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理性时代与启蒙运动
一、理性精神的生长
西方近代民族国家的崛起虽然已经把罗马教会的世俗权力剥夺得所剩无几，但是基督教的精神影响无论是在天主教国家还是在新教国家的民众之中，仍然是巨大的和不可替代的。一千多年的信仰传统，使得《圣经》和教会所宣传的那些基本教义，如上帝创世、基督救赎、末日审判、灵魂不死等等，在17世纪的西方人心中仍然具有神圣的真理性。丹皮尔指出∶"17世纪中叶所有的合格的科学家与差不多所有的哲学家，都从基督教的观点去观察世界。宗教与科学互相敌对的观念是后来才有的。"1【英】.C.丹皮尔著，李珩译∶《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219页。但是，虽然基督教信仰的至上地位在17世纪仍旧是毋庸置疑的，北方新教世界中迅速蔓延的宗教宽容氛围却正在催生着一种"叛逆的"新时代精神，这就是理性精神。它在17世纪以后逐渐生长为西方人精神世界中的新上帝，对它的崇拜则构成了18—20世纪理性主义时代的主旋律。
如果说15、16世纪是文学和艺术复兴的时代，那么17世纪则是哲学和科学兴盛的时代;如果说16世纪宗教改革营造了一种浓郁的信仰主义氛围，那么17世纪哲学与科学的兴盛则弘扬了一种清新的理性主义精神。在17世纪，理性主义的生长表现为一种普遍的怀疑精神和经验立场，普遍的怀疑精神是那个时代哲学家和科学家的基本原则，而经验的立场则是他们共同的出发点。
17世纪的怀疑精神不同于古希腊的怀疑主义，它的目的不是要否定外在世界的真实性，而是要通过怀疑的手段来摧毁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和经院哲学构建起来的虚假世界，从而在确切的经验事实（外在经验或内在经验）和自主判断的基础上重建一个真实世界。这一点无论是在培根对所谓"四假象"的批判和笛卡尔的普遍怀疑思想中，还是在伽利略、牛顿等人的自然科学体系中，均可以得到有力的证明。
在17世纪的哲学中，对亚里士多德的演绎三段式（特别是经院哲学对这种演绎三段式的滥用）的怀疑使得近代经验论哲学创始人弗朗西斯·培根建立了经验归纳法，它成为近代实验科学的重要工具。另一方面，在唯理论哲学奠基者笛卡尔那里，普遍怀疑的原则构成了整个哲学赖以建立的首要前提。笛卡尔正是从这种普遍怀疑的原则出发，根据无可怀疑的内在经验（"怀疑本身"或"自我意识"），确立了"我思故我在"的哲学第一原理，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起他的整个哲学大厦。
以理性原则作为基础的普遍怀疑精神不仅是17世纪哲学思想的基本特点，而且也是那个时代科学思想的基本特点（当时的哲学家往往也是科学家，反之亦然）——对托勒密"地心说"的怀疑开始走向公开化和理直气壮，从而使得"日心说"最终在伽利略和开普勒那里得以确立;对盖仑的动、静脉血液"涨落说"的怀疑导致了哈维血液循环学说的产生;对经院哲学中的"本质"、"形式"等形而上学概念的怀疑，使牛顿力学中出现了"时间"、"空间"、"物质"、"力"等一系列描述物体运动的经验性概念，它们成为经典力学的最基本的概念。这一切自然科学的新成就都建立在与抽象的玄思相对立的实验基础之上。创建于1662年的英国皇家学会在其宗旨中强调∶"检验一切制度、学说、原理、假设、要素、历史和实验。对所有见解抱怀疑态度，小心地去判断它。除非经过详细的辩论与明确的见证，否则决不接受任何意见，更不去附和它。这些详细的辩论与明确的见证都是经过真正的实验归纳而来，这类实验所得出来的真理是颠扑不破的。"2转引自【美】布林顿、克里斯多夫、吴尔夫著，刘景辉译∶《西洋文化史》第五卷，台湾学生书局1983年版，第307~308页。这一宗旨成为当时的科学家们探究自然奥秘时自觉遵循的共同原则，从而使17世纪成为一个经验主义和实验科学的时代。
基督教的信条和经院哲学的理论都是建立在超理性的信仰和形式主义推理之上的，与此相反，近代哲学和科学却把经验（包括外在经验和内在经验）作为出发点。在经验观察的基础上，实验的方法被确立为最基本的研究方法，理性则被当做判断一切真假正误的唯一标准。这种从经验事实出发、以理性作为确定真理可靠性的唯一准则的做法，成为17世纪哲学与科学的共同特征。
如果说航海探险使西方人发现了一个崭新的地理世界，那么理性精神的勃兴则使西方人重新发现了自然和人本身。这种对自然秩序和人的本质的重新发现构成了启蒙运动的主要内容3需要说明的是，15、16世纪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虽然已经伸张了人的情感欲望的正当权利，但是对于人的理性本质的发掘却是由17、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们完成的。，而西方文化的现代化进程正是由这两个伟大的发现或启蒙开始的：科学家和理性主义者曾大大有助于在整个西方知识分子的心灵中建立两个相互补充的观念，这两个观念赋予了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一种应付社会变化的行为模式，而这种行为模式在今日世界仍具有推动前进的力量，这两个观念是：一、自然秩序的观念。对于那些无所用心的人来说，宇宙似乎充满着不规则与混乱，其实，在不规则与混乱的表象之下，自然是有其一定秩序的；二、人类天赋的观念。这种天赋最好称为“理性”，不过大多数人的“天赋”常常因为错误的传统教育而隐没不彰，恢复“天赋”之道，只要提倡健全的——即理性的教育就行了。4【美】布林顿、克里斯多夫、吴尔夫著，刘景辉译：《西洋文化史》第五卷，台湾学生书局1983年版，第313~314页。
在17世纪，科学启蒙的主要内容就是使人们重新认识自然，即摈除一切神学因素的干扰，从自然现象本身出发，通过经验的观察、实验和逻辑推理，发现自然界的规律和秩序。
在世俗社会方面，由于各国统治者相信科学技术的发展会增长财富和加强国力，所以纷纷对科学持赞许的态度。在君主们的首肯之下，英国皇家学会于1662年成立，法兰西学院于1666年成立。科学家们尽量避免与宗教信仰发生正面冲突，他们把"目的"、"隐质"、"形式"、"实在"等形而上学概念留给神学，而专注致志于经验的观察、实验和求证工作。17世纪是科学忍辱负重和委曲求全的时代，为了给科学争取一席生存和发展之地，科学家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对宗教作出了一些让步。伽利略迫于教会的压力在悔过书上签了字，表示放弃"日心说"，其目的是为了保存实力，以便进一步研究"日心说"和其他科学理论。牛顿之所以在太阳系中为上帝保留了"第一推动者"的位置，只是为了给他的机械论世界和万有引力理论寻找一个权威性的根据。忍辱负重的结果，使得科学迅速成长为顶天立地的巨人，到了18世纪，羽毛丰满的科学理性开始掉过头来对宗教信仰进行全面的复仇和清算，从而导致了轰轰烈烈的法国启蒙运动。
17世纪科学领域中所取得的成就可谓琳琅满目，人类的视野在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都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伽利略利用透镜原理制造了望远镜去观察天体，雷汶胡克则制造了显微镜去观察微生物。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发现了行星运动的三大定律，荷兰物理学家惠更斯建立了光的波动说。英国人吉尔伯特证明了地球本身是一个大磁场，哈维则在被加尔文烧死的塞尔维特的启发下发现了人体的血液循环。在数学方面，苏格兰的耐普尔制定了对数，大大简化了乘、除法和求平方根的复杂过程，笛卡尔发明了解析几何，用坐标曲线图来表示代数方程式。不久以后，牛顿和莱布尼兹又各自独立地发明了微积分。这些数学上的重大发明为17世纪物理学和天文学的突破提供了必要的手段。
17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无疑当数牛顿，他在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等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天文学的重大定律——万有引力定律，创立了作为经典力学根基的运动三定律——惯性定律、加速度定律、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定律，此外他在光学方面的重大发现奠定了现代光谱分析的基础。牛顿几乎涉猎了天文学和物理学的所有领域，他不仅发现了许多具体的自然科学规律，而且还创立了一种基本的世界观，这就是以力学原理为基础的机械论世界观。这种机械论世界观坚持从经验事实出发，坚决从科学研究中摈除一切玄奥的形而上学概念，如“目的”、“形式”等，把最适宜于进行观察和实验的力学原理当做解释一切自然现象的纲领。牛顿明确地表示：“我希望能用同样的推理方法从力学原理中推导出自然界的其他许多现象；因为有许多理由使我猜想，这些现象都是和某些力相联系着的。"5【美】H.S.塞耶编，上海外国自然科学哲学著作编译组：《牛顿自然哲学著作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2页。"这种从力学原理出发来解释一切自然现象的做法使人们把整个宇宙看成是一个具有力学结构和进行机械运动的系统。
在17—18世纪，这种机械论世界观取代了基督教的目的论世界观而成为科学家和知识阶层的普遍信念。17世纪的科学理性虽然没有对宗教信仰进行公开的批判，但是它却在宗教气氛依然浓郁的西方精神世界中为自己开辟了一块绿洲。与16世纪科学到处受到迫害和四处避难的状况不同，17世纪的科学已经有了发表自己见解的阵地。随着科学"绿洲"的不断扩大，宗教信仰的领域日益收缩。科学家们不研究神学问题，他们把上帝束之高阁，只对卑微渺小的自然事物感兴趣。牛顿把上帝安排在一个"太上皇"的位置上，他自己的力学原理却成为自然界的真正主宰。牛顿与上帝分了工，上帝管世界的设计和创造，牛顿管世界的运行;世界的一切和谐、完美以及最高的光荣均归于上帝，但是自然界却按照牛顿力学原理做着机械运动!人们高唱赞美词∶
自然和自然律隐没在黑暗中。
上帝说"要有牛顿"，万物俱成光明。6这是英国著名诗人蒲伯为牛顿所写的两行墓志铭体诗。牛顿逝于1727年，该诗于1735年发表。该诗句的格调口吻仿效了《旧约·创世记》第一章的前三节。
二、自然神论与古典主义
虽然在17世纪下半叶已经出现了宗教宽容的氛围，但是宗教信仰的影响仍然是无处不在的，在这种情形下，任何公然反对基督教信仰的无神论思想都是难以被社会所容纳的。17世纪充其量只是一个信仰多元化的时代，而不是一个反信仰的时代；宽容的范围也仅限于不同的宗教教派之间，尚未扩及无神论。因此，当时最激进的思想家们仍然披着一件宗教信仰的外衣，他们可以怀疑基督教会关于上帝的各种教义，但是却不敢怀疑上帝本身。
因此，当理性在近代开始要求自己的独立权利时，它最初是披着一件宗教形式的外衣的，这种宗教形式就是自然神论。自然神论是17世纪源于英国、普遍流传于西欧各国知识分子中间的一种理性信仰，它并不反对基督教的上帝和耶稣，但是却对上帝的本质和耶稣的寓意进行了合乎理性的解释。自然神论是一个非常松散，甚至充满争议性的思想群体，广义的自然神论者包括英国的爱德华·赫伯特勋爵（他被称为“自然神论之父”）、霍布斯、齐林沃思、洛克、托兰德、廷德尔、布劳恩特等。不久以后，自然神论又从英国扩散到法国、德国和西欧其他国家，18世纪欧洲大陆的那些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如法国的伏尔泰、德国的莱辛等，也都是自然神论者。这些自然神论者们的思想不尽相同，但是他们在一些基本观点上是完全一致的，这就是强调基督教的理性本质，提倡宗教宽容，突出基督教信仰的道德含义，以及坚持认为每一个人只需依靠自己的自然理性就可以认识基督教的真理。
自然神论的最显著的特点是把上帝说成一个理性的创世者，把一切神学教义尽可能地纳入理性范围内来加以解释，从而限制甚至根本取消启示的作用，因此自然神论又被称为理性主义神学。自然神论者通常把自然界与上帝看成两个相互独立的世界，虽然从理论上说自然界是上帝的创造物，但是上帝创世之后就不再干涉自然界的事务。在自然神论者看来，"世界是一部巨大的机械装置——一只放大了的表，为一位全智者所制造，制成之后他便不再干涉它的运转"。7 【美】威利斯顿·沃尔克著，孙善玲、段琦等译∶《基督教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54页。"自然神论并未否定上帝的存在，而是把上帝限制在自然界之外，把上帝置于"第一因"或太上皇的位置。其次，自然神论坚持认为上帝是按照一种理性原则来创造世界的，因此，"自然"的东西就是"合乎理性"的东西，就是符合上帝"本性"的东西8在英语中"自然"与"本性"是同一个词（nature）。。上帝作为"第一推动者"一次性地创造了世界之后，就任凭世界按照理性的法则永恒地、不受任何外来干扰地运行下去。在自然神论者心中，"上帝"不过是"理性"的代名词，在这个至高无上的主宰者身上，为所欲为的自由意志已经被齐一性的理性法则——普遍必然的自然规律—--所取代。因此，人们只需要研究大自然的规律和秩序，就可以达到认识上帝的目的。
17世纪的自然科学尤其是牛顿的机械论世界观与自然神论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牛顿及其同时代的科学家们所信仰的上帝，正是这样一位上足了发条之后再也不干预世界的上帝。上帝不再以超自然的奇迹方式出现在这个世界中，他的身影和声音都从自然界中消隐了，仅仅让他的智慧体现在自然界的规律和秩序中。
在17世纪，科学理性尚未壮大得足以与宗教信仰相抗衡，因此它不得不采取自然神论这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形式，借助上帝的权威来为理性开道。自然神论将上帝置于自然之外，用自然来排挤上帝，用理性来限制信仰，通过剥夺上帝的具体内容而使其成为一个抽象的符号。正是由于英国自然神论者以一种隐蔽的方式架空了上帝，后来的法国无神论者才能够公开地把这个掏空了内容的上帝送上断头台。
如果说英国和荷兰在17世纪的科学和哲学领域独领风骚的话，那么法国则代表着17世纪文学艺术的新潮流，并且从17世纪开始一直都是欧洲文明的中心和时髦风尚的开创者。
在路易十四时代（1643—1715年）（图3-53）来临之前，法兰西民族在阿尔卑斯山南面的意大利人眼里不过是一些野蛮人而已。在15、16世纪，一切高雅的东西，如诗歌、绘画、哲学、雄辩术等，似乎都是意大利人的专利，与法国人无缘。但是路易十四时代的来临却如同灿烂的日出一样，一下子就在欧洲文化的地平线上树立起一个崭新的法兰西形象9据伏尔泰在《路易十四时代》中所言，在路易十三登基时，法国连一艘大船也没有，巴黎的居民不足40万，城内宏伟壮丽的建筑不到四座，没有一条像样的通衢大道；贵族阶级都蛰居在乡下的城堡中，与世隔绝；国库空空如也，政府在国外毫无信誉。只是在红衣主教黎世留（1624—1642年出任法国首相）执掌大权的后期和路易十四当政以后，法兰西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力量才开始迅速地崛起。。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兰西不仅以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和经济上的重商主义而著称，同时也因为文化上的古典主义而名噪欧洲。17世纪的法国人在言行方面处处都显示出自己是全欧洲最有教养的民族，法兰西人的优雅风格不仅表现在文学艺术中，而且也表现在日常生活中。路易十四时代的上流社会人物是在重礼节、尚优雅的文化环境中熏陶出来的，他们品性高尚，珍视荣誉，常常为了责任和尊严而不惜放弃生命。法兰西宫廷的那种崇高典雅的行为方式也广泛地影响到欧洲各国的上流社会，伏尔泰认为，"欧洲的文明礼貌和社交精神的产生都应归功于路易十四的宫廷"10 【法】伏尔泰著，吴模信等译∶《路德十四时代》，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7页。;丹纳指出，17世纪的法国人教会了全欧洲人一套文明的行为方式∶
那时法国仿佛当着欧洲的教师，生活方面的风雅、娱乐，优美的文体，细腻的思想，上流社会的规矩，都是从法国传播出去的。一个野蛮的莫斯科人，一个蠢笨的德国人，一个拘谨的英国人，一个北方的蛮子或半蛮子，等到放下酒杯，烟斗，脱下皮袄，离开他只会打猎和鄙陋的封建生活的时候，就是到我们的客厅和书本中来学一套行礼、微笑、说话的艺术。11【法】丹纳著，傅雷译;《艺术哲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页。
路易十四时代的这种源于法国上流社会的崇高典雅的行为风尚，促进了17世纪古典主义文学艺术的蓬勃发展。古典主义（Classicism）可以看做是继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之后对优美的古典文化（希腊罗马文化）的第二次复兴高潮，它所推崇的一些基本原则，如和谐、匀称、明晰、严谨、庄重、雄伟，强调形式规范、理性精神和理想主义等等，都是对希腊罗马时代的古典文化风格的一种理想化的阐释和发挥。这种古典主义虽然从源头上来说并非萌发于法兰西（14——16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可以看做近代古典主义之滥觞），但是它却在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兰西达到了最光辉的顶峰。那个时代涌现出来的一大批杰出的文化精英，如高乃依、拉辛、莫里哀、布瓦洛、普桑等，都是古典主义原则的奠基者和捍卫者。他们所创造的辉煌的文化成就，尽管在局部上仍然保留着一些中世纪的陈腐气息，在形式上仍然存在着一种刻板化的倾向（如古典主义悲剧中的三一律等），但是整个基调却是理性主义的。
古典主义文艺思潮与17世纪西欧社会盛行的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和思想上的理性主义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古典主义浑身上下都透露出一股雍容华贵的气息，它推崇高雅，赞颂荣誉，而这一切都烘托出一种讲究规则的理性精神。古典主义最完美的艺术形式是悲剧，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如高乃依的《熙德》、《贺拉斯》、拉辛的《安德洛玛刻》等。这些悲剧作品中充满了崇高典雅的理性精神和行为风范，它回避一切粗俗的东西，用荣誉和责任来抵制欲望和爱情，用理性来驾驭情感。在高乃依和拉辛等古典主义悲剧家的剧作中，理性是不可动摇的绝对原则，它相当于中世纪文学作品中的上帝。在古典主义文艺理论家布瓦洛的《诗的艺术》一书中（该书是古典主义文艺理论的圭臬和总结），明确地把理性规定为文学创作的基本原则。布瓦洛强调∶"要爱理性∶愿你的写作永远从理性获得光芒和价值。"他还规定了古典主义悲剧的基本规律——三一律∶"舞台表演自始至终只能有一个情节，要在一个地点和一天内完成。"12参见杨周翰、吴达元、赵萝蕤主编∶《欧洲文学史》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214页。
这种大力崇尚理性原则、讲究人性尊严的文化精神，无疑是对中世纪推崇信仰主义、强调神性尊严的文化传统的坚决反叛（尽管它同时也是对人类正常情感的一种无情扼杀）。在这种以复古面目出现的矫揉造作的理性主义中，孕育了近代的启蒙思潮。著名文学史家勃兰兑斯曾经指出∶伏尔泰对天上地下的什么东西都不尊重，把一切传统都打翻在地，但是他却严守古典主义的三一律13参见【丹麦】勃兰兑斯著，张道真译;《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一分册《流亡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3页。。这位启蒙运动的领袖对专制制度和教会权威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但是他却对路易十四时代推崇备至。这种似乎矛盾的现象恰恰表明，在路易十四时代的古典主义与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之间有着某种内在的思想联系，这种联系就是理性精神。（图3-55）
三、人性的觉醒
人们通常把15、16世纪的文艺复兴看做是人性觉醒的标志，事实上，真正人性觉醒的时代是在17世纪。人作为自然界中的一个物种，其生存状态完全取决于他对周围环境以及自己所处地位的认识。只有清醒地认识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性觉醒。文艺复兴运动和人文主义者都盲目地崇拜古人，对于人类所处的现实环境却缺乏深刻的认识。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多数思想家、艺术家与中世纪的人们一样迷信，一样缺乏科学的理性精神。文艺复兴只是在感性的意义上实现了人性的觉醒，然而人的本质却是理性，而理性的启蒙只有当科学使人正确地认识到自己在自然界和社会中的地位时才成为可能。
但是，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毕竟改变了人们对现世生活和肉体欲望的看法。现实世界不再像中世纪基督教会所描写的那样充满了罪孽，它是美丽的和充满诱惑的，人们没有必要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唯灵主义理想而牺牲眼前的快乐。这种生活观念的变化虽然不像17世纪的科学发现那样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但是它对一般民众的影响或许还要更加明显一些。对于17世纪甚至18世纪的老百姓来说，牛顿的机械论世界观显然过于深奥，"日心说"远远不如"地心说"那样符合常识（人们常说太阳升起来了或者太阳落山了，而不说地球转过来了）。但是薄伽丘的《十日谈》却是脍炙人口的，拉伯雷的《巨人传》和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也是如此，即使一个粗通文墨的人也能从中感受到人间生活的欢乐。因此，当17、18世纪的知识分子们通过科学研究和哲学批判来进行理性的启蒙时，一般社会民众却是通过文学艺术等感性形式的教化来实现观念变革的。
17世纪的文学艺术明显地继承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风格，无论是古典主义悲剧还是巴洛克艺术14"巴洛克"（baroque）一词源于葡萄牙文和西班牙文的"形状怪异的珍珠"或中世纪拉丁文的"荒谬的思想"，是18世纪末新古典主义理论家对17世纪意大利艺术风格的一种带有嘲讽意味的称呼。巴洛克艺术在形式上追求富丽豪华和矫揉浮夸，在内容上反映了优美典雅的贵族情调。其代表人物有意大利建筑家贝尼尼、法兰德斯画家鲁本斯等。，都充满了对人间生活和人性力量的赞美。巴洛克式的建筑，如意大利圣彼得广场与精美绝伦的大柱廊、法国凡尔赛宫外精雕细琢的对称性圆柱、罗浮宫气势磅礴的两翼建筑，尽管充满了豪华、浮夸的矫揉风格，但是却体现了一种古典式的壮美，以其富丽堂皇的人间乐趣而与哥特式建筑的诡异神秘的天国情调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鲁本斯的《劫夺柳西帕斯的女儿》、《三美神》、《银河的起源》等作品中，裸体的希腊女神充满了肉欲色彩，于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中渗透着一种享乐主义的人间理想。巴洛克艺术固然充满了矫揉造作的贵族格调，但是这种阳春白雪的格调仍然是一种世俗的而非神圣的东西。
17世纪西欧各国流行的轻松诙谐的民间文学更是为一般民众所喜闻乐见。由于17世纪教育的发展和印刷术的普及，大量的通俗文学作品成为平民百姓的阅读对象。莫里哀的喜剧《伪君子》、《吝啬鬼》继承了拉伯雷嬉笑怒骂的"下里巴人"风格，把民间题材和小人物形象搬上了舞台。英国作家班扬在《天路历程》中以寓言的形式嘲讽了贵族阶层的荒淫、贪婪，开创了一种清新简洁的英文散文风格;18世纪初期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和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更是以轻松活泼的语言风格把现实与幻想结合起来，既讴歌了人间生活的美好理想，也针砭了现实社会中的丑恶现象。
另一方面，自然科学的发现使人类开始重新考虑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哥白尼的“日心说”之所以使教会大为恼火，是因为它违背了《圣经》中的信条。根据《圣经》的说法，人是上帝最宠爱的生灵，因此上帝让人居住在宇宙中心，让其他星球都围绕人所居住的地球转动。哥白尼的“日心说”亵渎了教会的权威，同时它也动摇了人在宇宙中的中心地位，因此极大地伤害了人类的自尊心（后来当达尔文提出高贵文雅的人类是由丑陋不堪的猴子进化而来的学说时，人类的自尊心又一次受到了伤害）。但是另一方面，科学的力量使人在自然界面前变得日益强大，因此它又从反过来加强了人类的优越感。人们的宗教优越感开始下降，但是人们的理性优越感却在迅速地上升，科学的力量使人觉得自己正在成为自然和自身的主人。人被上帝抛弃了，然而人却日益成为上帝。17世纪伟大的英国文学家弥尔顿在《失乐园》中借天使米迦勒之口对即将被逐出乐园的夏娃说道：
不要悲伤，夏娃，对于你
该失去的东西，要忍心舍弃；
不要为那些不属于你的东西，
过分留恋；你这一去并不孤单，
和你同去的还有你的丈夫，
你当跟从他。要把他所住的
地方，看做你自己的故乡。
对于米迦勒的劝告，亚当回答道：
我服从你天人的手，尽管很严厉，
要从苦难得来胜利的武器，
挺起我裸露的胸膛迎向灾难，
而且在我劳动之后会得到安息。
······
我将从此出发，饱求知识，满载
而归;此外再有所求，便是愚妄。15【英】弥尔顿著，朱维之译∶《失乐园》，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423、426、476页。
早在16世纪，培根就喊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豪迈口号;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更是热情洋溢地赞美道∶"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 16 【英】莎士比亚著，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49页。到了17世纪末，这种对人的理性和力量的自信更因为科学的进步而大大地加强。上帝的恩典虽然削弱了，但是牛顿的机械论世界观却使人们对自己的生存环境有了全新的看法。而且17世纪的欧洲已经摆脱了中世纪愚昧贫穷的痼疾，开始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世界其他地区面前，殖民事业的迅速发展使欧洲人产生了一种世界新主人的兴奋感和狂妄感;自满当然还有许多别的理由。鞑靶人已被拘束在亚洲地界，土耳其人也渐渐不成威胁。彗星让哈雷杀掉了尊严;至于地震，地震虽然仍旧令人恐骇，可是有趣得很，科学家对它简直谈不上遗憾。西欧人急速地富足起来，逐渐成为全世界的主子∶他们征服了北美和南美，他们在非洲和印度势力浩大;在中国，受尊敬，在日本，人惧怕。所有这种种再加上科学的辉煌胜利，无怪十七世纪的人感觉自己并非在礼拜日还自称的可卑罪人，而是十足的好样人物。17【英】罗素著，马元德译∶《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58～59页。
科学理性给西方社会带来了两个重要信念，即自然秩序和天赋观念。前者是17世纪科学尤其是牛顿力学的产物，后者是17世纪哲学尤其是笛卡尔唯理论的产物。这两个信念取代了基督教关于自然和人性的传统观点，在西方人的精神世界中深深地扎下根。在18世纪启蒙主义者那里，这两个信念发展出新形式;从自然秩序中引申出社会秩序，引申出各个阶级、阶层、集团、党派都应该遵守的一些基本的行为规则，这些规则是社会赖以维系和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前提，自然法学派和启蒙主义者们称之为"社会契约"。从天赋观念中衍生出天赋人权，这些权利被认为是与生俱来的，包括平等、自由、人身安全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追求幸福和反抗压迫等"不可让渡"的权利，它们在美国《独立宣言》和法国《人权宣言》中都得以表述，并被西方国家普遍地当做立法的基本原则，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再一次重申了这些权利。
自然秩序和天赋观念这两种信念的结合，使人类确立起对进步和幸福的信心。人们抛弃了中世纪神学所宣扬的人活着就是为了赎罪和受苦受难的思想，开始理直气壮和全心全意地追求现世幸福。与基督教所表述的那种道德退化论的观点相反，科学理性发展了一种文明进化论的思想，这种思想坚信人类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建造一个快乐而完美的人间乐园。总之，科学理性使人们在17世纪以后的二三百年里充满了雄心勃勃的自豪感和扬眉吐气的欢愉，至于科学理性的滥用所带来的不良后果（主要是生态方面或道德方面的），则要到20世纪中叶以后才开始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
四、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
虽然就开启理性的意义而言，启蒙运动滥觞于17世纪初期，但是它的最嘹亮的号角却是由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们奏响的。“启蒙运动"这个概念本身就具有与中世纪的蒙昧信仰相对立的启迪理性之含义，这个词的法文为Siecle des lumieres，德文为Zeit der Aufklarung，英文为the Enlightenment，均含有“以光明驱逐黑暗”之意。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双亲”是17世纪的自然神论和古典主义，它从它们那里继承了一个共同的思想精髓，即理性精神。同时启蒙运动也从17世纪的经验论和唯理论哲学中继承了对一切权威的怀疑态度，并且把17世纪温和的哲学批判发展为一种激烈的宗教批判和社会批判。因此，启蒙运动构成了17世纪悄悄展开的思想变革与18世纪末叶翻天覆地的社会革命之间的一个重要枢纽，它的一端连接着在哲学中冷静沉思的笛卡尔，另一端则连接着在断头台上激烈行动的罗伯斯庇尔。
法兰西不仅在17世纪的古典主义中独占鳌头，而且在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中也成为全欧洲的旗手；它不仅教会了欧洲其他国家一套优雅的行礼、微笑和说话的艺术，而且也向它们输出了一种犀利无情的批判思想和傲然卓立的理性精神；它不仅以路易十四和布瓦洛影响了整个欧洲的宫廷文化和文艺风格，而且也以伏尔泰和狄德罗撼动了整个欧洲思想专制和封建制度的根基。
18世纪的法国虽然在社交礼仪和文学艺术方面引导着欧洲的新潮流，但是在宗教信仰方面却极其保守顽固。路易十四时代一方面加强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使法兰西成为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国家；另一方面也沉重地打击了法国国内的新教力量，使天主教成为法兰西君主专制的精神基石。天主教会与君主专制之间的这种联盟，虽然在17世纪成为法兰西民族国家迅猛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18如果说在16世纪的英国，新教势力成为亨利八世加强王权的坚强后盾；那么在17世纪的法国，天主教势力则成为路易十四加强王权的强大同盟。，但是到了18世纪，它们却成为科学理性与民主精神的最凶恶的敌人。在这种情况下，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必然要把矛头首先对准天主教会，把宗教批判当做整个社会批判的序曲。
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们对已经捉襟见肘的基督教（特别是天主教）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他们的锋芒所向不仅触及天主教会的虚伪、阴险、残暴和教士们的腐败堕落，而且还深入到宗教愚昧的思想根源和宗教专制的政治基础。从结果上看，启蒙运动对宗教信仰的批判不仅导致了那种"借助上帝来宣扬唯物主义"的自然神论，而且在某些激进思想家那里达到了一种"战斗的无神论"。启蒙运动是一个庞大的思想阵营，在它里面包含着形形色色的人物，他们有的是自然神论者（如伏尔泰、孟德斯鸠、孔狄亚克等），有的是无神论者（如狄德罗、霍尔巴赫、爱尔维修等），也有动摇在新教与天主教之间、固执地寻觅着唯一真实的上帝的有神论者（如卢梭），此外还有身为天主教神父同时却在悄悄地进行宗教批判的梅叶等人。他们的宗教批判的侧重点互不相同，所得出的结论也相去甚远，但是他们都对当时社会中的宗教愚昧现象和天主教会的思想专制局面进行了无情的针砭，揭露和摧毁了封建专制赖以维系的宗教基础。
启蒙思想家用"健全的理性"和历史事实作为武器，揭穿了笼罩在基督教信仰之上的神圣光环，将圣经和福音书中所记载的一切神迹都说成是一些滑稽可笑、荒唐透顶的骗局，从而断定基督教乃至一切宗教都是欺骗和愚昧的结果。启蒙运动的精神领袖伏尔泰毕生都把天主教会当做死敌，这位欧洲思想界的赫拉克勒斯以他那辛辣尖刻的文风向天主教会发起了无情的攻击。他虽然自称是一位自然神论者，但是他在上帝的旗号下对基督教所进行的批判却是具有毁灭性的。在《哲学辞典》一书中，伏尔泰以理性的名义宣布了迷信时代的结束，他对那些借用宗教之名来填满自己贪壑的修道院长们怒斥道∶
“你们曾经利用过无知、迷信、疯狂的时代，来剥夺我们的地产，把我们践踏在你们的脚下，用苦命人的脂膏把自己养得肥头胖耳。现在你们发抖吧，理性的日子来到了!"19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88页。
担任神父的梅叶在他生前不敢发表的《遗书》中承认自己一直是怀着极大的厌恶心情来敷衍他所承担的宗教职责的，而他本人对于宗教的真实看法则是∶一切宗教，尤其是基督教都是荒谬和虚伪的产物，它们的基本原理和主要论点都是违反自然和理性的。梅叶指责教会与专制政府"情投意合，像两个小偷一样，互相庇护支持"，他愤怒地揭露了这两个"小偷"沉灌一气坑害人民的丑恶行径∶"宗教甚至支持最坏的政府，而政府也同样庇护最荒谬、最愚蠢的宗教。神甫们在咒骂和永世痛苦的恐吓下号召自己的信徒服从长官、公爵和国王，如同服从神所授予的权力一样。国王也同样关心神甫的威望，给以优厚的圣禄和丰裕的进款，支持他们行使做礼拜的空洞无谓的卖假药的职能，并强迫人民承认他们所做的和所教导的一切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20同上书，第672页。
被"百科全书派"的同伴们称为"上帝的私敌"的霍尔巴赫更是把对教会的抨击进一步发展为对基督教的思想根源的批判，把对基督的讽刺发展为对上帝本身的挖苦，从而公开地打出了"战斗的无神论"大旗。他把一切宗教都看做迷信的结果，而迷信的根源则在于对自然力量的无知和恐惧。在充满了机智的嘲讽的《袖珍神学》中，霍尔巴赫对基督教的一些基本教义和重要信条进行了批判性的重新阐释，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在《揭穿了的基督教》一书中，霍尔巴赫更是无所畏惧地发泄了他对上帝的仇恨和对基督教的厌恶∶
基督教向我们描绘的那个从犹太人那里继承来的神的面貌就是这样。这个神是一个独夫，一个民贼，一个什么都能干得出的暴君;然而人们却以这个神为完善的典范;人们在他的名义之下犯下各种大逆不道的罪行……它借口给人们带来和平，其实只是给他们带来狂暴、仇恨、不和与战争。21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556～557页。
以狄德罗、霍尔巴赫、达朗贝、爱尔维修等人为核心的"百科全书派"把这种"战斗的无神论"推向了极致，对基督教的内容和形式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在法国知识界掀起了一股无神论的时代大潮（图3-62）。正是由于启蒙思想家们首先在思想领域中把天上的国王（上帝）送上了断头台，18世纪末叶的法国人民才能够理直气壮地在政治领域中把人间的国王（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
五、宗教信仰与科学理性的协调
法国启蒙运动以其机智尖刻和犀利无情而著称，然而它却如同一切法国的时髦思想一样缺乏深刻的哲学基础。启蒙运动把宗教归结为欺骗和愚昧的结果，伏尔泰把上帝说成“第一傻子所遇见的第一个骗子"，梅叶认为，一切宗教"都是先由奸猾狡诈的阴谋家虚构出来，继而由伪预言家、骗子和江湖术士予以渲染扩大，而后由无知无识的人盲目地加以信奉，最后由世俗的国王和权贵用法律加以维持和巩固”。22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676页。霍尔巴赫说道：“宗教常常是一种行为的体系，被想象和无知发明出来……一句话，世界上一切宗教体系都是放在这些粗陋的基础上的；它们最初被一些野蛮人发明出来，但现在仍支配一些最文明的民族的命运。”23 【法】霍尔巴赫著，管士滨译：《自然的体系》下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6页。
当法国启蒙运动把宗教仅仅看做是一种肤浅的骗局时，它自己也同样陷入了肤浅之中，因为宗教这种具有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的文化现象绝不是"欺骗"二字所能解释的。18世纪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们只看到了宗教产生的思想根源，没有看到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他们简单地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为无知和欺骗，归结为认识论方面的原因。他们天真地认为，只要人们树立了健全的理性，一切宗教及其所导致的各种社会罪恶就会被彻底消灭。这种浅薄的观点不久以后就遭到了从黑格尔一直到马克思等德国思想家的批判，黑格尔认为，当法国启蒙思想家把宗教仅仅归结为愚昧和欺骗时，恰恰说明他们自己在“理性的狡计”面前受到了蒙蔽，因为宗教所展示的东西正是以表象形式所呈现出来的绝对精神或真理本身。费尔巴哈试图说明宗教产生的人性根源，把宗教看做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形态，把黑格尔关于"人是自我异化的上帝"的观点转化为“上帝是自我异化的人”。马克思则揭示了宗教产生的深刻的社会根源，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指出：宗教是一种“颠倒的意识形态"，在这种"颠倒的世界意识"背后，有一个“颠倒的世界”——异化的现实社会，前者只是后者的产物和反映。因此，只有消灭了这个“颠倒的世界”，才能最终消灭这种“颠倒的世界意识”。这样马克思就把对宗教的批判转化为对政治和法的批判，把对天国的批判转化为对现实国家的批判。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又进一步分析了“宗教的异化"与"经济的异化"之间的关系，从单纯扬弃宗教异化的无神论进展到既扬弃经济异化，又扬弃宗教异化的共产主义学说，从而实现了从抽象的启蒙思想向现实的社会革命的转化。
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并没有成为基督教信仰的最后葬身地，而是成为从自然神论向道德神学转化的一个中介。由于启蒙思想家的激烈而辛辣的批判，上帝赖以立足的超自然的奇迹基础被摧毁了，然而他却在人的道德本性和情感世界中找到新的栖身之所———上帝从外在的自然界的主宰转变为人们内在的道德良心和情感生活的支柱。这一转变是由卢梭、康德、施莱尔马赫等人完成的。
作为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一位重要思想家，卢梭虽然也对专制制度的暴虐和天主教会的伪善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但是他对待宗教信仰的态度却与当时几乎所有的启蒙思想家都大相径庭。在其充满坎坷的一生中，卢梭的教派归属在天主教和新教之间几经转变，但是他对待宗教的基本态度却是始终如一的。卢梭既反对用天主教的启示，也反对用自然神论的理性来实现对上帝的认识，而主张以真挚的情感和向善之心来与上帝进行沟通。这种贬抑科学理性、崇尚道德情感的宗教思想是与当时法国知识精英中盛行的以理性精神为基础的自然神论和无神论格格不入的（卢梭也因此与当时几乎所有的法国启蒙思想家结下了怨恨），但是它却符合一般平民百姓的质朴的宗教情感"。24在18世纪的法国，无神论是知识精英和贵族们的一种时髦思想，而一般民众却是虔信宗教的。在法国大革命中，平民领袖罗伯斯庇尔就曾宣称∶"无神论是贵族政治的。一位全能的上帝照顾受压迫的善良的人，并惩罚得意洋洋的罪犯乃是人民的基本观念，这是欧洲与世界人民的观点;这是法国人民的观点。"（参见【美】威尔·杜兰著，幼狮文化公司译∶《世界文明史·拿破仑时代》上册，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99页。）罗伯斯庇尔之所以要建立一个"太上主宰"的新宗教，也是为了适应当时法国平民阶层的虔诚的宗教信仰要求。
宗教生活的根基在于道德良心和内在情感，而不在于知识理性，这是卢梭关于宗教的最基本的思想。在《爱弥儿》一书中，卢梭力图说明，信仰是完全建立在个人真实的内心体验和道德良知之上的，神学无非就是道德神学，"一颗正直的心，就是上帝的真正殿堂。"人与上帝的交往不是在外在性的宗教仪式中，甚至也不是在对《圣经》文字的理解中，而是在个人内心深处的情感体验中。"一个人应去寻求上帝法度的地方，不是几页零散的纸张，而是人的心，在人心里，上帝的手屈尊写道∶'人啊，不论你是什么人，都请你进入你自身之中，学会求教于你的良心和你的自然本能，这样你将会公正、善良而具有美德，你将在你的主人面前低首，并在永恒的福祉里分享他的天国。'"25 《卢梭通信全集》第3卷，第490封，转引自詹姆斯·C.利文斯顿著，何光沪译∶《现代基督教思想》上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9页。
卢梭的宗教思想对18世纪欧洲最伟大的哲学家康德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卢梭的基础上，康德以德国人特有的严谨态度论证了宗教神学的道德前提，从而建立起一套精致的道德神学体系。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通过对自在之物与现象的划分，将上帝、灵魂等自在之物驱逐出了认识论的领域，使自然科学可以专注于经验世界而不必再受宗教神学的干扰。然而，康德把上帝从外在的自然界中驱逐出去的真正用意并不是为了彻底消灭上帝，而是为了把对上帝的信仰重新建立在更加牢固的基础上，这个基础就是内在的道德。
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从理论理性（认识）方面对以往各种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进行了反驳;但是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又从实践理性（道德）方面说明了上帝存在的必要性。康德认为，为了鼓励人们在追求幸福（这是18世纪功利主义大力鼓吹的人生目标）的同时坚持道德，必须假定有一种德福统一的"至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一个人所享有的幸福程度将根据他的道德水准来决定。然而，在现实世界中道德与幸福往往处于彼此脱离甚至相互对立的状态，因此德福统一的"至善"状态只能期待于未来世界，这样就必须假定人的灵魂不死，并且要设置一个上帝作为德福统一的根本保证∶"因为这个至善是只有在神的存在的条件下才能实现，所以它就把有关这种存在的假设与义务不可分地结合起来，那就是说，假设神的存在，在道德上乃是必要的。"26【德】康德著，关文运译∶《实践理性批判》，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1页。
这样一来，上帝就在人的精神世界中复活了，成为人类道德理想（至善）的最终保证。一个人可以在科学认识领域中对上帝漠不关心，但是在道德实践活动中他却不得不面对着上帝——上帝成为道德良心自我观照的一面明亮的镜鉴。
继康德之后，19世纪德国神学家施莱尔马赫又进一步把宗教信仰的根基从知识和道德转向了情感，把个人的心情、体验和感受确立为宗教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认为宗教的全部内容都活生生地流溢于个人的内在而神秘的直观感受和自由心情之中。这样一来，宗教就真正成为个人的事情，宗教信仰被归结于心理学。这种建立在切身体验和直观感受之上的宗教观成为现代基督教信仰的重要基础。利文斯顿指出;自从施莱尔马赫把个人的内在体验确立为整个神学的出发点以后，"神学就不再感到必须在科学法庭或者在康德的实践理性法庭之上为自己辩护了。现在神学有了一种新的感觉，它可以在体验之中进行自我证明……上帝不再被排斥在世界之外，遥远而不可企及，而是被体验为就呈现在日常生活的最为普通而平凡的事情中。"27詹姆斯·C.利文斯顿著，何光沪译∶《现代基督教思想》上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20页。这个直接呈现于个人的切身体验和日常生活中的上帝，就是西方现代意义的上帝。
当基督教信仰的这个现代性的内在基础被确立之后，它就真正地由一种外在强制性的思想枷锁变成了纯粹个人性的精神自由。从此之后，自然界完全成为科学的领地，上帝只关心人们的精神世界。基督教信仰在现代西方人那里成为一种与科学理性并存的文化习惯，像爱因斯坦、普朗克这样伟大的自然科学家，仍然信仰一个伦理学意义的上帝;他们在科学研究之余，也有自己的宗教生活。对于一般的西方民众，基督教信仰的意义正如康德和施莱尔马赫所理解的那样，仅限于道德和情感的领域。具有现代科学思想的西方人已经不再关注三位一体、道成肉身等传统教义，不再相信种种超自然的神迹启示，但是他们却把基督树立为一个道德上的楷模，把上帝看做是现实苦难的情感抚慰者和战胜苦难的巨大精神动力28当美国人民在9·11事件中遭受恐怖主义分子袭击时，他们在心理上的第一反应就是祈祷"上帝保佑美利坚!"。在现代西方社会中，科学代表着人的理性，上帝则代表着人的良知，二者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曾经发生过激烈的冲突和抵悟，现在终于达成了一种互补的默契。就此而言，基督教信仰在西方现代社会中已经成为一种思想传统，就如同伊斯兰教在阿拉伯世界、印度教在南亚次大陆、儒家伦理在中国一样，深深地渗透在自己的文化土壤中。
重点与难点∶
1.理性精神的生长与启蒙运动的历程。
2. 西方近现代文化中科学理性与宗教信仰的辩证关系。
思考题∶
1. 17世纪理性精神的兴起表现在哪些方面?
2.自然神论的主要特点和精神实质是什么?
3.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历史意义和局限性何在?
4.在启蒙运动的过程中，西方传统的基督教信仰如何实现了现代性转化?
参考书目∶
1.W.C.丹皮尔著，李珩译∶《科学史一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
2.伏尔泰著，吴模信等译∶《路易十四时代》，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3.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4.詹姆斯·C.利文斯顿著，何光沪译∶《现代基督教思想》上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