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功利主义者
①关于这个题⽬以及关于马克思的较详细的论述，见拙著《⾃由
与组织》（Free－domandOrganization，1814—1914）第⼆编。
在从康德到尼采这段时期内，英国的职业哲学家始终⼏乎完全没
受到同时代的德国⼈的影响，唯⼀的例外是威廉·汉密尔顿爵⼠，不过
他是⼀个没有多⼤影响的⼈。柯勒律治和卡莱尔固然受康德、费希特
和德国浪漫主义者的影响很深，但是他们并不算专门意义上的哲学
家。仿佛某⼈有⼀次向詹姆⼠·穆勒提起了康德，穆勒把康德的著作仓
猝地略⼀过⽬后说：“可怜的康德⽤⼼何在，我⼗分明⽩。”然⽽连这
种程度的承认也是例外；⼀般说，关于德国⼈是闭⼜不谈的。边沁及
其学派的哲学的全部纲领都是从洛克、哈特⾥和爱尔维修来的；他们
的重要地位与其说是哲学上的，不如说是政治上的：在于他们是英国
急进主义的领袖，是⽆意之间为社会主义学说铺平道路的⼈。
杰罗密·边沁是“哲学上的急进主义者”的公认领袖，他却不是⼤家
意料当中居这类运动⾸位的那种⼈。他⽣于1748年，但是直到1808年
才成为急进主义者。他为⼈腼腆到了苦痛的程度，勉强跟⽣⼈在⼀起
时总是要万分惶恐。他写的作品⾮常多，但是他从来不操⼼去发表；
以他的名义发表的东西都是被他的朋友们善意盗⾛的。他的主要兴趣
是法学，在法学⽅⾯他承认爱尔维修和贝卡利亚是他的最重要的前
驱。通过法的理论，他才对伦理学和政治学有了兴趣。
他的全部哲学以两个原理为基础，即“联想原理”和“最⼤幸福原
理”。联想原理哈特⾥在1749年已经强调过；在他以前，⼤家虽然承认
观念联合是有的，却把它只看成是细⼩错误的来源，例如洛克就抱这
个看法。边沁追随哈特⾥，把联想原理当作⼼理学的基本原理。他承
认观念和语⾔的联合，还承认观念与观念的联合。凭这个原理，他打
算给种种精神现象作出决定论的说明。该学说在本质上和以巴甫洛夫
的实验为根据的⽐较新近的“条件反射”论是⼀样的。唯⼀的重⼤区别
是，巴甫洛夫讲的条件反射属于⽣理学，⽽观念联合则是纯粹⼼理⽅⾯的事。因此，巴甫洛夫的研究⼯作能加上⼀个像⾏为主义者加给它
的那种唯物的解释，⽽观念联合却发展到⼀种多少有些跟⽣理学⽆关
的⼼理学。从科学上讲，毫⽆疑问条件反射原理⽐旧原理前进⼀步。
巴甫洛夫的原理是这样：设有⼀个反射，即由⼄刺激产⽣丙反应，再
设某个动物在受到⼄刺激的同时屡次受到了⼀个甲刺激，那么往往到
最后即使没有⼄刺激，甲刺激也会产⽣丙反应。决定这种事在什么情
况下发⽣，是⼀个实验问题。很明显，如果把甲、⼄、丙换成观念，
巴甫洛夫的原理就成了观念联合原理。
⽆疑问，这两个原理在某个范围内都是正确的；唯⼀引起争论的
问题是这个范围的⼴度问题。就像某些⾏为主义者讲巴甫洛夫原理时
夸⼤了这个范围的⼴度，边沁和他的信徒们讲哈特⾥原理时也夸⼤了
这个范围的⼴度。
对边沁来说，⼼理学中的决定论很重要，因为他想要制定⼀部会
⾃动使⼈善良有德的法典，更⼴地说，制定⼀个这样的社会制度。在
这⼀点上，为了给“德”下定义，他的第⼆个原理即最⼤幸福原理就是
必要的了。
边沁主张，所谓善便是快乐或幸福（他拿这两个词当同义词使
⽤），所谓恶便是痛苦。因此，⼀种事态如果其中包含的快乐超过痛
苦的盈余⼤于另⼀种事态，或者痛苦超过快乐的盈余⼩于另⼀种事
态，它就⽐另⼀种事态善。在⼀切可能有的事态当中，包含着快乐超
过痛苦的最⼤盈余的那种事态是最善的。
这个学说结果被⼈称作“功利主义”，并不是什么新东西。早在
1725年哈契逊已经提倡过它。边沁把它归功于普利斯特⾥，不过普利
斯特⾥对此倒没有特别资格。实际上洛克的著作中就包含有这个学
说。边泌的功绩不在于该学说本⾝，⽽在于他把它积极地应⽤到种种
实际问题上。
边沁不仅主张善即是⼀般幸福，⽽且主张每个⼈总是追求他所认
为的⾃⼰的幸福。所以，⽴法者的职责是在公共利益和私⼈利益之间
造成调和。我不偷窃，这是符合公众利益的，但是除⾮存在着有效的刑法，这并不符合我的利益。因⽽刑法是使个⼈的利益和社会的利益
⼀致的⼀个⽅法；这便是刑法存在的理由。
⽤刑法来惩治⼈是为了防⽌犯罪，不是因为我们憎恨犯⼈。刑罚
分明⽐刑罚严厉重要。当时在英国，有许多很轻微的犯罪也不免遭死
刑，结果陪审员们因为觉得刑罚过分，常常不肯判罪。边沁提倡除极
恶犯外对⼀切犯罪废⽌死刑，在他逝世以前，刑法在这⼀点上有了缓
和。
他说民法应当有四项⽬的：⽣存、富裕、安全、平等。可以注意
到他不提⾃由。事实上，他是不⼤爱好⾃由的。他赞赏法国⼤⾰命以
前的仁慈的专制君主——凯萨琳⼤帝和弗朗西斯皇帝。他⾮常轻蔑⼈
权说。他讲，⼈权纯粹是胡话；绝对的⼈权，是浮夸的胡话。当法国
的⾰命者提出他们的“⼈权宣⾔”的时候，边沁把它叫作“⼀个形⽽上学
的作品——形⽽上学的neplusultra（极点）”。他说它的条⽂可以分为
三类：（1）⽆法理解的，（2）错误的，（3）既⽆法理解又错误的。
边沁的理想和伊壁鸠鲁的理想⼀样，不是⾃由是安全。“战争和风
暴读起来最妙，但是和平与宁静⽐较好消受。”
他向急进主义的逐渐发展有两个根源：⼀⽅⾯是从关于快乐和痛
苦的计算推出来的⼀种平等信念；另⼀⽅⾯是把⼀切事情都付诸他所
理解的理性去裁定，这样⼀个百折不挠的决⼼。他对平等的爱好在早
年曾经促使他主张⼈的财产由⼉⼥均分，反对遗嘱⾃由。在晚年，这
又促使他反对君主制和世袭贵族政治，倡导包括妇⼥有投票权的彻底
民主制。他不肯抱没有理性根据的信念，因⽽他排斥宗教，包括信仰
上帝；因⽽他对法律中荒唐和破格的地⽅，不管其历史起源多么古
⽼，都抱着尖锐的批判态度。他不愿意拿任何事情是传统的为理由来
原谅这件事。他从青年时代初期起就反对帝国主义，不论是英国⼈在
美洲推⾏的帝国主义，或是其他民族的帝国主义；他认为保有殖民地
是⼀件蠢事。
由于詹姆⼠·穆勒的影响，才使边沁在实际政治上采取⼀定的⽴
场。詹姆⼠·穆勒⽐边沁⼩⼆⼗五岁，他是边沁学说的热诚信徒，然⽽
也是⼀个积极的急进主义者。边沁赠给穆勒⼀所房⼦（这所房⼦以前曾属于密尔顿），⽽且在他编写⼀部印度史的时候给他经济上的帮
助。这部历史完成后，东印度公司给了詹姆⼠·穆勒⼀个职位；后来东
印度公司也聘任了他的⼉⼦，⼀直到由于印度暴动①的结果⽽撤销它
时为⽌。詹姆⼠·穆勒⾮常钦佩孔多塞和爱尔维修。他和那个时代的所
有急进主义者⼀样，信服教育万能。他在他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上实践⾃⼰的学说，其结果有好有坏。最重⼤的坏结果是，约翰·斯
图亚特甚⾄在发觉了他⽗亲的见解⼀向很狭隘的时候，也决⽆法完全
摆脱掉他⽗亲的影响。
①事情发⽣在1857—58年。——译者
詹姆⼠·穆勒和边沁⼀样，认为快乐是唯⼀的善，痛苦是唯⼀的
恶。但是他又像伊壁鸠鲁，最看重适度的快乐。他认为知识上的乐趣
是最⾼的乐趣，节制是⾸要的美德。他的⼉⼦说：“激烈的事物在他说
来是轻蔑⾮难的对象”，又补充说，他反对现代⼈的重感情。他和整个
功利主义派⼀样，完全反对各样的浪漫主义。他认为政治可以受理性
⽀配，并且指望⼈们的意见可以由证据来决定。如果论争中的对⽴双
⽅以同等的技巧各陈⼰见，那么万⽆⼀失，过半数⼈会得出正确判断
——他这样主张。他的眼界受到了他感情性质贫乏的限制，但是在他
的限度以内，他具有勤勉、⽆私、讲理性的长处。
他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于1806年，他继续奉⾏⼀种略有缓
和的边沁派学说直到1873年逝世。
边沁派完全缺乏动⼈感情的⼒量，若考虑到这⼀点，在整个⼗九
世纪中期他们对英国的⽴法和政策的影响可算⼤得惊⼈了。
边沁提出了种种议论，⽀持全体幸福即summumbonum（⾄善）这
个看法。这些议论有的是对其它伦理学说的尖锐批评。在他写的论政
治谬论的著作⾥，⽤⼀种似乎讲在马克思前头的⾔词说，温情道德和
禁欲道德满⾜统治阶级的利益，是贵族政体的产物。他继续说道，宣
扬牺牲之道德的⼈并不是受谬见之害的⼈：他们是想要别⼈为他们⽽
牺牲。他说，道德秩序是由利害平衡产⽣的结果。统治团体伪称统治
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已经利害⼀致，但是改⾰家们指明这种⼀致还不存
在，他们努⼒要使它实现。他主张只有效⽤原则能在伦理学和⽴法中当⼀个判断标准，奠定⼀门社会科学的基础。他⽀持他这条原则的明
确理由主要是，这条原则实际是表⾯上相异的各种伦理学体系暗中含
有的。不过，要给他对各种伦理学体系的概观加上严格限制，他这话
才似乎有道理。
边沁的学说体系中有⼀处明显的疏漏。假如⼈⼈总是追求⾃⼰的
快乐，我们怎么能保证⽴法者要追求⼀般⼈的快乐呢？边沁⾃⼰的本
能的仁慈⼼（他的⼼理学理论妨碍他注意到它）使他看不见这个问
题。假使他受聘请为某个国家草拟⼀部法典，他会按照他所认为的公
众利益制订他的提议，⽽不为了促进他个⼈的利益或（有意识地）促
进本阶级的利益。但是，假使他认识到这个事实，他当初就不得不修
改他的⼼理学学说了。他好像是这样想的：通过民主政体，结合适当
监督，可以控制⽴法者，使得他们只有凭⾃⼰对⼀般公众有⽤处才能
促进他们的私⼈利益。在当时，要给种种民主制度的作⽤下⼀个判
断，材料是不多的，所以他的乐观主义也许还情有可原，但是在我们
这个令⼈多幻灭感的时代，这种乐观主义就似乎有点天真了。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他的《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中提出
了⼀个议论，真谬误得难以理解他怎么会认为它是正确的。他讲：快
乐是⼈想要的唯⼀东西；因此快乐是唯⼀要得的东西。他主张，看得
见的东西只有⼈看见的东西，听得见的东西只有⼈听见的东西，同
样，要得的东西只有⼈想要的东西。他没注意到，⼀件东西⼈能够看
见它就是“看得见的”，但是⼈应该想要它才叫“要得的”。因⽽“要得
的”是⼀个以某种伦理学说为前提的词；我们从⼈想要的事物推不出要
得的事物来。
⽽且，假如每个⼈实际上必然追求⾃⼰的快乐，那么讲他应该做
旁的事是不得要领的。康德极⼒主张“你应该”暗含着“你能够”的意
思；反之，如果你不能怎样，说你应该怎样也是⽩费。假如每个⼈必
定总是追求⾃⼰的快乐，伦理学便化成聪明的远虑：你正好可以促进
别⼈的利益，希望他们反过来也会促进你的利益。同样，在政治中⼀
切合作都成了彼此帮衬。由功利主义者的前提按正当的推理是推不出
其他结论的。这⾥涉及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第⼀，每个⼈都追求⾃⼰的幸福
吗？第⼆，全体幸福是⼈的⾏动的正当⽬标吗？
说每个⼈都希求⾃⼰幸福，这话可以有两个意义，⼀个意义是明
⽩的⾄理，另⼀个意义是不对的。不论我可巧希求什么，我达到我的
愿望时就会获得⼏分快乐；按这个意义讲，⽆论我希求的是什么，那
总是⼀种快乐，于是可以稍⽋严格地说我所希求的就是快乐。该学说
在这个意义上是⼀条明⽩的⾄理。
但是，假若所指的是，如果我希求什么，我之所以希求它是因为
它会给我快乐，这通常是不对的。我饿的时候希求⾷物，只要我的饥
饿还继续存在，⾷物会给我快乐。然⽽，饥饿这种欲望是先有的；快
乐是这种欲望的后果。我不否认有些场合下⼈有直接求快乐的欲望。
假如你已决定在戏院⾥度⼀个空暇的晚上，你要选择你认为会使你得
到最⼤快乐的戏院。但是，这样由直接求快乐的欲望所决定的⾏为是
例外的、不重要的。每⼈的主要活动都是由先于算计快乐和痛苦的欲
望决定的。
不论什么事都可能是欲望的对象；受虐淫患者可能希求⾃⼰痛
苦。当然，受虐淫患者从他所希求的痛苦⾥取得快乐，但是这种快乐
是由于这种欲望，⽽不是倒过来讲。⼀个⼈可能希求某种除了由于他
的欲望⽽外对他个⼈没有影响的事情——例如，在⼀场他本国守中⽴
的战争中某⼀⽅的胜利。他可能希求增进⼀般⼈的幸福，或减轻⼀般
⼈的苦难。或者他也可能像卡莱尔那样，希求的与此正相反。随着他
的欲望不同，他的快乐也不同。
因为⼈们的欲望彼此冲突，伦理学是必要的。冲突的根本原因是
利⼰⼼：⼤多数⼈对⾃⼰的福利⽐对旁⼈的福利要关切。但是在毫⽆
利⼰⼼成分的场合下同样可能有冲突。这⼀个⼈也许希望⼈⼈都是天
主教徒，另⼀个⼈也许希望⼈⼈都是加尔⽂派教徒。社会⽃争中常常
包含这种⾮利⼰的欲望。伦理学有双重⽬的：第⼀，找出⼀条借以区
别善欲望和恶欲望的准则；第⼆，通过赞扬和责备，促进善欲望，阻
抑那种恶的欲望。功利主义的伦理学部分从逻辑上讲和⼼理学部分是不相关的，伦
理学部分说：那种实际上促进全体幸福的欲望和⾏为是善的。促进全
体幸福不⼀定要是某件⾏为的动机，却只需要是它的效果。对这种学
说我们在理论上有什么站得住的赞成理由或反对理由吗？关于尼采，
我们曾遇到过同样的问题。他的伦理学与功利主义者的伦理学不同，
因为他的伦理学主张⼈类中只有少数⼈具有伦理的重要性，其余⼈的
幸福或不幸是应当忽视的。我个⼈不认为这种意见分歧能够借科学问
题中可以应⽤的那种理论上的议论来处理。显然，那些被排斥在尼采
式贵族社会以外的⼈要有异议，因⽽问题就变成不是理论性的⽽是政
治性的了。功利主义的伦理学是民主的和反浪漫主义的。民主主义者
可能要承认它，但是对那些喜好⽐较拜伦式的世界观的⼈，依我看只
能从实践上去反驳他们，凭着⼀些不诉诸欲望、只诉诸事实的理由去
反驳是不⾏的。
哲学上的急进主义者是⼀个过渡的学派。他们的学说体系产⽣了
两个⽐它本⾝更重要的别的学说体系，即达尔⽂主义和社会主义。达
尔⽂主义是马尔萨斯⼈⼜论对全体动植物界的应⽤，⽽马尔萨斯⼈⼜
论则是边沁派的政治学和经济学不可分割的⼀部分。达尔⽂主义讲的
是⼀种全体规模的⾃由竞争，在这种竞争中胜利属于和成功的资本家
极其类似的动物。达尔⽂本⼈受到了马尔萨斯的影响，他和哲学上的
急进主义者有⼀般共鸣。不过，正统派经济学家所赞赏的竞争和达尔
⽂宣布为进化原动⼒的⽣存竞争有⼀个重⼤区别。在正统派经济学
⾥，“⾃由竞争”是⼀个受法律限制所束缚的⾮常⼈为的概念。你可以
⽐你的竞争者贱卖货品，但是你不得杀害他。你不得使⽤国家的军队
帮助你战胜外国⼚商。那些没好运⽓拥有资本的⼈不得打算靠⾰命来
改善⾃⼰的命运。边沁派的⼈所理解的“⾃由竞争”决不是真正⾃由
的。
达尔⽂学说中的竞争不是这种有限制的竞争；没有什么不许耍卑
鄙⼿段的规则。法律体制在动物中间是不存在的，也不排斥把战争当
竞争⽅法。在竞争中利⽤国家获取胜利违反边沁派的⼈⼼⽬中的规
则，却不能排除在达尔⽂学说讲的那种竞争以外。事实上，虽然达尔⽂本⼈是个⾃由主义者，虽然尼采没有⼀次提到他不带着轻蔑，达尔
⽂的“适者⽣存”若被⼈彻底消化了，会产⽣⼀种跟尼采哲学远⽐跟边
沁哲学相像的东西。不过，这种发展结果是属于后来⼀个时期的事，
因为达尔⽂的《物种起源》是1859年出版的，它的政治含义起初⼤家
还没有看出来。
相反，社会主义是在边沁学说的全盛时代萌芽的，是正统派经济
学的⼀个直接结果。跟边沁、马尔萨斯和詹姆⼠·穆勒有密切交往的李
嘉图，主张商品的交换价值完全出于⽣产该商品时花费的劳动。他在
1817年发表了这个理论，⼋年以后，⼀个前海军军官托马斯·霍治司⾦
发表了第⼀个社会主义的答辩《反对资⽅的要求⽽为劳⽅辩护》
（LabourDefendedAgainsttheClaimsofCapital）。他议论，如果像李嘉
图所主张的那样，全部价值都是劳动赋予的，全部报酬便应该归给劳
动者；现下地主和资本家所得的那⼀份必定是纯粹榨取物。同时，罗
伯特·欧⽂当⼯⼚主有了丰富的实际体验之后，坚信了那种不久就被⼈
称为社会主义的学说。（最早使⽤“Socialist”〔社会主义者〕⼀词是在
1827年，当时把它应⽤于欧⽂的信徒。）他说，机器正渐渐排挤劳动
者，⽽⾃由放任政策没有使⼯⼈阶级得到和机械⼒量相抗争的适当⼿
段。他提出的处理这种弊端的⽅法，是近代社会主义的最早期形式。
虽然欧⽂是边沁的朋友，边沁在欧⽂的企业⾥还投资了颇⼤的⼀
笔钱，哲学上的急进主义者并不喜欢欧⽂的新说；事实上，社会主义
的来临使他们和以前相⽐急进主义⾊彩和哲学⾊彩都减退了。霍治司
⾦在伦敦有了⼀些追随者，于是吓坏了詹姆⼠·穆勒。他写道：
“他们的财产观显得真丑；……他们似乎认为财产不应当存在，存
在财产对他们是⼀种祸害。毫⽆疑问，有恶棍在他们当中活动。……
这些傻⽠们，不明⽩他们疯狂企求的东西对他们将是那种只有他们⾃
⼰的双⼿才会给他们带来的灾难。”
在1831年写的这封信，可以看成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长期⽃
争的开端。在后来的⼀封信⾥，詹姆⼠·穆勒把社会主义的根源归于霍
治司⾦的“疯狂的胡说”，他又说：“这种见解假使要传播开，会使⽂明
社会覆灭；⽐匈奴和鞑靼⼈排⼭倒海地泛滥还坏。”社会主义只是政治上的或经济上的主义，就此来说不在⼀部哲学
史的范围以内。但是到卡尔·马克思⼿中，社会主义获得了⼀套哲学。
他的哲学要在下⼀章⾥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