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智者运动和苏格拉底
第一节 智者运动概述
何谓智者
希波战争之后，希腊城邦进入繁荣时期，希腊社会从氏族的农业经济向以工商业为主的城邦经济过渡，以雅典政治为代表的民主制度日臻完善。在伯利克里执政时期，雅典成为希腊文化中心，戏剧、建筑、雕塑成就辉煌，历史、医学、数学的研究也有显著的成果。在这种文化气氛里；崇尚典雅和奢华成为社会风气，个人的创造力和表现力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
语言、思想和文明举止对于希腊人是不可分割的，因此，他们把智慧视作“逻各斯”的艺术。如前所说，“逻各斯”兼有言语和理性之意；在这个意义上，智慧就是用优雅的语言表达思想的艺术。智者就是传授这门艺术的教师。
智者并不是为智慧而教授智慧的思辨家，他们的教学活动有着鲜明的功利性，这就是培养能够在政治活动中获胜的人才。希腊的政治舞台充满着与奥林匹克赛会同样激烈的竞争。雅典民主制下的竞争主要通过辩论和演讲进行。不论在公民大会还是陪审团里都实行多数人统治的原则，只有那些能言善辩、巧于辞令的人，才能运用语言的说服力和煽动力控制民众情绪，获得大多数与会者的支持。具有高超的论辩和演说能力是在民主政治的竞争中成功的先决条件。据柏拉图说，当时负有盛名的智者普罗泰戈拉的学生都来自名门望族，他们的目的或是成为政治家，或是成为职业智者。1柏拉图：《普罗泰戈拉篇》,315a。智者正是适应民主政治和社会时尚这两方面的需要而出现的。
社会政治需要决定了智者的职业特点。智者职业带有商业特点。“智者”来自“智慧”这一词，意思是“有智慧的人”(sophist)。然而，在希腊文里，“有智慧的人”最初用“智慧”(sophia)的形容词形式表示，指诗人、音乐家、预言家、狂诵者，希腊历史上著名的“七贤”、伊奥尼亚的哲学家也有这样的称号。直至公元前5世纪后期，“智者”才专门指那些以传授智慧为职业、并在公众事业中有所成就的人。学生交纳学费，教师则保证学生获得事业成功所需要的能力。智者传授的智慧主要是修辞学和论辩学，但这些学问与其说是“学”,不如说是“术”。智者着重培养学生演说和辩论的技艺，而不传授知识学理。教学的目标是在政治和诉讼中取胜，而不是寻求真理，更不是满足个人的好奇心。在这些方面，智者与早期自然哲学家形成鲜明对照。可以说，早 期哲学家是以智 慧为追求目 标 的“爱智慧者”(philo-sophia),智者虽然是“有智慧的人”,但智慧只是他们用来达到实用目的之手段。柏拉图站在哲学家的立场，把智者斥为“批发或零售精神食粮的商人”2同上书，313c。。
自然说和约定说之争
智者的思想带有强烈的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倾向，这首先是针对神话世界观的。智者生活在氏族社会转变为城邦的社会变革的时代，他们对传统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世袭观念提出挑战。怀疑主义是他们进行诘难和批判的工具，相对主义则是怀疑的依据和结论。他们认为，一切都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没有不变的真理，一切都可以怀疑，一切被人们奉为规矩的常理都能在论辩中被推翻。普罗泰戈拉在《论神》一书的开头写道：
“关于神，我既不知道他们存在，也不知道他们不存在。有许多东西使我们不能认识这些，如：问题的晦涩，人生的短暂。”3拉尔修：《名哲言行录》,9卷50章。由于这段“大不敬”的文字，他被驱逐出雅典，著作也被焚毁，足见智者的批判与传统势力之间斗争的激烈程度。
智者在讨论人事问题时，特别在涉及到国家的起源和性质、个人和法律的关系等一些重要问题上，形成了自然说和约定说两种观点的争论。自然说所坚持的“自然”来自自然哲学中的本原观念，特指人类本性。自然说认为人应按照自己本性决定自己命运，不应受外在法律和习俗的约束。约定说所坚持的“约定”指非自然的社会属性。约定说强调人和动物、社会和自然物的区分，主张用社会力量约束和改善人的本性。自然说和约定说虽然彼此对立，但它们又都与传统的氏族势力相对立。自然说所要摆脱的约定主要针对落后的习俗，约定说所要约束的本性主要指蒙昧的本能。除此之外，自然说和约定说并无特定的政治归属。平民和贵族、民主派和寡头派都既可以持自然说，也可以持约定说。
普罗泰戈拉著有《事物的本原》一书，用约定说观点解释了国家的起源。柏拉图在《普罗泰戈拉篇》里复述了他的观点。据说，神在造出各种生物之后，又分配给它们适合其本性的生存手段，惟独人没有得到护身的工具。普罗米修斯于是从宙斯那里盗火，送给人类。人类由于分享了神圣的技艺，得到了生活必需品。但是，人类一开始分散居住，不能抵抗凶猛的野兽，他们之间也相互为敌。为了使人类不致灭绝，宙斯派赫尔墨斯把尊敬和正义带到人间，建立政治和社会秩序。他要求把这些德性分给每一个人，不要像分配技艺那样，只让少数人所有。普罗泰戈拉并不相信神的存在。柏拉图借他之口所说的故事应被理解为：人为了生存而在共同认可的道德原则之下组成国家，这些原则是人为的，需要通过人的共同努力，特别是通过传授和学习的过程，才能得以维持和延续。普罗泰戈拉的约定说代表了民主派的政治观点。
寡头派政治家克里底亚(Critias,卒于公元前 403年)在《西叙福斯》的剧本中如此解释社会约定的过程：最初人生活在无序的野蛮状态，为了向恶人报复，人制定了法律，让正义统治，使暴力屈服。但法律不能阻止人们私下作恶，因此一些更聪明、赋有良好理智的人发明了对神的崇拜，用恐惧和神圣原则阻止人们邪恶的行为和思想。克里底亚通过不信神的西叙福斯之口表达了对这种人为约定的蔑视。
自然派中有寡头派和民主派。寡头派利用自然说为强者的权力辩护。比如，斯拉西马库(Thrasymachus)露骨地说，法律是“弱者，即大多数人”约定而成的，法律是大多数弱者限制少数强者本性的枷锁，它禁止一个人通过强力得到比别人更多的东西；然而，出自本性的真理却是：强者应该拥有比弱者更多的东西。4柏拉图：《高尔吉亚篇》,484c-484e。强者打击人，弱者遭受打击，这是天经地义的事。这是“强权就是公理”的最早表达。
另有一些自然派则提出平等和民主的要求。他们说，人在本性上没有高低、贵贱、强弱之分。智者希庇阿斯(Hippias)说：
我们之所以是亲戚和公民，是由于自然的联系，而不是约定。物以类聚靠自然，而不靠约定。约定是强加在人们头上的暴君，强迫人去做很多违反本性的事。5柏拉图：《普罗泰戈拉篇》,337d。
另一位智者安提丰批判贵族世袭制度和奴隶制度说：
我们敬仰和尊重贵族的后代，却既不敬仰、也不尊重一个卑贱家庭的后代。这种做法使我们自己成为野蛮人，因为我们都可能是天生的希腊人或野蛮人(因为希腊人和野蛮人平等地继承了同一个本性)。6引自 H.D. Rankin, Sophists,Socratic and Cynics. Croom Helm,London,1983,p.65.
这是一个连哲学家也未能达到的结论，它反映了某些智者对传统观念的批判已超出了哲学家所能接受的激烈程度。
智者的功过
智者对传统观念的批判的范围和影响比早期自然哲学家对神话世界观的批判更加广泛。早期哲学家关于自然的思辨与社会生活实际并无紧密联系，他们中一些人所持的伦理观没有充分展开，也没有被民众广泛接受。智者把对神话世界观的批判引向社会政治领域，把哲学的主题由原初的“自然”转向人事。
我们在肯定智者的怀疑主义、相对主义所具有的批判传统的积极意义的同时，也要看到这种思想倾向对以往哲学成果的破坏作用，以及对哲学的生存和发展所构成的威胁。早期哲学家都以追求真理为己任。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却否认确定的或唯一的真理标准，智者或者片面夸大感觉的相对性和主观性，把知识归结为因人而异的感觉；或者以自然哲学各派学说的分歧为口实，否认理智的思辨可以达到共同的知识。总之，在智者看来，无论感觉或理智都不能告诉人们确定的真理。为了表明一切都可以怀疑和反驳的立场，他们往往选择普遍公认的真理和哲学家认为无可置疑的原则为攻击目标，得出相反的结论。智者的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与希腊哲学家爱智慧、求真理的传统格格不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是在哲学内部破坏和否定哲学成果和哲学传统的。他们运用论辩的方法，围绕哲学家提出的问题，针对哲学家的信念，进行怀疑和反驳，直至否认解决哲学问题的任何可能答案，甚至取消这些问题。哲学家之间的争论是围绕着共同问题、以某种共同原则为前提而展开的，智者和哲学家之间的争论的焦点恰恰是这些问题和原则有无公认的合理性、能否成为确定的知识。如果智者的意见得逞，那么将不会有追求确定知识的哲学思辨和探究理论是非的哲学争论。虽然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与智者的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他们并未消除这个内部隐患。我们将看到，希腊哲学发展到晚期，受到怀疑主义的更大破坏。
第二节 智者代表人物
普罗泰戈拉
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约公元前 490—前421 年)生于边远城邦阿伯德拉，是德谟克利特的同乡。他在雅典当了40年的教师，后因被指控亵渎神灵而遭驱逐。据柏拉图说，他是第一个自称智者的人。普罗泰戈拉认为奥尔弗斯、赫西俄德、荷马和其他过去的传授技巧的圣人事实上都是智者，只是没有智者的名义。他声称跟随着他们，但又说：“我公开承认我是智者，并教育人们，在这一点上和他们相反。”7柏拉图：《普罗泰戈拉篇》,317b。他以善辩著称，培养了一大批学生，还有不少著作，其中有《论神》、《论真理》、《矛盾法》等。普罗泰戈拉在古代社会享有很高声誉。在埃及孟菲斯被挖掘出来的托勒密王朝时的塑像中，普罗泰戈拉与泰利斯、赫拉克利特、柏拉图等人并列。
普罗泰戈拉有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人们经常引用它来表述各种不同的思想。如果“人”在这里被理解为与世间万物相对立的人类，那么这句话表达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如果“人”在这里被理解为与其他人相对立的个人，那么这句话表达的是唯我主义的观点。对于“尺度”亦可做不同理解：人究竟是按照自己的欲望，还是依据自己的认识来衡量万物的呢?如果是后者，那么,人究竟是用感觉，还是用理智来作为判断事物的标准的呢?苏格拉底把“人是万物的尺度”理解为“事物就是对我显现的那个样子”。如果这是符合普罗泰戈拉的原意的，那就是一种感觉主义的真理观。柏拉图转述普罗泰戈拉的话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事物是或不是什么的尺度，世界中的一切对于一个人来说不同于另一个人，正因为对一个人来说向他显现的东西不同于向另一个人显现的东西。”8柏拉图：《普罗泰戈拉篇》,152a,166b。按照这种理解，相对主义把知识归结为感觉，并把感觉等同为个人的感觉。既然每个人都只能根据自己的感觉判断事物，既然人们的感觉各不相同，那么,他们必不能就事物的存在和性质做出不变的共同判断。再者，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尺度和标准，没有一个共同的标准衡量这些不同认识的优劣是非，这样，相对主义的结论便顺理成章地推导出来了。苏格拉底反驳说，如果把这一相对主义的原则更加彻底地贯彻，那么将没有理由否认猪、狗、猴等动物也是万物的尺度，因为它们和人一样具有感觉，有什么理由说人的感觉优于动物的感觉呢?9同上书，161c。“人是万物的尺度”于是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高尔吉亚
高尔吉亚(Gorgias,约公元前 480—前370年)在一本题为《论非存在，或论自然》的书中提出了三个命题：第一，无物存在；第二，如果有某物存在，人也无法认识它；第三，即便可以认识它，也无法把它告诉别人。10参阅《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56—57 页。
他说这番话的动机大概不是为了表达一种极端虚无主义和彻底怀疑主义的观点，否则，他应首先解释这些观点何以能够存在，他是如何把握和表达它们的。他的动机似乎是为了验证“任何事物都有两种正相反对的说法”这一相对主义的原则。按巴门尼德的说法，有物存在，无物不存在；不存在的东西既不能被认识，又不能被说出。高尔吉亚反其道而行之，提出并论证了相反的观点，以便向人们表明：既然被当作绝对不变的真理都有相反的说法，其他道理还能例外吗?
第三节 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69—前399 年)出生于雅典的中等阶级家庭。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一个雕塑作坊。他的母亲是一个助产婆。苏格拉底面目丑陋，身材矮小，步履蹒跚，性格尤其特别。他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是一个勇敢、顽强的战士，平时生活像一个智者，以教育青年为己任。他的对话式教学方法也有智者风格，但他与智者有本质上的区别：他从不收取学费，更反对诡辩和似是而非的夸夸其谈。他自称是没有智慧但爱智慧的人，而不自诩为有智慧的人。“爱智慧者”和“有智慧者”虽只有一字之差，含义却根本不同。前者指追求确定真理的哲学家，后者指靠炫耀知识赚钱的智者。哲学对于苏格拉底来说不是纯思辨的私事，而是他对城邦所尽的公民义务。在此意义上，他自称是针砭时弊的神圣牛虻。
苏格拉底处在雅典民主制面临危机的时代，公民各行其是，政客乘机摇唇鼓舌，结党营私，煽动民众，造成审判的不公正，削弱了国力。雅典民主制的弱点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充分暴露。公元前406年，雅典海军在阿吉牛西之役大败斯巴达人。政客却以阵亡将士尸首未能及时收回为由，对10名海军将领提出诉讼，公民大会判处其中9人死刑。苏格拉底担任这次大会轮执主席，他认为审判不合法，投了反对票，因而得罪民主派。公元前404年，战败的雅典人被迫接受寡头制，苏格拉底的学生克里底亚是执政的三十寡头的核心人物。苏格拉底对他们的暴力统治深感不满。寡头们命令苏格拉底去逮捕政敌，他甘冒受极刑的危险也不愿参与他们的活动。然而，民主制复辟之后，苏格拉底却被视为民主派的政敌，被指控犯有“亵渎神明”和“腐化青年”两条罪名，尽管他在法庭上发表了义正词严的申辩，仍被判处死刑。苏格拉底在狱中仍然与人讨论哲学问题，最后从容赴死。他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们还欠阿斯克雷皮阿斯一只公鸡，还了这个愿，别忘记了。”11《斐多篇》118a。阿斯克雷皮阿斯是古希腊的医药神，也掌管毒药。
苏格拉底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的政治理想是社会正义和国家强盛，这是耽于党派之争的政客所不能理解的。如果说他反对过民主派，那只是因为他看到了雅典民主制的衰败。没有理由认为他反对的是伯利克里宣布的“对一切人公正”的民主制原则。事实上，苏格拉底正是以正直的人格力量赢得人们的爱戴。
苏格拉底以他的实践和人格为后世哲学家树立了不朽的榜样。他没有任何著作，他的思想在与别人的对话中表达。今人主要通过他的两个学生——色诺芬尼和柏拉图的著作来了解他的生平和思想。色诺芬尼是历史学家，在《家政篇》、《辩护辞》、《宴会集》和《回忆录》四本书中记录了苏格拉底的言行。柏拉图的对话多以苏格拉底为主角，但一般认为，只是他的早期对话才基本上反映苏格拉底的思想，其中尤以《申辩篇》、《克力同篇》、《游绪弗仑篇》、《拉刻斯篇》和《斐多篇》记录苏格拉底在审判和狱中的对话为信实资料。
认识你自己
据古人说，苏格拉底是第一个把哲学从天上拉回到人间的人。苏格拉底早年曾潜心研究自然哲学，但无收获，最后得出结论：哲学不能单纯研究自然，而不知道有用处的人事问题，诸如虔诚、适宜、正义、明智、勇敢等德性的定义，治国的道理，统治者的品质等。不研究这些人事问题而猜测天上的事物是不务正业，不通晓人事问题的人连奴隶都不如。更重要的是，自然哲学家的途径错了。他们“用眼睛盯着事物，或者试图用某种感官来把握它们”,这种感觉观察的方法毫无帮助，思辨的方法也无裨于事。苏格拉底原来对阿那克萨戈拉提出的“心灵是安排一切的原因”的原则寄予厚望，但最后却非常失望。他说：
我往下看，发现这位哲学家完全不用心灵，也不把它当成安排事物的原则，而是求助于气、以太、水和其它稀奇古怪的东西。12参阅《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63 页。《斐多篇》
概观苏格拉底对早期自然哲学的批判，我们可以看到，苏格拉底思想并没有完全摆脱智者思潮的影响。他主张哲学研究由自然转向人事的主要理由还是实用的考虑。他把公众利益作为哲学的目标，放弃了对自然奥秘的思辨。因此，他的思想始终局限在道德实践领域，他习惯于社会交往的实际行动，没有提出世界观和伦理学的完整理论。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苏格拉底的批判达到了智者思想所不能及的深度。他在自然哲学内部挖掘出摆脱自然哲学困境的原则，这就是以心灵为本原的原则。他赞扬阿那克萨戈拉发现了这一原则，同时批评他未能将这一原则贯彻到底。
“认识你自己”是德尔斐神庙的铭句。苏格拉底以此要求首先研究人自身，通过审视人自身的心灵的途径研究自然。他认为人的心灵内部已经包含着一些与世界本原相符合的原则，主张首先在心灵中寻找这些内在原则，然后再依照这些原则规定外部世界。他打比方说，那些直视太阳的人会弄坏眼睛，不如通过太阳映在水面的影子去看太阳。同样，灵魂是人认识外部事物的中介。苏格拉底说，为使灵魂不致盲目，必须求助于灵魂内的原则去发现事物的真理。他说：
在任何情况下，我首先确定一个我认为是最健全的原则，然后设定：凡是看起来符合这个原则的东西，不管是在原因方面，还是在其它方面相符合，都是真的；凡是与之不相符合的东西，就不是真的。13参阅《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65页。
德性就是知识
那么,这个内在于心灵的原则是什么呢?苏格拉底说，这个原则就是德性(arete)。“德性”指过好生活或做善事的艺术，是一切技艺中最高尚的技艺。他认为这是一种每一个人都能够学会、或可以确定地知道的原则。在此意义上，他把德性等同于知识。“德性就是知识”14色诺芬尼：《回忆录》卷3,9:5。与“认识你自己”是两条相互呼应的原则：一个人对他自己的认识，就是关于德性的知识。他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如果一个人自称知道一件事是善，但又不去实现这件事，这恰恰说明，他实际上并未真正知道这件事的好处(善),他并没有关于这件事的知识。相反，一个人知道什么是善，必然会行善；知道善而又不实行善是自相矛盾的，因而是不可能的。苏格拉底相信，一切恶行都是在不知道善的情况之下做出的。亚里士多德对苏格拉底的“无人有意作恶”这一断言有这样的概述：“如果人们不相信一件事是最好的事，他们就不会去做这件事；如果他们这样做了，那只是出于无知。”15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1145b 25。
苏格拉底提出“德性就是知识”的主要目的，在于强调知行合一、真善一体的道理。他并没有仔细考虑到那些直到后世才产生的复杂的理论上的区分，他只是身体力行自己认识到的真理。可以说，苏格拉底的道德实践就是对“德性就是知识”的最好注释。当他被判处极刑之后，他多次有生的选择：他可以交付一笔赎金，换取生命，他的朋友也愿意代他交付赎金；他还可以把妻子和孩子带上法庭求情，用妇孺之情感化陪审团；在临刑前夕，朋友们又为他安排好了出逃的道路。但他认为，这些行为都是与法律相抵触的不正义的行为，他在知道什么是正义之后不能再做不正义的事。他宁可承受不正义的惩罚，也不愿做不正义的事。因为人们对他不正义的惩罚乃是出于无知，而他若做不正义的事便是出于自愿。他为“德性就是知识”、“无人有意作恶”的道理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苏格拉底方法
苏格拉底与智者不同之处在于，他不传授知识，只是与人对话。因为他承认自己一无所知，只能通过对话才能接近真理。承认自己无知，正是苏格拉底的智慧所在。据说，德尔斐神庙祭司传下神谕说，没有人比苏格拉底更有智慧。自知没有智慧的苏格拉底为了验证神谕，开始考察被人们称作有智慧人的智慧。他先后与政治家、诗人和工匠交谈。他发现政治家自以为是，实际上却一无所知，“发现那些名气最大的人恰恰最愚蠢”;他还发现“诗人写诗并不凭智慧，而凭灵感”;最后，他又发现工匠“因为自己手艺好，就自以为在别的重大问题上也有智慧，这个缺点淹没了他们的智慧”。16参阅《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67页。苏格拉底于是领悟到：别人没有智慧但却自以为有智慧，他承认自己没有智慧，这正是他比别人更有智慧的原因所在。
苏格拉底式的无知是真诚的态度。它既不是欲擒故纵的圈套，也不是大智若愚的讥诮。没有真诚的无知，便没有对知识的真诚探索，无知的态度是实施苏格拉底对话的关键环节。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它的作用。第一，承认自己是无知的学习者，这样便能使苏格拉底在对话中只提出问题，却不回答这些问题，把学习变成不断探索新知识的主动过程。第二，承认自己无知的态度使对话者双方处于同等的地位。苏格拉底的对话不是教师的训导，更不是智者的炫耀。他既不先预定一个原则，然后自圆其说地为之辩护；也不先想出一个答案，然后千方百计地把对方引向这个答案。当然，苏格拉底式的无知只是一种态度，他提出的问题以及对别人回答的反诘包含着一定的见解，显示出他的智慧。难能可贵的是，他并没有把自己的见解和知识变成定论和信条，它们只是对话的催进剂。
苏格拉底把自己的方法比作他母亲从事的“助产术”,两者有这样一些可比之处：苏格拉底在对话时并不宣布问题的正确答案，正如助产士的任务是帮助产妇生育，她自己并不生育；对话者对自己既有成见的否定好比是临产前的阵痛，这是每一个获得真理的人必经的途径；对话的结果是对话者在自己内心中发现真理，正如产妇从自己体内产生新的生命。
苏格拉底方法让对话者自己发现真理的结果，这反映了希腊人真理观的一个特点。希腊文“真理”(a-letheia)一词包含一个否定性前缀“不”和动词词根“被蒙蔽”。据考证，巴门尼德在首次使用“真理”一词时，已经表达出“除蔽”之意。苏格拉底方法所朝向的真理也有这种意义。他认为，每个人的灵魂都蕴涵着真理，但人们未加考察便加以接受的偏见和谬误蒙蔽了已有的真理。反诘的作用在于清除蒙蔽，但不制造真理。蒙蔽一旦被清除，真理便会显露在心灵之中，无须别人越俎代庖地教导什么是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