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关敏
逻辑学是教人如何正确地思考和表达的科学。
1930年代，逻辑学相继取得了三个划时代的成果(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塔斯基形式语言 真理论、图灵机及其应用理论),为现代逻辑学的蓬勃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随着现代逻辑 学突飞猛进的发展和日益广泛的应用，逻辑学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1970年《大 英百科全书》目录卷的科学分类栏目中，逻辑学位居各门自然科学之首；1974年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编制的学科分类，将它列在七大基础学科的第二位。世界上很多国家在大、中学阶 段，将逻辑作为一种必修的通识教育。但在中国，逻辑学却受到批判讥讽，逻辑教学缺席了 数十年之久。今天，中国大陆的高校依然没有普及逻辑教育；甚至连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 形式逻辑中那一点最基本知识，要在群众中普及还十分困难。
一、“逻辑”幼儿遭受寒流
明末的传教士利玛窦教授徐光启逻辑与数学，并通过欧里几德几何学的翻译出版，把逻辑知 识传授给了中国的士大夫。不幸的是，这些逻辑理性知识很快就在中国大地销声匿迹了。一 直到了鸦片战争后，中国派留学生到西方，才重新发现西方人熟练应用了的两千年多年的逻 辑知识。
“逻辑”一词，始于严复对“Logic”的音译。在近代史上，“Logic” 还有过“辩学”、“名学”、“论 理学”等汉语译名。略言之，逻辑是一种思维工具，教人如何正确地思考和表达。科学研究 对逻辑的倚重自不必说，人们的言行都离不开逻辑。说话没逻辑，即不能有效表达和传递自
己的想法；做事没逻辑，就无法真正解决问题；缺少逻辑常识，会成为人云亦云的跟风派而 遭愚弄。
因此，20世纪初，逻辑传入中国后，教育界将逻辑学纳入到了正规课程之中。1902年，清 廷颁布《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规定“政科”三年须开设逻辑课(名学),每周两学时。1904 年的《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将逻辑课(辨学大意)列为“经学科”、“文学科”、“商科”的必 修课；《奏定优级师范学堂章程》,则把逻辑学列为公共课程，共一学年，每周3学时。
进入民国后：逻辑学逐渐成为很多大学、高等师范学校乃至中学的必修或通习课目。金岳霖
(1895.7.14-1984)1925年回国，1926年在北京清华大学哲学系专讲逻辑学，仅仅招到了 一个学生，令人叹息。
1920年代，苏联开启了对逻辑学的大批判，勒令大、中学校取消逻辑课。受其波及，一批 受苏联影响极深的文人，也于1920末开始掀起对逻辑学的批判。艾思奇等人宣称要用“辩 证法”来打倒逻辑学，甚至公开“宣布了形式论理学的死刑”。批判一直持续到1930年代末， 虽然声势浩大，却未能撼动逻辑学在大、中学校课程中的地位。
张东荪、金岳霖等人，也尚有空间与叶青、艾思奇进行论战。1931年，金先生到美国哈佛 大学与著名逻辑学家谢非教授一起学了一年的现代逻辑。1936年金岳霖《逻辑》一书由商 务印书馆列入“大学丛书”出版。1939年，蒋介石甚至还曾下达指示，欲聘请专家来讲授逻 辑学，以改良公文的批示。1940年，金岳霖《论道》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获最佳学术著作 评选二等奖；1948年金岳霖当选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
二、逻辑教学遭受重创
苏联1945年以前有段时期曾取消了大学的逻辑课程，理由为逻辑是形而上学哲学的产物。 苏联于1946年11月发布《关于在中学校里讲授逻辑和心理学》的决议，结论认为：每一 社会经济形态都有与自己相适应的逻辑，苏联必须创造出一种特殊的、“苏维埃的”逻辑。
1949后中国的逻辑学更是举步维艰，“一度将现代逻辑视作帝国主义时代为垄断资产阶级利 益服务的伪科学。”1950年中国大、中学校所教授的逻辑课内容，深受苏联影响。据北京大 学哲学系教授、中国逻辑学会理事宋文坚回忆：“新中国成立后学习苏联逻辑，则是在我国 已有逻辑研究和教学成果上的全面大倒退。受害最为严重的是我国大学的逻辑课程。”金岳 霖晚年对学生诸葛殷同说：“我当初就打心眼里瞧不起那些书(指苏联的《逻辑》教科书)。” 金岳霖晚年对学生诸葛殷同说：“我当初就打心眼里瞧不起苏联的《逻辑》教科书。”
曾被学生认为“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的金岳霖，49后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先 后参与对杜威、罗素、胡适等的批判，对梁漱溟、章伯钧等的批判。
1950年，艾思奇到清华大学演讲，批判形式逻辑是形而上学。艾思奇讲完之后金岳霖带头 鼓掌，接着说：“艾先生讲得好，因为他的话句句都符合形式逻辑。”嗣后，引起一场全校性 的讨论，一些学生在“民主墙”上批判金先生公开为形式逻辑辩护，而被视为“毒草”。
1951-52年初，金岳霖要检讨过关，他跑去劝冯友兰说：“芝生，你问题严重啊!你一定要 好好检查，才能得到群众的谅解”。冯接着说：“是、是、是，我问题严重，问题严重....”。 这时两个白发苍苍老人的头紧紧地依偎在一起，眼泪和鼻涕齐下。1952年4月17日《光 明日报》发表了金岳霖先生《批判我的唯心论的资产阶级教学思想》的检讨。因为他的学生 殷海光去了台湾，他便检讨自己培养了“一个反动分子”。由于清华使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 款”的经费，同美国文化界联系较多，他便在政治上检讨自己“成为美国文化侵略的工具”、“丧 失了民族立场”;在学术上则检讨自己搞的哲学“根本是反科学的”,要肃清自己的“资产阶级 腐朽思想”。“经过两年的学习，特别是集中学习了《实践论》,使我认识到辩证唯物主义是 科学的哲学，是真理。... ”
金岳霖曾对人说，他49前共写过三本书，“比较满意的是《论道》”。可当政治风潮来临的 时，金再也不敢说“满意”。1958年2月，他写了一篇2万多字的文章，对自己一世英名之 作《论道》进行辱骂式的批判。1958年，金岳霖参加一个文化代表团访英，在牛津哲学教 师会作了一个不长的报告。金岳霖谈到，因为马克思主义救了中国，所以他放弃了以前所学 的哲学，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1959年5月，金岳霖在《哲学研究》1959年第5期发 表《对旧著〈逻辑〉一书的自我批判》一文，再次对自己过去的逻辑哲学观进行了批判。
文革中，逻辑学再遭重创。据社科院哲学所副所长倪鼎夫回忆：“逻辑科学是重灾区之一。 逻辑研究机构和大学的逻辑教研室(组)被撤销了，学校里逻辑课取消了，专业队伍解散了。 四人帮’不准老师讲理论推导和论证，污蔑这是‘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是‘脱离实 际’、‘故弄玄虚’,是‘回潮’、‘复旧’。结果使学生只知道些现成的结论，不知道推理过程和论 证.....四人帮’还把逻辑工作者看作专政对象，给有研究成果的老专家扣上‘反动权威’的帽 子，强迫他们去打扫厕所….. ”
“革命派”不许金岳霖用公车。金岳霖说：“不用公车不是问题，可我怎么去协和医院?”对方 答曰：“给你派辆排子车(一种人力双轮木板车，用于运货)吧。”“革命派”本意只不过想揶 揄一下金岳霖，没想到老金却欣然从命，乐不可支。每到就诊之日，他准时自携一木制小马 扎，端坐于平板三轮车上，任人一路踩过去，且东张西望，不胜惬意…...
三、逻辑教学短暂复苏后，再度形同虚设
1970年代末，逻辑课开始在大、中学校复苏。1978年第一次全国逻辑学讨论会召开。1979 年中国逻辑学会成立。1981年，教育学家张志公撰文，呼吁“中学生应该学点逻辑”。但鉴 于教材、师资匮乏的现实，张志公建议：“在中学普遍开设逻辑课显然是不可能的，..由 语文学科明确地把逻辑训练和简要的逻辑知识的教学任务承担起来，是可取的。”类似的呼 吁很多，也有一些效果。如，高中语文课本曾一度增入了一些与语言运用、思维表达相关的 逻辑基础知识。
但1988年，中学语文教材再次删除了有关逻辑学的教学内容，一些“专家学者”进而又提议 取消师范院校课程中的逻辑学。进入90年代，情况变得更为恶劣。在很多大学，逻辑从必 修课变成了可有可无的选修课—-最典型者，莫过于从1998年起，根据国家教委颁布的文 件，逻辑被从汉语言文学专业(师范类)的专业基础课程踢了出去。这种状况，时至今日，
也未见改观。
逻辑课在大中学校的这种命运，背后的原因是多重的，高校市场化仅是其中之一。正如曾昭 式所总结的那般：“目前，许多学校的逻辑课被取消，或者逻辑的课时被压缩。这既有一些 高校领导的责任，也与一些高校没有逻辑教师有关，甚至政府有关部门也不支持逻辑的教学 与普及。”
数十年来，逻辑常识教育的缺席，使社会呈现出一种思维上的病态。艰深的数理逻辑，自然 不必人人修学。但作为通识教育的普通逻辑课缺席数十年，实在是不应该的事情。这种缺席 也必然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使社会呈现出一种思维上的病态。诉诸情感、诉诸传统、诉诸 暴力....等背离逻辑的交流方式，在社交媒体上随处可见。很多公共话题的讨论，因参与者 缺乏基本逻辑常识，常沦为无意义的骂人口水战。
1949年11月，他与胡适、雷震等人在台北创办影响巨大的综合性半月刊《自由中国》,任 编委兼主笔。这个杂志的发行人虽为胡适、雷震，因胡适不在台湾，雷震以负责行政事务为 主，真正的灵魂人物却是殷海光。他用言论、思想给《自由中国》杂志导航，多次在杂志上 公开抨击蒋介石死不退休精神。
1957年，殷海光出版了一本以对话体写成的逻辑常识普及著作《逻辑新引：怎样辨别是非》。
殷海光强调人们的演说必须做到“就事论事”。意即：“只问是非，不问是谁说的。..无论赞
成或反对，应该完完全全以论题为范围，而不旁生枝节。这是言论自由必需的态度和修养。” 这本六十年前的小册子，对数十年未曾受过正规逻辑常识教育的国人而言，极有助益。他认 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认知因素不发达，从根本上说，归因于儒家文化的泛道德主义倾向和 中国文化采取的“崇古”价值取向。于是，殷海光大力提倡“认知的独立”,强调“独立思想”。
殷海光终生秉持科学民主自由的精神，是一位富有批判精神的自由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