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章 普罗泰⼽拉
我们所曾考察过的前苏格拉底时期的那些伟⼤的体系，在公元前
五世纪后半叶就遭到了怀疑运动的反对，怀疑运动中最重要的⼈物就
是智者的领袖普罗泰⼽拉。“智者”这个字原来并没有坏意思；它指的
差不多就是我们所说的“教授”。⼀个智者是⼀个以教给青年某些事物
为⽣的⼈，这些事物被⼈认为在实际⽣活中是对青年有⽤的。既然当
时还没有这类教育的公共设施，所以智者们就只教那些⾃备束脩的⼈
或者是由家长出束脩的⼈。这就倾向于给他们以某种阶级的偏见，⽽
当时的政治局⾯又更加强了这种偏见。在雅典和许多别的城市，在政
治上民主制获得了胜利，但是对于削减那些属于旧贵族世家的⼈们的
财富⽅⾯却毫⽆成绩。体现出来我们⼼⽬中所谓希腊⽂化的，⼤体上
都是富⼈：他们有教育、有闲暇，游历把他们的传统偏见的棱⾓给磨
掉了，他们消耗于论辩的时间又磨练了他们的机智。所谓民主制，并
没有触动使富⼈⽆需压迫⾃由公民便能享有他们的财富的那个奴⾪制
度。
然⽽在许多城市⾥，尤其是在雅典，较穷的公民们对于富⼈有着
双重的仇视，⼀是嫉妒，⼆是传统⼼理。富⼈——常常很正当地——
被⼈认为是不虔敬的和不道德的；他们在颠复着古代的信仰并且也许
还试图摧毁民主制。于是就形成了政治上的民主制与⽂化上的保守主
义的互相结合，⽽⽂化上的⾰新者们则倾向于政治上的反动派。近代
的美国也存在着多少相同的情况，在美国作为主要的天主教组织的塔
曼尼派①努⼒保卫传统的神学与伦理的教条⽽反对启蒙运动的进攻。
但是美国的启蒙者在政治上要⽐雅典的启蒙者软弱得多，因为他们没
有能够与财阀政治⼀起建⽴共同的⽬标。然⽽那⾥有⼀个重要的⾼等
知识阶级是从事于保卫财阀政治的，那就是公司法律顾问阶级。在有
⼏⽅⾯，他们的作⽤⾮常有似于智者们在雅典所起的那种作⽤。
①塔曼尼是美国纽约城的⼀个强有⼒的政治团体，主张所谓的民
主和地⽅分权制。——中译本编者雅典的民主政治虽然由于不包括奴⾪和⼥⼈⽽有着严重的局限
性，然⽽在有些⽅⾯，要⽐任何近代的体制都更为民主。法官和⼤部
分⾏政官都是由抽签选出来的，并且任职的时期很短；因⽽他们都是
普通的公民，就象我们的陪审员那样，他们有着普通公民们所特有的
偏见，并且缺乏职业性的⽓味。⼀般说来，总是有许多的法官在听
案。原告⼈与辩护⼈，或者起诉者与被告，都是亲⾃出席的，⽽不是
由职业的律师出席。⼗分⾃然地，胜败⼤部分要取决于演说时能打动
群众偏见的那种技巧。虽然⼀个⼈必须亲⾃发⾔，但是他可以雇⼀个
专家替他写发⾔稿，或者是象许多⼈所喜欢的那样，可以花钱去学习
那种在法庭上获胜所必需的技术。智者们就被公认是教给⼈以这种技
术的。
雅典历史上的⽩⾥克⾥斯时代，⾮常有似于英国史上的维多利亚
时代。雅典是富强的，不⼤受战争的⼲扰，并且具有⼀部由贵族所执
⾏的民主宪法。在谈到阿那克萨哥拉时，我们已经看到有⼀个反对⽩
⾥克⾥斯的民主反对派逐渐地积蓄了⼒量，并且逐⼀地攻击他的朋友
们。伯罗奔尼苏战争爆发于公元前431年①；雅典（和许多其他地⽅⼀
道）遭到⼤疫的袭击；为数曾经约达230，000的⼈⼜便⼤⼤地减少
了，并且永远再也没有恢复到它原来的⽔平（柏⾥：《希腊史》卷Ⅰ，
444页）。⽩⾥克⾥斯本⼈于公元前430年被免除将军的职务，并且被
⼀个由150名法官所组成的法庭以侵吞公款的罪名⽽判处罚款。他的两
个⼉⼦都死于⼤疫，他本⼈也于次年（429）死去。斐狄阿斯和阿那克
萨哥拉都被判罪；阿斯巴西亚被控为不虔敬⽽且治家⽆⽅，但是被赦
免了。
①战争结束于公元前404年，雅典⼀败涂地。
在这样⼀种社会⾥，很⾃然的那些容易遭民主派政治家仇视的⼈
们就会希望掌握辩论的技术。尽管雅典⼈惯好迫害，但是在有⼀点上
却远不象近代美国⼈那样狭隘，因为那些被指控为不虔敬与败坏青年
⼈的⼈们还可以出席为⾃⼰申辩。
这就说明了智者们何以受到⼀个阶级的欢迎⽽不受另⼀个阶级的
欢迎；但是在他们⾃⼰的⼼⽬⾥总以为他们并⾮是为个⼈的⽬的⽽服务，⽽且他们之中确乎有很多⼈是真正从事于哲学的。柏拉图对他们
极尽诋毁谩骂的能事，但是我们不能⽤柏拉图的论战来判断他们。在
他较轻松的语调⾥，让我们从《攸狄底姆斯篇》中引下列⼀段⽂章，
⽂中说有两个智者狄奥尼索多拉斯和攸狄底姆斯故意去捉弄⼀个名叫
克⾥西普斯的头脑简单的⼈。狄奥尼索多拉斯说：
你说你有⼀条狗吗？
是呀，克⾥西普斯说，有⼀条恶狗。
他有⼩狗吗？
是呀，⼩狗们和他⼀个样。
狗就是他们的⽗亲吗？
是呀，他说，我看见了他和⼩狗的母亲在⼀起。
他不是你的吗？
他确乎是我的呀。
他是⼀个⽗亲，⽽且他又是你的；所以他就是你的⽗亲，⽽⼩狗
就是你的兄弟了。
从较为严肃的语调⾥，我们可以引题名为《智者》的⼀篇对话。
这是⼀篇以智者做为⼀个例⼦⽽对定义进⾏逻辑的讨论的对话。我们
⽬前暂不讨论这⼀篇的逻辑，关于这⼀篇对话我想要提到的唯⼀的东
西就是他最后的结论。
“制造⽭盾的技俩出⾃于⼀种不真诚的、夸⼤的模仿，是属于由影
象制造⽽产⽣的那类假象制造的，其特点是属于⼈为的⽽⾮神明的创
造的⼀部分，它表现为⼀种暧昧的玩弄词句；——⽼实说，可以指出
为真正智者的⾎脉渊源的，就是如此。”（康福特的译⽂）
有⼀个关于普罗泰⼽拉的故事，这个故事⽆疑是杜撰的，但却可
以说明⼈民⼼⽬之中智者与法庭的关系。据说普罗泰⼽拉教过⼀个年
青⼈，规定这个年青⼈如果在第⼀次诉讼⾥就获得胜利，才交学费，
否则就不交。⽽这个青年⼈的第⼀次诉讼就是普罗泰⼽拉控告他，要
他交学费。
然⽽现在让我们撇开这些序幕，来看⼀看我们关于普罗泰⼽拉真
正知道哪些事情。普罗泰⼽拉约当公元前500年⽣于阿布德拉，德谟克⾥特就是来⾃
这个城的。他两次访问过雅典，第⼆次的访问不会迟于公元前432年。
公元前444—3年他为徒利城编订过⼀部法典。有⼀种传说说他被控为
不虔敬，但这似乎是靠不住的，尽管他写过⼀本《论神》的书，这本
书⼀开头就说：“⾄于神，我没有把握说他们存在或者他们不存在，也
不敢说他们是什么样⼦；因为有许多事物妨碍了我们确切的知识，例
如问题的晦涩与⼈⽣的短促。”
他的第⼆次访问雅典，柏拉图曾在《普罗泰⼽拉》⼀篇中有过多
少带点讽刺的描述，在《泰阿泰德篇》中并且很认真地讨论了他的学
说。他的出名主要的是由于他的学说，即“⼈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
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这个学说被⼈理
解为指的是每个⼈都是万物的尺度，于是当⼈们意见分歧时，就没有
可依据的客观真理可以说哪个对、哪个错。这⼀学说本质上是怀疑主
义的，并且其根据的基础是感觉的“欺骗性”。
实⽤主义的三位创始⼈之⼀，费·坎·斯·席勒就习惯于⾃称是普罗
泰⼽拉的弟⼦。这⼀点我想是因为柏拉图在《泰阿泰德篇》⾥提⽰过
（作为对普罗泰⼽拉的⼀种解释），⼀种意见可能⽐另⼀种意见更好
⼀些，但不⼀定是更真⼀些。例如⼀个⼈有黄胆病的时候，看起⼀切
东西来都是黄的。说这些东西实际上并不是黄的⽽是⼀个健康⼈眼⾥
所看到的那种颜⾊，这种说法是没有意义的；然⽽我们可以说，既然
健康要⽐疾病好⼀些，所以健康⼈的意见就⽐黄胆病⼈的意见好⼀
些。这种观点显然是⾮常有似于实⽤主义的。
不相信有客观的真理，就使得⼤多数⼈在实际的⽬的⽅⾯成为了
⾃⼰究竟应该相信什么的裁判者。因此普罗泰⼽拉就⾛上了保卫法
律、风尚和传统道德的路上去。虽说我们已经提到过，他并不知道神
是否存在，他还是确信应当崇拜神。对于⼀个其理论上的怀疑主义既
很彻底⽽又逻辑的⼈来说，这种观点显然是正确的观点。
普罗泰⼽拉的壮年就过着⼀种周游于希腊各个城邦不断讲学的⽣
活，他收费教“想要获得实际的效率与更⾼的精神教养的任何⼈”。
（策勒尔书，第1299页）。柏拉图反对——并且按近代的观念来说多少是有点摆架⼦——智者们教书要收钱的办法。柏拉图⾃⼰有着相当
的私⼈财产，显然他不能体会那些没有他那种好运⽓的⼈们的需要。
奇怪的是近代的教授们，他们虽找不出拒绝薪给的理由，然⽽也⼀再
地重复着柏拉图的这种挑剔。
然⽽另外有⼀点是智者与当时⼤多数的哲学家们所不同的。除了
智者们之外，通常⼀位⽼师总是创建⼀座学校，学校多少具有⼀种兄
弟会的性质，多少有着⼀定的共同⽣活，往往有些类似于⼀种僧院的
规矩，并且常常有⼀种不公开宣布的秘密学说。凡在哲学是起于奥尔
弗斯主义的地⽅，这⼀切都是⾮常⾃然的。但是在智者们中间，⼀点
也没有这些东西。他们所教的东西，在他们⼼⽬中是与宗教或德⾏是
不相⼲的。他们教辩论术，以及有助于这种技术的其他⼀切知识。⼤
致说来，他们好象近代的律师⼀样，只准备教给⼈如何进⾏辩护或是
反对⼀种意见，他们并不从事宣传他们⾃⼰的结论。那些把哲学认为
是与宗教密切结合在⼀起的⼀种⽣活⽅式的⼈们，⾃然感到了震动；
在他们看来智者们是轻佻的、不道德的。
在某种程度上——虽然不可能说究竟是到什么程度——智者们之
引⼈厌恶，不仅是引起⼀般⼈的厌恶⽽且也引起柏拉图和以后的哲学
家们的厌恶，实在是由于他们智⼒的优异。追求真理如其是全⼼全意
的，就必须撇开道德⽅⾯考虑。我们事先不能知道真理在某个社会⾥
会不会被认为是有建设性的。智者们总是准备追随着论证，⾛到论证
所引出的结论上去。⽽这往往就把他们带到了怀疑主义。他们之中有
⼀个⾼尔吉亚曾提出过，任何事物都不存在；⽽且纵令有任何事物存
在的话，那也是不可知的；⽽且纵令它存在并且被任何⼀个⼈所认
知，这个⼈也永远不能把它传达给别⼈。我们不知道他的论证是什
么，但是我很能想象他们具有⼀种逻辑的⼒量，迫使得他们的对⽅要
躲避到理论体系⾥⾯去。柏拉图总是热⼼宣传⾜以使⼈们能变成为他
所认为是有德的样⼦的那些见解；但是他在思想上⼏乎从来都是不诚
实的，因为柏拉图让⾃⼰以社会的后果来判断各种学说。甚⾄于就在
这点上，他也是不诚实的；他假装是在跟随着论证并且是⽤纯粹理论
的标准来下判断的，但事实上他却在歪曲讨论，使之达到⼀种道德的结论。他把这种恶习引到了哲学⾥⾯来，从此之后哲学⾥就⼀直有着
这种恶习。或许⼤部分正是由于对智者们的敌视，才使得他的对话录
具有了这种特征。柏拉图以后，⼀切哲学家们的共同缺点之⼀，就是
他们对于伦理学的研究都是从他们已经知道要达到什么结论的那种假
设上⾯出发的。
在公元前五世纪晚期的雅典，似乎有⼈教授着在当时⼈看来似乎
是不道德的、⽽且就在今天的民主国家⾥也似乎是不道德的那些政治
学说。在柏拉图《国家篇》的第⼀卷⾥，特拉西马库斯就论证过除了
强者的利益⽽外并没有正义；又论证法律是政府为了⾃⾝的利益⽽制
定的；又论证在争夺权⼒的⽃争⾥，并没有任何可以援⽤的客观标
准。根据柏拉图的记载（见《⾼尔吉亚篇》），喀⾥克⾥斯曾主张过
⼀种相似的学说。他说⾃然的法则乃是强者的法则；但是⼈们为了⽅
便的缘故，就确⽴了种种制度和道德诫条以便束缚强者。这些学说在
我们今天，已经⽐它们在古代获得了更⼴泛得多的同意。⽆论⼈们对
它们怎样想，它们并不是智者们的特征。
在公元前五世纪——⽆论智者们在这⼀变化中所处的地位如何
——雅典有了⼀种转变，在与正在崩溃着的笨拙的但是颇为残酷的保
卫正统教义相冲突之中，就有了⼀种从僵硬的清教徒式的单纯性过渡
到机智的并且是同样残酷的⽝儒主义⾥去的转变。在这个世纪之初，
是雅典⼈领导伊奥尼亚的城邦进⾏反波斯的战⽃，以及公元前490年马
拉松的胜利。在这个世纪的末了，则是雅典于公元前404年败于斯巴
达，以及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的被判死刑。从此以后雅典在政治上就
不再重要了，但是它却获得了毫⽆疑义地⽂化上的⾄⾼⽆上的地位，
这种地位雅典⼀直保持到基督教的胜利为⽌。
公元前五世纪雅典史上有某些事物对于理解柏拉图及其以后的全
部希腊思想来说，乃是极其重要的。在第⼀次波斯战争的时候，由于
有马拉松之战的决定性的胜利，主要的光荣就归于雅典。⼗年以后在
第⼆次战争时，雅典⼈在海上仍然是希腊⽅⾯的最强者；但是在陆地
上，胜利主要地要归功于斯巴达⼈，斯巴达⼈是希腊世界公认的领
袖。然⽽斯巴达⼈的观点是狭隘的地⽅性的，当波斯⼈被逐出希腊的欧洲部分之后，他们就不再抵抗波斯⼈了。保卫亚洲部分的希腊⼈以
及解放那些已经被波斯⼈所征服的岛屿的责任就被雅典承当起来，并
且获得很⼤的成功。雅典变成了海上的领袖强国，并对于伊奥尼亚各
岛获得了相当⼤的帝国主义式的控制权。⽩⾥克⾥斯是⼀个温和的民
主派，也是⼀个温和的帝国主义者；在他的领导之下，雅典繁荣起来
了。伟⼤的神殿——其遗迹迄今仍然是雅典的光荣——就是他倡议修
建的，⽤以代替被薛克修斯所毁掉的神殿。雅典城的财富以及⽂化都
迅速地增加；⽽且正如这种时代所必然会发⽣的⼀样，尤其是当财富
由于对外贸易⽽增加的时候，传统的道德与传统的信仰就衰退了。
这时候，在雅典出现了特别众多的天才⼈物。三⼤戏剧家，伊斯
奇鲁斯、索福克⾥斯与幼利披底，都属于公元前五世纪。伊⼠奇鲁斯
在马拉松作过战，并且曾⽬睹沙拉⽶之役。索福克⾥斯在宗教上仍然
是个正统派。但是幼利披底却受了普罗泰⼽拉以及当时⾃由思想的精
神的影响，⽽且他对神话的处理是怀疑主义的并带有颠复性的。喜剧
诗⼈亚⾥斯多芬尼嘲笑了苏格拉底、智者们和哲学家们，然⽽他本⼈
却是属于他们那个圈⼦的；柏拉图在《筵话篇》中把他和苏格拉底的
关系写得⾮常之友好，我们也已看到雕刻家斐狄阿斯也是属于⽩⾥克
⾥斯的圈⼦⾥的。
这⼀时期雅典的优越⽏宁是在艺术⽅⾯，⽽⾮在知识⽅⾯。公元
前五世纪的伟⼤数学家和哲学家除了苏格拉底之外，没有⼀个是雅典
⼈；苏格拉底不是⼀个作家，⽽是⼀个把⾃⼰限于⼜头论辩的⼈。
公元前431年伯罗奔尼苏战争的爆发与公元前429年⽩⾥克⾥斯的
逝世，就开始了雅典历史上的阴暗时期。雅典⼈在海上占有优势，但
是斯巴达⼈握有陆地上的霸权，并且在夏季⼀再侵占亚底加（雅典城
除外）。结果是雅典城拥挤不堪，并且由于疫疠⽽损失惨重。公元前
414年雅典⼈派出⼀次对西西⾥的⼤远征，希望能占领与斯巴达联盟的
叙拉古；但是这个企图失败了。战争使雅典⼈变得凶顽⽽暴虐。公元
前406年他们征服了梅洛斯岛，把所有服兵役年龄的男⼦都屠杀光了，
把其他的居民掠为奴⾪。幼利披底的《特罗伊妇⼈》这个剧本就是对
这种野蛮⾏为的抗议。⽃争还有其思想意识的⼀⽅⾯，因为斯巴达是寡头政治的代表，⽽雅典则是民主政治的代表。雅典⼈有理由怀疑他
们⾃⼰的⼀些贵族有叛国⾏为，⼈们都认为他们的叛国⾏为与公元前
405年伊格斯波达⽶之战中海军的最后溃败有关。
战争的结局是斯巴达⼈在雅典建⽴了⼀个寡头政府，史称三⼗僭
主。三⼗僭主中有些⼈，包括他们的⾸领克利提亚在内，曾经是苏格
拉底的学⽣。他们当然是不得⼈⼼的，不到⼀年就被推翻了。在斯巴
达的同意之下，民主制又恢复起来；但那是⼀个江河⽇下的民主制，
它由于有⼤赦⽽⽆法对⾃⼰内部的敌⼈直接报复，但是它在⼤赦的范
围之外却喜欢找任何的借⼜来控诉这些敌⼈。苏格拉底的审判与死刑
（公元前399年）就是在这种⽓氛之下出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