2、3,即““同时代的’精神时代”““同时代的’文化
时代”和““同时代的’政治时代”,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029的思想体系对他所产生的强烈震撼作用——当纳米尔教授把斯宾格勒的《西
方的没落》推荐给汤因比时，他立即被“这些充满历史洞见之光的篇章”
所折服，甚至怀疑自己所探讨的各种问题都已经被斯宾格勒处理过了。他
的两个主要观点，即历史研究的单位不是任意分隔的民族国家或城邦而是
具有某种内在的精神联系的文明社会，以及所有这些文明社会的历史在某
种意义上都是平行的和同时代的，恰恰也正是斯宾格勒体系中的主要观点。
这种基本观点上的相似是令人沮丧的。然而，当汤因比把眼光投向文明起
源这个关键性问题时，他马上就发现了德国的先验论与英国的经验论之间
的巨大差别。虽然达到了相同的结论，但是他与斯宾格勒所走的路线却完
全不同。汤因比指责斯宾格勒在这个问题上是最没有启发性的教条加宿命
论者，“按照他的观点，文明的产生、发展、衰落和衰败一成不变地与一张
固定的时间表一致，并且对此没有提供任何解释”V。与这种先验的方法相
反，汤因比所遵循的路线是通过经验的历史考察来揭示文明发生和嬗变的
具体过程。
当汤因比开始自己的历史研究时，他已经把斯宾格勒对于“文化”和
“文明”所做的形而上学的区分抛到了一边，而将文明本身当作一个经验的
历史对象来加以考察。在汤因比那里，“文明”与“社会”这两个概念通常
是相互通用的，它们被当作一些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历史研究单位或历史
实体，即“文明社会”;而“文化”并没有被作为一个独立的对象来加以讨论，
实际上是被当作那些变化发展着的历史实体(“文明社会”)在不同的时空
形态中所呈现出来的各种具体现象。在汤因比那里，“文明社会”成为历史
研究的主要对象，他明确地写道：
历史研究的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单位既不是一个民族国家，也不是另
① 汤因比：《文明经受着考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页。
030一极端上的人类全体，而是我们称之为社会的某一群人类。我们发现在今
天的世界上还有五个这样的社会，此外还有一些死灭了的社会的化石遗物；
同时，在探索这些现存社会中属于我们的那个社会的诞生情景时，我们触
到了另一个非常可以注意的社会的坟墓，而我们的社会同它有着一种子嗣
关系——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子体”关系。(
汤因比正是遵循经验论的立场，从现存的五个文明社会，即西方社会、
东正教社会、伊斯兰教社会(又可分为伊朗社会和阿拉伯社会)、印度社会、
远东社会，追溯出与它们有着亲体—子体关系的四个已经消失了的文明社
会，即古代希腊社会、叙利亚社会、古代印度社会和古代中国社会。然后
再进一步溯寻出埋藏在这些古代文明社会的地基之下更为古老的几个亲体
文明，即米诺斯社会、苏末社会(包括赫梯社会和巴比伦社会)、印度河流
域的哈拉巴文明以及黄河流域的中国夏商周文明。这些成功地进行了亲体—
子体嬗变的文明社会，再加上几个未能“开花结果”的文明“化石”——
古代埃及社会和美洲的安第斯社会、墨西哥社会、尤卡坦社会、玛雅社
会——共同构成了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和迄今仍然存在着的二十来个
文明社会，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因循嬗变过程，则成为历史研究的全部
对象。
汤因比在谈到各个文明社会发生亲体—子体嬗变的历史契机时，特别强
调了三个因素的重要作用。第一个因素是作为旧社会最后阶段的统一国家
(即斯宾格勒所说的“恺撒主义”),第二个因素是在旧社会的母腹中成长起
来并孕育着新社会的萌芽的教会，第三个因素是给予摇摇欲坠的旧文明社
会以最后一击的蛮族入侵(它的结果是导致了一个普遍混乱的蛮族英雄时
代的来临)。汤因比认为，在这三个因素中，第二个最重要，第三个最不重要。
① 汤因比：《历史研究》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6年版，第14页。
② 参见汤因比：《历史研究》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绪论。
031在汤因比的历史哲学观中无疑包含着这样一种思想，即多元的文明历史是
为一元的宗教历史开辟道路的，因此高级宗教相对于文明而言就构成了目
的，而文明仅仅只是实现目的的工具。他本人多次强调：“文明的历史是多
元的、反复的，但是宗教的历史似乎是一元的、连续前进的。”“如果宗教
战车的运动方向永恒不变，那么文明盛衰周期反复的运动就不仅仅是对立
的，而且是从属的。在促进宗教的战车以生——死——生的‘悲苦的轮子’
在地面上回转而向着天国上升中，它也许可以适合它的目的，并且找到它
的意义。”“一些不同的文明汇聚在一起，并且由于这些文明的碰撞而在这
个世界上又诞生了另外一些种族和高级宗教的社会。……较高宗教的世俗
史，只是天国生活的一个方面，而这个世界只是天国的一个行省。”①
与其对统一教会的历史作用的赞美态度形成鲜明对照，汤因比对蛮族
入侵的历史后果却极尽贬抑。在他看来，文明形态的嬗变主要应归功于旧
社会中的内部无产者(他们以一个新兴的教会作为精神上和组织上的归宿),
而不是那些剽悍野蛮的外部入侵者。他鄙夷地把那些蛮族入侵者称为“啄
食腐尸的兀鹰或是在臭骸里钻出钻进的蛆虫”,而将蛮族大入侵所导致的
“英雄时代”看作是新旧文明之间的一段愚蠢和罪恶的卑贱插曲。他在论及
古典社会末期的蛮族大入侵和蛮族继承国家的历史作用时写道：“他们的朝
生夕灭的继承国家在这个间歇时期或英雄时代里和教会一起分占了这个历
史舞台。同教会比起来，他们的贡献是微不足道的，等于没有的。他们差
不多全部都在间歇时期还没有结束以前就毁灭于暴力之下。”汤因比还反驳
了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蛮族入侵给腐朽的文明社会“注入了新血液”的观点。
这种完全否认蛮族入侵者对于新文明体系的文化贡献的偏激态度，实际上
是汤因比对“前一世代的西方历史学者们”(指鼓吹“雅利安种族优越论”
① 汤因比：《历史研究》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79、111页；汤因比：《文明经受着考验》,
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序言第3-4页。
② 汤因比：《历史研究》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6页。
032的戈宾诺伯爵和张伯伦等人)的种族主义史学观的一种矫枉过正的反应。
把文明社会当作历史研究的一个“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单位”或有机
整体来加以对待，并且将某种共同性的精神纽带作为一个文明社会的凝结
剂(这种共同性的精神纽带一般表现为某种高级宗教，我在本书中经常称
之为“宗教—伦理价值系统”),这种观点无疑是慧眼独具的；至于从那些
被某种高级宗教的精神纽带所联系着的文明社会或文明体系出发，去溯寻
出这些文明体系的“幼稚状态”或亲体形态，这种做法同样也是无可指责的。
尽管人类文明的现状与五千年前文明刚刚从原始状态中脱颖而出时的状况
相比，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在今天的文明社会与古代的文明
社会之间存在着的亲体—子体关系却仍然是明显可辨的。在有些文明体系
中，如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这种文明历史的渊源关系清晰可见；在另一
些文明体系中，如印度社会和伊斯兰教社会，虽然在其长程历史图卷中充
满了扑朔迷离的种种插曲，但是透过纷纭的历史现象，我们依然可以把握
住一条基本的文化脉络。在中国，我们可以通过儒家伦理一殷商巫观意识
这条精神纽带将秦汉以降的中国社会与先秦时期的亲体文明联系起来；在
西方，我们可以通过基督教一希腊罗马多神教这条精神纽带将中世纪以来
的西方社会与古典文明相联系，并且通过后者继续追溯到米诺斯亲体文明；
在印度，我们可以通过印度教一佛教—婆罗门教这条精神纽带将莫卧儿王
朝以来的印度社会与笈多王朝、孔雀王朝以及雅利安语入侵者所创建的吠
陀文化相联系，并最终追溯到蛮族入侵之前的印度河流域亲体文明；在伊
斯兰教社会，我们可以通过伊斯兰教一袄教—巴比伦原始宗教这条精神纽
带将阿拔斯王朝以后的西亚文明与波斯帝国的历史联系起来，并且再进一
① 吠陀(Veda)意即“圣知”或“光明”,是入侵印度河流域的雅利安人所创立的婆罗门教的圣典，同
时也是雅利安人原始神话的重要文献和古代印度文明的史诗。它由《梨俱吠陀》《沙摩吠陀》《耶柔吠陀》
和《阿闼婆吠陀》等四部吠陀书组成，以神话的形式记载了雅利安人与印度河流域的土著(达萨)之间
的战斗以及入侵印度的各雅利安部落之间的斗争。
033步寻找后者与美索不达米亚亲体文明之间的内在联系。
这样一来，整个人类文明的错综复杂的“戈耳狄俄斯之结”就被解开
了。①除了上述四大文明体系之外的其他各民族国家和地区，都可以用这样
或那样的方式与这四大文明体系联系起来。例如，美洲新大陆和澳大利亚
的文明是近代西方文明的一个历史结果(尽管在西方殖民主义者到来之前，
美洲也曾经存在过自生自灭的文明社会);南亚和东南亚诸国显然是处于印
度教和佛教的影响之下；东亚诸国与中国具有文化上的血缘关系；从中亚
到小亚细亚的伊朗、阿拉伯和突厥文化圈都可以看作是伊斯兰教社会的不
同组成部分；东欧和巴尔干半岛的东正教社会与西方基督教社会有着共同
性的文化渊源；非洲则由于进入文明历史的时间较晚(它的文明化过程是
与殖民化过程同步的),且刚刚开始摆脱西方殖民主义文化的影响，因此目
前尚处于未定位的文明形成阶段。而当我们把眼光向上追寻时，各大文明
体系的主脉络就更加明晰了。例如在15世纪这个世界历史的重要分水岭上，
整个旧大陆的文明体系非常明显地划分为西方基督教文明体系(以及它的
支裔东正教社会)、中东伊斯兰教文明体系、东亚儒家文明体系和在伊斯兰
教统治者的压力之下顽强地生存着的南亚佛教—印度教文明体系。如果我
们进一步把眼光向前推移至耶稣诞生的时代，我们就会发现从直布罗陀海
峡一直到中国东海海岸的几乎整个旧大陆文明世界基本上都处于罗马帝国、
波斯安息王朝(帕提亚)、中亚和印度的贵霜王朝以及中国的汉王朝这四大
帝国的统治之下。同样地，如果我们再继续向前追溯1500年，就会在漫无
边际的蛮荒世界中，发现克里特岛的米诺斯文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一巴
比伦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巴文明和黄河流域的中国商代文明这四条潺
潺流淌的文明的活水源头或文明绿洲，只是在这四者之外又多了一个由于
① 戈耳狄俄斯是希腊传说中小亚细亚地区的一位国王，他曾用一个极复杂的绳结把牛轭捆在牛车上，
并且宣称：谁若能解开这个结，他就将成为整个亚细亚的统治者。据说马其顿王亚历山大东征亚细亚时，
虽未能解开这个绳结，却用短剑斩断了它。
034未能成功地进行“文化杂交”而绝嗣的文明“木乃伊”——埃及文明。
在本书中，我的基本宗旨就在于展示这些文明体系之间的横向联系和
每一种文明体系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亲体一子体的形态嬗变。
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问题并不是列举出不同时代的各种文明形态，
而在于说明各种文明形态之间发生嬗变的根本动因。在这个问题上，我与
汤因比是截然对立的。在他看来是新旧社会转变过程中最不重要的因素——
蛮族入侵及其所导致的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在我看来却是最能够说明问
题的根本性动因。因此，我把从公元前2000年初期(甚至更早)开始一直
到15世纪结束的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几次大规模入侵活动及其所引起的
民族大融合——我借用一个生物学概念称之为“文化杂交”——看作是“泛
西方化”时代来临之前人类文明形态嬗变的关键性因素，并把汤因比极其
重视的高级宗教和统一教会看作是这种“文化杂交”的一个最重要的，甚
至是划时代的历史结果。这样一来，对于汤因比来说是纯粹外在性的、微
不足道的蛮族因素(即那些“啄食腐尸的兀鹰或是在臭骸里钻出钻进的蛆
虫”),对于我来说恰恰成为致使文明社会发生痛苦的“蜕皮”过程的重要
催化剂。因此，我把文明形态的嬗变解释为文明与野蛮之间进行“文化杂交”
的一种历史效应，这种“文化杂交”不仅将充满旺盛生机的蛮族文化的“新
血液”注入日益衰朽的文明社会躯体中(尽管这个“注入新血液”的过程
在表面上表现为混乱而野蛮的“黑暗时代”或“英雄时代”),而且也导致
了许多具有优良性状的文化新品种的出现，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文化新品种
就是作为成熟的文明社会的精神纽带的高级宗教。
蛮族入侵和“文化杂交”对于旧大陆文明体系嬗变的重要影响可由下
图看出：
035米诺斯文明
苏美尔文明
埃及文明
(绝嗣)
哈拉巴文明
中国商代文明
雅利安人和其他游牧民族的大入侵，“轴心期”的来临和高级宗教的产生
希腊罗马文明
波斯帝国
古代印度文明
秦汉帝国
匈奴人和亚欧草原游牧者的大入侵，统一教会的确立和宗教时代的来临
基督教文明
(含东正教社会)
伊斯兰教文明
佛教—印度教文明 中国儒家文明
蒙古人和突厥人的大入侵间接导致了西方近代文明的崛起
“泛西方化”时代西方文明对非西方文明的征服及其文化冲突
在本书中，我把“文明”当作一种独立地承担着历史运动的主体和实
体(或者如汤因比所说的是一种“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单位”)。就旧大陆
的范围而言，这样的文明实体一共只有五个(其中埃及文明后来成为“绝
嗣的”文明“化石”),尽管它们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曾经采取了各种
不同的文明形态。而“文化”则是处于不同形态之中的文明实体所呈现出
来的种种现象和样式，具体地说，是在文明演进和形态嬗变过程中积淀下
来的那些具有连续性和继承性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生活方式和制度器
物。此外，从概念的外延上来看，“文明”一词的词根与“城市”有着密切
的联系，而“文化”一词则源于“耕作”“养殖”和“崇拜”,它的外延比
“文明”更宽泛。因此，凡是能够进行耕作、养殖活动并且有着最原始的图
腾崇拜的社会都有自己的文化，甚至连那些尚未进入耕作养殖阶段的旧石
036器时代，我们通常也以“文化”冠之。在这里，“文化”一词的外延已经超
出了耕作养殖而扩展到使用工具这个层次，所以我们才会有“旧石器文化”
这个概念。相形之下，文明的外延则要狭小得多，它必定要与城市、国家、
文字、宗教、阶级(最初的特权阶级几乎都是祭司集团)以及职业性的工
艺技术等事物联系在一起。因此我们可以说“旧石器文化”和“原始文化”,
却不能说“旧石器文明”和“原始文明”;同样地，对于那些追逐水草而居
的游牧民族(或所谓“蛮族”),我们可以说他们有自己的文化(即“游牧
文化”),但是这种文化并不能构成文明。就此而言，文明可以看作是特定
性和稳定性的高级文化系统，用巴格比的话来说，文明“似乎指一种较高
级的，较发达的文化形态，或者较特殊地指城市文化”。“文明是在城市中
发现的那种文化，这样，文明就是那种具有城市建筑和城市居民的特征的
文化。”①
二、文明发生的人类学背景
关于人类起源的问题，数千年来一直有种种不同的说法。古希腊的一
些哲学家如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认为，人类与宇宙一样，
始终就存在着，因此无所谓开端问题。另一些哲学家如伊壁鸠鲁、卢克莱
修等则更多地汲取了希腊神话的成分，认为人类是“偶然地”从泥土与水
中孵化出来的②,或者是由天体和星系结合而形成的。到了基督教产生之后，
关于上帝创世造人的说法日益成为对人类起源问题的权威性回答。西方人
① 菲利普·巴格比：《文化：历史的投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0、194页。
② 在希腊神话以及更早的巴比伦神话中，都把水或海洋看作是最原始的东西。如巴比伦神话著作《恩
努马一艾利希》中把淡水阿卜苏和盐水提阿马特说成天地的“生父”和“生母”;希腊的荷马史诗《伊利
亚特》中，天后赫拉把大洋神俄刻阿诺斯和海洋女神忒提斯称为“神们的始祖”。正是这种对水和海洋的
崇拜使得“哲学之父”泰勒斯把水说成万物的始基。
037越来越坚定地相信，全人类都是由最初的那一对人(亚当和夏娃)繁衍而来，
凡是对此表示怀疑的人都会被教会判为异端。教会人士在对《圣经》中上
帝造人的时间进行不厌其烦的考证后宣称：亚当和夏娃是在距今约6000年
以前被上帝创造的。17 世纪，剑桥大学名誉副校长、神学家莱特富特博士
甚至更为精确地计算出：“人是在公元前4000年10月23日早晨9点由上
帝创造出来的。”①
关于人类的不同种族的产生问题，《圣经》中也提供了依据。在《创世记》
中，记载了洪水消退以后挪亚和他的三个儿子闪、含、雅弗重返陆地，繁
衍后代，分宗立国的故事。从此以后，闪、含、雅弗的子孙们就“各随他
们的宗族、方言、所住的土地、邦国。这些都是挪亚三个儿子的宗族，各
随他们的支派立国，洪水以后，他们在地上分为邦国”。这种说法后来被居
维勒当作依据来进行人类学分类，认为闪、含、雅弗分别是蒙古种族、非
洲种族和高加索种族的始祖，而含的后代皮肤之所以是黑色的，是由于挪
亚对含的儿子迦南的诅咒所致。维柯在《新科学》中对人类种族分化和迁
徙的情况描述道：
异教人类的创建者们一定都是属于三个民族，即含族(Ham)、雅弗
族(Japheth)和闪族(Shem)。这三族相继逐渐背弃了他们的共同的父亲挪
亚的真教，而在氏族制度中只有真教才能凭婚姻的联系，从而也就是凭家
庭本身的联系，才把人们维持在人类社会里。作为背弃真教的结果，人们
就拆散了婚姻和家庭，去过杂交的生活，开始在地球上大森林里到处流浪。
含族流浪遍南亚、埃及和非洲其余部分；雅弗族流浪遍北亚或西徐亚，从
这里又穿过欧洲；至于闪族则流浪遍中亚，转向东方走。他们一方面要逃
避大森林中一定很多的野兽，另一方面又要追赶在那种状态中必然是些野
① 转引自A.C.哈登；《人类学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4页。
②《旧约·创世记》第10章，第31-32节。
038蛮的、不驯服的而又羞怯的妇女们，于是大家在寻食物和饮水之中就互相
拆散了。(
上述这些带有明显的宗教臆断色彩的观点自近代人类学尤其是进化论
产生以来，已经逐渐遭到具有严肃的科学态度的人们的唾弃。生物进化论
思想为探索人类起源问题提供了一把关键性的方法论钥匙，而考古学的发
现和某些科技手段(如钾氩测定技术)的运用则使该问题的答案日益明朗
化。如果说在19世纪后半叶美国的一位中学教师因为在课堂上讲授人是由
猿演变来的而受到法庭的审判，那么在今天，把遍体长毛、猥琐丑陋的灵
长类动物说成是衣冠楚楚、举止高雅的人类的祖先的观点已经成为最基本
的常识。
在距今大约1500万年或 2000万年以前，在非洲东部、印度北部和欧
洲中部的原始森林里，生活着一种被人类学家称为森林古猿的灵长类动物。
它们尽管在脑壳形状、躯体结构等方面与现代人大相径庭，但是它们却被
证明是猩猩和人类的共同祖先。在地球气候和生态环境变化的情况下，这
些用四肢在树上攀爬的动物出于觅食的需要，渐渐从树上来到地面。经过
一个漫长的进化过程，它们发展成为能够直立行走的南方古猿(上新世后
期至更新世中期，距今500万～150万年)。现代人类学发掘成果表明，南
方古猿生活的地区主要在南非和东非。自从1924年在南非汤恩地区发掘出
南方古猿的第一个头骨以来，迄今为止，在非洲已经有了一系列重大的人
类学发现。根据发掘出来的化石，可以把南方古猿分为两个种，即南方古
猿粗壮种和南方古猿非洲种。前者体格粗壮而笨拙，以植物为食，它后来
在进化中逐渐走向灭绝；后者则较为灵活，草肉兼食，而且已经会使用一
些简陋的石器工具，从这一支脉中最终发展出直立人乃至智人。
① 维柯：《新科学》上册，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76页。
039随着人类的日益进化，其种族的分化过程也开始发生。在1000万年以
前，人类的远祖曾生活在非洲至印度之间的广阔地带。由于更新世冰河时
代的来临(它大约开始于250万年前，其间至少经历了四次大冰期和三次
间冰期),人类祖先逐渐向非洲和其他较温暖的地区收缩。此后一直到大约
7万年前最后一次冰河时期到来时，人类的活动范围始终被限制在冰原以南
的热带丛林和草原地区(此间唯一的例外是距今约 70万年至20万年的北
京人，他们由于学会了使用火，所以能够生活在结冰线以北的周口店洞穴
里)。在最后一次冰期中，人类已经较普遍地掌握了使用和保存火的技术，
并且学会了缝制兽皮以御寒，因此他们能够在寒冷的北方冰原中越冬和进
行狩猎活动。由于冰期海水下降所造成的陆桥把各大洲连成一个大陆块，
在阿拉伯半岛与非洲吉布提之间的曼德海峡、西伯利亚与阿拉斯加之间的
白令海峡、朝鲜半岛与日本之间的朝鲜海峡、新几内亚与澳大利亚之间的
托里斯海峡，以及从东南亚到爪哇之间的广大海域都有陆桥连通，人类在
迁徙不居的狩猎过程中把足迹踏遍了除北极和南极以外的世界各大洲。大
约在3万年以前，人类就已经散布于亚、非、欧的广大地域，并通过白令
海峡的陆桥移居阿拉斯加，通过爪哇与澳大利亚之间的一些岛屿跳板移居
澳洲。不久以后，西伯利亚的蒙古利亚种猎人在追逐猛犸和驯鹿的过程中
穿越加拿大冰河走廊进入墨西哥和秘鲁的富饶的狩猎场所。在数百万年的
进化发展中，“作为一种热带动物而起源的人类，因为具有文化和技术，所
以能够扩展到温带，并且在最后一次冰河时期向猎物很多的大草原和苔原
地区迁移——从非洲经过欧亚大陆，最后进入新大陆”①。至此，人类史前时
代的漫长而蔚为壮观的大迁徙活动基本结束，人类的各种族在此过程中逐
渐分化和形成。
关于人类种族的分类，比较系统的尝试最初是由17世纪法国旅行家伯
①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主编：《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34页。
040尼埃(F.Bernier,1625—1688)做出的。他在《对地球上现有的不同物种或
人类种族的重新划分》一文中把人类划分为四大种族：(1)欧洲人、北非
人和直至印度的西亚人，这些人虽然肤色不同，但面部特征和体格特征却
极为相似。(2)嘴唇很厚、鼻子扁平和皮肤黝黑的非洲人。(3)面庞扁平、
眼睛细长的亚细亚人。(4)身材矮小、腿粗肩宽、脸长脖短的拉普人。此
外他还考虑把美洲人和南非人归为独立的第五类。到了18世纪以后，随着
分类学和体质人类学的发展，对人类种族的划分也越来越精确和细致。林
奈在《自然系统》一书中根据不同的居住区域和肤色，把人类分为四大种
族，即欧洲白种人、美洲红种人、亚洲黄种人和非洲黑种人。布鲁门巴哈
在林奈分类的基础上把人类分为五种：高加索人、蒙古人、埃塞俄比亚人、
美洲人和马来亚人(包括澳大利亚人)。海克尔根据毛发把人类分为两大类：
(1)羊毛状发种人，包括：A.长有丛毛的种族如巴布亚人、霍屯督人；B.羊
毛状发的种族如卡菲尔人、黑人。(2)直发种人，包括：A.直发型的种族
如马来亚人、蒙古人、美洲印第安人、北极人、澳大利亚人；B.卷发型的
种族如南印度黑人(Dravidas)、努比亚人和高加索人。德尼克尔则根据肤色、
发型、高度、头型、鼻型等各种特征进行综合分类，把人类分为17个种族
集团，其中包括 29个种族。①
归纳人类学家们的种种不同说法，我们可以把人类大体上分为如下几
个主要的种族集团，然而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划分应该是动态的和相对的，
它并不排斥种族在长期演化过程中的相互融合和进一步分化，也不否认某
些具有边缘特征的小种族存在的可能性。这几个种族集团是：(1)分布在
欧洲和地中海地区以及亚洲西部的白种人，通称为高加索种人。在高加索
种人中，又可进一步分为北方金发白肤种人即诺迪克人和南方黑发暗白肤
① 关于人类种族及其分布的各种观点，可参阅AC.哈登：《人类学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
78-89页。
041色种人即地中海人或伊比利亚人。(2)分布在亚洲东部和美洲的黄种人，
通称为蒙古利亚种人。(3)分布在非洲的黑种人，通称为尼格罗种人。(4)
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地区的褐色种人，通称为澳大利亚种人。
著名历史学家韦尔斯认为，那些暗白色的伊比利亚人及其褐色变种可
能是我们人类的最基本的成分，他援引了“赫胥黎地带”的概念来支持这
种观点：
高加索种族的地中海或伊比利亚分支早期分布较广，不像诺迪克人那
样特殊和明显的类型。它在南方和尼格罗人种的家园，在北方、东方和亚
洲蒙古利亚人种的家园都不容易划出分界线。威尔弗里德·斯科恩·布伦
特说，赫胥黎“曾长期怀疑埃及人和印度达罗毗茶人有共同来源，可能在
很早的时候从印度到西班牙有一个褐色皮肤的人的长条地带”。
这个赫胥黎的“地带”,即暗白和褐色皮肤的人的地带，这种暗白—
褐色人的分布甚至超过印度；他们到达太平洋的海岸，他们到处是新石器
文化的原来拥有者，是我们所谓文明的创始者。很可能这些暗白人，就算
这么说吧，是我们现代世界的基本人民。他们的来源，几乎可以肯定地说，
是在地中海以东的某些地方。③
这条“赫胥黎地带”似乎与一种被埃利奥特·史密斯称为“日石文化”
(或巨石文化)的特殊类型的新石器文化有关。考古学方面的成果证明，从
西班牙经婆罗洲到秘鲁的整个地中海—印度洋—太平洋带状地区都存在过
一种类似的文化，它具有如下特点：割礼、产翁(即生孩子后父亲卧床的
习俗)、按摩、木乃伊、巨大石碑、青少年缠头以改变头形、文身、太阳和
① 有些人类学家认为在金发长头的诺迪克人与黑发长头的伊比利亚人之间，还有第三个亚种，即圆头
的阿尔卑斯人，但是反对者们却认为阿尔卑斯人只不过是诺迪克人和伊比利亚人的地方性圆头变种。
② 有一种意见把澳大利亚种人与高加索种人中的地中海(伊比利亚)人合称为暗白色—褐色人种。
③ 赫·乔·韦尔斯：《世界史纲》,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7-148页。
042埃及金字塔
英国巨石阵
乔加·赞比尔的合基庙塔
希腊迈锡尼的巨石城墙
复活节岛上的巨人石像
玛雅金字塔蛇崇拜等习俗。这些习俗在如此广大的地区先后出现，很可能是一种同源
性文化传播所致。而在北方诺迪克人和蒙古利亚人的居住地，或在赤道以
南尼格罗人的家乡，却很少发现这些习俗的痕迹。埃利奥特·史密斯认为
日石文化的起源地可能在地中海或北非地区，随着世代嬗递，它逐渐向东
移动和传播，到达太平洋海岸后，很可能是通过“岛屿的踏脚石”以及擅
长航海的美拉尼西亚人和波利尼西亚人传到美洲。在南太平洋的复活节岛
上至今仍保留着波利尼西亚人辉煌的巨石文化遗迹。在英国萨利斯伯黎的
石垣、克里特的米诺斯宫、迈锡尼的狮子门建筑、埃及的金字塔、美索不
达米亚的台基庙塔(吉库拉塔)和石柱浮雕、波利尼西亚的巨人石像和玛
雅文明的太阳金字塔之间存在着毋庸置疑的文化上的相似性和同源性。埃
及文明和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一阿卡德文明最初或许就是从这种日石文化中
发展起来的，阿拉伯沙漠中的说闪米特语的民族看来也曾经历过同样的文
化阶段。至于南太平洋群岛、美拉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当它们在近代被
欧洲航海者们发现时，仍然处于原始的日石文化状态中。
这条暗白色一褐色人种的“赫胥黎地带”与巨石型的新石器文化(日
石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至今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谜，而人类最初的几个
文明几乎全都从西到东地分布在这条狭长的“赫胥黎地带”上，这种现象
或许更加耐人寻味。
尽管有不同的种族存在，但是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即人种差异的发
生比人类的出现要晚得多。人类的历史如果从直立人算起，距今已有 50万
年以上；如果从南方古猿算起，至少有300万年；再往上如果追溯到腊玛
古猿和森林古猿的生活时代，则可推至1000万～2000万年以前。而人类
种族的分化只是近10万年之内的事情，是在最后一次冰期所造成的冰原与
苔原的扩展和收缩过程中，人类向南极以外各大陆迁徙的结果。人类种族
的差异性并不能否定人类起源的同一性，那些肤色、头型、毛发和其他体
征彼此相异的种族都起源于远古时代的同一祖先。尼格罗种人、高加索种
044人和蒙古利亚种人之间的差异远远小于克鲁马农人与尼安德特人之间的差
异，更不用说南方古猿与智人之间的差异了。人类各种族源于同一祖先或
属于生物分类学意义上的同一种科的另一个有力证据是，各种族成员都可
以通婚并正常地生育；此外他们在智力的先天素质或潜能方面亦无实质性
的差别。“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原始人或当代的澳大利亚土人与其他任何种族
的成员一样，如有机会受教育，也大有希望获得大学毕业。”①
到了距今1万年的最后一次冰期结束时，人类各主要种族在地球上的分
布状况基本定型。高加索种人分布在欧洲、北非、东非和西亚地区，并逐
渐向印度和中亚渗透；尼格罗种人主要生活在撒哈拉大沙漠以南的非洲腹
地，它的一个分支俾格米人(又称小黑人)亦出没于印度和东南亚的热带
丛林中；蒙古利亚种人集中在东亚和南北美洲(原始印第安人);澳大利亚
种人则散布在印度、东南亚的辽阔地带和与世隔绝的澳大利亚及太平洋诸
岛。在上述几个主要的种族集团中，人类最初的文明大部分发生于高加索
种人居住的地区，或者更严格地说，发生在高加索种人中的暗白色伊比利
亚人与褐色的澳大利亚种人共同构成的“赫胥黎地带”,如爱琴文明、埃及
文明、苏美尔文明和印度哈拉巴文明。唯一的例外是中国夏商周文明，它
发萌于蒙古利亚种人居住的黄河流域。
三、文明发生的语言学背景
在19世纪以前，如同对于人类起源和种族分化的看法一样，欧洲人对
人类语言差异的解释也是以《圣经》为主要依据的，这种依据取自《旧约·创
世记》:
①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78页。
045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
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
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耶和
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
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作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作的事，就没有
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
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
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
(就是变乱的意思)
在19世纪初期，西方人通常认为人类最初的祖先都是讲希伯来语的，
随着闪、含、雅弗三兄弟的分迁，才形成了亚洲、非洲和欧洲各群落集团
的不同语言。到了19世纪中叶，由于民族学界和语言学界对所谓“雅利安
语”(印欧语)和“雅利安人”等概念的确立，“雅利安摇篮地”的说法开
始取代“希伯来摇篮地”的传统信念。实际上，早在18世纪末，人们就发
现在梵语、古波斯语、希腊语、拉丁语、日耳曼语以及凯尔特语之间具有
某些相似性和同源性，有人试图在这些彼此分化的语言背后去寻找一种共
同的原始语言根源。19世纪中叶的德国语言学家马克斯·缪勒明确地把这
种共同的原始语言系统称为雅利安语言，与此相应，他还首创了“雅利安
人”这个名词。哈登认为这个名词包含着两种错误设想：“第一种是语言
设想，第二种是地理设想。语言设想就是说印度伊朗语群的历史比其他有
关语群更长。地理设想就是指语言的发祥地是在中亚的古代雅利安娜地区
(ariana)。”②缪勒发明“雅利安人”的概念只是出于学术上的考虑，他后来也
对某些人滥用“雅利安种族”和“雅利安血统”的言论深表不满。尽管如此，
①《旧约·创世记》第11章，第1-9节。
② A.C.哈登：《人类学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38页。
046这种把语言的原始单位与种族的原始单位相混淆的做法仍然导致了极其恶
劣的后果，它几乎不可避免地成为种族优越论和种族歧视论的理论根据。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谈到了“雅利安”或“印欧”这个概念在19
世纪发生误解和歪曲的情况，他考察了那些被尼采称为“黄发畜生”的“黄
头发，灰眼睛，长头型的白种人”是如何被供奉到优越种族的宝座上的过程。
在法国大革命期间，那些剥夺了贵族产业并把他们送上断头台的平民革命
家们为了使自己的行为披上一件“古典的”外衣(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所有
政治派别都极力从希腊罗马时代中寻找理论根据和行动楷模),就把他们自
己说成是高卢人的后裔，而将贵族们的祖先说成是在一千四百年前征服高
卢的法兰克蛮族(日耳曼人中的一支)。因此，这场大革命就意味着，高卢
人在经受了法兰克蛮族的长期统治之后，终于将那些野蛮的征服者赶回了
莱茵河以东的黑暗地带，重新恢复了自己的光荣的古典文化传统。针对革
命者的这种胡说，一个认同法兰克血统的法国贵族戈宾诺伯爵J.阿瑟用一
种更加狂妄的胡说反驳道：
我接受你们的说法。让我们先同意说法兰西的老百姓是源出于高卢人，
而贵族是源出于法兰克人；而且两个种族都一直保持着纯种；而且在他们
的生理的和心理的特征之间确实是有一种明确的而且永久的交互作用。你
们是不是真的认为高卢人代表文明而法兰克人代表野蛮呢?那么你们高卢
人的文明又是从哪里来的?从罗马来的。那么使罗马伟大的又是什么?当
然，是在我们的法兰克人的血管里流动的那种北欧人的血液在早期渗入了
罗马。最初的罗马人——最初的希腊人和荷马时代的亚加亚人也是一样——
原来是黄头发的征服者，他们从充满了生命力的北方冲下来并在软弱无力
的地中海沿岸的无能的土著那里建立了统治。然而经过了长时间之后，他
们的血液被冲淡了，他们的种族变得软弱了；他们的权力和光荣衰微了。
现在已经到了又一次从北方来一批黄头发的征服者的时候，好让文明的脉
047搏再度跳动，而在这些征服者中一定会有法兰克人。①
在戈宾诺伯爵的这种北方种族优越论的影响下，一些德国、英国的语
言学家和历史学家纷纷在“雅利安”或“印欧”这个概念上下功夫，他们
把“印欧”改成了“印度一日耳曼”,把这个概念由语言学单位偷换为人种
学单位，并且把这个杜撰出来的优越种族的发祥地由中亚的雅利安娜地区
移到了普鲁士王国境内。据汤因比介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位狂热
地爱上了德国文化的英国人张伯伦在他所写的《十九世纪的基础》一书中，
甚至把但丁和耶稣也列入印度一日耳曼人之中。由于一些别有用心的历史
学家们的大力鼓吹，关于“雅利安人种”的说法在19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
甚嚣尘上。该说法认为，“凡是讲印欧诸语言的人们，凡是被认为对人类一
切进步有关的人，以及凡是道德上高于‘闪米特人’、‘黄种人’以及‘黑
种人’的人，都是‘雅利安人种’。北欧或日耳曼诸民族则被说成是最纯粹
的‘雅利安人’”②。这种说法后来成为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等“非雅利安民族”
实行惨无人道的种族灭绝政策的理论基础。
如果说人类在种类上具有同源性，那么人类在语言上则可能是异源的。
人类的起源可以追溯至一群遍体长毛的猿猴，而人类的各种语言则是这些
长毛祖先的后裔们在走出热带丛林，分布到世界各地的迁移过程之中和之
后逐渐形成的。语言是人们借以进行共同劳动和社会交往的手段或符号，
这种手段或符号是以地域性和历史性的约定俗成为基础的，因此语言具有
明显的主一客观约定性。这种主一客观约定性即指语言是以一定区域内的
人群集团为单位，在漫长的历史交往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语言原是区域人
群集团长期约定的结果，它反过来又成为该集团成员共同遵循的规范。由
于人类早期各区域人群集团所面临的自然条件、地理环境以及生活习惯互
① 汤因比：《历史研究》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4-65页。
②《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8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767页。
048不相同，因此他们用以指称事物的符号也有所差别。尽管不同地区的人们
在用身体姿态和面部表情(即哑语)来表达思想时存在着极大的相似性，
但是一旦当他们把这种具有普遍性的身体语言转变成某种声音符号和文字
符号时，语言的通约性和相似性就大大地受到了限制——不同的语言即使
能够通过摹声或象形的方式在表述具体事物(具体名词)方面保持一定的
相似性，但是在表述抽象观念(抽象名词)和行为动作(动词)方面，它
们之间的差异性就因习俗等因素的相异而明显地凸现出来。因此，虽然现
代语言学家已经把世界上一千多种语言归结为十几种语系，又从中追溯出
几种原始语群，但是在这几种原始语群背后去寻找一种最古老的共同语源
的尝试至今仍渺无希望。
据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岑麒祥先生的归纳分类，可把人类的语言分为印
欧语系、汉藏语系、闪米特·含米特语系、芬兰·乌戈尔语系、突厥·蒙
古·通古斯语系、伊比利亚·高加索语系、南亚语系、马来亚·波利尼西
亚语系、南印度语系、班图语系和非洲诸语言，以及美洲诸语言等十多种
主要语系，每一语系又包括一些语族，每一语族又可能包括不同的语支。
然而在上述十多种语系中，有一些语系具有历史上的同源性，如芬兰·乌
戈尔语系与突厥·蒙古·通古斯语系从词源上看可以同归于一个“乌拉尔一
阿尔泰语系”,而这个乌拉尔一阿尔泰语系和闪米特·含米特语系又都与伊
比利亚·高加索语系有着某种古老的亲缘关系。韦尔斯从历史演化的角度
着眼，把人类早期的语言分为五大支，即雅利安语(印欧语)、闪米特语、
含米特语、乌拉尔—阿尔泰语和中国语(汉藏语系)。此外还有一些小语群，
如分布在赤道周围的尼格罗人的班图语、努比亚语、苏丹语和霍屯督语；
美洲印第安语；南太平洋群岛的马来亚—波利尼西亚语等。②
① 参见岑麒祥：《语言学史概要》第6章“各语系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
② 参见赫·乔·韦尔斯：《世界史纲》,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65页语言关系图。
049广义的雅利安语(印欧语)是一种流传范围极其广泛的语言，它最初
是活动于多瑙河至南俄罗斯之间的亚欧大陆中部的一些游牧民族的语言。
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绝不应该把语言单位与种族单位混为一谈，说同一
种语言的人并不一定就具有同一血统。在古代，使用原始雅利安语的包括
许多不同的民族和种族，他们是史前时代的凯尔特人和条顿人，稍晚一些
时候的希腊人、罗马人、高卢人、日耳曼人、斯堪的纳维亚人、萨尔马提
亚人、西徐亚人、米底人、波斯人、雅利安印度人，以及斯拉夫一立陶宛
人等。因此，当本书在后面使用“雅利安人”这一概念时，仅仅只是指那
些尚处于史前状态或文明范围之外的操原始雅利安语的各游牧民族(他们
构成了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第一次大冲击的主体),而不是指那种根本就
不曾存在过的所谓“雅利安血统”或“雅利安种族”。
雅利安语从亚欧大陆中部某些游牧民族的原始语言扩展为今天遍布几
乎整个欧洲和部分亚洲地区的庞大语系，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语言融合过程，
这个过程是与史前时期和文明曙光期的民族大迁徙活动同步发生的。关于
操原始雅利安语的各游牧民族在公元前 2000—前1000年间向东、南、西三
个方向的迁徙活动，以及因此而导致的对人类早期几个亲体文明的冲击和
影响，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论及。在这里我们关注的只是由于这种民族迁徙
活动而造成的语言扩张。雅利安语在向西南方向扩张的过程中，与伊比利
亚人的古老的巴斯克语相融合，分化为凯尔特语群、拉丁语群和希腊语群；
在向西北和波罗的海地区扩张的过程中，演变为日耳曼语群和波罗的海语；
在向东北和东南方向扩张的过程中，衍生出斯拉夫语、亚美尼亚语和印度一
伊朗语。上述这些由原始雅利安语分化而成的语群具有某些相同的词根和
相似的语法观念，遵循同一变化规则，即格里姆法则。这些语群或语族在
后来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又进一步分化为不同的语支(如拉丁语群分为意大
利语、西班牙语和法语；日耳曼语群分为斯堪的纳维亚语、德语、荷兰语
和英语等),最终才形成了今天的语言格局。
050第二种原始语系是闪米特语，它主要分布在两河流域和阿拉伯半岛。
说闪米特语的人——在后面的一些地方将把他们通称为闪米特人，这同样
也只是从语言学上而不是从种族学上来使用这一概念——在人种上基本上
属于地中海—伊比利亚人。闪米特语系包括古代巴比伦语、亚述语、腓尼
基语、希伯来语、阿拉米语(叙利亚语)、阿拉伯语、阿比西尼亚语等。在
公元前 3000—前1000年期间，说闪米特语的民族与说雅利安语的民族在地
中海东端通过战争和贸易活动有过频繁的接触。
第三种语言是含米特语，它可能是一种更加原始的语言，有些语言学
家认为，雅利安语和闪来特语都是先后从含米特原始语群中分化出来的，
不过这种观点很难证实。与讲闪米特语的人一样，讲含米特语的人也基本
属于地中海—伊比利亚种族。含米特语包括古代埃及语、爱琴语群、埃塞
俄比亚语和柏柏尔语，此外还可能包括曾一度在中欧和西南欧流行的、非
常古老的巴斯克语。
第四种原始语言是乌拉尔—阿尔泰语，它亦被称为图兰语，分布范围
在亚洲东北部。讲这种语言的主要是蒙古利亚种人。乌拉尔—阿尔泰语后
来分化为拉普语、西伯利亚的萨莫耶特语、芬兰语、马扎尔语(匈牙利语)、
突厥语、蒙古语、满语等。
第五种语言是中国语(汉藏语系),分布范围在中国和东南亚，使用者
属于蒙古利亚种人。除了汉语之外，该语系还包括一些分支，如缅甸语、
暹罗语和西藏语等。
西方一些语言学家认为，闪米特语和含米特语都可能与另一种更古老
的语言有亲缘关系，他们把这种猜测中的古老语言称为“巴斯克一高加
索—达罗毗荼语群”。他们还试图论证，这个语群通过已经绝迹了的古苏美
尔语与蒙古利亚人的乌拉尔一阿尔泰语群联系起来。这种观点看来很难印
证。根据早期人类各群落集团所面对的不同的生活环境以及相互之间的长
期隔绝状态，与其设想人类现有的各种语言都是从一种最原始的语言中衍
051生出来的，不如设想它们是由几种独立起源的相异语言在长期的分化和融
合过程中发展而来。在语法规则和词根方面的相似性，也同样可以用来支
持上述观点，因为两种不同的语言在长期接触的过程中总会通过相互借鉴
而产生某些相同之处。在相邻的语言之间，都会存在着一种自动的亲和作
用，时间一长，这种相互亲和与渗透就使得双方逐渐失去了纯洁性，而越
来越多地吸取外来成分。日耳曼语族与拉丁语族之间的鸿沟在今天已经比
克洛维建立法兰克王国时大大地缩小了，以至于一个法国人要学会说英语
或者一个德国人要学会讲法语都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然而，今天的一个不
列颠人倘若读起莎士比亚的剧作或者弥尔顿的诗歌，一个意大利人倘若读
起西塞罗的散文或者塔西陀的历史著作，一定会如同一个现代中国人读起
骈文和八股文一样感到吃力，更不用说去读那些如同甲骨文和金文一般费
解的原始文字了(尽管这些原始文字更多地保持着本种语言的所谓纯洁性)。
世界上现存的各种语言无一例外地吸收了大量的外来成分，即使是以其单
音节读音和方块字结构而与西方诸语言大相径庭的中国语言，自近代以来，
在西方语言的影响下也发展出拼音系统，用字母拼读法来取代传统的两字
相切读音法，这种拼读方式无疑使中国语言与西方语言之间的森严壁垒出
现了裂痕，从而大大提高了两种语言体系之间的可沟通性。时至今日，在
中国语言词汇中已经融会了大量的西方外来语，而中国的一些传统词汇也
正日益渗透进西方的辞典中。
不同语言相互渗透的趋势与不同文化之间的模仿趋势是一致的。当一
个文明处于繁荣强盛的生长期时，它的语言往往更多地影响四周操其他语
言的民族，而较少被其他语言所影响。然而当它一旦处于衰落期时，相互
影响的趋势就颠倒过来了。例如在希腊罗马文明强盛时，希腊语和拉丁语
远远地渗透于四邻各民族中，而一个确信“条条大路通罗马”的罗马公民
是绝不会去模仿四周的蛮族语言的。在17 世纪以后的古典主义时代，当法
兰西处于文化旗手的地位时，欧洲许多国家的宫廷贵族都以讲法语为荣。
052中国文明当其声势煊赫时，曾以汉字影响了日本和高丽(朝鲜)的语言，
然而到鸦片战争后，汉语词典中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外来词汇，而且整个
读音方式也由于拼音字母系统的产生而趋向西方化了。
当然，有时候也会出现相反的情况——一种文明灭亡了，它的语言却
被其他民族和国家承传下来。这种情况往往发生于文明被野蛮所征服的时
候，或者更确切地说，发生于农耕文明被游牧民族所征服的时候。古典希
腊文化衰亡之后，它的语言经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人的中介，于文艺复兴
时代重返欧洲。罗马帝国被日耳曼蛮族摧毁以后，拉丁语言却在野蛮的日
耳曼人那里被当作一种高雅的艺术品而受到尊重。事实上在整个中世纪，
拉丁文始终作为一种精神特权的标志被唯一的知识阶层教士所垄断——据
说上帝是听不懂粗鄙低劣的日耳曼语的。
总之，语言的传播与扩张、融合与分化是一个动态的和历史的过程，
这个过程既有赖于自然媒介，更有赖于人类的种种社会活动。汤因比对人
类各种语言的传播过程及其手段分析道：
与森林的重重屏障不同，海洋把马来语向东北方向带到菲律宾，向西
南方向传送到马达加斯加。海洋还把波利尼西亚语传遍太平洋上的所有岛
屿，直到远离大陆的复活节岛和新西兰。地中海曾把布匿语、希腊语和拉
丁语传遍沿岸各地，大西洋则把西班牙语、葡萄牙语、英语和法语从西欧
传到美洲。大平原也能像海洋那样把语言传到遥远的地方。首先是印欧语系，
其次是突厥语系，都穿过欧亚大平原，传播到远及大陆东西两陲的沿海地
区。阿拉伯语则穿过阿拉伯半岛，越过北非大平原一直传到大西洋沿岸。
人类的传教活动、军事征服、政治组织和商业贸易等行为，加强了语
言通过自然手段进行的传播。政治上弱小的阿拉米诸部落被亚述人所征服，
但阿拉米语言却传遍了西南亚各地，阿拉米字母甚至远传到蒙古和满洲。
这是由于亚述帝国和第一波斯帝国将这种语言作为行政语言，基督教聂斯
053脱利教派和摩尼教也将它作为宗教祭祀语言。另一方面，希腊语曾经成功
地取代阿拉米语，成为西南亚和埃及的通用语言，这是亚历山大大帝军事
征服第一波斯帝国的结果。军事征服还曾使拉丁语系诸语言向东传到罗马
尼亚，向西南一直传到智利。而拉丁语小小的原始领地，不过是意大利台
伯河的下游地区。①
至于各种语言与文明起源之间的关系，我们通过历史的考察可以发现，
构成人类最初一批文明(即所谓亲体文明)的语言背景的，有含米特语、
闪米特语、中国语和已经消亡了的达罗毗荼语，这几种语言在地理分布上
所形成的一个由西至东的连续带，恰恰就是语言学家们所猜测的古老的“巴
斯克一高加索—达罗毗荼一苏美尔一原始蒙古利亚”语群。而这个原始语
群(如果确曾存在过的话),又恰巧与前面说到的日石文化地带或者暗白
色—褐色人种分布的“赫胥黎地带”基本吻合。事实上，那些创造了日石
文化的暗白色—褐色人种(从西班牙的伊比利亚人到印度的达罗毗荼人),
正是含米特语、闪米特语和达罗毗荼语的最早使用者。至于后来流传很广
的雅利安语，最初是处于人类文明地区之外的；相对于含米特语、闪米特
语、达罗毗荼语以及与西方世界相隔绝的中国语来说，尚未有文字的雅利
安语只是“蛮族”的语言。这种“蛮族”语言虽然对于文明的最初起源没
有产生什么显著影响，但是它对于文明形态的更迭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正是由于亚欧草原上那些操原始雅利安语的剽悍蛮族在公元前 2000—
公元前1000年左右对“赫胥黎地带”上的几个亲体文明的大规模冲击，才
导致了人类历史上辉煌的第二代文明形态(如希腊文明、波斯文明、印度
吠陀文明等)的产生。而这些子体文明由于在人种上和语言上都经历了一
个融合或杂交过程，所以在文化性状上远远优越于它们的亲体形态。在公
① 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2-43页。
054元前一千纪中叶的所谓“轴心期”里，各大文明圈不约而同地发生了一场
影响深远的宗教一伦理价值系统变革(除伊斯兰教以外的世界各大宗教都
是这场精神变革活动的产物)。这场意义重大的人类精神变革，除了天山一
昆仑山一喜马拉雅山天然屏障以东的中国之外，都可视为雅利安父本(操
原始雅利安语的各游牧民族)与“赫胥黎地带”的文明母本进行“文化杂交”
的历史结果。
四、文明发生的技术背景与时空背景
大约在距今1万年的时候，最后一次冰河期结束。从那时起一直到今
天，地球上的气候条件基本上是相同的。对于人类生存和进化的漫长历程
来说，1万年只是一个短暂的瞬间；然而在距今最近的这1万年间，人类无
论就其人口数量还是生活质量而言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段时间的
最初 2000年里，人类仍然以狩猎和采集作为生存的主要手段，以分散的和
游动性的小集团作为基本的社会单位，其规模和状况与10万年以前他们祖
先的生活无太大的差别。但是在接踵而来的第二个 2000年间，人类生活的
某些地区(西南亚的亚热带地区)出现了谷物种植、动物驯化以及由此而
引起的必然伴生现象——定居的村落。再往后的2000年中，植物栽培和动
物驯化已成为人类食物的主要来源，人类真正地由被动的食物寻觅者转变
为主动的食物生产者(这是农业革命的真实含义)。冶金术的发明导致了铜
器时代和铁器时代的来临，制陶工艺也有了较大发展。与技术方面的变化
相应，从零星散布的村落中发展出城市中心、国家、阶级，在美索不达米亚、
埃及、伊拉姆等地出现了图画文字或象形文字。在第四个 2000年间，农业
中心成为不断向四周游牧地区“发酵”的文明“酵母”,人类已经形成了几
个相互独立和对峙的庞大帝国，建立了一些互不相同的宗教—伦理价值系
055统，这些价值系统是自从各文明的文字系统发明以来的最伟大的文化成就，
它们至今仍然对世界各大文明圈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发生着深刻的影响。
在最后一个 2000年中，人类社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革命，尤其是近500年
间发生的工业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处境和命运，它既给人们带来
了前所未有的丰盈的物质财富和娱乐享受，也给人们带来了彻心透骨的和
无处逃遁的精神苦恼与生态危机。
据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估计，在100万年以前，猿人的人口数只有12.5万；
到距今1万年时，人类的人口数已上升为 532万，约增长了42倍；到了距
今2000年的时候，人口进一步上升到13300万，约增长了25倍；到1950
年，世界人口数已达到24亿，约增长了18倍。在人口增长的对数曲线图中，
斯塔夫里阿诺斯特别强调了旧石器时代的制造工具革命、新石器时代的农
业革命和近代的科学与工业革命对于人口增长的巨大刺激作用。①
在长达数百万年的旧石器时代里，人类依凭着粗陋简单的打制石器来
进行狩猎和采集活动。这些石器工具虽然效率极低，但是由于大自然的天
然物产丰富以及原始人的采猎范围广阔且游动不居，故而原始人仍然能够
使用这些简陋的工具较容易地获得生活资料。有些专家认为，旧石器时代
由于人口分布稀疏而自然物产丰富，所以人们的食物来源并不匮乏，其生
活状况亦非像今人所想象的那样充满艰辛。“大量资料表明，狩猎者和采集
者们不仅拥有充足的食物，而且还有着比现代产业工人、农业工人甚至考
古学家更多的闲暇时间。”②尽管如此，旧石器时代的人们仍然面临着两种困
窘：(1)他们的采猎对象虽然丰富，然而其分布范围却非常广大，他们必
须不断地游动才能获得食物。他们不得不根据采猎对象的生长规律和活动
范围来安排自己的生活规律和迁徙范围，而不可能让采猎对象围绕自己活
①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图2“世界人口的增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
社1988年版。
② LR.宾福德和S.R.宾福德：《考古学的新前景》,芝加哥1968年版，第328页。
056动。(2)他们赖以为生的生活资料并非他们所能控制，对植物的采集和对
动物的猎取带有极大的偶然性，而多余的采猎物又由于贮藏手段和技术的
限制不可能长久保存。因此，虽然他们有时食物充足，但是在另一些时候
却不免忍饥挨饿。这种被动性使人类随时面临着因自然条件的变化而灭绝
的可能性。就人类还只能够在大自然所提供的物质环境中被动地去寻觅食
物这一点而论，人类的处境并不比曾经遍布地球而后又完全绝种的恐龙强
多少。集体生活也并不能使这种被动性发生根本的改变，它至多只能使人
类在面对大自然的挑战时多一点信心和力量而已。这两种困窘(即游动性
的困窘和被动性的困窘)最终导致了农业革命的发生，使人类从以采集和
狩猎为主要生活手段的旧石器时代走向了以植物栽培和动物畜养为主要生
活手段的新石器时代。
植物栽培和动物畜养从根本上改变了人在自然界面前的被动性。虽然
农作物的收成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要取决于气候、雨水等自然条件，但是人
们对整个生产过程却可以主动地加以控制了，而不必像他们的祖先那样在
密林莽原中四处乱转去碰运气。谷物的种植和牛羊的驯养使人们可以把活
动范围限制在较小的地域之内，因此在西南亚和埃及等最早从事农业活动
的地区出现了定居的村庄。农耕社会克服了旧石器时代的游动性困窘和被
动性困窘，成为原始文化群落通向文明的必由之路。至于那些生活在亚欧
大陆北部的游牧民族，虽然依旧过着游徙不居的生活，但是这种游动性已
不再是因为被动地追逐狩猎对象和谋取基本生活资料所导致，而是为了适
应驯养畜群以获取更多剩余产品的需要(畜养大群牛羊必须追逐水草为生)。
换言之，游徙并非是为了维持起码的生活，而是为了使生活条件变得更好
一些——发展的主题已经取代了求生的本能冲动。然而尽管如此，这种主
动的游动性依然构成了一种困窘的根源，它一方面成为妨碍游牧民族进入
文明状态的巨大障碍；另一方面也成为驱使游牧民族不断地侵扰和冲击农
耕文明的强大动力。
057新石器时代至少有两项伟大的文化成就：一个是技术方面的发明，即
用磨制工具取代了打制工具；另一个是生活方式方面的创新，它的历史意
义大大地超过了前者，这就是用栽培植物和驯化动物代替采集和狩猎作为
获取生活资料的主要方式。“新石器时代”这个文化史分期概念是就磨制工
具的发明而言的，然而这种技术发明的文化光辉很快就被随之而来的冶金
术所遮蔽——铜和各种铜合金(尤其是铜锡合金即青铜)以及稍晚些时候
出现的铁的冶炼，使得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接替了新石器时代。冶炼术的
发明不仅完成了技术上的划时代性变革，而且还具有重大的社会价值。汤
因比认为冶金技术的社会价值在于它带来了劳动分工。锻工和矿工成为人
类历史上最早的专业技术人员，他们把全部的劳动时间都用于自己的行业，
而他们的生活必需品则只能通过交换来取得。因此，“冶金的发明为阶级分
化和阶级冲突埋下了种子。‘史密斯’这个曾经独具特色的姓氏就表明，在
一个‘铜石并用’时代的村庄里，人们把锻工看作是与其他村民不同的人，
多数村民还没有参与专业分工”U。汤因比还认为，冶金术的发明所带来的第
二个重大变化就是对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的掠夺和榨取，它的危害性现在
已经越来越明显地呈现于人类面前，避免人类灭绝的唯一途径或许只能是
重新回到使用金属以前的状态。“如果从未来 20亿年人类生命的前程出发
考虑过去1万年的人类历史，人们也许会觉得，如果人类没有发明冶金术，
如果人类在达到新石器时代的技术水准后没有取得更高的技术成就，那对
我们的子孙后代可能会更好些。”②
然而新石器时代所发生的农业革命却并没有因为新石器时代的结束而
中止，铁器尤其是铁犁的发明和使用使得这场意义重大的生活方式变革得
以巩固，它所创造的劳动生产率也因此而大大提高。农业成为滋润文明的
① 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0页。“史密斯”(Smith)这个姓氏在
英文中意为“锻工”“金属匠”。
② 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1-52页。
058沃土，并成为18世纪工业革命以前人类主要的生产方式。由于动植物是可
以通过驯化培植而再生的自然资源，因此农业革命(也包括畜牧业革命)
无论对于人类还是对于自然界来说，都是一项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伟大成就。
它的唯一不足之处在于：相对于几千年后发生的工业革命而言，农业所创
造的生产率就相形见绌了。然而高生产率往往伴随着对人类生态环境的高
破坏性，它的有效性和优势性通常只具有短期效应。而在发展缓慢的农业
经济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无疑要更加和谐融洽得多。可以断定，工业革命
的价值将随着人类生态危机的加深而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普遍怀疑，但是农
业革命的意义将永远为人们所肯定。
最初的农业是偶尔发生的。在原始农业的发祥地中东地区，大约在公
元前7000年时就已经出现了农业的萌芽。人们通过长期的实践活动，起初
是无意识地，不久就开始有意识地选择某些能够在低地生长的禾本植物进
行栽培，这些植物在漫长的人工选择和变异过程中渐渐变成我们今天所种
植的谷物。在农业刚刚发生的数千年间，“刀耕火种”的粗放型经营方式并
不能给人们带来可观的收成，农业生产与采集狩猎相互补充，听天由命的
原始农业并没有消除被动性的困窘。另一方面，易地而耕的垦植方式表明
人们完全无法控制庄稼所需要的水分和土地的肥力，只能进行游动性的耕
作。原始农业的这种被动的和游动的状况直到人工灌溉系统产生以后才真
正得到改变。如果说粗放型的原始农业是孕育文明的温床，那么永久性的
灌溉型农业则是文明产生的直接催化剂。由于修建巨大的灌溉网络需要动
员大量的人力物力，需要相应的社会管理能力和机构设施，因而社会的组
织系统也就随之发展和完善起来。在旧大陆的几个大河流域，最早的城市
中心、国家机构和专业管理人员(统治阶级)正是在组织人工灌溉和修建
灌溉网络的过程中产生的。另一方面，灌溉系统的建立也大大地提高了农
作物的产量，据记载，在文明出现的曙光期，两河流域的大麦产量已接近
播种量的 100倍。农业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使得定居的农耕文明与尚处于
059野蛮状态的游牧民族之间的贫富差别日益突出，富庶的农耕文明通过吸引
并同化剽悍愚昧然而却生机旺盛的游牧民族而实现自我更新，从而成为世
界历史发展的“不动的推动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在谈到灌溉型农业对文明
发生的重大作用以及农耕文明对游牧民族的吸引力时指出：
无论刀耕火种的农业还是游牧性的畜牧业，就单位土地面积来讲，其
生产率远远不如后来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印度
河流域和黄河流域发展起来的永久性的灌溉型农业。伟大的文明之所以能
产生，之所以能在全球居统治地位直至今日，是因为这些大河流域和其他
一些自然条件较好的地区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力和人力。这些富饶的文明
中心区对欧亚中部大草原的较为贫穷的游牧部落来说，就像一块块磁石，
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因此，迄今为止，欧亚大陆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
是欧亚大陆内地的游牧部落和周围的各大河流域文明区之间的关系史。①
从世界历史地图上可以看到，农业最初的地理分布状况基本上也与暗
白色—褐色人种生活的“赫胥黎地带”以及猜测中的“巴斯克一高加索—
达罗毗荼—苏美尔一原始蒙古利亚”语群的流行地区相吻合。虽然在各个
地区农业出现的时间和原因不尽相同，有的早至公元前7000年，有的晚至
公元前3000年甚至更晚；有的是独立发生，有的是传播所至，但是各个独
立的农业革命中心所在的地理位置以及中东最古老的农业中心向东和向西
传播农业的路线，都无一例外地处于这条神秘的“赫胥黎地带”上。独立
地发生农业革命的中心地区，迄今为止可以确定的有三个，即中东或西南
亚地区、中国黄河流域(以及稍晚些时候栽植大米的长江流域)、中美洲。
其中中东地区的农业和畜牧业发生得最早，它的农产品和畜养物主要有小
麦和大麦、葡萄、橄榄、无花果、桃、苹果、梨以及牛、山羊、绵羊等。
①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1500年以前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92页。
060这些驯化了的动植物从中东向东和向西分别传播到中亚平原、印度河流域、
巴尔干半岛、多瑙河流域和大西洋海岸。中国黄河流域主要种植小米，至
于中国的大麦和小麦，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是在公元前1300年前后从中东
引进的。李亚农先生写道：“关于农业方面的字汇，在卜辞里非常之多。就
耕种状况而言，有田、畴、井、藉、犁、啬、睃等字。就谷物的种类而言，
有麦、来、黍、粟、禾等字。在园艺方面，有圃、果、桑、栗等字。关于
蚕丝，在卜辞中已有祭祀蚕神的记录。”①卜辞中有大量的“疡田”辞例，在
《诗经·国风》中也有许多关于稼穑的描写。中美洲的农业以玉米和根块植
物为主，发展较为缓慢，在西班牙征服者来到之前与旧大陆完全处于隔绝
状态。
在这三个独立发生的农业革命中心，中美洲由于与旧大陆完全隔绝，
故而对人类主要的文明发展进程未曾发生过重要的影响，它的文明是在一
种封闭状态中自生自灭的。中国虽与葱岭以西的世界发生过一些联系(特
别是在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第二次大冲击中和在汉唐之际“丝绸之路”
的贸易活动中),但是这些联系远不如欧洲、北非、中东、中亚以及印度之
间的联系那样频繁和密切。在鸦片战争以前的漫长历史时期里，中国文明
的发展基本上也是自我封闭的。唯有中东地区的文明(最早可以追溯到公
元前3500年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从一开始就处于与四周的游牧民族和
其他较晚发生的文明(如埃及文明、爱琴文明等)的冲突融合中。
就文明的历史影响而言，在文明发生的最初时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
与埃及文明独领风骚，它们的农业、宗教、文字和艺术风格对其他较晚的
文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然而到了第二代文明(即古典文明)出现之后，
希腊罗马文明、古代中国文明和古代印度文明则后来居上。在古典时期，
这三个文明所创建的不同的宗教一伦理价值系统成为古代世界中最辉煌的
① 李亚农：《殷代社会生活》,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5年版，第46页。
061文化瑰宝，它们对各大文明体系的深远影响可能仅次于文字的发明。到了
15、16世纪以后，西方近代工业文明异军突起，人类历史开始进入“泛西
方化”时代，各个古老的农耕文明纷纷面临着西方的科学理性精神和基督
教价值观念的挑战，不得不被动地做出种种不同的应战姿态。世界历史潮
流的这种巨大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处在旧大陆各文明体系边缘地带的
游牧民族的作用力而导致的，至少在15世纪以前的数千年历史中都是如此。
这种外部的作用力常常使得文明渐进的历史链条发生断裂，并通过游牧父
本文化与农耕母本文化之间的“文化杂交”活动而使文明体系发生痛苦的
“蜕皮”过程，从而由旧的文明形态走向新的文明形态。
0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