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焜焘-《从黑格尔、费尔巴哈到马克思》-五-在线阅读

五、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

马克思与恩格斯打烂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框架，批判地采用了他的哲学的革命方面，即辩证法因素；也越出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狭隘范围，抛弃了他的对抽象的人性的崇拜，而代之以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于是一个与马克思的名字相联系的学派产生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一书的最后一部分中，他提供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简明纲要。他论述了下列几个问题：(1)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思想；(2)论自然界的客观联系及自然哲学的复归；(3)论社会历史的客观联系及马克思的历史观；(4)论思维领域内的研究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思想

1.世界是相互联系的过程的复合体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哲学，其彻底性在于：它将唯物主义世界观彻底运用到所考察的一切知识领域里面了；它也彻底克服了形而上学思维方法的片面性，而从事实本身的客观联系上辩证地来观察研究一切问题。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但唯物地对待自然界，也唯物地对待社会历史及思维现象；不但研究“既成事物”,而且从事物的相互联系中辩证地研究“事物的发展过程”。

恩格斯将这一新哲学的基本思想，科学地概括如下：“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复合体，而是各种过程的复合体，在这个复合体中，事物以及它们在人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表面上好像都是一成不变的，其实都处于生灭交替的不断变化之中，而且，在这个复合体中，不管有任何表面上的偶然性以及暂时的倒退，一种前进的发展却使它自己贯彻始终。”(《费尔巴哈论》第34—35页，译文略有变动)恩格斯这一段话的内容是异常丰富的，把辩证唯物主义的主要内容几乎都包括进去了。他从哲学基本问题的唯物主义的回答出发，辩证地分析了这个物质世界。简单讲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如此。

2.世界相互联系与运动变化的规律性

恩格斯首先指出这个世界不是一些永恒不变的既成事物的复合体，而是相互联系的过程的复合体。我们都知道，自从十五世纪后半叶以来，自然科学获得迅速的发展。自然科学发展的最初阶段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在于：将事物分解为个别部分，孤立静止地来研究每一个部分的内部构造，这种研究有助于我们对世界做真实的理解。这种研究方法，直到今天，在科学研究中仍然是必要的。但是，这种方法也造成一种偏向：即使得我们脱离一般大的联系去孤立静止地观察事物，也就是说，不从运动变化来看事物，不将事物看成一个过程，而看成永恒不变的死物。特别是，这种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上升为普遍的思维方法，形成为一种说明世界的观点，即统治着十八世纪，直到现在还有深远影响的形而上学的方法与观点以后，这个本来尚有其正确性一面的研究方法，就变成一种十分错误的思想方法与观点了。

十九世纪以来，自然科学上的三大发现，给予了形而上学观点以最有力的打击，历史事件则更早地证实了事物的变化与发展，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生产中经常不断的变革，一切社会关系的接连不断的震荡，恒久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各个时代的地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69页)1831年以来的里昂工人起义，1838—1842年的英国宪章运动，将社会的大变动推向了革命变革的前夕，诚然，社会中的一切关系。不待凝结就变成陈旧的了，面临着自然科学的日新月异以及社会历史的巨大震荡，形而上学思维方法的荒诞性便彻底暴露了。人们不得不放弃那种僵化死硬的观点：迫使他们必须从事物的联系与发展来观察问题，现代唯物主义就是这种认识上的飞跃的科学表现。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现代唯物主义：(1)“概括了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从这些成就看来，自然界也有自己的时间上的历史”;(2)“把历史看做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3)“在这两种情况下，现代唯物主义都是本质上辩证的。”(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8页)因此，现代唯物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上一世纪的唯物主义的最根本的特征就是：辩证的，即从事物的发展变化，从事物的过程来看问题。

恩格斯接着概括了事物的辩证发展的特征。认为：“在自然界中和历史上所显露出来的辩证的发展，即经过一切迂回曲折和暂时退步而由低级到高级的前进运动的因果联系”。(《费尔巴哈论》,第34页)恩格斯在这里指明了世界的相互联系与运动变化的规律性。

恩格斯分析了世界的发展运动，就其总体来看，是前进的上升的。事物的发展总是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例如事物由机械运动向思维运动的发展；由无机物、有机物到生命的发展；由原始公社到共产主义的发展。但又如恩格斯所言：“人类历史不仅有上升的过程，而且也有下降的过程。”(《费尔巴哈论》,第8页。新译将“分支”改为“过程”,似不妥。原文为“Ast”,英译为“brench”,均为“分支”,而无“过程”之意)在自然界中虽然总的趋势是进化，但也可以是退化，或进化往往伴随着退化，恩格斯认为生物的适应作用“总的说来可以是进化，也可以是退化”,而且“有机物发展中的每一进化同时又是退化，因为它巩固一个方面的发展，排除其他许多方面的发展的可能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1页)。因此，决不能认为事物的发展是直线的，任何时刻的每一个变动都是上升的，前进的。事实上，在事物发展过程中是会出现循环、倒退等现象的。这种情况，固然在自然界存在着，在社会运动中，也可以出现两败俱伤、发展中断的情况，如《共产党宣言》中所言：“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 251 页)古罗马奴隶斗争便是这样的例子。至于历史倒退的情况也是存在的，在中外历史中都可以找到封建复辟的例子，甚至在业已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国家也可能发生资本主义，封建法西斯主义复辟的逆流。

“下降”、“退化”、“同归于尽”、“历史倒退”等，在自然和社会的发展中是确实存在的，但必须善于认识这些现象，力求变坏事为好事，绕过暗礁，继续前进，决不能从而得出“世界末日”的结论。正如恩格斯所讲：“不管有任何表面上的偶然性及暂时的倒退，一种前进的发展却使它自己贯彻始终。”因此，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自然与历史发展的前景，总是充满了乐观与自信的。我们中国人民，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与国内外反动派做殊死的斗争，“戊戌六君子”(谭嗣同、康广仁、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弟)牺牲于前，孙中山失败于后，直到有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着中国人民，经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才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但在胜利前进的道路上，绝不是一帆风顺的。总有人企图扭转历史前进的车轮，将社会拉回到一个已经死灭的时代。然而，乌云掩盖不住太阳，在逆流的旋涡中灭顶的，最后是他们自己，而人类社会向共产主义发展的前进运动是不可阻挡的。至于“下降分支”、“历史倒退”等现象的出现只是暂时的，终归要为前进的必然趋势所克服的，这一点是无疑的，而且已为历史的实践所证明。

恩格斯关于事物的“辩证发展”的分析，事实上阐明了事物发展的全貌，用一个专门哲学名词来表述，这就是“否定之否定”。“否定之否定”过程就是客观事物及思维的辩证发展过程，恩格斯指出事物的辩证发展为：“按本性说是对抗的、包含着矛盾的过程，每个极端向它的反面的转化，最后，作为整个过程的核心的否定的否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53页)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的简略概括中，正是以“否定之否定”或否定性的辩证法作为灵魂的。

(二)论自然界的客观联系及自然哲学的复归

1.旧自然哲学的历史功绩及其终结

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思想做了极为简明的概括之后，进一步分析了自然界的客观的辩证联系问题，并且宣布了那冒充为一切科学之科学的所谓自然哲学的终结。

恩格斯对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做了极高的评价，认为三大发现以及自然科学其他方面的巨大成就，不仅使自然界个别领域中的过程的联系得到了说明，而且对自然体系的总联系也能整个加以指证出来。因此，依靠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材料，就可以揭露自然界的真实联系，于是，那种以幻想的联系代替真实的联系，以虚构来冒充事实的自然哲学也就告终了。

旧的自然哲学的终结即是那种将哲学视为无所不包的“科学的科学”的企图的破灭。由于古代生产不发达，社会分工不细，因而人类知识也表现为笼统的、没有分化的。哲学，在古代为人类全部知识之总称，古希腊最早的哲学家同时也都是自然科学家。但是，随着生产规模的日益扩大，劳动分工的日益细密，人类知识也就日益发展，知识的分化、专门化也就成为必然的趋势了。于是，包含全部知识作为全部知识的总称的哲学，便处于逐渐分化的过程，特别是在文艺复兴以后，这种分化就更加明显了。从先前的统一的哲学中，陆续分出各种独立的实证科学，最初是数学、力学和天文学，其次，是化学和物理学、生物学和地质学，最后是人类学等等。这种分化过程，是一个人类知识的进步过程，无论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本身的继续发展都是有好处的。因为在先前那种包罗万象的哲学之中，各种知识都没有确切的科学性，甚至于有很多不过是谬见和空想。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旧的自然哲学中也包含了许多有见识的和合理的东西。例如，奥铿在“原浆说”及“原胞说”中提出的作为生物的公设的那种东西，后来真的被发现为原形体和细胞。(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4页)这样一种作为“科学之科学”的自然哲学，在生产不发展和知识不充足的条件下，是有其存在的理由的。但当各种实证科学脱离哲学而获得独立的发展的时候，这种幻想的猜测性的结论，不论它包含了多少有用的胚胎，显然是不能满足我们了。恩格斯指出：自然哲学家对自觉辩证法与自然科学的关系，正好像乌托邦主义对于近代共产主义的关系一样。

2.经验主义的自然科学的局限性

实证科学的发展对揭穿旧的自然哲学的虚构是有决定意义的，但如果单单停留在实证科学的个别研究上，也未必能彻底地解决问题。至于以局部来通观全体，则一定要流于片面性的谬误了。十八世纪的机械的自然观便是显著的例子。不但如此，就是在其专业范围内，由于缺乏对事物全面的相互联系的了解，也未必能真正发现真理，或正确地阐明科学成果。这些经验主义的自然科学家，滥用什么重力、浮力、电触力、光素、热素来解释自然现象，这些“科学臆想”的空洞性与自然哲学家幻想的猜测，其实也差不多。因此，恩格斯指出：自然科学家不但要摆脱在它之外、在它之上与它相分离的自然哲学，而且还要摆脱它本身所固有的狭隘的经验主义的思维方法。一句话，自然科学的进一步发展，要求进行辩证的综合研究。

3.自然科学继续前进的道路与自然辩证法的研究

由此，我们便发现一个重要问题：自然科学必须摆脱旧哲学的束缚才能获得发展，但自然科学继续前进，又要求在新的更高的基础上的“辩证的综合”即“哲学的综合”。恩格斯说：“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坏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支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52 页)自然科学家在研究过程中，必须观察、思考、规定概念、进行推理、找出规律、形成科学体系。而这一切，就不能片刻离开思维规定(逻辑范畴),这些规定或范畴从那里来的呢?

哲学!问题是从什么哲学中吸取规定或范畴，而不是根本不要规定或范畴，根本不要哲学。伟大的科学家牛顿，便曾经对哲学抱否定态度，他警告说：“物理学，当心着形而上学呵!”(按：此处形而上学是指哲学的主要部分本体论与宇宙论)他的意思是：物理学不要受哲学的影响。黑格尔尖锐地指出了自然科学企图摆脱哲学不过是幻想，他说：“牛顿诚然曾经明白地警告物理学，切勿陷入形而上学的窠臼。但同时我们必须说，他自己却并没有严格遵守他的警告，这对他乃是很荣幸的事。唯一纯粹的物理学者，事实上只有禽兽。因为唯有禽兽才不能思想，反之，人类乃能思维的动物，天生的形而上学家。真正的问题，不是我们用不用形而上学，而是我们所用的形而上学是不是一种正当的形而上学。”(《小逻辑》,第215—216页)当然，黑格尔所认为正当的形而上学或哲学恰好是我们所认为必须排除的，这方面我们和黑格尔是对立的。但是，黑格尔却正确指出了经验主义自然科学家企图排斥“思想”的幻想。事实上思想是不能排除的，我们只能也必须排除旧日形而上学的残渣，例如自然哲学的思辨，各种头脑里虚构的联系，而代之以“通晓思维历史及其成绩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形式”,即自然辩证法，自然辩证法应该讲它乃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自然哲学。自然科学必须在自然辩证法的指导下，才可以达到“全局在胸，经纬自见”的境界，从而避免狭隘的经验主义的错误。须知狭隘的经验主义往往通向它的对立面——荒诞的信仰主义，即从科学转到反科学。例如牛顿在物理学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但他妄谈宇宙的运动源于上帝的最初一击时，就成为千古笑柄了。恩格斯指出：“牛顿在晚年也埋头于解释约翰启示录。”而那个与达尔文齐名的非常卓越的生物学家阿尔弗勒德·拉塞尔·华莱士竟“变成了从美国输入的招魂术和请神术的不可救药的牺牲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89页)华莱士居然对“神灵照相”之类的江湖骗术深信不疑，这就是自然科学家不要哲学，却不自觉地受着一种最坏的哲学——信仰主义——所支配的悲剧。

可见，哲学对于自然科学的研究不是可有可无的。自然科学只有在先进的哲学，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才能取得真实而巨大的成果。自然科学家愈是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觉，则取得的成果愈正确愈丰富。现在有一种倾向正在发展为一股暗流，即有人企图使自然科学的发展脱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轨道，片面强调自然科学的独立发展，要求摆脱所谓“哲学教条”的干预，这显然不符合恩格斯关于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的指示。这些人甚至还不如黑格尔，他们认为：机器比人聪明，人终将从属于机器。他们在人类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成就面前发愣了，而使自己匍匐于自己的创造物面前，成为它们的奴隶。马克思、恩格斯曾嘲笑鲍威尔之流为自己的观念创造物所奴役，今天却有这样一些人，以自己对哲学的无知为光荣，心甘情愿为人类创造的物质手段所奴役。他们不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果，却使自己为庸俗唯物主义，即唯物主义最恶劣的变种所支配。

另一方面，哲学也不能脱离自然科学的发展，恩格斯指出：“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费尔巴哈论》,第19页)哲学必须不断注意总结提高自然科学的成就，才能加深自己，发展自己。恩格斯便说过，一个哲学原理看来很简单，但想证明它却是非常困难的。例如，“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是在于它的物质性，而这种物质性不是魔术师的三两句话所能证明的，而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来证明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8 页)哲学家必须熟悉数学和自然科学的新成就，并善于结合历史发展及社会关系来分析研究这些新成就的普遍意义。恩格斯自己便在伦敦经历了多年的自然科学的研究，积累了大批材料，并写作了片断论文与札记，准备完整地来叙述辩证的自然观。只是由于社会主义思想战线上的斗争任务，即必须对杜林做彻底的批判，再加以1883年马克思逝世以后，《资本论》的整理与继续完成工作以及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任务都一齐落到恩格斯的肩上了，这样一来，恩格斯就没有时间和余力来完成这一任务了。但是，恩格斯还是给我们遗留了一部未完成的但是极为宝贵的《自然辩证法》手稿，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乃是我们研究自然科学的哲学综合的一部指导文献。列宁在没有看到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的手稿的情况下，写成了《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这本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观，也有深刻的系统的叙述。我们必须踏着导师们为我们开拓出来的道路继续前进。

恩格斯、列宁逝世以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又有了长足的进步。原子物理学、自动控制技术、相对论、量子论等等新兴科学，蓬勃发展，日新月异，使人有目不暇接之感。十九世纪的庸俗唯物主义者们，面对自然科学的新胜利，虽然没有想到进一步发展理论，但是总算没有忘记以此作为否认有世界创造主存在的新论据。今天不少人对当代科学技术的新成果，很少认真做出正确的理论概括。例如，由于微观过程的统计性、概率性，从而怀疑人类认识的可能性，并夸大偶然性的作用。又由于计算机、人工智能等技术上的卓越成就，从而害怕人将为自己创造的机器所奴役。另一方面，还有一种奇怪的倾向，认为哲学专讲立场、观点、方法，不能接触科学技术的新成就，如果讲哲学，一旦过多涉及这方面的材料，就认为犯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化”的错误。于是把哲学变成了言之126 从黑格尔、费尔巴哈到马克思无物的空论。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与科学技术工作者有必要联合起来，保卫科学成果，并使这些成果得到正确的哲学说明，而哲学的基本原理又因这些成果得到进一步丰富与发展。

随着实证科学的发展，那种旧日的形而上学的思辨的自然哲学告终了，但哲学却没有因此而终结，因为，具体科学的局部研究，不能代替也不能没有哲学的全局鸟瞰。马克思主义哲学阐明了自然、社会、思维的总规律，并且根据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更为具体地阐明了社会发展的规律，现在我们应该以总规律为指导，根据科学技术的新成就，进一步来叙述自然界诸运动状态的相互联系，从而制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观或新的自然哲学的科学体系。这个自然观将更加具体地深入到各种自然科学之间，使其能更加自觉地循着唯物的辩证的方向发展。同时自然界内部诸运动形态有待辩证的综合。例如电子计算机的模拟，实际上已接触到自然规律与思维规律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总之，客观世界的相互联系是十分复杂的、微妙的，马克思、恩格斯给我们指明了方向，勾画出了一个轮廓，我们应该努力搞清楚其中的每一个细节。因此，自然辩证法，亦即科学的自然哲学的研究，乃是使马克思的世界观进一步在自然领域中落实。它的研究成果，对自然科学的发展有具体的指导意义，对哲学基本原理有丰富与发展的作用。

自然辩证法，亦即科学的自然哲学的研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做指导，但不是将这些原理硬套到自然现象上面，也不是为这些原理搜罗自然科学的例证，而是在于找出自然界的内在联系，以及它的发展形式与规律。马克思说：“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3页)因此，研究必须从各种自然科学研究的成果出发，发现它们彼此之间的真实联系。恩格斯说：“今天，当人们对自然研究的结果只是辩证地即从它们自身的联系进行考察，就可以制成一个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令人满意的‘自然体系’。”(《费尔巴哈论》,第37页)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证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预见。

自然科学的辩证综合，十九世纪已在自发地进行，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时代已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但不是所有的科学家都意识到了。恩格斯大约在一百年前开始的关于自然辩证法的探讨，代表着先进科学家的进步的哲学倾向。这一倾向已不以科学家们的意志为转移地渗透到他们的科研活动中去了。

现在没有一门科学可以孤立进行了。天体演化的研究早已越出简单地观察与推测的范围，它的继续前进，没有化学、物理、电子学等从理论到技术的帮助已是不可能的。例如关于恒星的演化，如何从球状体的星胚阶段，进入红外星阶段，达到稳定的主序星阶段，然后转化到表面低温、光度极大的红巨星阶段，经过大量物质的抛射后，剩下了一个小而致密的内核，便是白矮星，最后变成高速自转的中子星，继续收缩就成为“黑洞”。天文学家设想的恒星的这个产生、发展、消亡的过程，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物理、化学变化过程。不对天体做精深的化学、物理的性质与结构的研究，天文学是寸步难行的。这一趋向就说明了学科之间相互依存性的加强，每一门科学无不借助于其他科学的发展而求得自身的发展。

至于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边缘科学的不断产生，日益证明自然科学辩证综合的必然趋势。例如，关于生命现象的研究，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后的发展日新月异。物理学家薛定谔从物理学的角度探讨生命问题，开创了分子生物学的研究途径。这样就使得生物学从基本上属于外部性状描述的科学，深入到有机体内部结构的物理化学机制的探讨了。化学仿生学就是界乎化学与生物学之间的边缘科学。它是在分子水平上模拟生物的功能，将生物的功能原理运用于化学，借以改善现有的和创造崭新的化学、工艺过程。生物体极端精微、准确、有机的结合，是一切物理、化学变化的工艺流程所望尘莫及的。生物体有一套进行化学反应、能量转换、信息传递、物质输送的高效专一的体系。对生物某些特征的物理、化学的模拟，必将有助于物理与化学理论的探讨和工艺设备的改进。反过来，进一步揭开生命之谜，又必须对生命现象进行物理、化学的解剖，这样就产生了分子生物学、遗传工程学等边沿性学科。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蛋白体是生命的物质基础。因此，不对蛋白体的结构有所了解，就不能揭开生命的奥秘。目前我们已知蛋白体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质、酶和核酸等生物大分子，即它们通常由几千甚至几十万个原子组成，分子量可以从几万一直到几百万以上。蛋白质由二十种不同的氨基酸组成，氨基酸在蛋白质分子中有一定的排列顺序，这个顺序就是它的化学结构。核酸则由核苷酸构成，它包含碱基、糖和磷酸三部分。核苷酸形成链状结构，这就是核酸分子的化学结构。由于含糖不同，核酸可以分为RNA与DNA两类。蛋白质和核酸分子的特定化学结构和空间结构，决定了它们的特殊性质与生物功能。生命的新陈代谢功能，便是它们的成千上万的化学反应的表现。酶作为一种特殊的蛋白质，是一种高效率的催化剂。非生物的催化剂要一百万年完成的化学反应，用酶催化只要一秒钟就可以了。生命体有了酶，便能高速高效地进行化学反应，从而促进新陈代谢的进行，生机盎然的生命现象就呈现在我们面前。因此，不深入探讨生命的物理化学机制是无法科学地阐明生命现象的。

科学研究的辩证综合是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科学的自然哲学体系形成的客观前提。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吸取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的营养，从而改变自己的形式就必然要蜕变为一具僵尸。因此，目前开展辩证法的研究，既是自然科学发展的迫切需要，又是哲学内容更新的必要措施。

旧的自然哲学的解体一实证科学的发展一科学的自然哲学的产生(即自然辩证法的产生),这一哲学与科学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标志着当今我们已进入哲学与科学发展的真理阶段。

(三)论社会历史的客观联系及马克思的历史观

最后，恩格斯系统完备地论述了马克思的历史观，即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恩格斯首先指出：在社会历史领域中，与在自然领域中一样，必须排除那些虚构的、人为的联系，要努力去发现那客观的真实的联系，即社会发展的一般的运动规律。

如果说过去哲学家对自然界还有不少天才的猜测，那么在社会历史领域中，如不清除唯心主义的歪曲，则很少有能使人获得教益的东西。以往的哲学家大都“把历史(其全部和各个部分)看作观念的逐渐实现，而且当然始终只是哲学家本人所喜爱的那些观念的逐渐实现”。(《费尔巴哈论》,第37页)黑格尔便认为绝对精神的逐渐实现便形成历史事件中的内部联系。

1.社会历史的虚构的幻想的联系——黑格尔的历史观

黑格尔认为东方的国家生活表现了“历史的幼年时期”,东方的家长式的专制政府是与历史的幼年性相适应的。国家元首以大家长的资格居于至尊的地位，臣民处于无足轻重的位置。黑格尔说：“东方观念的光荣在于‘唯一的个人’一个实体，一切皆隶属于它，以致任何其他个人都没有单独的存在，并且在他的主观的自由里照不见他自己。”(《历史哲学》,第150 页)总之，黑格尔看来，东方人尚没有“我”之自觉，尚没有形成“个性”,仿佛一个婴儿依偎在他母亲的怀抱，丝毫没有意识到自我的存在。这样的国家是没有任何历史发展的国家，它只有空间上的持久、稳定的存在，是“非历史的历史”,因此它本身没有任何变化与进展，有的是不息的互相斗杀，促成迅速的毁灭。黑格尔说：“这部历史，在大部分上还是非历史的，因为它只是重复着那终古相同的庄严的毁灭。”(《历史哲学》,第151页)黑格尔认为中国就是这样的国家。

历史从中国进入中亚细亚，便进入了“历史的少年时代”,那种属于孩童的安定和轻于信任已经不再明显了，而是喧扰骚动。黑格尔说：波斯人和中国人、印度人相比，是第一个历史的民族。“中国和印度始终是静止着，保持了一种自然的、草木的生存一直到现在，同时波斯却经历了为历史状态所独有的那些发展和转变。”(《历史哲学》,第216页)此外，叙利亚、犹太、埃及等民族都是属于“历史的少年时代”。他们“要求客观地实现它自己。但是在‘精神’之上可以说是依然封了一条铁皮，它不能够在思想中取得它的生存的自由意识，而它的生存是一个问题、一个谜。”(《历史哲学》,第251页)照黑格尔看来，中亚细亚诸民族，已开始有“我”之自觉，但又未能完全摆脱物质自然之束缚，精神仍为物质自然所禁锢着，有如狮身人面怪一样，从兽体内探出人头，这表示“精神”开始从单纯的“自然的东西”里提高自己——摆脱了自然的东西的约束，比较自由地翘首四顾，不过还没有从它所加的枷锁里完全解放出来。中亚细亚人的发展高于中国人和印度人，他们处于向精神过渡的阶段，而中国人与印度人却与草木同朽。

黑格尔认为“希腊的世界便可比作‘青年时代’,因为这里渐有个性的形成。”(《历史哲学》,第151页)他还说：这个标明的希腊性格是“美”的个性，它是靠“精神”产生的；它把“自然的东西”改变成为自己的表现。人类进入希腊时代可以说是一个飞跃，中国人、印度人完全同于自然，中亚细亚人与自然做了一场没有进展的斗争，而希腊人的“精神”开始战胜了自然，使自然从属于自己。但是，希腊时代，“精神”尚未找到精神质料的表现者，而只能通过自然来表现自己。希腊的雕塑艺术可以说明这种情况，如雕塑家借石头等自然物表现了自己的精神概念。黑格尔说：在希腊的“美”之中，“感官的东西”只是一个标记，一种表示，一层封皮，“精神”从那里边表现出自己。恩格斯指出，黑格尔不从希腊历史本身的内在联系来说明这个历史，所谓“美的个性”等等只是一些空谈罢了。

“精神”继续前进，便必须彻底摆脱感性的事物，进入抽象的普遍性领域，这就是“历史的壮年时代”。这个时代是为着一种普遍的目的而经营的，在那里个人已经消灭，个人只能够在普遍的目的下实现他自己的目的。也就是说，个性必须服从普遍性，个人要服从普遍的目的，并为它而牺牲，从而使自己也获得普遍性。黑格尔认为罗马便是这样的国家。黑格尔引用拿破仑的论说，古代人为“命运”所支配；现代人则为“政治”所支配。“政治”乃环境不可抵抗，个体不得不顺从的势力。罗马世界就是这样一种势力。它将个人熔铸在政治与法律的束缚之中，借此造成一个抽象的普遍的东西。在政治的普遍性中包含了个人的抽象自由，这个个人的抽象自由主要表现在“财产权”以内。黑格尔在这里恰好把现实关系颠倒了，本来是私有制的出现，产生了罗马的奴隶国家，是经济决定政治；而他却认为罗马的奴隶国家包含了个人财产的成分，并使它服从于自己，也就是说，政治决定经济。

“精神”发展到成熟阶段便进入“历史的老年时代”。自然界的“老年时代”是衰弱不振的；但是“精神”的“老年时代”却是完满的成熟的力量，这个时期“精神”回复到自身而达到统一。于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就完全实现了。黑格尔认为日耳曼世界处于人类历史的高峰，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历史行程才达到这个高峰的：它从渺茫的太虚幻境下凡，外化为自然界；然后又从冥顽不灵的自然界中挣脱出来，投胎于中国、印度，又随着中国人与印度人草木似地归于毁灭；绝对精神的幽灵飘飘荡荡来到了中亚细亚，借中亚细亚人之力，与自然之冥顽作战，终以中亚细亚人力不胜任，郁郁而终；亡魂飞到美丽的希腊，绝对精神通过希腊人，享受了征服自然、个性解放的欢欣；但它不满足个性尚有待自然来表现自己，于是来到了罗马，从而使自己获得抽象的普遍性，绝对精神在外在的抽象的普遍性中没有达到内在的自由，它又从这种粗野的状态中挣脱出来，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的等级制君主政体中，即那适应于当时德国小资产阶级关系的、有限的和温和的间接统治中找到了自己的最后归宿。绝对精神的世界漫游到日耳曼世界结束了，它得到了完全的实现。

这就是黑格尔通过绝对精神的实现所虚构的历史发展的图景，为简明起见，可以表解于下：

历史阶段	特征	绝对精神逐渐实现	代表
童年时代	安定、轻信，与草木同样无知	尚无精神之自觉	中国、印度
少年时代	喧扰、骚动，摆脱自然而不成	精神与自然斗争失败	中亚细亚
青年时代	个性形成，但精神尚需通过物质表现	精神战胜自然	希腊
壮年时代	个性服从普遍性，化为普遍性	精神获得抽象外观	罗马
老年时代	与绝对精神统一，精神回复到自身	复归于绝对精神	日耳曼

黑格尔不从世界历史发展的客观的真实的联系出发，却认定绝对精神的逐渐实现是世界历史的目标，于是历史便没有它自身的联系与发展了，它不过是由虚构的人为的联系串结起来的主观产物。然而，历史终归是既成事实，任何人也篡改不了的。黑格尔污蔑中国人始终处于草木似的自然状态，始终没有任何发展，只有此起彼伏的互相砍杀，这难道是事实吗?今天在世界范围有着深远影响的新中国，就足以驳倒黑格尔这种大日耳曼主义的偏见。至于对其他民族国家的那些说法，其荒唐性也是一目了然的，就不一一批判了。

黑格尔这种历史观除了对世界各民族国家明显的捏造外，从理论上讲，甚至连唯心主义的辩证法也没有遵守。他没有从时间的发展上论述一个民族、国家的变化过程，而是对空间不同的民族国家，截取其一个历史片断，根据主观目的将其拼凑起来，用以证明绝对精神的实现。黑格尔在这里对历史是采取了武断的态度，使用的是形而上学的方法。

黑格尔是世界历史的捏造者，然而对历史事件任意加以主观捏造的，又何止黑格尔一人，古今中外，真是比比皆是。

2.论社会历史的客观运动

为什么历史事件的真实联系难以发现，而这些主观谬见得以流行呢?这是由于：(1)社会历史的发展较自然发展更为迅速复杂，人们较难掌握其内在的必然联系，这就使得某些哲学家在这个领域内更便利地用他们臆想出来的联系来代替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联系；(2)自然界的一般规律表现在不自觉的各种力量的相互作用之中，因此，客观地发现其内在联系，多少还可以顺利进行。但在社会历史领域中，则有极大的不同，即有意识、思想、感情的人，抱有一定目的而活动的人，是社会历史的主要构成者。就每一个人来讲，似乎他是凭自己的思想与所抱的目的而行动，就使得人们以为在社会历史中，没有什么客观的东西。既然一切取决于人，又哪里有什么客观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法则呢?(3)在阶级社会中，剥削阶级的阶级利益使他们很难发现社会历史的客观联系，甚至连他们自己公之于世的教条与信念，自己也难于遵守。海涅曾经谈到过罗马大主教，说他们是僧侣和教会利益的代言人，他们的权力是必须巩固的，一旦他们的利益遭到侵犯，就会立刻喷出谴责的火焰，进行疯狂的反扑。而他们对于真正的信仰问题，却总是非常宽容的。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与客观联系，那就看它们是否有利于其阶级利益了。如果与其阶级利益冲突，也就会断然加以否定。马克思就说过：“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2 页)因此，臆想出来的联系在阶级社会中不但很难克服，相反地，还为剥削阶级所固执着。

马克思的历史观认为：应该像反对自然界的幻想的联系一样，同样应该反对关于社会历史的虚构。社会历史和自然界一样，有其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联系，尽管这些联系是十分复杂的隐蔽的，但总是客观存在的。因此，恩格斯说：“在这里也完全象在自然领域里一样，应该发现现实的联系，从而清除这种臆造的人为的联系；这一任务，归根到底，就是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一般运动规律。”(《费尔巴哈论》,第37页)

应当承认，在社会历史领域中，占绝对主要地位的是无数的个别的意向与行动。而且这些意向与行动一般都具有某种预期的目的。人的主观目的性是人类社会的特点。但能不能因此就否定社会的客观联系呢?当然不能!我的主观目的性对你而言是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反之亦然。而且每一个人的主观目的、意向、行动，也不是那样随心所欲的，尽管你自以为是发自肺腑，没有丝毫外来的约束，但实际上是受客观制约着的。一个人绝不可能挑选父母，挑选你出生的社会环境，因此，一个人一生下来就受到父母、家庭、社会的影响，在阶级社会中，社会阶级关系首先给他的思想感情、行为、习惯打上了烙印；所谓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一个人的主观目的、意志、行动必然为客观的阶级关系所支配，这里是没有什么主观自由的。其次，社会制度、社会传统、知识文化等方面也起着深刻影响。由此看来，人的主观目的性是各个阶级对社会的反映，阶级不同，主观目的也不同。最后，每一个人的行动的后果，往往不是所期待的。即主观目的必然受到客观现实的修正。因为无数个别意向与行动之间往往相互制约，相互冲突，使得实际行动的后果与个别人的预计相去甚远。比如，甲方与乙方向不同方向拽引一物，结果该物既不引向甲方，也不引向乙方，而引向二者的合力方向，即丙方。因此，恩格斯说：“人们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期望的目的而创造自己的历史，却不管这种历史的结局如何，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影响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历史。”(《费尔巴哈论》,第38页)例如，资产阶级那种甘冒绞刑危险的无穷贪欲，绝不是什么人类天性，而是资本运动的客观必然性的性格表现。资本运动的结果，暂时地局部地看来，仿佛是资本家贪欲的胜利，因为资本家在贪欲推动下，从事“经营”(剥削),他因而发财了，他的主观目的实现了。但也不是每一个资本家的贪欲都能得到满足，主观发财的目的都能得到实现，他的牟利行动遭到对手的竞争，如果他“经营”失算，势力不雄厚，他也可能得到破产的命运。这一点且放在一边，就算资本家的主观目的实现了，但这一主观目的的实现，却产生了他们所料想不到的致命的后果。因为资本家愈是发财，则客观上不以其意志为转移地产生了愈多的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无产阶级。因此，一个资本家的发财的贪欲，不但受到别的资本家同样的发财的贪欲的抵制，因而难以“理想地”全部实现，甚至根本不能实现，而且最终必然地要为这种发财的贪欲所引起的客观后果——无产阶级的出现与不断壮大所粉碎。这种发展的客观必然趋势，是任何资本家所不希望的，但历史决不服从资本家的愿望，而是循着客观必然的发展道路前进。这样看来，在社会历史中，不是有无客观联系的问题，而是如何透过复杂的甚至从表面上看来是相反的各种现象，发现它们的客观联系及其内部的规律。因此，恩格斯指出：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

要发现这种规律是不容易的，特别是社会进入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以后，剥削阶级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要发现这种规律，首先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才有可能。因为历史的客观进程和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是一致的，所以，只有无产阶级才有可能真实地反映历史的变化。其次，还必须彻底揭开剥削阶级在社会历史领域内所散布的烟幕，并且和他们的反历史的倾向与偏见做斗争，从而为科学的历史观的建立扫清道路。最后，要掌握人类发展的全部知识并且投身于社会实践之中，只有这样，才能发现真实的客观规律。

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这样，他们自觉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彻底批判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考察了人类的全部知识。正如列宁所说：“凡人类社会所创造出的一切，他都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重新探讨过、批判过，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于是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列宁选集》第4卷，第347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类历史破天荒地第一次做出了科学的结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

3.论社会历史的客观联系及马克思的历史观

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一书中，据他自己说，只是对马克思的历史观做了一个概说而已，详细的论证与叙述在马克思与他的其他著作中已经提供得很多了。但是，我们决不能忽视这个“概说”,它提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线索，这些至今犹是我们考虑历史唯物主义这一门科学的体系的主要依据。恩格斯在论证了社会历史的客观联系之后，具体说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三个主要问题。这三个问题是：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社会结构问题；社会意识形态问题。

(1)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这是历史唯物主义中极为重要的问题。旧唯物主义者首先就是从这里失足，从而在历史领域内背叛了自己。唯心史观从两方面来歪曲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一种认为“精神的动力是最终原因”,他们从个人动机，特别是杰出人物的动机来解释历史事件。例如，霍尔巴哈就认为：“一位夫人心里所起的幻想，都是酿成战争的充足原因。”像这样一种以个别人的偶然动机来说明历史事件的情形，在过去真是多极了。有人就是这样来解释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兴起的：说是有一粒沙子跑进了克伦威尔的膀胱，于是英国面貌改观了。中国封建王朝的衰亡，往往归罪于无辜的女人。唐代安禄山之乱好像就是由于杨贵妃无行所引起似的，以至于不得不将她作为替罪的羔羊，正如白居易所描写的：“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长恨歌》)。这些历史上的个别的偶然事件，也许能为历史的解释者添几许浪漫的诗意，但对科学地解释历史又有什么用呢?

另一种就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认为历史人物的表面动机和真实动机都绝不是历史事变的最终原因，认为这些动机后面还有应当加以探究的别的动力。但是，如前所述，黑格尔却从历史过程本身以外，找出了一个“绝对精神”作为历史事实的最终原因。其荒唐无稽，上面已做了介绍与批评了。

这两种唯心史观只是主观唯心主义与客观唯心主义的不同罢了，它们都歪曲了历史的本来面目，把历史弄得更加不可理解了。历史之谜终于要揭晓了，恩格斯深刻指出：历史的真正动力“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间又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伟大历史变迁的行动。”(《费尔巴哈论》,第40页)恩格斯要我们研究整个阶级行动，以及持久的、引起历史变迁的群众运动。这是引导我们去认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唯一道路。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里只谈到阶级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恩格斯所生存的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正是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土地贵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这三大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和斗争的问题。他们正确指出：阶级斗争引起了历史的变迁，推动了历史的发展。

拿破仑与黑尔格都正确指出了政治“乃环境不可抵抗、个体不得不顺从的势力”。的确，在阶级社会中，政治、国家在表面上是一个支配社会的巨大力量。但是政治权力、国家机构，只是阶级统治的工具，阶级才是政治、国家的内容。而阶级又是怎样发生的呢?阶级不过是经济关系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的表现，因此经济关系又是阶级关系的内容。恩格斯说：“任何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而任何争取解放的阶级斗争，尽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因为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费尔巴哈论》,第42 页)由此看来，社会生产、经济关系是最根本的社会现象，阶级现象是由经济现象向政治现象过渡的环节。恩格斯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由于经济关系发生变化，确切些说，是由于生产方式发生变化而产生的两个阶级。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首先是为了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

根据上面分析，可知阶级首先是一个经济范畴，但它同时也是一个历史范畴。也就是说，它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上，在一定的经济关系中，即私有制出现的条件下产生：随着生产、经济的发展变化，到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又逐渐归于消亡。因此，阶级关系和经济关系不同，它不是一个永恒的社会现象。阶级一定会消亡，这一点已没有什么争论了。问题是在什么时候消亡，如何消亡?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而且是对现实政治影响极大的问题。

有一种看法：认为一个国家如果实现了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阶级和阶级斗争就没有了。这种看法是值得研究的。首先，一个国家实行了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而其他很多国家尚是阶级对立的社会，国际的阶级斗争仍然非常尖锐，它不可避免地要影响这个国家内部；其次，一个国家实行了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仅仅意味着在经济上消灭了剥削阶级与小私有者，而他们千百年来遗留下来的社会政治、思想影响及根深蒂固的习惯势力，并未消失，因此，旧阶级的残余不但存在，而且散布影响腐蚀劳动阶级，使其中一部分蜕化变质，新的剥削分子以及其他危害人民利益的分子依然可以产生，我们与他们的斗争，依然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最后，一个国家实行了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并没有因而消灭城乡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差别、工农差别。这些差别一般讲不是阶级对抗的表现，但仍然是阶级差别。而且，如果处理不当，这种阶级差别可以转化为对抗性的。由此看来，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在剥削阶级被消灭后，虽然急风暴雨般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结束了，但阶级斗争仍然没有最终熄灭，它经历着漫长的从有到无的转化过程。

另外还有一种看法，认为一个国家即令是实现了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进入了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阶级斗争仍然存在，甚至愈演愈烈。还搞什么以“政治表现”来重划阶级。这种看法与做法危害之烈是有目共睹的。首先，当剥削阶级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及政治权力消灭以后，再经过长期的改造以及对其中一部分顽固反动分子的镇压，他们已不能作为一个阶级而继续存在了。他们之中的多数已被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或守法公民，当然还残存一些心不死的阶级残余分子，如果他们乱说乱动，可以依法处理，受到国家与人民的制裁。因此，阶级斗争愈演愈烈是没有根据的。其次，阶级的划分只能根据生产经济状况，而不能根据政治表现。经济产生阶级，阶级产生政治。如果说：政治产生阶级，岂不是说妈妈是儿子生的吗?这种颠倒因果的唯心的“政治产生阶级论”一个时期甚嚣尘上，其目的在于：为其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阴谋制造“理论根据”而已。

总之，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阶级及阶级斗争与过去有着明显不同的特点。它随着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与变化，逐渐走向消亡。但是，阶级与阶级斗争的最终完全彻底地消亡，只能是在全世界范围取得了共产主义的胜利以后。那时在世界范围内不但阶级对抗消失了，而且阶级差别也消失了；不但经济上消灭了阶级，而且在政治、思想、社会习惯等方面也彻底消除了阶级影响；不但一国彻底消灭了阶级及其影响，而且在所有各国都消灭了阶级及其影响。现在距离这一天还相当遥远，但这一天迟早是要到来的。

(2)社会结构问题。即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础与上层建筑问题。关于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问题的经典表述，一般公认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序言中所写的一段话。这一段话较长，兹分五节引述于下；

第一，“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第二，“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第三，“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第四，“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产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

第五，“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9页)

马克思于1859年所写的这一大段话，概括起来有五点：①与一定生产力相适合的生产关系是政治和法律的上层建筑及与其相适应的社会意识的经济基础；②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③生产关系变成生产发展的桎梏时，社会革命就到来了；④经济基础变更，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这些变革只能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现有冲突中去解释；⑤生产的状况决定生产关系的变化。我认为这五点应统一加以理解，不可加以分割。

作为上层建筑的基础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方式中与生产力相联系的不可分割的一个因素。因此，在理解作为上层建筑的基础的生产关系时，不能将它看成一个抽象的独立的存在，它乃是与生产力相联系而存在的。既然如此，当我们讲到“经济基础”时，合理地必须考虑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换言之，我们说：社会生产方式构成上层建筑的基础，这样说也没有什么不可以。马克思在这一段话第一节的前后文中，其实也是这样来说明基础的。马克思说，他研究黑格尔法哲学之后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联系乃“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在上面引述的那段话的第四节中，他指出对属于上层建筑的社会意识，只能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来理解，所谓物质生活的矛盾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可见马克思突出地提到生产关系时，并不是叫人将它从生产方式中分化出来，变成一个独立的存在，而是侧重阐明生产方式中生产关系这一因素的作用。脱离了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不但不能作为，上层建筑的基础，而且它本身也不能存在。

马克思这段话的第二节，正是第一节的引申，他用不同的措词表达了同一个意思。这里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就是经济基础，社会、政治、精神生活的过程就是指上层建筑。

概念既明，下面第三、四、五节就进一步分析它们之间的辩证发展的规律性。马克思指出社会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是社会革命的动因；物质生活的变更引起意识形态的变更；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变革最根本的要素。

恩格斯关于社会结构，即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基本精神是和马克思一致的。马克思就说过：恩格斯从另一条道路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恩格斯在他较晚出的完全成熟的哲学著作《反杜林论》(1878)、《费尔巴哈论》(1888)中，特别在他逝世前一年致符·博尔吉乌斯的信(1894)中，对这个问题都有论述。下面按年代顺序引述于下：

“以往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被提出来了，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象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这样一条道路已经找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9页)

“国家的愿望总的说来是由市民社会的不断变化的需要，是由某个阶级的优势地位，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和交换关系的发展决定的。”(《费尔巴哈论》,第42 页)

“我们视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用以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条件下)的方式说的。因此，这里面也包括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装备。这种技术装备，照我们的观点看来，同时决定着产品的交换方式，以及分配方式，从而在氏族社会解体后也决定着阶级的划分，决定着统治和从属的关系，决定着国家、政治、法权等等。此外，包括在经济关系中的还有这些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和事实上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先前各经济阶段的残余(这些残余往往只是由于传统和惰力才继续保存下来),当然还有围绕着这一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5、506 页)

恩格斯在上述这封信的末尾，特别声明不要对这封信每一字句吹毛求疵，而应“始终注意到总的联系”,并且指出：大多数问题他在《反杜林论》和《费尔巴哈论》中，都已谈到过了。可见恩格斯这封信上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论述和1878年及1888年的论述是有联系的。而理解这一问题的方式，恩格斯强调不能咬文嚼字，而应从事物发展过程的总的联系上来理解。近几年来，人们正是违背了恩格斯这一指示，专事咬文嚼字，排比异同，从而引申出各式各类的繁琐议论，把本来十分清楚的问题，弄得玄之又玄了。

恩格斯1878年的论点，基本上是马克思1859年论点的复述，他说，社会经济关系成为现实的基础，并指出从经济关系解释法律、政治、宗教、哲学等，正是以社会存在解释社会意识的唯物主义的方法。1888年，恩格斯进一步明确了他们的经济关系这一概念的含义，指出，经济实际上就是生产力与交换关系(生产关系)的统一，即经济关系(基础)与社会生产方式是一个意思。1894年恩格斯的所谓“基础”,是在最广泛最完全的意义下，指社会所赖以存在的物质生活条件而言的。在这个意义下，“经济基础”或“经济关系”应包括：①社会生产力、生产和运输的技术装备；②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的方式，简言之，即生产关系；③地理基础以及其他外部环境(例如社会人口);④旧社会经济的残余因素。马克思与恩格斯所谓的“生产”诸关系，或“生产”关系的总和，乃是指一个社会进行生产的诸客观条件，而不是仅仅指与生产力相联系的那个“生产关系”。恩格斯1894年的论点正是完整地表述了社会生产赖以进行的即令不是全部的也是最基本的客观条件，即“生产”诸关系，或“生产”关系的总和。这个“生产”关系的总和便构成了社会的“经济基础”,或物质基础，或现实基础(三个词实际一个意思)。

恩格斯1894年的论点，是1859年马克思的论点，1888年他自己的论点的进一步具体化与确定。事实上，当他表述这个论点时，已回顾到《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的有关章节，而且还将马克思的《路易·波拿马的雾月十八日》作为实例。(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7页)因此，说恩格斯在临终前一年，在历史唯物主义最根本的原理上“犯了一个错误”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我的学习体会是：1859年马克思完整地表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以后，恩格斯通过三十五年的研究与实践，到1894年，将这个人类社会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阐述得更为完备具体了。

对于“基础”有了明确理解，“上层建筑”就毋庸赘言了。上层建筑、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形态、社会思想形式等概念是一个意思。它包括了法律、政治、道德、宗教、文学、艺术、哲学等思想形式及与其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它们归根到底为基础所规定，而且随着基础之变更而或迟或早地发生变革。上层建筑之间彼此也有影响，而且转过来也影响基础的发展。近年来由于有人错误地解释了“基础”,从而引起了一系列关于“上层建筑”的繁琐议论，在这里就没有必要多谈了。

总之，所谓社会结构的“基础”是在一定的外部条件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包含旧社会经济因素的残余，并孕育着新社会的经济因素的萌芽；“上层建筑”是以各种方式直接地或间接地，从基础整体或部分来反映基础的思想观点以及与这些观点相适应的制度。

(3)社会意识形态问题。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最为复杂的问题。它牵涉到哲学、文学、艺术、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必须从理论上来解剖社会领域里的各个特殊运动形态，并且辩证地阐明它们之间的联系与过渡。

社会意识形态为社会存在所决定，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社会存在即恩格斯所说的社会的物质基础，它包含了四个方面的内容，但主要的可以划分为三个要素，即地理环境、社会人口、生产方式(旧经济残余，新经济萌芽均可并入生产方式统一考虑)。它们个别地或错综地结合起来影响社会意识及制度，决定它们的性质和面貌。但是，此三者作用并不是相等的，只有生产方式才是首要的起决定作用的要素。因此，有时为了简单起见，也可以将生产方式看作社会存在。目前，从生产方式来解释社会意识与制度，不管做得好坏如何，大体上没有什么人反对了。然而，生产方式究竟不是全部社会存在，在解释社会意识及制度时，如不恰如其分地考虑地理环境、社会人口等外部条件的影响，也是不完全的。当然，如果只从这些条件来考虑，或将它们作为首要的决定性的条件，那自然是完全错误的。例如，孟德斯鸠在其《论法意》一书中说：“热带气候各民族的缺乏胆量，几乎使它们永远处于奴隶地位，而寒带各民族的勇敢精神，则使它自由。这一切都是自然原因本身所产生的结果。”孟德斯鸠不从奴隶主、封建主、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残酷剥削与掠夺去找热带居民处于奴隶地位的原因，而将这一切归之于环境与气候。果然如此的话，东南亚、非洲、拉丁美洲很多民族将永无翻身之日了。今天亚非拉美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展开，表现了高度的勇敢与胆量，事实证明孟德斯鸠所谓由于缺乏胆量致陷于奴隶地位，纯系无稽之谈。由此可见，单纯地主要地从地理环境等外部条件来解释社会历史现象，是十分荒谬的。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是主要一面，但社会意识一旦产生，便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对社会存在有反作用。恩格斯以国家政权为例，说“它刚一产生，对社会来说就是独立的，而且它愈是成为某个阶级的机关，愈是直接地实现这一阶级的统治，它就愈加独立”(《费尔巴哈论》,第44页)。在革命过程中，先进理论的作用，夺取政权的头等意义，以及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或经济基础起促进的作用已如上述，同时，它也可能起阻碍或破坏作用，例如，往往旧社会的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已经摧毁，而旧的社会意识仍然顽强地起作用。如封建专制主义、官僚主义、特权思想、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这些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尚束缚住相当一部分人的头脑，以致破坏生产力的发展，阻碍社会迅速前进。

社会意识形态首先是当时的经济与政治状况的反应，但它也自成系统，有其自身的历史渊源。恩格斯说：现代社会主义，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因此，批判地研究过去积累的思想材料是现代社会主义学说的出发点之一，只有浅薄的庸人才宣称社会主义拒绝一切历史遗产。斯大林便说过，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他们的辩证唯物主义是以前时期包括哲学在内的各种科学发展的产物”(《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第37页)。关于社会意识形态的历史继承性是值得重视的，否则很多社会意识现象难以正确理解，甚至会得出“经济决定论”的错误结论。恩格斯认为：人们想从史前时期中发生和继承下来的一切原始谬论都寻找到经济上的原因，那就的确太迂腐了。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因此，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提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5页)例如，十八世纪法国对于英国，十九世纪德国对于英法。由此可见，分析社会意识形态的经济根源的同时，又必须了解它自身的历史继承状况，只有这样，才能正确理解社会意识形态的本质与特征。

恩格斯细致地分析了社会意识彼此之间以及与社会存在的联系问题。他认为不是所有社会意识都是一律与生产方式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例如，政治、法律便直接与经济基础相联系，哲学、宗教则通过若干中间环节与基础相联系，恩格斯称之为“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有时，有些自然科学技术，直接从属于生产的需要，甚至可以把它看作生产力。可见意识形态之间以及与基础之间的关系是十分错综复杂的，必须根据具体情况做具体分析。

应当注意的是政治的作用。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它是为经济所派生的，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它在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态之中有其独特的地位。毛泽东同志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2页)也就是说，社会意识形态，在阶级社会中，不可能不受到阶级的影响，从而也受到政治力量的左右。因此，分析其他社会意识形态时，必须有阶级观点、政治观点。当然，有一些社会意识形态，例如，自然科学的资料与规律本身，由于它直接与生产相联系，它没有阶级与政治观点问题。但科学之成为理论体系，科学之获得发展与遭到阻碍，科学成果之利用等等就与阶级、政治有关。哥白尼的天体运行学说之不敢公之于世，布鲁诺之被焚烧，就说明中世纪时宗教、政治力量对自然科学的干预。阶级、政治观点是我们分析社会意识形态时必须认真估计的因素，否则，绝不可能得到正确认识。

至于那些“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例如宗教、哲学观念同自己的物质存在条件的联系，愈来愈混乱，愈来愈被一些中间环节弄模糊了。但是这一联系是存在着的。

马克思说：“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的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页)宗教这样一种神秘主义的东西，尽管它本身是十分荒诞无稽的，但它的产生与发展是可以理解的。恩格斯指出：“宗教是在最原始的时代从人们关于自己本身的自然和周围的外部自然的错误的、最原始的观念中产生的。”(《费尔巴哈论》,第45页)人类的原始时代生产水平极端低下，人们屈从于外界的自然力量，而不得不受其摆布；进入奴隶社会以后，社会阶级压迫又使人们在其控制下痛苦地呻吟，人们不得不屈从于外界的社会的压力，恩格斯指出：这些支配人们日常生活的外界力量，在人们的头脑中的虚幻反映，在这些反映中，世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世间力量的形式。人们对这种自己想出来的又以为它是“客观存在的”超世间力量的崇拜就是宗教。宗教产生以后，就成了剥削者手中的统治工具，剥削阶级一手掌握国家政权这一暴力工具，一手掌握宗教这样一个欺骗麻痹的工具，软硬兼施地来统治人民。宗教的存在与变化完全从属于经济与政治的需要。例如，随着资本主义向世界进军的需要，基督教便逐渐形成为世界宗教。中世纪基督教的内容与形式都是与封建制度相适应的；市民阶级兴起以后，便产生了新教异端，法国喀尔文赋予教会一种共和的、民主的姿态，喀尔文主义成了遮掩当时资产阶级真实利益的宗教面具；宗教最终就成了统治阶级管理与笼络被统治阶级的工具了。宗教是与科学对立的东西，但简单地宣布宗教不过是迷信，并不足以克服宗教，还必须对这一事实上存在的社会现象加以科学分析，才能找出克服它的道路。而这一科学分析，必须首先掌握了宗教的历史与理论的材料，才能着手进行。宗教由于人们未能摆脱自然与社会的压力，未能正确认识客观必然性，再加以过去统治阶级的提倡，它深深打入社会意识形态的每一个角落，在人类社会中有不可低估的深远影响，因此，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它是一个重要的必须攻克的堡垒。为了要使摧毁能够收效，便必须加强对宗教的科学研究。

恩格斯指出：十五世纪中叶起的整个文艺复兴时代的哲学，在本质上仅仅是那些和中小市民阶级发展为大资产阶级的过程相适应的思想的哲学表现。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从培根、洛克到贝克莱、休谟的发展过程，乃是由唯物主义转向唯心主义的过程，实质上也就是英国资产阶级由进步的倾向转向保守的倾向的过程。而在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哲学中，德国庸人的面孔则有时从肯定方面表现出来，有时又从否定方面表现出来。因此，哲学作为一种世界观，总是受一定的阶级与政治的制约的。

但又必须看到，哲学作为一门综合的科学所具有的丰富内容。“哲学”一词最早出现于希腊，首先为毕达哥拉斯所采用。它由希腊文 φuλéo(爱)与σoφia(智慧)两个词组成。而σoφiα一词最初是用来指工艺技术，而不是指智慧。可见后来具有“智慧”这一含意是从人类在从事工艺技术时所表现的巧思引申而来。字源法当然不是我们探讨一个概念的形成与发展的主要方法，但也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看来最初的哲学乃是人类在劳动生产中实践经验的总结与概括。它是人类智慧的结晶，科学知识的萌芽。因此，最早的哲学就是人类通过研究自然，从事劳动生产而获得的科学知识的总称。从主观方面讲，它体现了人类的智慧；从客观方面讲，它概括了劳动的成果。因此，恩格斯指出最早的希腊哲学家都是自然科学家。的确也是如此，像泰勒士是一个天文学家，毕达哥拉斯是一个数学家。苏格拉底以后，希腊哲人由面向自然转而面向人生，亦即着重考察社会现象和人类的思维认识活动。他们的言谈论述，虽然充满了阶级的偏见与无聊的废话，但也包含了若干真理的点滴与生活的睿智，从而开创了政治、伦理、美学、逻辑等方面的研究的先河。亚里士多德则集古希腊全部哲学、科学知识(自然、社会、思维)的大成，孕育了各门科学知识的胚胎。

哲学知识与科学知识的同一，这是历史事实。但是随着生产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们要求确切地了解各种客观现象的细节，而不满足于一般的笼统的解释，于是知识的分化成了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趋势。对自然与社会细节的研究，在古典时代的希腊人那里只占有从属的地位，因为他们首先必须搜集材料。精确的自然研究是在亚历山大里亚时期的希腊人那里开始，可是真正的自然科学直到十五世纪下半叶才开始。由此看来，十五世纪下半叶以后才有真正的知识的分化，知识变成了科学，而各门科学到十八世纪才接近于完成。恩格斯断定说：“十八世纪以前根本没有科学；对自然的认识只是在十八世纪(某些部门或者早几年)才取得了科学的形式”,而“十八世纪科学的最高峰是唯物主义，它是第一个自然哲学体系，是上述各门自然科学形成过程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57页)

科学知识从哲学知识中分化出来了，成为独立的近代意义的科学，这是历史的巨大进步。此前作为描述自然界总的图景的那种所谓自然哲学就最终被清除了。因为那种所谓自然哲学只能这样来描绘自然，即用理想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臆想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想象来填补现实的空白。因此，科学扬弃这种“自然哲学”是完全必要的。

但是，如果以为科学与哲学无关，因而无视科学的自然哲学体系，无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则，认为科学研究无须涉及哲学原则，甚而对辩证法采取蔑视态度，那么后果将是十分可悲的。因为只要你从事科学研究便不能不进行理论思维，而任何思维规定，都涉及哲学原则问题，即总是要受一种哲学观点的支配。那种对哲学采取虚无主义态度的观点，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实证论的表现，因而，你就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实证论的支配。哲学是不能回避的。为了更有效地开展科学研究，科学家必须结合业务，自觉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自然科学家而言，还要特别认真地学习与研究自然辩证法。

哲学与科学的原始综合，是人类知识发展的肯定阶段。

哲学与科学的分离，各门科学采用分析与实验的方法，研究特定客观对象的每个细节，产生了真正的科学，这是人类知识发展的否定阶段。

随着科学发展的迅猛前进，各门科学形成过程中又再度要求综合。十八世纪科学综合的最高成果乃是唯物主义。虽然这种唯物主义不可避免地深受机械力学的影响，但它却武装了科学家的头脑，使他们更自觉地根据唯物主义原则从事研究，从而又给予各门科学进一步的发展以巨大的推动力。

科学更加深入地发展，分化愈细，渗透愈深；对象愈专，综合愈迫；事物界限愈模糊不定，量的规定愈精确广泛。客观事物日益显示其为一过程，因而愈不确定却愈能体现过程的真实性。科学的这种辩证发展趋势，从十九世纪到今天，一直在持续进行。正如恩格斯所讲的：“自然科学现在已发展到如此程度，以致它再不能逃避辩证的综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6—17页)

自然科学的辩证综合尚未完成，恩格斯关于自然辩证法的研究，是进行综合的最初尝试。恩格斯这一研究因马克思逝世而中断了。在中断后的一百年来，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的发展，日益证明了自然发展的辩证性质，问题在如何对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进行理论的总结。列宁说必须组织哲学家与自然科学家的联盟来攀登这一科学的新高峰。科学发展的唯物的辩证的综合已经经历了两个世纪了，自然辩证法的体系在形成之中，如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一样，它将成为二十世纪科学的最高峰。这就是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而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自然哲学体系。我们正在经历着这一人类知识发展的否定之否定阶段。

哲学与科学的融合是不可避免的。它为生产发展的巨大规模、社会发展的飞跃形势所决定，为人类知识自身内在发展的规律所决定。哲学脱离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势将流为无益的空谈与陈旧的教条；现代科学技术脱离哲学，特别是自然辩证法的指导，势将迷失方向做出错误的理论概括，从而影响其自身进一步的发展。

上面就是恩格斯对马克思的历史观着重说明的几个问题，而这几个问题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恩格斯在论述这些问题时，反复强调社会历史运动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人”,因为“人”这一主观因素有着特殊意义，正是人们的有目的的主观活动构成社会历史的客观运动。恩格斯说：“这并不象某些人为着简便起见而设想的那样是经济状况自动发生作用，而是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6页)当然，人并不能凭空创造，而只能在既有的客观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创造，而在这些条件中，经济条件是有决定意义的。了解了这一点，就可知人的主观能动性，在社会历史运动中有着多么巨大的作用。人类在过去历史中，他们从来没有共同的意志，而且没有科学地认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条件与规律，所以活动的结果往往不是所预期的，总之，他们在社会历史领域内和在自然界中一样，还是盲目地受客观法则支配，主观能动性没有得到发挥。历史唯物主义的出现，给人们一把打开历史奥秘之门的钥匙，人们一旦掌握了社会历史的客观规律，就从社会的奴隶变成社会的主人，他就能预见事变的进程，估计行动的后果，有效地使主观见之于客观，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一天，一定要到来，那就是人类真正历史的开始，就是我们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社会。

(四)论思维领域中的若干问题

恩格斯详细地阐明了辩证的自然观及唯物的历史观，从而使哲学立足于客观的科学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无论在自然界和历史中，都必须以事实的联系代替头脑中想出来的联系，它们都成了具体科学的研究对象，这样一来过去意义下的思辨哲学就被从这两个领域之中驱逐出去了。于此，决不要产生误解，以为今后在这两个领域之内，科学的哲学就毫无用武之地了。无论是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都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指导思想才可能得到正确的发展。因此，被驱逐的是旧哲学，企图代替具体科学的那种旧哲学。而新哲学，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普遍规律，却是各门科学发展的不可缺少的指导原则。

恩格斯说：“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令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费尔巴哈论》,第48 页)恩格斯这句话也可能引起误解，以为哲学今后只局限于研究思维规律了，哲学就是逻辑学。我认为：旧哲学企图代替具体的科学，这种幻想固然破灭了，在思维领域里，它同样不中用，因为关于思维的研究与自然及社会的研究一样，也不能停留在思辨范围，用头脑里想出来的联系去代替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思维规律的研究也应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规律作为自己的指导原则。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个世界观，作为一门高度综合的科学，它决不等于逻辑学。恩格斯早就指出过：思维规律不过是自然与社会的客观规律在人们头脑里的反映而已。因此，思维规律的研究，首先必须在研究现实的基础上进行。其次，思维现象有其自身发展的历史，因此，思维规律的研究，必须总结思维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最后，人总是用头脑来进行思维，因此，思维规律的研究，还必须在研究心理学与生理学的基础上，了解思维赖以进行的这个物质基础的结构与发展。由此看来，思维科学也是一门独立的科学，我们一般称它为逻辑学(包括形式逻辑，数理逻辑，辩证逻辑等分支)。逻辑学历来被看成是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它决不能代替哲学全体。而科学的哲学，必须在自然、社会、思维三大领域的研究的基础上，做出普遍概括，规定普遍规律。我想：恩格斯也许是从哲学的这个普遍概括性上，指出哲学属于纯粹思维领域。但是，无论如何，不能认为哲学只研究思维规律，就等于逻辑学。

关于思维规律的研究必须以客观存在规律的研究为基础。而且，思维如何反映客观的认识规律也必须统一加以研究。这就是说：辩证法、逻辑学、认识论三者是统一的。传统的形式逻辑虽然在日常生活范围内，在语言交往之中仍旧是不可缺少的，但它作为一种科学研究方法已不够了。黑格尔指出：它遗留给我们的是一些完全现成的、牢固的、甚至可以说是僵化的材料。而我们的任务就在于：要使这些材料流动起来，把在这样陈旧的材料中的生动概念燃烧起来。(参阅黑格尔《逻辑学》第2卷，第238 页)

形式逻辑的死板僵化，已是众所周知的了。现在就是关于辩证法的研究与宣传，一般竟然采用了形而上学的方法，这样搞，岂不是缘木求鱼吗?比方说：辩证法规律是平列、孤立的，没有着重说明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上升前进过程。辩证法的范畴的选择几乎是任意的，究竟有多少对，逻辑顺序如何，在整个辩证发展进程中，作为一个什么环节起作用，这些都没有充分说明。甚至所有的规律与范畴，无非都是一分为二的实例。这样就把辩证法归结为列宁所反对的“实例的总和”。辩证法宣传与研究中的形而上学性、主观任意性、原则加例子的这种无思想性，表明这种研究与宣传是反辩证法的。

恩格斯说：“对思维形式、逻辑范畴的研究，是有益的和必要的。”还说：“亚里士多德以来，只有黑格尔才系统地做到了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83 页)因此，我们从事辩证逻辑研究的理论准备，看来要先研究亚里士多德及黑格尔的逻辑著作，并在此基础上认真学习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有关著作，列宁的有关札记也值得重视。

改造形式逻辑的僵死结构是不容易的，如何使材料流动起来，如何使概念燃烧起来，这是值得认真探索的。对这些问题，没有严肃的科学态度，深沉的思索探讨，坚持不懈的努力，是难于取得真正的成果的。

根据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论述中的逻辑，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体系的大致轮廓是：

(1)客观世界发展的普遍规律：唯物的观点，辩证的方法；

(2)自然界的普遍联系：自然辩证法(或科学的自然哲学);

(3)社会历史的普遍联系：唯物史观(或科学的历史哲学);

(4)思维自身的规律性：辩证法、逻辑学、认识论。

一个真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应该为完成这样一个科学体系付出自己毕生的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