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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基督教的早期发展
一、萌芽于希伯来文化土壤的基督教
现代的西方人通常把希腊罗马文化称为古典文化，而把自己所处的文化称为基督教文化。在一般西方人眼里，基督教对于现代西方文化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古典文化的影响。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的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基督教作为西方社会的一种唯一的和绝对性的宗教信仰，对于塑造西方文化的基本特征起到了难以估量的重要作用。现代西方社会中的许多典章制度、节庆习俗、礼仪规范、思想信念，无不与基督教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以至于可以这样说，没有基督教就没有现代西方文化。
基督教构成了西方文化的重要根源，但是基督教本身也有其历史渊源的问题。在学术界，关于基督教的文化渊源问题。素来有所谓"两希"传统之说，即认为基督教与希伯来文化和希腊文化有着直接的文化传承关系，具体地说，希伯来的犹太教为基督教准备了一个历史背景（圣教历史）和精神氛围（罪孽意识与救世福音），希腊的唯心主义哲学则为基督教提供了一套形而上学的神学思想。
犹太人的祖先希伯来人大约在公元前14世纪上半叶由沙漠侵入巴勒斯坦，与当地的迦南人逐渐融合，形成农耕的以色列部落。从公元前13世纪末叶开始，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除了很短一段时期建立了自己的统一国家之外（即公元前11——前10世纪扫罗、大卫、所罗门等三王所统治的以色列王朝时期），犹太人先后被地中海地区的一些强大民族——埃及人、非利士人、亚述人、巴比伦人、波斯人、希腊人和罗马人所征服和奴役。由于长期处于异族的统治之下，犹太民族产生了浓厚的不幸意识。同时，由于反抗无果，犹太人又产生了一种深沉的罪孽意识，把民族的苦难归咎于祖先和族人对上帝的不虔敬。虽然犹太人坚信自己是上帝唯一的选民，但是他们却认为，雅赫威只有在使他们受尽磨难、洗尽罪孽之后才会降福于他们。1雅赫威（JHWH）即希伯来文《圣经》中犹太教“唯一真神”的名字，因古希伯来文只记辅音不记元音，该名字的原始读法已失传。后世人们将其读为雅赫威，基督教则将其读为耶和华。
根据犹太教的传述，早在公元前13世纪末叶犹太人被埃及征服者掳掠到埃及去做苦役时，在犹太人中间就出现了一位先知摩西。他率领犹太人逃出埃及，越过红海回到家园，并且在西乃山上与上帝立约（即旧约），定下了十条诫命（即摩西十诫）。这十条诫命包括：1.崇拜唯一的上帝而不可拜别的神；2.不可制造和敬拜偶像；3.不可妄称上帝的名；4.须守安息日为圣日；5.须孝敬父母；6.不可杀人；7.不可奸淫；8.不可偷盗；9.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10.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和财物。而上帝则许诺将把犹太人领到那"流着奶和蜜的"地方，让犹太人过上自由幸福的生活。"摩西十诫"构成了犹太人不可违背的基本行为规范，并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许多苛严刻板的律法。
然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屡遭奴役的犹太人由于在现实世界中得不到幸福和安宁，，他们就只能到宗教中去寻找安慰。在犹太教最早的经典"摩西五经"中2"摩西五经"又称 "律法书"，即《圣经》旧约中的《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约于公元前444年前编纂成书。，犹太人表述了这种基于不幸意识和罪孽意识的宗教思想。这种罪孽意识使得犹太人把受苦受难的原因归咎于自己的祖先和族人不敬上帝、不遵行诫命和不守律法，从而招致了天罚。《旧约》中所记载的犹太人的圣教历史是一部充满了罪孽意识的苦难史，这种深沉的罪孽意识同时也极大地激发起犹太民族的选民意识。他们坚定不移地相信，在世界各民族中，唯有犹太人才是上帝的选民，而其他民族终究会被上帝所抛弃。虽然眼下犹太人正遭受着苦难的折磨，但是这种折磨恰恰体现了上帝的一种考验。正如摩西在何烈山重申诫命时对犹太人所言∶"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的那地。你也要记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炼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3《圣经·申命记》，第 8章，第1~2节。因此，面对着现实的苦难，犹太人一面小心谨慎地恪守着各种诫命和律法，一面殷切地期待着复国救主的降临。
基督教最初是从犹太教中发展出来的。公元前586年，新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占领犹太国首都耶路撒冷，将大批犹太人掳往巴比伦。在被囚期间，犹太教的祭司们企盼着一个复国救主来拯救苦难深重的犹太人，他们把这个救主称为"受膏者"4古代犹太人拥立君王时，要在受封者头上涂抹膏油，"受膏者"即君王。，即弥赛亚，希伯来文为Mashiah。公元前3世纪以后，在塞琉西王国和罗马帝国统治期间，关于弥赛亚将至的预言流传甚广，处于奴役状态之中的犹太人普遍相信，上帝雅赫威将指派弥赛亚来到人间解救他们，并把他们带入一个没有苦难的"千禧年"。当时犹太教中有许多在宗教态度和观点方面互不相同的派别，如代表祭司贵族的撒都该派（Sadducess）、代表中产阶级和宗教知识分子的法利赛派（Pharisees，即"隔离者"，《新约》中称他们为"文士"或"律法师"，他们是反对新兴的基督教和迫害耶稣的中坚力量）、代表农民和牧民的艾赛尼派（Essenes，即"虔敬派"）、代表激进思想的吉洛特派（Zealots，即"热诚者"）等等。在公元1世纪初，一个犹太教的支派把加利利的拿撒勒人耶稣认作弥赛亚5 "弥赛亚"（即救主）一词的希腊文为Christ6s，拉丁文为Christus，英文为Christ，中文音译为"基利斯督"，简称"基督"。因此，基督就是弥赛亚。但是对于普世性的基督教来说，作为基督的耶稣已经不再是犹太人的复国救主，而是普遍意义上的救世主。（即基督），他们在与正统派的斗争中逐渐脱离犹太教，形成了基督教的雏形。
我们今天所采用的公历纪元，亦称基督纪元，是以耶稣的出生作为元年来计算的6以耶稣的诞生之年为公元元年，是由罗马修道士小狄奥尼索斯于公元532年确定的。从此以后，在教会的支持下，公历纪元开始取代儒略历在基督教世界中广泛使用。但是根据现代学者们的考证，耶稣出生的年代应该在公元前8—前4年之间，理由是犹太的希律王死于公元前4年，而这位国王临死前不久，因听信了东方博士关于刚出生的耶稣将会成为犹太人的王的谗言，杀死了伯利恒的所有两岁以下的婴儿。参见《圣经·马太福音》，第2章，第1～16节。。据福音书记载，耶稣是拿撒勒城的一个木匠约瑟的儿子，但是他的母亲玛利亚并没有与约瑟同房，她始终是一个童贞女，因此耶稣实际上是上帝的“道”或“逻各斯”在肉身中的显现。耶稣出生前，拿撒勒人的宗教领袖施洗者约翰就曾预言：“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7《圣经马太福音》，第3章，第11节。耶稣长大后，由于他的仁慈和勇气，以及他所宣扬的天国福音，赢得了越来越多的信徒的拥戴，同时也引起了犹太教中颇有势力的法利赛人的强烈不满和罗马统治者的敌视。在法利赛人等保守的犹太宗教人士看来，耶稣所宣扬的福音与犹太教的圣典和律法相忤逆，因此他们视他为正统宗教的反叛者；而对于罗马统治者来说，耶稣及其信徒们则是一些具有潜在威胁的社会革命家和动乱分子。大约在公元30年，犹太上层祭司和法利赛人向叙利亚行省的罗马总督彼拉多告发了耶稣，他被指控为犹太人的王，犯有煽动叛乱罪。由于其门徒犹大的出卖，耶稣遭到逮捕，并被以“犹太人的王”之罪名钉死在十字架上。据说耶稣在死后的第三天复活，向他的门徒们显现，并嘱咐门徒们：“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 8《圣经·马可福音》，第16章，第15~16节。于是彼得等门徒就遵循耶稣·基督的指示，将上帝的福音传播到犹太人以外的地区即外邦人（包括罗马人）生活的地方。正是通过这些门徒们的传教活动，基督教的影响才超出了犹太教的狭隘民族性和地域范围，渗透于罗马帝国的各个角落，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普世性的宗教。
最先将基督教的福音传播到罗马城的是耶稣的门徒彼得，他是耶稣在以色列所收的十二门徒之一。耶稣死后，彼得首先来到东方的安提阿传教，然后转向罗马。据公元4世纪著名的罗马教父杰罗姆推算，彼得大约在公元42年来到罗马。在他的不懈努力下，罗马教会建立起来了，彼得因此而被尊为罗马教会的第一任主教。公元64年，彼得与另一位在罗马进行传教活动的使徒保罗一起，被暴君尼禄钉死在十字架上，成为罗马帝国第一次大规模迫害基督教的殉道者。《圣经》新约中的《彼得前书》和《彼得后书》据说即为彼得所著。
与彼得一样，保罗对于推动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保罗奠定了基督教教义和教规的理论基础，使基督教超越了犹太教的社会解放理想而成为一种灵魂得救的福音。这位早年曾经参与过迫害基督徒活动的犹太法利赛人，在一次前往大马士革的途中经历了神秘的心灵转化（据说耶稣向他显灵并告诫他不要迫害基督徒），从此受洗而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为了传播基督教的福音，他历尽艰辛，足迹遍及小亚细亚、东地中海沿岸、希腊、西班牙等地，最后来到罗马。在传教过程中，他给各地教会和信徒写了大量的书信，这些书信后来都被编入《圣经》中，成为新约的重要组成部分9“保罗书信”包括《圣经》新约中的《罗马书》、《哥林多书》（前、后卷）、《加拉太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歌罗西书》、《帖撒罗尼迦书》（前、后卷）、《提摩太书》（前、后卷）、《提多书》、《腓利门书》和《希伯来书》，共十四卷，构成了《圣经》新约的主要篇章。近世的许多学者们认为，在这些书信中有一些是他人假托保罗之名所作，并非保罗本人的作品。。在这些书信中，保罗广泛地论及了信仰、神学、伦理等诸多方面的问题，为基督教的教义、教规提供了理论依据，使基督教摆脱了犹太教的直观性和狭隘性，成为一种唯灵主义的普世性宗教。由于保罗的这些重要贡献，有人甚至认为，保罗才是基督教的真正创始人，他创立了一个以基督救赎为中心的宗教。
二、基督教对犹太教的超越
作为一种普世主义的宗教，基督教最初是从民族主义的犹太教中发展起来的，因此它在许多方面继承和保留了犹太教的特点，例如在圣教历史、罪孽意识和救世福音等方面，深受犹太教的影响。但是另一方面，基督教也从根本上超越了犹太教，逐渐发展演变成为一种新宗教。二者的区别在于，首先，基督教接受了律法，但却不拘泥于外在的律法，而是更侧重于内在的信仰。其次，在道德观上，基督教加入了许多新的并往往是与犹太教的道德观相反的因素，特别是在保罗派那里，提出了一种与犹太教的效果论针锋相对的动机论道德观。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基督教已经具有了一套形而上学的神学理论（这一点得益于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它克服了犹太教的此岸性和直观性，成为一种传播彼岸福音的唯灵主义宗教。总的来说，基督教比犹太教更侧重个人的内在信仰和灵魂得救。这些差别使得基督教虽然出自于犹太教，后来却演变成为一个敌视犹太人的宗教。
犹太教的核心是律法和祭祀，基督教的核心则是信仰和道德。据福音书记载，耶稣与法利赛人的一个重大冲突就在于是否拘守律法。基督教也尊重律法，但是认为仅有律法是不够的，在耶稣看来，"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10《圣经·罗马书》，第3章，第28节。至于祭祀，在基督教中完全被取消了，而代之以信徒发自内心的信仰，耶稣明确表示∶"我喜爱怜恤，不喜爱祭祀。"11《圣经·马太福音》，第12章，第7节。
割礼制度本为犹太教祖传礼仪，在犹太教圣典《创世记》中记载了行割礼的由来。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12《圣经·创世记》，第17章，第11~12节到后来，行割礼竟发展成犹太民族作为上帝选民的一种确证，以区别于其他未行割礼的不洁民族。这种褊狭的割礼制度和选民意识引起了周围各族人的反感和憎恶，塞琉西王国和罗马帝国的统治者都曾严令禁止这种习俗，但是割礼制度在犹太人中却屡禁不绝。与犹太教相反，基督教废除了割礼制度，认为洁与不洁的区别在于内心的虔信，而不在于肉体上的标记。耶稣表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的割礼。…·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13《圣经·罗马书》，第2章，第28~29节。基督教之所以能突破犹太教的狭隘的民族性而成为一种普世性的宗教，与它废除割礼制度有很大的关系。
在道德观方面，基督教也有许多不同。在男女关系上，犹太教虽然明令禁止淫乱，但从未提倡禁欲，且鼓励"要繁殖和增多"。然而在基督教中。禁欲被当做种崇高德行而加以赞美。在贫富的问题上，犹太教采取一种劝人安于现状的态度，贫穷固然为上帝所愉悦，但富裕也不是邪恶。基督教则把贫穷与富裕截然对立起来，贫穷是一种美德，富裕却是罪恶的象征。耶稣曾对他的门徒说∶"倚靠钱财的人进上帝的国，是何等的难哪。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上帝的国还容易呢。"14《圣经·马可福音》，第10章，第17~25节。基督教的这种禁欲主义在后来的修道运动中发展到极端，导致了一种反人性的畸形生活态度。
由于长期遭受外族人的压迫，犹太民族表现出强烈的复仇心理，犹太教的上帝要求人们对敌人采取"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的态度15 《圣经·出埃及记》，第21章，第23~25节。。然而耶稣却在著名的"山上训众"中说道∶"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居，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16《圣经·马太福音》，第5章，第38~44节。犹太教的上帝对世人爱憎分明，常常动怒要剪除恶人;而基督教的上帝则对一切人都充满了爱，表现出极度的仁慈和宽容（但是在基督教会后来的实践中，耶稣的这种仁慈态度和宽容精神却被一种充满了宗教狂热的复仇意识和褊狭心理所取代）。
犹太教的律法虽然也包含着道德的成分，但却明显地带有强制性，它是通过一种否定的方式（惩罚）来规范人的行为的，它注重的是人们的外在行为及其效果。而基督教的道德则更多地基于人的内心自觉，它通过一种肯定的方式（道德反省）来协调人的行为，更侧重于人的内在的善良动机。这种动机论的道德观反映到宗教态度上，就是对上帝和基督的信仰。在基督教中有两条诫命是最根本的，即：“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17《圣经·马可福音》，第12章，第30~31节。这两条诫命构成了基督教的最基本的教义和道德。
从“末世论”到“救赎说”的发展，是基督教最终摆脱犹太教而成为一种独立的世界性宗教的重大标志。前面已经提到，在塞琉西王国和罗马帝国统治时期，犹太人中盛传上帝将派一位“受膏者"（弥赛亚）来复兴犹太国，苦难的世纪（"末世"）即将结束，弥赛亚不久将降临，把犹太人带入"千禧年"的幸福生活中。这种“末世论”的信念反映了犹太民族强烈的不幸意识和渴望解放的心理。当时在中下层犹太人中，屡次掀起了弥赛亚运动，反对塞琉西王朝和罗马帝国的统治。基督教既然脱胎于犹太教，因此它产生伊始也接受了“末世论”的影响。随着公元1世纪中叶外邦人基督教（即保罗派）的崛起，弥赛亚主义的“末世论”逐渐被基督的“救赎说”取代。在“救赎说”中，“千禧年”的理想消失了，上帝的国不再在这个世界上出现，而是在彼岸世界中存在，或者在信者的心中存在。进入天国的也不再是具有肉体的人，而是超脱了肉体的灵魂。此岸与彼岸对立起来，肉体与灵魂相分离，耶稣通过受难和复活已经救赎了世人的罪过，成为灵魂获救的“初熟之果”，向世人昭示了灵魂获救的福音。这种灵与肉的二元对立构成了基督教的基本思想，同时也成为基督教与犹太教的最大不同之处。
当基督教在发展的过程中超出犹太民族的狭隘范围、为越来越多的外邦人（希腊人和罗马人等）所接受时，它必定对犹太人的“末世论”的社会解放理想不再感兴趣。在思想来源上，“救赎说"深受希腊唯心主义的影响，把眼光从此岸的人转向了彼岸的灵。具有社会解放意义的弥赛亚运动被基督教改造为一种灵魂获救的福音，上帝的国也从人间被搬到了天上。
耶稣就是弥赛亚（即基督），区别仅仅在于，耶稣由犹太人的复国救主变成了人类灵魂的救赎者。法利赛人不承认耶稣是弥赛亚，因为在法利赛人看来，弥赛亚将带来"千禧年"，而耶稣却并没有带来上帝的国。从法利赛人对耶稣的态度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犹太教和基督教对于天国的不同理解。《路加福音》记载：“法利赛人问上帝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上帝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上帝的国就在你们心里。”18《圣经·路加福音》，第17章，第20~21节。耶稣的名言“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成为基督教之区别于犹太教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体现了基督教的唯灵主义和超越精神。
随着越来越多的外邦人加入，基督教对待犹太人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新约的前三部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中（这三部福音由于观点基本相同而被称为“同观福音书”），耶稣在罗马总督彼拉多面前还默认自己是犹太人的王，敌视和迫害耶稣的只是犹太教的祭司、长老和法利赛人。在《约翰福音》中，耶稣不再承认自己是犹太人的王，而是宣称"我的国不属这世界”，迫害耶稣的也成为全称的犹太人。
基督教本来是从犹太教中发展出来的，但是随着外邦人的大量加入，基督教开始出现敌视犹太人的倾向。保罗在给帖撒罗尼迦人的信中写道：“这犹太人杀了主耶稣和先知，又把我们赶出去。他们不得上帝的喜悦，且与众人为敌。不许我们传道给外邦人使外邦人得救，常常充满自己的罪恶。上帝的愤怒临在他们身上已经到了极处。”19《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2章，第15~16节。公元1世纪以后，基督教中的希伯来文化成分开始被当做一种异端因素遭到排斥，随着基督教中心向罗马的转移，基督教世界对犹太人的仇恨也越来越强烈地被煽动起来，从而在以后的世纪中酿成了一幕幕迫害犹太人的惨剧。罗素写道：
基督徒对同时代的犹太人早就抱着敌对态度。公认的见解是上帝曾和先祖、先知等圣者讲过话，预言基督的来临；但基督降世后犹太人却不承认他，因此须把他们视为恶者。此外基督废弃了摩西的律法，代之以爱上帝和爱邻居两条诫命；而犹太人又执拗地未予以承认。所以一旦基督教变为国教，反闪族主义，以其中世纪的形式，在名义上便成为基督徒热诚的表现。20【英】罗素著，何兆武、李约瑟译：《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403页。
三、基督教与希腊哲学
如果说犹太教为基督教提供了圣教历史的“肉身”，那么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则为基督教提供了唯灵主义的“精神”。基督教文化的本质精神说到底就是灵魂对现实世界的超越，就是神秘幽邃的唯灵主义。这种唯灵主义最初以朴素直观的形式表现在希腊民间神秘祭（奥尔弗斯教）的轮回转世说中，然后在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等人的哲学中得到理论上的提炼和表述，并通过斐洛的“隐喻”神学和普罗提诺的神秘主义最终汇入基督教，成为一套严密的、系统化的神学体系。
希腊城邦时期，在民间流传着一种与正统的奥林匹斯宗教相对立的神秘祭，即奥尔弗斯教。奥尔弗斯教的信徒们相信灵魂的轮回转世，严禁杀生和食肉，因为在动物身上可能附有人的灵魂。入教者必须行一种净洗礼，并且要严守教规，这样才能达到灵魂的“纯洁”。奥尔弗斯教是西方最早的禁欲主义宗教，教徒们用“与神合而为一”的精神沉醉来代替酒神祭的肉体放纵。这种民间流传的奥尔弗斯宗教不同于主流社会的奥林匹斯宗教的主要特点在于：它提出了一种精神与肉体相对立的二元论思想，以及灵魂轮回转世直至永生的观念。奥尔弗斯教徒坚信，现实世界与肉体只是束缚灵魂的暂时的泥淖，是虚幻和罪恶的源泉，有德行的灵魂在几经肉体的熬炼（轮回）之后将上升为神，达到永恒的归宿地（这归宿地据说在星辰上）。而纵欲的恶徒则将投生为禽兽，如此每况愈下，最后沦入地狱。
奥尔弗斯教的灵肉对立和轮回转世观点对古希腊第一个唯心主义哲学家毕达哥拉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毕达哥拉斯把灵肉二元论的思想理论化了，并且强调通过音乐和哲学的修养来达到净化灵魂的目的。从纯粹的哲学思辨中而不是从癫狂的祭祀仪式中来实现灵魂对肉体的超越，这是毕达哥拉斯主义与奥尔弗斯教的根本差别。“历史上神秘主义的宗教信徒往往以哲学思辨为修行途径，毕达哥拉斯派可以说是神秘主义思辨的始祖。”21赵敦华：《西方哲学通史》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1页。
苏格拉底由于提倡新神而被崇奉奥林匹斯多神教的雅典人处死，这新神与希腊城邦所信奉的诸神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一个“灵”。苏格拉底所表现出来的宗教殉道精神和对待生死的超然态度，使他成为西方文化史上最大的思想圣徒和道德典范。苏格拉底在面对死亡时阐述了许多关于灵肉关系的思想，这些思想构成了基督教信仰的重要理论来源。早期基督教的使徒（保罗等）和教父的神学思想，大部分都直接或间接地来自于柏拉图和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鼓励苏格拉底去死的那个“灵”与基督教所宣扬的三位一体的上帝同出一辙，诚如希腊教父查斯丁所言："鼓舞着苏格拉底的理性（即'道'），自那时以后便化为人形，托生于耶稣·基督。所以，基督教徒是与苏格拉底及柏拉图崇拜同一个上帝。"22 【英】罗伯逊著，宋桂煌译：《基督教的起源》，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252页。
柏拉图是古希腊神秘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所创立的那套理念世界与感觉世界、灵魂与肉体相对立的二元论哲学，后来成为基督教神学的主要思想来源。柏拉图哲学思想的基础是本质与现象、理念世界与感觉世界相对立的二元论。柏拉图认为，可感觉的现象世界是虚假的世界，它只是唯一真实的世界即理念世界的摹本或影子。基于这种理念世界与感觉世界二元对立的哲学思想，柏拉图 在神学观点上必然宣扬一种鄙夷肉体的灵魂不朽论。既然感觉世界是不真实的，肉体和现世的物质生活当然也就不值得留恋，灵魂或精神可以达到理念世界，但是只有在挣脱了肉体的束缚后才能实现这一目标。由此就说明了苏格拉底为什么会对死亡采取一种超然态度——正是由于怀着坚定的唯灵主义信念，苏格拉底才以一种常人不可理解的欢欣之情慨然赴死。
当基督教刚刚传入希腊罗马世界时，它面临着一个如何适应新文化环境的问题。如何把希伯来的宗教信仰与希腊的哲学思想结合起来，这是对基督教的一个严峻挑战。在基督教刚刚产生的时代，一个希腊化的犹太人就已经开始在做这种工作，这个人就是亚历山大里亚的斐洛。
斐洛生活在公元前30年至公元54年间，是一个深通希腊文化的犹太人。他深切感受到希腊哲学的高深精邃和犹太教的民族狭隘性，因此决心用希腊哲学来改造犹太教，使它成为一种具有形而上学理论的宗教。他用一种隐喻的方式来重新解释犹太教经典，从而使《圣经》旧约从一部纪实性较强的历史典籍变成了一部具有象征意义的寓言启示。斐洛试图把犹太教的重要经典《创世记》提高到希腊哲学的思辨水平，他构建了基督教的基本教义————“道成肉身"的理论雏形。斐洛从希腊哲学的"逻各斯"（logos，即"道"）概念出发，认为∶"在物质世界出现之前就有一个无形体的世界存在于神的'逻各斯'或'理性'中，就像一个城市的设计早存在于设计者的大脑里。"23【古犹太】斐洛著，王晓朝、戴伟清译∶《论<创世记>——寓意的解释》，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8年版，第16页。
上帝的逻各斯或理性构成了理念世界，它是作为感觉对象的那个现实世界的原型，而后者则是前者的摹本。上帝先在理念中设计了世界，然后再根据理念中的世界模型创造出现实的世界来。
在《圣经》旧约中出现的犹太人的上帝和先祖、先知都是感性直观的，并不具有抽象神秘的色彩，斐洛通过把希腊哲学中的"逻各斯"概念和"理念论"引入旧约，使犹太教的上帝、先祖、先知具有了形而上学的性质。上帝成为神秘的"逻各斯"或"道"，而整个世界无非是"逻各斯"或"道"的显现，即"道成肉身"。由此可见，新约《约翰福音》中的"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一重要思想24《圣经·约翰福音》，第1章，第1、14节。，显然是受了斐洛上述观点的影响。除了"道成肉身"的思想之外，斐洛还以隐喻的方式表述了"原罪"与"救赎"、童贞女受孕等思想，这些思想后来都成为基督教神学理论的重要内容。
在罗马世界中，柏拉图哲学是通过普罗提诺的新柏拉图 主义而与基督教神学相联系的。普罗提诺生活在公元3世纪的罗马帝国，罗素把他称为"古代伟大哲学家中的最后一个人"。普罗提诺的形而上学建立在"太一"、"奴斯"和"灵魂"这三个概念的神秘统一之上，他用了一套非常艰深晦涩的哲学语言来阐述三者的关系。
这套哲学语言对于大多数基督徒来说也许是难以理解的，但是通过类比，人们就会发现普罗提诺的这三个哲学概念与基督教的三位一体的圣父、圣子和圣灵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普罗提诺的"太一"就是上帝，"奴斯"就是圣子基督，"灵魂"则是渗透于每个信徒的信仰中的圣灵。"太一"通过自我规定而呈现为"奴斯"，这就是上帝的道成肉身;"奴斯"通过分化为"灵魂"而与"太一"重新达到合一，这就是基督复活和在信仰中（以及在教会中）实现的灵魂救赎。无怪乎奥古斯丁认为，如果普罗提诺再晚生一点，只需"改动几个字句，就是一个基督徒了"。
基督教除了受柏拉图的影响之外，也吸取和发展了斯多噶主义的一些观点。这些观点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两点。第一，斯多噶主义在人对上帝的责任和人对国家的责任之间作出了明确的划分，认为后者应该服从于前者。这种见解对于基督教后来解释上帝的王国和恺撒的王国的关系具有很重要的作用，最终发展为中世纪的"君士坦丁赠礼"和"太阳与月亮"的理论。第二，斯多噶主义侧重于一种内在的道德生活，即灵魂对上帝的专注和虔诚。这是一种超肉体的灵性生活，爱比克泰德常常说∶"人就是一点灵魂载负着一具尸体。"在对待肉体的态度上，斯多噶派比柏拉图 更悲观、更阴郁，而且他们还身体力行，奉行一种恬淡寡欲的禁欲主义。斯多噶派的福音是"忍受的福音"，一个有德的人必须克制肉体的种种激情和欲望，倾心于神，唯有这样灵魂才能与神合为一体，达到善的境界。
自从基督教开始在希腊罗马世界中传播以来，它就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开始吸收各种异质文化的因素，这些因素既有希腊的，也有东方的。布林顿等人在谈及基督教在希腊罗马世界获得成功的原因时指出：“基督教之所以成功不仅是因为它本身能抵挡异教崇拜的尘世妥协精神和粗鄙低劣，而且也因为它容纳大量的异教，简言之，因为它绝不是一个崭新的宗教……基督教的不朽和复活的观念与埃及、希腊和希伯来的观念有关；希腊与罗马的哲学，特别是神秘的新柏拉图学派，对已有发展的基督教贡献良多。”25【美】布林顿、克里斯多夫、吴尔夫著，刘景辉译：《西洋文化史》第一卷，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版，第247页。这种兼收并蓄和多元混合所导致的文化上的“杂交优势”，是基督教得以在罗马帝国中发展壮大并且最终取得全面胜利的重要原因。
四、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生长历程
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发展史基本上是一部充满血泪的苦难史，特别是在其发展之初的250年间（即从公元64年尼禄第一次迫害基督徒，到公元313年《米兰敕令》承认基督教的合法性），基督徒遭受了十次以上的大规模迫害，以及数不胜数的欺凌、侮辱和歧视。
生活在公元2—3世纪的拉丁教父德尔图良说∶"基督徒的鲜血乃是教会的种子。"这句话丝毫也不夸张。虽然基督教在成为中世纪西欧唯一的和排他性的宗教信仰以后变得专横跋扈和极不宽容，对各种其他信仰和所谓"异端"进行惨无人道的迫害，但是它最初却是在罗马帝国的残酷镇压之下顽强地发展起来的。当最初几个世纪的基督徒们面对着罗马统治者的屠刀前赴后继地为信仰而献身时，他们确曾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和视死如归的殉道精神。
基督教最初传入罗马时，并没有引起沉溺于物欲之中的罗马人的太多关注，罗马人往往将其与犹太教混为一谈（因为罗马最初的基督徒大多都是犹太人）。公元1世纪的罗马帝国，幅员辽阔，文化混杂，东方的各种宗教信仰纷至沓来，令罗马人目不暇接。这些外来宗教只要不危及罗马帝国的政治统治，不影响罗马人的物质利益，罗马人通常都是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但是不久以后，基督徒所奉行的种种奇怪的信条和仪式（如聚众祈祷，领食圣餐等）开始引起了罗马人的反感，尤其是由于他们拒绝敬拜皇帝的偶像和罗马人世代尊崇的神明，有些基督教徒甚至拒绝履行一些必要的义务如服兵役等，大大地触犯了罗马人的传统观念。但是，罗马人对基督教徒的迫害更多地还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
罗马帝国对基督徒的第一次大规模迫害发生在尼禄当政时期。公元64年，罗马城遭受了一场火灾的袭击，大火持续了六天，罗马的许多街区都被烧成废墟。许多迹象表明，这场大火是尼禄自己让人放的，目的是为了在废墟上建造一座新的宫殿（这所宫殿后来果真建起来了，这就是著名的“金宫”，它的豪奢富丽令人难以相信）。但是当罗马人民觉察到这场大火是有人指使的时候，尼禄为了推卸责任，就把令罗马人颇为反感的基督徒当做了替罪羊。
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写道：
尼禄为了辟谣，便找到了这样一类人作为替身的罪犯，用各种残酷之极的手段惩罚他们，这些人都因作恶多端而受到憎恶，群众则把这些人称为基督徒。……起初，尼禄把那些自己承认为基督徒的人都逮捕起来。继而根据他们的揭发，又有大量的人被判了罪，这与其说是因为他们放火，不如说是由于他们对人类的憎恨。他们在临死时还遭到讪笑：他们被披上了野兽的皮，然后被狗撕裂而死；或是他们被钉上十字架，而在天黑下来的时候就被点着当做黑夜照明的灯火。26【古罗马】塔西佗著，王以铸、崔妙因译∶《编年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541~542页。
在塔西佗时代的罗马人看来，基督徒无疑是一些具有危险倾向的狂热分子，这种看法更由于一些无中生有的罪名而被加深。早期教会团体的宗教活动被罗马人误解为邪门歪道的妖术和伤风败俗的恶行，"对圣餐中基督临在说的误解导致人相信对基督徒食人肉的指控;深夜举行秘密的宗教仪式又使人相信他们放荡纵欲"。27【美】威利斯顿·沃尔克著，孙善玲、段琦等译∶《基督教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5~56页。由于罗马民众对基督徒的种种乖戾行为的厌恶，促成了帝国政府对基督徒的最初迫害。但是当那些被指控犯有种种罪行的基督徒被带上法庭时，法官们却往往发现他们在道德品性和遵纪守法方面并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疵点。据吉本记载，当基督徒被带上法庭时，他们声称自己立下了庄严的誓言，决不犯偷窃、抢劫、通奸、作伪证、诈骗等扰乱社会公众和私人安宁的罪行，因此绝不可能搞任何违法的阴谋;除了宗教方面的原因外，他们很少死于刽子手的刀斧之下28参见【英】爱德华·吉本著，黄宜思、黄雨石译∶《罗马帝国衰亡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65~266页。。
自从尼禄首开先河之后，罗马统治者们就一次又一次地对基督徒进行了极其残酷的迫害活动。基督徒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们的妻小沦为奴婢，财产充公。在公元2世纪图拉真、哈德良、派厄斯等较为宽容的皇帝当政时期，基督徒的境遇稍稍得以缓解，但是罗马统治者仍然要求基督徒放弃他们的信仰而对罗马传统的神明进行献祭。到了公元2世纪末叶以后，随着一度辉煌的安东尼王朝时代的结束，更为残暴的罗马统治者们又开始对基督徒展开了新一轮大迫害，大批的基督徒为了信仰而殉道。
由于耶稣本人和彼得、保罗等圣徒都是死于罗马人的屠刀之下，因此虔诚的基督徒们坚信，为信仰而殉道是灵魂上升天国的捷径。这种信念一时间在教会内部煽起了一股近乎疯狂的为主献身的热情，努米底亚（阿尔及利亚南部）的狂热信徒们用"但愿你赢得殉道者的桂冠"一语来相互致意。殉道者的周年纪念日（被教内人士称为"生日"）被信徒们铭记在心，由此产生了最初的教会年历。有些狂热的基督徒渴望着殉道，甚至不惜通过砸碎罗马人的神像等方式来激怒罗马人，这种行为又进一步引发了罗马统治者对基督徒的更加残酷的迫害。早期的基督徒们虽然坚持非暴力主义的立场，但是他们不屈不挠的顽强精神和坚定信仰使得他们与信奉传统多神教的罗马统治者处于一种恶性循环的紧张关系之中。
虽然经历了难以计数的磨难和迫害，基督教仍然在日益衰朽的罗马帝国中顽强地生长起来。基督教的天国理想对于已经陷入百无聊赖的空虚状态中的罗马人来说，具有一种沁人心脾的精神感召力;而基督徒的高尚道德则与罗马社会的骄奢淫逸的堕落和腐化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而引起了越来越多人们的敬仰。基督教面对着罗马帝国的暴戾，通过以柔克刚的方式无形地扩大着自己的影响，使得信仰的火种越烧越旺，从犹太人和罗马下层民众中逐渐扩散到罗马军队、贵族和政府官员中。公元260年，懦弱无能的皇帝加利伊纳斯执政，他改变了对基督教的迫害政策，准许基督教会自由活动，并发还教会财产。此后的四十年被称为"长期和平时期"，基督教的势力再度猛增。到了公元303年，戴克里先（284—305年在位）因宫廷纵火案对基督徒进行了最后一次大规模的镇压，他一连发布了四道敕令，拆毁教堂，没收教产，用酷刑强迫神职人员献祭，并对军队和宫廷中的基督徒进行大清洗。然而此时的基督教已经羽翼丰满，远非昔日可比，而且在罗马民众和上层人士中赢得了普遍的同情。
因此当君士坦丁执政后，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他开始改变对基督教的敌视政策，转而采取了扶持基督教的亲善态度。
到了公元4世纪初叶，罗马帝国已经陷入了四分五裂的状态，同时存在着好几个"奥古斯都"（即皇帝）在相互混战。依靠忠诚的基督徒士兵的支持，君士坦丁在312年成为西罗马帝国的统治者。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在米兰与东罗马帝国的皇帝利西尼乌斯共同颁发了一个敕令，即著名的《米兰敕令》（又称《宽容敕令》）。"它宣布绝对的信仰自由，将基督教与罗马帝国其他宗教置于完全同等的法律保护下。命令发还在最近的迫害中没收的教会财产。"29【美】威利斯顿·沃尔克著，孙善玲、段琦等译∶《基督教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28页。米兰敕令标志着基督教在经受了250年的迫害之后，终于在罗马帝国获得了合法地位。
《米兰敕令》签署后不久，两位皇帝之间的矛盾走向白热化，利西尼乌斯在亚洲和埃及重新开始迫害基督徒，而君士坦丁则抓住机会大力援助东部的基督徒，怂恿他们反抗利西尼乌斯的统治。323年君士坦丁战胜利西尼乌斯，成为罗马帝国的唯一统治者之后，更是大张旗鼓地扶持基督教，任用信仰基督教的官员，同时有意识地削弱罗马国教（即多神教）的势力。
君士坦丁对于基督教的扶持最初并非是由于信仰，而是出于政治策略方面的考虑。在长期的政治和军事生涯中，他深切地认识到基督徒的忠诚、守纪律、顺从和忍耐精神，这与信奉多神教的异教徒的散漫、腐化和麻木不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君士坦丁希望用一个强有力的君主专制来结束长期分裂混乱的政治局面，他相信一种统一的宗教信仰将有助于实现他的政治理想。这种信念使君士坦丁对基督教格外偏爱，他赋予教会团体极大的独立权力，捐资建造教堂，豁免教会赋税，甚至违背《米兰敕令》关于信仰自由的原则，压制其他宗教的活动。
但是基督教的合法化以及教产的迅速增长很快就产生了负面效果，一部分基督徒在财富和权力的诱惑下开始堕落，另一些较严肃的基督徒则发起了矫枉过正的修道运动。在优越宽松的和平环境中，基督教内部也出现了分裂。这种分裂表面上表现为神学教义方面的分歧，实质上却涉及教会的组织权力问题。为了尽快解决这种麻烦的教义争端，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建立统一的基督教会，君士坦丁皇帝于公元325年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基督教世界大会，即尼西亚公会议。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辩和皇帝的最终裁决，确定了圣子与圣父"本体同一"（of one substance，希腊原文为homoousios）的正统教义，与这种教义相违背的观点（阿利乌派）则被斥为异端，禁止在罗马帝国境内传播。
尼西亚公会议确定了基督教的最重要的基本教义（如"父子同体"等），但是它并没有从根本上杜绝基督教内部的分歧和分裂。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间，基督教各教会在罗马皇帝的支持下又相继召开了君士坦丁堡公会议（381年）、以弗所公会议（431年）和卡尔西顿公会议（451年）。在这四次被整个基督教世界所承认的大公会议中，正统教会先后谴责了阿利乌派、阿波利拿里派、聂斯脱利派和一性论派等异端思想30阿波利拿里派由叙利亚老底嘉主教阿波利拿里创立，主张基督是以神性的逻各斯为其心灵，只具有神性而无完全的人性。聂斯脱利派（又称"二性二位论"）由君士坦丁堡主教聂斯脱利创立，主张基督具有神和人这两种本性，但是二者并不联合成一个统一的位格，而是分别形成神、人两个不同的位格。一性论派为君士坦丁堡的隐修院长优迪克等人所倡导，认为基督的人性已经完全融入神性之中， 故而只有一个本性，即神性。，最终形成了由尼西亚公会议提出、君士坦丁堡公会议修订、卡尔西顿公会议确认的《尼西亚信经》。该信经确立了"三位一体"以及"基督神人二性联合而互不混淆"的正统教义，并且树立起教会在人间的绝对权威，成为后世基督教世界一致同意的普世宣言31关于《尼西亚信经》的具体内容，请参见【美】奥尔森著，吴瑞诚、徐成德译∶《基督教神学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8~200页。。
君士坦丁在临终之际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成为罗马帝国的第一位基督教皇帝。君士坦丁死后，他的三个儿子瓜分了帝国，混乱局面重新出现。公元361年，"叛教者"朱利安夺取了罗马帝国的统治权，这位皇帝对古代希腊文化充满了敬佩之情，而对君士坦丁父子大力扶持的基督教却深恶痛绝。在他执政期间，基督教再一次遭到压制。所幸朱利安仅仅执政两年而亡，此后接任的罗马皇帝均为基督教徒。公元380年，狄奥多西皇帝发布了一道敕令，要求全体罗马人民“遵守神圣使徒彼得带给罗马人的信仰”。此后的十多年间，狄奥多西下令拆毁帝国境内的所有异教庙宇和大量的多神教神像，将基督教置于至高无上的独尊地位。至此，历尽艰辛的基督教终于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恺撒与基督在斗技场上对势，胜利终属于基督。”32【美】威尔·杜兰著，幼狮文化公司译：《世界文明史·恺撒与基督》下册，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859页。
五、修道运动的兴起
当暴君尼禄把刚刚进入罗马不久的基督徒当做替罪羊而钉在十字架上时，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这个逆来顺受的宗教将会在几百年以后成为让罗马人普遍皈依的国教。在“恺撒”与“基督"的这场漫长而残酷的较量中，罗马不仅丧失了自己的传统宗教，而且也在基督教信仰的“软化”下失去了曾经不可一世的英雄主义文化精神。这个源于犹太的基督教，在强悍无比的罗马帝国的腹中悄悄地发展，最终竟然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
但是，当基督教最初在罗马帝国中传播时，它既不想取代多神教而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也不想腐蚀英雄主义的文化精神。
早期的基督教对于任何世俗的目标都缺乏兴趣，它的目光完全投向了天国。在这种价值观的支配下，基督徒面对罗马帝国的迫害往往采取一种逆来顺受的态度，由于基督教反对自杀行为，因此为信仰而殉道就成为告别虚幻此生、走向永恒天国的最便捷的途径。
艰难的逆境加强了基督徒从犹太教母体中沿袭下来的"选民"意识，教会最初就是这种强烈的优越意识的产物，它成为这个罪恶世界的汪洋大海中唯一承载希望的"诺亚方舟"。在基督徒看来，这个世界充斥着各种邪恶和罪孽，它用金钱、权势和肉欲来压制精神的德性，把撒旦（即魔鬼）及其在现实世界中的形形色色的化身——被罗马人当做偶像而崇拜的希腊罗马诸神——置于上帝的权威之上。美丽多姿的希腊罗马文化在基督徒眼里不过是魔鬼的惑人心智的幻象，"在神父们的笔下，阿波罗和缪斯是地狱精灵的喉舌;荷马和维吉尔则是它的最出色的奴仆;而充满他们的天才作品并使之生动有力的美丽的神话，则注定只能用以歌颂魔鬼的光荣业绩"33【英】爱德华·吉本著，黄宜思、黄雨石译∶《罗马帝国衰亡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49页。。因此，基督徒的神圣使命就是从根本上唾弃这个堕落的邪恶世界。
这样一来，基督徒所面对的就不仅仅是罗马统治者的迫害，而且还有更加难以对付的、如同汪洋大海一般广阔的异教文化34对于基督教来说，异教文化泛指一切非基督教的文化，包括在罗马帝国中流行了一千年之久的多神教文化。。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不仅应该勇敢地直面于罗马暴君的刀斧，而且也必须与异教文化彻底决裂。在君士坦丁时代之前，基督徒们把应对刀斧威胁和抵御异教文化侵蚀的斗争合二为一，于是殉道就成为最好的应战方式，它既可以使虔诚的信仰经受十字架的考验，又可以使摆脱了肉体的灵魂一劳永逸地免遭异教文化的污染。
但是，随着基督教的合法化和国教化，基督教逐渐由一种备受压抑的非法邪教，变成了一种人人趋之若鹜的时髦事物。到了公元4世纪末，基督徒已经在罗马人口中占有多数。为信仰而殉道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合法化的基督教所面临着的一个严峻考验，就是当有教养然而却腐败成性的罗马人纷纷向教会聚拢的时候，如何保持一个基督徒的纯正信仰和高尚道德?
面对着基督教地位的这种变化，"殉道"一词的含义已不再局限于直接的献身行为，而是采取了另一种表现形式，这就是与人欲横流的世俗社会彻底决裂的禁欲生活。"抵抗肉体诱惑的人也是殉道者"，这句话在君士坦丁以后的时代中颇为流行。这种把繁华的世俗生活和肉体欲望当做魔鬼的陷阱的观点，驱使许多向往崇高道德境界的基督徒隐遁到人迹罕至的荒野中去苦修，结果就导致了独身、贫穷、禁欲和修道运动的出现。
修道运动最初是真诚的基督徒面对罗马世界中普遍的堕落现象而采取的一种洁身自好的应战姿态，它的本义是为了维护基督教道德的严谨性和纯洁性。在这场发轫于公元3世纪后半叶的苦修苦行活动中，基督教的圣徒们为了上帝的缘故而折磨自己的肉体，以独身、清贫、禁欲和脱离尘世的沉思冥想来与骄奢淫逸的罗马生活方式相抗衡。著名教会史专家沃尔克对修道运动兴起的原因解释道∶"由于在260至303年的和平时期以及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后，大批人涌入教会，教会道德状况随之降低，这导致一些严肃的基督徒更加看重禁欲生活。为教殉道的事已不再有，禁欲主义便成为基督徒可能达到的最高造诣。"35【美】威利斯顿·沃尔克著，孙善玲、段琦等译∶《基督教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57页。
修道运动的创始者是公元3-4世纪的埃及人安东尼，他20岁时因有感于耶稣让财主变卖财产分给穷人的劝勉36参见《圣经·马太福音》，第19章，第16~21节。，弃家到尼罗河畔的德巴意旷野隐修。在几十年的隐修生活中，他克制情欲，靠着对上帝的坚定信念抵御了魔鬼的种种诱惑。复出后四处讲道，并组织追随者集体隐修。不久以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效法安东尼，纷纷到荒野中去隐修，通过折磨自己的肉体和克制情欲来磨砺对上帝的信心。修道的方式也越来越极端化，成为一种苦行和自我摧残的竞争。公元315—320年间，帕科米乌斯在埃及南部的塔本尼希建立了第一所基督教修道院。在修道院里，修士们过着集体的禁欲生活，按时举行崇拜，并从事农业劳动。帕科米乌斯还为决心终身侍奉上帝的妇女们创办了一所女修道院，到346年去世时为止，他已在埃及设立了十所修道院。
修道运动最初是由亚历山大里亚主教阿塔纳修斯介绍到西方来的，而西方教会的三位教父杰罗姆、安布罗斯和奥古斯丁以其典范性的身教言传为修道主义在西方基督教社会中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基础。尤其是杰罗姆，他早年曾在叙利亚的荒野中隐居，在"交织着眼泪、呻吟与精神恍惚的状态"中过着"严格的忏悔生活"。杰罗姆对于修道运动的重要意义还不在于他本人的身体力行，而在于他以一套禁欲主义的理论影响了罗马的一些有身份的贵妇人，她们甚至追随他远涉千里来到伯利恒的修道院中终生隐修。（图2-16）教父时代的另一位重要圣徒奥古斯丁早年曾是一个荒唐放荡的异教徒，如同罗马世界的大多数青年人一样，他也曾经"为作恶而作恶"，从偷窃食物到纵情肉欲，无所不为，并一度信奉摩尼教。后来在米兰受安布罗斯主教的影响，最终皈依基督教。在其名著《忏悔录》中，奥古斯丁对自己"败坏而罪恶的青年时代"表示了深沉的忏悔，以坚强的意志和令人难以置信的毅力抵御了一切声色之乐、口腹之欲和贪婪之念的诱惑。
西方早期修道运动的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当推本尼狄克（Benedictus，或译本笃、边奈狄克特，约480—550年），他出生于意大利斯波莱托的一个贵族家庭，早年也曾因为接受罗马古典文学的教育而沉溺于奢靡的生活，20岁左右时放弃了富足奢靡的生活，独身来到罗马附近的一个荒僻洞穴中进行隐修，达数年之久。在荒野里，他身披兽皮，过着野蛮人一般简陋的生活。据大格利哥里在《对话集》中记载，魔鬼曾不止一次地企图引诱他堕落，都被这位上帝的忠实仆人成功地抗拒了。有一次∶恶魔使他忆起从前见过的一个女人，这个回忆在上帝仆人的灵魂中，唤起了强烈的淫念。它有增无已，几致使他屈服于享乐，并兴起了离开荒野的念头。然而在上帝恩惠帮助下，他突然清醒过来了；当他看到附近长着许多茂密的荆棘和丛生的荨麻时，他立即脱下衣服，投身在内翻滚了许久，以致当他爬起来之后，他已可怜地弄得全身皮开肉绽：他就这样借着肉体的创伤医治了灵魂的创伤。37转引自【英】罗素著，何兆武、李约瑟译：《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466页。
公元530年本尼狄克创建了著名的蒙特·卡西诺修道院，并为该院起草了“本尼狄克教规”。这个教规在一定的程度上遏制了修道士们愈演愈烈的苦行竞争，使修道院成为以修道和农业劳动双重活动为主的封闭性社团，成为"基督战士的自给自足的永久性要塞"。修道士们必须遵从严格的教规，宣誓保持清贫、贞洁和顺从，甘心过清苦而勤勉的生活。他们每天要做七次祈祷，要不断地流泪叹息，向上帝忏悔自己的邪念和罪过。在心理上要保持绝对的谦卑，在行为上要勤修苦练，守斋戒食，并努力从事农业生产，因为“懒惰是灵魂的仇敌”。另一方面，在修道院中也发扬了农艺，维持和复兴了学术（在中世纪初期，修道院是西欧社会中唯一保存了文化的场所）。（图2-17）
在罗马帝国最后一两个世纪里，严肃的主教和修道士们不仅极力克制自身的各种情欲，而且也对绚丽多彩的希腊罗马文化进行了有意识的抵制。由于灵肉对立的神学思想的影响，虔诚的基督徒把一切异教的世俗文化都斥为魔鬼的诱惑。高雅优美的异教艺术、科学和哲学都遭到了谴责，基督教会试图把多姿多彩的世俗文化淹没在阴森晦暗的悔罪气氛之中。修道运动极力诋毁一切具有感性之美的东西，它充分表现了对世俗的异教文化的刻骨仇恨。
基督教用罪孽意识和唯灵主义的圣水浇灌出了一朵禁欲主义的苦难之花，"这朵花绝不难看，只是鬼气森然，看它一眼甚至会在我们心灵深处引起一阵恐怖的快感，就像是从痛苦中滋生出来的那种痉挛性的甘美的感觉似的。在这点上，这朵花正是基督教最合适的象征，基督教最可怕的魅力正好是在痛苦的极乐之中"。38【德】亨利希·海涅著，张玉书译∶《论浪漫派》，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5页。
六、蛮族大入侵与罗马帝国的灭亡
吉本认为，基督教和日耳曼蛮族共同毁灭了罗马帝国。当基督教在内部潜移默化地侵蚀着罗马文化时，日耳曼蛮族则从外部对罗马帝国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最终使不可一世的罗马帝国土崩瓦解。
罗马人对日耳曼人的最初记载，见于恺撒的《高卢战记》。据恺撒的观察，日耳曼人是一些没有文化的野蛮人，他们全部的生活只有狩猎和战争。从孩童时代开始，日耳曼人就养成了能够吃苦耐劳的坚忍性格。他们对农耕不感兴趣，食物以乳酪和肉类为主，所占土地每年都要由部落首领重新分配，目的是为了防止人们把“作战的热情转移到务农上去”，以及防止滋生爱财之心和引起贫富分化。“他们的各邦，认为能蹂躏自己的边境，使本国外围有一圈愈大愈好的荒地包围着，是一件最最光荣的事情。他们以为邻人被逐出自己的土地，再也没人敢靠近他们居住，是勇敢的表示……抢劫事件如果是在各国自己的疆界以外做的，就不以为耻。他们辩解说：这样做是为了训练青年们，使他们免于懒惰。”39【古罗马】恺撒著，任炳湘译：《高卢战记》，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43页。
恺撒对于日耳曼人的描述是非常笼统而模糊的，事实上，他在征战过程中所接触的仅仅只是居住在莱茵河西岸狭长地带（即“上、下日耳曼尼亚”地区）的日耳曼人，这些日耳曼人在公元前58年恺撒征服高卢时就已经臣服于罗马帝国了。在恺撒时代的罗马人眼里，莱茵河以东、多瑙河以北的广大地区（即所谓“大日耳曼尼亚”）是一片尚未开化的蛮荒之地，他们对那里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
"日耳曼人"并非他们自己的名称40 "日耳曼人"在拉丁文中为germanus，是形容词，表示"同父母所生的"之意，由germen（子孙）一词而来。由此可见，罗马人认为日耳曼人与他们有着某种亲缘关系。，而是罗马人对他们的称呼。事实上，分布在从莱茵河到维斯图 拉河、从多瑙河到波罗的海之间的广大地区的日耳曼人各部落最初根本就没有一个统一的名称，他们彼此之间甚至互不相知，各自使用的语言也不相同。日耳曼人是一个庞大的部落群，它由许多不同的部落组成，其中包括哥特人、汪达尔人、勃艮第人、撒克逊人、朱特人、盎格鲁人、法兰克人、苏维汇人、查提人（黑森人）、伦巴第人以及斯堪的纳维亚的喜列维昂人，，等等;使用的语言有哥特语、法兰克语、夫利斯撒克逊语、高地日耳曼语等。日耳曼人无论从体格上或相貌上都不同于南欧的那些身材较矮小、黑发的土居人，"他们都有着凶暴的蓝眼睛、金黄色的头发、高大的身躯"。41【古罗马】】塔西佗著，马雍、傅正元译∶《阿古利可拉传、日耳曼尼亚志》，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57页。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前后，日耳曼人从北欧迁入中欧。此后，日耳曼各部落都有了相对稳定的定居生活，但迁移的冲动却从来没有停止过，这种冲动在日耳曼人与罗马社会不断改变着的相互关系中明显地表现出来。
关于日耳曼人的社会状况和生活习惯，塔西佗在《日耳曼尼亚志》中有过很生动的描述。公元1世纪时，在日耳曼诸部落中已经出现了奴隶制的萌芽，无论是经济制度还是社会制度较之恺撒时代都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他们仍然过着半游牧的生活。由于长期的游牧生活的影响，他们没有城市，住宅不相连，零星地追逐水草而居。
日耳曼人的生活习惯是豪放而懒散的，在和平时期他们把大部分时间花在狩猎和吃喝享受上。他们宁愿游手好闲地消磨时光，也不愿去从事任何能取得预期效果的有计划性的工作。如同一切粗犷的游牧民族一样，日耳曼人也把战争和抢掠当做生活中的常事。崇尚武力几乎是一切"蛮族"的共同特点，频繁发生的战争使得勇敢和强壮成为一个人继续生存的必要前提。在日耳曼人眼里，掠夺是强者的权利，战利品是对胜利者的一种公平的恩典，而孱弱和怯懦在日耳曼诸部落的习惯法中被当做最大的耻辱和罪过。经常性的战争和劫掠也是使日耳曼人轻视农耕的原因之一。塔西佗写道∶"这些恩典的财源都是从战争和劫掠中得来的。要想劝他们像向敌人挑战和赢得创伤那样地去耕种土地和等待一年的收成，那是很困难的。而且他们还觉得∶可以用流血的方式获取的东西，如果以流汗的方式得之，未免太文弱无能了。"42【古罗马】塔西佗著，马雍、傅正元译∶《阿古利可拉传、日耳曼尼亚志》，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62~63页。
在罗马共和国后期和罗马帝国创立伊始，日耳曼人就与罗马人在边境发生了摩擦。恺撒、奥古斯都、杜鲁萨、提庇留乌斯、瓦鲁斯、泽曼尼卡斯等人都曾越过莱茵河和多瑙河与日耳曼人进行过战争，双方互有胜负。到了公元1世纪中叶以后，罗马帝国已无力再进行深入日耳曼尼亚腹地的远征了，仅仅只能把几个罗马军团布置在莱茵河和多瑙河沿岸，在日耳曼蛮族面前采取守势。而莱茵河、多瑙河彼岸的日耳曼人由于处于松散的部落状态，也无力大举进犯罗马的疆界。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从公元1世纪中叶到4世纪中叶），双方之间并未发生大的冲突。
随着罗马帝国的衰弱，日耳曼蛮族逐渐向罗马境内渗透。渗透活动最初是以充当雇佣军的方式进行的，这种潜移默化的渗透使得蛮族实际上已经成为处于风雨飘零中的罗马帝国的主人。到了4世纪后期（376年），在匈奴人和亚欧草原其他游牧民族大迁徙浪潮的挤压下，一支日耳曼部落——西哥特人以寻求庇护和为罗马帝国戍边为由，被罗马政府获准渡过多瑙河而进入帝国的境内。这些野性未泯的蛮族由于不堪忍受罗马官吏的暴虐统治，很快就掉转枪口，成为多瑙河彼岸的其他日耳曼部落大举进犯罗马帝国的先头部队，从此揭开了蛮族大入侵的序幕。410年，西哥特人洗劫了罗马城;455年，以"文化破坏者"而著称的汪达尔人再度攻陷罗马，对这座"永恒之城"进行了14天的烧杀掠掳。476年，蛮族雇佣军首领奥多维克废黜了西罗马帝国的最后一位皇帝罗慕洛斯，不可一世的罗马帝国从此灭亡43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的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又延续了一千年之久，直到1453年才毁于奥斯曼土耳其人之手。。
此后，各支日耳曼部落纷纷进入罗马境内——东哥特人攻占了意大利，法兰克人和勃艮第人征服了高卢，西哥特人和苏维汇人进入西班牙，汪达尔人占据了北非，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则在不列颠建立了政权。到了6世纪，东罗马帝国的皇帝查士丁尼虽然曾一度收复了意大利、西班牙和北非，但是当他去世（565年）以后，一支更野蛮的日耳曼人——伦巴第人从北方涌入意大利，西哥特人则卷土重来再度夺取了西班牙。由于各个蛮族王国对西罗马帝国领土的瓜分，以及战争所带来的巨大浩劫，到了公元6世纪晚期，整个西欧社会都陷入到一片混乱和黑暗之中。
在5—7世纪，由于蛮族大入侵而导致的人口大规模流动破坏了与环境相称的卫生条件，结果引发了瘟疫的大流行。在这几个世纪里，各种流行病不断地袭击意大利、西班牙、高卢、不列颠和东罗马帝国，竟使得许多城市空无一人，在一些地区，庄稼和葡萄都烂在地里无人收获。与瘟疫同行的还有灾荒和饥饿，以及一些奇异的天象示警，如彗星、地震等。这一切天灾人祸都发生在被夷为废墟的罗马帝国的土地上，对于蒙昧无知的蛮族入侵者来说，无疑是一种可怕的征兆。正是在这种满目疮痍的境况和普遍恐慌的氛围中，在古典罗马文化遗产中唯一被保留下来的基督教，开始用上帝的声音来对桀骜不驯的北方蛮族进行文明教化。
七、日耳曼蛮族对基督教的皈依
早在大举入侵罗马帝国之前，一些日耳曼部落就已经通过商业活动等和平交往方式而零星地接受了一些基督教思想，公元3世纪末叶，在西哥特人居住的地区出现了最初的教会组织。尼西亚公会议后，遭到贬抑的阿利乌派异端在罗马帝国境内得不到发展，于是就转而向广大的日耳曼地区渗透，结果使得西哥特人、东哥特人、汪达尔人、勃艮第人和伦巴第人等，都在入侵罗马帝国之前就先后皈依了阿利乌派基督教。著名教会史家沃尔克写道∶"事实上，基督教渗透得极其广泛，如果他们推迟两个世纪入侵的话，那么所有日耳曼人都将作为基督徒进入帝国，这看来并非不可能·…日耳曼人侵入帝国时，其中大部分人对基督教不抱敌意，这是极其重要的。如果西罗马帝国早一个世纪陷落（这是可能的），那么基督教的遭遇就会完全不同。"44【美】威利斯顿·沃尔克著，孙善玲、段琦等译∶《基督教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页。
当日耳曼人摧毁了西罗马帝国后，他们就陷入了长期的分裂之中。在西欧的土地上出现了许多互不相属的蛮族王国，这些国家又进一步分封为更小的诸侯国和骑士领地，从而使西欧在整个中世纪都处于一种名副其实的"封建"状态中。从公元6世纪到13世纪，虽然也曾出现过法兰克人建立的墨洛温王朝、加洛林王朝和撒克逊（萨克森）人建立的神圣罗马帝国，但是除了极个别强权君主（如查理曼大帝）的统治时期之外，日耳曼人所经营的世俗权力绝大部分时间都处于一种分散和缺乏效率的状态中。这种封闭而鄙陋的状况虽然不利于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发展，但是它却为基督教会在精神上的全面控制提供了最合适的土壤。在这种分散和彼此闭塞的封建社会中，帝国的权威逐渐被教会的权威所取代，恺撒的王国让位于上帝的王国。在一个没有世俗首领（皇帝）的世界里，天国在此世中的代理人（教皇和主教们）就成为名正言顺的最高统治者。
如果说在文明开化的罗马世界中基督教会曾扮演了一个愚昧而狂热的形象，那么在粗俗不堪的日耳曼蛮族王国里，基督教会则充当着一个文明教师的角色，它成为如同莠草一般蔓延的蛮族世界中唯一保存着古典文化"基因"的火种。一位研究基督教会史的学者指出∶"当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这些尚处于氏族社会形态的'蛮族'，一方面在西罗马帝国的废墟上继承并发展了封建的生产关系;另一方面，他们在基督教中获得了拉丁文化的各项成果，其中包括语言、文学、科学、哲学、建筑艺术、音乐、绘画、教会的组织制度等方面的内容。这些'蛮族'在他们的'教师'——基督教传教七的教导下，迅速臻于'成熟'。而这些'蛮族'在宗教上放弃原来氏族内部的多神教的信仰，改信了基督教，又大大地促进了氏族与氏族之间的融合过程。"45张绥∶《基督教会史》，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93页。就此意义而言，基督教会既是从内部摧毁古典文化的"特洛伊木马"，又是保留了古典文化种子的"诺亚方舟"（尽管在中世纪，这些古典文化的种子最终都结出了一些畸形的和苦涩不堪的果实）。
在瓜分了西罗马帝国的各个蛮族政权中，法兰克王国具有最引人注目的历史地位。公元486年，法兰克人在墨洛温家族及其首领克洛维的统率下统一了高卢和低地国家46"低地国家"（Low Countries）包括今天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北部阿图瓦地区之一部分。，建立了法兰克王国。法兰克王国之所以能够在诸多的蛮族王国中独占鳌头，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个王国的缔造者克洛维在所有的蛮族入侵者中率先带领他的部族皈依了西方正统的基督教，从而使得他和他的继承人的统治对于信奉基督教的罗马一高卢人民来说具有了毋庸置疑的合法性。早在496年，克洛维在战胜了另一支日耳曼部族阿勒曼尼人之后，就宣布改奉基督教，并在这一年的圣诞节率领3 000名随从在兰斯受洗正式加入基督教会，从而使法兰克人成为第一个皈依正统基督教信仰（而不是阿利乌派的异端基督教信仰）的蛮族部落。克洛维皈依正统基督教之后，得到了罗马教会和基督徒们的全力支持，从而使他在对其他蛮族部落和蛮族王国的战争中不断取得胜利。在这些战斗中，克洛维一方面拓展法兰克王国的领土，另一方面则强迫被征服地区的居民——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原始多神教或阿利乌派基督教的信奉者——改信正统派基督教。511年，克洛维下令召开了奥尔良宗教会议，会议将宗教法规提高到与国家法律具有同等的权威性，用基督教堂取代了法兰克人传统神庙的神圣地位，并且制定了教堂避难法。不久以后，基督教就成为全体法兰克人都必须信奉的国教，教会的财产和各种特权受到了国王的庇护。在以后的数百年间，主教的权力不断上升，教会的势力范围不断扩展，逐渐发展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开始觊觎世俗统治权。这种养虎遗患的后果最终在11世纪的“主教册封权”之争中充分暴露出来，为贯穿整个中世纪历史的教俗之争埋下了伏笔。
在法兰克人的影响之下，原来信奉阿利乌主义的其他蛮族部落也纷纷改奉正统派基督教。勃艮第人于517年放弃阿利乌派的宗教思想，并于532年被克洛维之子所征服而被并入法兰克王国；587年，西哥特国王雷克雷德宣布改信正统派基督教；663年，英格兰国王奥斯维主持召开惠特比宗教会议，确认了罗马教会的正统性。
在信奉阿利乌派异端方面表现得最为顽固的当数汪达尔人，他们在493年攻占迦太基后，公开宣称支持阿利乌派，并以武力镇压信奉罗马天主教的正统教会。但是他们所建立的汪达尔王国不久以后就在查士丁尼重建罗马帝国的反攻活动中被消灭了，北非又重新回到了正统教会的控制之下。另一个信奉阿利乌异端的蛮族国家————东哥特王国的命运也与汪达尔王国相同，成为查士丁尼复辟活动的牺牲品。至于最后进入意大利的伦巴第人，也于590——660年间逐渐皈依了罗马天主教会。因此到了7世纪中叶以后，正统的基督教信仰在意大利、高卢、西班牙和不列颠等地都已经一劳永逸地得到了确立。
在正统派基督教思想的传播和罗马教会的统一化过程中，最令罗马主教头痛的就是北非教会问题。虽然北非的基督教会在经历了几次公会议反异端的斗争之后，基本上被纳入了拉丁基督教世界，即西派教会的范围47西派教会指古代基督教分布在欧洲西部和北非西部的教会，与它相对的是分布在欧洲东部、亚洲西部和北非东部的东派教会。西派教会在经典、教父著作和礼仪中主要使用拉丁文，东派教会则以希腊文为教会的正式语言。东西两派教会的差异不仅是在基督教的教义之争中形成的，而且也与希腊文化和罗马文化之间的深刻矛盾有关。到了罗马帝国设立东西二都之后，两派之间的分化更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而日益加剧，西都罗马成为西派教会的中心，东都君士坦丁堡则成为东派教会的中心。西罗马帝国崩溃后，东派教会以君士坦丁堡宗主教（或称牧首）为首，西派教会以罗马主教（后改称教皇）为首，双方长期在“谁是基督教会的牧首？"这个问题以及一些教义问题上争执不休，最终导致了1054年东西教会大分裂。此后，东派教会的大部分形成正教（Orthodoxy），即东正教；西派教会的西欧部分则形成公教（Catholicism），即罗马天主教。，但是由于地理和文化传统方面的原因，北非教会在组织上和思想上从一开始就显示出某种既不同于东派教会，也不同于罗马教会的独立性。此外由于汪达尔人的入侵曾一度使北非成为阿利乌派的据点，拉丁正统派基督教的势力受到了极大的打击。汪达尔王国覆灭之后，北非教会虽然重新回归正统派基督教的怀抱，但是它却仍然以一种希腊式（或亚历山大里亚式）的理性精神与狂热而专断的罗马教会相抗衡，使得罗马主教大伤其神。然而，正当罗马主教对北非的问题感到束手无策时，一次意外的浩劫使拉丁基督教世界彻底摆脱了这个既无法医治又不能割除的“痈疽”——公元7世纪，新崛起的伊斯兰教在其迅猛扩张的过程中征服了北非。北非从基督教世界中的退出使得罗马教会从此可以专心致志地经营西欧的事务，而不必因牵挂过分广阔的世界而分散精力；此外，减少了北非这个爱闹独立性的部属也无形中加强了罗马教会在西方宗教生活中的权威性。
“随着与东方教会的日渐疏远和迦太基的衰落，罗马成了各个新兴民族无可争议的教师和霸主，新兴民族唯有听从其指导。”48英】约翰·麦克曼勒斯主编，张景龙、沙辰等译：《牛津基督教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3页。至此，一切可能滋生异教文化隐患的危险策源地——希腊、亚洲和北非都退出了西方世界，罗马教会从此可以为所欲为地摆弄那些缺乏教养的北方蛮族了。罗马天主教会成为西欧中世纪文化的第一提琴手，或者更确切地说，唯一提琴手。从它那低沉阴郁的167音调中演奏出来的信仰奏鸣曲，既是古典文化的悲怆挽歌，也是蛮族文化的疯狂变奏。就在这悲凉幽婉的基督教旋律中，西欧文化走过了漫漫的一千年。
重点与难点∶
1.基督教的"两希"文化渊源。
2.基督教对日耳曼蛮族的教化。
思考题∶
1.基督教与犹太教的主要差别表现在哪些方面?
2.修道运动兴起的原因是什么?
3.如何理解基督教与日耳曼蛮族之间的关系?
参考书目∶
1.罗伯逊著，宋桂煌译∶《基督教的起源》，三联书店1958年版。
2.威利斯顿·沃尔克著，孙善玲、段琦等译∶《基督教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3.塔西佗著，马雍、傅正元译∶《阿古利可拉传、日耳曼尼亚志》，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