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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中世纪西欧社会的文化概况
一、西欧封建社会的精神生活
中世纪西欧封建社会的文化深受基督教信仰的影响，贫穷落后的经济状况、分散混乱的政治格局以及愚昧无知的文化素质使得西欧人民对于基督教所宣扬的唯灵主义天国理想深信不疑。
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在“黑暗时代”，基督教会扮演了对蛮族进行教化的文明教师角色，入侵罗马帝国的日耳曼蛮族的文明教化过程是与他们皈依基督教的过程相同步的，因此他们最初接受的文明化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都是基督教式的。而罗马帝国的遗民们早在蛮族入侵之前就已经基本上接受了基督教信仰，经过长达三个多世纪的“黑暗时代”的磨蚀，关于古典文化的记忆也早已变得模糊不清，并且以一种扭曲的形式被融合进基督教的思想体系之中。
公元800年查理曼帝国的建立标志着"黑暗时代"的结束，西方文化开始逐渐恢复元气，并且曾一度出现了所谓的“加洛林王朝的文艺复兴"。但是这种"文艺复兴"的征象仅仅是针对蛮族入侵的那几个蒙昧世纪而言的，它的水平且不说与希腊文化相比，就是与罗马文化相比也是望尘莫及。如果说罗马文化是对希腊文化的拙劣模仿，那么加洛林王朝的文艺复兴则是对这种拙劣模仿的拙劣模仿。而且这种由查理曼大帝强制推行的文化复兴工作仅限于保存"圣诗篇、乐谱、赞歌、年与季的计算及文法等"最基本的知识，编写传统的经文抄本和鼓励建立教会学校，等等。霍莱斯特强调："'加洛林文艺复兴'一词很容易引起误解，查理曼时代没有产生纯正深奥的思潮，缺少创新的哲学或神学体系，也没有托马斯·阿奎那或利奥纳尔多·达·芬奇，如果我们按照通常字义上的概念，探求‘文艺复兴’，必将感到失望。加洛林时代，学术水平提高极少而退化甚多：应从无知的深渊中挽救欧洲大陆文化以免湮没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1【美】C.沃伦·霍莱斯特著，陶松寿译：《欧洲中世纪简史》，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92页。因此，所谓“加洛林王朝的文艺复兴”充其量不过是把处于普遍文盲状态中的欧洲提高到小学生的水平而已。
这种最初的文化复兴工作虽然是由查理曼帝国的统治者们推动的，但是使欧洲文化免于湮灭的主要功劳还是应当归于基督教会，正是由于基督教会在普遍蒙昧的“黑暗时代"保存了古典文化的火种（虽然是以一种歪曲的方式保存的），才使得蛮族统治者的文明教化成为可能。人们以往过多地把眼光投注到基督教文化对于古典文化的退步方面，而忽略了基督教文化对于蛮族文化的进步方面。如果说西欧在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的那几个世纪里陷入了一片鸿蒙未辟的愚昧状态，这并非基督教的过错，而是蛮族入侵的结果。但是将蛮族从普遍的蒙昧状态中带入文明生活，使欧洲文化不至于因为一场蛮族入侵的浩劫而彻底湮灭，这却是基督教的历史功绩。
在中世纪，当做为侵略者而入主西欧的日耳曼蛮族们试图用从北方森林中带来的野蛮习俗替代罗马世界的文明制度时，是基督教会这个唯一的有教养的教师，以上帝的名义把被扭曲了的古典文化因子注入到蛮族的体内，从而使后者逐渐放弃原始的野性，慢慢走上了文明化的道路。
在西欧封建社会中，从王公贵族到平民百姓都把基督教信仰当做至高无上的真理来加以维护，基督教的基本精神——唯灵主义深入人心，灵肉二元论的世界观成为一种普遍性的观念。人们虽然在实践上并不一定都奉行严格的禁欲主义生活态度，但是在内心深处对于上帝创世、亚当堕落（"原罪"）、基督救赎、末日审判、灵魂不死等基本信条却是深信不疑的，而且确确实实对燃烧着硫磺之火的地狱景象怀着深深的恐惧，对光明圣洁的天国理想怀着无限的憧憬。从国家的行政事务到个人的日常生活，事无巨细均打上了基督教信仰的深深烙印。科林·莫里斯对此论述道∶
在幅员辽阔的欧洲大陆，多数人自幼就受洗，他们对有别于自身的其他崇拜模式一无所知。因此，他们的宗教在本质上具有崇拜性—认为教会通过祷求所获得的受到上帝护佑的权力高于一切。对于基督教来说，只有在上帝的干预下，人类的日常事务才能得以进行——政府依靠以上帝名义宣誓就职的国王行使职权；社会公义得到记载着上帝决定的神裁法的保证；人们治愈疾患有赖于教会圣徒或行医者所赋予的力量和法术；修道士和神父的职责是向上帝祈求，而平信徒的责任则是通过慷慨解囊来维持他们的生活。坎布雷的奥多主教1113年在总结上述看法时说：“我们在祭祀中祈求上帝保佑我们的家园不要遭受火灾，庄稼免受旱灾和暴风雨的侵害，家畜不受疾病的摧残，其他的一切安然无恙。”2【英】约翰·麦克曼勒斯主编，张景龙、沙辰等译：《牛津基督教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8页。
这种凌驾一切、控制一切的基督教信仰是与贫穷困顿的经济状况和愚昧无知的文化素质相适应的。中世纪的西欧人在物质生活方面并不抱有太多的奢望，这一方面是由于基督教教义对于现实世界的贬抑态度所致，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长期停滞不前的生产力水平和封闭狭隘的文化视野极大地限制了人们的物质想象力。
中世纪的西欧人既不知道希腊罗马时期的奢侈生活，也不了解大唐帝国的长安和阿拉伯帝国的巴格达的繁盛景象，他们祖祖辈辈都生活在一种贫乏的物质条件之中，“他们习惯艰苦的生活，习惯暴力与动乱。在他们的哲学中，没有任何成分可以促使他们期望过一种与过去真正不同的生活。”3【美】布林顿、克里斯多夫、吴尔夫著，刘景辉译：《西洋文化史》第三卷，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版，第311页。因此，他们缺乏一种关于社会进步的观念。对于他们来说，只有一种情况可以彻底地改变世代相袭的生活方式，那就是天国中的生活景象；而在现世中，苦难、贫穷、暴力、动乱等“潘多拉的灾难”注定了要与生活永远相随。
这种无望的现世生活一方面使人们热切地渴望着彼岸的幸福，另一方面也使人们无奈地在苦中取乐，而在这两个方面，基督教都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基督教会和修道院一方面通过忏悔和祷告来引导人们的灵魂超越苦难的现实生活，向往光明圣洁的彼岸世界，另一方面也使得宗教活动成为平淡无味的现实生活中的唯一调味品。西欧封建社会的一般民众和绝大多数骑士、贵族都是没有受过教育的文盲（甚至连杰出的查理曼大帝也是一个目不识丁的文盲），唯一有教养的阶层是基督教的教士，而他们所受的教育基本上都是宗教方面的。因此，中世纪人们的精神生活远不如今天这样丰富多彩，他们的全部精神生活都与宗教活动密切相关。对于终日劳作的普通人民来说，参加定期举行的各种宗教活动是松弛、缓解疲乏的身体和紧张的神经的一副最有效的润滑剂。在彼此封闭的庄园社会中，修道院和教堂成为人们进行交流和集会的主要场所。那些宗教性的集会活动（包括各种宗教圣事和节庆活动）虽然充满了庄严肃穆的气氛和阴郁悲凄的情调，但是在严肃的宗教活动之余往往附带有一些娱乐性的插曲，如演出宗教剧和举行节庆游行等等。这些娱乐性的插曲尽管粗俗不堪，但是它却成为中世纪社会生活中最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娱乐活动，成为同样粗俗不堪的庄园农民和贵族、骑士们的情感调节剂和精神抚慰所。
汤普逊对修道院在中世纪精神生活中所扮演的这种重要角色评价道∶
在中世纪时代，寺院是独一的消息总汇，也是王公贵族在来到他们庄园时的唯一消遣场所。如果没有寺院，乡村生活在人们尤其是在劳动人们看来，将是一种凄凉的生活;就是，单纯而无希望的苦役、没有节日庆祝活动的斋期、没有娱乐或假日的工作这一回可悲的事"。在收获之后，在中世纪寺院里，常有一大群变戏法者、音乐师和有趣的游荡者来打破乡村里的沉闷单调的生活。当庄稼和果实收集之后，寺院和修道院常常是集会和演戏的场所;僧侣们演出神剧或神秘剧，而角力比赛和粗俗游戏使庄园农民获得娱乐。4 【美】汤普逊著，耿淡如译∶《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59~560页。
在中世纪，基督教会成为历史舞台上的唯一提琴手，它所演奏的那种交织着深重苦难和圣洁希望的微妙旋律，既反映了现实社会中人们的巨大的精神苦恼，也表现出人们对于理想世界的充满浪漫情调的奇思异想。由于基督教的唯灵主义理想和灵肉二元论观念的影响，中世纪的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越是苦难深重，他们在精神上就越是把虚无缥缈的天国景象想象得美妙无比。痛苦的现实反衬着幸福的彼岸，人间愈是黑暗悲惨，天国愈显光辉灿烂。这种强烈的反差表现在中世纪的一切文化作品中（尤其典型地表现在骑士文学和哥特式建筑中），并且培育了一种植根于基督教特有的“痛苦的极乐”的精神氛围之中的浪漫主义。
二、教会与大学
蛮族大入侵不仅破坏了罗马帝国的行政管理体系，而且也破坏了罗马时代的学校制度。在“黑暗时代”，西欧的世俗教育机构几乎荡然无存，基督教会虽然保留了古典文化的火种，但是在公元500—800年间，教会对蛮族进行文明教化的工作主要限于灌输基督教信仰，并未将世俗知识列入它的教育范围之内。到了“加洛林王朝的文艺复兴”时期，查理曼大帝才开始鼓励教会扩大教育内容的范围，从此以后，修道院、主教教堂和教区教会所设立的学校才开始承担起一般知识的教育职责。
在文化水平相对较高的意大利，早在9世纪时就已经出现了一批研究罗马法的专业学校，如帕维亚、罗马、拉韦那、奥尔良等地的学校，在其后的两个世纪里，米兰、里昂、维罗纳、曼图亚等地也出现了许多专业性的学校。11世纪在意大利的博洛尼亚产生了西欧第一个由专业性学校合并而成的多学科性质的学校（studiumgenerale），这种学校被称为“大学”（Universitas），它的原意是指一个法人组织的团体。最初，这种“大学”可以是一个雇请教师的学生法人团体，也可以是一个由教师组成的法人团体，它们通常都没有自己独立的教学场所，往往利用修道院或教堂的厅堂作为授课地点;学生宿舍（Colleges）有时也被用作教学，久而久之就演变为"学院"了。
早期的大学都是隶属于教会的，管理者是教堂和修道院的教士或僧侣，教师通常是地位较低的教士。大学教育奉行"有教无类"的原则，学生成分复杂，既有教会助祭等神职人员，也有平头百姓，但是一般的上层阶级（贵族和骑士）的子弟却很少接受学校教育，他们从小就学习战争和狩猎的技巧，对于宗教和世俗方面的知识都缺乏兴趣。学生无须经过入学考试，只要求具备一点点拉丁文基础，并且付给教师少许学费即可入学。穷苦的学生往往能够得到教会的资助，第三次拉特兰会议（1179年）就曾规定∶"为了使穷孩子不被剥夺读书与进修的机会，应该在每一座教会教堂拨出一笔足够的圣俸给专业教师，让他免费教授同一教堂的办事员和穷苦的学生。"5 【美】威尔·杜兰著，幼狮文化公司译;《世界文明史·信仰的时代》下册，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1273页。当然，实际情况是否如此，就很值得怀疑了。
大学教育的内容主要包括如下七种（即"七艺"）∶文法、修辞、逻辑（这三种被叫做"初阶部分"，trivium）、数学、几何、音乐、天文（这四种被叫做"高阶部分"，quadrivium）。拉丁文是教学的通用语言，也是学生们必须掌握的基本工具。在"初阶部分"中，文法不仅研究语法结构，而且更重视写作艺术，入门教材通常是《圣经》中的诗篇和各篇章，然后是早期基督教教父们的作品，最后则是古典的拉丁文学（如西塞罗、维吉尔、贺拉斯、奥维德等人的作品）。修辞学教授讲演的艺术，逻辑学则主要研究亚里士多德所奠定的形式逻辑。一个学生掌握了"七艺"之后，就可以去学习更加高深的专业知识，如法律、医学、艺术、哲学和神学等等。学生们在大学里学习四年或者五年的时间，通过答辩（由回答教授委员会的问题和进行公开辩论两部分组成），就可以获得学士学位，出任助教。如果他想进一步深造，在几年之后他可以获得博士学位，得到由教会颁发的博士证书，凭借这个证书他可以在基督教世界的任何一所大学里执教。
由于教会的保护，大学可以免受世俗政权的干预，享有极大的自由权利。教师和学生如果犯了罪，可以不受世俗法庭的审判，由教会法庭来处理。"到了13世纪，学者的事业已被公认为是中古社会组织中的重要一环。中古社会对政府的职务、教士的职务与学者的职务有各种不同的名称，政府的职务称作'政务'（imperium），教士的职务称作'教务'（sacerdotium），学者的职务称作'学务'（studium）。学者的地位与官吏、教士鼎足而三了。"6【美】布林顿、克里斯多夫、吴尔夫著，刘景辉译∶《西洋文化史》第三卷，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版，第268页。在中世纪的全盛时期（12、13世纪），在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的几乎每一座较大的城市里都建立了大学，其中法国的巴黎大学和英国的牛津大学成为全欧洲最著名的大学。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最著名的哲学家，如阿伯拉尔、托马斯·阿奎那、罗吉尔·培根、邓斯·司各特、威廉·奥康等，都曾在巴黎大学的讲坛上讲学;而牛津大学则为欧洲贡献了中世纪最杰出的实验科学家罗吉尔·培根和宗教改革运动的伟大先驱威克里夫。
13世纪托钵僧团的出现进一步推动了欧洲大学的发展，虽然法兰西斯修会和多米尼克修会构成了罗马教廷镇压异端运动和组建宗教裁判所的中坚力量，但是它们也为促进欧洲的大学教育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3、14世纪许多重要的经院哲学家均属于托钵僧团，如海尔兹的亚历山大、波纳文图、大阿尔伯特、托马斯·阿奎那、罗吉尔·培根、邓斯·司各特、威廉·奥康等。他们既是当时最具有权威性的神学家，也是精通"七艺"的博学之十。他们不仅占据了基督教神学的制高点，而且也占据了欧洲各著名大学的讲台。从1217年开始，多米尼克修会和法兰西斯修会的经院哲学家们就被派往巴黎大学、博洛尼亚大学、牛津大学等重要的学校，并且参与了一些新兴大学的创建工作，成为在中世纪大学的理智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家。由于罗马教廷对大学教育的重视71225年教皇亚历山大四世在支持托钵僧团的通谕《好像树木的生命》一文中，明确地表示∶"巴黎各学校的科学在教会中，好像生命树在地上乐园那样，是灵魂之殿堂中一盏光芒四射的明灯……正是在巴黎，因原罪而残废、因无知而盲瞎的人类，才通过神圣科学发出的真正光明的知识，恢复了自己的视力和美貌。"，直接推动了13世纪欧洲文明的复兴事业，使其最终摆脱了蛮族文化的蒙昧阴影，完成了基督教教义与古典文化之间旷日持久的融合过程。道森指出∶"事实上，大学的创建和新兴宗教修会的形成，同样构成了中世纪教廷为基督教文明的智慧组织所作的意义深远的设计，并成为历史上规模恢弘的文化规划的最杰出例证之一。"8克里斯托弗·道森著，长川某译∶《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27页。
尽管欧洲的大学最初是从教会的母体中产生的，但是它后来却成为孕育、传播新思想的温床。当初罗马教廷和托钵僧团扶持大学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们相信推广教育是对抗异端的有力手段。然而到了13世纪以后，欧洲几乎所有的异端思想都是在大学中茁壮成长起来的。无论是彼特拉克、伊拉斯谟等人文主义者，威克里夫、胡斯、马丁·路德等宗教改革家，还是哥白尼、布鲁诺、塞尔维特等具有新思想的科学家，都是从欧洲的大学中吸取最初的精神养料的，有些人甚至把大学当做反对教会的坚固堡垒。随着民族国家的崛起，法兰西、英格兰的王室政府也利用大学作为与罗马教廷相抗衡的重要工具，从大学教授那里获取反对教会干预的法律依据。威尔·杜兰这样评价大学在西方文化中的重要历史作用：
大学制造了一批缔造法国君主政治的能干的行政人员和律师，一些领导基督教进入理性之海的哲人，以及一些敢用欧洲方式思考的教皇。大学使得西方人的智慧更为敏锐，产生了一种哲学的语言，使得学习成为值得尊重的活动，并结束了胜利的野蛮人智慧发展的青春期。9【美】威尔·杜兰著，幼狮文化公司译：《世界文明史·信仰的时代》下册，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1294页。
三、中世纪的哲学
与中世纪的其他文化形态一样，哲学也深受基督教信仰的影响，而且由于哲学所探讨的问题本身就具有形而上学的特点，因此哲学与基督教神学的关系比其他任何学科与神学的关系都要更加密切。罗马帝国时期的希腊教父奥利金认为，哲学和几何学、音乐、文法等一样，都不过是"神学的婢女"；而同时代的另一些教父则认为，基督教本身就是真正的哲学，它比任何哲学都更全面、更真实地表达了真理。与希腊哲学不同，中世纪的西方哲学，无论是早期的教父哲学还是后来的经院哲学，从来就没有获得过独立的地位，它所讨论的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地关系到基督教的基本信仰和教义。因此，哲学家们的抽象思想如果不能成为正统基督教信仰和教义的理论根据，就一定会成为滋生各种异端观点的温床。
基督教既然把唯灵主义和灵肉对立当做自己的精神实质，它在哲学上就必然会对应于一种唯心主义的观点，即把精神看得比物质更加具有根本性，从而把作为精神对象的概念世界看得比作为感官对象的现象世界更加本质和真实。这种唯心主义观点在希腊哲学中可以找到最典型的表达，这就是柏拉图 的"理念论"。基督教的理想是圣洁的天国，而天国绝非感官可以感觉到的，它只存在于信仰者的精神中。耶稣曾对法利赛人说∶"上帝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上帝的国就在你们心里。"10《圣经·路加福音》，第17章，第20~21节。由此看来，通过经验的观察甚至理性的推理都不可能把握基督教的真理，唯有诉诸神秘的信仰才能窥见基督教的神圣奥秘。
基督教哲学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早期的教父哲学和后期的经院哲学（以公元11世纪为界）。事实上，教父哲学并非中世纪的产物，它在罗马帝国时期就已经形成气候，并且奠定了基督教教义的理论基础。教父哲学作为基督教最初的哲学形态，它所面对的是古典文化的理性背景，因此在产生之初，教父哲学就以强调超理性甚至反理性的神秘信仰作为基本特点。对于崇尚现世功利和讲究物质享受的罗马人来说，基督教所宣扬的那些观点——道成肉身、三位一体、死而复活、末日审判等等，无异于痴人说梦，是经验理性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的。然而，惟其如此，教父哲学家们才更要坚持那世俗眼光所不能理解的神圣真理。著名的拉丁教父德尔图良宣称∶"上帝的儿子死了，正因为这是不合理的，所以才是可信的，他死而复活了，正因为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是完全肯定的。"11德尔图良∶《论基督肉身》，转引自苗力田、李毓章主编∶《西方哲学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4页。这段话后来被简略地表达为∶"正是因为其荒谬，所以我才相信。"教父哲学所探讨的问题主要在于上帝论、基督论和人性论这三个方面，在这些问题上，教父哲学最后达成的正统观点往往都具有超理性或反理性的神秘色彩，如三位一体、基督神人二性联合而互不混淆、原罪与救赎、上帝的预定和拣选等等。这些正统性的教义都与死而复活的教义一样，既不能为理性所理解，也不能被经验所证实。
教父哲学具有浓重的新柏拉图主义的神秘色彩，它的基本特点是用神秘的信仰来超越和排斥理性。这种特点既适应了基督教反对古典文化的时代要求（用信仰来反对古典文化的理性，是与用道德主义来反对罗马的功利主义、用禁欲主义来反对罗马的纵欲主义、用唯灵主义来反对罗马的物质主义相一致的），也符合基督教对蛮族进行精神净化和道德教化的历史使命。到了11世纪以后，随着西欧社会的文化复兴，遭到贬抑的理性精神又开始重新萌发;而且由于与阿拉伯世界的频繁接触，曾一度在西欧销声匿迹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又通过西班牙和君士坦丁堡流回基督教世界。在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影响下，基督教哲学对于理性的作用越来越予以重视，结果就导致了经院哲学的产生。
经院哲学（Scholasticism）通常又被称为繁琐哲学，它因讲究繁琐的形式逻辑论证而得名。在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例子有安瑟伦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托马斯·阿奎那关于上帝存在的宇宙论和目的论证明，以及其他不太有名气的哲学家们对于一些极江气其无聊的问题，例如天堂里的玫瑰花有没有刺、亚当和夏娃有没有肚脐眼，等等问题的繁琐论证。这些逻辑论证就其内容来说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上帝、天堂以及亚当、夏娃等等都只是信仰的对象，关于他（它）们的任何具体特性（包括存在本身）的描述都只能是想象的结果，既不能在经验的范围内加以直观，也不能在理性的范围进行证明。对于这些信仰对象进行理性的逻辑论证，就如同用磅秤来衡量精神一样荒谬。但是从形式上来看，经院哲学的这种做法却培养了一种理性的精神，即通过逻辑的论证而不是单凭狂热的信仰来确定真理，这种注重逻辑证明的做法无疑为近代理性的勃兴埋下了最初的种子。经院哲学本来想用理性来加强信仰，安瑟伦曾明确地表示，“基督徒应该由信仰进展到理性"。他说："当我们在信仰上有了根基之后，如果我们对所相信的不努力追求进一步的理解，就未免是一大缺陷。”12安瑟伦：《神何故化身为人》，载《中世纪基督教思想家文选》，金陵神学院托事部、基督教辅侨出版社1962年版，第208页。且他正是在这种信念的推动下，才运用逻辑来证明那个千百年来一直被基督徒确信不疑的上帝存在的问题。但是令人尴尬的是，事情发展的结果与经院哲学家们的初衷正好相反，用理性来证明信仰的做法无意之中为信仰挖掘了坟墓，作为工具的理性逐渐地成长为目的本身，而信仰反而被湮没在理性的精神之中了。理性精神与宗教信仰原本就处于尖锐的矛盾之中，经院哲学用理性来加强信仰就如同罗马教会用大学教育来消除异端思想一样荒唐可笑，其结果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当然，在经院哲学中，理性还并没有取代信仰的绝对权威，对于许多基本的教义和信条（如三位一体、死而复活等），经院哲学仍然付诸于信仰和启示。即使是用理性来加以论证的那部分教义和信条，也不过是做些表面文章而已。在这方面，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泰斗托马斯·阿奎那关于上帝存在的一系列证明就是典型的例子。在进行这些证明之前，托马斯·阿奎那对于他所要证明的结论——上帝存在，早已深信不疑了。因此罗素认为托马斯·阿奎那缺乏苏格拉底那种探索真理的精神，他的那些所谓证明与其说是哲学，不如说是诡辩13参见【英】罗素著，何兆武、李约瑟译∶《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562页。。
在经院哲学中，也包含着一些积极的因素，特别是在一些唯名论哲学家的思想中，表现了对基督教正统观念的批判精神。唯名论与实在论关于"共相"问题的争论是中世纪基督教哲学中唯一具有真正哲学味道的问题，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共相"（即逻辑上的"种"和"属"）到底是先于和独立于个别事物而存在的，还 是只能寓于个别事物之中（或者仅仅存在于人们的理智之中）。这个问题虽然是一个纯粹的哲学问题，但是它却关系到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实在论（安瑟伦和托马斯·阿奎那均属于这一派）认为，"共相"从根本上来说是先于和高于个别事物的，唯名论（在这一阵营中有洛色林、阿伯拉尔、罗吉尔·培根、邓斯·司各特和威廉·奥康等著名哲学家）则认为，只有个别事物是实在的，"共相"不过是一个名词、一个概念或一种寓于个别事物之中的性质，它不能独立于个别事物而存在。在唯名论的观点中包含着极其危险的异端因素，它从根本上动摇了基督教的正统教义和罗马教会的权威。因为，如果“共相”不是实在的，那么在圣父、圣子、圣灵之外就不再有一个一般性的上帝实体，在每个人所犯的本罪之外也不存在一个一般性的“原罪”，在“圣餐”中只有具体的酒和面包而没有基督实体的临在，甚至连自称"圣教会"的罗马天主教廷也不再具有高于各个地方教会的普世性权威。由此可见，唯名论对于“共相”的实在性的否定必然会在宗教神学上导致古已有之或者即将产生的种种异端思想，例如关于上帝问题的“三神论”、关于原罪问题的贝拉基主义、关于圣餐问题的“象征说"，以及否定罗马大公教会权力的阿尔比派异端14“三神论”是中世纪初期的一种异端学说，该学说认为圣父、圣子、圣灵都是上帝，是三个实体，并非同一实体的三个位格。贝拉基主义是5世纪初由不列颠隐修士贝拉基所倡导的神学学说，贝拉基认为亚当夏娃所犯的罪应该由他们自己负责，不能遗传给子孙，故而不存在“原罪”问题，该学说遭到了奥古斯丁的猛烈抨击。“象征说”是16世纪瑞士宗教改革运动领袖茨温利关于圣餐的一种观点，茨温利认为，在圣餐中基督的实体并没有变为酒和面包，圣餐只具有一种象征意义，使信徒们在精神上怀念基督。阿尔比派是11、12世纪盛行于法国南部和意大利北部的一个基督教派别，该派反对罗马天主教会的绝对权力，要求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权利，13世纪时遭到英诺森三世和法国国王的联合镇压。，等等。正因为如此，唯名论思想在基督教哲学中一直处于受压制的状态，而实在论的观点则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哲学思想。尤其是托马斯·阿奎那，成为自奥古斯丁以来最重要的基督教哲学家，他的思想后来被罗马教会确定为天主教的官方神学和哲学。
四、骑士文学与哥特式建筑
在用基督教的唯灵主义圣水浇灌的蛮族文化园圃里，生长出来一支绚丽夺目的花朵，这就是在中世纪骑士文学中所表现的那种忠诚、勇敢、高尚、纯洁的骑士精神（Chivalry）。中世纪的骑士阶层是一个居于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社会集团，和贵族一样，骑士的身份通常是由其家世和血统而决定。他们扮演着世俗统治者的军事保护人的角色，常常因为出色的忠诚和勇敢而上升为贵族阶层，因此许多贵族同时也是骑士。骑士的前身是蛮族统治者的军事仆从——武士（Knight），这些武士最初是非常粗野的，在他们的身上打上了北方蛮族骄横暴虐的深深烙印，但是对于他们的首领，武士却表现出极强的忠诚精神。当他们皈依基督教之后，他们就开始把这种忠诚精神转向了上帝。
加洛林王朝建立以后，粗野的武土集团逐渐发展演变为骑土阶层，并且由于基督教的教化作用而变得日益文雅化。特别是在十字军东征的时代，骑士阶层被注入了新的精神，这种新精神与基督教的理想密切相关。在十字军东征过程中出现了庞大的基督教骑士团，这些骑士团构成了世俗社会与教会之间的一座桥梁。基督教的骑士们胸怀着崇高的宗教理想，为了从异教徒手中夺回圣寝而进行殊死战斗。这时在骑士身上表现出来的已不仅仅是对世俗首领（国王）的忠诚，而且更有一种对天国首领（上帝））的虔敬。骑士不仅是一位视死如归的英雄，而且也是一位虔诚高尚的殉道者。这些新赋予的宗教和道德方面的美德（如宗教虔诚、扶弱济贫等等），与武士集团原有的忠诚、勇敢和珍视荣誉等精神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基督教文化中的骑士理想或骑士精神的基本内容。
当条顿骑士团把古老的骑士理想置于宗教光环的笼罩之下时，在法国南部的封建社会中，出现了一种世俗的骑士理想。这种新兴的骑士理想专注于罗曼谛克的爱情和高雅优美的言行，它构成了中世纪盛期骑士文学的主要内容和基本格调。这种充满了浪漫情调的南国骑士风度虽然与基督教条顿骑士团的刻板严苛的作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是它很快就把基督教的唯灵主义思想融入自身之中，从而创造了一种圣洁的理想爱情模式。
这种最初源于蛮族武士的粗鲁野性、后来却在基督教的熏陶之下变得文明高雅的骑士精神，成为中世纪盛期文学作品讴歌的主要对象，其结果就产生了名噪一时的骑士文学15这里所说的骑士文学是指包括中世纪英雄史诗、民间歌谣、骑士传奇和骑士抒情诗在内的广义的骑士文学， 即一切以骑士或骑士的前身（民间英雄）为故事主人公的中世纪文学作品。。骑士文学的题材大多来自日耳曼人、凯尔特人和诺曼人的民间英雄传说，如日耳曼英雄史诗《贝奥武甫》、《罗兰之歌》、《尼伯龙根之歌》，反映北欧神话与英雄传说的"埃达"和"萨迦"叙事系列，以及在凯尔特人中间广泛流传的关于亚瑟王的传奇故事。此外也还掺杂着一些源于古代异教世界的英雄传说。但是这些古代或中世纪的民间故事在骑士文学中已经按照基督教的基本精神作了很大的修改，骑士文学把民间传说中的种种离奇古怪的经历（其中特别是关于英雄与毒龙或恶魔战斗的故事）与基督教的虔诚精神以及对理想女性的"罗曼谛克的爱情"（romantic love）联系在一起，从而培养了一种富于幻想和怪诞色彩的浪漫情调，即罗曼谛克（或罗曼斯）情调。
海涅曾将骑士称为"受到基督教灵化的蛮力"在中世纪表现出来的"最稀奇的现象"。由于受基督教信仰的濡染，骑士们虽然仍然保留着为荣誉而献身的英雄气概，但是在其他方面却变得越来越文质彬彬了。优美典雅的礼仪逐渐掩饰了豪放不羁的举止，对理想女性的赞美和爱恋成为对君王的忠诚和对上帝的虔敬之外的第三个主题。武士的忠诚勇敢、基督徒的谦恭虔敬，以及对理想中的女性的纯洁爱情，这就是骑士文学中所表现的骑士的三大美德。一个优秀的骑士应该既是一个视死如归的战士，又是一个谦卑虔诚的基督徒，同时也是一个行为高尚的情人。这些崇高美德以一种理想的方式表现在中世纪的骑士文学中，从而演绎了一幕幕令人潸然泪下的浪漫故事。
基督教培育的骑士精神对于近代法国上流社会的行为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无论是在法国古典主义的戏剧中，还是在大仲马等人的传奇小说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中世纪骑士的身影，这些身影成为巴黎的贵族们极力仿效的榜样。个人英雄主义和热忱的献身精神、强烈的荣誉感（它导致了贵族阶层中盛行的决斗风气）、对妇女的尊重和罗曼谛克的爱情、对弱者的同情和侠肝义胆，以及讲究仪表潇洒和言辞文雅的风气，这一切近代的贵族风范都是中世纪骑士精神在法国的产物，并且从法国扩展到整个欧洲。
苦难的现实与圣洁的理想之间的巨大反差，构成了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最惊心动魄的一幅景象。骑士文学中所展现的纯洁高尚的骑士精神恰恰是在最污秽贫瘠的现实土壤中盛开出来的，也许正是由于那种令人绝望的现实生活，才产生出了如此一尘不染的圣洁理想。本杰明曾经说过∶"正是因为失望，我们才被赋予了希望。"
然而，中世纪基督教精神的最典型的表现形式还不是骑士文学，而是哥特式建筑。这种惊天地、泣鬼神的艺术杰作能够一下子把人的灵魂带入到彻心透骨的谦卑和深沉悲切的忏悔之中，从而充分显示出基督教唯灵主义的巨大精神魅力。
"哥特式"（Gothic）一词最初源于哥特人，中世纪初期的人们用这个词来形容一切野蛮、陈旧和丑恶的东西。然而到了12世纪以后，哥特式艺术——它的最高成就表现在哥特式教堂建筑中，作为一种熔铸了浓厚的基督教唯灵主义意韵的新颖形式，成为风靡欧洲的高贵典雅的艺术风格。现今在西方仍然屹立着的许多气势恢弘的大教堂，如巴黎圣母院、亚眠大教堂、兰斯大教堂等等，都是哥特式艺术的杰作。哥特式艺术的产生和发展最充分地体现了精神对物质、基督教唯灵主义对粗野的蛮族文化的制服过程，它以一种凝固化的形式形象地反映了中世纪西欧人内心深处汹涌激荡的宗教感受。在哥特式建筑的典型作品——天主教堂中，不仅是那高耸入云的尖顶、充满了怪诞和夸张特点的巨大肋拱、五光十色的花窗隔屏，甚至连每一块石头、每一片玻璃和每一个精雕细琢的局部都在宣扬着基督教的彼岸精神和灵性理想。海涅形象地描写道：
我们在教堂里感到精神逐渐飞升，肉身遭到践踏。教堂内部就是一个空心的十字架，我们就在这刑具里走动；五颜六色的窗户把血滴和脓汁似的红红绿绿的光线投到我们身上；我们身边呜呜地唱着丧歌；我们脚下满是墓碑和尸骸，精神沿着高耸笔立的巨柱凌空而起，痛苦地和肉身分裂，肉身则像一袭空乏的长袍扑落地上。从外面来看，这些哥特式的教堂，这些宏伟无比的建筑物，造得那样的空灵、优美、精致、透明，简直叫人要把它当做大理石的布拉邦特花边了：你这才真正体验到那个时代的巨大威力，它甚至能把石头都弄得服服帖帖，石头看来都鬼气森森地通灵会意似的，连这最顽强的物质也宣扬着基督教的唯灵主义。16 【德】亨利希·海涅著，张玉书译：《论浪漫派》，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6～17页。布拉邦特是比利时的一个行省，盛产精美的花边。
哥特式建筑是从罗马式建筑（Romanesque）中发展出来的，但是在形式上它却与罗马式建筑有着巨大的差别，二者代表着迥然不同的精神气质。罗马式教堂出现于“黑暗时代”，盛行于11世纪和12世纪初期，它的前身是古典的罗马会堂建筑（basilica），即一种有着圆顶大厅和圆形拱门的建筑物。罗马式教堂的建筑构件以圆拱为主，整个建筑结构坚固厚实、四平八稳，强调整齐壮观和粗犷有力，显示出一种凝重威严的精神气质。"罗马式建筑尽管有其多样化的特征，而主要是表达早期基督教信念的庄严性及武功歌的粗犷力量;相反的，哥特款式却富于戏剧性，高耸云端，引人入胜，它含有人们所向往的高度浪漫色彩的意境。"17 【美】C.沃伦·霍莱斯特著，陶松寿译∶《欧洲中世纪简史》，，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86页。
哥特式建筑以纤巧华丽的艺术风格和怪诞夸张的浪漫气质而著称于世，它的整个建筑风格、色彩配置和内部雕镂，都是为了烘托一个基本思想，这就是空灵幽邃的天国理想;都是为了激发一种感受，这就是深沉痛悔的罪孽意识。哥特式教堂就是一个向信仰者敞开的"天国的窗口"，透过令人目眩神迷的斑斓花窗，上帝正在把他那慈爱的目光投向诚惶诚恐的崇拜者;而在教堂正中高耸的十字架上，基督痉挛的肌躯和痛苦的面容又不由分说地把人们的灵魂带入了无尽的痛悔之中。这是一个巨大的精神与肉体的分离器，在充溢于教堂空间的绝望与希望、悔罪与祈求相互交织的矛盾氛围里，精神在自我超越的迷狂中摆脱了肉体的羁绊，上升到光辉澄明的天国。在经历了这样痛心疾首的忏悔之后，当人们从教堂中走出去时，他的灵魂无疑已经在这座哥特式的"炼狱"中经历了一次脱胎换骨式的净化过程。（图2-53）
哥特式建筑构成了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标志性成就，它一方面典型地反映了基督教崇高典雅的圣洁理想，另一方面又表达着世俗社会躁动不安的痛苦现实。它那纤巧怪诞的艺术形式将玉洁冰清的唯灵主义理想与苦难深重的禁欲主义生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以一种"痛苦的极乐"方式宣扬着基督教的救赎福音。在充满了卑污的物欲的世俗世界里，哥特式教堂就如同一座承担着崇高使命的人间炼狱，艰难而痛苦地从事着净化灵魂的神圣工作。"从发展的普遍看，哥特式建筑的确表现并且证实极大的精神苦闷。这种一方面不健全，一方面波澜壮阔的苦闷，整个中世纪的人都受到它的激动和困扰。"18【法】丹纳著，傅雷译;《艺术哲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页。
重点与难点∶
1.基督教信仰对于中世纪西欧精神生活的重要影响。
2.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精神特征。
思考题∶
1. 基督教会对于促进中世纪文艺复兴具有什么重要作用?
2.西欧早期的大学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3.如何从中世纪骑士文学和哥特式建筑中理解基督教文化的基本精神?
参考书目∶
1.克里斯托弗·道森著，长川某译;《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2.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著，夏继果译∶《12世纪文艺复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3.周煦良主编∶《外国文学作品选》第一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4.丹纳著，傅雷译∶《艺术哲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