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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英译者导论
一、本书及其作者
《名哲言行录》(Lives and Opinion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这部著作一般被归给了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ertius);但关于他是谁、生于何时何地却沒有记载。甚至他的名字是否正确也不是很确切。尤斯塔切斯(Eustathius)称他为拉尔特(Laertes);在一些古代典籍中人们称他为拉尔修·第欧根尼(Laertius Diogenes),而有些现代学者认为这样排列这两个名字更为可取。然而尽管这位作者依然显得这样模糊，但他的著作因为偶然的幸运已经变得非常出名。
该书致力于描述主要的希腊思想家，并以这种方式展开希腊思辨思维的进程。关于这一主题以前有过许多著作；但由于命运无常，只有这一本保存了下来。要限制著作家的虚荣心是无用的；但可以肯定，本书作者在其最珍爱的梦想中大概没有想象过他会比他的前辈们活得更久，即，他，第欧根尼·拉尔修，会幸存下来，这个时候赫尔米波(Hermippus)和索提翁(Sotion)已经死去，而和他们一道，他越过了那长长的值得尊敬的典据家的队伍(在每个地方他都要一丝不苟地审阅他们)幸存了下来。然而事實就是这样：书自有其命运(habent sua fata libelli)。
虽然在晚近的著作家中提到这部著作的人并不多，但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仍能依靠他们的帮助寻求一种文辞冒险的幸运，而这种冒险被证明是成功的。我们从博学的弗修斯(Photius)那里得知，索帕特尔(Sopater)提到过这部著作。在我们纪元的6世纪，拜占廷的斯特芬纳(Stephanus)引述过它三次。然后是苏达斯辞典(the Lexicon of Suidas),该辞典也是一部传记辞典，它包括一些一般被归给米利都(Miletus)的赫绪基俄(Hesychius)的文章，而这个人写作的年代大约是公元590年。乍看上去赫绪基俄好像熟悉这部著作。无论如何，他曾反复摘录过一些几乎与原作完全相同的段落，且大概出自同一些著作家。不仅弗修斯在9世纪，而且尤斯塔切斯和切齐斯(Tzetzes)在12 世纪都曾听说过它。上述介绍来自东罗马帝国(the Eastern Empire)。而当君士坦丁堡使我们失望时，这本书被帶到了西方。在13世纪，经院哲学繁荣昌盛，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原始拉丁文译本正为人们译介，而人们对亚里士多德所提及的其他伟大哲学家也产生了好奇。这时一个英国人，邓斯·司各脱(Duns Scotus)的门徒沃尔特·德·伯利(Walter de Burleigh),通过一部題为De vita et moribus philosophorum的拉丁文著作努力满足了这种好奇，而他的材料主要取自第欧根尼·拉尔修。15世纪带来了学问的复兴和印刷术的发明，第欧根尼·拉尔修的著作出现了一种由安布罗斯(Ambrosius)翻译的拉丁文译本；半个世纪后，其希腊原文本在巴塞尔付印。我们的著作家变得流行起来，并篡夺了
比其应得更多的权威。他是蒙田(Montaigne)最为钟爱的人。在其他人
中，柯梭本(Casaubon)和斯特芬纳(Henri Estienne)、梅内杰斯(梅内
齐[Ménage])和伽森狄(Gassendi)做了他的编辑者或解释者。不久后
人们开始著述哲学史，其先驱如斯坦利(Stanley)和布魯克尔(Brücker)
除重新编排和扩充他的著作的内容外，并没有做太多工作。他得到的声望
有多么大可从一件琐事看出来：一些编辑者竟然在荷马的原作中插入了他
在犬儒主义者第欧根尼的生平中所引用的六步格诗(第六卷第63页),尽
管这些诗句在我们所拥有的《伊利亚特》(lliad)的任何原稿中都找不到，
而且也显然为注释者们所不知。甚至当他的权威稍微有几分衰落时，清醒
的批评家仍日意识到，在这个陶制器皿中包藏有多少宝贝。《帕罗丁选集》
及其附录的编辑者在很久以前就“洗劫”过他收录的隽语诗；当梅内克
(Meineke)收集喜剧诗人的残篇时，他在我们的著作家那里捞到了很多
004原英译者导论
“油水”;在他那里还有蒂蒙(Timon)的许多残篇。最后，但不是最少，
伊壁鸠魯的书信和残篇(它们构成了第十卷的很大一部分)具有独特的价
值。
要返回到这位著作家(我们同意称他为拉尔修),我们可以从他的著
作提供的内在证据中——因为缺乏其他证据——总结出可信的结论。关于
他的年代、他的诗歌、他的错误和弱点，以及他著述的一般方法，就可以
这样一点一滴地搜集一些信息。他显然不是根据个人的知识，即不是根据
事件的性质进行写作，而是在借用，在抄写，在做摘录和引述。因此为了
避免把他视为一个纯粹的愚钝的编辑者或机械的抄袭者这样的错误，提及
这种首创性或个人性的特征——如我们所能发现的——就是适当的。
这部书的写作年代可以暂时确定为公元3世纪的头几十年。因为其中
提到的最晚的哲学家是另一个不知名的塞特恩林纳(Saturninus),这个人
是塞克斯都·恩披里柯(Sextus Empiricus)的学生(第九卷第116 页);
而塞克斯都的鼎盛时期据说是在公元2世纪末。因此拉尔修可能与琉善
(Lucian)、伽伦(Galen)、菲洛特拉图(Philostratus)和亚历山大里亚
(Alexandria)的克莱门特(Clement)这样一些著作家同时代而稍后—
无论如何也不会比他们晚出很多，在时间上距阿普雷乌(Apuleius)不会
很远，甚至更接近阿特纳奥(Athenaeus)。
有很好的理由可以不把拉尔修放到4世纪去。因为他从未提及新柏拉
图主义(Neo-Platonism)的兴起；而且尽管人们不能太过相信他遗漏了他
们，因为他从那些生活在他之前几个世纪的著作家们那里获取了大量材
料，然而在这个时候，柏拉图主义已经开始复兴，当他为一个对柏拉图哲
学极感兴趣的人写作柏拉图的生平时，他也许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①
这不是他的第一部著作。因为既然他引用过“第一本书”的话(第一
卷第39页),那么他至少已经在两本书中发表过一部《韵律集》(Medley
of Metre)(Iaμμerpos)的内容。这部《韵律集》由一些关于著名人物
① quomλarovu 8e co…avaykauov nync aμnv umoypaqau.(第三卷第47页)
005名哲言行录
的墓铭诗文组成，其中有许多他在《名哲言行录》中是带着有趣的自鸣得
意而引用的。但说实话，它们不过是无甚价值的填料而已。不过除去他自
己的作品外，我们不能否认他是个有品味的人。他以最站不住脚的托辞所
保存的卡利马科(Callimachus)的八行诗(显然是因为他欣赏它们),其
份量超过了他自己写的所有乏味甚至轻率的韵文诗，这些韵文诗被适当收
藏在帕罗丁选集或其附录中。① 其中有许多因为一种奇特的判断错误被用
作终场白的引子，其内容是关于人的死亡——一个贫瘠的、无甚意义的主
题。因为除了极少几个杰出的例外，他笔下的哲学家不像普卢塔克笔下
(Plutarch)的英雄，从表面看来只是普通的凡人，这些凡人生活平淡，老
死孤床。他们的斗争和胜利、他们作出的发现和所激起的革命，都只属于
文字和观念的世界。
对每一位著作家我们都希望了解其专长。但这位记述哲学家的传记作
者从未宣称他本人研究过哲学，也没有给出任何暗示，表明他属于那些已
获确认的学派中的一个。
在有一个段落中，② 人们认为他说起话来好像属于晚期怀疑派。另一
些人则辩称，实际情况是这样的：他在一部怀疑论著作中摘录了一段文
字，而没有清楚表明他在作出引用。用现在的话说，我们可以称之为遗漏
了引号。
我们也不能凭据他对伊壁鸠鲁的赞颂(第十卷第9页)而断言他是伊
壁鸠鲁主义者。因为这种赞颂极有可能不是他自己的：他还是可能只是在
引述原始资料。而即使这种赞颂是他自己的，那也不能证明他就属于那个
学派。例如，琉善在记述著名骗子阿波鲁提切(Abonoteichos)的亚历山
大(Alexander)时热情赞扬了伊壁鸠鲁及其著作；而如果我们从他的其他
① 在收集于帕罗丁选集的39首诗中(vi.56,57,85,87,88,91,92,95,98,101,102,104-
116,118,121-124,126,127,129-133,620,706,744),只有三首(56,131,132)在哲学家们的
“生平”中找不到。普兰努德安附录(Planudean Appendix)中包括有14首甚至更多(ii.380,381,
ii.128,129,v.34-42,vii.19),这些诗也能在哲学家们的“生平”中找到。关于佩里安德的隽语诗
(第一卷第97页)在两部集子中都出现了。
② 第一卷第109页：’Amoaλovins ó Nukaeus,6 πapnμov.
006原英译者导论
著作不知道他的实际态度的话，我们也许可以由此草率推断，琉善是那个
派别的拥护者。但实际上，他对那个学派的赞颂是送给一个叫色路斯
(Celus)的人的，这个人是罗马的一个伊壁鸠魯主义者，琉善将其《假螳
螂亚历山大》(Alexander Pseudomantis)题献给了他。无论如何，较琉善
少些机智而多些严肃的第欧根尼·拉尔修大致保持了一种不偏不倚的立
场。
第欧根尼·拉尔修不可能同时是怀疑论者和伊壁鸠魯主义者。但他对
这两个学派都表示了一种真实的赞同的兴趣。
通过悉心了解我们的著作家，一个公正的读者会留下这样的印象，即
他正和一个枯燥乏味的学究打交道，这个人虚荣自负且轻信他人，读过五
花八门的书，惊人地勤奋，好奇心永不滿足。关于他的勤奋可以说是毫无
疑问的。当他告诉我们他在法沃里诺的《回忆录》(Memorabilia)中发现
了些什么时(第八卷第53页：eyw δeupov),我们不得不相信他亲自研
读了它，而且也许还把这种研读视作和发现一样的乐趣。他给无数的有趣
故事添加了法令、墓铭诗文和书信，在其他记录中还有不下六位哲学家的
临终遗言和遗嘱。
首先，要弄清楚这本书里有多少内容是借用的很难。其大量的参考文
献使它显出一副博学的样子，直到它渐渐使我们了解到，其中许多可能来
自一个拉尔修正在抄录的早期著作家。他所引用的两百处原始资料中有多
少是他亲自读过的，我们无从确知。但作出这样一种设想却是合理的，即
他研读过其中最著名的著作家，比如赫尔米波、索提翁、阿波罗多洛
(Apollodorus)、德米特里乌·麦格纳(Demetrius Magnes),因为他引述他
们是如此地随意流畅。同一个(或至少是相似的)故事在一代又一代人之
间流传，后来的编辑者可以利用更多先辈们的记述。这几乎同样的事情也
发生在现代，比如，希腊和罗马的历史就总是在为人们重写。创新出自选
录和编排，而不是研究；材料大体相同，但其结构会随着各个时代的风尚
而有所不同。在我们的著作家所处的时代，其风尚倾向于个人的细节、奇
闻轶事和机智的格言警句。关于此一方面，第六卷和第七卷有精选的范
007名哲言行录
本。这种风尚在著作家们那里激起了一种独特的研究方式，其典范是阿特
纳奥，尽管埃利安(Aelian)和《十位演说家》(Ten Orators)的传记作者
也有染于此。这些著作家们看来已经洗劫了早期的文献资料，以期发现任
何新奇惊人的东西，发现老故事的其他说法、事件的新鲜描述、未出版的
回忆录、令人吃惊的插曲等等。据说普卢塔克会心甘情愿用整卷的无聊记
述换取仅仅一条宝贵的奇闻轶事，在他看来，“一个无足轻重的举动、一
段评论、一句俏皮话，比围攻或战争等有伟大成就的东西更能展现人物的
特征。”① 拉尔修也持同样的态度，只不过他有时满足于更拙劣的材料。
他不作批判，为一个不作批判的年代写作。他接受了七贤(the Seven
Wise Men)的传说——这些人相互拜访，交流信件；他甚至接受了他们的
诗句，这些诗句为那个严格的历史学家洛本(Lobon)所罗列。阿里斯提
波(Aristippus)的《古代显贵》(On Ancient Luxury)、本都斯(Pontus)
的赫拉克利德(Heraclides)的一篇对话和丁纳尔库(Dinarchus)的一篇
法庭辩论演讲，都是对他的很好证明。然而必须承认，他混入的错误很少
是冒失的；他添加的细节很少会损害在其他方面一致的描述。他插入了很
多搅乱上下文的无关主题的事件，这是一个常见的毛病，这一毛病在关于
苏格拉底的审判(第二卷第38页：sqq.)、柏拉图的教育(第三卷第5
页：sqq.)、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的死(第八卷第67-72页)以及
伊壁鸠鲁的花园(第十卷第10页)的记述中，都有典型的体现。在那些
地方他补充的材料并不合适，因而其脱节反倒变得更糟；这对于散落在第
十卷伊壁鸠鲁的文本中的那些边页注释或评注来说尤其真实。② 与此相似，
在记述哲学家们的生平时，他展开的主要叙述可能会因为插入不可靠或不
连贯的细节而受损害，甚或部分会被抹消。③
还有一些错误要归因于对大量摘录的粗心处理，以致有些哲学家看起
① Vita Alex. p.665 init. πpayua βpaxu moxλakus kaimμa kai πauoua rus eμqaouwn0ous emo
inoev μaλλov n μaxau μupuóvekpot kai πapatateus aiμeywtat kai πoλuookiau πóaewv.
② 尤森纳尔在第十卷第74页的一个评注中写道，“Hiat oratio,uerbis genuinis scholio intruso expu
sis”。
③ 参见第二卷第16页、第九卷第18页、第九卷第50页的注释。
008原英译者导论
来好像进入了错误的“生平”,例如在第二卷的第1页，阿那克萨戈拉
(Anaxagoras)的发现被归功于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而这只是许
多类似错误中的第一个：像这样他连续混淆了阿凯劳斯(Archelaus)和阿
那克萨戈拉、塞诺芬尼(Xenophanes)和色诺芬(Xenophon)、普罗泰戈
拉(Protagoras)和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
值得注意的还有历史典故(allusions),当我们接触到公元前3世纪的
事件时这些典故变得尤其频繁。其中有一些提出了使专职历史学家都感为
难的问题。例如，阿尔凯西劳(Arcesilaus)对其结果没有表示庆贺的那场
海战是什么?(第四卷第39页);导致希帕库斯(Hipparchus)破产的那些
事件是什么?(第五卷第55页);关于人们所断定的那次雅典人颁令赠给
芝诺(Zeno)一顶金质王冠的事情的真相是什么?(第七卷第10-12页)。
其他事件也只有通过参考那个时代的政治状况才能得到澄清。①
确实，拉尔修对哲学问题的兴趣几乎经常只是第二位的考虑。不过他
偶尔也会担心——因为忽略他的主题的这一部分而失去赞誉。关于昔勒尼
派(第二卷)、犬儒派(第六卷)和斯多亚派(第七卷)的哲学，他详详
细细讲个不停。而伊壁鸠鲁则被允许自己讲话。
总而言之，《名哲言行录》更多属于文学而不是哲学。对于碰巧成为
哲学家的那些文人学者的传记而言它是一个贡献。它具有独特的价值，因
为流传至今的这类古老传记是如此之少。也正因为其中拉尔修本人的影子
非常之少，它的魅力和重要性就更大了。大体而言，他只是复制了他所接
收到的东西。我们可以拿杨布利柯(lamblichus)和波菲利(Porphyry)记
述的毕达哥拉斯跟他记述的毕达哥拉斯比较，可以拿奥林匹俄多鲁
(Olymiodorus)笔下的柏拉图跟他笔下的柏拉图比较，可以拿普卢塔克的
梭伦跟他的梭伦比较，在任何一个这样的比较中，他都没有理由要表示惭
愧。
① 普卢塔克在德米特里乌的“生平”中给出了很多相关信息；在那里普卢塔克弄错了。我从塔
恩先生(Mr.Tam)的 Antigonus Gonatas 中受益颇多，这个人颇具启发地利用了拉尔修那里的典故。
009名哲言行录
二、本书结构和内容
本书题名简要说来就是《哲人言行录》(Lives and Opinions of The Phi
losophers),更确切地说则是(据手抄本P):Biou kai yvoμau rov ev
φuxooópols eu0okuμηoαvtwv kaitwvekaoT αipeoel apeokóvrwvEve
πutóμw ouvaywyη。弗修斯称它为 φlaosóφwv βiot,尤斯塔切斯称它为
σoφuTovβiol。它没有献辞。但第一卷开头有一个序言，提及了希腊之
外的各个思想流派(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如波斯的袄教僧侣(Magi
ans)、迦勒底学派(Chaldeans)、印度的苦行僧(Gymnosophists)或托钵
僧(Fakirs)、德鲁伊教团(Druids)等，其中有一些被认为(并不是没有
原因)比任何希腊哲学家都更为古远。
在这里解释一下术语的区别(其本身并不重要，但却并非不会带来严
重后果)也许是方便的。在我们谈及哲学“派别(school或 schools)”的
地方，希腊人更愿意讲哲学家的“师承(succession或 successions)”
(δuaδoxal)。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声称追踪了两个这样的师承：东方的伊
奥尼亚人(Ionian)和西方的意大利人；而在这两个师承中找不到容身之
所的某些“游荡者”则垫在了后头。“师承”这同一个词还用于学派领
袖，比如“阿姆拉斯(Amurath)继承阿姆拉斯”;而在各个学派里每个头
领都给门徒传下学说并授以职权，这样，头领们的系列就纳入了一个世系
或宗谱。这是这样一种方法的结果：我们倾向于区分思想家及其对思想的
影响，而要适当理解这种影响的话，我们必须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加以研
究；而与开辟一个新的国家不同，我们用地理区域来概括它。因此拉尔修
分别在第一、二、八、九卷中讨论前苏格拉底哲学家(the Pre-Socratics),
使从泰勒斯(Thales)到柏拉图的过渡急速完成，只留下四或五个中间阶
段；而对毕达哥拉斯派和爱利亚派(Eleatics)、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
和恩培多克勒则讨论很多，且在完全不同的背景中很晚才加以介绍。
可以肯定，整个第一卷与哲学的关系不大。它讨论泰勒斯、梭伦
010原英译者导论
(Solon)和那些精于风流韵事的人，这些人生活于公元前6世纪，关于他
们，作者编织了一个浪漫之网。在第二卷中，开始于泰勒斯的伊奥尼亚师
承经由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美尼(Anaximenes)、阿那克萨戈拉和阿
凯劳斯到达苏格拉底(第二卷第五章)。在把哲学引入雅典后，我们的著
作家在第二、三、四、五、六、七卷中一直逗留在雅典或其紧邻地区。这
样，伊奥尼亚师承就追踪到了许多分支。意大利师承随后在第八卷中得以
展开，其中包括恩培多克勒和欧多克索(Eudoxus)。在那里仍有各种各样
的思想家，其中各个学派的创立者尽管成就较少，但其重要性却不可否
认，这些在第九卷和第十卷中多少当成了一种附属品。在第九卷中，跟随
在赫拉克利特后面的是爱利亚派、原子论者(Atomists)、怀疑派(Scep
tics)、阿波洛尼亚(Apollonia)的第欧根尼(Diogenes)——“一个过了
时的伊奥尼亚人”,而智者普罗泰戈拉也包括在其中。最后，和献给柏拉
图的一样，献给伊壁鸠鲁的是整整一卷。而送给拥挤在结尾两卷中那些非
常不同的派别的，是一个共用的名称：“零星派(Sporadics)”。
这十卷书长度各不相同。其中第七卷最长，然而它传到我们手里时已
经损毁颇多。关于此的证据，是以P知名的巴黎抄本的抄录者在哲学家的
生平前添加的索引。就其他卷次而言，那里列出的哲学家与我们的文本相
一致；但它为第七卷列出的名单包括22个名字，其中只有前三个现存在P
或其他已知抄本中。佚失“生平”的篇名包括：塔索斯(Tarsus)的芝
诺、第欧根尼、波埃苏(Boethus)、阿波罗多洛、涅撒基德(Mne
sarchides)、涅萨戈拉(Mnesagoras)、涅斯托尔(Nestor)、拜西里德(Ba
silides)、达旦鲁(Dardanus)、安提珀特(Antipater)、赫拉克利德、索西
根尼(Sosigenes)、帕奈提乌(Panaetius)、卡托(Cato)、波西多纽
(Posidonius)、阿塞诺多鲁(Athenodorus)、第二个安提珀特、阿里乌丝
(Arius)、科尔奴特(Cornutus)。如果对所有这些人都作出即使是一般充
分的讨论的话，这本书的内容将会翻番。无论如何，这一点是否解释了它
的损毁只是猜测之事。
对柏拉图和伊壁鸠鲁的讨论不成比例与其说是因为大量的传记细节，
011名哲言行录
不如说是因为插入了大量补充材料。第三卷包括一段引言——与阿尔比努
(Albinus)的那段极为相似，然后叙述了柏拉图哲学，其后是对柏拉图学
说的摘要；第十卷主要是由从伊壁鸠鲁著作中选录出来的摘要组成，这也
许是保存在这部收藏轶闻和故事结局的集子中的最珍贵的材料。
毕达哥拉斯和恩培多克勒的生平也是相对有价值的贡献，这是因为他
使用了西西里历史学家蒂迈欧(Timaeus)关于恩培多克勒的记载和博学
家亚历山大对毕达哥拉斯的记载。第七卷(第39-160页)关于斯多亚派
学说的摘要全面而且可靠。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三位伟大的
斯多亚主义者的生平可以作为能够媲美一部百科全书的文章。作为文学性
质的描述，波勒谟(Polemo)、克冉托尔(Crantor)、克拉特斯(Crates)
和阿尔凯西劳的生平具有很高的价值，其程度不会低于关于里柯(Lyco)、
美涅得谟(Menedemus)、皮浪(Pyrrho)和蒂蒙的记述。
另一方面，作者对早期思想家——无论是伊奥尼亚派或是爱利亚派
——的讨论有点马虎草率，全然配不上他们的巨大影响和声望。赫拉克利
特成了一个滑稽形象；对巴门尼德(Parmenides)、爱利亚(Elea)的芝
诺、阿波洛尼亚的第欧根尼的记载则极为贫乏；甚至关于阿那克萨戈拉、
恩培多克勒和德谟克利特，他告知我们的都是如此之少!
在某种武断的时间限制中，他所追踪的师承已经完成：那里对著名人
物很少有遗漏，但欧德谟斯(Eudemus)、开俄斯(Chios)的梅特罗多洛
(Metrodorus)和瑙西芬尼(Nausiphanes)却几乎没有提及。学园派在克利
托马库(Clitomachus)那里就停止了；以致根本没有提及拉利萨(Laris
sa)的腓洛(Philo)或阿斯卡仑(Ascalon)的安提俄库(Antiochus)。逍
遥派则结束于里柯。关于后期怀疑派(Sceptics),我们的著作家在列数其
师徒时没有讲述他们的生平或学说概要。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目录亚历山大
里亚图书馆(the Alexandrian Library),但忽略了其新版，这个新版是由奥
古斯都(Augustus)统治下的罗得斯(Rhodes)的安德罗尼柯(Androni
cus)编辑的。
除上述遗漏外，有人还发现了这样的迹象，即这部著作，以它现在的
012原英译者导论
样子，并不是它的作者原来所构想的最后形式。在第十卷第29页和第三
卷第47页，它以单称的形式提及了读者，其自然的推断就是，对柏拉图
哲学深感兴趣的那位女士就是作者的女主顾——不仅柏拉图的生平，而且
整部著作都是打算送给她的。相应地，我们应当指望有一个献辞。但其机
会也许给耽搁了，例如我们可以设想，在这部著作完成之前这位女士就去
世了，或者就不再受到拉尔修宠爱。至于她的身份，人们作出的猜测(关
于3世纪早期人们一般都缺乏信息)不外乎两个名字：一个名叫阿里亚
(Arria)的女人，伽伦提到过她；或者是塞蒂穆斯·塞佛留斯(Septimius
Severus)的妻子，即女皇朱莉娅·多姆娜(Julia Domna),她死于公元217
年。
总的说来，这部著作没有完成这一观点看来并没有得以辨明。毫无疑
问，第十卷第138页的最后六行，亦即这部书的末尾(在那里是作者本人
在说话),看来明确指向了相反的结论：“现在，通过引述他的《格录集》
(Sovran Maxims),让我为这位哲学家的生平以及我的整部著作贴上封签；
此后我将结束整部著作，使它的结尾与幸福的开头相一致。”无论如何，
这最后一卷给领向了它所意想的结论。
第十卷中补白(padding)的数量也许看来有点奇怪，但其原因在于拉
尔修所使用的资料来源，而不在于他使用这些资料的方式。这一点促使我
们考虑他所使用的典据以及他得自其前辈的恩惠的一般问题。
三、《名哲言行录》的典据
《名哲言行录》的主要典据起始于公元前3世纪，而关于它们的探究
开启了希腊文献资料中为人们所忽视的一个篇章。确实可以这样说，柏拉
图以及其他苏格拉底式对话(Socratic dialogue)的著作家，在某个方面已
经把传记作者的技艺臻于完善；但是天才和魅力、原创性和探究的精神
013名哲言行录
——亚里士多德给予了它们以恰当的赞扬①——却容许，而且要求掺合一
种艺术的虚构，这种虚构对于忠实的记述而言是陌生的。此外，阿里司托
森(Aristoxenus)和历史学家涅安塞斯(Neanthes)则放纵驰骋于奇闻轶
事之中。但其真正的先锋很可能是卡里斯都(Carystus)的安提戈纳(An
tigonus),这个人大概生活于公元前290—239年。他生于优卑亚(Euboe
a),是埃雷特里亚(Eretria)的美涅得谟的学生；他大约在公元前270年
来到雅典，此后去了帕加马(Pergamum)。他本人是一名艺术家，就雕刻
和绘画进行著述；但他的主要著作是关于其同时代的一些哲学家的生平。
对拉尔修来说，安提戈纳是其第四卷的首要资料来源，这不仅就拉尔修对
阿尔凯西劳的记述而言是如此，就对阿尔凯西劳的前辈波勒谟、克冉托尔
和克拉特斯的记述而言也是如此。很有可能，美涅得谟(第二卷第十七
章)、里柯(第五卷第四章)、芝诺(第七卷第一章)、狄奥尼修(Dionys
ius)(第七卷第四章)、皮浪(第九卷第十一章)和蒂蒙(第九卷第十二
章)的生平的大部分资料都出自这同一个来源。关于所有这些人物，人们
都留下了这样的印象：文风古怪、辛辣、流畅、好用循环句、论述模式独
特。安提戈纳的目标看来在于，对他所认识的或在谈话中听说的人做文学
描述或人物速写。他尤其注意他们最喜爱的诗歌、他们在文学上的品味，
当然还有他们的作品，同时还留意他们的文风。他们的哲学主张在他那里
只具有第二位的重要性，而且只有在影响到他们的行为时才会予以提及。
他是一个天生的叙述家，擅长从第一手或得自口头证言的故事中辨识出最
可信的说法，对于拉尔修之前的许多编辑者来说，他是一个淘金场。
士麦拿(Smyrna)的赫尔米波是亚历山大里亚的卡利马科的学生，第
欧根尼·拉尔修对他作出的引用甚至比引用安提戈纳还多。他的Blou大
体是研究著名文人学者的，并因细节充分而倍受关注。他喜欢寓言、冒险
故事和恶毒的流言蜚语。尽管他学识广博，但历史准确性不是他唯一的目
标，这从他对其所记载的主人公的死亡的一些着色颇多的描述可以判断出
① 亚里士多德，Pol.ii.6,1265 a 11.
014原英译者导论
来。因为他曾经访问过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他给出了其著作的详细目
录；作为逍遥派成员，他使用过亚里士多德和塞奥弗拉斯特(Theophras
tus)的遗嘱。
另外还有一种特别的传记类型。这种传记有时通过回忆的形式表达对
学派创立者的敬重，例如通过斯彪西波(Speusippus)对柏拉图的回憶
(第三卷第2页),或者通过阿波罗多洛对伊壁鸠魯的回忆(第十卷第2
页),等等。
随着公元前2世纪的到来，我们看到了一种新的发展。赫尔米波及其
模仿者曾经不加区分地对待他们笔下的主人公。而下一步则要挑选出某一
类型的人物，如诗人、历史学家或演说家。
亚历山大里亚的索提翁对哲学家有专门的研究，并在公元前200年至
170年间出版了他那题为△uaoxn或△uaδoxai的伟大著作。为此目的，他
使用了塞奥弗拉斯特的《自然论说》(Physical Opinions)的删节本。索提
翁的著作很可能包括13个卷次，但根据第欧根尼·拉尔修所作的引述，
我们无法形成任何关于其编排的明确概念；但是，因为他的第二卷讨论阿
里斯提波(第二卷第74、85页),第四卷讨论柏拉图或犬儒主义者第欧根
尼(第六卷第 26 页),第七卷讨论犬儒主义者第欧根尼(第六卷第80
页),第八卷讨论克律西波(Chrysippus)(第七卷第183页),第十一卷讨
论蒂蒙(第九卷第110、112页),看来他和拉尔修一样，给予了从苏格拉
底到犬儒派和斯多亚派这一师承以同样显著的地位。值得注意的还有，除
晚期斯多亚派(现已佚失)和学园派(Academics)、卡尔尼德(Car
neades)和克利托马库的生平外，在第欧根尼·拉尔修作品里，很少有人
其生平比索提翁更晚。我们的著作家在两个例子中(第二卷第85页和第
六卷第 80 页)引述过索提翁的这样一些评论，这些评论是关于那些已经
编以目录——也许来自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的著作的真实性的。
另一个以批评家面貌出现的传记作者是萨提罗斯(Satyrus),关于他
第欧根尼·拉尔修引述过九次。在第六卷第80 页，据说他曾经否认过某
些题献给犬儒主义者第欧根尼的著作；但当他转述苏格拉底有两个妻子的
015名哲言行录
故事(第二卷第26页),以及认为阿里斯提波的著作《古代显贵》(On
the Luxury of the Ancients)是可信的历史记述时，他关于可靠证据的标准
决不是很严格。
索提翁的著作，无论是二十三卷还是十三卷，一定曾被认为很长，因
为赫拉克利德·勒姆布(Heraclides Lembus)(生活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81
-前146年)曾以六卷本出版过他的△ua8oxη。罗得斯的索西克拉底
(Sosicrates)——这个人也生活在公元前2世纪——也写过一本△la8oxn,
这本书拉尔修引用过十二次，其中三处来自第三卷。还有，罗得斯的安提
司泰尼(Antisthenes)也写过一本△uaoxn,拉尔修对之引用过十次。他
写的关于其母邦罗得斯的历史在波利比埃(Polybius)看来是一本重要著
作。他将哲学史至少追述到了克里安忒(Cleanthes)那里。
雅典的阿波罗多洛是另一位著作家，他对于后来的任何传记史编纂者
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大约在公元前140年，他以喜剧三音步体出版了
Xpovuka,这是一部年表纲要。尽管该纲要有各种各样的缺陷，但它在编
排和有条理地考察历史方面，标志着一个不同寻常的进步。阿波罗多洛的
方法的一个备受称赞的范例，出现在这样一个段落之中(第八卷第 52
页),在那里他驳斥了那个许多人已经深陷其中的错误，即认为恩培多克
勒生活在雅典人远征西西里的年代。①他的Xpovkα贏得了持久的赞誉。
拉尔修是希腊哲学中更早也更可疑的人物，引用了这本书给出的年代，因
为前述著作家无疑也引用过它们。
总之，如果可以说现代的研究和最近的争论已经证实了什么东西的
话，那就是：卡里斯都的安提戈纳、罗得斯的索西克拉底和雅典的阿波罗
多洛是我们的著作家的主要资料来源。
与上述著作家(无论如何——我们必须确信，他们具有某种探求真理
① “文法学家阿波罗多洛在其《编年史》中说，恩培多克勒是麦同的儿子，而格劳科斯说，他
在图里创立后不久就去了那里”;然后在稍下的文字中他补充道，“说他离开家乡前往叙拉古，并在那
里反抗雅典人的那些人，在我看来完全不了解事实；因为在那个时候他或者已经不在人世，或者已经
非常老迈，从而这使得这一说法不能成立。”
016原英译者导论
的欲望)的辛劳相比较，阿戈斯(Argos)的洛本——拉尔修引用过他兩
次(第一卷第34、112页)——必须被认定为是一个蓄意的伪造者。在其
著作《论诗人》(Upon Poets)中，他归给泰勒斯的诗有200行，但归给厄
庇美尼德(Epimenides)的除了一部长4000行的韵文诗外，还有两首各
长5000行和6500行的长诗。如果这些著作曾经存在过的话，那么我们也
许可以公平地确认洛本就是它们的作者。
生活于公元前1世纪的有博学家亚历山大，以及两个麦格尼西亚
(Magnesia)学者德米特里乌和狄奥克勒(Diocles),拉尔修对他们作了相
当多的引用。德米特里乌与西塞罗(Cicero)都是阿提库斯(Atticus)的
朋友，他还将其著作《论和谐》(On Concord)题献给了这个人；他在一
部题为《同名城市》(Cities which have the same Name)的著作中开辟了一
条新的研究(或者说编辑)路线。这一路线在一部更为有用的著作《同名
诗人和散文作家》(Poets and Prose-writers of the same Name)(拉尔修对之
作了这样的简單引用：ev tols Oμwvμous,见第一卷第38页等)中得到
了坚持。德米特里乌试图这样消除的那种混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中突
显出来了。拉尔修有时引述索西克拉底，有时引述罗得斯的索西克拉底，
经常使读者不能确知他所指的究竟是哪一个亚历山大、哪一个安提司泰
尼、哪一个德米特里乌，或哪一个赫拉克利德。
狄奥克勒是诗人米利亚格(Meleager)的朋友，他年青时在科斯
(Cos)和他住在一起；他写了一本《哲学史纲要》(Compendium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uapoμn Tov φuaocóφwv)。我们的著作家对他作
了十五处引述，其中八处在第六卷，都是关于犬儒派的；狄奥克勒看来对
犬儒派有特别的兴趣。当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于1868
年提出“拉尔修所追奉的典据是什么?”这个问题时，他所盯住不放的正
是狄奥克勒。根据像第七卷第48 页那样的段落，尼采草率地推断，拉尔
修是一个纯粹的抄袭者，除了他自己的隽语诗和少数评注外，他的材料都
抄自狄奥克勒。
亚历山大是大名鼎鼎的博学家，在他众多的作品中包括一本《哲学
017名哲言行录
史》(History of Philosophy)(ev rals Slaooxauls rov quaocogwv,第八
卷第24页)。
在帝国时代——当我们从亚历山大时代过渡到罗马时代——权威典据
變得更少了，否则拉尔修在提到它们时会保存更多东西。帕菲拉(Pam
phila)(Iaμφiλm)生活在尼禄(Nero)统治的时代，据弗修斯说，她写
了一部题为EvμμukToviotopukovuπoμvnμαTwv λóyot 的著作。拉尔修满
足于一个更简單的提法，即“在她的评注中”(ev Tols vπoμvημaouv)。
看来她整理了一本类似读书札记的东西，在其中她做了一些关于她所感兴
趣的古文献研究的要点的条目。① 拉尔修提到过她八次，引用了她的著作
(据苏达斯辞典记载，她的著作包括三十三卷)的第二、五、七、二十二
和三十二卷。
我们的著作家读过普卢塔克的著作这一点，无疑可以由其引述以及明
显取自这同一来源的材料得到证明，尽管普卢塔克的名字并未予以提及：
例证可参见第四卷第5页〔关于提蒙尼德(Timonides)的历史著作〕。
拉尔修确实从之受惠良多的最后一位前辈是法沃里诺(Favorinus),
其所在时代的最杰出智者。法沃里诺出生在高卢(Gaul)的阿勒斯
(Arles),以其学识和雄辩闻名于世；他是普卢塔克和赫勒德·阿提库斯
(Herodes Atticus)、弗朗托(Fronto)和犬儒主义者德米特里乌的最亲密的
朋友。格利乌(Gellius)是他的忠实仰慕者。他受过哈德良皇帝(the Em
peror Hadrian)的宠爱，但随即失宠，于是雅典人搗毁了他们曾为他树立
的铜像。他著述甚丰。拉尔修引述了他的《历史杂记》(Miscellaneous His
tory)(Iavroaπn iotopia或üλη:也许《各种研究》(Miscellaneous
Research)是一个更好的译法)(见第三卷第24页，第八卷第12、47页),
还引述了他的《回忆录》(’Aπoμmμoveuμαta)的不同卷次(见第一
卷第79页、第四卷第5页、第三卷第40、62页)。像他的朋友普卢塔克一
样，他的著述部分是关于历史的，部分是关于哲学的。从拜占廷的斯特芬
① 比较 Aul. Gell.xv.23.
018原英译者导论
纳所据有的文章 zPoπels可以推断，他就帕菲拉的历史著作做了摘要。有
人作过推断，认为法沃里诺是拉尔修愚蠢地加以抄袭的唯一典据，但这种
推断明显不能成立。① 从总体上看，拉尔修不太可能盲目跟从前人的任何
单一一本编纂物；而即使他这样做了，由于指出资料来源的名称从而泄漏
自己的秘密，这在他那里也是不明智的。确实，人们的怀疑态度本身现在
倾向于承认，他无疑亲自研读过某些著作家，并为了自己的著作特意从他
们那里做了选摘。关于法沃里诺和狄奥克勒，这几乎是肯定的；我们还可
以加上帕菲拉，尽管有假设认为法沃里诺可能删节过她的著作。
这里可以稍作停顿。的确，很多人会猜测我们会如何称呼其“工作间
的秘密(secrets of the workshop)”——我指的是其方法，通过这些方法，
由如此多的著作家收集的信息流进了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之中。当不诚实
的剽窃的指责不再得势时，认为第欧根尼·拉尔修是在进行编辑的见解获
得了承认(例如，尤森纳尔在他的《伊壁鸠鲁》(Epicurea)中就采纳了
这种见解),这种见解将把编辑者②降级成了一个无名小卒或一个影像。就
第十卷而言，下面有一个这样的概要说法：“可以猜测有一本更古老的
——“生平录”——作为它的基础，这本书大概出现于我们纪元的第一个
世纪。于是某位读者(如我们所愿意的，我们可以称他为拉尔修或其他什
么的)为他的抄写本增补了很多附加材料，比如给论伊壁鸠鲁的那一章添
加了三封信，等等，这跟我们今天有时在一本书的抄写本的空白页上插入
一些碰巧使我们感兴趣的附加材料的做法是一样的。在第三阶段，这一抄
写本连同它的异质材料(即原文本和补充的附加材料)落入了另一个抄录
者的手里，这个人转抄了这一抄写本的内容——如它们在现存的手抄本中
所呈现的那样，而根本没有考虑校订或书面格式。我们的拉尔修的文本当
然就是这样一个没有格式且不连贯的整体，这个整体会以这种被信以为真
① 参见 Wilamowitz,M.,Epistola Critica in Phil. Unters.iii.142sq.,尤其是“qua tandem de causa
totiens Fauorini nomen posuit, si omnia ex eo sumpsit?”
② 即指第欧根尼·拉尔修。——译注
019名哲言行录
的方式呈现出来。”①
与此相反，本“导论”通篇都作了这样的假定，即这位“传记作者”
同时也是一位擅长评注的“读者”,最终才是一位“转录者”。这是一个
更简单的假定，其一般特征或者说通篇的联结点只是一种持久的根深蒂固
的引用习惯。我们也没有任何好的理由可以说明，那个在第一卷第39页
中引用了自己的隽语诗的著作家为什么不应当是这样的同一个人，这个人
在第十卷第138 页中得意地结束了自己的任务，而且在自己编排伊奥尼亚
和意大利师承的哲学家们的生平之前，预先解释了不同学派、团体和师承
所提出的不同观点(第一卷第13页：sq.),同时还补充了他在第八卷第
91 页中加以解释的“零星派”。此外，在其他地方也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表
明，他是如此缺乏好奇、勤奋或能力，以致那些塞满了伊壁鸠鲁的书信和
《格言集》的评注(scholia)或边页注释不能归功于他。
现在如果我们从哲学家的生平转向他们的学说的话，同样清楚的是，
道路已经为一个诚实而勤奋的编纂家铺平了。不同学派和不同独立哲学家
的信条、在冲突着的不同学说体系之间的一致和分歧之点，已经大大激发
了亚历山大里亚的学者们的兴趣，其中有很多人在名义上尊奉逍遥学派。
塞奥弗拉斯特在其划时代著作《自然论说》(voukaiδ6ξau)中已经把其
探讨一直延伸到了他自己所处的时代。两个世纪之后，斯多亚主义者波西
多纽在一本类似的著作〔西塞罗和塞涅卡(Seneca)肯定使用过这部著
作〕中将思辨的范围拓展得更加宽广。在奥古斯都的时代，折衷主义者阿
里乌丝·狄底谟斯(Arius Didymus)撰写了一部关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
和斯多亚派的伦理学和物理学理论的摘要。斯托拜乌(Stobaeus)的类似
著作《牧歌》(Eclogae)就主要源自这部摘要；欧塞比乌(Eusebius)的
著作 Praeparatio Evangelica也从中受益良多。题名为 Iepirovapeokóvrwv
φuxocópous quukov δoyμaTwv的那部集子已经在普卢塔克的名义下流传
① Bywater in Class. Rev. ii. p. 278.
020原英译者导论
到了我们手里；但如第尔斯(Diels)在其 Doxographi Graeci 中所做的，把
它归给一名叫艾修斯(Aetius)的人会更为确当，据知这个人在公元100
年左右写下了这样一个摘要。现在人们已经无法证明拉尔修是否确实是直
接引述这些著作——所有这些著作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中的任何一部
了。不过他做的学说概述却肯定是源自这些或类似的纲要的，甚至在那里
也没有确凿的证据，以据此发现他的详细资料来源。关于哲学家的格言警
句(απoφθεyμata),我们也同样处在无知或不确定之中。在他之前，有
人已经编出了这些格言警句的集子，但是关于它们我们没有足够的信息，
从而不能说明他从何处直接或间接导出了他自己的精选集。
拉尔修的著作有一个特征需要加以强调：像所有古代的哲学史家一
样，他停留在过去之中，几乎没有提及从公元前100年到公元200年之间
这三个世纪所发生的变化。与早期的革命性运动相比，这些变化无疑是不
怎么重要的；因为在波西多纽和普罗提诺(Plotinus)之间的这段间隔时期
内，希腊没有产生出任何伟大的思想家，甚至没有产生出一个二流的教
师。因此，难怪那些时常讲述或复述关于过去伟大思想的故事的人，自己
却又在古代的淘金场中挖掘探索。
四、原文和版本
如我们在上文所述，西欧的学者首先通过拉丁文结识了我们的著作
家。沃尔特·德·伯利的 De vita et moribus philosophorum 是一个改写本而
不是誉抄本；而安布罗斯·特拉韦萨留·卡马尔度伦斯(Ambrosius Tra
versarius Camaldulensis)则拥有更好的装备以完成其任务。他是由罗姆尔
丁纳(Romualdinus)于1012年创立的卡马尔多里团体(the order of Ca
maldoli)的成员，并还升任了该团体的领袖。他从曼纽尔·克里梭罗拉
(Manuel Chrysoloras)——拜占廷教授，曾受雇于政府，其间于1390 至
1415年在佛罗伦萨、罗马和帕维亚(Pavia)授课
那里学习了希腊文。
安布罗斯的译本完成于1431年(因为现存的一个复本上注明的时间是
021名哲言行录
1432年2月),在罗马首次印行，但没有标出印发时间，然后于1475年在
威尼斯印行，次年又在纽伦堡(Nuremberg)印行，后来在其他地方还重
印过几次，并因为希腊文本的不断改进而作过修订。
亚里士多德和塞奥弗拉斯特的生平(第五卷第一、二章)是希腊原文
中付印的第一部分。它们出现于1497年在威尼斯出版的阿尔定版亚里士
多德(the Aldine Aristotle)的第二卷之中。完整的希腊文本，一如已述
(见“导论”第x页),于1533年在巴塞尔印行，其题献为：Hieronymus
Frobenius et Nicolaus Episcopius studiosis S. P. D.。1566 年在安特卫普
(Antwerp)又出现了另一个版本，其题名为：Laertii Diogenis de vita et mor
ibus philosophorum libri X. Plus quam mille in locis restituti et emendati et fide
dignis vetustis exemplaribus Graecis, ut inde Graecum exemplum possit restitui;
opera loannis Sambuci Tirnaviensis Pannonii. Cum indice locupletissimo. Ex of
ficina Christophori Plantini。这位编辑者告诉我们，他使用了更老的手抄本，
名为韦纳图斯抄本(Venetus)和瓦提坎努抄本(Vaticanus)。尤森纳尔则
表明(Epicurea,p.16),该编辑者还拥有一些就波尔波尼库斯抄本而言
都颇为罕见的异文材料(readings)。① 1570年斯特芬纳(亨利·艾蒂安纳
[ Henri Estienne])在巴黎出版了一个两卷本的版本，其前九卷都附满了注
释，另附有安布罗斯的拉丁文版本的一个修订本。其第二版，“cum Is.
Casauboni notis multo auctior”,于1593年在巴黎出版；第三版则于1615年
在日内瓦出版。这些版本的缺陷〔如弗洛本(Froben)版本的缺陷一样〕
在于，它们所依据的都是劣等的抄本，如马尔西安努抄本(the Marcia
nus);而且，着实令人奇怪的是，斯特芬纳看来竟然没有注意到塞姆布库
斯(Sambucus)的版本，这个版本比他自己的版本早发行4年。在此期
间，在红衣主教阿尔多布兰迪努(Cardinal Aldobrandino)的赞助下，罗马
也出现了一个版本(附有一个校订过的原文本和一个大大改进了的拉丁文
版本),在这个版本中经常隐藏有对原文本作出的修正。这个版本于30年
① 异文是指各个不同抄本之间就同一内容所做的不同记述。——译注原英译者导论
前就已经开始编辑，编辑者是红衣主教的叔父托马斯·阿尔多布兰迪努
(Thomas Aldobrandinus),他使用了波尔波尼库斯版本，还评注了前九卷。
不久之后，第十卷也有了评注者。伽森狄的精力就及时集中在它上
面；伊壁鸠鲁的物理学思辨和伦理学说吸引了他。而1649年在莱顿(Ley
den)出现了一本 Animadversiones in librum X Diogenis Laertii,且伴有一卷
De vita et moribus Epicuri。然后又出现了第二版，还有第三版(莱顿，
1675),在这个版本中，Epicuri philosophiae per Petrum Gassendum,tomus
primus 和 Epicuri ethicae per Petrum Gassendum,tomus secundus 这两部分给
统一了起来。伽森狄较少依靠手抄本，而更多地依靠常识和自己的推理能
力；不过，如同要归给他的前辈斯特芬纳、柯梭本和阿尔多布兰迪努的一
样，要归给他的有一些对原文本的推测性校补(conjectural restorations),
这些校补为后来的编辑者毫无保留地接受了；例如，在第十卷第83页就
有三处这样的校补。
在1691至1692年间，梅波米埃斯出版了整部著作的一个集注版本；
其中包括梅内齐(Ménage)的颇具价值的评注和其他解说性材料。在18
世纪，也许除了朗戈留斯(Longolius)的版本(Chur,1791)外，人们几
乎没能编载任何注解。在19世纪出现了胡本纳尔(Hübner)的版本(莱
比锡，1828-31),该版本附有戈弗雷·赫尔曼(Godfrey Hermann)写的一
个前言，还附有一些评注，以及柯梭本和梅内齐的注解。
最后，在迪多特(Didot)丛书(巴黎，1850)中还有一个版本，署名
科贝特。从Avis des éditeurs(注明的时间是1850年8月1日)那里我们得
知，年青的科贝特于1842年被引荐给出版商，然后游历于意大利核对手
抄本，并于1844年完成了他对原文本的校订，但是因为某些不清楚的原
因他没有顾得上写作“绪论”(Prolegomena)——在一封注明时间为1843
年10月5日的信中他允诺要写作该“绪论”。其结果是，大量更改(这些
更改标示着这一版本就以前的版本而言是一个重大进步)都没有指明原
因，也没有引述权威典据。
现在如果我们从印行的复本转向到原文本的更久远的资料的话，会发
023名哲言行录
现有数不清的手抄本，但是没有一种足够古老或是可靠的。到目前为止，
最好的一种手抄本是保存在那不勒斯国家图书馆的波尔波尼库斯抄本
(Codex Borbonicus)(简称B),其分类标号是Gr.Ⅲ.B29。这一手抄本的
年代大约确定为公元1200年。① 其抄录人员显然不识希腊文，桀误甚多，
光第三卷差不多就有150处；有时还遗漏了气音符和重音，单词有时也给
错误地分割开了，尤其在诗文引述中更是如此；不过也有某些字句的拼写
出奇地好。在第三卷(Vita Platonis)的晚近版本中，编辑者列出了三十处
蹩脚的异文(参见“导论”第iv页),其中有一些表明是推测性修正。尽
管如此，所有评论家都同意，B最忠实于原本。
排在波尔波尼库斯抄本之后的是巴黎抄本(the Paris codex)(Gr.
1759),该抄本称作 P,它很可能成书于一个世纪之后，大概在1300年。
非常晚近的时候冯·德·姆尔极力推荐过另外两种抄本，一种简称 Co,成
书于13或14世纪，来自君士坦丁堡的老土耳其图书馆(the Library of the
Old Seraglio);另一种简称W,来自14世纪的凡蒂冈(Gr.140)。据说这
两种抄本都可以和 P(但不是 B)相媲美。最后，还有佛罗伦萨抄本 F
(Gr.plut.lxix.13),这种抄本让马提尼(Martini)和拜沃特尔(Bywater)
用L给代替了。
B、P、F 的 优 长 之 处 在 尤 森 纳 尔 的《伊 壁 鸠 鲁》
(Epicurea,Pp.visqq.,xxiisqq.)中得到了说明。而早在十年前，即1877
年，博内(Bonnet)研究过P;这两位学者以及沃兹默斯(Wachsmuth)
的结论以前得到过广泛接受。专家们并不完全同意这三种抄本的成书时
间，但所有这三种抄本肯定都是在12到14世纪之间抄录的。
尤森纳尔在巴黎核对了另一种巴黎抄本(Gr.1758,Q)——这个抄
本在被篡改之前抄自P,以及另一种佛罗伦萨抄本，即劳伦提安努抄本
(Laurentianus)(Gr.plut.lxix.28,G);但这些都只是二等货色。
不幸的是，1533年印行的初版(editio princeps)依据的是一个次等抄
① 尤森纳尔确定它为12世纪；布雷顿巴赫(Breitenbach)及其同事则认为是在12世纪末或13
世纪初，参见 Diogenis Laertii vita Platonis,Basel,1907。
024原英译者导论
本，冯·德·姆尔辨别出了它的身份，并称之为Z。它是劳德尼兹抄本
(Raudnitz),现保存在洛伯科维兹亲王图书馆(the library of Prince
Lobkowitz)。
现在急需的是这样一个指望已久的版本：当剥去B、P、F、Co(以及
其他任何好的抄本)的由拜占廷或意大利学者引入的插补后，它能显示出
原文本的真正面貌。插补导致的恶果(这种恶果与因抄写人员的粗心而出
现的各种错误相得益彰)是一种表面而非真实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只能
欺骗那些肤浅的考察。因为我们可以合理地假定，某个发现于9世纪的单
一离群的手抄本是所有现存抄本的母体。① 人们同意，真正的原文本通常
仅仅是由B保存的；不过科贝特认为，F也并不是很少正确，尽管它里面
也蒙混有权宜的猜测。人们有时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即次等的或经篡改
的那一类抄本是否提供了任何真实的不同于B、P、F的异文；无论如何，
在这个方面我们不能期望太多。通过仔细核对抄本所能做的所有事情，就
拉尔修文本的更有价值的部分——我指的是充斥于他的著作的其他著作家
的残篇——而言已经完成。因此尤森纳尔在其《伊壁鸠鲁》(1887)中编
辑了第十卷。第七卷的大部分则并入了冯·阿尔尼姆(Von Arnim)的 Sto
icorum veterum fragmenta 之中。在第尔斯出版的著作 Poetarum philosophorum
fragmenta(柏林，1901)和 Die Fragmente der Vorsokratiker(柏林，1912,
第三版)中还可以发现更多的残篇。1907年出现了第三卷的一个单独的版
本(Vita Platonis),其编辑者是布雷顿巴赫(Breitenbach)、布顿海根
(Buddenhagen)、德布朗纳(Debrunner)和冯·德·姆尔。其中最后一个
人是为图布纳里安娜文库(Bibliotheca Teubneriana)编辑了 Epicuri epistu
lae tres et ratae sententiae a L. D. seruatae(莱比锡，1922)。
就向读者提呈一个在很大程度上以迪多特版本为基础的精选文本而
言，当下的作者颇感自信的是，无论在以后的修订中那些相对不怎么重要
① “Nam exemplum L. D. unicum Constantinopoli post letteras ueteres renatas saeculo circiter nono in
bibliotheca quadam inuentum esse suspicamur.”〔冯·德·姆尔在他的版本 Epicuri epistulae 的前言中(第
6页)这样写道。〕
025名哲言行录
的部分会失去或得到什么东西，最有价值的那些原文本，即残篇，不会再
有太大的变更，尽管这无法顾及可能发现的新抄本的材料。在这里所采纳
的科贝特之后的那些异文中，有一些延误已经很久了，如“提蒙尼德”对
“西蒙尼德(Simonides)”(第四卷第5页)、“kuve-Zoθa”对“keloθat”
(第三卷第68页),它们分别出自普卢塔克和柏拉图。其他异文则始于近
年，如“αperov”对“er-ov”(第四卷第48页),这要归因于已故的赫
伯特·理查兹(Herbert Richards)(Class.Rev.xvi.p.395);又如“oi
kruoμevou”对“oikoμevou”(第八卷第67页),这要归因于阿佩尔特
(ad loc.);再如“kuvηceus”对“kuvelrat”(第十卷第65页),这要归
因于比格农(Epicuro,p.100),这个人在其他地方坚决反对尤森纳尔作
出的更改，为手抄本的惯常体例作出了辩护。然而，在拿这一段与第十卷
第43 页比较时，他已经——如果不是从一种尖锐的矛盾中的话，至少也
是从一种因为晦涩而具误导性的表述模式中——看到了修订的必要，以保
全伊壁鸠鲁。印行于16世纪的早期版本的错误大部分已经逐渐消除了，
其主要手段是推测性修正。现在我们可以使用更好的手抄本，而且就十卷
中的三卷而言，我们有一种尚可容忍的批评工具(apparatus criticus)。但
即使就其他七卷而言，我们也能掌握某种信息，其结果十有八九也会引起
(而不是阻止)学者们的注意，这些学者能对一个讹误百出的文本提出明
智谨慎的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