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名哲言行录》的另一种可能读解方式——代中译序
第欧根尼·拉尔修的《名哲言行录》是流传至今的为数不多的基本西方典籍之一，关于它的作者、结构和内容、典据、原文和版本，本书原英译者罗伯特·德鲁·希克斯(Robert Drew Hicks)在他为本书撰写的长篇“导论”中已经作了详细的说明，因此这里不予赘述。(译者建议读者先读一下“原英译者导论”,然后有兴趣的话可回头再读读这里的文字。)而且，事实上，对于一个对古典文献没有深入研究和通盘把握的中译者来说，要在博学的古典学家面前说些什么恐怕不免班门弄斧。但另一方面，在一年有余的翻译过程中，经过反复阅读，译者也觉得似乎可以在古典学外面就本书内容说几句话；而这也许多少受一种所谓“观念史”的影响，从而从另一角度选择了一种相对不同的读解方式。当然，应当说明，这种读解与传统的读解并无冲突，相反，译者窃以为可以并行不悖。
的确，从文献学的角度来看必须承认，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就材料的选择和安排而言显得颇为杂乱冗赘，有时还不免堆积之嫌(当然这也可能是因为在流传过程中讹传佚失所致，或部分要归因于此)。尤其当作者竟然接受了“赫费司托生活的时期比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早48863年，在这期间发生了373次日蚀和832次月蚀”这种说法时(见第一卷原作者“序”),我们更加不免微词以“荒唐”之责。关于此，大多数——如果不是所有的话——古典学家似乎都看法一致，比如，S.Marc Cohen等人在其所编辑的《古希腊哲学读本：从泰勒斯到亚里士多德》中谈到他们的资料来源时，就把第欧根尼·拉尔修的这部著作列在了最后，还多少带着一种似乎不怎么信任的态度作了这样的介绍：1S. Mare Cohen,Patricia Curd and C. D. C. Reeve,ed.,Readings inAncient Greek Philosophy:From Thales to Aristotle,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Ine.,1995,p. 7.
第欧根尼·拉尔修(公元3世纪)撰写了一部涉猎广泛但却不太可靠的《名哲言行录》。尽管这部著作包含了关于希腊哲学家的生平和著作的生动记述，但使用它却必须慎重，因为它包含很多道听途说和杜撰捏造。
又如，Richard D.McKirahan 在其所编著的《前苏格拉底哲学》中谈到他的资料来源时也说：2Richard D.McKirahan,Philosophy Before Socrates,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Ine.,1994,p.5.
第欧根尼·拉尔修(公元3世纪)的《名哲言行录》是一部颇有抱负但却无甚鉴别的集子，它材料广泛，涉及的哲学家从泰勒斯开始一直到我们所讨论时代结束后的几个世纪。在他所使用的两百余处资料来源中，有三类需要予以提及：第一，自公元前3世纪即开始记述的哲学家的传记，常常帶有不可靠甚至捏造的信息；……
无论如何必须承认，第欧根尼·拉尔修的这部著作就其所流传到我们手里的当下面目看的确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缺陷，这可能也是古典学家们以其专业眼光打量它时所自然达致的结论。而且，对于一般读者而言，如果不是怀着一种好奇的兴趣或出于某种研究的目的的话，还很可能会觉得这本书的叙述枯燥乏味，了无意思(当然，其中记述的许多妙语巧答也可能使人忍俊不禁)。不过，另一方面也必须承认，无论缺陷也好，乏味也好，这部著作也有其精彩不凡之处，比如，作者撰写的序言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也不失为一篇上好佳作，尤其它也体现出作者本人其实并不缺乏对哲学史或思想史的清晰、深刻而且独到的把握；又如，除了它所保留的众所公认的宝贵资料即伊壁鸠鲁的书信和格言集外，本书第七卷论述斯多亚派学说时所体现出来的学术能力恐怕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材料收集者所能及。就这些褒贬而言，译者不打算多作陈述，可以相信，每一个读者阅读后自然会有各自的评判，而且似乎也没有必要得出某种统一的结论。
译者这里的目的只在于强调一种非考据非训诂的读解，这种读解并不试图条分缕析哪段记述是可靠的，哪段是讹传杜撰的，甚至也并不定位于一种严格的哲学考察。相反，译者想强调这部归于第欧根尼·拉尔修名下的幸存著作的文化史，准确地说是观念史的价值，想强调隐藏在这些庞杂文字后面的某种时代氛围和精神情趣。当然，应当说明，这种强调并不想，也不可能否认上述为古典学家们所一般持有的意见，而毋宁在于从另一种角度挖掘这部著作的可能意义，而这种意义似乎很容易让人在不经意中忽视。
实际上，这种说法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对本书文本的两种侧重不同的读解态度，如果用两个词加以概括的话也许可以这样说：一种读解注重“材料”,一种注重“精神”,前者主要考察文本的真实性，后者主要着眼于文本中可能隐含的价值观念等等。然而同时仍需说明，这样的两种态度本身并不冲突对立，而如上述，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甚至还可能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因为，我们似乎可以凭借直觉确信，材料若没有精神将成为死的材料，而精神若没有材料作为载体将无处存身。当然，这里还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即：若材料本身并不真实，那么它所承载的所谓精神就是虚假的。对此，译者持有的一种前提信念是：如果我们的目的就在于确定文本的真实性，比如就是要确定文本中的某一陈述是否确实属于某一位哲学家的话，那么我们当然不能随便臆度；但另一方面，即使我们能够肯定该陈述并不属于该哲学家，那么这个陈述是否就没有意义了呢?显然不是这样，因为该陈述还可能承载其他方面的意义，如体现出某种价值观念等等。(原英译者在“导论”中引述的一句关于普卢塔克的话也许有助于这种理解：“一个无足轻重的举动、一段评论、一句俏皮话，比围攻或战争等有伟大成就的东西更能展现人物的特征。”)就这一层面而言，我们也许可以说，“捏造”似乎不太可能是“凭空”的，因为即算我们随便说出一句话从而“捏造”了某一事实，但这句话仍旧脱离不了我们当下的文化背景，从而或多或少能够暗示或传递某种可能不乏价值的信息。正是根据这一信念，译者以为，对第欧根尼·拉尔修的文本作另一角度的读解是可能的。而这也就是我们下面要做的工作。
而在此之前应当说明，译者并不试图对这部著作作一种通盘的讨论和考察，而只打算举两个随手可及的例子进行说明；同时译者也不试图就这些例子得出某种特殊的结论，而只打算引出一些也许有助于开阔思路的问题。因为，译者相信，每个不同的读者读后都会有各自不同的理解，而且，如果读者愿意的话，也会得出各自不同的结论。或者，我们可以打个这样的比喻，即我们随后要进行的工作是在海滩上拾贝壳——我们睁大眼睛，随作者的文字漂流，若随时看到闪光的贝壳就捡起来打量打量，看看它是否有什么特殊的价值。这样我们也许更能适意而为，收获也会更多，当然也并不无视本文本身的真实性。
首先，我们可以顺着本书开篇的文字来看看作者对所谓“蛮族人”(barbarians)的态度。在本书序言里(如上文所提及的，这篇序言相当精彩，也许它在某种程度上真正体现了本书作者的良好底蕴),作者试图交待“哲学的源起、它随后的发展、它的不同部分以及哲学派别的数目”。3当然，即使在这篇相当精彩的序言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某种程度的混乱，比如，作者在介绍完埃及的哲学后，就插了一句“关于哲学的起源就说这么多”,而这似乎多少表现出某种认同埃及以及其他民族成其为哲学的源起之所的倾向，而这显然与作者一开篇就明确反对哲学起源于蛮族的态度相抵牾；而且作者随后马上又说道：“但是第一个使用哲学这个术语、并称自己为哲学家或智慧的爱好者的是毕达哥拉斯”,以及，在提及了贤者和智慧之人后，又马上谈道：“哲学，即对智慧的追求，有着双重的源起：一方面它开始于阿那克西曼德，另一方面则开始于毕达哥拉斯。”就这些看，我们的现有文本的确不免前后矛盾。但关于此一混乱，我们毋宁猜测，插在对埃及哲学的介绍之后的那句“关于哲学的起源就说这么多”是后人插进去的，这个人很可能认真阅读甚至分析了这本书，并在他所据有的手抄本的页边空白处随手写了一句话作为标记，以说明作者对埃及以及其他民族的哲学的介绍到这个地方就结束了；然后他的手抄本又流传到了别人那里，而后来的抄录者并没有对这些页边注释加以区分(很可能就无法区分，因为我们不难想象，在逐字逐句抄录这么一大本鸿篇巨制的时候，要保持足够的清晰工整绝非易事，何况那时候的莎草纸张并不象我们今天所使用的纸张这样印刷出了工整的横竖间隔，尤其，如果不是专业的誉抄人员的话，则更难做到了),而是不加区别地整个儿抄录了下来，于是就成了今天所见到的面目。而支持我们这一猜测的理由是，如果我们把这句话去掉的话，也完全不影响其他内容的表达，而且不仅消除了上述混乱，而且反倒变得逻辑连贯一致了。可以顺便说一句，本书后文的其他一些类似情况也有可能是出于这一原因。
但是在一开篇我们却读到：“有人说，哲学研究开始于蛮族。”随后，我们又读到：“但是，这些作者们忘记了，他们归之于蛮族人的成就实际上属于希腊人，从希腊人那里，不仅是哲学，而且人类自身才获得开始。”后面还有：“哲学的起源之所乃是希腊，它的名字拒绝使用其他说法。”不难看出，这几句话并不仅仅在于陈述作者所认定的事实，它们同时也表示了一种相当强烈的价值取舍，尤其当他说“从希腊人那里，不仅是哲学，而且人类自身才获得开始”时，作者似乎意味着只有希腊人，而不是蛮族人，才代表着真正意义上的人的开始；而且，当他将之与哲学联系到一起时，我们似乎也可以体会到哲学在他心目中的地位非同一般，尽管他的书的主体并不在于作一种哲学讨论，而更多地集中于哲学家们的生平和轶闻趣事等等。当然，关于这里的“蛮族”一词，译者宁愿不取柏拉图《理想国》中提到的“敌对关系”的理解，4参见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09-210页。而取基托在其著作《希腊人》中的理解，5参见基托：《希腊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导言”部分。也就是说，这个词并不表示轻蔑或敌对，而毋宁在于表示一种文化气质上的差别。6从第欧根尼·拉尔修的后文我们也可以读到，毕达哥拉斯、德谟克利特、柏拉图、皮浪等等都与所谓“蛮族”人有联系，甚至还从他们那里获益颇多，而这一点也许能够支持基托的这种理解。不过，当基托联系到一种所谓的“自由”精神时，我们仍旧能够多多少少感受到希腊人的一种难以抑制的自我优越之情(尽管这种自我优越并不必然对应轻蔑和鄙视),而这种自我优越之情在这里也许就蕴含在本书作者第欧根尼·拉尔修的文字之中。尤其，当我们想到如果本书英译者以及其他古典学家没有弄错的话——第欧根尼·拉尔修生活的年代是公元历年的3世纪时(那个时候纯粹的希腊世界至少在地理区域上已经不存在了),我们也许要惊叹，那种多少源自伯里克利时代的精神其生命力竟然如此顽强，而这也许多少与这样一个事实有着某种内在的关联，即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学园居然能够(至少在物理意义上)存续那么长的时间。当然，这种理解不过只是一种一厢情愿的猜测而已。另外，就此我们还可以联想到的是，如果第欧根尼·拉尔修的这种文字所体现的确实是他本人的价值倾向的话(应当说，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那么这也许能够让我们在看到本书原英译者在其“导论”中说“但关于他是谁、生于何时何地却没有记载”这句话时，不至于太过被动，因为，我们似乎可以就此判断，这位据说叫做“第欧根尼·拉尔修”的作者至少在精神上属于正统的希腊世界。
以上是我们开篇就可以发现的一个小“贝壳”。当然，这个小贝壳也许换不同的角度去观察时仍旧能够看到其他很多不同的闪亮颜色。但这里译者不打算再作引申，而更愿意将这种在海滩上猎奇的趣味留给读者，因为读者才是整个大海的真正主人。不过，这里值得再次说明的是，这个小贝壳的发现，不仅表明我们上文提到的那种注重“精神”、注重文字背后的价值观念世界的读解方式是可能的和可行的，而且实际上也使我们确信，这种读解与古典学家们的那种注重“材料”、注重考证和文本的真实性的读解方式是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的。
这样，在获得进一步的确信后，我们可以尝试着再来读解另一个其他方面的例子。比如，作者在序言之后紧接着叙述泰勒斯时，就给我们讲了一个关于三角鼎(或碗和金质酒杯)的故事，在那里作者不厌其烦地为我们提供了七种不同的版本(见第一卷第一章)。而就文字而言，那里的叙述确实显得有点繁冗累赘。但问題在于，除了本书对奇闻轶事的偏爱外，还有什么其他方面的理由使得作者丝毫不惜笔墨呢?或者，作者这种对文字的过分慷慨后面是否暗含着其他一些什么呢?抑或，我们从中能够挖掘出一些什么东西呢?关于此，我们首先从作者的叙述中可知，这个三角鼎的故事是关于所谓“智慧之人”的，而且，不论在不同版本中该故事的具体情节如何不同，其共同的归宿在于：这个刻有“送给智慧之人”字样(这一点是从后文“彼亚斯的生平”中得知的)的铜三角鼎在贤者之间传送，最终却献祭给了神。这样，我们不免可以发问：为什么连众多的贤者都没有接受智慧之名呢?导使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出于他们各自的谦虚，还是出于某种其他更为深层的信念呢?关于此，如果我们联系他们的那种在荷马史诗中就已经体现得淋漓尽致的追求“卓越”(arete)的精神的话，我们似乎更有理由取后者而不是前者。何况，在古希腊人中(甚至即使是在今天的西方人中),“谦虚”似乎并不成其为一种为人称道的“德性”(virtue)。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不由得继续追问：这种导使众多贤者没有接受智慧之名的更深层的信念又是什么呢?关于此，也许我们可以从这一点得到某种启示，即他们最终都把三角鼎献祭给了神。为什么要献祭给神呢?难道，在希腊人眼里，或至少是在贤者们的眼里，只有神才是真正有智慧的，只有神才真正配得上智慧之名?所以，智慧之名最终必须归于神，而不是人，哪怕他们获得了贤者的美名?
如果这就是支持他们行为的真正信念的话，那么我们似乎不难再引申出一些什么。比如，如果智慧之名只能归于神，而非凡人所能及的话，那么这对于古希腊的四主德可能意味着什么呢?因为，在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四者之中，如果智慧专属于神，那么其逻辑的推论就会是：即使凡人可以顶戴勇敢、节制和正义之名，却不能自诩以智慧之实，否则就是对神的僭越。而且，这種读解似乎可以很自然地与“认识你自己”这句著名的箴言联系起来——智慧只属于神，凡人的任务只在于尽可能地接近神，即尽可能地去追求智慧，而要践行这一点，其首要一途就在于“认识你自己”。同样，如果我们接受第欧根尼·拉尔修在序言中的“哲学，即对智慧的追求”的说法的话，那么我们还可以想象，这种对智慧的追求，即哲学，竟然是通向神、通向那伟大的奥林匹斯山的或许不甚平坦的崎岖之途。
这样，这种读解似乎就在某种程度上寓示着智慧或哲学与神之间存在着某种非同一般的关系，而这也许是古希腊哲人，或至少是苏格拉底之前的哲人们所普遍持有的一种信念。甚至，在苏格拉底那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智慧与神之间的这种可能关系经常得到了突显。比如，苏格拉底不满世人以智慧自居，所以他干脆彻底承认自己无知，以免僭越神的地位。但德尔斐的女巫却偏偏因此而谕之以智慧之名，苏格拉底也由此招致嫉妒。后来，在受审以及饮鸩之时，苏格拉底所寄望的竟然也是那明知不可及而及的——神。
至此，我们又在第欧根尼·拉尔修的文本中不经意地拾到了一个多彩的贝壳。但同时必须说明，上述所有引申都只是一种可能而非独断的读解。译者始终相信，读者自有其独到的眼光，一定能够这片广阔的海滩上找到各自喜爱的珍奇。比如，在面对昔勒尼派的创始人阿里斯提波的“奢侈”和“圆滑”时，在领略犬儒主义者第欧根尼的“机智”和“风趣”时，在读到哲学家们那些细致入微的遗嘱时，在比较书中随处可见的对智慧之人的描述时，我们都可以激起无尽的灵感。总之，译者以为，在阅读归于第欧根尼·拉尔修名下的这部典籍时，我们不仅仅要带着一种像 S.Marc Cohen等人所提醒的那样的“慎重”,我们更多地要带着一种灵活跳荡、自由不拘的“想象”,也许，只有把“慎重”和“想象”结合起来，在注重“材料”的同时关照其背后的可能“精神”,我们才能更好地领会和把握古代哲人们的精神情趣和他们那个时代的哲学氛围。
本书依据英国“娄布古典丛书”(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中的希-英对照本 Liv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 的英文部分译出。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参考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和外哲所编译的《古希腊罗马哲学》、苗力田先生主编的《古希腊哲学》和汪子嵩先生等所著《希腊哲学史》第一、二卷等书，特以致谢。同时我们也发现，我们所依据的罗伯特·德鲁·希克斯的英文原译文与上述几本书中的中译文在个别地方(主要是哲学家的生平部分)有较大出入，而本着“忠实”的原则我们尽量根据英文译出。
另外，本书人名地名尽量使用了汪版《希腊哲学史》的译法，个别地方也使用了谢德风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和张竹明等译《工作与时日、神谱》的译法，在此一并致谢。
此外，尤其需要说明的是，在本书第九卷第11章“皮浪”部分和第十卷“伊壁鸠鲁”部分，我们经原译者余纪元先生本人同意，直接使用了他收录于上述苗编《古希腊哲学》(1994年印刷本)中的已有译文，具体为：(1)该书第四编第Ⅱ部分“伊壁鸠鲁”的全部内容，包括“概论与准则学”、“致赫罗多德的信”、“致美诺益凯的信”和“格言集”;(2)该书第四编第Ⅲ部分“怀疑主义”中的“毕洛的生平与生活方式”、“爱那西德穆的十个论证”和“怀疑主义对其他事物的否证”。同时应当说明的是，为了保持译名和体例的统一，我们对余先生的译文的极个别地方作了改动，其他内容尽量保持了余先生译文的原貌。在此谨向余先生致谢。
我们还要感谢何怀宏先生对本书翻译作出的诸多指导，但鉴于译者水平有限，恐怕有负于何先生的期望。
最后，我们感谢出版社的工作人员，尤其是本书编辑崔文辉先生。
本书翻译具体分工如下：
马永翔：“英译者前言”、“英译者导论”、第一、二、三、四、五卷、第八卷第1章、第九卷第1章；
赵玉兰：第六卷、第八卷第2、3、4、5、6、7、8章、第九卷第2、3、4、5、6、7、8、9、10章；
张志华：第七卷；
祝和军：第九卷第12章、第九卷第11章和第十卷中除余纪元先生的已有译文外的其他部分。
最后全书由马永翔统稿，统一了译名和个别术语，且对赵玉兰、张志华和祝和军的译文的个别地方作出了适当修改。此外，马永翔和赵玉兰合作译制了原英译本的译名索引，并按照中文格式重新作出了编排；马永翔还制作了中译本的边码，另附上了原英译者提供的西文书目；张志华翻译了书中的几句拉丁文。
另附说明如下：
1.本书所有注释以及书末附录I、Ⅱ的译名索引中出现的卷次和页次都请参照本书边注，其中卷次使用大写罗马数字，页次使用阿拉伯数字，如“第七卷第8页”对应边码“VIⅡ.8”;另原英译者导论部分对应的边码用小写罗马数字标出，如边码“xii”对应原英译者导论第12页；
2.本书原英译者所做注释中的节次(第……节)是标注在希腊原文上的。因此本译本只是在注释中按原文译出，但无从标注；
3. 英译者注释中的希腊、拉丁引文未作翻译；
4.英译者注释中的引文出处，尤其是书名也未作翻译；
5.本译本的人名、地名第一次出现时都附上了英文原文，书名和重要术语等也附上了英文原文。
鉴于译者水平有限，本译本肯定桀误甚多，恳盼读者指正。
马永翔谨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