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特立独行
萨特一生特立独行，甚至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
现在我们来讲萨特。
萨特全名让-保罗·萨特，1905年6月生于巴黎。他的父亲名叫让·巴蒂斯特·萨特。对于父亲，萨特并没有多少印象，不过他记得小时候，在他母亲的床头摆着一张父亲的照片，照片上的父亲一看就是个老实人，一双纯朴的眼睛，头顶光秃秃的，唇上留两撇小胡子。
萨特这个老实的父亲从小爱海，因此考了海军军官学校，毕业后成了海军军官，被派往当时法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交趾支那。1904年他回国时，在法国北部诺曼底半岛的军港瑟堡遇上了一个姑娘，名叫安·玛丽·斯威哲，来自阿尔萨斯。她个子高高的，脸蛋也挺漂亮，正符合他的需要：他自己个子不高，正好要找一个高个子姑娘来弥补一下。于是，他向她发起了进攻，很快就俘虏了她并且迅速地结婚，很快，他们有了一个孩子，这就是萨特。
这时候，让·巴蒂斯特·萨特的身体已经很不妙了，他在湿热的殖民地患上了可怕的肠热病，婚后不久病情就加剧了，他被送回老家。这时候他的妻子刚生了孩子，一大一小两个人都靠她照顾，劳累可想而知。但她是个老实而勤快的姑娘，尽最大努力支撑着这个家。她的努力成功了一半，丈夫不可避免地被病魔夺去了生命，孩子虽然差点儿死于高烧，但还是活过来了。这时候，小萨特才15个月。
怎么办呢?她当时正住在巴黎第十六区的米涅河德街2号，丈夫并没有给他留下多少遗产，而她自己更是无一技之长。
在这种情形之下，她只能走一条路了——回娘家讨生活。
安·玛丽·斯威哲的父亲名叫查尔斯·斯威哲，是个出色的语言教师，据说是直接教学法的创始人之一。他精通德语和法语，在他的老家阿尔萨斯这两种语言几乎同样通行。他的职业就是教这两种语言，曾写过一本相当成功的教科书《德文读本》,后来还办了一所学校。当他的女儿带着个孩子回家时，他并不高兴，他本来准备退休了，但又坚持工作了几年，因为他现在要养一大家子呢!
萨特到外祖父家时，他们正住在巴黎西南郊一个叫默东的地方，萨特将在那里一直住到1911年。
萨特的童年生活对他一生影响极深，却很难用通常的幸与不幸来形容，如果一定要用一个词来表达的话，那就是：复杂。
首先，萨特虽然是住在外祖父家里，毕竟不是自己的家，那种寄人篱下的感觉是怎么也避免不了的。他的母亲也是如此，她自知成了父母的累赘，就试图用勤快来弥补。她每天拼命干活儿，成了家里的女仆兼保姆。更让她为难的是，她在做这一切时还要小心翼翼，因为一不小心就会得罪人，就像萨特后来所言：
可怜的安·玛丽，真是左也不行，右也不行：被动消极的话，人家就责备她是一个累赘；主动肯干的话，人家就怀疑她要操纵管家权。她需要极大的勇气以避免第一种罪名，完全的谦卑以避免第二种罪名。
她这样做当然是没有任何工钱的，因此她的口袋里常常一个铜板也没有，衣服总是破破烂烂的，她只有当实在有什么特殊需要时，才向父母讨一点点钱。
她还像小姑娘一样被严厉的父亲限制行动自由，她基本上得天天待在家里，偶尔有女伴儿请她出去吃饭什么的，她也必须在10点以前回家。如果她万一超过10点回家，哪怕是一分钟，也会遭到严厉训斥。
也许在家里当用人当惯了，她在自己孩子的面前也觉得是个佣人，她从来不认为孩子要服从她。这种态度，加上她对孩子深深的爱，使萨特的童年并不缺少爱。萨特的外祖父虽然对女儿是严厉的，但对这个小外孙却疼爱有加。他总是对小孙子幼稚的话语和举动赞不绝口，感觉在小外孙的身上看到了他自己的影子。他和小外孙配合默契地演出各种短剧，给小外孙讲许多的故事，告诉小外孙如何欣赏自然之美。当然，他还经常跟小外孙谈起他的经历，他最引为自豪的是曾与亨利·柏格森同游日内瓦湖。
老人家是个读书人，收藏了不少书，多是各类经典，萨特很小的时候就对这些大砖头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从外祖父那里得到了一套《童话集》,他先是让母亲给他读里面的故事，不久就自己开始装模作样地读起来了。据说，有一次他拿了本凡尔纳的《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苦难》大声地读着，其实是自己给自己讲故事。这让大人们又惊又喜，觉得自己家出了一个天才儿童。于是，他们开始教小萨特认字母，到4岁时小萨特已经开始半认半猜地念书了，7岁时小萨特已经有了创作的灵感，甚至想成为一个作家。他后来说：
如果照一般的说法，一位有了灵感的作家，在他灵魂的深处已不是他自己的话，那么我在七八岁的时候，就已经有过灵感的经验了。
萨特从小显示出来的语言天赋使他在家里备受宠爱，就像萨特在70岁时接受记者的访谈时所言：“在我的家庭里，人们一开始就使我相信，我是一个大有价值的孩子。”
不过“大有价值”的孩子的外貌可令人觉得有些遗憾。他身材矮小瘦弱，成年后只有5.2英尺，不到1.59米，相貌也相当丑陋。3岁时，他的右眼因角膜病变导致斜视，成为难看的斜白眼；4岁那年，他逛海滩时患了一场感冒，更使他的右眼差点儿瞎了；5岁时，他戴上了难看的眼镜，这时候他的肌肉也变得僵硬，动作不协调了；再后来他长了满脸的粉刺，它们在他脸上留下了不少麻子和小凹陷。长大后萨特自己都自称为“癞蛤蟆”,确实言之有据!
这样一个丑陋瘦小的孩子在小伙伴那里自然吃不开，他们都看不起小萨特，不愿同他玩儿。萨特后来在《词语》里记录了这样一个情景，这时候他已经搬到了巴黎：
孩子们在卢森堡公园里玩儿。我走近他们，他们从我身边走过连看都不看我一眼。我像乞丐似的可怜地望着他们玩儿……我靠在一棵树上期待着，甚至当“俘虏”,当一个不说话的角色也将使我很快活，但他们不给我一个机会。
………
母亲要去为我求情，我恳求她别这样做。她拉着我的手，我们便起身从一棵树走到另一棵树，从一群人到另一群人，不断恳求，不断被拒绝。
以上就是萨特童年时大致的图景，这样的环境造就了萨特自信而孤独的个性，这两种个性都将对他一生产生重大的影响。
1911年，萨特6岁时，搬家了，从默东搬到了巴黎，住在第五区勒哥夫街1号。这里是巴黎有名的拉丁区，也就是大学区，著名的巴黎大学，即索尔本，就位于这里。这时候，萨特的阅读已经完全扩展到成人的领域了，他阅读了大量的文学经典，雨果、高乃衣、福楼拜等都是他的所爱，他最喜欢的还是福楼拜，《包法利夫人》里的一幕幕场景总让他难以忘怀。母亲和外祖父看到萨特小小的年纪就读这些大人才能读的书，不免有些担忧，于是他们便引导他去读儿童读物，这样的结果不过是增添了他的阅读量而已。
到1913年，萨特已经8岁了，他外祖父将他送往蒙台涅中学。由于外祖父大夸小外孙的天才，他被直接编进了八年级。这时候法国的学制是十二年一贯制，也就是说小学与中学共十二年一起上，一开始是十二年级，然后是十一年级，如此而下，到一年级时就是中学毕业了。因此，萨特进的八年级大致相当于咱们中国的小学五年级。
不过，萨特很快就露出马脚来了。一上课，他就被发现连最基本的单词拼写都不会，当然不是因为他笨，而是因为从来就没有人教过他，他只学会了读，但并没有学会写。校长一看到这情形，大有上当之感，立即将他的外祖父召来，两人争吵的结果是外祖父怒气冲冲地将小外孙带回了家。
从此，萨特开始面对着一长串的家庭教师，他们试图将一个小学生应有的各种知识尽快地塞进他的脑袋。为了加强他的拼写能力，外祖父便开始教他写诗，后来他又写小说，他的第一本小说叫《为了一只蝴蝶》,写父女两人在亚马逊丛林里奇异的冒险故事，后来又有了第二部、第三部，当然，这些小说毕竟只是一个8岁小朋友的涂鸦而已。不过，通过这些写作，他的拼写能力已经大大地提高了。
1915年10月，萨特再次被送进了学校，这次进的是著名的亨利四世中学。他这时候进的已经是六年级了。对于他的第一个学期，老师是这样打的评语：“优秀的孩子，但过于轻率。开始回答问题时几乎从来都不是准确的。必须进一步训练思考。”但萨特进步神速，第二年学期评语已经变成了四个字：“全面优秀。”第二年，萨特已经成为全班最优秀的学生了。
这时候萨特认识了一个好朋友，名叫尼让，他也是个博学的家伙，与萨特意气相投。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特点是都是斜白眼，略有不同的是，就像萨特自己所言：“我朝外白，他朝里白，看来更逗。”
萨特在亨利四世中学的日子过得挺快活，不过他没能长久地享受这种快活。1917年4月，他的生活又发生了一次大变故，这就是他母亲的再嫁。这个将充当萨特继父的人名叫芒西，是一位海军工程师。其实，这位芒西对萨特还是不错的，至少比起一般继父来说要好不少，他很关心继子的成长，平时对萨特也很和气，从来不打不骂。不过，萨特还是不喜欢他，原因有两个：一是他抢走了自己的母亲；二是他竟然想替自己谋划未来。
萨特的父亲去世时萨特还不懂事，也就是说，自从他懂事之日起，母亲就是他一个人的，他独享了母亲全部的爱，现在，一个陌生的男人竟然要与他来抢母亲了，他怎能不气愤呢!当然，他恨的不仅仅是芒西，他对母亲也感到愤怒，多年以后他还回忆道：
我母亲的改嫁使我割断了与她在情感上的内在的联系，我感到她已经背叛了我，尽管我没把这种想法告诉她。
而且，这个继父还自以为真的成了萨特的爸爸，有资格行使他父亲的权力了，便要来干涉萨特对未来的选择。我们知道，萨特一直喜欢文学，偏偏这个继父是个工程师，认为只有掌握科学才最有益，至于文学、历史、哲学之类，那简直是浪费孩子的时间。于是，他便想要萨特改行学理工。这令萨特极为恼火，于是那逆反心理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多年以后他这样回忆道：
无论什么事，只要是他说的或相信的，我都故意反对。我感到在我们的关系中，有许多模糊不清的东西。对于他，我没有子女的同情心；事实上，在我们之间有一种根本敌对的情绪，尽管在表面上，我们的关系是正常的。
在母亲再嫁后，他们一度将萨特留在外祖父家，两口子另居一处，但不久后他们就带着萨特一起搬出巴黎，搬到了拉罗舍尔，这是地中海西岸一座美丽的小城。萨特的继父在这里当造船工程师，萨特则被送进了拉罗舍尔中学上四年级。
在拉罗舍尔中学，萨特的日子过得还不赖，他母亲委托一个年纪大的善良的老师照顾他。这位老师和他的女儿，名叫玛伽丽特，都待萨特很好——玛伽丽特也是萨特初恋的对象。萨特的写作水平也进一步提高了，他这个时候写了一部小说《猫头鹰耶稣》,后来在1923年发表了，是萨特最早公开发表的作品。
可惜好景不常，1920年，父母又将他送回了巴黎，他又进了亨利四世中学，这时候他已经上一年级了。
这个一年级相当于咱们的高三。在这个学年末，萨特得到了学校这样的评语：“确实富有才华。”第二年，萨特参加了中学毕业会考，并通过了第一部分考试；接下来的一年又通过了第二部分考试，顺利拿到了毕业证。
1922年，萨特升入了路易大帝中学的大学预科班。在法国上大学同中国不一样，中学毕业之后还有大学预科班，顾名思义，就是大学的预备班。正是在这里，萨特做出了一个关系到终身的决定——选择哲学。
在路易大帝中学，他还是与尼让处得最好，两人常常在一起讨论哲学。这时候萨特最喜欢的哲学家乃是正红着的柏格森，据说直接引导萨特进入哲学王国的乃是柏格森发表于1889年的《论意识的直接材料》,其华丽的文体与丰富的思想都令萨特为之着迷。以后萨特的哲学之路实际上也是这么走下来的：在文学与哲学之间寻找位置。
对于一个法国人，要读哲学，最佳选择不是最著名的巴黎大学，而是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简称巴黎高师。
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是法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之一，也是法国非常特殊的大学。例如它的规模很小，它可能是世界著名大学里规模最小的，每年只招收两百来个学生，而报名者往往有数万之众，因而其入学竞争堪称残酷，最终的幸运儿都是出类拔萃之辈。虽然巴黎高师招收的都是最优秀的学生，但它既没有毕业证书发给学业成绩合格的毕业生，也没有国家学历证书的授予权，于是那些经过预科、考试一路冲杀过来的佼佼者们，在跨进巴黎高师门槛后还要到其他大学去注册，参加各种学位的学习班。当然其他大学都会非常欢迎巴黎高师的高才生。至于为什么这样，其原因也许就像一度担任校长的加伯里埃尔·于杰所言：“从原则上说，别的大学能做的，我们就不做。”
凭着这样的学术环境和氛围，法国大批著名的作家、政治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等都出自这里，它还培养了10位诺贝尔奖得主，6位菲尔兹奖获得者，还有一位总统和两位总理，其普通毕业生也大都成为了法国社会的精英。
萨特和尼让一起报考了高师，都以优异成绩被录取。在这一年，巴黎高师还录取了一大批未来的学术名流，如雷蒙·阿隆、达尼尔·拉加斯、波利兹等。特别是阿隆，他将成为法国当代最著名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论家之一。
1924年，萨特开始在巴黎高师学习。这四年的生活，就像他后来所言：“高等师范学校，对我来说，从第一天起，就是独往独来的开端，在那里，我跟很多人一样，可以说过了四年快活的日子。”
萨特之所以称自己独往独来，是因为他的确将这四年的大部分时间花在了独立的阅读上。他阅读了各种哲学著作，尤其侧重阅读法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笛卡尔的著作，此外，对当时流行的弗洛伊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他也深感兴趣。同时，他还积极地参加学校剧团的演出，成了学校里小有名气的演员，并且写过电影剧本。第二学年末，他写出了第一篇哲学论文《论想像》,并以之获得了高等教育文凭。此后两年，萨特主要的目标就是取得中学哲学教师的资格证书。作为一个高师毕业生，他将来最方便的职业当然是当教师，而且中学教师是一个受人尊敬、报酬也相当优厚的职业。
1928年，萨特提交了他为申请中学教师资格而写的论文。
然而，这次他失利了，论文没有通过，据说成绩是全班倒数第一。这让萨特很没面子，他将原因归结为自己的太厉害或者太老实，他后来评论这次失败说：
我想别出心裁，结果不合人意……我懂了，下一年应当把平庸的东西写得颇具创意似的。
没办法，萨特只得继续待在学校，等下一年再说。
就在这个时期，萨特遇到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人，一个女人——波伏娃。
波伏娃全名西蒙娜·德·波伏娃，生于1908 年，比萨特小3岁。她毕业于一所天主教女子中学，后来进入索尔本，学习哲学，1929年时已经准备毕业并申请中学哲学教师资格了。她是在索尔本认识萨特的，她后来在回忆录《循规蹈矩的女人》中如此记录了当时的情形：
我第一次在索尔本看到他时，他头戴一顶帽子，并且正在激动地同一个傻乎乎的、高大的女生谈话，样子非常淘气。她很快就惹他不高兴了，于是，他去找另外一个姑娘，更漂亮的。但这位姑娘摆架子，使他很尴尬。他很快就同她合不来。当埃博德对他谈起我的时候，他立即就表示很愿意认识我。而现在，他该是多么高兴能独占我。对我来说，现在我觉得不跟他在一起就等于丧失时间。在准备口试的十五天中，我们俩只有在睡觉时才分开。
这说明他们俩是地道的一见钟情，随即如胶似漆起来了。
有一天，萨特在她的一个笔记本上以大大的字写道：“BEAUVOIR =BEAVER”。即波伏娃是一只河狸。河狸们总是成群活动，而且它们具有创建精神。从此，波伏娃就有了“河狸”这个绰号。这个绰号来自于她的名字“BEAUVOIR”与河狸“BEAVER”的发音相近，同时她又是个合群的姑娘，也像可爱的河狸一样，真是个挺形象的绰号!
这一年考试的结果出来后，萨特名列榜首，而波伏娃紧跟其后。
这时候已经是1929年8月了，他们就要离开学校了，并且要暂时分开，波伏娃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
当我在8月初离开他的时候，我已经意识到：在我的一生中，他将一刻也离不开我。
离开巴黎高师后，萨特要去服役，而波伏娃也要去找职业，萨特这时候想出了一个离经叛道的主意：他要与波伏娃签署一个合同，为期两年，合同中规定两个人要保持最亲密的关系，而且要无话不谈，任何一方不得欺骗另一方。
这时候，萨特对于自己的未来生活已经有了一个清晰的图景，那就是他要保持独身，永远不会结婚，而且他需要女人，波伏娃对萨特的这种生活理念很清楚，而且，她全盘地接受了。这件事很久以前就令人们感到惊异，像波伏娃这样一个出色的姑娘，怎么会接受男人提出的这样的条件呢?我想可能有三个原因：一是波伏娃自己也不想结婚，想过与萨特一样的生活；二是波伏娃真的被萨特彻底征服了，只要能够与这样的男人生活在一起，什么都愿意；三是她的个性，她那浪漫的甚至有些离经叛道的个性使她敢于做一些常人想不到的事，也许她甚至为此感到自豪呢!
此后，萨特与波伏娃相守一生，他们的生活方式正是按照这个合同来实行的。
萨特服兵役去了，任务是看守气象台。工作并不累，而且有大量的闲暇时间，他可以用来写作以及与波伏娃幽会。这段时间他写了一部哲学味道很浓的小说《关于真理的传说》,发表于1931年。
也就在这年的2月，萨特结束了他的兵役。这时，正好勒阿弗尔市一所中学需要一个中学哲学教师，萨特就到那儿去了。
大约同时，波伏娃则到南部的马赛去当教师了。
勒阿弗尔位于赛纳河口，距巴黎不远，是法国仅次于马赛的大海港。萨特在这里待了两年多，在这里他以自己的与众不同赢得了学生们的尊敬。这个时期他的心情不错。一则他比较喜欢这座城市，二则他有了波伏娃，他们虽然相隔较远，不能经常见面，然而书信来往极为频繁，两年里他们通了几百封信。此外，所有的假期他们都在一起度过，他们到了欧洲许多国家旅行，领略了异国的风土人情。
这时候，萨特并没有甘于一辈子当中学教师，他想继续深造，找到一条新的适合于他的哲学之道。这个机会在1933年来到了他的面前。这时，他正与波伏娃待在巴黎，遇到了他们的朋友雷蒙·阿隆，雷蒙·阿隆当时正在柏林的法国研究所学习胡塞尔的现象学，波伏娃后来这样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我们一起在蒙帕纳斯路的贝克·德·加茨家度过了一个夜晚。我们要了这家人的一道特产杏果鸡尾酒。阿隆指着玻璃杯说：“亲爱的伙伴们，你们看，倘若你们是现象学家的话，你们就可以谈论这鸡尾酒，从中发掘出哲学来。”萨特听了心潮澎湃，脸色苍白。这恰是他寻觅数年，孜孜以求的东西·
要描述一个对象，就如他所碰见、所触摸到的那样去描述，从这一过程中提炼出哲学来……萨特决定对胡塞尔进行一次严肃的研究，迈出必经的步伐，争取在来年接替柏林法国研究所的阿隆。
萨特的理想很快实现了。这年9月，他被柏林的法国研究所接受为研究生。在这里，萨特专心研究起胡塞尔现象学来。
在柏林的研究对萨特一生的哲学观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他认为在现象学之中，他找到了打开真理之门的钥匙。
在柏林期间萨特写了好几篇现象学论文，其中包括《论自我的超越性——一种现象学描述概论》,其中包含了萨特后来发表的《存在与虚无》的思想之萌芽。
萨特在柏林的时间是短暂的，为期只一年，一年后，1934年10月，他又回到了勒阿弗尔。
第二年2月，为了研究人的感觉，萨特到了他的一个老朋友——一位精神科医生那里，请医生为他注射了麦司卡林剂。这是一种从仙人球里提炼出来的致幻剂。注射后，萨特立即产生了强烈的幻觉，例如感觉自己好像堕人了无边的大海，被一群章鱼攻击，还看到了穿袜子的骷髅、魔鬼等。后来，这种幻觉竟然一直持续了半年左右。在这种情况下，萨特极需要一个人来照顾。波伏娃是不行的，她要上课，于是，她将她的一位女学生奥尔加推荐给了萨特。奥尔加是一个俄国血统的年轻姑娘，当萨特在柏林时，波伏娃与她生活在了一起，现在，她又与萨特生活在了一起，这样的结果就是萨特、波伏娃与奥尔加建成了一个有3名成员的特殊家庭。不过，这种情况肯定不能长久，大约一年后就结束了。
现在我们要来谈几句欧洲的局势，当然与纳粹有关。墨索里尼早在1922年就上台了，不过影响不大，到1933年希特勒上台时，欧洲局势才开始突变。萨特不是一个超然于政治之外的人，对于时局的发展深感忧虑。1934年时，法西斯分子曾在法国猖獗一时，于是，反法西斯的法国人建立了“人民阵线”,并一度执政。萨特虽然没有积极地参加“人民阵线”的活动，但表示完全拥护“人民阵线”的主张。
1936年，萨特和波伏娃的工作都有了变动：萨特到了巴黎
东北部的小城拉昂，波伏娃则到了巴黎的莫里哀中学。
萨特在拉昂只待了一年，到1937年7月就离开了。在这期
间，萨特完成并发表了他著名的短篇小说《墙》。《墙》是一篇反
法西斯的作品，描述了西班牙几个反对佛朗哥法西斯统治的战
士在临死前的表现，他们根本不是我们平常所看到的同类小说
中那种高大全形象，他们恐惧、孤独、厌倦。其中一个巴勃洛本
来准备至死也不出卖革命同志拉蒙
他这样做只是出于倔强
与麻木，并非伟大情操之类，但为了戏弄一下敌人，他信口开河
说拉蒙在公墓，其实他知道拉蒙根本不在那里，然而，他始料未
614及的是，拉蒙为了不连累别人，自己躲到了公墓，被法西斯分子
们在那里抓个正着……
这篇小说已经表现出了萨特将文学与哲学结合起来的奇妙
天赋，并且深刻地表达了存在主义的一个主题——人的存在之
荒谬。
《墙》一经发表立即引起了强烈反响，著名作家纪德评论
道：“很久没有读到这样使人兴奋的作品了……应当对这位作
者寄予很大的希望。”
1937年暑假结束后，萨特被调到了巴黎的巴斯德中学。这
样，经过多年的两地分居之后，萨特与波伏娃终于又生活在了同
一座城市。他们住在同一家旅馆里，但并不住在同一个房间，目
的是为了既能够同居，双方又都有自己的活动空间。
第二年，萨特出版了更重要的作品《恶心》。《恶心》是萨特
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他在1931年就开始了写作。那时候他想写
一部论述偶然性的作品，长期以来，萨特都在思索偶然性的问
题，他认为，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偶然的，既不能知道它的原因，也
不能预见它的将来。最初他采取了由一个名叫安东尼·洛根丁
的学者讲述他的冗长而抽象的沉思这种叙述方式。后来，据波
伏娃说，她劝萨特用更加文学的形式来写。萨特到了柏林后，深
入研究了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等人的思想，重新写作这部小说。
1936年时，他对小说进行了第三次修改，并取名为《忧郁》,交给
了有名的伽里玛出版社，但被退稿。后来，经萨特的请求，老板
伽里玛又同意出版，并且建议将小说改名为《恶心》。1938年3
月，《恶心》正式出版了，立即激起了强烈的反响，萨特一举成
名。后来，这部作品后被译成了三十多种文字，成为存在主义文
学的代表作。
6151939.年是欧洲的多事之秋，希特勒就在这一年发动了第二
次世界大战。这年9月，希特勒入侵波兰后，与波兰有同盟关系
的英、法对德宣战，并发布全国总动员令，萨特随即被征召入伍。
1940年5月，德军大举入侵法国，其结果我们知道，当时号称世
界陆军第一强的法国在六个星期之内就被德军击败投降。萨特
最好的朋友尼让在5月的战斗中阵亡。6月，萨特也被俘了。
他入伍后，只是在各个兵营之间调来调去，并没有直接参加战
斗。他被俘的这一天刚好是他的35岁生日。
萨特运气不错，他在战俘营中只待了三个月，就冒充军中的
文职人员得以释放，回到了巴黎。
不久，萨特重新回到巴斯德中学执教。战争对萨特产生了
很大影响，他从前是个活泼的人，现在却变得冷峻了，他感到自
己肩负使命，要为祖国的沦亡负责。他与几个知识分子建立了
一个抵抗组织“社会主义与自由”,由于得不到其他人的支持，
不久就自己解散了。
1941年，萨特离开了巴斯德中学，到了孔多塞中学，他在那
里一直待到1944年。
这时候，除了关心抵抗运动外，萨特致力于创作以古希腊悲
剧为主题的剧本《苍蝇》,并于1943年出版，同年在巴黎上演，
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在这个时期，萨特还写出了《存在与虚无》。《存在与虚无》
是萨特最主要的哲学经典，就像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一
样，是奠定他们哲学史地位的著作。萨特早在1933年起就在紧
锣密鼓地构思《存在与虚无》了；到1939年，他再次入伍之后，
由于并没有参加作战，他便乘机将《存在与虚无》的提纲拟了出
来；到1941年，他正式开始撰写；到1943年初完稿，这年夏天正
616式出版。书的完整标题是《存在与虚无——关于现象学的本体
论的论文》,并且题献给他的“河狸”。
由于正值战争之际，法国处于纳粹铁蹄的蹂躏之下，人们无
暇顾及哲学这方面的事儿，因此《存在与虚无》的出版并没有立
即引起强烈反响。但仍然有人注意到了它的开创性意义以及蕴
涵于其中的新的哲学体系，这个体系就是存在主义。
我们前面讲海德格尔时就提过存在主义，其实，在海德格尔
那里，主要还是借用现象学之名，那时候还根本没有“存在主
义”这个名称。这个名称正是在萨特出版《存在与虚无》这一年
才由一个叫马塞尔的哲学家首先使用的。萨特一开始并不认为
他自己的哲学是什么存在主义，那时候他曾经这样说；
我的哲学是关于存在的哲学。“存在主义”?我不知
道这算什么学说。
但到后来，越来越多的人使用“存在主义”这个名称，并且
众口一词地将萨特归结到存在主义名下，并且视他为存在主义
的领袖人物，萨特的虚荣心得到了很大的满足，才勉强接受了这
一称呼。于是，到了萨特这里后，存在主义便真正地摆脱其现象
学母巢，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哲学流派。
萨特并没有只专注于写作，他仍然心系抵抗运动。1943年
初，他参加了法国全国抵抗阵线的一个外围组织
法国作家
协会，并为法国共产党的地下刊物《法兰西文学报》撰稿。也是
在这个时期，他与存在主义思潮的另一个最卓越的代表人物加
缪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加缪这个名字大家都听说过，他是与萨
特齐名的伟大作家，其代表作《局外人》堪称存在主义文学最杰
617出的代表作，如果您有闲暇读关于存在主义的著作的话，我建议
您首先要读读这部作品。虽然它不是长篇，但给人心灵的打击
要超出许多长篇名作。加缪也是一个积极投身反法西斯事业的
战士，他与萨特彼此欣羡对方的才华，萨特曾邀请他出演自己在
这时候完成的《密室》并参与导演。1944年5月，《密室》公开
上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是个独幕剧，其中最著名的一句台
词是：“地狱，就是他人。”
这年8月，巴黎从纳粹的铁蹄下获得了解放，萨特骑自行车
深入到巴黎的大街小巷，然后将所见所闻发表在法共领导下的
《战斗报》上。这时候，萨特决定自己创办一份杂志，这就是《现
代》,编辑委员会成员除他外，还有波伏娃和雷蒙·阿隆等。经
过一年多紧张的筹备工作，《现代》于1945年10月正式出版，
萨特写了发刊词。在一篇文章中萨特写道：
战争结束了，但和平尚未开始……战争的结束只是意
味着这场战争的结束。
这样的见解说明萨特已经预感到了一场新的战争可能降
临，那就是后来的冷战。
萨特之创办《现代》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在当时流行的两
条道路，即资本主义道路与社会主义道路之间寻找“第三条道
路”,《现代》就是他们宣传“第三条道路”的喉舌。
此时萨特已经成为整个法国最知名的人物之一，就像存在
主义思想成为最时髦的思想一样，尤其是青年人，他们人人都以
能侃几句存在主义为得意，以对存在主义一无所知为耻。甚至
出现了存在主义的服装、电影之类。连许多外国游客也来赶这
618股时髦，他们跑到存在主义者们经常聚会的咖啡馆，希望能有幸
见到萨特和波伏娃等存在主义的巨头们。
1945年初，萨特的继父芒西去世了。萨特的母亲在巴黎的
圣日耳曼教堂广场附近的波拿巴街42号有套房子，萨特便移居
到了那里，在那里一直住到1960年。
1945年底，萨特去了美国，这是他第二次赴美了。他第一
次赴美并不像一个巨星光芒四射地莅临美国，没有引起什么反
响，我们就没有谈。他这次也是这样。据说是萨特想念他的美
国情妇了，她的名字叫多罗列，于是跨越大西洋去与她幽会，直
到1946年4月才回来。
1947年2月，萨特在《现代》发表了名作《何谓文学?》,系
统地介绍了他的文学理论，其中有这样的话：
散文艺术与民主制度休戚相关，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散
文才保有一个意义。……因此，不管你是以什么方式来到
文学界的，不管你曾经宣扬过什么观点，文学把你投入战
斗；写作，这是某种要求自由的方式；一旦你开始写作，不管
你愿意不愿意，你已经介入了。
在文章中萨特提出了两个核心的观点：只有在民主制度下，
文学才有生命；文学就是介入，作家创作即是介入生活，介入社
会。
这年6月，萨特应法国哲学学会的邀请去发表关于存在主
义的哲学演讲，这标志着他已经被传统的哲学界承认为其中的
一员了，此前，萨特主要是作为作家而彰名于世的。
7月份萨特还去了趟英国，在伦敦参加了他的剧本的公演
619式，回来后又接着去了北欧游历了一番。
回国后，萨特在巴黎广播电台主持了《现代评论》的广播节
目，猛烈攻击了当时掌权的戴高乐派，导致节目在这年年底就被
取消了。不过萨特同时也攻击了共产党的政策，他还是力图使
法国走“第三条道路”。
1948年2月，萨特去了柏林，参加他的《苍蝇》的公演式，萨
特的剧本能够在昔日的仇敌国土上公演，标示着萨特已经在欧
洲得到了广泛的接纳。
也就在这时，萨特参与组建了“革命民主联盟”。“革命民
主联盟”所宣扬的正是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外的“第三条
道路”。不过这条路走得并不远，“革命民主联盟”成立伊始便
遭到了来自左右两翼的强烈批评，不久内部便发生分化，其领导
人越来越趋向右翼，终于演变成了反共分子。萨特对此极感失
望，退出了联盟。到1949年底，联盟崩溃了。
1949 年夏天时，萨特还去遥远而陌生的中美洲加勒比海地
区旅行了一趟，美国情妇多罗列与他同行，他在古巴见到了长期
生活在那里的海明威。
这时候，萨特的思想已经起了变化。他曾试图走“第三条
道路”,但事实证明那是条死路，在这种情况下，萨特便选择了
左边这条路。使他做出这种选择的契机也许是“亨利·马丁事
件”。亨利·马丁是法共党员，一名水兵。1950年5月，他在土
伦军港张贴标语反对政府在印度支那继续进行殖民战争，因此
被捕。萨特对这种严重破坏言论自由的事极其反感，为此进见
总统直接提出抗议，并出版了《亨利·马丁事件》一书。萨特的
这种行为使法共和苏联十分赞赏，萨特与他们很快走到了一起。
第二年，萨特又与另外一位著名的存在主义者加缪展开了
620一场论争。
1951年11月，加缪出版了《反抗者》一书。书中认为，历史
是无所谓方向与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未来社会的理论，
即共产主义，不过是某种神秘主义或乌托邦主义之类的东西。
事实上，人不可能创造一个绝对完美的社会。同时，加缪还认为
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所谓“善的”暴力。他因此言词激烈地谴责
在西伯利亚设立了劳改集中营的苏联。而且，在他看来，与革命
伴随的往往是法西斯主义与独裁，法国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
就是例证。因此，他反对进行类似的革命。后来他还将矛头直
接指向了萨特，认为萨特不谴责苏联的集中营是错误的。
为此，萨特发表了《致加缪书》,回击加缪的批评，甚至替苏
联的集中营辩解，认为加缪是资产阶级分子在小题大做。这样
的争论之后，他们的友谊便中断了。
1952年，法国政府逮捕了法共一位重要领导人，萨特为此
大感愤怒，写下了《共产党人与和平》一文，公开批评政府并支
持共产党。这样，他与法共和苏联迅速接近，并卷人了当时苏联
正在大力鼓吹的世界和平运动。这年底，萨特参加了在维也纳
举行的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并在大会上发言。
萨特的这些行为令苏联人大感脸上有光，为此，1954年5
月，他们邀请萨特访问苏联。萨特在苏联共待了二十多天，访问
了苏联不少地方，回国后，他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大捧苏联，称
“在苏联存在着进行批评的完全的自由”,又称在苏联“看到了
新型人”,等等。
这年12月，他被法共推举为法苏友好协会副主席。
由于萨特的急剧左转，他与存在主义的另一位重量级人物
梅洛-庞蒂也产生了分歧。梅洛-庞蒂先是退出了《现代》的
621编委会，1955年6月又发表《辩证法的冒险》批评萨特，两人遂
决裂。
这年9月，亲共的萨特甚至得到了一份其他任何知识分子
都很难得到的礼物：被邀请访问中国。
萨特与波伏娃于9月6日抵达北京，参观了10月1日在天
安门广场举行的国庆阅兵式。不久，萨特和波伏娃在北京接受
法共《人道报》记者的采访，表示“毫无保留地”赞扬新中国所取
得的伟大成就。
回到巴黎后，萨特为中国的《人民日报》写了《我对新中国
的观感》一文，盛赞“在中国，直接的现实就是未来”,说他看到
了一个伟大的民族正在为建立一个更人道和更公正的社会而努
力。接着，萨特在《法兰西观察家》周刊上连续发表《我所看到
的中国》。《现代》杂志也将9月和10月两期合并成为《中国专
刊》,集中报道和介绍中国。后来，波伏娃也写出了专论中国的
《万里长征》。
在萨特这些讨论中国的文章中，他谈到了一个“奇怪的现
象”。他比较了中国革命与苏联革命，指出苏联革命结束后引
起了社会的大动乱，充斥着内战与饥荒，而中国革命完成后却相
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安定局面，内战止息，饥荒消失，没有
通货膨胀，人民安居乐业。萨特还特别赞扬了中国政府关于保
护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对资产阶级实行统战的政策。他称中
国的资本家是“幸福的资本家”,因为他们既被政府所保护，又
能发挥其所长，他说：“一个资本家被一个要‘消灭’他的社会过
程本身所保留；一个资本家，在不妨害他发挥自己才能的同时，
自愿地为将要‘消灭’他的制度效劳。”
萨特的这些称赞并非空穴来风，因为他这时候看到了真正
622的中国。我们知道，在建国初期，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决策，
极大地促进了当时中国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安定繁
荣的局面。
基于同共产党的亲密关系，萨特甚至考虑过加入法共。然
而，他这种亲共的态度不久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起因
是苏联出兵匈牙利。
我们在《现代西方历史的故事》中曾经讲过匈牙利事件。
从1956年10月开始，成千上万的匈牙利示威者在布达佩斯等
地游行，要求苏联从匈牙利撤军，要求建立民主政权，要求释放
被关押的政治犯和宗教领袖，等等。11月1日，7.5万名苏军和
2500多辆坦克从苏匈边境开进匈牙利，迅速向布达佩斯挺进，
对抗议者进行了镇压，2.5万名抗议者因此遇难。
萨特当时正住在罗马，闻讯后十分悲愤，并立即赶回巴黎，
对《快报》发表了谈话，他说：
不管怎样，干涉就是犯罪……匈牙利人民用鲜血教育
我们，使我们认识到社会主义作为输入的商品已经完全垮
台了。……我整个地和毫无保留地谴责苏联的侵略。苏联
人民对此毫无责任，我要谴责的是现存的苏联政府犯了罪
……我非常遗憾地宣布断绝同那些毫不谴责(或不能遣
责)在匈牙利的屠杀的苏联作家们的友谊。人们再也不能
同官僚主义的苏联一小撮领导人保持友谊；在那里是恐怖
在统治着。
不但批评了苏联，萨特还严厉批评了法共对匈牙利事件的
态度。不久，他辞去了自己在法苏友好协会的职务，并写下了
623《斯大林的幽灵》,从1956年11月到1957年1月在《现代》上
连载三期，称匈牙利事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苏联一系列恐
怖与愚蠢行为的必然结果。
经过这些事件之后，萨特与法共和苏联都决裂了。
几乎在与法共和苏联决裂的同时，萨特与许多同胞也唱起
了反调，这次他反对的是阿尔及利亚战争。
阿尔及利亚自1850年以来一直是法国的殖民地，但阿尔及
利亚人民并不甘于这种命运，他们要求独立自由，要求把法国人
从阿尔及利亚赶出去，到1954年，终于在阿尔及利亚爆发了反
对法国殖民统治的革命运动，导致了阿尔及利亚战争。由于阿
尔及利亚与法国本土相距比较近，许多法国人都将阿尔及利亚
看做是法兰西的后院，他们对于阿尔及利亚的独立运动自然不
能容忍，尤其是在阿尔及利亚生活着大批的法国白人移民，他们
更是不惜一切地反对阿尔及利亚的独立运动，这些人当中包括
加缪。
在这场战争之中，萨特的立场极为鲜明，他自始至终地反对
阿尔及利亚战争，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的独立运动。1956年，
他在一次群众集会上公开发表演讲，声明：
我们唯一能够而且应当做的事·
而且在今天是最重
要的——就是站在阿尔及利亚人民一边，把阿尔及利亚人
和法国人从殖民主义的暴政下解放出来。
1958年5月上台的人民共和党弗林姆兰政府主张和平解
决阿尔及利亚问题，遭到了阿尔及利亚的白人殖民者的激烈反
对，他们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公开举行叛乱，占领了阿尔
624及利亚总督府大楼，并成立了以伞兵司令马絮为首的“救国委
员会”。这些活动导致的结果就是戴高乐重出江湖，建立了法
兰西第五共和国。
戴高乐是不反对阿尔及利亚独立的。1959年9月，他公开
表示可能准许阿尔及利亚人民自决，也就是说，如果阿尔及利亚
人民投票赞成独立，那么就准许他们独立。戴高乐的声明使那
些殖民者决定铤而走险。1960年1月，他们得到当地法国驻军
的支持，在阿尔及尔筑起街垒，公开叛乱，不过慑于戴高乐的强
大威势，很快不战而降。但以萨兰将军为首的一批反对阿尔及
利亚独立的欧洲人成立了一个恐怖组织 OAS,大搞恐怖活动，
目的就是要使阿尔及利亚的停火无法实现。
1960年8月，萨特和波伏娃联合其他121位持不同政见的
著名人士签署了一份宣言，声明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并表示不
支持政府的专制。不久，他的朋友金森因为参与组建了一个地
下网络，煽动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士兵开小差而被捕。于是，萨
特答应了别人的要求，准许以他的名义发出一封公开信，声明支
持金森。这种行为无疑是与政府公开对抗，即使戴高乐并不反
对阿尔及利亚独立，也不能容忍这种对法律与政府的权威的挑
战，于是传言蜂起，说萨特将会被捕。这时候，萨特正在巴西访
问。
10月，那些反对阿尔及利亚独立的法国人在巴黎游行，特
别是那群老兵，将让阿尔及利亚独立看成是对他们军人荣誉的
亵渎。3日这天，数以千计的老兵在巴黎大街游行，他们喊出的
口号是：“法国的阿尔及利亚”和“枪毙萨特”。
面对这种形势，萨特和波伏娃并没有退缩。11月，他们仍
然按时回到了巴黎。令他们感到意外的是，警察并没有上门来
625抓他们，据说是戴高乐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们是不能抓伏尔泰
的。”足见这位著名的领袖对于思想家之尊重。
然而，事情并没有如此简单，另一股势力正在严重地威胁着
萨特及其家人的生命安全，这就是 OAS 恐怖组织，他们已经将
萨特这位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的最著名的人物列入暗杀的黑名
单。1962年的一天，暗杀计划实施了，萨特的寓所被偷偷放置
的塑胶炸药炸成一片废墟。所幸的是，事先得到消息的萨特已
经转移到了另一个地方。
到1962年7月，阿尔及利亚正式独立了，萨特才没有遭到
进一步的威胁。
次年，萨特完成了《语词》。这是萨特最受欢迎的作品之
一，笔调优美而又思想深刻，很好地体现了他的作家与哲学家的
特质。
因为《语词》的大受好评，加之萨特以前的作品与名气，
1964年10月，他得到了一个消息：他将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
萨特当即给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审机构瑞典文学院去信，请他们
不要这样，因为他将不会接受这个奖项。
但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审不会因作者本人是否接受之而改
变。1964年10月22日，瑞典文学院仍决定授予萨特诺贝尔文
学奖。
消息传来时，萨特正在巴黎14区的东方餐馆与波伏娃等人
一起吃饭。他当场就起草了一个拒绝受奖的声明。他说：
我的拒绝并不是什么仓促的突然行动，我一向谢绝一
切来自官方的荣誉……目前文化战线上存在的唯一斗争是
为东西方两种文化和平共处而斗争……我知道诺贝尔奖金
626本身并不是西方集团的奖金，但现在人为地成了这样一种
奖金……客观上成为一种保留给西方作家和东方叛逆的荣
誉。……如果我接受了诺贝尔奖金，或许就等于被收买了。
两天后，《世界报》上登载了萨特的这项声明。
由上可见，萨特拒绝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有二：一是他拒绝
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二是诺贝尔文学奖客观上成为保留给西
方作家和东方叛逆的荣誉。第一条是萨特的个人原则，第二条
则表达了萨特对诺贝尔文学奖有政治偏见的不满。
后来萨特还说过这样的话：
令人遗憾的是，帕斯捷尔纳克在萧洛霍夫之前获得了
这种奖金，而苏联这部唯一受到奖赏的作品又是在国外印
行，同时在国内受到禁止的。为了建立平衡，应该向另一方
面做出一个补偿的姿态。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当我们
签署了《一百廿一人宣言》时，我倒会愿意高兴地接受这一
奖赏的，因为它不仅是对我本人的奖励，也是给予我们正在
为之而战的自由的荣誉。但当时没有人给予我这样的奖
赏。
萨特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同他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一样
在法国激起了轩然大波。想想看吧，他竟然拒绝诺贝尔文学奖!
那么高的荣誉，那么一大笔钱，那么多世人做梦都想得到的东
西，他竟然不要!结果，萨特没有因为自己的这种行为而受到赞
美，而是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包括那些苏联的自由派作家，他们
认为萨特这样做是亵渎了他们为自由与民主而战斗的事业，是
627对斯大林主义的支持。他还收到了数不清的信件，就像萨特自
己所言：“他们写来折磨人的信，异口同声地要求：‘把你拒绝的
钱给我吧!’”
诺贝尔文学奖的风波刚过，萨特又卷进了另一场风波，那就
是罗素法庭。
我们在前面讲罗素的生平时已经谈过他主持的罗素法庭
了。1966 年初，罗素就开始对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犯下的残杀平
民的罪行进行调查，并请萨特担任法庭成员。萨特欣然接受了
罗素的邀请，他这样做不仅是出于对罗素的尊重，而且是他像罗
素一样反对美国人在越南干的事。早在此前一年，即1965年3
月，当时的美国总统约翰逊下令轰炸北越，使越南战争进一步升
级，为了抗议美国政府的这种做法，萨特拒绝进入美国，并取消
了原定于5月份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的讲学计划。他公开声明
说，越南战争完全是阿尔及利亚战争的重演，只有越共才是越南
合法的政府，美国人应当与他们谈判。萨特还呼吁其他人与他
一起反对越南战争。因此，当接到罗素的邀请后，萨特立即欣然
从命，并且积极地参与进去。
1966年11月，法庭在伦敦正式成立。由于各国在美国的
压力下纷纷禁止在本国进行这样的审判，萨特便在1967年致函
戴高乐，请求戴高乐允许在法国开庭。戴高乐客气地回信，没有
接受他的请求。罗素便将戴高乐的回信公开，并愤怒地表示法
庭决不会被取消，就算是在一条停泊在公海上的轮船里也一定
要开庭。经过一番努力，法庭总算在传统的中立国瑞典找到了
安身之所。1967年5月，罗素法庭在斯德哥尔摩开庭，萨特担
任执行庭长。
这次开庭主要审理了两个问题：一是美国是否犯下了国际
628法所确定的侵略行为；二是美军在越南是否轰炸了非军事目标，
程度如何。后来在第二次开庭时做出了判决，宣称美国政府对
越南人民犯下了种族灭绝罪行，并判定美国总统、国务卿、国防
部长等人为战争罪犯。萨特作为执行庭长，对审判做了总结性
说明。他的讲话后来以《种族灭绝者》为题发表。
罗素法庭过去没多久，法国发生了当代史上最令人难忘的
一幕——“五月风暴”。
“五月风暴”是一场革命，这场与以前的革命迥异的新型革
命不是由受压迫的工人或穷人发动的，而是由大学生发动的，革
命的动力也不是来自贫穷或者压迫，而是思想。
发动革命的大学生们大都是些比较激进的左派，他们受当
时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和一些左派思想家的影响，希望在法国
也来一场大变革，借助的口号则是反对当时僵硬的教育制度、学
校不合理的管理制度、政府对学校干预过大以及教学条件太差，
校舍拥挤，等等。这些也都是实情。
1967年11月，在巴黎郊区的农泰尔文学院的学生们开始
持续地罢课与游行示威，不过事情并没有闹大，游行示威也主要
在校园里举行。第二年3月22日，警察在巴黎逮捕了6名被怀
疑因反对越南战争而向美国人丢炸弹的学生，这更引起了农泰
尔文学院学生的强烈抗议，他们开始采用暴力，占领了学院的行
政大楼。这就是“三二二运动”。
“三二二运动”正式揭开了“五月风暴”的序幕。到5月初，
已经扩展到了著名的巴黎大学，即索尔本，其他大学的学生们也
纷纷拥向巴黎大学参加集会游行。
由于巴黎大学的校长请来警察驱散校园里的学生，双方展
开了激烈搏斗，许多学生被捕，巴黎大学被迫关闭。当局的镇压
629更激起了学生们的反抗，全法国的大学生甚至中学生都动员起
来了，他们从全国各地拥向巴黎的大学区拉丁区，在那里设置路
障，用汽油瓶和自制炸弹与警察的催泪瓦斯和警棍展开战斗。
战斗在5月10日的夜间特别激烈，因此这一夜又被称为“第一
个街垒之夜”。
不仅如此，警察的大规模镇压引起了一向有革命传统的法
国工人们的不满，他们也起来了。5月13日，80万学生走上街
头，他们挥舞着代表无政府主义的黑旗和代表共产主义的红旗，
有的还举着毛主席语录的“红宝书”,高呼口号游行示威。此后
几天，示威游行的规模更加巨大，全法国一半的工人约1000 万
参加了进来，使得整个法国陷于瘫痪状态。
面对这种局面，戴高乐在5月18日答应进行改革，尽量满
足工人与学生们的要求，但他同时强调：“改革可以，乱来不
行。”他的话没有什么效果，革命却愈演愈烈，社会更加混乱，并
发展为政治危机。
5月30日，戴高乐总统在获得了军队支持的保证后，发表
了极为强硬的讲话，宣布解散国民议会，举行新大选。
他的强硬态度终于平息了“五月风暴”,到6月中旬，大部
分工厂恢复生产，学生复课，社会秩序恢复了正常。这期间共造
成工业损失约60 亿美元，至少有5人死亡，数百人受伤。
在这场风暴中，萨特自始至终站在最前线。早在5月8日，
萨特就和波伏娃等人发表了一份共同声明，呼吁工人和知识分
子都起来支持学生们的运动。第二天，萨特签署了一项正式的
宣言，宜言中认为这场学生的抗议运动是要努力避免社会的
“异化了的制度”,而不只是进行大学的改革。在5月12日接
受卢森堡电台的采访时，萨特宣称他赞成学生论战和巷战并举
630的策略。他还会见了左翼学生领袖邦迪——一个德国的无政府
主义者。5月20日，萨特亲自跑到巴黎大学的阶梯教室，在那
里发表演讲，支持学生运动。他认为学生们“建立在充分民主
基础上的新的社会观，也就是社会主义和民主之间联姻的社会
观”,而社会主义与民主正是他们自二次大战以来一直为之战
斗的纲领。萨特还批评了不支持学生运动的法共，因为法共认
为学生运动是一群资产阶级出身的大学生在闹，没有群众基础
与组织纪律性。
学生们也热烈欢迎萨特对他们的支持，萨特的著作与思想
成为了他们革命的理论基础，因此，五月风暴有时候甚至被称为
“萨特主义的革命”。
“五月风暴”刚刚过去，苏联人掀起的风暴又接瞳而至。
1968年8月，为了平定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几十万
现代化的苏军及华约国家的军队从四面八方直人捷克斯洛伐
克，不到二十四小时就控制了整个国家。
此前，萨特与苏联人的关系一度已经好转。1962年他又去
了苏联，并与他的俄语翻译佐尼娜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他后来的
《语词》就是题献给她的。他那次还受到了赫鲁晓夫的接见。
刚从苏联回来后几天，萨特又去了莫斯科参加世界和平与裁军
大会。直到1967年，萨特每年至少去苏联一次。其实，不但与
苏联人交上了朋友，萨特这时候还与全世界的共产党人交上朋
友了。例如古巴的卡斯特罗和格瓦拉。1960年，萨特应邀前往
古巴访问，这期间与格瓦拉建立了友谊，他非常崇敬格瓦拉的精
神，认为格瓦拉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革命绝不是为了替自己夺
取权力或享受豪华的生活。卡斯特罗甚至亲自陪同萨特访问了
整个古巴岛。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也是他的好朋友，
631他们经常接触。还有越南的共产党人更是将萨特看做亲密的朋
友，原因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因此，当1970年他去越南访问
时，他受到了越南人相当于国家元首级的礼遇。萨特已经俨然
成了西方最著名的左派知识分子的代表了。
然而现在，苏联人又一次让萨特失望了。苏联人控制捷克
斯洛伐克几天后，萨特就进行了公开的谴责，称那是“十足的侵
略，是国际法庭中定为战争罪行的那种侵略”。他又说：“正是
由于我深深地尊重苏联的历史，正是由于我从来都不是反共分
子，所以，我认为我有义务毫无保留地谴责对捷克的人侵。”对
于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萨特则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说：
今天，苏联的模式再也不再有效用了；它已为官僚制度
所窒息。在捷克事件中发展起来的新模式倒大大地吸引了
人们的注意力。
时光转眼进入了20世纪70年代，萨特已经是一个年过60
的老人了，但他一方面不停地著述，另一方面仍然积极地投身到
年轻人的事业中去。这时候他写作的中心内容之一是关于福楼
拜研究的巨著《家庭中的白痴——居斯塔夫·福楼拜》,福楼拜
是萨特最喜爱的作家，从童年起萨特就大量地阅读了福楼拜的
作品，像《包法利夫人》他看了有几十遍，其中的许多段落都能
背诵如流。
1970年4月，他担任了左派报纸《人民事业报》的社长，在
接任时，他甚至宣称在群众运动中实行一定的暴力是合理且必
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表明革命的性质”。
刚当社长一个月，萨特就因为《人民事业报》上登载了猛烈
632抨击政府的文章，结果被控以诽谤罪。但萨特根本不把这样的
指控放在眼里，他还经常亲自跑到街上去叫卖《人民事业报》,
结果被警察抓起来审问了一番。
萨特这时候甚至还想上山下乡，到群众中去，与群众打成一
片。1972年2月，萨特来到了雷诺汽车厂，结果被工厂卫兵赶
了出去。萨特又猛烈地攻击西方现行的民主选举制度，例如在
1973年3月份的《现代》杂志上有一篇文章，名字是《选举-
屁眼儿们的诡计》,他宣布抵制即将举行的全国大选。他还积
极投身到《解放报》的创办中去，并担任了社长，现在这份报纸
已经成了法国最有影响的大报之一。
已经快 70 岁了的萨特还是这样的朝气蓬勃，然而，正所谓
岁月不饶人，到1973年5月，萨特的身体迅速地虚弱下去，更可
怕的是，他那只尚能用的左眼现在也不行了，看东西只是一个模
糊的影子。读书写作是不可能的了，他不由痛苦地嚷道；
我已丧失阅读与写作能力，再也不能作为作家从事创
作活动了。我的作家职业已经彻底地断送了。
但是不久萨特又重新振作起来了。1974年3月，萨特发表
了《造反有理》。这年底，他还应法国国家电视二台之请，准备
开设一个讨论 20世纪已经过去了的七十余年的历史的栏目，不
过，萨特猜想政府是不会让他这么轻易地在国家电视台随意说
话的，果然，在他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只等上镜时，电视二台因
为种种原因取消了原定的计划，对此有人讥讽地借戴高乐以前
说过的话说：
633我们不逮捕伏尔泰，当然啦，但我们也同样不会给他哪
怕是十五个小时的电视广播。
到1975年，萨特的眼睛完全失明，身体也更加虚弱了，他停
止了写作，不过仍然接受记者的采访。萨特很愿意让人知道他
的事，并尽力回答记者的各种提问。他在接受记者卡特琳·仙
的采访时谈到了他与女人们的关系，他说：
我周围有不少人，不过都是些女人。我生活里有好几
个女人。西蒙·波伏娃在某种意义上是唯一的，但是总还
有好几个。
……我与女人的关系一直很好，因为狭义的性关系更
容易使主观与客观一起被给予。与一个女人的关系，即便
你不和她睡觉，也比与一个男人的关系要丰富；如果你和她
睡过觉，或者你本可以这样做，那么你与她的关系就更加丰
富了。首先有一种语汇，不是语言，而是手的语汇、面部表
情的语汇。我且不说狭义的性语汇。至于语言本身，当你
在一种爱情关系里使用它的时候，它便发自心灵最深处，发
自性器官。人们与一个女人在一起的时候，便把他们自己
整个儿都交出来了。
1980年3月，《新观察家》周刊发表了名为《希望，在今天
……》的记者列维与萨特的谈话录，谈话中萨特系统地表达了
他的许多政治理念以及对人生与社会的看法，其中有一段他是
这样说的：
634我将在至多五年内死去·
实际上我想是十年，但很
可能是五年。总而言之，这个世界看来是丑恶的、坏的和没
有希望的。……但正因为这一点，我坚持反抗，而且我意识
到，我将在希望中死去
然而，这个希望必须加以创建
……我仍然认为，希望乃是我的未来概念。
萨特的推测中至少有一部分是错的，那就是对自己寿命的
推测，他没有再活十年，连一年也没有活到。事实上，他在接受
这个采访不到一个星期后就病倒了，住进了医院，这一进去就再
也没有出来。
萨特逝世于4月15日，其遗体被火化，骨灰安葬于一座普
通公墓。
4月19日骨灰安葬时，数以万计的人从巴黎、从法国，乃至
从世界各地赶来，与这位他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作家和哲学家告
别。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