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通普夫-《西方哲学史》-第十八章 分析哲学-在线阅读

第十八章 分析哲学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英语世界中占主导地位的哲学运动被认为是分析哲学。分析哲学家们对传统的哲学问题采取的立场以及处理这些问题的方法都殊为不同。尽管如此，他们都同意哲学的中心任务就是通过语言分析来澄清概念的；正是这一点把他们统一在一起。例如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就说过，“哲学的目的是对思想的逻辑澄清”,所以“哲学的结果不是得到一些哲学命题，而是使命题清楚。”

这种探讨哲学的新方法既有消极方面又有积极方面。

在消极方面，对早期的分析哲学家而言，说哲学家并不制定“哲学命题”,这意味着哲学活动必定要给自己的活动范围设立一个界限。19世纪的唯心论哲学家，尤其是黑格尔主义者，曾经建构了关于整个宇宙的完整的思想体系。现在，分析哲学家们承担起的则是较为适度的任务，一个一个地处理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单个的、可解的，而且都可以放进一个单一的类别里：它们都是关于语言的用法和意义的问题。因此，哲学家的任务不再是探究实在的本性，建立那些试图说明宇宙的完整思想体系，也不再是构建关于行为的道德哲学、政治哲学和宗教哲学。这种别开一脉的哲学，“不是一种学说而是一种活动”,而且就此而论它不可能产生“任何伦理命题”——维特根斯坦如是说。哲学家们不再认为自己有能力发现有某种独特形式的关于世界和人的本性的知识。发现事实是科学家的任务。在所有科学家都做完了他们的工作之后，就再没有留下任何事实需要哲学家们来发现了。

在积极方面，人们有这样一种新看法：哲学家们可以细心地揭示出那些由于对语言的不精确的使用而产生的复杂问题，从而作出名副其实的贡献。在讨论其研究结果的时候，科学家们使用的语言常常是误导性的，并且在某些方面是令人感到迷惑的。就是说，科学的语言含有逻辑上的模糊之处，这需要澄清。分析哲学家们还认为，严格的语言分析可以防止以某些方式来使用或者滥用语言——如同艾耶尔(AlfredJules Ayer,1910-1989)所说的那样，这些方式会使我们“得出虚假的推论，或者提出不合逻辑的问题，或者做出无意义的假定”。例如，我们常常使用有关民族的命题，好像民族就是人民。我们谈论物质的东西，好像我们相信在可见的现象“之下”或“背后”有某个物质世界。我们在使用“是”这个词的时候，把它与那些我们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想要去推断其实存的事物相联系。艾耶尔说，我们请求哲学来消除在我们语言使用上的这些危险。分析哲学以这种方式与科学的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它不提供关于实在是怎样的命题，因而不是一门与科学相竞争的学科。相反，哲学的作用就是校对科学家的措词，检查科学文献以使之清晰，使之在逻辑上有意义。

哲学家的职能既不是按照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的方式提出庞大的思想体系，也不是告诉人们应该如何行事。相反，哲学家要分析陈述或命题，以便发现语言意义的基础和产生模糊的原因。

18.1 伯特兰·罗素

罗素的任务

哲学事业上的这个戏剧性转折是由什么引起的呢?在20世纪初的一二十年里，几位

黑格尔派哲学家仍然致力于建构唯心主义体系——其中最著名的有F.H.布拉德雷(1846-

1924)、伯纳德·鲍桑葵(1848-1923)和 J.E.麦克塔加特(1866-1925)。在剑桥大学，伯特兰·

罗素(1872-1970)和乔治·爱德华·摩尔(Gerge Edward Moore,1873-1958)则对这股唯心主

义潮流加以反抗。他们质疑这些黑格尔主义者对形而上学语言的滥用，怀疑这些对整个宇

宙的解释究竟能有什么意义。尽管摩尔未必想放弃形而上学，但形而上学语言与所谓“常

识”之间的反差让他感到特别困扰。例如，麦克塔加特的著名观念，“时间是非实在的”,在

摩尔看来就是“怪诞到了家的”。这启发摩尔去分析语言

特别是从常识观点出发澄清

日常语言。而伯特兰·罗素则是一位卓越的数学家，受过精确思想的训练。在他看来，比起

数学语言来，形而上学语言是散漫而晦涩的。和摩尔一样，他也并不想要拒斥形而上学，但

是他想使形而上学语言变得紧凑精练。摩尔致力于分析常识语言，罗素则试图分析“事

实”,目的是发明一种新语言，即逻辑原子主义。这种新语言将具有数学的精确与严格，因

为它要制定得与“事实”精确地对应。摩尔和罗素都没有放弃理解实在的尝试。不过，他们

着手执行其任务的方式却是在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哲学并不关注发现，而是关注澄清，400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不是关注真理，而是关注意义。

逻辑原子主义

伯特兰·罗素在哲学上的起点是他对数学的精确性的钦羡。因此他宣称，“我想加以倡

导的那种哲学

我称之为逻辑原子主义

是我在思考数学哲学的过程中所不能不接

受的。”他想提出“某种逻辑学说和以这一学说为基础的某种形而上学”。罗素认为有可能

建构一种逻辑，凭借它就可以从少数逻辑公理推演出整个数学。他与阿尔弗雷德·诺斯·怀

特海(1861-1947)一道，在他们合著的《数学原理》(1910-1913)一书中进行了这项工作。罗

素考虑，逻辑还可以形成一门语言的基础，这门语言能够准确地表达一切可以被清楚陈述

的事情。于是，通过他的“逻辑原子主义”,世界就会对应于他专门建构的逻辑语言。新逻辑

的全部词汇绝大部分将对应于世界之中的特殊对象。为了完成这项创立新语言的任务，罗

素首先从分析一定的“事实”入手，把这些“事实”与“事物”加以区别。

罗素说，“世界上的事物具有各种属性，处于各种各样的相互联系之中。它们具有这些

属性和关系，这就是事实。”事实构成事物的相互关系的复合体，因此，“思考复合体的问

题，必须从分析诸事实开始”。罗素的基本假定是，“既然事实拥有其组成部分，它们就必定388 西方哲学史

在某种意义上是复合的，因而必定是可以分析的”。诸事实构成的复合体与语言的复合体

相匹配。出于这个理由，分析的目标就是保证一切陈述都代表着它所对应的实在的一幅适

当图画。

按照罗素的观点，语言是由诸语词的独特排列构成的，并且，语言之所以有意义，是因

为这些语词准确地代表了事实。而语词又要被构成命题。罗素说，“在一种逻辑上完备的语

言中，命题中的语词会一—对应于相应事实的诸组成部分。”通过分析就会发现某些简单

的语词；这些语词不可能再进一步分析成更基本的东西，因此只有知道了它们所表征的东

西才能理解它们。比如，“红”这个语词就不能再进一步分析了，因而就被理解成一个简单

的谓词。其他一些像这样简单的语词，指涉的都是特殊的事物，并且作为这些事物的符号，

它们都是专名。这样，语言具体地说是由语词组成的，而语词在其最简单形式上指称特殊

事物及其谓词，例如，一支红玫瑰。命题陈述事实。当一个事实属于最简单的那种事实，它

401 就被称为原子事实。陈述原子事实的命题被称为原子命题。如果我们的语言只是由这些原

子命题组成的，那么它就仅仅等于一系列关于原子事实的报告。

如果我们把符号分配给我们的原子命题，语言具有的基本的逻辑结构就更明显了。比

如，我可用字母 p来表示原子命题“我累了”,用q来表示“我饿了”。然后，我可以用像

“且”、“或”这样的逻辑连接词来把这两个原子命题联结在一起。结果就得到一个分子命

题，例如，“我又累又饿”这个分子命题可以用符号表示成表达式“p且q”。按照罗素的观

点，不存在同整个命题“我又累又饿”相对应的单个原子事实。那么,我们如何检验像这样

的分子命题的真假呢?这个陈述的真假取决于组成它的部分即原子命题的真假。例如，如

果“我累了”为真，而且“我饿了”也为真，那么,分子命题“我又累又饿”也为真。简言之，我

们用分子命题作出关于世界的陈述，分子命题则又由原子命题构成，而原子命题对应于原

子事实。这种理想语言表达了关于世界可说的一切。

逻辑原子主义的困难

当我们试图说明全称陈述例如“所有的马都有蹄”的时候，罗素的理论就有问题了。说

“这匹马有蹄”,是一回事——我们把“马”和“蹄”这两个语词同有关这匹具体的马的原子

事实相联系，以此来检查这个命题的真假。而宣称“所有的马都有蹄”则是另外一回事。我

们怎样检验这种陈述的真假呢?按照逻辑原子主义，我们就应该把这个陈述分析成它的原

子命题，并检验这些原子命题的真假。然而，不存在与“所有的马”相对应的原子事实，因为

“所有的马”意味着不只是这匹马和那匹马，而是意味着所有的马，而这是一项普遍事实。

逻辑原子论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它不可能充分地说明它自己的理论。只有当命题最终

以某种原子事实为基础时，才能有意义地陈述命题。可是，罗素不只是陈述原子事实：他试

图言说“关于”事实的事情。也就是说，他尝试去描述语词和事实之间的关系，好像对它们第十八章 分析哲学 389

的描述就可以不受逻辑原子主义原则的影响一样。而如果只有那些陈述事实的命题才是

有意义的，那么,陈述“关于”事实的事情的语言则是无意义的。于是，这就会使得逻辑原子

主义和大部分哲学成了无意义的。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认识到了在他自己的逻辑原子主

义理论中的这个问题，并且断定：“我的命题都要这样来看：理解我的人，当他使用这些命

题，攀登上去而超越它们的时候，最后他会认识到它们都是无意义的。(可以这么说，在借

着梯子爬上去之后，他必须甩掉梯子。)”我们需要抛弃的东西是逻辑原子主义的核心假

定：确实存在着原子事实，这些事实以某种形而上学方式实存着。分析哲学中的下一场运

动——逻辑实证主义——就试图一劳永逸地使哲学摆脱形而上学的实体。

18.2 逻辑实证主义

正当罗素在英格兰为分析哲学事业而奋斗之时，在英吉利海峡的另一边，一群数学家、

科学家和哲学家于19世纪20年代在维也纳形成了一个群体，这个群体被称为维也纳学

派。它包括鲁道夫·卡尔纳普(Rudolph Carnap)、赫伯特·费格尔(Herbert Feigl)、库尔特·哥

德尔(Kurt Godel)、奥托·纽拉特(Otto Neurath)、莫里茨·石里克(Moritz Schlick)和弗里德里

希·魏斯曼(Friedrich Waismann)。维也纳学派自认为是休谟的经验主义传统在20世纪的继

承者，并且受到了休谟在《人类理解研究》(1748)的结尾提出的严格的意义标准的启发：

我们如果相信这些原则，那我们在巡行各个图书馆时，将有如何大的破坏呢?如

果我们手里拿起一本书来，例如神学书或经院哲学书，那么我们就可以问，其中包含

着数和量方面的任何抽象推论么?没有。其中包含着关于实在事实和存在的任何经验

的推论么?没有。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投到烈火中去，因为它所包含的没有别的，只有

诡辩和幻想。

维也纳学派也受到孔德和19世纪其他实证主义者的启发，倾向于拒斥形而上学，因为科

学已经使形而上学过时了。不过与休谟和孔德不同的是，维也纳学派拥有一件反对形而上

学的新武器：语言的逻辑特点。维也纳学派成员自称逻辑实证主义者——间或自称逻辑经

验主义者，以此来使自己区别于以前孔德式的实证主义者和休谟式的经验主义者。随着它

的成员们奔赴英国和美国的大学去任教，维也纳学派最终在30年代解体。对于英语世界

而言——艾耶尔后来颇为轻描淡写地说——艾耶尔的《语言、真理与逻辑》(Language,

Truth,and Logic,1936)“为传播可称为维也纳学派的经典立场的思想起了一些作用”。

证实原则

逻辑实证主义者们指责形而上学陈述都是无意义的。不过，提出这项指责需要有某个

402390 西方哲学史

标准来确定一个给定的句子是否表达了一个真正的事实命题(factual proposition)。因此，逻

辑实证主义者们规定了证实原则。如果一个陈述能在证实原则的严格要求面前获得通过，它

就是有意义的；如果一个陈述做不到这一点，它就是无意义的。艾耶尔这样描述证实原则：

证实原则应该提供一项标准，可以用来确定一个句子是否确实有意义。用一个简

单的方式来表述证实原则，就可以说：一个句子有确实的意义，当且仅当它表达的命

题要么是分析的，要么是经验上可证实的。

证实原则提供了一个二支检验。一个陈述是有意义的，仅当它要么是(1)分析的—

即按照定义为真；要么是(2)经验上可证实的。而这两点都需要说明。18世纪和19世纪的

403 许多哲学家都在分析的和经验的陈述之间进行了严格的区分。分析的陈述之所以有意义，

是因为它的语词或符号的定义。我们说，“所有的单身汉都是未结婚的男子”有着文字上的

意义，是因为“单身汉”这个语词的定义就包含了“男子”这个概念。如康德所认为的，在分

析陈述中，主词已经包含着谓词，而且如果我们否认谓词，就会遇到矛盾，比如“单身汉们

是已婚男子”。分析陈述的意义并不依赖于经验，而只依赖于对其中有明确定义的词项的

前后一致的使用。因而，完全凭借对陈述中语词的定义，分析的陈述都必然为真。这样，证

实原则的第一个分支就是，分析地必然为真的陈述都是有意义的。它们的意义是形式上的

意义，因为它们的意义不是来自经验事实，而是来自语词和概念的逻辑蕴涵，尤其像在数

学和逻辑学中那样。

证实原则的第二个分支指出，经验上可证实的陈述也都是有意义的。经验的陈述就是

那些其真实依赖于某种经验观察的陈述，比如“明天太阳会升起”。在这个例子中，“明天会

升起”这个概念并不是已经被包含在“太阳”概念之中了。此外，我们可以否认这个陈述的

谓项而同时又造成矛盾，比如说“明天太阳不会升起”。我们当然期望太阳在明天升起，可

是这个期望不是建立在“太阳”这个词的定义之基础上的。我们在生活中看到太阳在清晨

升起、在傍晚落下，并且这一经验确证或“证实”了“明天太阳会升起”这个陈述。逻辑实证

主义者并不认为，在经验的陈述将会是有意义的之前，我们实际上必须证实它们。相反，我

们只需要有一套能在经验上证实某个既定陈述的真假的可能步骤就够了。例如，“冥王星

上生长着花卉”这个陈述就是在经验上可证实的，因为在理论上我们可以建造一艘宇宙飞

船飞向冥王星，勘探这颗行星并寻找花卉。在这个事例中，我们极有可能找不到任何花卉，

因而就会证伪这个陈述。不管这种陈述实际上是真是假，它都是有意义的，因为它容许某

种可能的经验上的检验。于是，形而上学陈述的问题就在于，它们既不是依据定义为真的，

也不容许进行某种可能的经验上的检验。第十八章 分析哲学 391

卡尔纳普的逻辑分析

著名的实证主义者鲁道夫·卡尔纳普(1891-1970)是维也纳学派最著名的成员之一。他

于1891年生于德国，1926-1935年在维也纳和布拉格任教。1936年，他到了美国之后，在

芝加哥大学任教多年，从1954年到1970年去世为止，他任教于洛杉矶的加利福尼亚大

学。卡尔纳普在他的《哲学与逻辑语法》(Philosophy and Logical Syntax)中写道，“哲学的惟

一正当任务，就是逻辑分析。”他说逻辑分析的作用就是分析所有知识、科学与日常生活的

所有断言，目的是澄清每一个断言的意思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逻辑分析的目的，就是去

发现我们怎么样能够确信任何一个命题的真伪。因而，对某个既定命题进行逻辑分析，其 404

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发现证实那个命题的方法。

在卡尔纳普看来，证实命题的方法要么是直接的，要么是间接的。如果一个命题对我

正拥有的知觉——比如，我看到一座房屋——有所断定，那么这个命题就被我目前的知觉

有效地验证或证实了。另一方面，有些命题不能被这么直接地证实。比如说“这把钥匙是铁

做的”,这个命题需要间接的证实方法。要证实“这把钥匙是铁做的”这个命题，一个办法就

是把它放在磁铁近旁，使我知觉到钥匙受到了吸引。现在就可能按照严格的逻辑次序来安

排一系列命题从而导向上述命题的证实：一项被证实的物理规律断定“如果把一块铁放在

磁铁旁边，它就被吸引”;另一个被证实的命题断定“这条金属棒是一块磁铁”;通过直接观

察就证实“钥匙放在那条金属棒旁边”。而当最后磁铁吸引了钥匙，证实就完成了。这样，当

我们不能直接证实一个命题的时候，就必须通过证实从原命题推演出来的那些命题，并把

这些命题与那些已经在经验上证实了的、更一般的命题联系起来，这样来间接证实该命

题。如果一个命题被表达成预测，比如，“磁铁将吸引钥匙”,它的证实就要求观察到完成了

的吸引过程。如果磁铁吸引了钥匙，那么关于钥匙的描述在确定性很高的程度上为真。不

过，预测性的陈述只是假说，因为总有可能在未来发现反例。因此，即使确定性的程度足以

满足大多数实际目的的需要，原来的命题也决不会彻底被证实以至于产生绝对的确定性。

证实的这两种形式——直接的和间接的——是科学方法的核心要义。卡尔纳普认为，

在科学领域里，一切命题要么是对当下的知觉有所断定，要么是对未来的知觉有所断定。

在这两种情形里，证实就是通过直接的知觉或是借助于已经证实的命题的逻辑联系。因

此，如果一个科学家作出一个断定，从这个断定推演不出任何由知觉证实的命题，那么它

就根本不是断定。比如我们不能证实这个断言：正如存在着向下的重力一样，存在着向上

的托力。关于重力的命题可以通过观察重力对物体的作用而得到证实，可是不存在任何可

以观察到的作用或规律来描述托力。按照卡尔纳普的看法，有关托力的断定根本不是断

定，因为它们并没有说出任何事情。它们只不过是一连串的空洞的语词——没有任何意义

的词句。

卡尔纳普断定，若把逻辑分析用于形而上学，可以看到形而上学命题都是不可证实392 西方哲学史

的，或者说，如果试图证实，结果总是否定的。以泰勒斯提出的“水是世界的始基”这个命题

为例。从这命题推演不出对于可在未来获得的任何知觉作出断定的命题。因而，这样的一

405 个命题根本不断定任何事情。形而上学家们免不了使他们的命题成为不可证实的，因为一

旦他们使其命题可以证实，这些命题就属于经验科学的领域了，因为那时这些命题的真假

将依赖于经验。于是，卡尔纳普拒斥形而上学，如同他在其《哲学与逻辑语法》第一章里写

的那样：

形而上学命题既不真也不假，因为它们不断定任何事情，它们既不包含知识也不

包含错误，它们完全处于知识领域之外，处于理论领域之外，处于有关真或假的讨论之

外。但是，它们就像笑、抒情诗和音乐那样，是具有表现力的。它们更多是表达永恒的情

感或意志倾向，而不是短暂的感觉……危险在于形而上学有令人上当的特征：它产生

很像知识的幻象，实际上却并不提供任何知识。这就是我们之所以拒斥它的理由。

按照卡尔纳普的观点，一般意义上的伦理学和价值判断属于形而上学领域。一旦他把

自己的逻辑分析方法运用到伦理学命题，可想而知，这些命题也会被证明是无意义的。他

认为，可以有这样一种关于伦理的科学，即对人的行为以及这些行为对其他人的影响所进

行的心理学、社会学或者是其他经验性的研究。但是关于道德价值的哲学并不依赖于任何

事实，因为它的目的是陈述人类行为的规范。“杀戮就是罪恶”这个价值陈述有着断定性命

题的语法形式。但是，卡尔纳普说，“一个价值陈述不过就是一个有着让人误会的语法形式

的指令。它可以影响人们的行为，而这些影响可能符合也可能不符合我们的希望；但它既

不是真的也不是虚假的。它并不断定任何事情，而且既不能被证明也不能被反驳。”

卡尔纳普认为，心理学命题与生物学和化学命题一样，也属于经验科学的领域。他很

清楚，把“至今还披着精神事件理论的华衮”的心理学划到物理科学领域中，这在很多人看

来是无礼的冒犯。然而，这正是他着手去做的事情。他在“心理学与物理学语言”这篇论文

中写道，“心理学的一切语句都可以用物理学语言来表述。”他的意思是，“心理学的所有语

句都描述物理事件，即人和其他动物的物理行为。”这是物理主义总理论的一部分，卡尔纳

普将物理主义说成这样一种观点：“物理语言是一种普遍语言，就是说，一切语句都可以翻

译成这种语言。”实际上，卡尔纳普要把心理学说成是物理学的一个方面，因为所有科学都

会变成物理学，科学的各个领域都会成为一门统一科学的组成部分。这样一来，我们通过

把心理学的命题翻译成物理学语言来对这些命题加以检验。于是，“约翰感到疼痛”这个陈

述就被翻译成对于可观察的，约翰的身体状态S做出描述的陈述。这个翻译过程只要求存

在一条有如下内容的科学规律：某人感到疼痛，当且仅当他的身体状况处于一种特定的状

态S。一旦这一点得到满足，则“约翰感到疼痛”和“约翰的身体处于状态S”有意义，因为，

406 他们尽管并不等价，却是可以互译的。只有能够直接被证实或被翻译成可证实陈述的那些第十八章 分析哲学 393

陈述才是有意义的。形而上学、心理学的某些方面、关于“实在”的理论，以及关于规范性价

值的哲学都不能满足可证实性标准，因此都是无意义的，都遭到了卡尔纳普的拒斥。

后来，卡尔纳普早期制定的可证实性标准遭到了一些反对。卡尔纳普对此的回应是把

他的根据从证实转到了确证。他承认，如果证实的意思是指彻底、最终地确立真理，那么科

学规律就永远不可能被证实。生物学或物理学规律适用的实例的数目是无限的。如果严格

的证实要求对一切实例进行亲自观察，那么显然不可能有符合如此定义的证实。虽然我们

不能证实普遍的科学规律，但我们仍然能够证实它的普遍适用性——就是说，证实形式上

是从那条规律和以前确立的其他语句中推演出来的特称语句的那些单个实例。这样，对科

学规律逐渐增长的确证就取代了严格意义上的证实。

为了进一步加强逻辑清晰性，卡尔纳普在他的《语言的逻辑语法》(The logical Syntax

of Language)中区分了他所谓的语言的质料模式和形式模式。他认为，质料模式通常用在哲

学中，它总是导致形而上学家们的错误和模棱两可，而且一般来说总是产生无意义的哲学

争论。为了克服这些危险，卡尔纳普感到有必要把语句从质料上的习语翻译成更准确的形

式上的习语。他给出了下面的例子：“月亮是一个事物”,这是一个质料模式的语句。它可以

翻译成形式模式的语句：“‘月亮’这个词是一个事物—标记(thing-designation)。”一切陈述

“某某是一个事物”的语句都应归入质料模式。卡尔纳普认为，许多其他的语词，诸如性质、

关系、数和事件，也以和“事物”这个词同样的方式起作用。可以举出另一个例子：“7不是事

物而是数”这个语句是一个质料模式的语句；它翻译成形式模式就是“记号7不是一个事

物记号而是一个数字记号”。卡尔纳普说，避免“危险的质料模式”的办法，就是避免使用

“事物”一词，而使用句法学术语“事物—标记”。同样，我们应该不用“数字”一词，而用“数

字—标记”这一术语。不用“性质”,而用“性质—标记”。不用“事件”,而用“事件—标记”,诸

如此类。别的例子还包括，“他做了有关巴比伦的讲演”可以翻译为“在他的讲演中‘巴比

伦’一词出现过”。

借助这种把语句翻译成形式模式的办法，卡尔纳普希望我们会让“逻辑分析摆脱对于

超语言学的对象本身的所有指涉”。于是，分析就可以主要来关注语言表达式的形式——

关注句法。尽管他强调句法学形式，不过卡尔纳普还是认为，我们不可忘记我们的语词所

指涉的对象本身。他写道，“不存在任何要从‘对象—科学’那里消除对对象本身的指涉的

问题。相反，这些科学确实都关注对象本身，关注事物，而不是单纯关注事物一记号。”

逻辑实证主义的疑难

逻辑实证主义的理论并没有得到很多哲学家的热心接受。逻辑实证主义否认道德语

言的意义，有些哲学家对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断言感到震惊。其他的哲学家则注意到证实

原则的固有缺陷，这些缺陷很快也被逻辑实证主义者自己认识到了。逻辑实证主义首先遇

407394 西方哲学史

到的困难就是，证实原则本身似乎就不是可证实的。来看一下这个语句：“有意义的陈述要

么是分析的要么是经验上可证实的。”可是，按照它自己的标准，这个陈述本身是有意义的

吗?这个语句既不是依据定义为真，也不能通过经验来证实。于是，这个对证实原则的陈述

通不过它自己的检验，因而是无意义的。逻辑实证主义者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因此辩解说

他们的原则与其说是一个有意义的科学论点，不如说是一个建议。不过问题仍然是，为什

么一个形而上学家会想要采纳这样的建议，如果它致使形而上学家所说的一切都成了无

意义的话。

第二个疑难出自原来指望这个原则最为适用的地方，也就是各门科学领域。科学知识

常常以普遍规律的形式来表达。这些“规律”是科学“预测”的基础。但是逻辑实证主义者面

对的问题是，是不是要把科学陈述看作有意义的。作出预测的陈述如何能够被证实?我目

前的经验或者试验能够告诉我将来的情况吗?显然，当我们证实“史密斯的牛棚里有头黑

奶牛”这个陈述的时候，严格的意谓或意义是一回事；而当科学家说“在一个运动的物体没

有受到外力的影响时，它的运动方向将保持不变”,这时候则是另外一回事了。第一种情况

是具体的和可证实的。第二种情况则涉及无限数量的事例，并且未来的任何单个事例就可

能证伪那个陈述。既然不存在任何单个事实能够“现在”就证实一项一般的科学陈述在未

来的真，那么,如果严格运用证实原则，这项科学陈述就是无意义的。逻辑实证主义者提出

了弱化形式的证实原则来解决这个问题：一项陈述要有意义，只需要“在原则上是可证实

的”,或者说“有可能”被证实，就是说，能通过对某种物理现象的观察而得到某种程度上的

确证。

第三个难题涉及“什么构成了证实?”这个关键的问题。如果答案是“感觉经验”,这就

产生了进一步的质问—“谁的经验?”问题始于证实原则背后的核心假定上，这个假定认

为我们对经验的述说(utterances)需要被翻译成更基本的陈述。科学的语言最终必定可以

还原成观察陈述。可是，什么是一项观察陈述所报告的事实?它是关于物理对象的一个主

观经验，还是那个对象的一幅纯粹图像?技术上的问题则涉及到，是否可能把某个人的内

部经验翻译成关于一个物理对象的陈述，或者是否可能反过来把后者翻译成前者。这就是

唯我论——即认为自我是真实的知识的惟一对象，因而一个人的经验不可能与另一个人

408 的经验相同——所导致的困难。每一个人的经验都是不同的，并且我们的所有经验都不同

于客观实在的世界。如果事实如此，那么证实原则到底意味着什么?证实陈述对一个人来

说就会是这个意思，而对其他人就会是别的意思。

证实原则碰到的第四个也是更一般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它这么重视感觉经验。也就是

说，为什么排除了只在我们的直觉、希望或内心情感中有其根据的那些陈述的有意义性?

逻辑实证主义者从未对这个问题给出过任何正式回答。也许对他们来说，经验上的证实对

于区分科学程序和形而上学思辨是极为重要的。逻辑实证主义者是以科学为主要取向的，第十八章 分析哲学 395

他们认为唯有指涉物理对象及其相互关系的语言才可能有认知意义。他们希望通过把所

有陈述与物理事实联系起来而实现科学的统一，希望这种统一的知识会交给各门科学一

种共同语言并且告诉我们可以言说的一切。

因为碰到这些疑难，逻辑实证主义者缓和了他们的观点的力度。对形而上学和道德学

说不分青红皂白的拒斥被取消了，分析哲学家开始把注意力放在哲学的这些传统领域上。

艾耶尔描述了这种新态度：“形而上学家不再被当作罪犯，而是当作病人来对待了：也许有

很好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他言行古怪。”比如，伦理学不再是胡说，而是一门学科；这门学

科的语言得到了分析，因为它的语言同事实有关，也因为它在指出问题方面的价值。尽管

古典形式的逻辑实证主义由于其内部困难的压力而解体了，但是它仍然继续影响着分析

哲学运动，而分析哲学仍然主要关注语言的用法和分析。

蒯因对经验主义的批判

到了20世纪中叶，逻辑实证主义作为一场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是明日黄花。尽管

这样，担心违反证实原则的顾虑仍然在形而上学家和道德学家们心中徘徊，他们中的许多

人都避免过于偏离经验事实。但是逻辑实证主义只是提出一项经验主义议程的最近一次

尝试。哲学中的经验主义潮流源远流长，向上可以追溯到弗朗西斯·培根，并且在其后的几

百年来一直都是哲学讨论中的一股推动力量。1951年，威拉德·梵·蒯因(Willard Van Or

man Quine ,1908-2000)试图揭露经验主义的一个更为基本的困难，这个困难不仅适用于逻

辑实证主义，而且适用于对经验主义的所有传统说明。蒯因1951年的“经验主义的两个教

条”指出了这个困难。经验主义的第一个教条是这个由来已久的假定：所有陈述都能明确

地分为分析的陈述和综合的陈述(即经验的陈述)。他写道，“人们未曾划出分析陈述和综

合陈述之间的分界线。认为有这样的一条界线可划，这是经验主义者的一个非经验的教

条，一个形而上学的信条。”另一个教条是还原论的教条，这个教条认为一切有意义的陈述

都可以翻译成关于直接经验的陈述。

蒯因觉察到，要拒斥这两个教条就意味着，抛弃或者至少是“模糊了思辨的形而上学

和自然科学之间的假定的分界线”。但这就是他试图做的事情。关于第一个教条，他认为，409

除了一些有限的逻辑陈述之外，所谓“分析性”概念是非常难以澄清的。甚至那些被认为

“无论如何”都为真的逻辑陈述，都可能为了新的物理学构想的缘故而被修改。蒯因问道，

“这样一种(在逻辑学中的)改变和开普勒取代托勒密，或者爱因斯坦取代牛顿，或者达尔

文取代亚里士多德的改变之间在原则上有什么不同呢?”他认为，综合的陈述并不像假定

的那样清楚地符合可证实性标准。蒯因仔细审查了哲学家们试图用来确定分析的陈述和

综合的陈述之真的种种途径，得出结论说，“没有任何陈述是免受修改的。”这就意味着，分

析命题和综合命题所包含的都仅仅是偶然的真理，并且在此意义上，二者没有差别。396 西方哲学史

那么,没有经验主义教条的科学会是怎样的?蒯因本人就是一位经验主义者，他相信

科学和逻辑都是重要的概念模式，都是有用的工具。他说，我们的知识整体，其实“是一个

人工的构造物，它只是沿着其边缘同经验紧密接触”。在一个我们认之为真的陈述和一个

同它不一致的新经验之间的任何冲突，都需要某种调整。我们不仅必须改变我们的初始陈

述，而且最终要改变所有相互联系的概念。在物理学领域里的确定性似乎是最大的，但是

蒯因认为物理学的物体本身只是方便的概念工具。实际上，他把物理对象与荷马的诸神相

提并论，认为它们也只是“不可还原的认定”。作为一名经验主义者，他认为，相信荷马的诸

神而不相信物理对象是错误的。“但是，就认识论的立足点而言，物理对象和诸神只是程度

上的差别，而不是种类上的不同。”这种看法显然削弱了分析的陈述和综合的陈述之间的

区别，也削弱了形而上学和科学之间的区别。最后，蒯因只好接受一种带有强烈实用主义

色彩的对真理的构想。他说，“每个人都被给予一份科学遗产和接二连三的感觉刺激；那些

引导他对科学遗产加以改动去适应持续不停的感觉刺激的考虑，如果是理性的，就都是实

用上的考虑。”

18.3 维特根斯坦

维特根斯坦的哲学之路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生于1889年4月26日，是奥匈帝国一个最显贵家庭的8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他的父亲卡尔·维特根斯坦19世纪90年代积累了巨额财产，成了重金属工业界的领袖之一。可以理解，在他临退休的时候，卡尔·维特根斯坦想让子女在他的大公司里任职。可是，他的子女们大都按自己的兴趣行事。路德维希在他姐姐格蕾特尔的影响下读了一些哲学书，但同时他也不能完全不顾及他父亲的希望：父亲希望他学习工程技术，以便为他进入家族的公司做准备。

维特根斯坦离开欧洲大陆到曼彻斯特研究航空学。但他无法遏制自己要搞哲学的强烈内心冲动。甚至在他潜心工程技术问题的时候，他的主要兴趣也是放在数学哲学上。这使他不得不在哲学和工程学两种专业之间作出抉择。但是他仍然需要得到某种确认，以确定他有足够的哲学天赋来从事哲学职业。他带着自己著作的一个样本拜访了耶拿的杰出哲学家戈特罗布·弗雷格(Gottlob Frege,《算术基础》的作者)。他感到对弗雷格的拜访相当成功，因为弗雷格鼓励他去剑桥师从伯特兰·罗素。

会晤了维特根斯坦之后，伯特兰·罗素说，“我的德国朋友怕是会令人头疼的，在我讲座之后他和我一起回来，一直争论到晚餐时分——他又倔又拧，不过我认为他并不笨”;他还说，“我的德国工程师十分好辩而且很烦人。他不承认房间里肯定没有一头犀牛……他回到我这里，在我穿衣服的时候也一刻不停地和我争论。”最后，“我觉得我的德国工程师真是个傻子。他认为没有任何经验上的东西是可知的———我要求他承认房间里不存在一头犀牛，可他偏不。”最后谈话终于变得轻松些了，罗素“不仅了解到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有极为强烈的兴趣，还了解到他更多的方面。诸如，他是奥地利人而不是德国人，他富文采，通音律，举止文雅……并且我认为他确实非常聪明。”1912年1月，维特根斯坦返回剑桥大学时，他给罗素看了他在假期写的一份手稿。这改变了罗素对维特根斯坦的看法，使他非常欣赏后者的能力，并认为其手稿“非常棒，比我的英国学生做得好得多”,并且又补充说，“我当然应该鼓励他。也许他会做成几件大事。”在下一个学期，维特根斯坦非常勤奋地研究数学逻辑，以至于罗素相信维特根斯坦超过了他，说他已经学会自己要教的所有东西并且实际上已经研究得更深入了。“是的，维特根斯坦一直是我一生中的一个伟大事件——不管这个事件意味着什么。”事实上，罗素现在认为维特根斯坦可能解决他自己的研究所引发的那些问题。罗素说道，“我太老了，解决不了我的研究提出来的所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新思想和年轻人的精力。他正是我所期望的那个年轻人。”事实上，维特根斯坦的能力给罗素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罗素把他看作要培养的“门生”。

此外，维特根斯坦还结识了摩尔，开始参加他的讲座。不过，尽管获得了这些哲学大家的称赞，但是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发展并没有沿着一条笔直的路前进。他的人格上存在着一些特异之处，这使他不时地偏离了航线。他强烈的独处欲望致使他隐居于挪威的乡村，他在那里建了一座小屋，可以在那里完全投身于逻辑问题的分析——他认为这就是他要做的独特哲学贡献，可是身心都与外界隔绝又让他痛苦。他继承了数量可观的遗产，可他没做什么解释就把它送出去了，致使自己手头拮据。当欧洲走向战争的时候，他带着自己的手稿参加了奥地利军队。在服完兵役之后，他便能带着一部已经基本写就的手稿返回到剑桥大学并在大学得到讲师职位了。在那个教学职位上他并不开心，而且很奇怪的是，他力劝那些受到他的教学影响的年轻学者自己不要去教书；相反，维特根斯坦劝他们从事体力或手工劳动。尽管他的出色才华得到了同辈们的认可，但维特根斯坦的学者生活并不快乐。他献身研究工作的抱负和他对友谊的忠诚都被他自己作出的一些选择破坏了。最后，他失去了伯特兰·罗素的友谊和支持，而罗素曾经在维特根斯坦的事业刚开始的时候给过他巨大的鼓励。

维特根斯坦一生中只出版了一部著作，即他早年写的《逻辑哲学论》(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1919)。这部著作提出的逻辑原子主义的理论类似于罗素的理论。虽然维特根斯坦不是维也纳学派的成员，但他与他们交流过，并且维也纳学派认为他的《逻辑哲学论》极其准确地表达了该学派的哲学观点。维特根斯坦不仅说，“凡是可以言说的东西都可以被清楚地言说，”他还用这样的话来结束他的这部著作：“凡是不可说的东西，就必须对之保持沉默。”1951年他去世后，人们以他的手稿和学生的课堂笔记为基础出版了他的大量著作，其中重要的一部是《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1953)。这些著作反映了一种完全不同于《逻辑哲学论》思想的倾向，而正是他后期的观点给他在哲学领域带来了名望。

新的维特根斯坦

在他的《逻辑哲学论》出版后不久，维特根斯坦就否定了该书的大部分观点。现在他相信他以前的那些观点都是建立在错误假定的基础之上的，该假定认为语言只有一个功能，即陈述事实。《逻辑哲学论》还进一步假定，语句的意义大体都是来自于事实陈述。最后，维特根斯坦就像卡尔纳普那样假定，在所有语言背后的构架是一个逻辑的构架。现在维特根斯坦忽然注意到一个颇为明显的要点：除了简单地“描画”对象之外，语言还有许多功能。

语言总是在某个语境里发挥作用，因而，如同存在着诸多语境那样，语言有许多效用。他说道，语词就像“工具箱里的那些工具；那里有锤子、钳子、锯子、螺丝刀、尺子、胶水瓶、胶水、钉子和螺丝。语词的功能就像这些工具的诸多功能一样，是各不相同的。”

是什么让他以前认为语言只有一项功能呢?他说，他以前受到了这个观点的迷惑，即认为语言给事物命名，就像《圣经》里的亚当给动物命名那样。他写道，我们都上了“我们的理智借助语言手段而进行的蛊惑”的当。我们关于语言的不正确的图画是“由语法的幻觉所产生的”。分析语法也许会引导我们发现语言的某种逻辑结构。可是这就能证明“所有语言本质上有同样的规则、功能和意义”这个结论是正当的吗?维特根斯坦想到，这个假定——所有语言都陈述事实并且包含一个逻辑的构架——不是由观察，而是由思想推演得来的。我们简单地假定，尽管有某些表面的差别，但所有语言都是相似的。他以各种游戏为例，通过下述追问揭示了在这个类比之中的缺陷：

它们的共同点是什么?——不要说：必定存在某种共同点，否则它们就不会被叫做“游戏”了——而要睁眼看看究竟是不是存在着共同点。

因为，如果你看一看这些游戏，你就不会看到所有游戏都有的共同点，而只能看到许多相似之处和亲缘关系，以及整整一系列由这些关系联系起来的事物。再说一遍：不要想，而要看。

因此，维特根斯坦就把分析计划从专注于逻辑以及“完备的”语言的建构转到了对语言的日常用法的研究。他离开了罗素和卡尔纳普正在做的事情，转到了摩尔早先强调的分析日常语言、按照常识标准检验语言的方向。

这个时候，维特根斯坦感到，语言并不是仅仅包含一个单一的模式，它就像生活本身一样是可变的。他写道，“想象一种语言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方式。”那么,分析就不应该在于对语言或它的意义进行定义，而在于仔细描述它的用法：“我们必须抛弃一切解释而只用描述取而代之。”“我们必须坚持日常思考的主题，不可误入迷途并想象着我们不得不描述极端微妙的东西。”困惑不是产生于我们的语言“正在正常工作”的时候，而是产生于它“像引擎在打空转”的时候。

语言游戏和遵守规则

“遵守规则”这个概念是维特根斯坦哲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总是忙于各种各样的事务，它们需要某些规则。我们常常效仿其他人的行为，比如在我们试图学会一种舞步的时候。我们常常参加典礼，例如毕业典礼，在典礼上我们穿上专门的衣着，和毕业的同学们一起排队行进，并领取一份文凭。类似的遵守规则行为支撑着所有语言。

我们在一定的语境中说出一定的事情，当我们遣词造句的时候，我们遵守具体的语法规则。不只是我们讲出来的话，就连我们整个思维活动都要遵守规则。维特根斯坦指出，语言的规则就像不同游戏——语言游戏——的规则，这些规则随着语境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当一名学生在生物学课上提问的时候，她遵守各种语言游戏规则，例如，在正规课堂上一名好问的学生的语言游戏规则、生物学学科的语言游戏规则，等等。维特根斯坦写道，可是，句子的种类有多少呢?例如，断定、提问、命令?——有无数种：我们称为“符号”、“语词”、“句子”的那些东西的用法有无数不同的种类。而且，这种多样性并不是某种固定的、一成不变的东西；新的语言类型——我们可以说，新的语言游戏——会形成，而其他的则会变得过时，被遗忘……在这里，“语言游戏”这个词是要突出这个事实：说出语言是一种活动的组成部分，或者是一种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

因为哲学问题是从语言产生出来的，因此有必要熟悉每一个问题由以产生出来的语言的用法。就像存在着许多种游戏那样，也存在着许多套游戏规则。同样，如同存在着许多种语言一样(就是说，工作、玩乐、礼拜、科学等的日常语言的许多形式),存在着许多用法。在这些情况下，“哲学家的工作就是为了特定目的收集提示物”。

澄清形而上学的语言

维特根斯坦如何对待形而上学的语言呢?和实证主义者不同，他没有断然拒斥形而上学的陈述。相反，他把形而上学家看成病人而不是罪犯，而哲学的功能是治疗性的。形而上学语言的确能够制造困惑，而哲学核心要务就是处理那些由于缺乏清晰而使我们陷入困惑的问题。哲学就是“为了不让理智借助于语言来蛊惑我们而进行的一场斗争”。蛊惑导致困惑，因此“哲学问题具有这样的形式：‘我不知道我的道路在哪里。’”哲学帮助我们去找到我们的道路，去勘察现场；它把“语词从它们的形而上学用法带回到它们的日常用法”。

关于上文的哲学就是“为了不让理智借助于语言来蛊惑我们而进行的一场斗争”本书作者是这样理解这句话的：有的《哲学研究》中译本则译作“哲学是以语言为手段对我们智性的蛊惑所作的斗争”(《哲学研究》,汤潮、范光棣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第66页。),亦可，甚至可能更符合维特根斯坦原意，但与本书作者前面所说“我们都上了‘我们的理智借助语言手段而进行的蛊惑’的当”不合；而有的学者解作“而哲学，‘就是为了不让语言迷惑我们的理智而进行的一场斗争’”(刘放桐等编：《现代西方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11页),则似与维特根斯坦原意不合，因为维特根斯坦认为正是理智使得我们总是想用一种单一的规则或本质来规定一切语言，这就造成了混乱，所以他才一再强调“不要想，而要看。”——译者

哲学并不给我们提供新的或者更多的信息，而是通过对语言的仔细描述来增加清晰性。这就好像我能够看到一副拼板玩具的所有部分可是又为如何把它拼在一起而感到困惑。我实际上是在观察一切我需要的用来解决问题的东西。哲学的迷惑与此类似，可以通过仔细描述我们是如何运用日常语言而得到消除。使我们感到困惑的，是语言何时以新的、异常的方式被使用。因而，“哲学的结果就是揭示这样或那样的胡言乱语。如果说形而上学对此表现出抵制态度或者一种遮蔽语词日常用法的偏见，维特根斯坦承认这不是“一种愚蠢的偏见。”形而上学的困惑是人类境况的组成部分：

通过对我们的语言形式的曲解而产生的问题，具有深刻性的特征。它们都是深刻的焦虑；它们与我们的语言形式一样都深深地扎根于我们之中，而且它们的重要性与我们的语言形式的重要性是一样大的。

真正的哲学并不在于对问题作出干脆的抽象回答。迷路的人需要一幅地形图，而要满足这个需要，就必须挑选并整理一些在日常经验中语言的实际用法的具体例子。

然而，只是观察拼板玩具的组成部分是不够的，同样，只是观察惯用法的这些例子也是不够的。我们经常“没有注意那个一旦看见就会发现它是最引人注目的、最有力的东西”。“由于它们让我们感到简单和习以为常”,那些最重要的东西就隐藏起来了。可是，“没有注意”意味着什么?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观点，不存在任何可靠的方法来保证我们将会“注意到”并就此发现我们的道路。无论如何，维特根斯坦努力去做的事情就是把哲学关注从意义那里转移开去——从认为语词像运送货物一样负载着世界之中的对象的“图画”的这个假定转移开去。而通过收集、挑选、整理那些有关的例子，维特根斯坦把哲学的注意力引向了语词的实际用法。因为大多数哲学的问题都被认为是产生于对语词的困惑，所以对它们的日常用法的细心描述会消除这个困惑。

18.4 约翰·奥斯汀

奥斯汀的独特方法

另一位关注语言的日常用法的哲学家是牛津大学的学者约翰·奥斯汀(John Austin,

1911-1960)。奥斯汀出版的作品不多，部分原因是他49岁就过早去世了。他曾经说过，他

必须及早决定是打算著书立说，还是用他发现的，在他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中非常有用而又

令人满意的方式来教人们做哲学。奥斯汀有一种独特的研究哲学的方法。在他的“为辩解第十八章 分析哲学 401

而抗辩”这篇论文中，奥斯汀告诉读者，哲学为他提供了常常是稀缺的东西，即“发现的乐

趣、协作的快乐和取得一致意见的满足”。他用轻松幽默的口吻告诉读者，他的研究怎样使

他能够考虑各种各样的语词和惯用法而“不用记起康德想了什么”,能够逐渐地在“讨论审

慎问题时不用想到亚里士多德的看法，或者讨论自制问题时不用想柏拉图在这个问题上的

观点。”与沉重刻板的哲学研究相反，奥斯汀展示了一种容易让人误解的质朴。在《如何以言

行事》(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的开头，他写道：“在这里我必须要说的东西既不困难

也不会引起争议：我想要申明的它的惟一优点，就是它是真实的，至少是部分真实的。”

奥斯汀觉察到，诸如“语言分析”、“分析哲学”甚或“日常语言”等措词的用法有可能导

致这样的误解，即认为哲学分析仅仅关注语词而不涉及其他。奥斯汀不仅关注语词，也关

注我们用语词来谈论的“实在”。“我们是在运用对语词的敏锐觉察来使我们对现象的知觉

更加敏锐，尽管这知觉不是现象的最终裁判。”他甚至顺带想知道把他的研究哲学的方法

称为“语言现象学”(linguistic phenomenology)是不是会更有益处，不过由于这个概念“太拗

口了”,奥斯汀放弃了它。奥斯汀没什么兴趣批评其他哲学家的方法，也没有兴趣过分强调

他自己的风格。他发展了一种研究语言本性的技术，并且发现它在处理各种哲学问题的时

候是成功的。

“辩解”的概念

在他的论文“为辩解而抗辩”中，我们可以发现奥斯汀那富有成效的日常语言分析所

具有的特色。他精详地论述了他为什么以及如何来进行关于语词的哲学探讨。首先，他觉

得哲学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做”。与任何一门科学不同——科学的题材和方法都 415

是高度有组织的——而在哲学起作用的领域里，人们对解决某个特定问题的最佳方法是

什么都是没有把握的。因此，奥斯汀选择了他认为哲学家会感兴趣的话语领域。在他看来，

“辩解”一词为研究语言和人的行为提供了丰富的土壤。通过对这个词的分析，奥斯汀发现

了同“辩解”有密切关系的那些语词之间的程度差别。另外，他的分析还产生了对人的行为

的有趣洞见，如同相互关联的语词织成的网络之中所存在的差别所提示的那样。

一开始，“辩解”一词被证明是由其他有意味的语词诸如“违抗”(defiance)、“辩护”

(justification)或“抗辩”(plea)所围绕着的一个词项。奥斯汀指出，有必要对所选语词作出完

整清晰的说明，有必要考虑尽可能多的与所选语词用法有关的事例。一般来说，辩解涉及

这样的情况，人们被指控做了某件错事，或者“坏事”、“蠢事”,而他们试图为自己的行为申

辩或者证明自己并无过错。他们可能承认，他们的确做了他们为之受到指责的事情，然后

争辩说，在大多数情况下那样做是正当的，或者是可以接受的，或者至少是可以理解的。这

就是为行为“辩护”。另一种不同的做法就是，被控者承认自己的行为是坏的，但不加限制

地说他们“做出了”该行为，却是不公平的。他们的行为有可能不是有意的，可能是意外，或402 西方哲学史

者是其他事件促成的。这样“责任”一词就与“他们做了那件事”以及“辩解理由”有了重要

关系。而且，在为某个行为“辩解”和对它的“辩护”之间的区别其实是很重要的。此外，如果

指控的罪名是谋杀，那么为被告提出的抗辩就可以辩护说那是自卫或者辩解说那是意外。

在这里，还可以使用等级区别更精细的语词，包括“情有可原”(mitigation)和“从轻发落”

(extenuation)。而如果一个被告说，“我并没有做那件事——而是在我身上的某种东西使我

做了那件事”,那又该如何看待他这种说法呢?一个行为也可能是“一时恼怒”的结果，这就

有别于一个“蓄意的行为”。

为什么要仔细考察对“辩解”一词或者任何其他话语所作的分析呢?除了因为进行辩

解事实上在人类事务中起了重要作用所以值得细致研究之外，奥斯汀还相信有两个理由

说明了道德哲学可以得益于这个分析。首先，这种分析有助于提出关于人的行为的更准确

也更合时宜的看法。其次，这就必然使它可以有助于修正陈旧的仓促定论。既然道德哲学

是对行为或行为施行的正当性与不正当性的研究，所以，在我们能够适当地谈论某事正当

或不正当之前，关键就是先要理解“做某事情”意味着什么。

奥斯汀说，“做某个行为”是个非常抽象的说法。我们用它来表示的意思是“思考某

事”、“说某事”还是“试图去做某事”呢?认为我们的所有行为都有同样的本性，就如同认

为所有的“事物”都是同样的种类——作为一个行为，打贏一场战争就像打一个喷嚏一

样；一匹马作为一个事物就等于作为一个事物的一张床——这都是不准确的。当我们呼

吸或看到什么的时候，我们的确是在做一个行为吗?那么,如果“做某个行为”这个短语是

一个合适的替代物，它代替的是什么?有什么规则来说明如何用适当的词来指明某个人

416 为之负有责任或编造理由为之辩解的“那个”行为呢?人的行为是否可以被分割，以便把

一部分归因于行为人而把剩下的归因于其他人或其他事物?此外，一个行为是一个简单

的事件吗?奥斯汀更强调人的行为具有复杂的性质。就连单纯的身体动作也是如此，这种

动作可能涉及意图、动机、对信息的反应、对规则的反思、对肢体动作的故意控制，或者来

自其他人的推挤。

奥斯汀相信，我们对“辩解”一词的分析能澄清以上所举的问题。首先，一个辩解意味

着一定类型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做得不当。要确定“不正当”的实质就要求澄清“正当”的

性质。反常的东西经常能澄清正常的东西。对辩解的细致研究提供了机会，使我们可以确

定辩解在何时是适当的，什么行为能够归为可辩解的行为，什么样的特定反常行为真正是

“行为”,并且使我们能以更为复杂的方式来确定什么构成了人的行为的真正机制或结构。

对辩解的研究也可以对道德哲学中的一些传统错误或毫无结果的争论作出裁决。这其中

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自由问题。奥斯汀比较了“自由”和“真理”这两个语词，并指出，正如

“真理”不是刻画断定之特征的名称，“自由”也不是刻画行为之特征的名称。他说，自由是

“行为在其中得到评定的维度的名称”。然后他又说道，“通过考察每一个行为可能不是‘自第十八章 分析哲学 403

由的’所有情况，也就是考察那些只是简单地说‘X做了A’将会行不通的情况，我们或许有

望解决自由问题”。

日常语言的优点

除了有助于启发道德哲学的探讨，对辩解的研究还使奥斯汀的哲学方法得到了一次

具体应用。他从“日常语言”出发，希望通过它来发现“什么时候我们会说什么,为什么这么

说，以及我们所说的意思是什么”。他相信，这可以清理语词的使用和误用，并且这样可以

避开不准确的语言为我们设下的陷阱。日常语言分析也强调语词和事物之间的差别，并使

得我们能够把语词从我们用语词来谈论的实在那里移开，并由此获得对那些实在的新看

法。奥斯汀认为，最无可怀疑的是，“我们拥有的共同词汇体现了人们在世世代代的生活中

所发现的值得划出的所有区别、值得标示的所有联系。”他认为，比起我们为了搞哲学而可

能想出来的任何语词，日常语言的词汇更可靠也更精妙，因为它们已经经受住了时间的检

验和其他可能的语词的竞争。此外，日常语言还为哲学家提供了一个“进行田野工作的好

地方”。它使个人脱离僵硬刻板的哲学立场，从而让一种不同以往的哲学讨论氛围成为可

能。就语词的用法达成一致，或者哪怕就如何达到一致达成一致，比过去的那些哲学工作

要容易得多。奥斯汀希望这个方法有朝一日能被运用到混乱不堪的美学领域，他说，“如果 417

我们能暂时忘掉美的东西，开始认真考察娇小的东西和臃肿的东西，那就好了。”

奥斯汀明白，把日常语言当作分析的基础，也会出现一些问题。首先，日常语言里存在

着某种“松散性”,以致一个人的用法可能与另一个人的不同。对此奥斯汀答复说，语词在

使用上的不一致，并不像我们所认为的那么多。我们通过分析会发现，不同的人们原来所

谈论的实际上并不是同一个情境，这时候表面的差别就趋于消失了。他说道，“我们对情境

的想象越是详细，关于我们应该说什么的分歧就越少。”然而，有时候在语词的使用上确实

存在着不一致。但即便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发现为什么我们不一致”,而“这个解释决不会

没有启发作用”。除了松散性之外，日常语言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它是否应该被当作对事情

的“定论”(last word)。虽然日常语言并未宣称是定论，但很明显它体现了人们世世代代继

承下来的经验和洞见。尽管这些洞见一直都特别关注的是人们的实践事务，但这个事实还

是让它更有理由声称自己是准确的。因为，如果语词的诸多区别在日常生活中行之有效，

“那么在它里面就有有价值的东西”。比起那些其语言适合于日常生活的人们，学者们有充

分的理由对日常语言感兴趣。没有任何理由相信错误和迷信不可能长期在语言中留存下

来。在这个程度上，奥斯汀乐于承认，“日常语言不是定论：原则上它可以在任何地方被补

充、改进甚至被取代。”但是他相信，日常语言在他的分析计划里是第一要义(first word)。

奥斯汀提出，在全面分析“辩解”一词的时候，我们可以利用三种资源。对于分析其他

语词，类似的资源和方法大概也是可资利用的。第一，他提议利用字典。一本简明字典就404 西方哲学史

行。他建议把它全部通读并且列出所有相关的词汇，他说这并不像我们认为的那样要花费

很多时间。或者可以先列出明显相关的词汇，然后查字典找出其各种意义——这个过程会

导向其他有密切关系的词汇，直到列出的相关词汇表完整为止。第二个资源就是法学。这

里可以为我们提供大量的案例、各种各样的抗辩以及对案例中的特定行为环境的大量分

析。第三个资源是心理学。对心理学的利用是一个有趣的例子，它表明日常语言是如何被

补充甚至被代替的。因为心理学对那些一直没有受到非专业人员注意，也没有被日常语言

记录下来的行为进行分类，或者对这些行为方式作出解释。奥斯汀确信，有了这些资源“以

及想象力的帮助”,大批表达式的意义就会浮现出来，大量的人类行为就可以得到理解和

分类，由此就可以达到这整个过程的核心目标之一，即“解释性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