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寂寞人生
我们爱过，恨过，幸福过，也痛苦过；可康德呢；他一生既没爱过，也没恨过，谈不上幸福，正如谈不上痛苦。
大家想必已经看到，我这本书实际上是一本西方哲学史，不过比起一般的西方哲学史教科书来颇有不同，其中之一就是我为哲学家们做了一个相当详细的传记。然而当我写到这里，写到康德时，我查遍康德的生平资料，却实在找不出多少东西可以在这里占领正常的一章——他的一生实在太简单了，比起他，我敢说我的三十几岁的人生经历都比康德的八十年要复杂些哩!
讲人生经历，我爱过，恨过，幸福过，也痛苦过。我相信大家也是。
可康德呢，可以肯定他基本上既没有爱过，也没有恨过，谈不上幸福，正如谈不上痛苦。
可怜的康德，他到过的最远的地方，大家待会儿就见着了!他生活在哥尼斯堡，一个小小的大学镇，在中国顶多算个县级市，至于人口，比咱们的一个镇多不了多少，可康德就在这个小镇生活了一辈子。
他一生连值得笑笑哭哭的事都没有，整个白开水一杯。他惟一说得上“轰动”的事就是他著作的出版，不过，那轰动主要也是他死后才有的。
康德老人家的一生就这么简单得叫人惊讶。
但若我们用发散性思维去想的话，这又不失为令人惊叹的一生呢!因为一个如此伟大的人竟然过了如此平淡的一生，这本身就是一件令人惊奇的事，就像一个普通的纤维袋里竟装着满满的金币一样。
好了，闲话少说，言归正传，我们现在来讲康德老人家简单的一生吧。
关于康德的一生，黑格尔是这样写的：
伊曼努尔·康德1724年生于哥尼斯堡，起初在那里的大学里研究神学，于1755年开始做大学讲师，1770年任逻辑学的教授，1804年2月12日死于哥尼斯堡，活了差不多80岁。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哥尼斯堡。
怎么样?够简洁了吧!不过我们可不能学黑格尔，我一向认为一个哲学家的生平是挺重要的，对于我们了解他的哲学有不少帮助，至少可以使我们面对深奥的哲学时可以暂时轻松几分钟。
康德，他的全名叫伊曼努尔·康德，是德国人，不过很难说是纯种德国人。因为就血统而言他是苏格兰移民的后裔，就地域而言他终生生活的地方只一度属于德国，现在那里属于俄罗斯，他是德国人的最大证明也许是他讲德语，不过他也常讲拉丁语。
1724年4月22日，康德生于一个叫哥尼斯堡的地方，那时它属于东普鲁士。
哥尼斯堡地盘虽然小，却是良港，有相当发达的工商业；人口虽然少，素质却高，有一所闻名遐迩的大学——哥尼斯堡大学。
在哥尼斯堡有一条一年四季清澈见底的小河，名叫普雷格河，康德一家人就生活在风景如画的河畔，离河上的“绿桥”不远。
康德的父亲名叫约翰·格奥克·康德，是个脑子和身体都称不上发达的马鞍匠。康德的母亲名叫安娜·勒吉娜·鲁特，差不多是个文盲，但既聪明又能干，而且性格外向，活泼开朗。他们两口子有两个本领：一是擅长生孩子，足足生了9个；二是擅长用最少的开销来养活一大群孩子。在康德家的9个孩子中，康德排行第四。但不幸的是他的三位兄姐在成年之前就到天堂去了，所以他实际上成了老大。
像康德这样出身的孩子在那个时代本来是没机会上学的，不过由于康德的父母都是顶顶虔诚的基督徒，还属于教规最严的路德教会虔信派，受到了当地牧师的尊敬，以为有其父必有其子，便帮他进入了由自己管辖的一所虔信派学校，名叫腓特烈公学。这是1732年的事，是年康德8岁。
这所虔信派学校，用一个老牧师的话来说，“宁愿拯救一个灵魂，而不愿造就一百个学者。”所以学生成天上的课不是读《圣经》就是唱赞美诗，直到晚年康德都感觉这是一种令人痛苦且厌倦的回忆。不过他也在这里得到了一些有用的东西，例如会写字、算数了，还学到了拉丁文，熟悉了古罗马大师们的作品。若干年后他将用拉丁文写出堪与古典大师们媲美的杰作。
康德在腓特烈公学一呆就是整整八年，进去时是儿童，出来时是青年了。不但如此，这时的康德看上去简直就是个小老头了。他一向身体多病，所以自小就把如何避免生病、保养身体当做首要任务，练就了一整套养生之道，要旨就是处处小心翼翼，避免接触有可能引起身体不适的东西，例如风吹呀、雨淋呀、日晒呀什么的。还有，他身高不足1.5米，这样的身体在健壮如牛的日耳曼人堆里简直像小鸡在鹅群里一样。这小鸡怎能不处处小心被大鹅碰撞了呢?所以他经常寂然独处，陷入沉思之中，宛如那些虔信派老牧师。
从公学出来后，康德随即进了在家门望得见校门的哥尼斯堡大学。他顺着中学的老路子学了神学，但他的个人兴趣却已经远远超出了神学的范围，走向了当时自然科学同社会科学的几乎一切领域。他学习数学、物理、天文、地理，还有哲学、伦理学、历史，等等，不但获得了渊博的知识，在许多方面还堪称专家。
当然，他兴趣最大的还是哲学，这时他已经深入研习了古希腊、罗马哲人们的著作，对与他大致同时代的洛克、休谟、牛顿等人，包括当时主宰着德国哲坛的莱布尼茨和沃尔沃的著作也很熟悉。在如何对待权威的问题上，康德的态度同他在体格上的弱小形成了鲜明对比，表现出了对于自己哲学智慧的充分自信。大学期间他曾写过长篇论文，它有一个漫长至极的题目，叫做《关于动力的真正测量的想法并对莱布尼茨大师和其他力学家在这个争论问题上使用的证明的评论，以及先前有关一般物体的力的一些看法》,其中康德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相信，有时人对自己的能力怀着高尚的信心并非无用。这种信心使我们的一切努力生气勃勃，推动我们对真理的探索迅速前进。如果人相信自己的研究工作有希望前进，并且还可以抓住像莱布尼茨那样大师的错误，他就会使自己的思考尽可能真实可靠。在不断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冒一次险，尽管会千百次地走入歧途，可是比总是在平坦大路上走要好得多。我的立场就是如此。我已经给自己指明道路，我要坚持下去。我将开始我的进程，任何事情也不能阻止我前进。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康德弱小的躯体里蕴藏着多么强大的思想、多么坚定的意志!
除了读书、写作外，康德上大学期间还得谋生。养活这群子女已经花掉了康德父母所有的财力与精力，他的母亲在他还远没有上大学时就去世了，然后他的大学毕业之日也是父亲仙逝之时。父亲已没有能力再供儿子上大学了，康德只好自谋生路。
他找到一些脑袋空空而口袋鼓鼓的同学，帮他们补习功课，然后收取些许报酬。当然这样的学生不那么好找，于是康德的口袋就经常是布贴布，有时连面包都买不起。不过他还是尽一切努力保持体面。例如他的衣服虽然很旧，但总是洗得干干净净，为了让他的破袜子显得笔挺点，不致于溜到鞋子里头去，他发明了一个穿袜子的妙法：他在裤子口袋的顶头缝了一根线，然后另一头挂住袜子，这样他的袜子就总像阔少的燕尾服一样笔挺了。不知康德想过另一种可能性没有，要是有一天他的裤子也掉下去了呢?
在这样苦难的日子里度过整整六年后，康德大学毕业了，他面前有两条路：一是离开学校，再上另一所更大的学校——社会大学；二是继续呆在哥尼斯堡大学里，由学生升格成老师。康德当然想走第二条路，从他的体格到性格都不适合在社会上混，而且对他的才能而言那也简直是浪费呢。可惜的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康德的留校申请遭到了无情的拒绝，而他的成绩很好，完全有资格留校。也许那时的留校也非得大有门路不可，可怜的康德，他哪会有这些硬后台呢!
于是，他只好被迫上社会大学了。这是1746年的事。
找个什么样的职业呢?当然首先得是他力所能及的，其次呢，要能养活自己。结果康德找了一个当时很流行的职业——家庭教师。不过那时的家教可同现在不一样，现在的家教不过是每周几次到人家家里辅导一下，根本不能算一个正式职业，康德时代的家教是一个像我们现在的教师一样正式的职业。具体来说就是一些贵族、阔佬什么的专门为他们的子女请一个老师，通常是大学毕业生，甚至博士，这个老师就生活在学生家里，类似于现在的保姆，当然地位比保姆要高一些，待遇也还好一点。《简·爱》中的简·爱小姐在罗切斯特家干的就是这样的工作。
这样的家庭教师康德一做就是近十年，他先后在三个家庭里工作过，其中包括一个叫凯塞林的伯爵。他对康德出色的才智相当欣赏，带着他出席各种上流社会的宴会。在这些宴会里康德暂时抛掉了他那爱沉思的哲学家气质，变得活跃起来。他穿着价廉物美、整整齐齐的晚礼服，为老太婆们玩儿牌做参谋，同伯爵、子爵们谈政治，偶尔还向贵妇、名媛们献献媚，她们当然不会看上既穷且不好看的家庭教师，不过还是喜欢他的机智和幽默，经常被他逗得花枝乱颤。
在这期间，有回他闲来无事，竟然到离家足足有60英里，也有的说96公里远的阿恩斯多夫去旅行了一趟!这是他一辈子到过的最远的地方!
就这样，在小孩子的嬉闹和舞会的喧哗里康德浪费了宝贵的青春。在这几年中他也许只做了一件正经事，就是拿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题目叫做《论火》。这是1755年的事。
就在这一年，康德，如今应当称做康德博士了，终于进入了哥尼斯堡大学，他的职称叫做“私人讲师”。这是当时德意志大学里一种特殊教职，做私人讲师的人虽然是大学老师，但学校并不给他们开工资，他们只有开某些课程，让学生来选修，然后选修的学生会给老师一些听课费，这就是他的工资了。这样的职业虽然比较清苦，不过仍不失为踏上教授宝座的有效途径，以后叔本华和弗洛伊德都曾做过这样的老师，康德和弗洛伊德后来都成了教授先生。
当了私人讲师后，为了谋生，康德必须大量地讲课。他先后开过的课真是包罗万象，简直是一个大学的完整课程表，其中包括数学、自然观、自然地理、自然神学、人类学、逻辑学、形而上学、道德哲学、教育学，等等，甚至还开设过武器制作和城市建筑学之类的课程。从这里大家可以看出康德的知识是何等广博。他每周上课时间多达二十个小时，也就是说每周六天，每天平均有三节课以上，常常一天有四节课。由于他得靠听课的学生给钱谋生，所以他不但要讲得多，而且要讲得好，否则没人来听课，他真得喝西北风了。不过康德讲课的确不错，他虽然平时不苟言笑，但讲起课时却宛如换了个人，思路清晰，逻辑严密，旁征博引，而且还不时谈一些趣闻逸事，使大家于轻松之中得到宝贵的知识。
听他课的学生为数相当多，通常有上百人，这在当时可是一个大数目，就是在现在我们的大学里，也算是大课了。如果有哪位老师能够吸引一百个学生自觉来听他的课，那真算是有本事的了。
康德给自己讲课定的一个标准是：以程度中等的学生为中心，让他们理解就行了。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认为笨蛋学生朽木不可雕，教也无用，而天才学生们则自己有办法。
有一位叫赫尔德的，后来成了德国一个相当重要的文学家，是康德的学生，曾连续听康德的课长达三年，虽然他与康德的私人关系并不好，但当他说起老师康德及其讲的课时，还是挺公道的，他说：
我有幸结识一位哲学家，他是我的老师。当风华正茂的盛年而具青年之欢悦蓬勃的朝气，我相信这种精神直到高龄也会仍然一样。天生为了思想的广阔前额焕发出无穷的灵明和欢欣；谈吐思如泉涌；趣事、妙语、幻想随手拈来，切合需要。他的讲课既富有教益又极为引人入胜。正是在同样的气氛中，考察莱布尼茨、沃尔沃、鲍姆嘉通、克茹西乌斯和休谟以及开普勒、牛顿和物理学家们的自然律，他对当时新出版的卢梭的《爱弥儿》和《爱露易斯》以及他所知道的自然方面的每一新发现，都很了解，并给以评价，最后总是归结到对自然界的毫无成见的知识和人的道德价值。他讲课和谈话之所以生动是因为不拘人类、各民族、自然界的发展史，还是自然观、数学和经验，都是他取材的来源，没有一样值得注意的事他不关心。任何集团、教派、偏见、名望都不会丝毫影响他追求真理，发扬真理。他鼓励并和悦地要求大家独立思考；专断与他的性情格格不入。我以最高度的感激和尊重谈起的这个人就是伊曼努尔·康德，在我眼前他的形象总是令人愉快的。
除了上课挣钱之外，康德当然还有另一项主要工作就是搞研究。在用《论火》这篇题目怪怪的论文弄到讲师的同时，康德还出版了另一部著作，它有一个庞大无比的题目：《宇宙发展史概论》。也许是怕年纪轻轻就写如此大的题目会贻笑大方，他出版时没用真名。
在做了讲师之后的几年，康德几乎年年有著作问世，他开始在哲学王国的地平线上冉冉升起了。他对自己的能力与成就充满了自信。所以在1758年，当哥尼斯堡大学的哲学教授席位出现空缺时，他便请求俄国的叶卡捷林娜女王让他补这空缺。他不是德国人么?为什么不请普魯士王而请俄国女皇来帮忙?这很简单，因为当时俄国人正占领着哥尼斯堡呢。那任命大学教授的权力就像征税的权力一样，自然归于女皇陛下了。
不过他的请求没有成功，他毕竟只有34岁，做教授实在是太年轻了点。
虽然康德没当成教授，他还是继续努力，随着著作的不断問世，他的声望也日渐上升了，并慢慢地传到了政府当局，这时哥尼斯堡已经回到普鲁士的怀抱了。普鲁士的教育大臣很重视康德，准备一有教授职位空缺就请康德补上。
又过了几年，某个诗学教授的席位空出来了，但康德拒绝了任命，大概是因为他觉得诗学这名称不好，诗那么浪漫的东西，不是他这种人来玩儿的，他课开过不少，但诗歌欣赏之类不包括在内。这是1764年的事。第二年他当上了所谓的“王室图书馆馆员”,只是个兼差，每年的工资只有62塔勒。
以后又有几所大学，其中包括著名的耶拿大学，请他去做教授。这次是哲学教授了，可康德还是没答应。这又是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他不愿走远路。尽管从哥尼斯堡到耶拿的路最多也就是从北京到上海这么远，但对于康德而言这是一个长得无法想象的距离呢。尽管哲学家的头脑里装得下整个银河系，但他瘦小的腿却从来没有光顾过100公里以上的路程。
422到1770年，这时康德已经46岁了，命运女神总算给他抛了个媚眼，哥尼斯堡大学的哲学教授席位终于空出来了，康德当仁不让，成为康德教授先生了，他教席的名称叫做“逻辑学和形而上学”。
做了教授后，康德的生活起了一些变化。在德国，教授的薪水是相当高的，他不必每天上三四节课了。此前几年他已经从对自然宇宙的兴趣转向形而上学了，现在终于每天都可以花大量时间来进行玄而又玄的沉思默想。
他这时的生活有两个特点：一是极其简单，二是极有规律。
他每天的日程是这样的：
早上5点，他心里面的那个生物钟便将他闹醒了。他起了床，早餐是一杯咖啡。然后将课上要讲的东西翻翻，就上课去了。讲了两节课后，又回到了俭朴的家，开始自己的工作：读书、写作或者沉思。这样直到下午1点。这时他便开始吃中饭了，他经常请几位朋友共餐，他们边吃饭边聊，这些朋友十个有九个不是搞哲学的，康德似乎有意找这样的一些人来，这样他就可以从累人的哲学中脱身出来，讲点别的东西了。午餐过后他又开始工作，这样一直要到下午3点30分。这时便开始他的散步了。在康德平凡的生活中，这也许是最著名的了，虽然康德已经去世了几百年，今天的哲学家们似乎还能听到他那猫一样轻巧的脚步声呢。
关于他这不朽的散步，诗人海涅曾有过一段惟妙惟肖的记录：
每当伊曼努尔·康德身着灰色大衣，拿着手杖出现在住宅门口，然后向现在仍称为“哲学家之路”的菩提树大道悠然走去的时候，邻居们就知道时针准指向三点半。他如此来回踱步，一年四季，从不间断；当天气阴沉或乌云密布时，人们就会看到他的老仆人兰佩夹着一把大伞，焦急地跟在他身后，仿佛是谨慎的象征。
据说几十年只有一次，康德没有出去散步，那时因为他读到了卢梭的《爱弥儿》。这本书是如此地令他激动，他为了一口气将书读完，宁可牺牲了散步时间，也许是因为他太沉迷了，所以忘了出去散步。
散步过后，回去就是吃饭、工作、睡觉了，每一件事都像上面的一样准时。
康德的一天就这样结束了。我可以满有把握地说：这是康德一天的生活，也是康德几十年来全部的日常生活。那些对于常人而言重要不过的事情，康德好像全不放在心上。例如婚姻大事，没有任何记录说明康德一辈子曾经谈过恋爱，他也决没有像笛卡尔那样没结婚却有了孩子。我们大可以相信，直到死的那一天他都是一个童男子呢。
但听说他也曾有两次想过要结婚：一次是在他想了又想，到底要不要向某位女士求婚的时候，人家已经同别人进教堂了；另一次则是在他正犹犹豫豫时，那位小姐已经离开哥尼斯堡了。
虽然康德教授花了大量时间来沉思形而上学，然而形而上学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似乎并不怎么光顾他，所以令康德将形而上学比做无底的深渊，或者是无边无际却没有灯塔指明道路的黑色海洋。那里堆满了“哲学的沉船”,无数哲学家毕生航行在这无边的黑暗之海里，想寻找形而上学之宝藏，却无不落得个葬身海底的结局。
当上教授两年后，即1772年，康德辞掉了王室图书馆馆员的差事，这时他已经当上了哥尼斯堡大学哲学系的系主任，是个官儿了。以后他又进入了校级的领导岗位，甚至做了两年校长。
但他仍全力以赴地沉思着，那证据便是1781年出版的《纯粹理性批判》。这年的5月1日，他在给一个叫马库斯·赫茨的朋友的信中，开头第一句话就是向朋友报喜：
我尊贵的、至为敬仰的朋友：
当这次复活节集市的时候，我的《纯粹理性批判》即将出版。
前面刚讲过，做上教授后，康德花大量的时间来沉思形而上学，但没多大收获，就任教授时他发表了一篇就职论文，此后近十一年他发表的东西很少，不过如果我们认为这段时期康德在这探宝过程中是竹篮打水一场空，那就大错特错了。实际上，他这段时间的沉思与沉寂是一种假象，在内心康德正经历着烈火的锻炼呢，或者说这时是黎明前的黑暗，他终将豁然开朗，迎接黎明，而西方哲学界的黎明也就到来了。
这像太阳一样照亮了西方哲学天空的著作便是《纯粹理性批判》。
这本书是西方哲学史上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我们以后要讲的康德哲学其实也可以说就是《纯粹理性批判》。
此后的九年是康德哲学人生的巅峰，他在1788年出版了《实践理性批判》,1790年出版了《判断力批判》,加上《纯粹理性批判》,这三本著作构筑了康德哲学大厦的主体，也是康德之后整个西方哲学的主体之一。
这十年时间被称做康德哲学的“批判时期”。
随着《纯粹理性批判》的出版，康德的名声更大了，一些大学开始将他的哲学搬上了讲台。不过还是人怕出名猪怕壮，正因为他是个名人了，他的话得到许多注目时，自然也会遭到白眼。
就在他发表《纯粹理性批判》之后，他写了一篇文章，叫《什么是启蒙?》,在这篇文章里他大声呼唤国人：“Sapere aude!”这是古罗马诗人贺拉斯的名句，意思就是“要敢于求知”。他鼓励大家不要盲从任何权威，要运用自己的理智去独立地思考问题。这对于当时宗教气氛很浓，还受着政治与宗教强权压制的人们无疑是一强心剂，令他们振奋，想改造旧世界。
1793年，康德发表了另一篇文章《理性界限内的宗教》,在这里面他批判了控制着德国人头脑的教会，这可惹来了大麻烦。
由于这篇文章是康德的大作，在国内自然广为流传，一直传到国王腓特烈二世的耳朵里去了。他是个把控制人们的思想看得同控制人们的行为一样重要的人，看到这个书呆子先是要人们用他们自己的脑袋而不借助于他的进行思考，又对他用来控制人们头脑的宗教说三道四，不由大为光火，先将自己的教育大臣骂了一通，又令其告诉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老头子，不准他再谈宗教这码事。
在这种压力面前，康德可不是布鲁诺，我想他也没必要做布鲁诺，反正他听从了国王和大臣的教导，从此不谈宗教了。他说做臣子应当听君主的话，他说没有一个人有责任说出一切的真理。
四年后，腓特烈二世死了，康德便立即给自己恢复了什么都敢说的权力。他说自己只是对前国王私人承诺不谈宗教，现在他死了，自己的诺言自动失效。不过他也并没有谈出什么出格的话来。
这时已经是1797年，康德73岁了。就在这一年，他完全停止了授课，也就是说，他退休了。
此后康德还在写作。除了这个，他还能干什么呢?他一辈子都是一部机器，像机器一样准时，也像机器一样卖力地干活儿。
他这时写了好几部著作，内容像他从前风华正茂时讲的课一样渊博，如《逻辑学》、《自然地理学》、《教育学》等，不过这些著作都只是些草稿，康德生前并没有将它们出版，是后人帮他整理出版的。
我们前面讲过，康德一生不但对哲学，而且对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也深感兴趣。在晚年他似乎想将这二者，也就是哲学同自然科学，或者说形而上学同物理学结合起来，让它们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
要做到这一点当然首先就是要找到一条可以从哲学走到科学的羊肠小道。因此他最后一篇文章的题目便叫做《从自然界的形而上学到物理学的过渡》。
可惜的是他未能完成这前所未有的伟大使命，这篇文章、这个事业随着康德的生命的结束而终止了。
康德是在1804年2月12日辞世的，像他的生一样，他的死也很平静，没有给这世界增添一点喧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