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以订书匠的姿态出现的批判的批判或赖哈特先生所体现的批判的批判（恩格斯）
批判的批判虽然认为自己是多么地超出群众，但它仍然万分怜悯群众。所以批判爱群众，甚至将它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反得批判的永生。批判本身变成了群众，置身于我们中间，于是我们也看到了它的伟大——像天父的独生子一样的伟大。这就是说，批判变成了社会主义的批判，并且谈起“关于赤贫化的论文”[3]来了。它丝毫不觉得将自己比做上帝有什么亵渎的地方：它已经下凡，变成了订书匠，并且竟然降低自己的身分去胡言乱语，用外国话批判地胡言乱语。它纯洁得犹如蓝天，犹如处女，一看到罪孽深重的害麻疯病的群众就吓得心惊肉跳，但它还是克制住自己，研究了“波特兹”［注：为赖哈特所歪曲的查理·狄更斯的笔名“波兹”的拼法。——编者注］的著作和“关于赤贫化的一切原著”，而且“多年来一直密切注视着时代的弊病”。它不愿意为博学的专家们写作，而要为广大的读者写作，并且要清除一切古怪的语句、所有的“天书词句和所有的行话”——它是要从别人的著作里清除所有这一切，因为假如希望批判本身服从“这种行政的规定”，那这要求未免太过分了。但是就在这一点上它还是做了一些的。它极其轻巧地摈弃了这些字的内容，虽然并没有摈弃这些字本身。这样，谁还敢指责它搬用“一大堆不可理解的外国字”呢？即使它已经用它的一贯的表现宣告这些字对它自己来说也是不可理解的。
下面就是这种一贯表现的若干例子：
“因此，贫困制度［注：原文是Institutionen des Bettlertums。——译者注］是他们恐惧的对象。”
“人类思想［注：原文是Menschengedankens。——译者注］的每个活动在其中都成为洛特-加龙省太太的形象［注：原文是zum Abbild von Lots Weib wird。——译者注］的责任感学说。”
“在这个真正充满信心的艺术建筑［注：原文是gesinnungsreichen Kunstgeb?udes。——译者注］的拱顶石上。”
“这就是施泰因这位伟大的国家要人早在引退之前就交给了政府和它的一切著作［注：原文是und allen ihren Abhandlungen。——译者注］的政治遗嘱的主要内容。”
“当时这一民族对如此广泛的自由还没有任何测定［注：原文是noch keine Dimensionen。——译者注］。”
“在他的政论文章的结尾几行中确有把握地谈判道［注：原文是parlamentiert。——译者注］：所缺乏的只是信任。”
“对最高国家的、不愧为真正男子汉的、超绝于成规和怯懦的、在历史中受到教育的和用他国的公众政治生活的活生生的直观培养起来的理智。”
“全民福利的教育。”
“在当局的监督下，自由长眠在各族人民的普鲁士使命的胸堂里［注：原文是in der Brust des preuβischen V?lkerberufs。——译者注］。”
“人民机体的［注：原文是Volksorganische。——译者注］政论文章。”
“对人民，甚至勃律盖曼先生也要把他的成年洗礼证书［注：原文是Taufzeugnisseiner Mündigkeit。——译者注］交给他们。”
“和专门研究人民特殊使命的著作中所陈述的其它规定性［注：原文是Bestimmtheiten。——译者注］所发生的矛盾是相当尖锐的。”
“丑恶的贪婪心会很快打破一切民族意志的幻想［注：原文是Schim?ren des Nationalwillens。——译者注］。”
“渴望暴富等等的心情就是那种始终贯串在复辟时期中的精神，这种精神带着相当数量的漠不关心归附于［注：原文是einer ziemlichen Quantit?t Indifferens…anschloβ。——译者注］新的时代。”
“农业的普鲁士民族［注：原文是landmannschaftlichen preuβischen Nationalit?t。——译者注］对政治意义所固有的糊涂观念是基于对伟大历史的回忆［注：原文是ruht auf dem Ged?chtnis einer groβen Geschichte。——译者注］。”
“反感消失了并转入了十分兴奋的状态。”
“在这种惊人的转变中，每个人都还是按照自己的方式提出自己的远景中的特殊愿望［注：原文是stellte…Wunsch in Aussicht。——译者注］。”
“使用涂了圣油的所罗门语言的教义问答，它的话语像鸽子一样，噗喳！噗喳！慢慢地飞上感染力和雷鸣般的外貌［注：原文是donner?hnlicher Aspekten。——译者注］的境界。”
“三十五年的忽视的整个艺术涉猎［注：原文是Dilettantismus einerfünfunddreiβigj?hrigen Vernachl?ssigung。——译者注］。”
“假如宾达对1808年的城市章程的看法没有关于城市章程的本质和实施的概念的穆斯林倾向的［注：原文是moslemitischen Begriffs－Affektion。——译者注］缺点，那末就能够用我们的代表所特有的那种心平气和的精神去接受以前的一个城市统治者加于市民头上的过分刺耳的怒喝［注：原文是grelle Verdonnern。——译者注］。”
处处和赖哈特先生的文风上的勇敢相吻合的，是思路本身的勇敢。他的思路是这样的：
“勃律盖曼先生……1843年……国家学说……每个正直的人……我们的社会主义者的伟大的谦逊……自然的奇迹……应该向德国提出的要求……超自然的奇迹……亚伯拉罕［注：亚伯拉罕原名是亚伯兰，参看旧约全书创世记第17章。——译者注］……费拉得尔菲亚……甘露……面包师……但是因为我们谈到奇迹，所以拿破仑就会拿来……”等等。
看完上面这些例子，我们就不会再觉得奇怪，为什么批判的批判还要向我们“解释”它自认为是“通俗化的表现方法”的那种说法。因为它“用能够透视混乱的有机力量来武装自己的双眼”。而在这里应当提醒一句，这样一来，甚至“通俗化的表现方法”对批判的批判说来也不能是不可理解的了。它懂得，假如踏上文学家道路的主体没有足够的力量把这条路弄直，那这条路就必然还是弯曲的；所以它也就很自然地把“数学演算”强加在作家的头上了。
不言而喻，批判的批判之所以变成群众，并不是为了本身要成为群众，而是为了使群众摆脱自己的群众的群众性，也就是说，要把群众的通俗化的表现方法提升为批判的批判所使用的批判的语言。历史证实一切不言而喻的事情，同样也证实了这一点。如果批判掌握通俗化的群众语言，并把这种粗野的俚语改造成批判的批判的辩证法所具有的莫测高深的词句，那末这正说明批判把自己的身分降低到了极点。
注释：
[3]指卡·赖哈特在“文学总汇报”第1、2两期（1843年12月和1844年1月）上发表的文章“关于赤贫化的论文”。——第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