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章 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 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是⼀个⾮常困难的题⽬。对有许多⼈，可以肯定说我们知道得很少；对另有许多⼈，可以肯定说我们知道得很多；但是对于苏格拉底，就⽆从肯定我们知道得究竟是很少还是很多了。毫⽆疑问，他是⼀个出⾝于雅典中产之家的公民，在辩论之中度过了⼀⽣，并向青年们教授哲学，但不是象智者那样为了钱。他确实是受过审判，被判死刑，并于公元前399年就刑，年约七⼗岁。他⽆疑地是雅典的⼀个著名⼈物，因为亚⾥斯多芬尼在《云》的剧本⾥描写过他。但是除此⽽外，我们便完全纠缠于众说纷纭之中了。他的两位弟⼦⾊诺芬和柏拉图，都给他写过卷帙浩繁的记述；但两⼈所叙述的却⼤为不同。⽽且即令两⼈的说法⼀致时，伯奈特已经提示过，那也是⾊诺芬抄袭柏拉图的。对两⼈的说法不⼀致处，有⼈是相信⾊诺芬，也有⼈相信柏拉图；还有⼈是两种说法都不相信。在这样⼀场危险的争论⾥，我并不冒险来拥护某⼀⽅，但我将简明地提出各种不同的观点。
我们先谈⾊诺芬；⾊诺芬是个军⼈，头脑不⼤开明，他的观点⼤体上是因袭保守的。⾊诺芬感到痛苦的是，苏格拉底竟然被控为不虔敬和败坏青年；和这些⼈相反，他竭⼒主张苏格拉底是⾮常虔敬的，⽽且对于受过他影响的⼈起了⼗分有益的作⽤。他的思想看来决不是颠复性的，反⽽是颇为沉闷⽽平凡。这种辩护未免太过⽕了，因为它并没有说明⼈们为什么仇视苏格拉底。伯奈特说：（《从泰勒斯到柏拉图》第149页）“⾊诺芬给苏格拉底做的辩护真是太成功了。假如苏格拉底真是那样，他是决不会被处死刑的。”
曾有⼀种倾向，认为⾊诺芬所说的⼀切都⼀定是真实可信的，因为他缺少可以想象任何不真实的事物的那种聪明。这是很靠不住的⼀种论证⽅法。⼀个蠢⼈复述⼀个聪明⼈所说的话时，总是不会精确的，因为他会⽆意中把他听到的话翻译成他所能理解的语⾔。我就宁愿意让⼀个是我⾃⼰的死敌的哲学家来复述我的话，⽽不愿意让⼀个不懂哲学的好朋友来复述我的话。因此，⾊诺芬说的话若是在哲学上包含有任何困难之点，或者若是其⽬的只在于证明苏格拉底的受刑是不公正的这⼀论点，我们便不能接受⾊诺芬的话了。
然⽽，⾊诺芬的某些回忆却是⾮常令⼈信服的。他叙说过（柏拉图也叙说过）苏格拉底是怎样不断地在研究使有才能的⼈能够当权的问题。苏格拉底会问这样的问题：“如果我想修鞋，我要去找谁呢？”对这个问题，⼀些坦率的青年就回答说：“去找鞋匠啊，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又会提到⽊匠、铜匠等等，于是最后便问到这样的问题：“谁应该来修理国家这只船呢？”当他与三⼗僭主发⽣冲突的时候，三⼗僭主的领袖，那个曾向他求过学并熟知他的⽅法的克利提斯，便禁⽌他继续教导青年们，⽽且还对他说：“不⽤再讲你那套鞋匠、⽊匠和铜匠了。由于你反复不休地提他们，现在他们已经被你讲烂了”（⾊诺芬《回忆录》，卷1，第2章）。这件事发⽣于伯罗奔尼苏战争结束之后，斯巴达⼈建⽴了短期的寡头政府的时候。但是雅典在⼤部分的时期都是民主制，民主到连将军也要经过选举或抽签的地步。苏格拉底就遇到过⼀个青年想作将军，苏格拉底劝他最好学⼀些战争的技术。这个青年于是就出去学了些简单的战术学课程。他回来以后，苏格拉底带讽刺地夸赞了他⼏句，就又打发他去继续学习（同书，卷3，第1章）。苏格拉底又送另⼀个青年去学习理财之道。他对许多⼈，包括国防部长在内，都采取这种办法；但是⼈们终于认定⽤鸩死他的办法来使他沉默，要⽐弥补他所指责的种种罪恶还要更容易些。
⾄于柏拉图有关苏格拉底的叙述，则其困难就与⾊诺芬的情形全然不同了；那就是，我们很难判断柏拉图究竟有意想描绘历史上的苏格拉底到什么程度，⽽他想把他的对话录中的那个叫苏格拉底的⼈仅仅当作他⾃⼰意见的传声筒又到什么程度。柏拉图除了是哲学家⽽外，还是⼀个具有伟⼤天才与魅⼒⽽又富于想象的作家。没有⼀个⼈会设想，就连柏拉图本⼈也并不认真地认为，他的《对话录》⾥的那些谈话是真象他所记录的那样⼦进⾏的。但⽆论如何，在早期的对话⾥，谈话是⼗分⾃然的，⽽且⼈物也是⼗分令⼈信服的。正是由于作为⼩说家的柏拉图的优异性，才使⼈要怀疑作为历史学家的柏拉图。
他笔下的苏格拉底是⼀个始终⼀贯⽽又极其有趣的⼈物，是⼀个远⾮⼤多数⼈所能创作出来的⼈物；但是我以为柏拉图却是能够创作出他来的。⾄于他究竟是否创作了苏格拉底，那当然是另外⼀个问题。
通常认为具有历史真实性的⼀篇对话便是《申辩篇》。这⼀篇据说是苏格拉底受审时为⾃⼰所做的辩护词——当然，并不是⼀篇速记记录，⽽是若⼲年后柏拉图在记忆⾥所保存下来的东西，被他汇集起来并经过了⽂艺的加⼯。审判时柏拉图是在场的，并且似乎很显然，他所记录下来的东西就是他记得苏格拉底所说的那种东西，⽽且⼤体上他的意图也是要⼒求符合历史的。这篇对话，尽管有着各种局限性，却⾜以给苏格拉底的性格刻划出⼀幅相当确切的形象。
苏格拉底受审的主要事实是⽆容置疑的。判决所根据的罪状是：“苏格拉底是⼀个作恶者，是⼀个怪异的⼈，他窥探天上地下的事物；把坏的说成是好的，并且以这⼀切去教导别⼈。”对他仇视的真正理由——差不多可以肯定地说——乃是⼈们认为他和贵族派有勾结；他的学⽣⼤部分都是属于贵族派的，⽽且其中当权的⼏个已经证明是极有危害性的。然⽽，由于⼤赦的缘故，这种理由便不能公开提出来了。法庭⼤多数都判决他有罪，这时按照雅典的法律，他可以要求某种较死刑为轻的处罚。法官们如果认为被告有罪的话，他们就必须在判决的定谳和被告⽅⾯所要求的惩罚两者之间作出选择。因此，若能提出⼀种法庭认为适宜⽽可以加以接受的相当重的处罚的话，那是会对苏格拉底有利的。然⽽他提出来的却是处以三⼗个⽶尼的罚⾦，这笔罚⾦，他的⼏个朋友（包括柏拉图在内）都愿意为他担保。这种处分是太轻了，以⾄于法庭⼤为恼怒，于是便以⽐判决他有罪时更⼤的多数判决他死刑。他⽆疑地是预见到了这种结局的。显然他也并不想以看来是承认⾃⼰有罪的让步，来避免死刑。
检查官有安尼图斯，⼀个民主派的政治家；有美⽴都，⼀个悲剧诗⼈“年青⽽不著名，有着细长的头发，稀疏的胡须，和⼀个鹰钩⿐”；还有李康，⼀个没没⽆闻的修词家（见伯奈特《从泰勒斯到柏拉图》，第180页）。他们坚持说，苏格拉底所犯的罪是不敬国家所奉的神并宣传其他的新神，⽽且还以此教导青年、败坏青年。
我们⽆须再在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对于真实的苏格拉底其⼈的关系这个不可解决的问题上⾃寻烦恼，让我们来看柏拉图是怎样使苏格拉底答复这次控诉的吧。
苏格拉底⼀开始就控诉他的检查官是逞辩，并且反驳别⼈指责他⾃⼰的逞辩。他说他所具有的唯⼀辩才，就是真理的辩才。⽽且如果他是以他所习惯的态度讲话，⽽不是以“⼀套雕词琢句的演说词”1我引柏拉图⼀般⽤的是周维特（Jowett）的译本。来讲话，他们也不必对他发怒。他已经是七⼗开外的⼈了，⽽且从来不曾到法庭上来过；因此，他们必须原谅他的不合法庭⽅式的讲话。
他继续说，除了正式的起诉者⽽外，他还有⼀⼤堆⾮正式的起诉者，那些⼈从这些法官们还是⼩孩⼦的时候起，就到处“宣扬着有⼀个苏格拉底，他是个有智慧的⼈，他思考着天上并探究到地下的事，⽽且把坏的东西说成是好的。”他说，⼈们以为这样的⼈是不相信神的存在的。公共舆论提出的这种⽼⼀套的指责要⽐正式的判决更危险得多，尤其危险的是除了亚⾥斯多芬尼以外，他并不知道这些话是从什么⼈那⾥来的。2在《云》⼀剧中，苏格拉底被写成是否认宙斯存在的。在答复这种⽼⼀套仇视他的种种根据时，他指出他⾃⼰并不是⼀个科学家——“我与物理学的探讨毫⽆缘分”，——⽽且他不是⼀个教师，他并不以教学挣钱。他接着嘲笑了智者们，不承认智者们具有他们所⾃诩的知识。然则，“我之所以被⼈称为有智慧并且背着这种恶名的理由是什么呢？”
事情是有⼀次有⼈向德尔斐神坛求问，有没有⼈⽐苏格拉底更有智慧；德尔斐神坛答称再没有别⼈了。苏格拉底承认他⾃⼰是完全困惑住了，因为他⾃⼰⼀⽆所知，⽽神又不能撒谎。因此，他就到处访问以智慧出名的⼈，看看他是否能指证神是犯了错误。⾸先他去请教⼀位政治家，这位政治家“被许多⼈认为是有智慧的，可是他却⾃认为还更有智慧。”苏格拉底很快就发见这个⼈是没有智慧的，并且和蔼地⽽坚定地向他说明了这⼀点；“然⽽结果是他恨上了我”。随后苏格拉底又去请教诗⼈，请他们讲解他们作品中的各个篇章，但是他们却没有能⼒这样做。“于是我便知道诗⼈写诗并不是凭智慧，⽽是凭⼀种天才与灵感”。于是他就去请教⼯匠，但是发见他们也⼀样地使⼈失望。
他说，他在这段过程中结下了许多死敌。最后他结论说：“只有神才是有智慧的；他的答复是要指明⼈的智慧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或者全⽆价值的；神并不是在说苏格拉底，他仅仅是⽤我的名字作为说明，象是在说：⼈们啊！惟有像苏格拉底那样知道⾃⼰的智慧实际上是毫⽆价值的⼈，才是最有智慧的⼈”。这种对于⾃命为有智慧的⼈所进⾏的揭发⼯作耗尽了他的全部时间，使他沦于极端的贫困，但是他觉得为神谕⽽作见证乃是⼀桩责任。
他说，富有阶级的青年⽆事可做，都⾼兴听他揭露别⼈，并且进⽽也照这样做；这就增加了他的敌⼈的数⽬。“因为他们不喜欢承认他们所⾃诩的知识被⼈揭穿。”
这些就是第⼀类起诉者的情形。
苏格拉底于是就进⽽诘问他“那位⾃称是好⼈和真正爱国者”的检查官美⽴都。苏格拉底问道，谁是改善青年的⼈。美⽴都最初提出是法官；然后，在逐步紧逼之下，就不得不说除了苏格拉底⽽外，每⼀个雅典⼈都是改善青年的⼈；于是苏格拉底便祝贺雅典城的好运道。其次，他又指出跟好⼈要⽐跟坏⼈更好相处；因此，他决不会如此之愚蠢，以⾄于有意要败坏他的同胞；但如果他是⽆意地，那末美⽴都就应该教导他，⽽不应该控诉他。
起诉书说苏格拉底不仅否认国家的神，⽽且还宣扬他⾃⼰的那些神；然⽽美⽴都却说苏格拉底是⼀个彻底的⽆神论者，并且说：“他说太阳是⽯⽽⽉亮是⼟”。苏格拉底答道，美⽴都⼤概以为⾃⼰是在控诉阿那克萨哥拉了吧，阿那克萨哥拉的见解是花上⼀个德拉克玛就可以在剧场⾥听得到的（指幼利披底的戏剧）。苏格拉底当然指出了彻底⽆神论这种新的控诉是与起诉书相⽭盾的，然后他就谈到⽐较⼀般的论点上来。
《申辩篇》其余部分的调⼦主要地是宗教的。他当过兵，并曾遵照命令坚持他的职守。现在“神命令我履⾏⼀个哲学家探讨⾃⼰和探讨别⼈的使命”，⽽现在要放弃他的职守，那就会象在战⽃中放弃职守是⼀样地可耻了。怕死并不就是智慧，因为没有⼀个⼈知道死会不会是更好的事。如果以不再继续他已往所做的那种思考为条件⽽允许他活命的话，他就要回答说：“雅典⼈啊！我尊敬你们、爱你们，但是我将服从神⽽不服从你们；3可⽐较《使徒⾏传》第5章，第29节。⽽且只要我还有⽣命和⼒量，我就决不停⽌实践哲学与教导哲学，并劝勉我所遇到的每⼀个⼈。……因为我知道这是神的命令；⽽且我相信，在这个国家⾥从没有出现过⽐我对神的服役更好的事了”。他继续说道：
我还有些话要说，对这些话你们会要喊叫起来的；但是我相信，听我说话是会对你们有好处的，因此我请求你们不要喊叫起来。我愿你们知道，如果你们杀了象我这样⼀个⼈，你们就损害了你们⾃⼰更有甚于你们损害我。没有什么能损害我，不管是美⽴都还是安尼图斯——他们都不能够，因为⼀个坏⼈是不许损害⼀个⽐⾃⼰更好的⼈的。我不否认安尼图斯也许可以杀死我，或者流放我，或者剥夺我的公民权利；⽽且他可以想象，并且别⼈也可以想象，他加给了我很⼤的损害：但是我却不同意这种想法。因为象他这种⾏为的罪过——不正义地剥夺别⼈⽣命的这种罪过——乃是要更⼤得多的罪过。
他说，他之所以申辩乃是为了他的审判官⽽不是为了他⾃⼰。他是被神派遣到这个国家⾥来的⼀个⽜虻，⽽且再找⼀个象他这样的⼈是不⼤容易的。“我敢说你们会感到恼怒的（就象⼀个突然从睡梦中被惊醒的⼈那样），并且你们以为你们可以象安尼图斯所建议的那样轻⽽易举地把我打死，然后你们便可以安稳地度过你们的余⽣，除⾮是神照顾你们，又给你们再派来另⼀个⽜虻”。
他为什么只在私下谈论，⽽不对公共事务提出忠告呢？“你们在许多时候，在不同的地⽅，曾听我说过有⼀个神谕或者灵异降临于我，也就是美⽴都起诉书中所嘲笑的那个神。这个灵异是⼀种声⾳，最初它降临于我的时候，我还是个⼩孩⼦；它总是禁⽌我，但从来不曾命令我，去做任何我要做的事。阻⽌我去做⼀个政治家的也是它”。他继续说，在政治上没有⼀个诚实的⼈是能够长命的。他举出他⾃⼰⽆可避免地卷⼊公共事务中的两次例⼦：第⼀次是他反抗了民主制；第⼆次是反抗了三⼗僭主，这两次当权者的⾏动都是⾮法的。
他指出，出席的⼈⾥⾯有很多是他从前的学⽣和学⽣的⽗兄们，⽽起诉书提不出这些⼈中有哪⼀个⼈能见证他败坏过青年（这⼀点差不多是⼀个辩护律师在《申辩篇》⾥所能认可的唯⼀论据）。他拒绝遵循惯例，把他哭哭啼啼的⼉⼥带到法庭上来以期软化法官们的⼼；他说这种景象会使得被告者和整个城邦都同样地显得可笑。他的⼯作乃是要说服法官，⽽不是请求他们开恩。
在宣判以及否决了那处以三⼗个⽶尼的另⼀种可能的惩罚⽽后（关于这另⼀种惩罚，苏格拉底曾提名柏拉图作为他的保⼈之⼀，并且柏拉图也出席了法庭），苏格拉底就做了最后的⼀次讲话。
⽽现在，你们这些给我定罪的⼈啊，我愿意向你们预⾔；因为我就要死去，⽽⼈临死的时候是赋有预⾔的能⼒的。因⽽我要向你们这些杀害我的凶⼿们预⾔；我死去之后，⽴刻就有⽐你们加之于我的更重得多的惩罚在等待你们。……如果你们以为你们⽤杀⼈的办法就能防⽌别⼈谴责你们的罪恶⽣活，那你们就错了；那是⼀种既不可能⽽又不荣誉的逃避办法，最容易最⾼贵的办法并不是不让别⼈说话，⽽是要改正你们⾃⼰。
然后他就转向那些投票赞成开释他的法官们，对他们说，在他那天所做的⼀切中，他的神谕始终没有反对他，虽然在别的场合他的神谕是常常中途打断他说话的。他说，这就是“⼀种预⽰，预⽰着我遭遇的事情是件好事，⽽我们之中认为死是⼀件坏事的⼈乃是错误的”。因为死要末就是⼀场没有梦的睡眠，——那显然很好，——要末就是灵魂移居到另⼀个世界⾥去。⽽且“如果⼀个⼈能和奥尔弗斯、和缪索斯、和赫西阿德、和荷马谈话，那他还有什么东西不愿意放弃的呢？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让我⼀死再死吧！”在另⼀个世界⾥，他可以和其他遭受不正义⽽死去的⼈们谈话，⽽尤其是他可以继续他对于知识的追求。“在另⼀个世界⾥，⼈们不会因为⼀个⼈提出了问题，就把他处死的，绝对不会的。⽽且除了⽐我们更加幸福⽽外，他们还是永远不死的，如果关于那⾥的说法都是真的话。……“死别的时⾠已经到了，我们各⾛各的路吧——我去死，⽽你们去活。哪⼀个更好，唯有神才知道了。”
《申辩篇》给某⼀种类型的⼈描绘出了⼀幅明晰的图画：⼀个⾮常⾃信的⼈，头脑⾼超⽽不介意于世俗的成败，相信⾃⼰是为⼀个神圣的声⾳所引导，并且深信清明的思想乃是正确⽣活的最重要的条件。除了最后这⼀点⽽外，他是很象⼀个基督教的殉道者或者⼀个清教徒的。从他最后那⼀段谈论死后事情的话⾥，使⼈不可能不感到他是坚决相信灵魂不朽的；⽽他⼜头上所表⽰的不确定，只不过是假定⽽已。他并不象基督徒那样，因为害怕永恒的受苦⽽烦恼：他并不怀疑，他在另⼀个世界的⽣活将是⼀种幸福的⽣活。在《斐多篇》⾥，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还提出过信仰灵魂不朽的理由；究竟这些是否就是曾经影响了历史上的苏格拉底的理由，那就⽆从肯定了。
似乎没有任何疑问，历史上的苏格拉底的确是宣称⾃⼰被神谕或者命运之神（daimon）所引导的。那究竟是不是象基督徒所称之为良⼼的声⾳的那种东西，还是那对苏格拉底来说乃是⼀个真正的声⾳，我们就⽆从知道了。圣⼥贞德是受到声⾳的⿎舞的，那原是精神不健全的⼀种普通形态。苏格拉底可能患有癫痫性的昏迷病，⾄低限度这似乎是对于有⼀次在他服兵役时所发⽣过的那类事情的⾃然解释：
有⼀天早晨苏格拉底在想着⼀件他不能解决的事；他又不愿意放下这件事，所以他不断地从清早想到中午，——他站在那⾥⼀动也不动地在想着；到了中午⼈们就注意起他来了，来来往往的⼈传说着苏格拉底从天⼀亮就站在这⾥想事情。最后，晚饭以后天⿊下来，有⼏个伊奥尼亚⼈出于好奇（我应该说明这件事的发⽣不是在冬天⽽是在夏天），就搬来他们铺盖，睡在露天⾥，为的是要守着苏格拉底，看他究竟会不会站⼀整夜。他就站在这⾥⼀直站到第⼆天早晨；天亮起来，他向太阳做了祈祷，才⾛开了。（《筵话篇》，220）
这种情形，在较轻的程度上，是苏格拉底常有的事。《筵话篇》⼀开头就说到，苏格拉底和亚⾥⼠托德姆⼀起去赴宴会，但是苏格拉底⼀阵出神就落在后头了。当亚⾥⼠托德姆到达的时候，主⼈阿迦敦就问道：“你把苏格拉底怎么了？”亚⾥⼠托德姆⼤吃⼀惊，发见苏格拉底原来并没有和他在⼀起；他们便派⼀个奴⾪去找苏格拉底，才发见他站在邻家的廊柱下。这个奴⾪回来说：“他呆呆地站在那⾥，我叫他的时候，他⼀动也不动”。那些知道苏格拉底的⼈就解释说：“他有这种习惯，随时随地会站下来，并且⽆缘⽆故地出神。”于是他们就不再问苏格拉底了，等到宴席已经过了⼀半苏格拉底才⾛进来。
任何⼈都同意苏格拉底是很丑的；他有⼀个扁⿐⼦和⼀个⼤肚⼦；他⽐“萨提尔滑稽戏⾥的⼀切丑汉4原指希腊神话中的森林之神。——中译本编者（Silenus）都还丑”（⾊诺芬《筵话篇》）。他总是穿着褴褛的旧⾐服，光着脚到处⾛。他的不顾寒暑、不顾饥渴使得⼈⼈都惊讶。阿尔西拜阿底斯在《筵话篇》⾥曾描叙苏格拉底服兵役的情形说：
我们的供应被切断了，所以就不得不枵腹⾏军，这时候苏格拉底的坚持⼒真是了不起，——在战争期中常常会发⽣的这类情势之下，他不仅⽐我，⽽且⽐⼀切⼈都更卓绝：没有⼀个⼈可以和他相⽐。……他忍耐寒冷的毅⼒也是惊⼈的。曾有⼀次严霜，——因为那⼀带的冬天着实冷得可怕，——所有别的⼈不是躲在屋⾥，就是穿着多得可怕的⾐服，紧紧把⾃⼰裹起来，把脚包上⽑毡；这时只有苏格拉底⾚着脚站在冰上，穿着平时的⾐服，但他⽐别的穿了鞋的兵⼠⾛得更好；他们都对苏格拉底侧⽬⽽视，因为他仿佛是在鄙夷他们呢。他对于⾁体情欲的驾驭，是常常为⼈所强调的。他很少饮酒，但当他饮酒时，他能喝得过所有的⼈；从没有⼈看见他喝醉过。
在爱情上，哪怕是在最强烈的诱惑之下，他也始终是“柏拉图式”的；假如柏拉图所说的话是真的。他是⼀个完美的奥尔弗斯式的圣者；在天上的灵魂与地上的⾁体⼆者的对⽴之中，他做到了灵魂对于⾁体的完全的驾驭。他在最终时刻对于死的淡漠，便是这种驾驭⼒的最后证明。但同时，他并不是⼀个正统的奥尔弗斯派；他所接受的仅只是基本的教义，⽽不是迷信与净化的仪式。
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预示了斯多葛派和⽝儒学派。斯多葛派主张最⾼的善乃是德⾏，⼀个⼈不能够被外部的原因剥夺掉德⾏；这种学说已经隐含在苏格拉底声称他的法官们不能损害他的那篇论辩之中了。⽝儒学派鄙视世上的财货，这种鄙夷表现在他们逃避⽂明的舒适⽣活上；苏格拉底能够⾚着脚⾐衫褴褛地⽣活，也是出于同样的观点。
似乎可以肯定，苏格拉底的主要关怀是在伦理⽅⾯⽽不是在科学⽅⾯。我们已经看到他在《申辩篇》中说过，“我和物理学的探索是毫⽆缘分的”。柏拉图最早的⼀些对话是被公认为最近于苏格拉底的，这些对话主要地是从事于探讨伦理学名词的定义。《沙⽶底斯篇》是谈论节制和中庸的定义的；《李西斯篇》是谈论友谊的，《拉什斯篇》是谈论勇敢的。所有的这些篇对话⾥，都没有得出结论，但是苏格拉底明确表⽰了他认为探讨这些问题是重要的。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始终⼀贯地坚持说他⾃⼰⼀⽆所知，⽽且他之⽐别⼈聪明就只在于他知道⾃⼰是⼀⽆所知；但是他并不以为知识是不可得到的。正相反，他认为追求知识有着极⼤的重要意义。他坚持说，没有⼀个⼈是明知⽽又故意犯罪的，因此使⼀切⼈德⾏完美所必需的就只是知识。
德⾏与知识之间这种密切的联系，乃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两⼈的特⾊。在某种程度上，它也存在于⼀切的希腊思想之中，⽽与基督教的思想相对⽴。在基督教的伦理⾥，内⼼的纯洁才是本质的东西，并且⾄少是在⽆知的⼈和有学问的⼈之间同样地可以找得到的东西。希腊伦理学与基督教伦理学之间的这⼀区别，⼀直贯穿到今天。
辩证法，也就是说以问答求知识的⽅法，并不是苏格拉底发明的。辩证法似乎是由巴门尼德的弟⼦芝诺⾸先系统地加以使⽤的；在柏拉图对话录的《巴门尼德篇》⾥，芝诺以这种⽅法对付了苏格拉底，正如柏拉图在别处说苏格拉底以这种⽅法对付别⼈⼀样。但是我们有种种理由可以设想，苏格拉底使⽤了并且发展了这种⽅法。我们已经看到，在苏格拉底被判死刑时，他就快乐地怀想到，在另⼀个世界⾥他可以继续永远地提问题，⽽且不可能再被⼈处死，因为他将会是不死的。当然，如果他使⽤辩证法的⽅式真是象《申辩篇》中所描写的那样，那末别⼈对他的仇视就很容易解释了：全雅典的骗⼦们都会结合在⼀起来反对他的。辩证的⽅法只适⽤于某些问题，⽽不适⽤于另⼀些问题。也许这可以帮助我们决定柏拉图的研究的特点，因为他的研究⼤部分都是可以⽤这种⽅式来加以处理的东西。⽽且通过柏拉图的影响，后来⼤多数的哲学家们都曾为他的这种⽅法造成的局限所束缚。
某些东西显然是不宜于⽤这种⽅式来处理的——例如，经验科学。的确伽利略曾⽤对话录宣扬过他的理论，但那仅仅是为了要克服⼈们的偏见，——他那些发现的正⾯理由不⽤极⼤的矫揉造作是不能插进到对话录⾥⾯来的。在柏拉图的著作⾥，苏格拉底总好象是只不过在引出被诘问者所已经具有的知识罢了；由于这种缘故，他就把他⾃⼰⽐做是⼀个助产⼠。但是当他在《斐多篇》和《美诺篇》中把这种⽅法运⽤于⼏何学问题的时候，他就必须问到⼀些为任何法官所不能允许的引导性的问题了。这种⽅法是与回忆说相谐合的，因为按照回忆说，我们的学习只是由于记忆起来了我们在前⽣所已经知道的东西。但与这种观点相反的，让我们考虑⼀下⽤显微镜所做出的任何⼀种发见吧；⽐如说细菌传播疾病，我们很难认为，这种知识是可以⽤问答的⽅法就能够从⼀个本来对此⼀⽆所知的⼈那⼉推引出来的。
苏格拉底的处理⽅法所适⽤的，乃是那些我们对之已有⾜够的知识⽽可以达到正确结论的事物，但由于我们思想混乱或者缺乏分析的缘故⽽未能对于我们所知的东西加以最好的逻辑的使⽤。象“什么是正义”这样⼀个问题，显然是适于以柏拉图式的对话来加以讨论的。我们⼤家都在随便地使⽤“正义的”或“⾮正义的”这些字，只要考查⼀下我们使⽤这些字的⽅式，我们就可以归纳出来最能与习惯相符合的那种定义。这⾥所需要的，只是关于问题中的这些字应如何使⽤的知识。但是当我们的探讨得出了结论时，我们所做出的只不过是⼀桩语⾔学上的发见，⽽并不是⼀桩伦理学上的发见。
然⽽，我们也很可以把这种⽅法很有益地应⽤于稍为⼴泛的⼀类情况中。只要所争论的是逻辑的事情⽽不是事实的事情，那末讨论就是发现真理的⼀种好⽅法。例如，假使有⼈说，民主制是好的，但凡是具有某种意见的⼈却应该不许投票；那末我们就可以断定这个⼈是不⼀贯的，并且可以向他证明，他的两种说法之中⾄少有⼀种必定或多或少是错误的。逻辑的错误，我以为，要⽐许多⼈所想象的具有更⼤的实际重要性；它能使犯这种错误的⼈轮流地在每⼀个题⽬上都采取为⾃⼰所惬意的见解。任何⼀套逻辑上⼀贯的学说都必定有着某些部分是令⼈痛苦的，并且与流⾏的成见是相反的。辩证的⽅法——或者，更⼴义地说，⽆拘⽆束地辩论的习惯——是有助于增进逻辑的⼀贯性的，因⽽在这⽅⾯便是有⽤的。但是当其⽬的是要发见新事实的时候，这种⽅法便完全⾏不通了。也许我们可以把“哲学”就定义为是⽤柏拉图的⽅法所可能追求到的全部探讨的总和。但是如果这⼀定义是妥当的话，那乃是由于柏拉图对于后世哲学家们有影响的缘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