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希腊城邦文化
一、希腊城邦制度的早期发展
公元前8世纪，多利亚蛮族入侵狂潮所造成的社会混乱逐渐平息，腓尼基字母的传入使得希腊人重新走出了由于乙系线形文字的失传而坠入的“黑暗时代”，一个生机勃勃的城邦社会开始崛起。与相近时期崛起的东方的波斯帝国和西方的罗马帝国相比，希腊城邦社会并不追求政治上的统一，而是走上了一条分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道路。
按照一般的历史分期，希腊城邦文明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公元前8世纪到前6世纪，其特点表现为各城邦的海外殖民发展和城邦内部的政治变革。第二阶段为公元前6世纪至前4世纪，这是希腊城邦文明的全盛时期，政治、经济、文化迅猛发展，一批伟大的思想家和艺术家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出来。公元前4世纪以后则进入希腊城邦文明的衰落阶段，城邦失去了独立的地位，沦为马其顿王国的附庸，在经历了亚历山大昙花一现的丰功伟绩和希腊化时期的积弱不振之后，最终被并入罗马帝国的政治版图之中。
在"黑暗时代"的末期，一批新兴的城市国家——城邦（Polis）开始取代建立在氏族和部落基础上的农村公社，野蛮的军事民主制逐渐让位于以成文法律为基本规范的文明社会。从公元前8世纪到前6世纪的200年间，由于希腊商业活动的发展和殖民扩张，在从拜占庭和小亚细亚一直到高卢海岸和西班牙南部的广大地区，城邦国家如同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出来。由于希腊本土以及小亚细亚的希腊母邦的人口增加和土地缺乏，以及受酷爱冒险和掠夺的天性所驱使（作为希腊城邦创建者的爱奥尼亚人、阿卡亚人和多利亚人最初都是以入侵者的身份进入希腊地区的），希腊人在海外广泛建立起殖民地。梅加拉在欧洲与亚洲的接壤处建立了拜占庭，科林斯在西西里岛建立了叙拉古，爱奥尼亚人的殖民地则遍布于从黑海东岸的费西斯一直到直布罗陀海峡西北端的加的斯的广大地区。
希腊的殖民活动与近代的殖民活动有着根本性的区别，殖民地与母邦之间的联系往往不是政治上的，甚至也不是经济上的，而仅仅只是文化上的。一个殖民地一旦建立起来，很快就脱离了母邦的控制，成为一个在政治方面完全独立的城邦。许多老的殖民地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又成为新的母邦，衍生出它自己的殖民地。
希腊殖民者在殖民过程中始终保持着母邦文化的一种基本精神素质，即自由独立意识和分离主义原则，这种精神素质一方面使希腊人人陶醉于一种民族优越感中，另一方面也使得希腊诸城邦（无论是作为母邦还是作为殖民邦）之间能够保持一种彼此独立、平等共处的"国际关系"。
在公元前6世纪前后，地中海地区的各种大大小小的城邦多如牛毛、数不胜数，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小亚细亚的米利都，爱琴海的米太林和萨莫斯，希腊半岛的雅典和底比斯，伯罗奔尼撒的斯巴达和科林斯，以及大希腊的克罗顿和尼阿波利斯等等。这些城邦的面积都很小，通常方圆不足100平方英里（最大的城邦斯巴达也不过3000平方英里），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豪尔小国;各城邦的人口也非常有限，人口最多的城邦如雅典也不过数十万人，其他城邦一般仅有数万人。然而，尽管城邦的地域范围和人口数量都微不足道，城邦这种崭新的国家形式的出现却开创了希腊历史的新纪元。这种微型的政治、经济、文化统一体为希腊人提供了最基本的自由权利和生活安全感。虽然各城邦之间有时也会由于种种利害关系而发生冲突，但是一直到希波战争之前，希腊各城邦之间在政治上始终保持着相互的独立性。希腊人习惯于"鸡犬之声相闻"的小国寡民状态，对于建立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政治大帝国却缺乏兴趣。这种分离主义的政治态度和自由主义的生活信念构成了希腊城邦社会的重要特征。
城邦（Polis）这个概念以及从其中衍生出来的另一些概念，构成了希腊城邦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这些派生概念包括（均以拉丁文表示）∶公民（Polites）、政治生活或宪法（Politeia）、公民团体或政府（Politeoma）、治理城邦者或政治家（Politikos）以及治理城邦的技巧或政治学（Politics）等等。这些概念对于古代东方专制主义国家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东西;然而在希腊，这些概念的深入人心使得每一位希腊公民都积极地参与公共生活。
城邦和公民这两个概念，不仅在词源上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在希腊的现实社会生活中也是不可分割的。亚里士多德对这两个概念界定道∶"（一）凡有权参加议事或审判职能的人，我们就可以说他是那一城邦的公民;（二）城邦的一般含义，就是为了要维护自给生活而具有足够人数的一个公民集团。""公民作为城邦的组建者和基本人民，既承担着保卫城邦安全和服从城邦法律的义务，也享有治理城邦事务（议事、审判等）的权利。这种相称的权利和义务使得公民既是城邦的统治者又是城邦的被统治者，换言之，"公民是自己的主人"。这种"主权在民"的政治状况，再加上城邦规模狭小的自然条件，使得一些希腊城邦出现了直接民主制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13页。。在雅典，全体公民每个月都要参加几次"公民大会"，解决城邦的各种重大问题∶宣战与媾和、听取有关城邦事务的报告、审查终审法庭的讼事，等等。每个公民都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都可以出任公职，并且轮流成为陪审法庭的成员。伯里克利时代雅典的公民人数不超过六万人2关于伯里克利时代（即雅典民主制的全盛时期）的雅典人口问题，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例如孟德斯鸠认为有40多万人，《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认为有25万人。由于在城邦中公民这一概念并不包括妇女和未成年的儿童，也不包括奴隶、外邦人和边区居民，只有祖籍为本邦的成年男子（早先还要受一定的财产限制）才能取得公民的资格，因此且不论雅典全盛时期的人口总数为多少，它的公民人数却不超过六万人，这一点大体上是可以肯定的。，而陪审法庭的成员却多达六千人。
希腊城邦的政治制度在公元前8—前6世纪之间经历了重大的变革过程，伯恩斯和拉尔夫对这一过程总结道∶
除少数例外，希腊城邦走的是同样的政治演化道路。它们的历史自君主制开始。自公元前8世纪，它们演变为寡头政治。约在1世纪以后，绝大多数的寡头都被独裁者所推翻，希腊人称后者为"僭主"，其意为不合法的僭取权力者，而不论其暴虐与否。最后，在公元前6世纪和前5世纪，建立起了民主政治，有时也称为"荣誉政治"，即基于财产资格而决定政治权利的政府，或以对名誉荣耀之喜爱为统治原则的政府。3【美】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菲利普·李·拉尔夫著，罗经国、陈筠等译∶《世界文明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13页。
除了斯巴达等极少数城邦之外，大多数希腊城邦都在公元前8—前6世纪之间完成了从君主政治向民主政治或者僭主政治的转化，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雅典。
二、斯巴达与雅典
作为希腊半岛上的一个举足轻重的强大城邦，斯巴达的政治发展过程与希腊城邦的一般演变趋势是完全不同的，它始终维持着一种强有力的寡头统治形式。斯巴达城邦是由作为征服者而进入希腊伯罗奔尼撒地区的多利亚人所建立，这些军事上的征服者在美西尼亚平原定居下来之后，始终面对着的一个棘手问题就是如何平息当地土著的反抗。这种枕戈而卧的防范心理导致了斯巴达人在政治体制乃至整个社会生活方面的极端保守性，使他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拒绝对现存制度进行任何改革。斯巴达社会分为三个阶层，居统治地位的是斯巴达人（Spartans），他们是城邦的公民和战士，，仅占整个城邦人数的1/20。其次是柏里伊赛人（Perioikoi），即边民或邻人，他们是较早被征服并且曾一度成为斯巴达人同盟者的民族，主要从事贸易活动和手工业生产。最下层是希洛人（Helots），即在斯巴达人的征服活动中沦为奴隶的土著民族，他们终日在土地上劳作，没有任何权利可言。
斯巴达的政体形式据说是由吕库古创立的，这是一个带有传说色彩的人物。吕库古为斯巴达人制定了一系列不成文的“端特拉”（Rhetrae，神谕或律法），并且让斯巴达人发誓永远遵守这些律法。根据普鲁塔克的记载，吕库古的改革措施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建立了元老院，由二十八名元老和两位国王共同组成国家的权力中心，负责监督行政事务、制定议案和充当最高审判法庭的成员。同时建立公民大会，由所有具有公民权的男性斯巴达人组成，它的职责是对元老院提出的议案进行表决，并且选举除国王以外的全体公务人员。后来在斯巴达的政治体制中又产生了五人监察团，成为主持元老院和公民大会的常设行政机构，即实际上的政府。第二是定期重新分配土地，使每一个斯巴达人都能拥有一块面积均等的耕地，并且废止一切奢侈无用的技艺，甚至连货币也取消了。这样就杜绝了斯巴达人贪婪奢靡的念头，使他们内部能够保持一种原始的平等状况。第三是设立公共食堂，所有的斯巴达人都必须在指定的食堂里共同就餐，从而既增长了人们相互之间的友情，又避免了使人成为专注于吃喝享乐的饕餮之徒。由于平均分配土地和共同进餐制度，财富就不再成为能够引起斯巴达人欲望的东西，这样就使全体斯巴达人只剩下一种欲望，即追求荣誉的欲望。
这些改革措施无疑加强了斯巴达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同时也使他们成为所有希腊人中最泥古不化的顽固分子。在这个没有城墙的城邦里，一切机构和行为规范都按照军事化要求来设定，法律和习俗严格地保证了制造一个强壮的种族所必然具备的一切条件。结婚和生育均按照一种无情的优生学原则来由城邦统一安排，体弱多病的婴儿一生下来就被处死。男孩和女孩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过一种纪律严明的集体生活，接受各种艰苦的体魄训练，风餐露宿，在寒冷的河水中洗澡，到野外去抢掠。斯巴达人的婚姻仍然保持着一种古老的抢婚习惯，新娘子在风华正茂之时被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抢走，在黑暗中成婚。但是斯巴达青年白天必须与自己的同伴们在一起，晚上也只能偷偷地去会见新娘，只有当他做了父亲之后，才能在白天看望自己的妻子。这样就培养了一种坚毅的自我克制能力。斯巴达的男性公民只有一种身份，那就是战士;而斯巴达的妇女们，恰如她们自己所言，是世界上"唯一生养战士的女人"。当妇女送她的孩子上战场时，总是要这样叮嘱他∶"带着你的盾回来，否则就死于其上。"
总之，斯巴达人就如同他们所崇拜的英雄祖先赫拉克勒斯一样，是一个手提棍棒、身披狮皮、以勇猛无比而令世人折服的战士形象。普鲁塔克描述道，斯巴达仅仅凭着它的信使节杖，就能使整个希腊心悦诚服、欣然从命。斯巴达人虽然对经营技艺和敛聚钱财不屑一顾，但是那种"号令一出，四邻臣服"的威风和荣耀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正是由于斯巴达人对荣誉的珍视和对法律的绝对服从，斯巴达成为全希腊最强大的城邦。尽管斯巴达在政制方面保守落后，在文化方面粗鄙愚钝，但是它在战斗力方面却具有毋庸置疑的优势，这种优势使得斯巴达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最终战胜了雅典人而成为全希腊的霸主。
与斯巴达的粗俗淳朴恰成鲜明对照的是雅典，在公元前6世纪以后，尤其是在伯里克利当政的数十年间（公元前461—前429年），雅典就如同近代的巴黎一样，成为全希腊效法的楷模。雅典的风格成为希腊文化的典型风格，雅典的政治制度成为后世西方人倍加赞赏的政治楷模，而伯里克利时代生活在雅典的一些人物，如哲学家阿那克萨哥拉、苏格拉底，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悲剧和喜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阿里斯多芬，雕塑家菲狄亚斯等，则成为西方文化史中最灿烂夺目的文化巨壁。与保守愚昧的斯巴达相反，雅典是一个开放文明的城邦，甚至带有几分浮华奢靡的成分。许多在斯巴达被视为邪恶无用的东西，如金银财宝、美食艳服、戏剧、哲学和辩论术等，在雅典却备受尊崇。斯巴达人向往简朴无华的生活，不知贪婪和匮乏;雅典人却爱美成性，追求高雅华美的生活格调，重视财富和享乐;斯巴达人靠着严峻的法律和艰苦的锻炼来培养一种集体主义的勇敢精神，雅典人却出于对自由和光荣的热爱而发展独立的个性。
公元前431年，在为悼念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雅典死难者而发表的"丧葬演说"中，雅典民主制领袖伯里克利描述了雅典人与斯巴达人迥然不同的文化特点∶
我们爱好美丽的东西，但是没有因此而至于奢侈;我们爱好智慧，但是没有因此而至于柔弱。我们把财富当做可以适当利用的东西，而没有把它当做可以自己夸耀的东西。······我们能够冒险;同时又能够对于这个冒险，事先深思熟虑。他人（指斯巴达人——引者）的勇敢，由于无知;当他们停下来思考的时候，他们就开始疑惧了。但是真的算得勇敢的人是那个最了解人生的幸福和灾患，然后勇往直前，担当起将来会发生的事故的人。4参见【古希腊】修昔底德著，谢德风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32页。
雅典地处希腊南端的阿提卡半岛，由于地峡相隔而没有遭受多利亚人的入侵，因此最初的阶级分化主要是由于本族人内部财产关系的变化而引起的。公元前8世纪，阿提卡半岛上的四个部族在联合运动中组成了统一的雅典城邦，国王提塞斯将全体居民划分为三个阶级：贵族、农民和手工业者，并且确立 图1-18 伯里克利了贵族的政治特权。在其后的土地兼并和贫富分化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沦为债务奴隶，从而使城邦内部的阶级矛盾日益加深。在这种情形下，开明贵族德拉古在公元前621年制定了第一部成文法典，对贵族的权利进行了适当的限制。此后不久，一位出身于破产贵族家庭的政治家梭伦又在公元前594年进行了更为彻底的政治改革。梭伦通过法律的形式废除了债务奴隶制，设置了四百人会议和公民陪审法庭，从而大大地削弱了贵族的政治权力和提高了平民的政治地位。梭伦改革还通过法定财产资格来划分公民等级，力图 用财产资格来取代出身和血缘关系作为政治权利的根据。继梭伦之后，僭主庇西特拉图 和民主派领袖克利斯梯尼又先后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政治改革，基本确立了雅典的民主制度，摧毁了传统贵族所依凭的氏族秩序。到了伯里克利时代，滥觞于梭伦的政治改革最终结出了硕果，雅典的民主制使其成为希腊诸城邦中最繁盛和最强大的城邦。
雅典的立法权属于"公民大会"（Assembly），它由全体雅典公民组成，定期在露天广场上集会，其职能是制定法律、批准或否决“五百人会议”（Council of Five Hundred）的提案，以及使用贝壳流放法来惩罚那些对城邦公共利益造成危害的领导人。雅典的行政权属于"五百人会议"，这是克利斯梯尼在梭伦时代的"四百人会议"的基础上扩展而成的，它的成员由各个地区的公民以抽签的方式选出，并且分为十个五十人的委员会在一年中轮流执政。"五百人会议"的成员任期两年，这样就使得几乎每一个雅典公民都有机会在一段时间里成为城邦的行政首脑。在伯里克利当政期间，一个相当于英国内阁的十将军委员会成为城邦的实际上的军事、行政和司法中枢，这可能与希波战争期间频繁的战事有关。将军们由公民选举产生，任期一年，但可以无限制地再度当选，伯里克利本人曾出任十将军委员会主席达30年之久。然而，尽管将军们拥有很大的权力，他们却不可能成为僭主，因为他们制定的政策必须由公民大会审议通过才具有合法效力。在司法方面，由6000人组成陪审法庭，对案件的判决结果完全取决于陪审法庭的意见。在审理案件时，陪审员的人数最少也不低于201人，而当出现重大案件时，陪审员人数通常高达1001人。
尽管雅典民主制成为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心中最完美的政治理想，但是雅典民主制与现代民主制仍然有着天壤之别。雅典的民主制是雅典公民的民主制，而雅典的公民是一个建立在家族身份和财产资格之上的特权阶层。到公元前5世纪末，虽然取消了财产资格，但是家族身份限制却未曾取消。雅典法律规定，雅典公民只限于那些能确证其父母双方都是雅典后裔的男性成年居民。在雅典城邦，绝大部分居民是奴隶、外邦人和边民，而雅典出生的自由民中又有2/3是妇女和儿童，所以雅典的民主只是很少一部分人能够享受的民主。"这样一来，希腊的民主政体同寡头政治就差不多了。""认为国家中任何人都应该是一个公民的那种现代观念，是会使那些享有特权的雅典民主主义者大为惊骇的。“5【英】赫·乔·韦尔斯著，吴文藻、谢冰心等译∶《世界史纲》，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13页。质言之，雅典的民主制只不过是一种具有浓厚的贵族色彩的民主制而已。
雅典城邦之所以创造了空前辉煌的文化成就和产生了灿若群星的思想家、艺术家，主要不是由于那种徒具其表的民主制，而是由于普遍弥漫的自由精神和宽容气氛。在整个希腊，雅典是文明程度最高、经济最发达的城邦，再加上它的人民所具有的那种爱美成性的优雅品位和兼收并蓄的宽阔胸怀，因此大量的艺术品和杰出人物荟萃此地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城邦时代的宗教生活与文化精神
希腊城邦社会与以奥林匹斯诸神为主要角色的多神教信仰有着密切的联系，希腊各城邦奉守的分离主义原则和大多数城邦内盛行的自由主义文化气氛，成为希腊多神教存在和发展的现实基础。即使是雅典这样的民主社会，宗教崇拜仍然在日常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希腊，各城邦均有自己所崇拜的特殊神灵和英雄，同时又对全希腊共同信奉的一些神灵和英雄顶礼膜拜。较有影响的泛希腊宗教中心至少有三个，即德尔菲的阿波罗神庙（希腊人求神谕的最重要的圣地）、伯罗奔尼撒的奥林匹亚（通过全希腊的奥林匹亚竞技会来敬拜宙斯）和厄琉西斯的祭典仪式（对农业女神得墨忒耳的神秘崇拜）。这些泛希腊中心的宗教活动和集会超越了城邦的界限，成为把整个希腊联系在一起的重要纽带。
希腊宗教尤其是奥林匹斯宗教，保持了明显的独立性倾向和地方性色彩，这种特点是与东方宗教的大一统家长制特点迥然不同的。在希波战争之前，把希腊各城邦联系在一起的不是政治上的统一体，而是各种泛希腊的竞技活动和宗教节庆，例如四年一届的奥林匹亚竞技会和毕提竞技会、两年一届的奈美竞技会和伊斯米竞技会，以及泛雅典娜节和酒神节等等。奥林匹亚竞技会是从对奥林匹斯主神宙斯的崇拜活动中发展出来的，毕提竞技会则起源于敬拜德尔菲神庙的阿波罗的宗教仪式。在这些盛大的集会活动中，不仅有体育竞技，而且也有各种文艺表演（歌咏大会、悲剧、喜剧等），整个活动自始至终都弥漫着浓郁的宗教气氛。
四年一届的奥林匹亚竞技会是全希腊最隆重的盛会。首届奥林匹亚竞技会于公元前776年举行，它对希腊人日常生活的重大影响从下面这个事实即可得知：希腊人的纪年均依照奥林匹亚竞技会的届次来推算。希腊文化的那种和谐之美的独特个性，在奥林匹亚竞技会中充分地显示出来。每当竞技会召开之时，希腊各城邦的名门望族的子弟们从四面八方麋集奥林匹亚，纷纷在竞技场上角逐锦标。面对着数以万计的热情观众和震耳欲聋的欢呼声，竞技者们以自己健美的形体、发达的肌肉和矫捷的身手来表达对神灵的崇拜和对荣誉的热爱。竞技场上的得胜者，回到故乡时受到凯旋式的欢迎，他所享受的荣誉丝毫也不逊色于在战场上得胜的将军。他的名字成为诗人讴歌的对象，他所获得的桂冠成为城邦的光荣，他本人则成为堪与传说中的英雄相媲美的人物。据丹纳介绍，一个名叫米龙的克罗多人因为角斗无敌而被选为将军，他身披狮皮，手执棍棒，活像传说中的大力士赫拉克勒斯。
另一位名叫提阿哥拉斯的人，因为两个儿子同时在奥林匹亚竞技会上获奖，被当地的人民敬若神明，他本人则因激动过度而死在儿子们的怀抱中。
除了参加奥林匹亚竞技会和其他体育竞赛活动之外，另一个带有民间性质的泛希腊宗教活动就是酒神节的狂欢秘祭。对酒神狄奥尼索斯的祭祀仪式几乎流行于希腊的所有城邦，这位传说中葡萄种植业和酿酒业的保护神，在希腊、意大利和小亚细亚等地引起了人们特别是妇女们的狂热崇拜。在希腊各地，酒神节的狂欢活动具有突破日常习俗和道德禁忌而尽情放纵的含义，希腊文的“狂欢”（Komos）和秘祭（Orgie）等词本身就含有放荡不羁和纵酒淫乐的意思。在酒神节的狂欢仪式中，希腊人（特别是有身份的希腊妇女们）头戴常春藤冠，身披兽皮，手执酒神节杖，举行盛大的游行，高唱酒神颂歌和表演各种节目。到了夜幕降临时，喝得烂醉如泥的人们成群结队地来到群山之中或者森林谷地，尽情地狂歌滥舞、饮酒作乐，最后在一种性之迷狂的状态中达到激情的巅峰。这种狂欢活动由于与庄严的宗教仪式以及宗教情感的宣泄结合在一起，所以显得既野蛮又美丽，既疯狂又神圣，充满了净化灵魂的神秘色彩。从这种情感宣泄的净化与升华中，产生了古希腊最美丽的艺术形式————悲剧和喜剧。
尽管在希腊本土以及“大希腊”的各个殖民邦流行着各种不同的民间信仰6“大希腊”指意大利半岛南部希腊人居住的地区，公元前8——前6世纪，希腊人在这里建立了许多殖民城市。此外，“大希腊”还包括西西里岛东部的希腊殖民区，如叙拉古等城邦。，但是以奥林匹斯诸神为崇拜对象的希腊多神教仍然构成了希腊文化的主要内容和重要基础。希腊的史诗和悲剧讲述着神和英雄的故事，希腊的雕塑以神和英雄为主要形象，希腊建筑的最辉煌的杰作是帕特农神庙、德尔菲神庙、狄奥尼索斯剧场以及其他举行宗教庆典活动的公共建筑，即使是在赞美爱情的抒情诗歌中（如萨福与平达等人的作品），也充满了神与英雄的名字。至于希腊的哲学和科学，最初同样是在希腊多神教的母体中孕育成熟的。
与东方的那些阴郁悲惨的宗教氛围迥然不同，希腊宗教的基本特点是直观的自然崇拜和明朗的感觉主义，而希腊宗教的这些基本特点同样也成为整个城邦时代希腊文化的基本特点。
希腊文化的自然崇拜和感觉主义特点典型地体现在对人的自然形体和现世生活的赞美之中。城邦时代的希腊人是朴素的唯物主义者，他们对肉体的重视更甚于对精神的关怀，对现实生活的关注更甚于对彼岸世界的向往。具有一副强壮而矫健的身躯，这对于希腊人来说是莫大的光荣。对人的自然形体的热爱和赞美使希腊青年把大多数时间都用在练身场和运动场上，参加各种体育竞技活动，如角斗、跳跃、拳击、赛跑、掷铁饼等，目的是要练成一副结实、健美的身体。对于肉体的重视使得裸体竞技活动在希腊成为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人们丝毫也不以裸体为耻，相反倒是以自己或者子女具有一副矫健的身体而感到无上荣耀。希腊人对肉体的重视和崇拜反映到他们的神话或宗教中，从而就产生了与人同形同性的奥林匹斯诸神形象。"希腊人竭力以美丽的人体为模范，结果竟奉为偶像，在地上颂之为英雄，在天上敬之如神明。"7【法】丹纳著，傅雷译∶《艺术哲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92页。宙斯、波塞冬、阿波罗、阿佛洛狄忒等等之所以为神，并非由于他们在精神或道德方面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地方，而是由于他们在肉体方面具有令人羡慕的优势。神只是比人更强壮、更健美，而且能够长生不死;他们战斗起来比人更勇猛，享乐起来比人更奢侈。希腊诸神在形体上都具有一种令人陶醉的肉感和风韵，这种形体之美在希腊雕塑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希腊雕塑中，人物通常都没有眼珠和面部表情，一切艺术意韵都体现在充满了生机和动感的躯体中。在这里突出的不是紧蹙的眉头和忧伤的眼神，而是发达的肌肉、结实的躯干、迸发的力度以及洋溢在肉体的自我陶醉之中的欢愉心情。在希腊文化中，精神与肉体仍然处于一种尚未分离的"青春"状态，"这种青春在感官的现实世界里出现为'具有躯体的精神'和'精神化了的感官性'"。8 【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268页。希腊文化之美，正是从这种原始同一的和谐之中升发出来的。
这种灵与肉的和谐之美，使得希腊神灵与其说是一种高高在上的抽象"精神"，不如说是一些富有人情味的生灵。神就是一些典型意义上的人（无论是就其优点还是弱点而言），从而是一些艺术化和理想化了的人的形象。艺术化而非神学化，形象化而非概念化，人的感性特征的理想化而非人的理性本质的抽象化，这正是希腊多神教不同于基督教的最重要的特点之一。
对现实生活的珍视是希腊宗教和希腊文化的另一个显著特点，这种把感性的现实生活看得比灵魂的终极归宿更为重要的价值取向使得奥林匹斯宗教几乎不具有宗教气息。虽然希腊人是信神的，但是神在希腊人心中并不是一个远在天国的威严审判者，而是一个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亲切可爱的庇护者。希腊人的神是人性的神，希腊人的宗教是人文主义的宗教。希腊人是"这样一个人文主义者，他崇拜有限和自然，而不是超凡脱俗的崇高理想境界。为此，他不愿使他的神带有令人敬畏的性质，他也根本不去捏造人是恶劣和罪孽造物的概念"。9【美】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菲利普·李·拉尔夫著，罗经国、陈筠等译∶《世界文明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16页。
希腊人从根本上来说也是乐观主义者，他们不仅以欢愉的心情来对待现实生活，而且也以同样欢愉的心情来对待死亡。对于希腊人来说，死亡不过是生活的继续。这种信念一方面使希腊人用乐观主义的态度来对待生活中的悲剧，勇敢地直面现实，直面悲剧;另一方面，对于来世生活的良好信念和平常之心又使希腊人在面对死亡时表现出一种坦荡荡的大丈夫气，而不像中世纪基督教徒在面对死亡时那样忐忑不安和心存恐惧。
总之，在希腊宗教和希腊文化中，自然崇拜和感觉主义构成了最基本的特征。自然崇拜主要表现为对人的自然形体的崇拜，感觉主义则主要表现为对美的事物和现实生活的热爱。肉体与精神的原始和谐，使整个希腊文化呈现出一种田园诗般纯净悠扬的意境。在这里，差别固然已经产生，但是却没有采取极端化的形式而走向对立，因此一切都显得那样的自然、协调和天真质朴。这是西方文化的伊甸园时代，生活在这个时代中的人们尚未把肉体与精神、感性与理性、现实与理想、人与神分割开来，他们陶醉在一种悠然自得的原始同一感之中，从而充分展现出了希腊文化的精神特点，即和谐之美。这种具有无限魅力的和谐之美，后来由于罗马人单方面地发展了物欲而遭到破坏，再往后更由于基督教徒单方面地发展了精神而被弄得支离破碎、惨不忍睹。到了现代西方文化中，灵魂与肉体、理想与现实固然在历史的进步中达成了一种妥协，但是与希腊文化中的那种天然质朴的和谐之美相比，仍然显得罅漏重重、危机四伏。正因为如此，希腊文化才以其和谐之美的个性而成为现代西方人心中失落而难以复返的精神家园，成为滋润着被种种功利要求、上帝呼唤和道德命令折磨得疲惫不堪的灵魂的清纯之泉。
四、希腊悲剧与喜剧
与体育竞技活动一样，希腊的戏剧也起源于宗教庆典。在纪念酒神狄奥尼索斯的歌咏舞蹈中，已经孕育着悲剧和喜剧的胚胎。希腊的"悲剧"（tragedy）一词即"山羊歌"，而山羊则是狄奥尼索斯的象征和奉献给他的最常见的祭品。公元前534年，雅典僭主庇西特拉图 为鼓励人们撰写酒神节庆典的剧本而设立了专门的奖项，后来获得此项殊荣的有希腊著名的三大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
公元前5世纪，雅典城邦已经在其卫城建起了可以容纳数万名观众的露天剧场。每逢重大的庆典活动时，剧场都要演出悲剧或喜剧，演员们头戴面具，脚穿高底鞋，在舞台上朗诵着庄严的诗句，合唱队则保留着古代狄奥尼索斯崇拜的歌舞形式，配合剧情的展开来诠释其深刻的寓意。
希腊悲剧基本上取材于神话与传说，以古代的英雄故事作为主要内容。从剧情上看，希腊悲剧与此前的"系统叙事诗"所表现的古老家族的不幸遭遇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它们共同的主题都是人在客观世界面前所面临的矛盾冲突和不幸命运。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希腊悲剧不过是对一个处在急剧变化中的社会的伦理冲突的艺术写照，它以一种惊心动魄的方式表现了个人的自由意志与客观必然性之间的深刻矛盾。
希腊悲剧反映了那些显贵家族内部的伦理冲突，例如伯罗奔尼撒家族几代人之间的骨肉相残，俄浦斯的杀父娶母等等10关于这些悲剧的具体内容，请分别参阅埃斯库罗斯的《奥瑞斯提亚》三部曲（包括《阿伽门农》、《奠酒人》和《福灵》）和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等剧本。。这些矛盾冲突的原因并非是由于悲剧主人公个人品德方面的缺点，也不是由于一种邪恶的外部力量所发动，而是根植于悲剧主人公的自由意志与某种不可抗拒的客观必然性（"命运"）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剧情的展开过程中，悲剧主人公往往通过自己的自由意志来为神秘的“命运”开辟道路（这一点典型地表现在俄狄浦斯杀父娶母的悲剧中）。这种通过自由意志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必然性，这种由悲剧主人公自由地为自己掘墓的不幸结局，就是希腊悲剧最富有魅力的特点；而这种被自由所遮蔽的不可逃避的必然性就是所谓的“命运”。
希腊悲剧与近代悲剧的一个根本性区别就在于：在希腊悲剧中没有善与恶的明确区分和截然对立，在那里这两种力量尚未分裂为外在性的对立，而是以一种原始的和谐状态出现在同一个人物身上。因此在希腊悲剧中，既没有高尚典雅的唐·罗狄克，也没有邪恶奸狡的伊阿古11唐·罗狄克是法国古典主义作家高乃依的悲剧《熙德》中的品德高尚的主人公，伊阿古是莎士比亚悲剧《奥赛罗》中的阴险歹毒的伪君子。，每个悲剧人物的行为都很难用通常的善恶标准来加以评判。在剧中激烈冲突的也不是善与恶这两种对立的自由意志，而是自由意志与潜藏在它背后的决定论;不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否定，而是自己对自己的否定。就此而论，希腊悲剧是一种更加深刻的悲剧，它不是把悲剧看做人滥用自由意志（恶）的结果，而是把它理解为人的自为存在（自由意志）与自在存在（"命运"）之间的一场不可避免的永恒冲突。既然悲剧是人生的必然遭遇，因此希腊人就不是以一种悲切的凄楚之情，而是以一种泰然的乐观态度来对待悲剧，他们相信在悲剧之后将会有一个更加美好的归宿。当然，希腊人对悲剧的这种理解尚处于直观的阶段，尚未能识破"命运"的实质，因此"命运"在希腊悲剧中还仅仅只是一个朦胧的意象。
尽管如此，这种关于"命运"的朦胧意象仍然是早期希腊文化中最深刻的东西，同时也是真正具有宗教性质的东西。罗素指出;"在荷马诗歌中所能发现与真正宗教情感有关的，并不是奥林匹克的神祇们，而是连宙斯也要服从的'运命'、'必然'与'定数'这些冥冥的存在。"12【英】罗素著，何兆武、李约瑟译;《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3页。在赫西俄德的《神谱》和埃斯库罗斯等人的悲剧（如《普罗米修斯》三部曲）中，我们可以看到，"命运"不仅是高悬在凡人和英雄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而且连乌兰诺斯、克洛诺斯、宙斯这样的神灵也对之无可奈何。前面所讲到的神系的更迭，说到底也是由"命运"所决定的∶尽管乌兰诺斯和克洛诺斯事先都知道自己的统治将要被一个儿子所取代，尽管他们采取了各种防范措施，但是"命运"仍然是无法改变的。最后夺取了神界统治权的宙斯也面临着与其祖父和父亲一样的"命运"，在埃斯库罗斯的《普罗米修斯被囚》一剧中，当歌队长劝告被缚的先知普罗米修斯向宙斯泄露谁将取代他的统治，以免遭受皮肉之苦时，普罗米修斯这样回答道∶
但是呀，支配一切的命运不容许
有如此结果，我必须受尽屈辱，
受尽千灾百难，才能摆脱束缚;
技艺的力量远远胜不过定数。13【古希腊】埃斯库罗斯著，灵珠译;《普罗米修斯被囚》，载《奥瑞斯提亚三部曲》附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306页。
"命运"作为感性的现象世界背后的一种抽象的本质或规律，作为一种普遍性的东西，是建立在形象思维基础之上的希腊神话和悲剧所无法真正把握的，因此它对于希腊人来说只能是一种不可理解，同时也无法改变的宿命。黑格尔指出，"命运"在希腊神话中是一种“较高一级的东西”，它“对神和人都有约束力，但是本身又是不可理解的，不可纳入概念的"。14【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52页。神话中的这种扑朔迷离的决定性力量只有在希腊哲学中才会以不同于神话表象语言的另一种语言——抽象的概念语言得以明确的表述，这就是希腊哲学所追问的世界“本原”或“逻各斯”。
如同悲剧一样，希腊喜剧也是起源于对酒神狄奥尼索斯的崇拜。公元前6世纪，西西里岛的居民们首先把酒神庆典游行的狂欢仪式发展为简短的喜剧表演，然后将这种新艺术形式传入伯罗奔尼撒，再从伯罗奔尼撒传到阿提卡半岛。在雅典民主制的早期阶段，悲剧因其庄严宏伟的叙事主题和深刻严肃的思想内容受到人们的推崇，而喜剧则由于包含着太多有伤风化的谐谑猥亵的成分而不能登大雅之堂。直到公元前5世纪中叶以后，这种最初仅限于乡村表演的粗野闹剧，才被配上了一个合唱队，与悲剧一起在雅典正式的节庆场合公开进行演出。
希腊悲剧表现了一种庄严而神圣的“命运”主题，它的基调是悲壮的、崇高的。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通过激起人们内心的怜悯和恐惧而实现情绪的净化和升华，从而使人体验到一种崇高感。这种崇高感往往与人们的宗教虔敬感相联系。在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生活的时代（公元前5世纪上中叶），希腊多神教在雅典等城邦具有不可亵渎的神圣性，因此在希腊的悲剧中充满了对神秘的“命运”的敬畏之情。但是这种对神圣“命运”的敬畏到了数十年以后，就被日益兴起的怀疑主义思想所冲淡。因此，在希腊第三大悲剧家欧里庇得斯的作品中，悲剧的根源越来越多地被归结为人性本身的弱点，而不再是神秘而不可知的"命运"。
这种怀疑主义和理性批判精神在希腊喜剧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雅典的喜剧从诞生之日开始，就与解构神圣、讥讽时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希腊最杰出的喜剧作家阿里斯多芬在一些剧作中（如《巴比伦人》、《武士》、《黄蜂》等），对江河日下的雅典民主制进行了无情的针砭。以阿里斯多芬为首的雅典喜剧作家们结成了一个统一战线，对于民主制度下所出现的各种政治腐败和道德堕落现象进行抨击，呼吁恢复古代的传统道德和淳朴生活方式。希腊喜剧的这种具有明显的保守倾向和怀旧情绪的价值取向，又与粗俗猥亵的喜剧语言相结合，从而演变成为对于现实世界中一切价值的彻底颠覆。就此而言，雅典的喜剧作家可以称得上是希腊城邦文化中的"后现代主义者"。
威尔·杜兰认为阿里斯多芬是一个将美、智慧与猥亵综合于一身的矛盾混合体，"他是为我们所知的所有希腊作者中最不道德的一人，但是他希望以攻击不道德来弥补不道德"。15【美】威尔·杜兰著，幼狮文化公司译∶《世界文明史·希腊的生活》下册，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555~556页。如果说希腊悲剧以一种庄严凝重的方式表现了希腊城邦文化的神圣性和严肃性，那么希腊喜剧则以一种轻松戏谑的方式解构了城邦文化中的一切神圣崇高的东西，从而助长了一种彻心透骨的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喜剧的基本特点就在于以轻松的方式把那些被假象所遮蔽的真实本质揭露出来，从而使那个在悲剧中显得无比神秘和可怖的抽象"命运"成为一个滑稽可笑的东西—它不过是自我意识在未知世界这面巨大的哈哈镜中的一个狰狞丑怪的映象。因此，喜剧说到底就是"直接的个别性对于普遍秩序的嘲笑"。个别的自我作为一种否定性的力量同时上升到艺术舞台和历史舞台的前台，而令人敬畏的"命运"以及作为它的傀儡的诸神都以一种猥琐滑稽的形象迅速萎缩和消失。至此，整个希腊城邦文化都终结于一阵欢快的笑声之中。
从悲剧到喜剧的转化反映了时代精神的演变，即从一种崇高典雅的整体主义和本质主义向自由散漫的个人主义和现象主义的演变，从普遍性的"命运"向个体性的自我意识的演变。而这种时代精神的演变恰恰揭示了从希腊城邦时代向希腊化时代转化的文化实质。
五、希腊哲学的发生与演化
正如希腊的竞技和戏剧都与希腊多神教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一样，希腊哲学最初也有一个神话的起源。希腊自然哲学关于万物"本原"问题的哲学思考源于希腊神谱所反映的自然演化观，而希腊形而上学关于世界本质（或"形式"）问题的思考则源于希腊神话中神秘诡异的"命运"意象。希腊哲学与希腊神话的根本差异在于∶它采用了一些还原性和抽象性的哲学范畴来解释万物的产生与变化，以此来取代神话中的感性直观的神祇和扑朔迷离的"命运"。
当希腊"哲学之父"泰勒斯宣称万物都是从水中产生时，他第一次以哲学的方式表述了本原的思想。但是就其内容来说，这一思想与希腊神话有着明显的内在联系。在赫西俄德的《神谱》中，“波涛怒吼的海洋”蓬托斯和大洋之神俄刻阿诺斯都是较早产生的一批神；在荷马的《伊利亚特》中，天后赫拉把俄刻阿诺斯和忒提斯（海洋女神）称为“神们的始祖”，诸神也把大海和冥河（斯提克斯河）作为发誓的见证。水在希腊神话中的作用如此重要，不可能不影响到泰勒斯的哲学思想，亚里士多德就曾经明确地指出了泰勒斯的“水本原说"与希腊神话的海河崇拜之间的密切联系16参见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4~5页。。由此可见，当泰勒斯把万物的本原说成水时，他只是用一种新的形式———哲学形式表述了神话中的内容。同样，在米利都学派的另外两位哲学家阿那克西曼德和阿那克西美尼的哲学思想中，也可以看到希腊神话的明显影响。阿那克西曼德作为世界本原的“阿派朗”（无限者）与希腊神话中的“命运”思想有着一定的联系；而阿那克西美尼当做万物本原而提出来的“气”，则与赫西俄德《神谱》中诸神由以产生的“混沌”（卡俄斯）相类似。
米利都学派的重要贡献在于，他们第一次用哲学语言代替神话语言来说明万物的本原，并且用本原自身的内在矛盾运动（如阿那克西曼德指出的冷与热、湿与干；阿那克西美尼指出的稀散与凝聚等）代替神系的生殖原则来解释事物的生灭变化。著名科学史家丹皮尔评论道：“这个米利都哲学学派的重要性在于，它第一个假定整个宇宙是自然的，从可能性上来说，是普通知识和理性的探讨所可以解释的。这样，神话所形成的超自然的鬼神就真的消灭了。”17【英】W.C.丹皮尔著，李珩译：《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48页。
在以后的希腊哲学中，米利都学派的“水”、“气”等自然形态的物质概念进一步发展为赫拉克利特的"火"，恩培多克勒的"四根"（火、气、水、土）和阿那克萨哥拉的"种子"，最终以还原的形式表现为留基波和德谟克利特的超越了现象性的物质概念"原子"。在希腊自然哲学的这个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神话的影响呈逐渐减弱之势，而抽象的理性思维能力则不断提高。哲学源自于神话，最后却扬弃了神话。
如果说希腊最初的自然哲学是从广为流传的奥林匹斯多神教中发展出来的，那么希腊形而上学的思想渊源则可以上溯到奥尔弗斯神秘祭。与希腊上流社会所崇拜的奥林匹斯宗教相对立，奥尔弗斯（Orpheus）神秘祭是流行于希腊下层民众中的一种宗教，它的基调是一种阴郁悲观的神秘主义。奥尔弗斯神秘祭抛弃了奥林匹斯宗教的乐观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生活态度，把后者关于"命运"的朦胧猜测推向了神秘化和唯灵主义的极端，从而创立了最初的灵肉对立思想。
希腊第一个具有形而上学倾向的哲学家是克罗顿城邦的毕达哥拉斯，罗素认为，毕达哥拉斯本人就是奥尔弗斯宗教的一个改革者18参见【英】罗素著，何兆武、李约瑟译∶《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58页。。据第欧根尼·拉尔修的介绍，毕达哥拉斯是第一个发现灵魂轮回转世的人（这个思想实际上是毕达哥拉斯从奥尔弗斯宗教中承袭的）。与米利都学派用自然物本身来说明宇宙的本原的做法不同，毕达哥拉斯把万物的本原说成是一种超自然形态的东西————“数”。关于“数”，尽管哲学史界有种种不同的解释，但是它作为一种潜藏在具体事物背后并决定着具体事物的形式和关系的本质概念，无疑是与奥林匹斯宗教的“命运”、“定数”以及奥尔弗斯神秘祭所强调的“亚男克”（Ananke，即“必然”或“强制"）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它构成了从希腊神话中的"命运"、“亚男克”等神秘意象向希腊哲学中的“逻各斯”、“理念”等抽象概念过渡的重要中介。
毕达哥拉斯的"数"实际上就是指万事万物都必须遵从的规律、法则和必然，即在希腊神话和悲剧中被扑朔迷离的"命运"所涵盖着的东西，这些东西在赫拉克利特那里就被表述为一个更加哲学化和抽象化的概念————“逻各斯”（logos）。“赫拉克利特断言一切都遵照命运而来，命运就是必然性。——他宣称命运的本质就是那贯穿宇宙实体的‘逻各斯’。”19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7页。在这里，“命运”、“亚男克”等意韵朦胧的神话意象已经完全摆脱了具象而转变为抽象的哲学范畴“逻各斯”，成为一种普遍的客观规律性，从而也成为每个人生活中不可抗拒的绝对法则。
巴门尼德虽然在哲学史上一直被看做是与赫拉克利特针锋相对的哲学家，但是他的基本概念“存在”却是与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一脉相承的，二者都是抽象思维的产物。巴门尼德的“存在"是一种唯有通过抽象思维才能把握的形而上学实体，因此他明确提出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他的基本哲学思路是：把思维中抽象出来的事物共性（存在）当做客观实在的和永恒不变的绝对本质，以此来说明变动不居的现象世界（非存在）并与后者相对立。于是，希腊神话所展示的灵肉和谐的世界就分裂为两个相互对立的世界：一个是不变不动的真实的本质世界，它是理智的对象，是真理的源泉；另一个是纷纷扰的现象世界，它是感觉的幻象，是意见（即谬误）的根源。奥尔弗斯宗教的灵魂与肉体的直观对立到巴门尼德那里演化为“存在”与“非存在”的抽象对立，后来又进一步发展为柏拉图的"理念世界"与"感觉世界"的对立，以及一切形而上学和神学关于本质与现象的对立。就这一点而言，巴门尼德堪称为西方形而上学的真正奠基人。
至于希腊最重要的思想家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其哲学思想中已经明显地表现出一种与希腊的感性直观宗教截然相反的形而上学特点，并且把奥尔弗斯宗教中的唯灵主义倾向和灵肉对立思想推向了极端，从而成为希腊多神教向基督教转化的重要理论中介。苏格拉底不仅一生始终不渝地听从一个“灵异”的声音的呼唤，而且成为西方文化中第一个为了灵魂的超越而牺牲肉体的殉道者。柏拉图则从理论上建构起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完善的形而上学体系，他的理念论构成了从原始宗教（其基本特点是祭祀、占卜活动和形象的神话思维）向高级宗教（其基本特点是信仰、道德生活和抽象的神学思辨）过渡的重要契机。当柏拉图在《蒂迈欧篇》里描述神以"善"的理念为指导、以理念世界为模型进行创造活动时，他实际上是用哲学语言表述了希腊神话中"命运"决定论的思想。到了希腊哲学百川归海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那里，希腊神话中喧闹不已的神祇和神秘诡异的"命运"都完全淹没在严谨的逻辑范畴和抽象的哲学概念之中，一个充满了理性色彩的形而上学体系和自然物质世界成为人们所面对的唯一真实的思想背景和生活世界。
六、希腊的科学
早期的希腊科学是很难与哲学相区别的，肇始于泰勒斯的自然哲学，本身就是对宇宙起源和自然演化的一种科学解释。由于地理上的便利条件，位于小亚细亚的米利都学派和位于南意大利的毕达哥拉斯学派都与埃及和巴比伦的文化有过一定的接触，因此最早的希腊哲学家们往往从埃及了解到医学和几何学，从巴比伦了解到天文学和占星术。被誉为希腊"哲学之父"的泰勒斯，通常也被看做是希腊的第一个天文学家、几何学家和物理学家，他早年曾游历埃及和巴比伦，掌握了东方先进的科学知识。他曾准确地预言了公元前585年5月28日发生的一次日食，发现了小熊星，确定了365天为一个太阳年，而且擅长于运用几何学原理来测量海上船只离岸的距离。米利都学派的另外两位哲学家阿那克西曼德和阿那克西米尼也在天文学、地理学等方面有所建树，阿那克西曼德甚至提出了最早的生物进化思想，认为人是从鱼变来的。
南意大利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则在数学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由于对谐音学的研究，毕达哥拉斯学派认识到数在世界中的本质性意义，即万事万物都具有数量的规定性，而且事物之间的差异往往取决于它们在数量上的差异。尽管毕达哥拉斯学派在哲学方面存在着把数神秘化的倾向，但是在数学方面，对数的重视使他们发现了著名的毕达哥拉斯定理（即勾股定理）。在此以前埃及人就已经知道，如果一个三角形的边长分别为3、4、5，那么这个三角形必有一直角。但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发现却将埃及人的经验观察上升到一般的数学定理的高度。把数从形中抽象出来，这是人类思维的一个巨大进步。但是，这一数学定理的发现立即就引起了数学史上第一次著名的危机，即不可公约数危机，从而导致了数与形的分裂。在西方文化中，这种分裂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造成了一种倾向，即把纯粹的、抽象的数学演绎看得比经验的观察与测量更加自明和精确。这种倾向的进一步阐发必然会导致一个更加根本性的结论，即认为"思想要比感官更高贵而思想的对象要比感官知觉的对象更真实"，这种思维倾向无疑大大地助长了唯心主义哲学的发展20关于毕达哥拉斯定理所引起的不可公约数危机，及其所具有的深刻哲学意义，请参阅【英】罗素著，何兆武、李约瑟译∶《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62~64页。。
希腊的原子论者及其思想先驱无疑是一些在科学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的人。阿那克萨哥拉公然与传统的自然宗教相对立，把太阳说成是一块燃烧的石头，他还对动物进行解剖，发现鱼是用鳃呼吸的。恩培多克勒利用水钟作试验，发现只有当空气逸出之后，水才能流进去，从而证明了空间并非是空无一物的。而留基波和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则用一种科学的构造说取代了米利都学派的转化说来说明万物的生灭变化。"原子"（Atom）在希腊文中的原意是指不可分的微粒，这一概念的提出虽然不是建立在实验基础之上的，但是古代原子论者在解释原子如何构成世界万物时却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微观物理学和星云假说的图 景∶数量无限的原子在虚空中运动，相互碰撞而形成许多旋涡，不同形状的原子在旋涡中组成水、火、土、气等基本元素，然后再由这些基本元素按照不同比例形成宇宙万物。然而，这种接近自然界真实面貌的自然哲学观点在以后一千多年的历史中，却由于柏拉图 和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的优势地位而遭到排斥。著名科学史家丹皮尔对此评论道∶
在科学上，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说要比它以前或以后的任何学说都更接近于现代观点。它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摧毁性的批判下，实质上遭到压抑。从科学观点来看，这应该说是不幸。后来几个时代竟让各种形式的柏拉图主义代表希腊思想，这个事实实在是科学精神从地球上绝迹一千年之久的原因之一。柏拉图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但是在实验科学史上，我们不能不把他算作一个祸害。21【英】W.C.丹皮尔著，李珩译∶《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62页。
希腊的实验科学与当时的艺术有着密切的联系，雅典伟大的雕塑家如米伦和菲狄亚斯等人，在他们的那些肌肉丰满的雕像中已经充分显示出丰富的人类解剖学知识;帕特农神庙以及其他宏伟的宗教殿堂建筑则表明，建筑师们精通于几何学和力学的理论与实践。希腊最杰出的医生、西方医学的奠基者希波克拉底不仅在理论上根据恩培多克勒的"四根"说提出了人体是由血液、黏液、黄胆、黑胆等四种体液组成的"体液学说"，而且把医学从理论研究推向了临床观察。他和他的继承者们特别强调对患者的各种疾病症候进行细致入微的观察，针对疾病的不同表现采取灌肠催泻和抽血解毒等治疗方法，并且重视病人的个性特征、环境因素和生活方式对于疾病的影响。
希腊百科全书式的伟大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在自然科学方面所产生的影响是双重性的，一方面他对当时几乎所有的自然科学领域都进行了研究，在物理学、地理学、天文学、生物学等方面均卓有建树，尤其是在生物解剖学、胚胎学和分类学方面，他搜集了500多种动物标本（据说亚历山大在东征的过程中不断地派人把亚洲的各种动物标本送给他的老师亚里士多德），进行了详细的观察和精确的描述。但是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的一些陋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也严重地阻碍着科学的发展，例如他关于地球中心论的观点（这一观点后来被亚历山大里亚的天文学家托勒密进一步体系化，为中世纪基督教上帝创世说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持）、关于心灵（而非大脑）是智慧的寓所的观点，以及关于重量是物体的本质特性的观点，等等。此外，作为一个伟大的逻辑学家，亚里士多德创立的演绎三段论法无疑是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但是非常不幸的是，这一方法在中世纪经院哲学中却被无限制地加以滥用，结果竟僵化为一种严重地阻碍近代实验科学发展的形而上学方法。
从方法论上来说，近代实验科学的崛起正是以弗兰西斯·培根在《新工具》中对这种方法进行清算作为开端的。
重点与难点：
1.希腊宗教的文化特点。
2.希腊悲剧与喜剧的文化学意义。
3.希腊哲学发展的基本梗概。
思考题：
1.如何认识雅典与斯巴达的政制差异与文化差异？
2.希腊神话的“神人同形同性”特点反映了什么样的文化精神？
3.希腊悲剧的“命运”主题具有什么深刻寓意？
4.希腊的自然哲学与形而上学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
参考书目：
1.普鲁塔克著，陆永庭、吴彭鹏译：《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2.基托著，徐卫翔、黄韬译：《希腊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3.顾准：《希腊城邦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4.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选编：《外国剧作选（一）》，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
5.汤姆逊著，何子恒译：《古代哲学家》，三联书店196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