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达尔文——关于我们
对人的看法的争论
生平 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
出生在英国的一个在医学和自然科学领域中作出了杰出贡献
的著名的家庭中。达尔文自己最早学习的是医学，然后是神
学，最后是自然科学。1831年，作为一个年轻的科学家，他乘
坐科学考察船“比格尔号”开始了近五年的航行。期间，他的
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次航行之前，他认为物种是不
变的。但是，他在这次航行中在南美和太平洋诸岛上采集的
材料，却使他改变了观点。比如，通过对加拉帕戈斯群岛上鸟
类的变异情况的研究，以及对南美的哺乳动物的化石的研究，
他认为，说明不同物种及其环境的关系的最好假说，是认为物
种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通过适应环境而进化的。以此假说
为基础的理论至今还是被称作“达尔文主义”。达尔文在收集
材料和获得这个假说时还很年轻，他花了很长时间来将它体
系化。在此过程中，他接触到了马尔萨斯的理论。马氏认为，
人口是按照几何级数增长，而食物生产——仅仅是按照算数
级数增长。依此理论，出生的人口总是比能够维持其生存的
既定资源多。因此，下层阶级总是生活在贫困之中。达尔文
第二十章达尔文——关于我们对人的看法的争论
禁—468—
认为，这种思想为物种的进化提供了一种解释：在争取有限资源的斗争中能
够生存下来的，是那些最能适应这些条件的物种。1859年达尔文完成了他
的《物种起源》(全名是《论通过自然选择的物种的起源，或生存竟争中优势
种族的保护》)。此书引发了一场热烈的争论。达尔文自己没有介入争论。
他的健康状况不佳，一直到他去世，他专注于对植物和动物的进一步的研
究。1881年，他出版了一本关于蚯蚓之于土壤的重要性的著作。他的其他
著作包括：《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1871)、《人和动物的表情》(1872)。
第一节 自然选择与人类起源
生物物种在传统上被认为是不变的。任何物种(像马、牛、羊)等都有其
永恒的、特定的形式和功能。我们既可以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也可以在那些
相信物种是直接由上帝创造的并各有其永恒本性的人那里发现这个观点。
入类是物种之一。因而人类作为一个物种，被认为既是不变的，又相对于其
他物种而言是独一无二的。达尔文主义却不这么看。生物是发展的：不同
物种是通过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而产生和形成的。因此，所有物种都是通过
动态的发展链条而产生的，所以，不同的物种之间有一种家族关系。从这个
角度看，没有什么物种(包括人类)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尽管不同物种之间
存在着重要差异。
这种观点预设了每个个体拥有一些遗传上被决定的性状，这些性状在
某种程度上不同于同物种的其他个体的所拥有的相应性状。而且，所有生
物都有一个倾向，即繁殖后代的数量多于环境的承受能力。这样，有些后代
便无法生存。(如果所有的鱼卵都能够生长的话，鱼就会多得从海洋中溢出
来。)所以，存在着生存斗争，并且这种斗争的结果不是偶然的。经过一定的
时间，那些拥有最适合环境的性状的个体就生存下来了。那些由于遗传性
状而成为最适者的个体就是生物学上的胜利者，它们也会把这些性状传给
其后代。在此意义上，存在着自然选择。由于生存斗争，在较长时间内，那
些使得某一个体能够更好地适应环境的遗传性状，比起同物种其他个体的
那些不太有用的性状，更能够遗传下来。
然而，达尔文并不知道遗传规律。他不知道性状是如何遗传的。因此，
他不能说明一种好的性状(相对于该性状在某一种群中已有的变异而言)是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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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遗传下来的，并最终促使新的物种的进化。1只有用约翰·格雷戈尔·
孟德尔(Johann Gregor Mendel,1822—1884)的遗传理论才能说明遗传的
机制。这样，达尔文主义获得了一种新的基础，取得了一种新的形态。
然而，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有两个问题：1.性状是如何遗传?2.新的
遗传性状是如何产生的?孟德尔的遗传规律解释了前者，而突变的概念，即
遗传物质的突然的和相对持久的变化，解释了后者。
这就牵涉到一个重要的理论观点。无论是通过突变而产生的遗传性状
的变异，还是自然选择，都不被认为是由意志或目的产生的。突变是一种随
机事件，它不是有意识的结果。突变被认为是自然现象，原则上可以作出科
学的、(某种意义上)因果的说明，即使我们无法预测何时一个特定的突变会
发生。自然选择也不是因意志或有目的地发生的。因此，不仅立足于《圣
经》的字面解释的神学的说明，而且对有机自然的目的论的说明，都被排除
出去了。而在亚里士多德的传统中，这种立足于目的和目标的目的论的解
释，是至关重要的。
因此，经典的达尔文主义反映了亚里士多德式的科学说明概念和伽利
略一牛顿式的科学说明概念之间的冲突。
但是，由于基因、生物体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生物学中的决定论的
本性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2]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对动物行为的研究
中，生物学家利用了对于物理学而言是比较陌生的功能主义的说明：“松鸡
具有保护色，是因为这种颜色使得它能够更好地逃避试图捕食它的动物。”
在这里，这种遗传性状(保护色)是用其功能效果来加以说明的。在通常的
因果说明中，结果是用其原因来说明的。在这里，好的结果，即更好的生存
机会，说明了该性状(保护色)会存在的原因。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保护色
是松鸡有意为之的东西。3]
达尔文主义的主要文化挑战，是它把人类看作产生于自然选择的诸物
种之一。[4当然，人类具有我们所说的人的一切性状，这些性状把人和其他
的物种区别开了。但是，达尔文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视角，从这个视角看，所
有这些性状都被视为一个适应过程的结果，其内在机制对于所有生物来说
是基本相同的。那么,人在宇宙中的独特位置是什么呢?正如日心说把人
类的位置从宇宙的中心降低到边缘一样，达尔文似乎否定了人在生物中的
独特位置，赋予人类和其他物种一种家族关系。
当年有一场通俗的、但火药味很浓的争论。我们是猿的后代吗?不管
---.
第二十章达尔文——关于我们对
法的争论—470—
怎么样，达尔文并没有主张这样一种直接的亲缘关系。他所论证的是，人和
猿拥有共同的祖先，并且人，基本上和所有其他物种一样，是经过长期自然
选择进化而来的。
这种科学理论会威胁我们关于人的文化观念吗?从传统的基督教神学
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坚持对《圣经》的字面解释，达尔文主义是成问题的。
相反，如果我们认为《圣经》应该被批判地和自由地解释的话，我们也许可以
有一种妥协的看法，即上帝通过进化来创造人。但是，除了人是否直接或间
接地由上帝所创造的神学问题之外，我们还面对着这样一个伦理学问题，即
达尔文主义会怎样影响我们对自己作为人类的看法。我们是不是原始的类
猿生物的后代，这一点真那么重要么?它是重要的呢，还是不相干的?如果
我们撇开神学的视角，那么,剩下的是这样一种看法，即人类在遥远的过去
以这样那样的方式产生了，会在某个时候灭亡，但是我们不知道何时以及如
何。如果我们还是其他物种的远亲，那么,积极地或者消极地，这意味着什
么呢?
我们可以说，不管其由来如何，人类就像他们现在所是的那样。我们建
造房屋，烤面包，写信，参加音乐会，发动战争，爱和绝望，生和死。我们所做
的这一切——所有这些事情是我们作为人所特有的-
与我们是否是猿的
远亲的问题，没有多大关系。人类是其所是，要发现他们的所是，我们必须
研究的是人，而不是猿：当某物从x进化到y时，y就是 y,而不再是x。(有
人也许会说，要了解人类是如何成为人类的，读黑格尔会比读达尔文更有
收获。)
但是，我们也可以按以下方式来进行论证。人类的所是并不独立于他
们如何看待自己。因此，在这方面，我们关于人的观念并不是不相干的。比
如，我们常常说，人类是利他的，或者至少他们是能够利他的。但是有人认
为，他们有理由以如下的方式来解释这种表面的利他主义：所有通过自然选
择而形成的有机体都是受“自私的基因”支配的。[5“利他主义的”基因是“失
败者基因”!因此，生活在今天的人们充满了自私的基因。
我们将不介入这场根据进化论而进行的围绕利他主义和自私的争
论。6我们只是想关注这样一种看法，即我们人类不仅仅是独立于我们的自
我理解的，是我们之所是，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们认为自己之所是。我们
作为人的身份是对解释开放的。其中一种解释是，我们“根本上”,也就是
说，在遗传上，是自私的。(比较弗洛伊德的一个类似解释：“从根本上说”,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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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g 2he 9ue Sh—471—
行动x和态度y是不同于我们曾以为的那样：也就是说，它们应该被理解为
潜在的和受压抑的性动机的表现。)这些关于我们“真正”是什么的解释会影
响我们的自我理解。如果我们被这些关于我们真正地是什么的阐释之一所
说服，我们就会在某种程度上开始去仿效它。
但问题不仅仅是我们是什么,而且是我们应当是什么。如果我们相信，
人是通过自私的生存竞争而产生的，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当建立在利
己主义的原则之上，那么我们就不正当地从“是”过渡到了“应当”———这正
是休谟和其他许多人所反对的那种逻辑跳跃。如果我们犯了这个错误，主
张从是当中演绎出应当(所谓的“自然主义的谬误”),我们就离开了作为一
个科学理论的达尔文主义。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在对达尔文主义的有些政治
解释中看到，在这些解释中，最适者的权利是用一些进化发展方面的理由来
提倡的：这种权利被当作是如何组织社会的规范。
第二节 达尔文主义和社会生物学
关于我们的人类观的争论，是与关于达尔文主义的认识论地位的争论
联系在一起的。这些争论发生在不同层次，既有通俗性的也有学术性的。
在比较通俗的争论中，我们会遇到这样的立场：如果达尔文主义还没有被证
明为在科学上毫无疑问地正确，那么,它只是众多的假说之一，而那些相信
《圣经》的创世观的所谓创世论者，在一种或多或少字面的意义上，确实拥有
一种和达尔文主义相竞争的理论。7]
针对这种立场，我们可以用这样一个论据来回答：没有任何科学理论是
不容置疑的；它们可以(比方说)在借助于新技术和新的概念发展而获得的
新数据的基础上而加以修正。因此，我们并不能说，达尔文进化论还没有得
到最终确证这个事实本身，就是对达尔文主义的决定性的削弱，就是对创世
论的一个间接支持。根据这个思路，我们并不能说，由于达尔文主义不是不
容置疑的，那么任何缺乏根据的意见是同样有效的：“达尔文主义还没有最
终被证明，创世论还没有最终被证明，因此，两者处于同一认识水平上。”事
情当然不那么简单。尽管科学理论是可错的，但是有些理论比其他理论更
有根据一些。比方说，现代达尔文主义是一个广泛的科学领域的一部分，包
括了从进化研究一直到以 DNA分子为基础的现代遗传学研究的内容。在
第二十章达尔文—
关于我—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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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不同的理论和方法富有成效地相互作用着、相互支持着。这种支持使
我们有权利认为，生物进化论在科学上是很有根据的，尽管它是可错、可以
作进一步解释的。创世论并不具备这种融贯支持的体系。
说物种是上帝创造的并不能促进富有成效的科学研究。这是另一种类
的答案。我们可以直截了当地说，自然科学的基础是自然的原因，而非超自
然的原因，尽管进化论中的因果决定论的本性还有待说明。那些把上帝作
为原因的人不是自然科学家，而可能是自然哲学家。但相反，如果我们认为
上帝的行动不是超自然的，而是现实的事件，如《圣经》记载的那样，那么,
《圣经》之为真(并且基本上无歧义),以及如《圣经》所说的那样的上帝之存
在，则还都有待于作出说明。如果后一种主张是很有根据的，那么,也许我
们能说，物种的起源最终是可以用这些事件——也就是上帝的行动-
来
说明的。这就是要把自然科学中的那种说明，归结为一些来自社会科学的
说明。但是，不管我们是选择超自然的理路，还是选择“社会科学”的理路，
我们显然已经确定了我们的方法是逸出自然科学范围之外的。
总之，相对于作为现代科学之特点的不同认识领域的分化而言，也许可
以公平地说，创世论代表了一种思想混乱：如今，尽管有一些难以分清的两
可情况，宗教、科学、道德和艺术之间是存在着一些有意思的区分的。比方
说，宗教理论，就像伦理理论或美学理论一样，是不回答科学问题的。
当牵涉到“人类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时，可以公平地说，答案不可能在
单单某一门科学中找到，不管这门科学是物理学、进化论、遗传学、心理分
析、神经生理的心理学、行为心理学、社会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还
是……。所有这些学科都会提出它们自己的答案，这些答案是由它们的概念
预设和方法论预设所决定的。这种视角的多样性是现代社会不可避免的
“巴比通天塔”。只有通过反思地认识到各种视角的预设和限度，我们才能
把握这种多元主义。真理不会从一个正题或一个合题中找到，但是如果我
们对各种相关的视角和立场保持一种批判的反省，我们是可以希望获得一
种很有根据的洞见的。
对于有些人来说，这个多元主义的论证是鼓舞人心的、启人心智的：世
界是无限多样的，因此要有各种各样探究才行!对于其他一些人来说，它可
能显得是令人沮丧和困惑的：与这个世界打交道的任务变得太复杂了，简单
明了的答案无从去找!也许现代性是“超越自身”了，而回到我们失落了的
天真——我们品尝智慧树以前的时光——的冲动，却势不可挡。此时，新的
9ang 2he XueSR—473—
非理性主义的海妖之歌，不仅在德黑兰，而且在洛杉矶和伦敦，令人神往。
在已有学科的交叉之处，一种有意思的努力是试图将进化论运用到对
人的行为的研究上去。这已经发生在社会生物学领域。8]我们在进化论的
基础上研究动物行为已经有很长时间了。立足于人类是进化的产物的前
提，社会生物学家试图在同样的基础上来说明人的行为。
首先，我们应该想到，不同的学科是可以用来探索同一现象的。比如，
不仅社会生物学，而且社会学、社会入类学、社会心理学、历史学，都能够理
直气壮地研究人类的行为。但随后我们必须澄清我们的概念预设和方法论
预设，以及这些预设可能如何对结果产生影响。当陈述我们的结果时，我们
不应该说“人类实际上是……”,而应当说，“在此特定研究课题的如下预设
的基础上，我们发现，……是有令人信服的证据的。”在这种交叉学科的领域
中，如果我们非反思地把一个科学传统中的概念运用到另一个科学传统中
去，就很容易产生“浆糊术语”。[9]因此在这种交叉学科的领域中，特别是当
该领域还比较新，还没有很好地确立起来时，我们仔细地界定我们所用的概
念，特别是要区分用同一术语表示的不同的概念是重要的。比如，我们可以
回想一下，男人和女人的关系，是社会生物学争论的焦点：男人和女人在行
为上的差异，主要是受社会因素决定的性别角色的表现，还是受进化因素决
定的对立的表现?这是有关遗传学和环境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的广泛讨论
的一个变种。比方说，该问题常常被表述为：从总体上来说，男人是否比女
人更具进攻性和支配欲?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主要是社会化的结果呢，还是
进化方面的生物因素的结果?
达尔文主义之后产生的这场争论还远没有结束，无论是在认识论的层
次上，还是在有关道德和我们的人性观念的公共争论中。[10]
思 考 题
从达尔文主义的角度讨论人性观念。
进一步阅读的建议
原始文献
The Origin of Species, Harmondsworth,1985.
二手文献
Dawkins R.,The Selfish Gene, Oxford,1976.
………
第二十章达尔文—关关于我对人的看法的争论显—474—
西L
Kitcher,P., Abusing Science, London,1982.
Rose, S.,Lifelines. Biology, Freedom,Determinism,Harmond
sworth,1997.
Wilson, E.0., On Human Nature, Cambridge,1978.
原 著 选 读
达尔文：《物种起源》
(选自《物种起源》,周建人、叶笃庄、方宗熙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第三分册
一些最卓越的作者对于每一物种曾被独立创造的观点似乎感到十分满
足。依我看来，世界上过去的和现在的生物之产生和绝灭就像决定个体的
出生和死亡的原因一样地是由于第二性的原因，这与我们所知道的“造物
主”在物质上打下印记的法则更相符合。当我看到一切生物不是特别的创
造物，而是远在寒武系第一层尚未沉积下来以前就生活着的某些少数生物
的直系后代，依我看来，它们是变得尊贵了。从过去的事实来判断，我们可
以安全地推想没有一个现存的物种会把它的没有改变的相似性传递到遥远
的未来。并且在现今生活的物种中很少有把任何种类的后代传到极遥远的
未来的；因为依据一切生物分类的方式看来，每一属有大多数的物种以及许
多属的一切物种没有遗留下后代，而是已经完全绝灭了。我们只能以预测
的眼光去看未来，预言最后胜利的并且产生占有优势的新物种的，将是属于
各个网中较大、优势的群之普通的、广泛分布的物种。既然一切现存生物类
型都是远在寒武纪就生活着的生物的直系后代，我们便可肯定生殖的通常
连续是从来没有一度中断过的，并且还可确定没有任何灾变曾使全世界变
成荒芜。因此我们可以多少安心地去眺望一个长久的、稳定的未来。因为
自然选择只是根据并且为了每一生物的利益而工作，所以一切肉体的和精
神的禀赋都有向着完全化前进的倾向。
思索一下一个树木交错的岸，在它上面有许多种类的无数植物覆盖着，
鸟类在灌木丛里歌唱，各种不同的昆虫飞来飞去，蚯蚓在潮湿的泥土里爬
过，并且默想一下这些构造精巧的类型，彼此是这样地相异，并以这样复杂
的方式彼此相互依存，而它们都是由于我们周围发生作用的法则产生出来
的，这样的思索和默想是很有趣的。这些法则，就最广泛的意义来说，就是
伴随着“生殖”的“生长”;几乎包含在生殖以内的“遗传”;由于生活条件之间
五析
7史
a Sang 。ueS—475—
接的和直接的作用以及由于使用和不使用的“变异性”:足以导致“生活斗
争”,因而导致“自然选择”,并且引起“性状分歧”和较少改进的类型“绝灭”
的那样程度的高度增加率。这样，从自然的战争里，从饥荒和死亡里，我们
能够体会到的最可赞美的对象，即高级动物的产生，便直接随之而至。认为
生命及其若干能力原来是由“造物主”吹入到少数类型或一个类型中去的，
并且认为在这个行星按照引力的既定法则继续进行的时候，最美丽的和最
奇异的无限类型从此简单的开始，过去曾经发生了而且现今还在发生着；这
种观点是极其壮丽的。
注释
[1]比如，通过在一个种群中的内部通婚，一些不太典型的性状，会逐渐趋向中立。
[2]参见 Richard Dawkins 的“基因决定论”观点(The Selfish Gene, Oxford,1976),以
及 Steven Rose 对这个观点的批评(Lifelines,Biology, Freedom,Determinism,
Harmondsworth,1997)。
[3]Jon Elster:Ulysses and the Sirens, Cambridge,1979,pp.1-35.对动物行为有必要
作一些在物理学中难以找到的功能说明，就此而言，这是对将生物学“还原”为物理
学的一个反驳。
[4] Michael Ruse, Taking Darwin Seriously,Oxford,1986.
[5]利他主义意味着爱他人，它的反面是自我中心主义，或者自爱。关于对“自私”的辩
护，参看Richard Dawkins, The Selfish Gene, Oxford,1976.
[6]参见 Steven Rose对 Dawkins的批判(Lifelines,Biology, Freedom,Determinism,
Harmondsworth,1997)。
[7]参见；Philip Kitcher,Abusing Science, London,1982.
[8]参见：E.O. Wilson,Sociobiology:The New Synthesis, Cambridge,1975.
[9]比方说，在生物学的语境中，“失败者”这个术语指的是一个没有(能够延续父母的
…………
遗传密码的)后代的个体，而同样的术语，在社会科学语境中，指的是一个未能达到
广为接受的社会标准的人——一个“社会上的胜利者”很可能是一个“遗传上的失
败者”,反过来也是一样。
[10]参见，Michael Ruse, The Darwinian Paradigm,London, 1989;还可参见第二手
文献中 Richard Dwarkins and Steven Rose的著作。—4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