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地理大发现与近代民族国家的崛起
一、航海活动与世界的发现
在15、16世纪的西欧，除了拉丁世界的文艺复兴和日耳曼世界的宗教改革之外，在实践领域和社会生活中也发生了一些不怎么显眼的变革，如地理大发现、民族国家的崛起等。这些变革虽然不像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那样轰轰烈烈，引起了当时人们的普遍关注，但是它们的历史重要性并不比前者逊色。它们为欧洲人开辟了新的空间视阈和活动范围，其重要意义在17世纪以后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了。现代西方社会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政治体制，都是以这些变革活动作为直接前提的。
在14世纪以前，西欧对东方的贸易活动主要控制在意大利商人手中，贸易活动的范围也主要限于西亚和小亚细亚。13—14世纪，一些意大利旅行家如马可·波罗父子，历经千辛万苦来到中国、印度等地，亲眼看到了东方的繁荣昌盛景象。他们回国后关于东方诸国富饶景象的描述，令生活在穷困状态中的西欧基督徒们羡慕不已。这些多少带有夸张成分的描述与欧洲流传已久的关于东方的神话传说联系在一起，更是激起了西欧人到充满神秘色彩的东方去进行探险和寻找黄金的强烈欲望。英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其名著《大国的兴衰》中对1500年前后西方人心中的东方情结描述道∶
众多学者以1500年作为近代和近代前的历史分期线，而在当时，欧洲的居民还根本没有认清，欧洲势将主宰世界上其他大部地区。当时关于伟大的东方文明的知识全以旅行者所述见闻为依据;叙述真中有假辗转流传，真假巨细无遗，既失于支离破碎，又往往谬误百出。然而，人们头脑中普遍存在的无比富庶、军力强大、幅员辽阔的那些东方帝国形象却是相当准确的;而且，乍听之下，认为东方社会同西欧各民族和国家相比，必定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1 【英】保罗·肯尼迪著，天津编译中心译∶《大国的兴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页。
然而，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失陷和奥斯曼帝国的迅猛扩张，在客观上阻断了西方商人通往东方的陆路交通。西欧人要想到东方去冒险和发财，就只能另辟通道。既然陆路交通已经中断，那么海路就成为西方通向东方的唯一途径。在15世纪初，罗盘针已经传入西欧，为欧洲人进行长距离的海上航行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船舶建造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国已经拥有可以抵御海浪的远洋船舰。在观念上，随着文艺复兴运动对古典文化的发掘，古希腊地理学厄拉托西尼（Eratosthenes）关于地球是圆形的观点也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1474年以后，在意大利印行了几种版本的球形地图。由于欧洲人尚未发现美洲，因此在这些地图中大西洋与太平洋是连为一体的，而且面积远比实际上的要小得多，它的两岸分别是西欧和东亚。这样一来，摆在15世纪的西欧人（主要是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面前的海上航道就有两条，一条是向南沿着非洲西海岸航行，越过好望角，进入阿拉伯海和印度洋，再向东穿越马六甲海峡到达南中国海；另一条是向正西或西南方面行驶，穿过大西洋到达印度和中国（根据15世纪下半叶意大利人绘制的地图 ）。前一条航线由葡萄牙人发现并加以控制，它打通了西欧与东方之间的新贸易通道，使西欧商人可以绕过穆斯林控制的地区直接到印度和中国来进行商业活动；后一条航线则由西班牙人开辟和垄断，它虽然并不是与东方进行商业贸易活动的最佳路线，但是却无意中发现了一个新大陆，为后来西方的海外扩张和殖民活动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西欧人之所以在15世纪下半叶蓬蓬勃勃地开展航海活动，除了觊觎东方的财富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传播罗马天主教的正统信仰。在当时大多数蒙昧的西方人眼里，这个世界上除了穆斯林就是基督徒。他们相信中国人、印度人与他们一样都是基督徒，只不过这些异邦的基督徒很早就脱离了罗马教会，正如拜占庭的东正教徒一样。而他们之所以要进行海外航行，只是为了使这些异域的基督徒重新回到罗马教会的怀抱中。
尽管航海活动为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但是15、16世纪进行海外探险的那些西欧人，如达·伽马、哥伦布等等，就如同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一样，仍然属于中世纪式的人物。 他们满脑子是狂热的基督教信仰和中世纪的骑士梦想，他们航海的目的不是为了寻找商品销售市场，而是为了获取黄金、香料、丝绸和其他奢侈品。他们的初衷是到那些富庶的东方热土去发掘宝藏和寻找基督徒，而不是去建立殖民地。
15世纪西欧大规模的航海活动是由葡萄牙王子亨利（1394—1460）拉开序幕的，这位具有卓越组织能力的王子在1420年组建了第一支海上探险队，开始进行海外探险活动。葡萄牙的探险船队沿着西非海岸南下，到达了西非南部的几内亚和加纳一带。亨利死后，葡萄牙的探险船队继续沿着非洲西海线向南航行，1487年葡萄牙航海家巴特洛缪·迪亚斯终于绕过了非洲大陆最南端的好望角，进入印度洋的开阔水域。1498年瓦斯科·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后掉头向东北方向航行，经过非洲东海岸和阿拉伯海，到达了位于印度次大陆南端的马拉巴尔海岸，从而打通了从葡萄牙到印度的海上航线。1500年，卡布拉尔的船只在南大西洋中航行时，被风吹到了西方，偏离了原来的航线，结果无意中发现了南美洲的巴西（巴西从此以后成为葡萄牙的殖民地）。1511年阿方索·德·阿尔布克尔克穿越并占领了马六甲海峡，从而将印度洋置于葡萄牙人的控制之下。
西班牙人在海外探险方面也不甘示弱，由于葡萄牙已经控制了向南绕过好望角而进入阿拉伯海和印度洋的航路，西班牙人只得向正西和西南方向进行航海活动。1492年，西班牙的伊莎贝拉皇后派遣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向西航行去寻找印度，哥伦布率领由三艘船组成的船队，经历了70天的艰苦航行，终于到达了中美洲的巴哈马群岛。在后来的另外三次航行中，哥伦布又先后到达了加勒比海沿岸的中美洲和南美洲北部的一些地方（如现在的古巴、墨西哥、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委内瑞拉等地），为西班牙帝国在南美洲建立殖民地奠定了基础。但是一直到去世时为止，哥伦布始终坚信自己到达的地方就是印度的东海岸，他并不知道自己其实发现了一个从未被欧洲人知晓的新大陆，也不知道在狭长的中美洲的西面，还有一个比大西洋更加广阔的太平洋。
继哥伦布之后，西班牙的探险家们又发现了巴西以南的南美洲海岸，并且深入到南美洲内地。随着探险过程的发展，西班牙人终于明白了他们发现了一块新大陆。另一位受雇于西班牙王室的意大利航海家亚美利哥·韦斯普西（Amerigo Vespucci）在1505—1510年期间数次前往南美洲进行探险活动，通过实地考察，他断定哥伦布发现的这块陆地并不是亚洲的东海岸，而是一个"新大陆"。亚美利哥关于美洲探险的书信后来被刊印成书，数度出版，影响颇大，1507年在德国地理学家马丁·瓦德西穆勒出版的一张世界地图里，正式把这片新大陆以亚美利哥的拉丁名字来命名，叫做America，即美洲。
1513年瓦斯科·奴涅斯·巴尔沃亚首次穿越巴拿马地峡发现了太平洋，从此以后，渴望发财的西班牙人就纷至沓来，并在16世纪上半叶征服了美洲大陆上的两个古老帝国阿兹特克和印加，开始了西班牙在中美洲和南美洲的殖民统治。1519年，麦哲伦在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的授命下去寻找从欧洲西航至亚洲的航线，他率领五艘船只、240余名水手从西班牙出发，越过大西洋，沿着南美洲东海岸向南行驶，穿过浓雾密布的一条海峡（这条海峡后来被命名为麦哲伦海峡），进入太平洋，又经过数月的艰苦航行，终于到达菲律宾群岛。麦哲伦本人在与菲律宾土著的一次冲突中丧生，他手下的一位船长带领剩余的部下经由印度洋，绕过非洲的好望角，最终于1522年9月回到西班牙，此时仅剩下一艘船只和18名水手。麦哲伦船队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环球航行，从而证明整个世界在海洋上是相通的。这样就不仅为欧洲人通过海洋迂回进入东方富饶之乡打开了通道，而且也为人们把世界各大洲、各地区看做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提供了地理上的依据。
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航海活动为这两个国家的海外贸易和殖民侵略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西欧不仅加强了与亚洲古老文明国家（印度和中国等）之间的商业联系，而且也在新发现的美洲大陆建立了最初的殖民地。为了划分势力范围，葡萄牙与西班牙这两个海上强国分别在1494年和1529年签订了《托尔德西拉斯条约》和《萨拉戈萨条约》。这两个条约规定，从巴西向东经由南大西洋、非洲东西海岸线、印度洋、南中国海直至菲律宾群岛、婆罗洲和爪哇的广大海域都属于葡萄牙的势力范围，而摩鹿加群岛以东直至中美洲和除巴西之外的整个南美洲则成为西班牙的势力范围。
在整个16世纪，葡萄牙控制了由东南进入印度洋的航道，西班牙则控制了通往中美洲和南美洲的航道。稍后崛起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英国、荷兰和法国为了获取海外利益不得不向西北方向寻找通往亚洲的新航道，这个目标虽然没能实现2英国、法国和荷兰的探险家们最初想发现通往亚洲的第三条航线，即绕过北美洲巴芬湾而进入太平洋的航线，但是到了17世纪上半叶，探险家们终于证明气候寒冷的北美洲西北通道是不适宜于航行的。，但是却发现了其海岸线从加勒比海一直延伸到北极的北美洲。早在1497年，意大利籍的卡波特父子就在英国政府的资助下，发现了北美洲的纽芬兰，使英国对北美土地拥有了最初的领土权。到了17世纪初叶，英国人已经在北美建立了两个永久性的殖民地——弗吉里亚的詹姆士镇和新英格兰的普利茅斯镇，并以此为基础逐渐扩展为北美十三州。荷兰人在北美建立了贸易殖民地新阿姆斯特丹，该殖民地1664年被英国兼并，改名纽约。法国人则在北美建立了魁北克殖民地，沿着圣劳伦斯河和五大湖向北美大陆内地渗透，并且在墨西哥湾北岸建立了路易斯安娜殖民地。
二、海外扩张与殖民主义
15、16世纪地理大发现之后，西欧对东方的贸易活动以及对新大陆的殖民活动就紧锣密鼓地展开了。由于地域优势而得天独厚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在整个16世纪几乎垄断了对东方和新大陆的贸易权。在缺乏冷藏条件的西南欧洲，胡椒之类的香料对于肉食的烹调极为重要，而在16世纪，葡萄牙垄断了全欧洲的香料进口。但是，葡萄牙人在海外建立的只是一种"贸易帝国"，而不是殖民帝国。对于葡萄牙政府来说，海外扩张的目的只是为了获得黄金、香料、丝绸等海外物质的贸易垄断权，而不是在东方的广阔土地上建立殖民统治，因此葡萄牙并没有对这些东方的贸易据点进行大规模的移民活动。除了对东方的商业贸易之外，葡萄牙人的海外活动还包括另外两个重要内容，一是在巴西建立了使用奴隶劳动的甘蔗种植园和榨糖厂，将生产的蔗糖出口到欧洲;二是利用对非洲海岸的控制权来进行奴隶贸易，从西非将大量的黑人奴隶贩运到巴西，一部分用于种植园的生产活动，另一部分则转卖到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
与葡萄牙人不同，西班牙人在海外扩张的过程中迅速地建立了地域广阔的殖民地。自从西班牙人意识到哥伦布发现的并不是印度，而是一块贫瘠蛮荒的新大陆之后，他们就开始把这片未经开垦的处女地当做殖民和奴役的对象。从16世纪初叶开始，西班牙就向中美洲和南美洲大量移民，尤其是30年代皮萨罗征服印加帝国（秘鲁）和40年代在墨西哥、秘鲁等地发现巨大银矿之后，更是掀起了移民热潮。到了16世纪60年代，整个中美洲和除巴西之外的南美洲都被置于西班牙王室的统治之下。与此同时，秘鲁等地生产的白银也源源不断地流入西班牙，使西班牙成为雄霸欧洲的"白银帝国"。1580年以后，西班牙与葡萄牙由于王室联姻而处于同一个国王的统治之下，联合之后的伊比利亚王国更是成为全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伊比利亚国王在这一时期不是统治一个海外帝国，而是三个海外帝国∶西班牙美洲的白银帝国、印度洋的香料帝国和南大西洋的蔗糖帝国。再没有别的欧洲集团曾在海外殖民中获得任何持久性的成就。"3【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主编，毛昭晰、刘家和等译∶《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59页。
然而到了17世纪，随着欧洲内部力量对比的变化，欧洲列强在海外的贸易和殖民格局也发生了巨大的动荡。葡萄牙、西班牙等老牌殖民主义国家由于国内经济衰退和政治混乱而日益没落，西北欧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荷兰、英国和法国则逐渐壮大起来。同时贸易的性质也由进口为主转变为出口为主，即由从海外购买生活品和奢侈品转为向海外销售工业制造品。
荷、英、法等新殖民主义国家最初是通过海上走私和袭击葡萄牙、西班牙的航运来加强自己的力量，继而则通过在亚洲、非洲建立贸易据点和扩大海外殖民地来与葡、西等国相抗争。从17世纪初开始，荷、英、法等国进行海外扩张的最通常的组织形式是成立特许贸易公司，这些由本国商人组成的海外公司被政府授予贸易、殖民、征服、治理和防卫的权力，代表政府在海外建立和管理贸易据点和殖民地。1600年英国成立了东印度公司，1602年荷兰也成立了东印度公司，1621年又成立了西印度公司。这些公司的商人们擅长于与印度、中国等地的官员打交道，甚至不惜与信奉异教的土著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葡萄牙、西班牙的竞争对手。随着这些海外贸易公司的发展，葡萄牙人控制的“印度洋帝国”日现捉襟见肘之势。1612年英国舰队击败了葡萄牙舰队，英、法等国的贸易公司也趁机在印度建立和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而荷兰则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得了东南亚和印度尼西亚的众多岛屿，并在中国的台湾建立了贸易据点。与此同时，西班牙在加勒比海地区的霸权地位也开始受到严峻的挑战，白银流入量日益减少，虽然南美洲仍然牢牢地掌握在西班牙人的手中，但是中美洲已经成为列强逐鹿之地。至于北美洲，则完全成为英、法等国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
在激烈的竞争过程中，英、荷、法等国也紧随葡萄牙加入到非洲猎奴的肮脏活动中，从而掀起了贩卖奴隶的高潮。文明的欧洲人把非洲黑人像牲口一样贩卖到美洲种植园，然后从美洲购买棉花等原材料运回欧洲进行工业加工，再把欧洲生产的纺织品和工业品运销到全世界，这样就形成了资本主义海外贸易的“金三角”。据统计，截至1870年，已经有1000万以上的非洲黑奴被运往美洲大陆，而在残酷的猎奴和艰苦的长途贩运过程中死去的黑奴更是不计其数。
随着西方列强海外扩张和殖民活动的发展，非洲、美洲等比较落后的地区很快就成为西欧列强瓜分的俎上肉，亚洲那些古老的文明社会则与西方殖民主义者进行了数百年的对抗，到了19世纪也相继沦为西方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但是另一方面，西方国家的航海活动和海外扩张也打破了15世纪以前各地区、各国家彼此隔绝的孤立状态，使人类世界日益联系为一个休戚与共的整体。
与封闭状态的农本经济不同，资本主义工业经济是一种开放性和世界性的现象，它一旦产生，就必定不可遏制地把它的触角伸向世界上一切有人居住的地区。事实上，资本主义工业世界的出现本身就有赖于海外贸易和殖民活动的发展。重商主义是资本主义工业世界诞生的历史宣言，而重商主义在西欧的兴起与地理大发现和海外贸易有着密切的联系。就此而言，15世纪在贫穷落后的西欧被迫开展的海外探险活动无意中竟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前奏曲。
地理大发现和海外贸易使亚洲、非洲、美洲的大量物品和财富流入西欧，烟草、马铃薯、玉米、番茄、咖啡、茶、香料等农作物的引进极大地改变了西方人的生活习惯。尤其是美洲金银的大量流入，引起了西欧的价格革命，而后者又成为导致工业革命的重要因素之一：
大发现的另一项重大影响，物价的上涨—————其余波荡漾迄今未止。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美洲金银的供应的大量增加，而上涨的趋势又是长期性的。至17世纪中期，西班牙进口的金银块，据估计高达18 000吨，对欧洲金的供应增加了20银的供应增加了300新货币到处流通，物价也处处上涨——在16世纪，西班牙物价上涨了400其他各地虽然上涨的程度不及西班牙之猛烈，但依然相当可观。这种物价的持续上升促成了欧洲整个经济的扩张，最后造成了“工业革命”。4【美】布林顿、克里斯多夫、吴尔夫著，刘景辉译：《西洋文化史》第五卷，台湾学生书局1983年版，第207~208页。
15世纪开始的航海活动和地理大发现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它不仅使贫穷落后的欧洲走上了一条富强之道，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格局。对新大陆和通往印度、中国、东南亚等地航路的发现导致了殖民主义时代的到来，而海外扩张和殖民活动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又反过来加速了欧洲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正是通过航海活动和地理大发现，基督教欧洲才从文明世界的偏僻孤陋的边隅转变为文明世界的中心，从默默无闻的观众变成了世界历史舞台上的主角。
同时，欧洲内部的政治、经济格局也随着海外扩张的发展而逐渐变化，老牌的殖民主义国家葡萄牙、西班牙虽然曾一度独领风骚，但是在17世纪却无可拯救地衰落下去，而新兴的殖民主义国家英国、荷兰、法国等则日益壮大为资本主义的强国和全球殖民化过程的主力军。
三、王朝国家与民族国家
15、16世纪发生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只是基督教内部的变革，它们虽然改变了人们对于世俗生活的态度和打破了罗马教会一统天下的组织格局，但是却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基督教信仰。而17世纪发生在教会与国家、神学与科学之间的各种变革，才是使基督教信仰发生真正危机的重大变革。汤因比认为，17世纪的变革（他称为“17世纪宗教改革”）构成了公元4世纪罗马帝国基督教化以后西方文化史上的“最大最重要的分水岭”，它们的历史意义远远超过新旧教的分裂和古典文化在西欧的复兴。关于这些变革的具体内容，汤因比说道：“据我看，17世纪由于基督教的衰退而出现的空白，是由另外三个宗教的兴起来填补的。其一是对因科学技术的有组织的应用必然带来社会进步的信仰。其次是nationalism（国家主义）。再次是共产主义。”5【英】A.J.汤因比、【日】池田大作著，荀春生、朱继征等译：《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371页。汤因比把科学主义、国家主义和共产主义称为“新宗教”的观点是有待商榷的，但是17世纪出现的这三个新事物对于改变西方文化的根本面貌确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16——17世纪，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国家是西班牙和法国，但是西班牙的国家主义是旧式的，带有浓郁的中世纪“神国”气息和“王朝国家”特点，法国的国家主义却是新兴的和民族主义的。而另一个近代强国——英国自从百年战争以后就不再染指欧洲大陆的疆域，趁着欧洲大陆陷入宗教战争的大好时机潜心发展自己的国力，与欧洲大陆的西班牙和法国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格局。此外还有刚刚从西班牙的统治之下获得独立的荷兰共和国，也迅速地成长为一个具有强盛综合国力的欧洲强国。到了17世纪中叶以后，当遍体鳞伤的罗马教会终于从持续了100多年的宗教战争中缓过气来时，它惊异地发现新兴的民族国家已经在天主教的法国和新教的荷兰、英国成长为顶天立地的巨人。如果说宗教改革摧毁了罗马教会的精神垄断权，那么民族国家这个近代的安泰则彻底粉碎了罗马天主教会建立"人间天国"的梦想。
中世纪和近代早期西欧的主要国家形态是所谓的"王朝国家"，这种国家的根据不是共同的语言、地域、民族和文化，而是王室家族的婚姻。王朝国家并不存在固定的疆域和人民，一切随着王室的联姻和继承关系而不断发生变化。例如16世纪上半叶的哈布斯堡王朝国家，其统治者查理五世从祖父马克西米连一世那里承袭了奥地利、阿尔萨斯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称号，从祖母玛丽那里承袭了勃艮第和尼德兰，从外祖父斐迪南那里承袭了阿拉贡、西西里、那不勒斯、撒丁，从外祖母伊莎贝拉那里承袭了卡斯提尔、格拉纳达（阿拉贡、卡斯提尔和格拉纳达共同组成了西班牙）和远在大西洋彼岸的西印度群岛。1526年匈牙利国王路易死后绝嗣，查理又继承了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的两顶王冠。此外，他本人在任期间还兼并了意大利的米兰、北非的突尼斯、美洲的墨西哥和秘鲁等地。后来查理虽然将奥地利的祖传领地和匈牙利、波希米亚的统治权转让予其弟斐迪南，他仍然身兼西班牙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并领有南意大利、西西里、撒丁、尼德兰以及美洲和北非的殖民地。哈布斯堡王朝的查理五世和其弟斐迪南所统治的帝国版图 广泛地分布在北欧、中欧、东南欧、阿平宁半岛、伊比利亚半岛、地中海诸岛一直到北非和美洲的广大地区，在这些地区之间不仅有地中海、大西洋等自然屏障所隔，而且其欧洲领土也分别被法兰西、瑞士、德国各独立邦（巴伐利亚、萨克森、勃兰登堡等）和意大利诸城市（佛罗伦萨、威尼斯、教皇国等）所隔开，各地人民语言不同、文化相异，连宗教信也由于宗教改革运动而发生了严重的分裂。这样一个由于联姻继承关系而拼凑起来的超级王朝国家（它甚至超过了中世纪查理曼帝国的疆域），一旦当查理五世退位或去世，立即就会被不同的继承人瓜分为一些彼此独立、互不相属的政治实体。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王朝国家的一般老百姓来说，往往只知道自己属于哪一个封建领主，而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一个国家。王朝国家内部和相互之间的战争只是统治者的事情，是国王、贵族和骑士们的一种专业性活动。国家疆域更是老百姓们漠不关心的东西，不论归属于哪个国家的统辖，百姓们依然如常地过他们的生活。关于“民族自决”和“国家主权”的意识，在王朝国家的普通民众心中都是非常淡漠和薄弱的。这种状况甚至在西方近代早期的大多数国家中依旧如此，"早期的近代战争根本还不是整体战，这些战争除了对政府的财政与税收造成惨重与深刻的影响外，对那些不曾参与军队的平民的生活似乎渺不相涉。在讨论和平方案时，根本不会提到‘民族自决’，对于领土与人口的转移，也不会忧心忡忡，寝食难安。”6【美】布林顿、克里斯多夫、吴尔夫著，刘景辉译：《西洋文化史》第五卷，台湾学生书局1983年版，第26~27页。
民族意识或爱国心是中世纪后期出现的一种新的精神力量，这股力量在宗教改革中与不同的宗教信仰结合在一起，成为促进西方近代国家主义产生的重要因素。宗教改革运动之后，由于不同的宗教信仰（天主教与新教，而新教中又分为路德派、加尔文派、安立甘派等等）与不同的地域和民族之间形成了相对稳固的联系，再加上《奥格斯堡和约》、《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等一系列条约确认了宗教分裂现状和“教随国定”原则的现实合理性，这样就使得宗教信仰与民族意识、爱国热情相互激励，彼此促进，最终导致了近代民族国家的发展壮大。例如，加尔文教使尼德兰人民团结起来，从共同的宗教信仰中培养出共同的民族感情，终于使荷兰共和国摆脱西班牙的统治而独立；安立甘教加强了英国人民关于“英格兰属于英格兰人"的传统信念，使英国在与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的斗争中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而天主教信仰则使得爱尔兰人一直否认自己是英国的臣属，这种抵触情绪至今仍在北爱尔兰地区明显存在着。
普通民众关于一个政治统一体和文化统一体的心理认同，这是近代民族国家产生的重要标志，而这种政治上和文化上的认同最初是与宗教改革所造成的信仰认同紧密相关的。近代民族国家的特点在于，国家的疆域不再由于王室的联姻而发生转移和改变，国家由国王的私有财产变成了大多数民众，尤其是知识民众普遍关心的共同政治单元，成为“民族的”（national）国家。除国王、贵族之外的其他民众也有资格参与国家的事务，这种大众参与最初表现为等级森严的“三级会议”或议会制度，国家权力则采取了君主专制的政体形式（荷兰共和国是一个例外）。
在西方历史学中，通常把17、18世纪称为"专制主义时代"（Age of Absolutism）。在这里，"专制主义"一词并非指道德上的暴虐，而是指政治上的集权。
法国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在路易十四统治时期（1661—1715年）达到顶峰，英国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则在1707年英格兰与苏格兰合并而形成大不列颠王国时达到顶峰4。在"专制主义时代"，西方近代民族国家逐渐取代了罗马教会和王朝国家而成为历史的主角，国家之间的冲突与联系取代了国家与罗马教 图3-39 路易十四会之间的冲突与联系，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要内容。政教分离和国家利益至上的观念使罗马天主教会丧失了政治上的独立性和发号施令的权力，从天主教世界中分离出来的新教则成为各个民族国家的宗教。君主专制最初是从罗马法和基督教的"君权神授"思想中寻找理论根据的，到了17世纪霍布斯等自然法学派的社会契约论中，它的根据又由"君权神授"转变为"君权民授"。然而这种"君权民授"的契约论思想必然要与"绝对君权"的现实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从而最终导致了君主专制的瓦解和君主立宪或民主政体的出现。
【【1】 1707年通过的《联合法案》将英格兰王国和苏格兰王国联合为统一的大不列颠王国（Kingdom of Great Britain），苏格兰派遣16名贵族和45名议员出席联合王国的贵族院和平民院。在联合王国的蓝底红米字国旗中，正十字代表英格兰，斜十字代表苏格兰。
四、“势力均衡”与大国兴衰
欧洲近代的国家体系在15、16世纪已经初现端倪，三个实力较强的君主国——西班牙、法国和英国正在形成鼎立三分的均衡之势，一些较弱小的国家如苏格兰、葡萄牙、斯堪的纳维亚诸国仅居于陪衬地位，另一些国家如意大利、德国则由于分裂混乱的政治局面，其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三个大国之间的国际关系。
这种多元格局是近代西方国际政治的一大特点，每当一个大国表现出称霸欧洲的迹象时，另一些国家就联合起来遏制它的发展，以求继续保持“势力均衡”和多元并立的国际政治格局。特别是英国，在制约西班牙和法国任何一方成为超级大国上起了重要的作用。
到了17世纪中叶，荷兰取代了西班牙而与英、法形成新的三足鼎立之势。18世纪以后，荷兰也开始衰落，而美国和德国则逐渐崛起。这种“势力均衡”的国际政治格局使得罗马时代的恺撒帝国在近代西方完全失去了再生的土壤。
近代最初的国际争端发生在西班牙与法国之间。1519年哈布斯堡王朝的查理五世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西班牙国王。此时哈布斯堡王朝的势力可谓如日中天，查理五世统治的神圣罗马帝国和西班牙如同哈布斯堡家族盾形纹章中的双头鹰，一个头在维也纳，一个头在马德里，对法国形成了钳形之势。然而，哈布斯堡的这两个头并非齐心协力，奥地利的主要精力放在对付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威胁方面，因此极力避免与法国的正面冲突。西班牙虽然处处与法国为敌，但是由于它四处出击，树敌过多，同时要应付来自地中海和北非的土耳其人、德国境内的新教徒、尼德兰的叛乱者，16世纪中叶以后又与英国处于敌对状态，被弄得疲惫不堪。"在一些十分困难的时期里，西班牙帝国同时要在三条战线上作战，而敌人之间即使不在军事上合作，在外交上和商业上也会有意识地彼此帮助。用当时的话来说，西班牙犹如掉进泥坑的大熊：它比任何攻击它的狗都强，可是从来不能对付所有的对手，结果是渐渐声嘶力竭。”7【英】保罗·肯尼迪著，天津编译中心译：《大国的兴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9页。
除了四面受敌之外，致使西班牙在17世纪衰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上的窘迫。由于不断投入新的战争，军费开支迅猛上升。尽管西班牙每年从美洲殖民地掠夺了大量白银，但是仍然入不敷出。为了同时对几方面的敌人作战，西班牙不得不保持数量庞大的常备军，而巨大的军费开支则令政府债台高筑，信用下降。
查理五世退位时留给腓力二世2000万杜卡的债务，而腓力二世1598年去世时所欠债务达1亿杜卡，为此所付的利息约占西班牙政府全部税收的三分之二。从1566年至1654年西班牙在尼德兰所投入的军事费用达2.18亿杜卡，当时的一位西班牙议员抱怨道："尼德兰的战争把我们的王国整个毁了。"81589年法国瓦罗亚王朝的最后一位国王亨利三世去世，因绝嗣而由波旁家族的姻亲享利四世继承王位，从此开始了波旁王朝在法国的统治。1792年波旁王朝的统治被法国大革命所推翻，1814年曾一度复辟，1830年在七月革命中最终覆灭。
在中世纪后期，民族国家的雏形最早出现于法兰西。14世纪初法王腓力四世对罗马教会的胜利揭开了法国专制主义国家发展的序幕，经过瓦罗亚王朝两个多世纪的惨淡经营，尤其是经过路易一、查理八世、路易十二和法兰西斯一世诸王的中央集权和兼并扩张，到波旁王朝建立时，法国已成为一个近代意义上的君主专制国家。
在16世纪的宗教改革中，法国虽然没有像大多数北欧国家那样倒向新教阵营，但是法国统治者们对于天主教信仰的实用主义态度则使法国教会成为政府进行政治交易的筹码。为了“国家的立场”，法国君主们可以随时改变宗教的立场。为了与同样信仰天主教的西班牙抗争，法国人不惜与德国新教徒甚至异教的奥斯曼帝国联盟。波旁王朝的第一任国王亨利四世本是一个新教徒，为了争取信奉天主教的巴黎人的支持，以挫败西班牙腓力二世篡夺法国控制权的阴谋，亨利四世改信了天主教。法王路易十三的铁腕首相、天主教枢机主教黎世留一方面在国内用武力剥夺胡格诺派（新教徒）贵族的政治、军事特权，加强君主专制，另一方面则在三十年战争中支持德国新教诸侯和新教国家荷兰；他的继任者马萨林又与克伦威尔治下信奉新教的英格兰结盟，其目的都在于打击法国的头号敌人西班牙。
西班牙的君主们在宗教信仰上过于认真和执拗，查理五世和腓力二世都是坚定不移的天主教徒，在德意志和尼德兰的宗教争端中始终采取不妥协的强硬态度。在这一点上，西班牙人颇类似于唐·吉诃德，为了追求和捍卫某种虚幻的理想而一意孤行。相形之下，法国人倒有点像那位世故圆滑的桑丘，擅长于审时度势和随机应变。哈布斯堡王朝的君主们在宗教问题上的顽固态度是致使西班牙帝国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法国统治者们对于宗教信仰的实用主义态度则使法兰西成为在宗教战争中受益最多的国家，并且从17世纪开始取代西班牙而成为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霸主。
在英国，力图在新教和天主教之间寻求妥协的安立甘教（英国国教会）虽然使新、旧教徒均感不满，但是它那兼容并蓄的特点却为双方的和平共处创造了一种宽松的气氛。伊丽莎白时代对于不同宗教信仰的温和态度使英国人在面对外敌时能够放弃教派分歧而一致对外，这种温和立场也使英国成为最早具有宗教宽容精神和言论自由的国家之一，从而为近代科学的兴盛和民主制度的出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6世纪40年代的英国革命（清教徒革命）和其后的斯图亚特王朝复辟虽然曾一度激化了国内的宗教和政治矛盾，旧贵族反对中央集权、维护封建割据的叛乱事件也不断发生，但是到了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Ⅲ，君主立宪政体的确立，标志着英国各种宗教力量和政治力量在经历了长期的冲突之后终于达成了妥协。巴勒克拉夫等人认为：“在英国，‘大叛乱’导致了真正的近代国家的建立。1660年以后，由代表商人与地主的国会和国王分享国家权力，1688年以后的情况更是如此·······英、法两国抵制中央集权和维护地方自治的最后努力均告失败。此后的一百多年中，再没有发生过'大叛乱'。""这种宗教宽容精神和政治妥协原则，与英国国内迅猛生长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以及海外不断发展的商业贸易和殖民扩张结合在一起，使英国逐渐成长为欧洲最强盛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全球殖民体系的"日不落帝国"。
在17世纪中叶以后，取代日益衰落的西班牙的是荷兰，它和另外两个新兴的资本主义强国——英国和法国一起构成了"势力均衡"的新三角。荷兰共和国虽然直到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以后才得到欧洲各国的承认，但是尼德兰北方七省早在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去世（1598年）以前即已取得了实际上的独立。在其后的一百年间，荷兰这个新生的蔓尔小国因商业贸易和海外殖民的发展而成为欧洲的强权国家之一。阿姆斯特丹成为西北欧的最大港口和贸易中心，荷兰的商船数占全世界商船总数的三分之一强。由于当时的商船都装有大炮，随时可用于海战，所以荷兰的海军足以与英、法抗衡。1602年和1621年，荷兰分别成立东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开始海外扩张，与英国、葡萄牙等国家争夺殖民地的贸易权。荷兰的共和体制和宗教宽容气氛成为促进其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大批在欧洲各天主教国家受到迫害的新教徒都逃往荷兰，他们的节俭美德和熟练技艺使荷兰在制造业上跃居欧洲领先地位。
然而，荷兰共和国在行政方面绝不是一个高效率的国家，它的政府是由七省联合组成的一个松散机构，国家实权操纵在少数富商手中，荷兰共和国实际上是一个商业寡头共和国。与英、法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相比，荷兰除了行政效率较低以外，还缺少一个足以支持它成为强权大国的广阔领土。这些弱点虽然在17世纪时被荷兰经济和文化上的辉煌成就所遮掩，但是当荷兰与英、法等国进行持久战时，它们就暴露出来了，并且最终成为荷兰致命的"阿喀琉斯脚踵"，使荷兰在与英、法等国的竞争中逐渐处于下风。
五、 奥斯曼帝国与俄罗斯帝国
对于近代西欧的国际格局来说，有两个重要的外部力量举足轻重，一个是占据着东南欧虎视眈眈地威逼西欧的奥斯曼帝国，另一个则是在东北欧迅猛崛起的俄罗斯帝国。在15—19世纪的几百年时间里，这两个庞然大国呈现出相反的发展趋势，它们不仅对西欧世界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而且彼此之间也在东欧和黑海周围的广大地区形成了直接的对峙。
奥斯曼土耳其人原是游牧于中亚地区的一支突厥部落，11至13世纪间受蒙古人的挤压，向西迁徙到小亚细亚。1299年，奥斯曼一世建立了独立王国，趁罗姆苏丹国（塞尔柱帝国）衰弱之际，吞并其大片领土，奠定了奥斯曼帝国的雏形。14世纪上半叶，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征服了拜占庭在小亚细亚的全部领土，并且越过达达尼尔海峡，向东南欧和巴尔干半岛推进。到了15世纪初，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的领土仅剩下君土坦丁堡这座孤城和周围的狭小地区，完全处于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包围之中。1453年，罗马帝国苟延残喘的孑遗君士坦丁堡终于在土耳其人的猛烈炮火下被攻陷，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指挥他的士兵们对这座历史名城进行了肆无忌惮的抢劫和杀戮。古老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公元532年由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所建）被劫掠一空，并被穆斯林们改为清真寺，君士坦丁堡也被更名为伊斯坦布尔。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使得西欧世界完全暴露在土耳其异教徒面前，这一点令西方基督徒们深感不安。到了16世纪初，土耳其人又相继征服了希腊、亚美尼亚和埃及。奥斯曼苏丹塞利姆从名存实亡的阿拔斯王朝那里买下了"哈里发"的称号【1，并得到了伊斯兰教教祖穆罕默德的圣旗和其他圣物，从而不仅成为整个伊斯兰教世界的世俗领袖，而且也成为广大穆斯林的精神领袖。在塞利姆的继承者苏里曼大帝的统治时期，奥斯曼帝国的气势达到了极盛状态，其版图 东到波斯湾，西至匈牙利。苏里曼的大军从陆地上威胁维也纳，从海上威胁威尼斯和西班牙，并曾一度与野心勃勃的法兰西波旁王朝结盟，共同对付尾大不掉的庞然大物——哈布斯堡王朝的神圣罗马帝国和西班牙。因此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以后大约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西欧基督教徒对于奥斯曼帝国的异教徒始终怀着一种惶遽不安的畏惧心理。只是到了17世纪下半叶以后，西方基督教世界由于内部的文化变革和经济发展，才最终改变了在伊斯兰教世界面前的被动局面。
1683年奥斯曼土耳其人最后一次进攻维也纳失败，从此国力由盛转衰。与此同时，西方却日益强盛起来。18世纪末叶，奥斯曼帝国所属的黑海北岸地区被新崛起的俄罗斯吞并;进入19世纪以后，曾经不可一世的奥斯曼帝国成为西方列强竞相争夺和蚕食的热土。俄国侵占了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法国夺取了阿尔及利亚、突尼斯;英国占据了埃及和塞浦路斯;意大利攫取了的黎波里。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作为同盟国成员国而战败的奥斯曼帝国仅剩下土耳其本土。1919年基马尔发动革命，1922年废黜苏丹，次年成立土耳其共和国。从此以后，土耳其开始向西方倾斜，长达千年之久的伊斯兰教世界与基督教世界的抗争最后以基督教世界的全面胜利而告终。
如果说奥斯曼帝国在近代的命运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庞然帝国由盛转衰的过程，那么俄罗斯的情况却恰恰相反。俄罗斯帝国的最初发源地莫斯科公国在13世纪初只是东北欧荒原中的一块小封地，1240年以后臣属于蒙古入侵者建立的金帐汗国（钦察汗国）。1480年伊凡大帝（伊凡三世）使莫斯科公国脱离金帐汗国而独立，并且迅速地吞并了四周那些领土远比莫斯科公国大得多的公国，如雅罗斯拉夫、特维尔和罗斯托夫。特别是幅员辽阔的诺夫哥罗德，使其北部疆域拓展到了巴伦支海和波罗的海，形成了俄罗斯帝国最初的雏形，伊凡大帝也因此而成为俄国的第一位民族统治者。
在中世纪，俄罗斯由于地理位置的缘故而接受了君士坦丁堡的东正教信仰。1453年君土坦丁堡陷落之后，东正教的中心开始北移，雄心勃勃的伊凡大帝趁机接过君士坦丁堡的双头鹰作为自己的徽章，并且娶了一位拜占庭王室的公主，以加强俄罗斯作为东正教中心和罗马帝国继承者的正统性。15世纪的俄罗斯人坚信莫斯厂高科的东正教会已经成为继古罗马教会和君士坦丁堡教会之后的第三罗马教会，当时的一位修士在给伊凡大帝的信中这样写道：
古罗马教会之所以灭亡，是因为阿波利那里斯的异端邪说；至于第二罗马教会，即君士坦丁堡教会，则是被以实玛利的后代的斧头砍倒的；而新的第三罗马教会——神圣使徒教会在您强有力的领导下，烛照整个世界，比太阳还明亮。整个东正教世界都归您统治，您是世界唯一的君主，基督教徒唯一的沙皇……看呀！听呀！哦，虔诚的沙皇，前两个罗马虽已灭亡，第三个却依然耸立，而且绝不会再有第四个。9参见【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译：《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424页。
到了伊凡大帝的孙子伊凡雷帝（伊凡四世）统治期间，俄罗斯的版图 进一步扩大。1547年伊凡雷帝加冕亲政，由莫斯科大公改称“沙皇”（即“恺撒”），成为全俄罗斯的专制君主，公开宣称要步古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的后尘建立称霸世界的“第三罗马帝国”。伊凡雷帝好大喜功，穷兵黩武，1552年征服了东南方的喀山汗国，打开了跨越乌拉尔山进入西伯利亚的道路；1556年又吞并了阿斯特拉罕汗国，控制了沿伏尔加河直到里海北岸的狭长通道。他还发动了与瑞典、丹麦、波兰和立陶宛等西方国家争夺波罗的海出海口的立窝尼亚战争，并招募哥萨克人远征西伯利亚。到了罗曼诺夫王朝统治时期101613年，罗曼诺夫家族的米哈依尔·费多罗维奇在全俄缙绅会议上被选为沙皇，从此开始了罗曼诺夫王朝在俄罗斯的漫长统治，一直到1917年的资产阶级二月革命，该王朝的最后一位沙皇尼古拉二世才被推翻。，俄罗斯更是疯狂地进行领土扩张，17世纪上半叶占领了西伯利亚，控制了整个北亚地区，其东部边境到达了太平洋的鄂霍次克海；之后开始向南扩张，吞并了里海与黑海之间的广大区域。到了18世纪，俄罗斯加快了向西扩张的步伐，并且极力跻身于欧洲事务。彼得大帝统治期间（1682—1725年）（图3-45），俄罗斯努力仿效西方进行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改革，加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1700——1721年彼得大帝发动北方战争，战胜老对手瑞典，夺取了波罗的海的芬兰湾，建立了圣彼得堡港口城市。在南方，俄罗斯与萨非王朝的波斯人和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人开战，力图打开黑海的出海口。至18世纪末，俄罗斯已经兼并了爱沙尼亚、立陶宛、克里米亚等西方领土，在黑海北岸建立了敖德萨港口，并且三次瓜分了波兰。此时的俄罗斯已经从15世纪弹丸之地的莫斯科公国发展成为一个地跨亚欧两大洲的超级帝国，具备了足以与西欧列强一较高下的军事实力。
19世纪初击败了入侵的拿破仑军队之后，俄罗斯更是以欧洲解放者的身份进入西方社会大家庭，与欧洲的另一个超级强国——英国共同主宰欧洲事务（但是在经济实力方面，俄罗斯远远不及英国）。在1814——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上，俄国终于如愿以偿地获得了对波兰的统治权；并且在持续了近两百年之久的俄土战争之后，于19世纪下半叶决定性地战胜了奥斯曼帝国这个阻碍俄罗斯南进的夙敌，夺取了黑海沿岸、高加索地区和巴尔干半岛的大片土地。
尽管俄罗斯已经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西方社会的一员，但是那些传统的西方国家（英、法、德等）却始终对俄罗斯心存芥蒂，在它们看来，俄罗斯无论如何强大，都永远不属于西方文化的范围。一位西方思想家这样写道：“欧洲精神确实也渗透了美国和俄国，但它们不是欧洲·…俄国人在东方和他们各民族的欧亚混合起源中有自己的历史母体。在精神上，俄国人的母体是拜占庭。"11 【德】卡尔·雅斯贝斯著，魏楚雄、俞新天译∶《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90~91页。
在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上，英国、法国和奥地利曾秘密签订了《维也纳条约》，极力阻止俄罗斯统治波兰;在19世纪中叶的克里米亚战争中，英、法等国站在信仰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一边，挫败了俄罗斯进一步扩张的图谋。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英国为了遏制俄国的扩张而与日本结盟。到了十月革命之后，俄国与西方由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分歧而成为直接的对手。
即使到了苏联解体后的今天，俄罗斯与西方之间仍然存在着巨大的文化隔阂。
重点与难点：
1.西方国家海外探险与殖民扩张的基本历程。
2.近代民族国家的主要特点和崛起过程。
思考题：
1.15-16世纪西方航海活动的主要动机和历史后果是什么？
2.王朝国家与民族国家的主要区别何在？
3.在近代民族国家崛起的过程中，宗教信仰发挥了什么作用？
参考书目：
1.杰弗里·巴勒克拉夫主编，毛昭晰、刘家和等译：《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三联书店1985年版。
2.保罗肯尼迪著，天津编译中心译：《大国的兴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3.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译：《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