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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基督教与西欧封建社会
一、西欧封建社会的经济状况
在日耳曼人入侵期间，意大利和高卢的城市面临着巨大的威胁。由于帝国本身已经岌岌可危，无力保护这些城市，在这种情况下，贵族们纷纷迁入自己的乡村别墅，让庄客、士兵、佃农和奴隶们居住在四周，形成了一个狭小而坚固的军事堡垒，用于自我防范。由于罗马帝国的崩溃，这种最初只是为了应急的社会组织形式就被固定下来了，成为在经济上自给自足、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拥有相当大的独立权力的社会基本单元。另一方面，当日耳曼蛮族完成了对罗马帝国的瓜分和蚕食之后，蛮族首领也将占领的土地作为"封邑"（或"采邑"）赏赐给有功的将领，而这些将领又进一步将自己的"封邑"再分封给自己的部属，从而逐渐形成了中世纪的封建制度。
中世纪西欧的封建制是一种名副其实的封建制，它由"宗主"（suzerain）或"领主"（lord）与"封臣"（vassal）之间的层层分封的金字塔形结构所组成。封建领主（往往是国王或大贵族）把封邑以及封邑上的经济、政治、司法权力赏赐给封臣，作为回报，封臣必须对领主宣誓效忠，并且对他尽一定的义务。这些义务包括为领主提供军事上的援助、经济上的捐资以及道义上的忠诚。当然，领主也有义务保护封臣的安全和各项权利。就此而言，"封建制度是一个人对一个上级的人的一种经济上的臣服与军事上的效忠，以便换取经济上的组织与军事上的保护"。1【美】威尔·杜兰著，幼狮文化公司译∶《世界文明史·信仰的时代》中册，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773页。
"领主"与"封臣"之间的关系是相对而言的，国王作为最大的领主把土地分封给公爵、侯爵、伯爵等大贵族2公爵（duke），源于拉丁文dux（统帅），原为罗马行省军事长官的称号。在法兰克王国中，公爵最初为国家官吏，在封建时代成为国王之下最大的封建领主，领有公国，近代王权结束了封建状态之后，公爵成为贵族的最高爵位。侯爵（marquis），源于日耳曼语mark（边区），原为查理曼帝国具有全权的边区长官，封建时代为独立的大封建领主，近代则成为介于公爵与伯爵之间的贵族爵位。伯爵（count，英国为earl），源于拉丁文comes（郡守），最初为罗马帝国皇帝任命的具有财政、司法和军事权力的行政官吏，在封建社会中成为割据一方的封建领主，近代也成为一种贵族爵位。，后者又把自己的封地进一步分封给通常被称为子爵或男爵的较小贵族3子爵（vicomte，英国为viscount），亦称副伯爵，是法兰克王国辅助伯爵进行行政管理的副手，中世纪时亦为封建领主，近代成为介于伯爵与男爵之间的贵族爵位。男爵（baron），11世纪以后依附于国王和大封建主的封建贵族，近代成为最小的贵族爵位。，而这些较小的贵族还可以再将自己的封地赏赐给骑士4骑士（knight），最初为蛮族王国的武士，公元8世纪在反对阿拉伯人入侵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一个独立的封建阶层，不同于古罗马时代的骑士（equites）。骑士是封建时代最低的统治阶层，，他们以服骑兵军役为条件，从国王和大封建领主那里获得封地，其身份与贵族一样可以世袭。14世纪以后枪炮在战争中的运用使骑士阶层日趋没落，一部分骑士则逐渐升为贵族。"骑士"作为一种荣誉封号，至今仍为一些西方国家所保留。。每个封臣一旦得到了一块封邑，他同时也就获得了由国王所赐予的"豁免权"。
"豁免权是指世俗贵族或教会贵族的领地不受国王代理人的管辖。它的必然结果是贵族本人成为行使公共权威的真正独立的领主，他只在名义上服从国王的统治。"5【美】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菲利普·李·拉尔夫著，罗经国、沈寿源等译;《世界文明史》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8页。这样就使得封建领主在自己的封邑内拥有了绝对的经济、政治统辖权，而这种层层分封的土地制度则在西欧形成了一种金字塔结构的封建关系。
在这种封建关系中，国王名义上拥有封邑的所有权，封臣只具有租借权，但是实际上封臣在封邑中拥有绝对的权力，到了11世纪以后，一些大封建领主——如法国的阿奎丹公国、诺曼底公国、德国的萨克森公国、巴伐利亚公国的诸侯们的权力甚至超过了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一些大权旁落的国王们常常带领一批随从到各个封地中"乞讨"为生。而作为这个封建关系金字塔的地基而支撑着整个塔身的，就是封邑中的农奴，这些农奴绝大多数都是由丧失了土地而不得不依附于封建领主的自由民沦落所致。封建制度下的农奴不同于罗马社会中的奴隶，奴隶在罗马是"会说话的工具"，奴隶主对其拥为生杀予夺之权。封建制度下的农奴对于领主没有人身依附关系，而且由于农奴也具有灵魂，也是基督教徒，所以其生命权利具有一定的保障。但是农奴却被紧紧地束缚在土地之上，没有经济上的自由权利。农奴与领主之间的关系靠一种"庄园契约"来维系，这种契约规定农奴必须承担种类繁多的义务，向领主提供各种税金、劳役、兵役乃至出让某些基本的人权（如"初夜权"等）6威尔·杜兰列举了农奴必须承担的17种义务，从这些义务中可以看到农奴的繁重经济负担和悲惨生活状况。详见【美】威尔·杜兰著，幼狮文化公司译∶《世界文明史·信仰的时代》中册，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776~778页。;而领主的责任则是为农奴提供军事上和法律上的保护，并且允许农奴耕种他的土地。封邑（feudum or fief）基本上是一个政治性的单位，与之相对应的经济性单位就是庄园（manor）。一个封邑可以是一个庄园，也可以包括许多个庄园，封臣对于他所拥有的庄园具有完全的政治、经济和司法权力。在庄园中一切基本的生活必需品都是自给自足的，对于庄园中的成员来说，他们的一生，除了为封建领主服兵役而参加战争之外，几乎都是在庄园内度过的。每个庄园中不仅有大量务农的农奴，还有铁匠、鞋匠、纺织工和木匠等各种手工劳动者，甚至还有一位或几位神父，负责日常的宗教事务。
这种"小而全"的庄园构成了西欧封建社会的基本经济单元，在法兰克王国以及后来的神圣罗马帝国和法兰西、英格兰等王国的境内，这样的庄园数以万计。封建制的这种分散而相互闭塞的经济结构，不仅构成了中世纪西欧社会分崩离析的政治格局的经济基础，而且也为基督教会在精神上的专制统治提供了便利条件。
随着基督教在中世纪成为整个西欧社会唯一的宗教信仰，教会所扮演的角色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经济方面，教会从穷苦人的精神抚慰所变成了最富裕的庄园主。在封建制度中，除了世俗贵族和骑士所占有的大大小小庄园之外，基督教会和教士们也拥有了自己独立的经济来源。早在6世纪时，基督教会就根据《圣经》中关于农牧产品的十分之一"属于上帝"的说法，向信教的民众征收什一税。585年召开的马康宗教会议作出决议，凡拒绝缴纳什一税者，将受到驱逐出教的处分。779年，查理曼大帝在一项敕令中将缴纳什一税规定为法兰克王国的每一个居民应尽的基本义务。在该敕令的有关条款中这样写道∶
16.这样做是基督高兴的∶凡一切财库的收入，不论是由破坏和平或其他任何罚款以及国王一切收入，都应抽出十分之一，交给教会或教士。
17.同时，按照上帝的意旨，我命令每人都将自己的财产和劳动的十分之一捐纳给教会和教士。所有贵族、自由人或半自由人，都应从来自上帝的，拿出一部分还给上帝。7周一良、吴于雇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中古部分，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4~35页。
除了强行规定向教会缴纳什一税之外，查理曼还将大片新征服的土地分配给修道院和教会，连最偏僻的教区里的传教士，也分得了一套完整的住宅和一些农奴。在遗嘱中，查理曼又把自己所有财产的1/3留给了法兰克帝国境内21个教区的大主教。由于获得了大量的"赐地"，再加上对自由民土地的变本加厉的兼并，使得教会的经济势力越来越大。尤其是修道院经济，在接受国王"赐地"和兼并自由农民土地的过程中迅速膨胀，占据了大量的田地、森林、牧场、磨坊和葡萄园。
到了10世纪，修道院已发展成为西欧最大的庄园主，寺院经济基本上控制了整个西欧经济的命脉。许多大修道院占有成千上万处庄园，而且还在不断地扩张。修道院经济的崛起，最初是由世俗统治者——国王、贵族等人推动的，因为建造寺院在当时是一种有利可图 的投资形式。在宗教气氛笼罩着整个世俗生活的特定背景下，寺院一旦建成，就可获得大量善男信女们的捐资，而寺院的建造者们则可以从这些新增加的进款中分得一部分好处。而且在许多寺院中，实际的权力已经被那些以修道士自居的贵族子弟所控制。在兼并土地的过程中，寺院风纪的败坏与经济生活的发展是齐头并进的。修道士们最初尚能以基督教的三大信誓（即贫穷、贞洁和顺从）来自我约束，将清贫、节欲、勤劳和严肃的作风作为修道生活的座右铭。但是随着财富的日益增长，他们就不再亲身参加农业劳动，转而成为监督他们的世俗兄弟——-农奴进行劳动的监工。大量的庄园和挥霍不尽的进款使修道僧们逐渐堕落为社会的蛀虫，修道生活已经丧失了它的苦行、禁欲和自我磨炼的本义，成为暴发致富的最便捷的途径。修道运动的倡导者们曾经成功地抵制了罗马帝国的物质诱惑，然而当承袭他们衣钵的中世纪修道僧们面对着自己庄园中的物质诱惑时，他们就再也不能保持奥古斯丁、本尼狄克等人那样的殉道精神了。吉本转述了一个本尼狄克派修道院长关于遵守信誓的结果的坦率自白∶"我那清贫的誓言每年给我带来十万克朗;我那服从的誓言把我提升到一个君主般的地位"8参见【【英】罗素著，何兆武、李约瑟译∶《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464页。。
在中世纪，面对着世俗物质利益的诱惑，在修道运动内部也曾经不止一次地出现过改革的呼声，先后出现了克吕尼派、息斯特西安派和托钵僧团等锐意改革的修道团体。这些新兴的修道僧团或者要求重振教规和整饬修道制度，或者远离城镇到偏远地区去进行开疆垦荒活动，或者以不置恒产、乞食宣道的方式来标榜宗教虔诚。修道运动内部的这些改革活动在客观上曾经推动了中世纪西欧经济的发展，使得大片荒野变成了良田，但是它却并没有能够阻止修道院经济的膨胀势头。
那些新兴的修道僧团很快也在物质利益的诱惑下，开始重蹈老修道僧团腐败堕落的覆辙。到了13世纪以后，修道院不仅兼并了大量的土地田产，而且还控制了市场，在发展商业贸易和银行贷款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二、西欧封建社会的生活状况
分散封闭的庄园经济和落后的生产力使得中世纪西欧封建社会的生活水平处于非常低下的状况，对于绝大多数人口（农奴）来说，饥饿的问题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首要问题。营养不良使得大量的儿童早年夭折，疾病得不到有效的治疗，居住条件极其简陋和肮脏，中世纪的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于一种恶劣、贫乏的生活条件。威尔·杜兰对中世纪的农舍状况描写道∶
通常这些房子不只一个房间，常是两间;有一个烧木头的火炉，一个灶，一个捏面包的水槽，桌子及凳子，碗柜及碟子，家庭用具及壁炉的铁制柴架，大锅和锅钩，在底层近炉旁边，有一个以羽毛或稻草铺成的床垫，农奴及其太太与子女及过夜的客人，都杂七杂八相互取暖地睡在一起，猪和鸡在房内也有一席之地。家庭主妇在环境许可之下尽可能地保持清洁，但忙碌的农夫则视清洁为厌烦工作，就有故事说撒旦因不能忍受农奴的臭味而拒绝他们入地狱。9【美】威尔·杜兰著，幼狮文化公司译∶《世界文明史·信仰的时代》中册，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778~779页。
即使是王公贵族和高级教士阶层，其生活条件也颇为简陋，与罗马世界的奢华富丽和金碧辉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公元64年罗马城大火之后，尼禄命令他的建筑师们在废墟之上建造了一座"金宫"（或"金屋"），这座令穷奢极欲的尼禄也不得不感叹自己"终于开始像人一样地生活了"的富丽宫殿，以其景物交错的别致风韵和豪华艳丽的高雅气氛而著称。苏维托尼乌斯对"金宫"的精美装饰描写道∶
殿的前厅是那样高大，里面可容一尊120罗尺高的尼禄巨像。殿的面积是如此之大，仅三排柱廊就有1罗里长。还有一个像海一样的池塘，周围的建筑物宛如一座座城市…...宫殿的其余部分全部涂金，并用宝石、珍珠贝壳装饰。餐厅装有旋转的象牙天花板，以便撒花，并设有孔隙，以便从上部洒香水。正厅呈圆形，像天空，昼夜不停地旋转。在浴池中，他让海水和黄绿色水长流不息。10【古罗马】苏维托尼乌斯著，张竹明、王乃新等译∶《罗马十二帝王传》，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242页。
与尼禄的"金宫"相比，中世纪的城堡简直就是一些不堪入目的垃圾堆。汤普逊在《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中描绘了查理曼大帝的一所庄园的粗陋景象∶
阿斯那帕领地庄园上有一所石头造的王家大厦，式样极好（显然是其中最好的一个地方），有三间房间（大厅、餐室、厨房）;整个大厦四周，都有阳台，有十一间妇女卧房;下有一间地下室;有两条柱廊;在广场内另有造得很好的七所木房，还有同样多的小屋和附属建筑物;一所马房、一所磨坊、一所谷仓、三所栈房。庭院用密密的篱笆围绕着，有一个石头大门，还有一个阳台。有一个内庭，也用篱笆围着，种着水果树。庄园的房屋里到处堆放着大麦、小麦、大豆、蜂蜜、猪油、干酪等物，住宅周围饲养着各种牲畜和家禽，包括五十多头大牲口（骡马）、一百多头牛、三百多口猪、数百只羊和一大群鸡鹅。
汤普逊对此评论道∶"从这项清单里，我们可看出家具以及家庭设备方面多么贫乏，而粮食与牲口的储备多么丰富。"11 【美】汤普逊著，耿淡如译∶《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89页。
中世纪的庄园生活并不像后来的浪漫主义者们所描写的那样，充满了田园诗般恬静优美的情调。虽然城堡中的贵族们和教区里的教士们在生活资料方面用不着担忧，拥有吃不尽的粮食、肉类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但是他们的生活条件却十分糟糕。从居住的城堡一直到食用的食品，都非常粗陋。在11世纪以前，城堡一直是木质结构的建筑，后来改为石头砌成的堡垒，内部既阴暗又潮湿，光秃秃的墙壁一年四季透着寒气。房间的地上一般都铺着一层蒲草或稻草，草梗的腐烂气息与猎狗和其他宠物粪便发出的恶臭混杂在一起，严重地污染着城堡里的空气，只有靠不断地更换草垫来保持室内卫生。在饮食方面，贵族和骑士们都是一些饕餮之徒，然而却绝对谈不上是美食家。他们吃的食物虽然分量很多，但是这些食物通常都既无特色也不可口，与卢库卢斯那样奢侈讲究的罗马人所享用的美馔佳肴比起来，不过是一些猪狗之食而已。"中世纪时代城堡里一次狂饮所消耗的佳酿和啤酒的数量，会使现代的醉汉瞠目结舌。在餐桌上人人用自己的短剑割肉，用手拿着吃。骨头和碎屑扔满一地，让满屋的狗互相争食。"12【美】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菲利普·李·拉尔夫著，罗经国、沈寿源等译∶《世界文明史》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4页。这种人狗共餐的场面，构成了中世纪城堡生活的一幅特有景象。那时的人们对肮脏的环境和粗陋的食物都已经习以为常，讲究卫生这样一种文明的习惯，对于中世纪庄园中的人们来说，完全是一个陌生的概念。人们的主要食物是肉、乳酪、洋白菜、洋葱、萝卜和豆类，水果仅限于苹果和梨，一直到12世纪与东方进行较频繁的贸易之前，西欧人不知咖啡、茶和香料为何物。食糖是极为罕见与昂贵的东西，人们通常都把糖当做药物来看待，只在生病的时候才敢食用。简陋的物质生活水平、恶劣的卫生条件，再加上经常发生的疾病和瘟疫的摧残，使得中世纪人们的平均寿命远较现代人为短。现代科学家们通过对中世纪人的骨骼进行研究，估算出整个封建时代人们最长的平均寿命不过42岁，而在此期间的某些阶段，如黑暗时代的末期，人们的平均寿命甚至还不足30岁。
在这样的物质条件下和生活环境中，一个人即使腰缠万贯，也谈不上能够享受什么优裕或奢侈的生活。中世纪的修道院虽然占有大量的田产和财富，但是修士们却如同封建城堡中的贵族一样，对古代世界的奢靡享乐望尘莫及。因此，当我们斥责中世纪的教会僧侣们生活腐败时，切不应忘记了这种腐败的质量是极为低下的。确切地说，中世纪教士阶层的腐败与希腊化时期和罗马帝国时期人们的腐败相比，只不过是小巫见大巫。正如中世纪的西欧人在高雅的文化品味方面远远比不上古典时代的希腊人、罗马人一样，在放荡形骸和声色犬马方面他们也同样相形见绌。这一方面是由于受中世纪简陋的物质生活条件的限制，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基督教的禁欲主义观念和彼岸意识对人们行为的束缚。但是，正因为主教和修士们的实践行为与基督教的精神原则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反差，正因为教士阶层的腐败堕落只能以一种偷偷摸摸的方式进行，而不能像希腊人和罗马人那样肆无忌惮地加以表现。所以尽管他们的腐败堕落行为远远比不上后者那样疯狂和恬不知耻，却因其伪善而愈益显得猥琐不堪和令人作呕。西欧古典世界在理论上从来不把奢靡放荡看做是一种罪恶，而是把它理解为人的天性的一种自然表露。因此，当希腊人和罗马人堕落时，他们是理直气壮地放纵情欲，言行一致地追求物质享受。这种毫无掩饰地追逐声色之娱的直率反而使古代人的堕落行为具有一种豪放的气概，尽管这些行为本身是令人触目惊心的。然而基督教世界在理论上一向把放纵情欲和奢侈腐化看做是罪大恶极的行为，是与基督教的禁欲主义精神和唯灵主义理想格格不入的。因此，当基督教会的神职人员和修道士们堕落时，他们只能采取一种情态暖昧的阳奉阴违形式，一面唱着拯救灵魂的高调，一面却干着蝇营狗苟的勾当。这种表里不一的做法使得基督教神职人员的堕落行为除了邪恶之外， 又平添了几分令人恶心的伪善。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比较容易原谅希腊人和罗马人的腐败，却对中世纪基督教神职人员的堕落深恶痛绝的原因。
三、西欧封建社会的政治状况
罗马帝国崩溃以后，西欧社会在长达三百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处于各蛮族王国分而治之的状态下。公元800年圣诞节，查理曼由罗马教皇加冕登基，号称"罗马人的皇帝"，建立了查理曼帝国，显示出复兴罗马帝国的景象。然而好景不长，查理曼大帝一死，他的帝国旋即就发生了内讧，公元843年，查理曼的三个孙子通过《凡尔登条约》将帝国一分为三13《凡尔登条约》将查理曼帝国三分为莱菌河以东日耳曼人居住的东法兰克王国、从意大利到莱菌河的中法兰克王国和以高卢为中心的西法兰克王国，这三个王国后来分别成为德意志、意大利和法兰西的雏形。。随着查理曼帝国的分裂，西欧社会越来越深地陷入了分散隔绝的封建状态中。（图2-32）公元962年，萨克森国王奥托一世在罗马由教皇加冕称帝，建立了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这个以罗马帝国和查理曼帝国的继承者自居的神圣罗马帝国虽然一直苟延残喘到1806年才最后解体，但是除了极个别强有力的皇帝统治期间之外，绝大多数时间里都不过是徒有虚名，帝国皇帝对境内的封建领主、诸侯和自由城市根本就没有任何约束力。伏尔泰后来尖刻地讽嘲神圣罗马帝国既不"神圣"，亦非"罗马"，更谈不上是一个"帝国"。因此，在整个中世纪，西欧社会实际上一直处于分裂混乱的政治状态中。
经济上的封建制度和政治上的分裂状态恰恰为罗马天主教会的一统天下创造了条件。在罗马帝国，"上帝"与"恺撒"、教会与帝国就长期处于一种对立的关系中，公元4世纪基督教的合法化和国教化只不过是二者之间的暂时妥协。到了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上帝"与"恺撒"之间的矛盾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变得更加尖锐和错综复杂。在中世纪，以罗马天主教会为一方、以日耳曼封建王侯为另一方的教俗之争，构成了西欧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在中世纪的教俗之争中，罗马天主教会以上帝的权力来限制和取代世俗统治者手中的权力，利用世俗国家分裂的政治局面和广大民众狂热的宗教信仰，使自己高高地凌驾于世俗王权之上。
西罗马帝国崩溃以后，从公元496年法兰克国王克洛维皈依基督教会，到1073年格利哥里七世登上教皇宝座的这一段时间，是基督教会在对蛮族进行文明教化的同时潜在地积蓄力量的时期。751年加洛林家族的丕平取代了墨洛温家族的末代国王登上了法兰克王国的宝座，他的加冕仪式就是由当时的罗马主教卜尼法斯主持的。后者以上帝的名义确认了丕平登基的合法性，从而用上帝"拣选"国王的新形式取代了以往由各部落首领选举国王的旧传统。作为回报，不平把拉文那总督区以"赠献"形式交给罗马主教，"不平赠土"遂成为"教皇国"（教皇的世俗君主权）的开端。教会与世俗国家之间的这种相互借重的关系在加洛林王朝时期一直被维护着，796年丕平的儿子查理曼在给教皇利奥三世的信中明确地划分了双方应承担的职责∶"我的天职是用武力保卫教会，使它不受异教徒的攻击蹂躏，在教会内部确保教会的纯正信仰。而圣父，你的职责则是用祈祷支持我的武力。"14《日耳曼史记∶通信汇编》第4卷，转引自杨真∶《基督教史纲》上册，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53页。
在查理曼的强权统治下，教会仍需仰承帝国的鼻息，教会的存在须以效忠皇帝为前提，因此在这种相互利用中已经蕴涵着难以调和的矛盾。这矛盾在查理曼死后即开始明朗化，随着法兰克帝国的解体，教会也开始摆脱皇帝的控制，不再履行向皇帝效忠的职责，并极力为把自己的权力提高到国家之上而制造理论根据。教皇不满足于拉文那的弹丸之地，在领土和世俗统治权方面表现出更大的野心。于是在9世纪中叶就出现了伪造的《艾西多尔文献》，该文献收集了一封据称是君士坦丁皇帝致罗马主教西尔维斯特的信，在信中君士坦丁宣称∶为了感谢基督教会对他的拯救，他把罗马之外的4个宗主教区——安提阿、亚历山大里亚、君士坦丁堡和耶路撒冷的一切信仰事务的宗教管辖权，以及"罗马城和所有意大利的或整个西部地区的行省、地区和各城市"的世俗统治权均授予西尔维斯特及其继承者。这就是教会史上著名的"君士坦丁赠礼"。"君士坦丁赠礼"从理论上确认了宗教事务的独立性和罗马教会对原罗马帝国西半部的统治权，成为后来教会与世俗王权斗争的重要理论根据。
神圣罗马帝国建立之后，罗马教会与帝国之间的矛盾日益白热化。1073年，教会的强硬派人物希尔德布兰登上了教皇宝座（即格利哥里七世），开始大刀阔斧地推行教会改革。这位被同伴们称为"圣洁的撒旦"的铁腕教皇极力提高教权对于王权的优势地位，他把教皇说成是由上帝册封的普世的最高统治者，所有的教俗人员包括尘世间的君王都必须对教皇负责。他在1075年发布的《教皇敕令》中极力鼓吹"唯有教皇一人具有任免主教的权力"、"一切君主应亲吻教皇的脚"、"教皇有权废黜皇帝"、"教皇可以解除臣民对邪恶统治者的效忠"、"教皇永不受审判"等观点。当格利哥里七世为争夺德意志境内的主教册封权而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发生冲突时，他以革除教籍和废黜皇位对后者相威胁，并以种种手段离间德意志的贵族和主教们，迫使亨利四世不得不负荆悔罪，承认了教会的至高无上地位。
在随后的几十年间，教俗之争几经起伏，双方互有胜负。公元1122年，教皇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签订了《沃尔姆斯宗教和约》。按照该和约的规定，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五世放弃了帝国境内的主教册封权，交出了象征宗教权力的权戒和牧杖，而教皇卡利克斯特斯二世则承认皇帝拥有世俗册封权，并承诺德国主教和修道院院长的选举仍须受皇帝的莅临监督。《沃尔姆斯宗教和约》是双方妥协的结果，它表明教会已经拥有了与世俗王权分庭抗礼的实力，"教会即令没有凌驾于国家之上，至少也同世俗权力处于平起平坐的地位了"。15【美】威利斯顿·沃尔克著，孙善玲、段琦等译;《基督教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70页。
如果说在争夺主教册封权的斗争中教皇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打了个平手，那么在此后的100多年中，形势变得越来越有利于教会一方。英诺森三世（1198—1216年在位）登上教皇宝座后，大力鼓吹"王权来自于教皇"的思想，利用神圣罗马帝国分裂的政治局面，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把皇帝的废立玩弄于股掌之间，从而使罗马教会的世俗权力达到了顶峰。英诺森三世死后，他的继承者们继续卓有成效地同控制神圣罗马帝国皇位的霍亨斯陶芬家族进行较量，1268年，受到教皇克雷芒四世绝罚的霍亨斯陶芬家族的末代统治者康拉丁被支持教会的安如查理（他是法国国王路易九世的兄弟）击败并斩首，霍亨斯陶芬家族对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也随之告终。从此德意志陷入了更加深重的分裂混乱状态，后来虽有哈布斯堡等家族对帝国名义上的统治，但是皇帝实际上只是受诸侯们摆弄的傀儡，再也无力与教皇分廷抗礼了。
教俗之争大大地削弱了神圣罗马帝国，使它在13世纪以后成为一个徒具虚名的"帝国"，德意志也因此成为封建诸侯们长期割据的"奥吉亚斯的牛圈"16奥吉亚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厄利斯国王，他有一座养有数千头牲口的牛圈，30年来从未打扫，大英雄赫拉克勒斯在一日之内将其打扫干净。"奥吉亚斯的牛圈"意指非常肮脏、无人照管的场所。。罗马教会对于神圣罗马帝国的胜利，除了由于德意志诸侯们在宗教上的狂热盲目、在政治上的幼稚软弱和在文化上的愚昧无知之外，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法国国王们的支持。这种支持使得教会对于神圣罗马帝国不仅具有精神上的绝对优势，而且也获得了必要的武力后盾。
与分散混乱的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不同，法兰西王国从10世纪卡佩王朝建立时就开始缓慢而坚定地扩张王室领地和加强国王的政治权力，到了12世纪末叶，法兰西的国王们已经将王室政府的控制力从巴黎周围的狭小区域扩张到许多大封臣的领地中，同时把法国各封建领地的行政、司法、铸币和军事权力逐渐地集中于中央政府。尤其是在"美男子"腓力四世统治期间（1285—1314年），更是大力地扩张王权和发展民族国家，削弱封建贵族的政治权力，并且公然与罗马教会相抗衡。（图2-35）
罗马教会与法国国王交手的第一个回合，就以惨败而告终。雄心勃勃的法王腓力四世为了筹集与英格兰交战的经费，公然向法国境内的教士征税，引起了教皇卜尼法斯八世的抗议，腓力便以禁止法国贵金属和钱币出口相要挟，迫使教皇让步。数年后，当腓力以叛逆罪而审判一名法国主教时，争端又起。当时的教皇卜尼法斯八世是继格利高里七世和英诺森三世以来的一位强硬人物，他虽然年纪老迈，却对世俗权力有着极大的野心。面对着腓力四世的挑衅，卜尼法斯八世发布了著名的《神圣一体敕谕》，援引阿奎那的观点宣称∶"任何人要得救都必须服从罗马教皇。"腓力四世则针锋相对，于1302年召开了法国第一次三级会议，争取社会各阶层的支持，反对罗马教皇充当法国的太上皇。更有甚者，腓力为了让教皇尝尝法国人的利害，派遣了一群凶汉去绑架教皇。这群凶汉在意大利的安纳尼镇冲到了教皇面前，凶猛地恫吓他，虽然并没真正地对他实施绑架，但是年迈力衰的卜尼法斯八世还是在经受了一番惊吓和羞辱之后，抑郁地死去了。于是腓力推选出法国波尔多大主教继任教皇，即克雷芒五世，并且把教廷从罗马迁至法国的飞地阿维农，置于法王的控制之下。从此开始了长达七十年之久的"阿维农之因"时期（1305—1377年）。
"阿维农之囚"是教会在中世纪所遭受的最沉重的打击。在教廷迁居阿维农期间，七任教皇全是法国人，教廷成为法兰西国王与其他国家进行政治交易时的一个筹码。1377年，教皇格利哥里十一世将教廷重新迁回罗马，但是第二年他就死了。继任者乌尔班六世想实行教廷改革，以消除法国势力的影响，结果却遭到了全体枢机主教的反对。主教们宣布乌尔班六世的当选无效，另推举日内瓦的罗伯特为教皇，称为克雷芒七世，并与新教皇一起重返阿维农。乌尔班六世则在罗马重新组建枢机主教团，与阿维农的教廷相抗衡。于是，继"阿维农之囚"以后又出现了40年之久的"西方教会大分裂"。在这段时间里，西欧同时存在两个甚至三个教皇，相互攻讦，各行其是。教皇之间的教务之争又与欧洲各国的政治斗争搅和在一起，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德国的大部分、斯堪的纳维亚诸国和英国承认罗马教皇;法国、西班牙、苏格兰、那不勒斯、西西里和德国部分地区则拥护阿维农教皇。这种分裂的局面直到1417年才结束，康斯坦茨宗教会议废黜了并立的三个教皇，选出了新教皇马丁五世。分裂的状态虽然结束了，但是罗马教会却已经威风扫地，教皇再也无力与法国这样强大的君主专制政权相抗衡了，教会的权力也从巅峰状态开始陨落。
四、十字军东征
在"上帝"与"恺撒"之间，除了明争暗斗之外，也有相互协调、相互利用的时候。在公元11世纪，正当罗马天主教会与神圣罗马帝国为了争夺宗教和世俗权力而处于互不相让的紧张关系中时，在更加广阔的世界范围内发生了两件重大的事情，它们使得处于剑拔弩张状态中的教会与帝国暂时携起手来，共同应付来自伊斯兰教世界的挑战。这两件事情就是1054年东西教会的大分裂和1071年塞尔柱突厥人对耶路撒冷的占领，而它们的结果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十字军东征。
自从公元4世纪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个部分以来，在希腊文化的东方世界（包括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西亚、埃及等）与拉丁文化的西方世界（包括意大利、西班牙、高卢等）之间就出现了越来越大的裂痕。这种裂痕虽然看起来好像是由于政治原因——罗马帝国的分裂而造成的，但是在实质上，它却是希腊文化与罗马文化之间早已潜藏的深刻矛盾长期发展的结果。文化、政治方面的这种矛盾也表现在基督教会内部的冲突中，自从尼西亚公会议以来的几次基督教公会议，虽然在表面上争论的是关于"三位一体"之类的神学问题，但是在玄奥的神学问题背后始终隐藏着一个实质性的问题，即∶"谁是基督教会的牧首?"17在尼西亚公会议之前，受到官方压制的基督教并没有统一的教会组织和教皇，而是处于一种各自为阵的分散状态中。因此当尼西亚公会议（以及其后的几次公会议）在罗马皇帝的支持下召开时，已经成为合法宗教的基督教就面临着一个如何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实现统一的问题。在这几次公会议中，遭到谴责的异端思想——阿利乌派、阿波利拿里派、聂斯脱利派、一性论派等均为来自东方教会的观点，这样就使得东方教会与西方教会之间的抵悟日益激化。"西方众教会越来越把罗马的主教视为所有基督教的超级主教;东方教会则尊崇君士坦丁堡（皇帝与天主教）为基督教世界的中心，这个因素使大公教会产生张力，在卡尔西顿大会之后数个世纪中，这张力因为诸多因素而越来越形恶化。"18【美】奥尔森著，吴瑞诚、徐成德译∶《基督教神学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5页。蛮族大入侵之后，东西教会之间的矛盾更由于东罗马帝国与西欧封建社会之间的政治隔阂而加深，最终就铸成了1054年东西教会的大分裂19在由来已久的教义分歧和教会领导权之争的基础上，1054年君士坦丁堡宗主教色路拉里乌授意东派教会指控罗马教会使用无酵面饼祝圣圣体，罗马教皇利奥九世指派红衣主教洪贝尔前往君士坦丁堡协商，遭到冷遇，洪贝尔当即绝罚色路拉里乌，后者则立即召开宗教会议，宣布革除罗马教皇及其使臣的教籍，并自立为东部教会之首。从此，东西教会断绝往来，正式分裂为东正教和天主教。。
东西教会大分裂使得罗马教皇深感愤慨，同时也为教皇和罗马天主教会干预东方事务提供了一个借口。当精明强干的格利高里七世执掌教权后，他多次派出使臣前往君士坦丁堡，希望弥合二者之间的裂痕。而君士坦丁堡方面在1071年以后也由于面临着塞尔柱突厥人的扩张威胁，以及朝觐之路的阻断等新问题，需要寻求西方天主教世界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由西方天主教徒和君士坦丁堡东正教徒联合对付伊斯兰教世界的十字军东征就应运而生了。
耶稣蒙难和复活之地耶路撒冷在基督徒心中一直是一个光辉的圣地，由于朝觐圣地被教会确认为重要的赎罪方式之一，所以到耶路撒冷来朝拜圣寝的西方基督徒（包括罗马和君士坦丁堡的基督徒）络绎不绝。公元638年，耶路撒冷虽然被阿拉伯帝国的穆斯林（即伊斯兰教徒）所占领，但是一直到11世纪中叶为止，西方基督徒前往圣地进行朝觐的活动并未中断。然而自从1071年耶路撒冷落入凶悍的塞尔柱突厥人之手以后，西方基督徒的朝觐活动开始受到阻碍，不得不中止，圣地也遭到异教徒的破坏和亵渎。格利哥里七世在位时（1073—1085年）就曾经策划组织十字军东征之事，但是该计划由于格利哥里七世与亨利四世之间的主教册封权之争而被搁置，直到乌尔班二世任教皇时才开始付诸实施。1095年，乌尔班二世在法国东部克勒芒宗教大会上的演说词成为十字军东征的总动员令。在这篇著名的演讲中，乌尔班二世号召曾经因私事而“与自己的兄弟和亲朋争斗不休”的基督徒们联合起来，共同去和那些“不信上帝的人”战斗。他甚至呼吁强盗和穷人们到异教徒的国土中去“获取永恒的酬劳”，并且承诺，只要他们为了上帝的事业而牺牲，他们的一切罪愆立即就会得到赦免。
教皇的号召和赎罪承诺极大地激励了成千上万名愚昧的基督徒，首批十字军于1096年在“穷汉”瓦尔特和“隐士”彼得的率领下从法国出发。这群乌合之众一路上杀人放火、打家劫舍，在匈牙利和巴尔干半岛就遭到当地居民的残酷报复，到达君士坦丁堡时已人数寥落。后来与由贵族们率领的十字军主力部队汇合在一起，终于在1099年7月15日攻占耶路撒冷。（图2-38）入城后，虔诚的基督徒们表现出穷凶极恶的野蛮本性，对居民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屠杀和劫掠。当时亲临其境的弗尔舍·沙特尔在《耶路撒冷史》中记载了这些暴行：
如果你站在那里的话，你的脚直至大腿上，全染着死人的鲜血。还有什么可说？他们中谁也不能保持生命。妇女与幼孩，均不得幸免。你们可看到……我们骑士的侍从和比较穷的步兵，由于知道萨拉森人的狡猾，怎样剖开了死人的肚皮，要取出他们生时所吞下的金币……为了这个，他们若干天里把尸体堆积起来，然后烧为灰烬，以便容易地找到这黄金。20周一良、吴于魔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中古部分，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57页。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是历次十字军中唯一在军事上取得圆满成功的一次，基督教的胜利者们按照西方的封建制度在东方土地上建立了拉丁王国和几个小公国，由一些骑士团领有。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结束后，当大批基督徒带着劫掠的财富满载而归时，穆斯林又开始威胁和逐渐蚕食西方人设在东方的那些据点和公国。于是基督教世界又组织了一系列不成功的十字军东征。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由法王路易七世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康拉德三世率领，在大马士革遭受了军事上的惨败。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红胡子）、法王腓力二世和英王理查一世（狮心王）共同发起，后二人原本就是死对头，在东征的过程中彼此掣肘，终致第三次东征中途流产。由教皇英诺森三世发动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并没有构成对穆斯林的威胁，而是演变为对君士坦丁堡的抢劫，从而加深了基督教世界内部东正教徒与天主教徒之间的仇恨。在第四次和第五次十字军东征之间，西方基督教世界还组织了一支儿童十字军，这支毫无战斗力的童子军刚刚到达地中海，其中的许多人就被商人拐卖到埃及和东方沦为奴隶。由于与君士坦丁堡交恶，最后四次十字军东征的目标已经由亚洲转向了埃及和突尼斯，基督徒的战斗力随着宗教热情的下降而大大削弱，再也无力收复圣地，十字军东征已经成为历史的闹剧。1291年拉丁王国在东方的最后一个据点亚克城落入穆斯林之手，喧闹一时的十字军东征也就从此偃旗息鼓。
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霍尔巴赫认为，十字军东征是罗马教会有目的地组织的一场祸水东引运动，它"是根据教皇的命令组织的神圣远征，其目的是把欧洲从大量的虔信坏蛋手中解放出来，这些坏蛋为了获得上天对他们在本国所犯罪行的宽恕，便不顾一切地走到异邦去犯新的罪行”。21【法】保尔·霍尔巴赫著，单志澄、周以宁译：《袖珍神学》，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85页。对于贫穷愚昧的西欧基督徒来说，在神圣的名义下去东方进行劫掠活动当然是一件极富诱惑力的事情，更何况这样做还可以得到教皇的赦罪承诺。对于世俗国王、贵族和骑士们来说，去东方建立拉丁王国和骑士领地是一件有利可图的好事，东方美丽的传说、辽阔的土地和富庶的资源令他们心驰神往。而对于罗马天主教会来说，十字军东征不仅可以收复被异教徒占领的圣地，也可以将闹独立的君士坦丁堡教会重新统一到罗马教会的旗帜下，而且还可以向西欧一切世俗权力充分显示教会在精神上和政治上的巨大感召力，使之心悦诚服地匍匐在教会的权杖之下，可谓是一箭三雕。西欧教俗各方面的利益似乎都在十字军东征中得到了协调和满足，这种利益驱策下的默契促使西欧社会各阶层携起手来，在罗马教会的"神圣"旗帜指引之下，对东方异教世界发起了一场骇人听闻的劫掠活动。
重点与难点∶
1.中世纪西欧封建社会的基本特点。
2.中世纪教俗之争的发展历程。
思考题∶
1.在西欧封建社会中，领主与封臣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2."阿维农之囚"在中世纪教俗之争中具有什么意义?
3.十字军东征的原因和实质是什么?
参考书目∶
1.汤普逊著，耿淡如译∶《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下册，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
2.C.沃伦·霍莱斯特著，陶松寿译∶《欧洲中世纪简史》，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3.周一良、吴于雇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中古部分，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4.詹姆斯·布赖斯著，孙秉莹、谢德风等译∶《神圣罗马帝国》，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