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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黑格尔哲学合理内核的揭示
恩格斯的论述首先是从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开始的。第一部分主要阐述了五个问题：(1)论德国的哲学革命；(2)论“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3)论真理问题；(4)论黑格尔的体系与方法的矛盾；(5)论黑格尔哲学解体及费尔巴哈哲学的产生。
(一)论德国的哲学革命
1.以黑格尔为顶峰的德国古典哲学为什么为封建王朝所激赏
黑格尔哲学反映了当时德国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妥协勾结，共同来对付人民的保守倾向。尽管黑格尔也曾兴高采烈地谈到法国大革命，并从“理性”出发，申诉过腐朽的专横的封建制度，反映了某种程度的与封建贵族的矛盾，但总的来讲，他仍是维护现存制度，只希望做一点资本主义的改良，而反对革命变革的。当法国革命彻底进行，人民被普遍发动起来的时候，黑格尔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变成了革命最疯狂的敌人。他十分害怕德国人民也发动一个革命，于是他抑制不住那种出自阶级本能的激动，愤然辱骂人民是一群没有定型的东西。他说：“如果没有自己的君主，没有那种正是同君主必然而直接地联系着的整体的划分，人民就是一群无定形的东西。”(《法哲学原理》,第298 页)照黑格尔看来，人民必须隶属于君主，谈论什么人民的主权，是一种荒唐观念。相反地，他对他所托庇的那个普鲁士封建国家却极尽吹嘘的能事，说什么:“由于精神力量的高度发展，而提高其重量于现实世界和政治事件中，就力量和独立性来说，已经和那些在外在手段上曾经胜过我国的那些国家居于同等地位了。”(《小逻辑》,第32 页)这就是说，黑格尔认为英法诸先进的资产阶级国家，尽管物质力量超过了德国，但德国精神力量十分伟大，英法望尘莫及。这样一来，半斤八两，不相上下，德国也不算什么封建落后了。更进一步，他还十分瞧不起其他国家民族的哲学思想，特别是像至今犹有巨大意义的法国唯物主义哲学。他认为在这些民族中，哲学只徒具虚名，实质早已败坏。只有日耳曼人，特别是黑格尔这样的日耳曼人，才是哲学的真正创造者和捍卫者。因此，黑格尔哲学体系是敌视人民，敌视革命，坚决反对唯物主义的。正因为如此，黑格尔大大受到普鲁士国王的垂青，接受国王殿下的召命，担任了国家任命的青年的导师——柏林大学哲学教授的职务，而其哲学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推崇为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黑格尔及其哲学能受到普鲁士朝廷如此优遇，是理所当然的。
2.黑格尔哲学是怎样成为十九世纪德国政治变革的先驱的
像这样一个为封建王朝所激赏的哲学体系，竟然成了十九世纪德国政治变革的先驱，这究竟是什么缘故呢?欧洲自十六世纪尼德兰革命、十七世纪英国革命(1640年)、十八世纪法国革命(1789年)以后，资本主义制度业已成为一个上升的占统治地位的制度了。但直到十九世纪，德、意诸国尚为封建割据的国家，它们也纷纷要求民族统一，摆脱封建，建立资本主义制度。1848年弥漫欧洲的革命，便是资产阶级在欧洲范围内争夺统治的斗争。但是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制度在业已取得统治的国家里，已开始显示出其腐朽的一面，而且工人阶级已逐渐形成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因此，伴随着资产阶级革命，也有工人阶级的个别发动。于是，资产阶级在与封建贵族做斗争的同时，更加百倍警惕地防止工人及其他劳动人民的发动。这样一来，资产阶级就无意彻底去战胜封建贵族，而且由于他们不敢发动人民，也就不可能彻底战胜封建贵族，相反地，他们却更多地希望与封建主达成妥协，以便共同对付工农。总之，1848年的资产阶级是在上升过程中开始显示其腐朽一面的资产阶级，表现了革命与保守的两重性。这种阶级倾向反映在哲学观点上就是由唯物主义转向唯心主义。
我们都知道，十八世纪法国的资产阶级是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者，他们的思想体系是唯物主义的；而十九世纪德国的资产阶级是软弱的不彻底的，既与封建主有矛盾又力求与封建主妥协，黑格尔体系便正是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这样一种政治思想倾向，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是对法国哲学的贵族反动。因此，恩格斯说，法国与德国的哲学革命完全不同，因为一个是革命的唯物主义体系；另一个却是包含了若干革命因素，但就其总体而言，又是保守的唯心主义体系。正由于黑格尔哲学反映了具有革命与保守的两重性的德国资产阶级的思想倾向，再加以黑格尔本人不仅是一个富于创造性的天才，而且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物，他对自然与社会的变化进程有较深刻的认识，这样就使得他的唯心主义体系中，竟充满了改装了的唯物主义内容，而且包含了某些革命的辩证法因素。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其中“竟能隐藏着革命”,这一点，无论是当时的封建政府，或自称为革命者的自由派，都未曾觉察出来。关于这一点，只有一个人，那就是马克思的挚友，伟大的诗人海涅，于1833年首先加以指出了。海涅提到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这本书时，指出：“从这本书的出现起，德国开始了一次精神革命，这次精神革命和法国发生的物质革命，有着令人奇异的类似点，并且对一个深刻的思想家来说这次革命肯定是和法国的物质革命同样重要。”(《论德国的宗教和哲学的历史》,第97页)海涅在论述德国的一封书信中谈到黑格尔，说“他很喜欢我，因为他深信我是不会把他出卖的；我在那个时候竟把他看作是个奴颜婢膝之辈。我有一天对于‘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句话感到不高兴时，他怪笑了一笑，然后对我说：‘也可以这么说：凡合理的必然都是现实的。’他连忙转过身来看看，马上也就放心了，因为亨利希·贝尔听到了这句话。”(《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第161 页)海涅看到了康德哲学的革命性，认为他的著作是砍掉自然神头颅的大刀，康德的姓名便能发生驱邪的威力，但也指出了他的保守性，说他通过所谓“实践理性”,使被杀死了的自然神的尸体复活了。他说，这可能是为了应付警察的缘故。海涅也全面分析了黑格尔的思想，看到他的哲学为现存制度祝福的一面，又欣然同意黑格尔的命题中隐藏的改变现存制度的革命一面。海涅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分析，应该讲是全面的、深刻的。他的观点得到了恩格斯的肯定与发挥。
(二)论“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
1.黑格尔这一命题的用意及必然导致的后果
海涅虽然首先指出了这一矛盾，但由于他本人尚未摆脱唯心主义的影响，例如他仍是从心理状态而不是从经济基础来解释宗教及哲学的历史，因此，他未能正确解释并克服黑格尔哲学的矛盾。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但看到了这一矛盾，而且从唯物主义出发，以批判的方法克服了黑格尔哲学的矛盾，救出了辩证法。
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分析了“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这一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提出的有名的命题。黑格尔在抱怨人们凌辱和蔑视哲学以后，指出：“哲学是探究理性东西的，正因为如此，它是了解现在的东西和现实的东西的，而不是提供某种彼岸的东西，神才知道彼岸的东西在哪里，或者也可以说(其实我们都能说出),这种彼岸的东西就是在片面的空虚的推论那种错误里面。”(《法哲学原理》,第10页)黑格尔这一段话的主要意思是：“探究理性”与“了解现实”是一致的，他反对形而上学的抽象思维。他紧接着上述论述以后，将上述思想概括为一个极有名的命题，即“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之所以如此，黑格尔解释道：“由于理性的东西(与理念同义)在它的现实中同时达到外部实存，所以它显现出无限丰富的形式、现象和形态。”(《法哲学原理》,第11页)因此，黑格尔所谓的“合乎理性的东西”,不是脱离现实的空洞的抽象，而是具有无限丰富的形态的具体的内容的现实的东西。拿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抽象与具体是统一的。
黑格尔这一具有丰富的革命辩证法因素的命题，引起了许多人的诧异和反对。黑格尔在《小逻辑》导言中指出这些人的错误首先在于将“现实”与“偶然存在”两个不同的概念混淆了。他说：“在日常生活中，任何幻想、错误、罪恶以及一切坏东西、一切腐败幻灭的存在，尽管人们都随便把它们叫作现实。但是，甚至在平常的感觉里，也会觉得一个偶然的存在不配享受现实的美名。因为所谓偶然的存在，只是一个没有什么价值的、可能的存在，亦即可有可无的东西。”(《小逻辑》,第44页)在黑格尔看来，“现实的属性仅仅属于那同时是必然的东西；‘现实性在其展开过程中表明为必然性’”(《费尔巴哈论》,第6页)。他曾以法律科学或直接税和间接税的系统为例，认为条款之设定，在理念的纯理决定的范围以外，视实际情况大有伸缩余地，而无最后确定之准则。(参阅《小逻辑》,第57—58页)因此，“现实的”应该同时是必然的，即合乎客观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的东西。有些东西尽管存在着，但只是偶然的存在，可有可无的存在。例如，我们说牵牛花是粉红的，但不一定非是粉红的不可，它也可以是淡蓝的，因此，红或蓝对于牵牛花只是一个偶然的、可有可无的东西。另外，还有些东西，在一定时期具有必然性，与时推移，却逐渐丧失了必然性，但仍然没有消失，而蜕变为一种形将腐败幻灭的存在，黑格尔曾以一个病入膏肓的人体或一个要被推翻的坏的政府为例，说明尽管它们依然存在，但终归是要消亡的。像这样的存在，就不能认为是合理的、具有必然性的，因而也就不能认为它是现实的。如黑格尔所言：“任何不合理的事物，即因其不合理，便不得认作现实。”(《小逻辑》,第296 页)
现在有人看到资本主义国家依然强大，经济与军事力量依然雄厚，便错误地认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是符合历史发展必然趋势的具有无限生命力的社会制度，不管它暂时如何弱小与困难重重，它终将战胜一切，雄视宇宙。而资本主义制度有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生产力的日益社会化，社会财富的日益集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这个制度在冲突中崩溃是必然的，无可挽回的。因此，资本主义制度业已丧失了它的必然性，只是一个形将败坏与幻灭的存在。它的彻底灭亡只是时间问题。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业已丧失了它的必然性，就认为它目前的存在是毫无原因的，可以一举而歼灭的。我们必须看到，凡存在的东西都是有原因的，虽然未必是合理的、必然的。例如，某些资本主义国家，愈来愈多地靠加强各种人为刺激，加强对外侵略和对内压榨，并利用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来维持生产过程，平衡阶级关系。然而，这一切只是暂时的、局部的，它的灭亡只是时间问题。我们弄清了资本主义制度尚继续存在的原因，就不会简单地去否定它，而是努力去消灭它赖以继续存在的条件，以加速其灭亡。我们还必须看到，资本主义制度虽然丧失了它存在的必然性，但它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它一定要做垂死挣扎，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我们必须积蓄力量，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才能最终埋葬资本主义。
其次，黑格尔这一命题之所以遭到反对，在于人们将“现实”与“理性”绝对对立起来。黑格尔指出，有人“认为合理性的东西就是现实性这种说法颇与一般的观念相违反。因为一般的表象，一方面大都认为理念和理想为幻想，认为哲学不过是脑中虚构的幻想体系而已；另一方面，又认为理念与理想太高尚纯洁，没有现实性，或太软弱无力，不易实现其自身”(《小逻辑》,第44页)。黑格尔嘲笑这类将现实与理性对立起来的人，既不了解理性的性质，也不了解现实的性质。他们误认为理性、理念、理想只是一种主观幻想，主观计划、目的、意向，因而是不现实的。殊不知根据客观情况制定的计划，根据客观规律规定的目的，根据客观发展提出的意向或理想，绝不是主观幻想，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凡在人们头脑中是合理的，都注定要成为现实的，不管它和现存的、表面的现实多么矛盾。”(《费尔巴哈论》,第7页)另一方面，这些人又将现实误认为是“外在的感官存在”,因而是现象的，缺乏必然性的。殊不知现实并不是指一般的存在，偶然的存在，而是指合乎规律的必然的存在。如黑格尔所正确指出的：现实“并不居于与理性对立的地位，毋宁说是彻头彻尾地合理的。任何不合理的事物，即因其不合理，便不得认作现实”(《小逻辑》,第296页)。
根据上面的分析，可见黑格尔的这个命题，对理性与现实，必然与偶然的辩证关系作了极为深刻的说明。他指出了“存在的一切事物”的矛盾性质，指出事物由可能变为现实，发展为必然性，与时推移，又逐渐丧失其必然性，成为一种腐败幻灭的存在，最后归于消灭的过程。他也指出了理性与现实的对立统一的关系，批判了将感性与理性绝对对立的形而上学观点，认为理性并不是空洞的抽象，它具有无限丰富的具体形式，因而同时具有直接的现实性。
但是，必须指出：他的论点是不彻底的，而其出发点及政治上的应用是完全错误的。他的所谓合乎理性的东西，不是合乎客观发展之理，而是合乎绝对精神逐步展开之理，这个出发点是客观唯心主义的。在政治上至少可以说，客观上是替普鲁士封建专制国家的存在做哲学理论上的辩护，企图借以论证现存制度的合理性，以反对任何革命变革现状的要求，所以它的政治实践的反动性是十分明显的。但是，尽管如此，其中蕴藏的革命的辩证法是很显然的，恩格斯说：“这样一来，黑格尔的这个命题，由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本身，就转化为自己的反面：……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个命题，就变为另一个命题：凡是现存的，都是应当灭亡的。”(《费尔巴哈论》,第7页)当然，黑格尔本人从来也没有确定地做出这个结论，但他的方法必然地要导致出这个结论。
2.马克思、恩格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改造
恩格斯从黑格尔这一命题出发，抓住了黑格尔辩证法的革命因素，指出了黑格尔哲学的真实意义与革命性质，他说：黑格尔哲学在这里，“形式是唯心的，内容是现实的”(《费尔巴哈论》,第27页)。列宁也指出：“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而且“客观(尤其是绝对)唯心主义转弯抹角地(而且还翻筋斗式地)紧密地接近了唯物主义，甚至部分地变成了唯物主义”(《列宁全集》第38卷，第305、308页)。列宁在这里所说的“聪明的唯心主义”是指辩证唯心主义，“愚蠢的唯物主义”是指形而上学的、不发展的、僵死的、粗糙的唯物主义，“聪明的唯物主义”是指辩证唯物主义。我们都知道，黑格尔以前的唯物主义，主要是机械唯物主义，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在形而上学的机械论日益僵化着人类头脑的时候，黑格尔的辩证法有如一阵解冻的春风，使思想界平添了几分活跃，颇有振聋发聩之效。因此，恩格斯认为“哲学在黑格尔那里终结了：一方面，因为他在自己的体系中以最宏伟的形式概括了哲学的全部发展；另一方面，因为他(虽然是不自觉地)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走出这个体系的迷宫而达到真正地切实地认识世界的道路”(《费尔巴哈论》,第11页)。这条道路不是别的，就是辩证法。
当然，就黑格尔体系本身而言，是不可能引导我们达到真正切实地认识世界的。马克思说：在黑格尔手中，“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4页)。在《费尔巴哈论》中，恩格斯跨越了黑格尔体系的不可克服的矛盾，从唯物主义角度出发，全面地改造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恩格斯揭示的辩证哲学“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发生和消灭、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的过程，什么都不存在”。而辩证法哲学“本身也不过是这一过程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映而已”(《费尔巴哈论》,第8页)。恩格斯坚决地抛弃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辩证发展的神话，简明而深刻地揭示了客观辩证发展的规律性，并唯物地分析了客观辩证法与主观辩证法之间的关系。
恩格斯在他的另一部手稿《自然辩证法》中，更加完整地说明了这种由黑格尔唯心主义形式下解放出来的辩证法的实质：“所谓客观辩证法是支配着整个自然界的，而所谓主观辩证法，即辩证的思维，不过是自然界中到处盛行的对立中的运动的反映而已，这些对立，以其不断的斗争和最后的互相转变或向更高形式的转变，来决定自然界的生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53 页)在这里，恩格斯明确指出了辩证法乃是客观世界本身所固有的发展变化规律，即列宁称之为一切存在着的东西的原理。恩格斯所宣称的这一论点，在哲学理论上有极大的变革意义。前面已经提到过，德国的思辨哲学家从来就否认客观物质世界的规律性，康德虽然曾经天才地揭示了规律的矛盾性质，但他所指的这些规律是属于思维理性方面的，所谓矛盾乃是理性自身的矛盾。至于客观世界只是一片“杂多”,没有任何规律与秩序可寻。因此，照康德看来，矛盾的辩证的性质，不是存在物的原则，而是思维理性自身的原则。黑格尔虽然更为完备地揭示了辩证法，甚至也接触到客观辩证法问题，但也未能达到辩证法的唯物观点。黑格尔在评论芝诺的辩证法时写道：“芝诺的主观辩证法更进一步的发展，就必然是主观辩证法变成客观辩证法，亦即把这种运动本身了解为客观的东西。”(《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295 页)他认为辩证法不能停留在“抓住存在于内容本身中那些范畴”从而“陷于主体的静观”,更不能将辩证法视为不涉及事物内在本质的外在的反复推论，而应将运动本身了解为客观的东西。黑格尔反对了“主体静观”、“外在推论”,宣称了“辩证法的客观性”,仿佛达到了唯物论，但事实并非如此。如列宁所说的，我们只能说，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转弯抹角地紧密地接近了唯物主义，但还不是唯物主义。黑格尔反对将辩证法看作只是属于主体的思想范畴，也反对将辩证法看作抽象的外在推论，这是合理的；他认为应该将辩证法看成客观的东西，这个观点是接近唯物论的。但问题在于“客观运动”是指什么?如果“客观运动”是指物质自身所固有的运动，这当然是纯粹的唯物论。显然，黑格尔的意思不是这样。他的客观运动，就是恩格斯指出的无论如何是同任何能思维的人脑无关的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这当然不是什么唯物论，而是道地的唯心论。不过，我们又应注意，黑格尔搭起这个唯心主义的脚手架以后，就和唯物主义者一样来议论具体事物了。自然，我们也不能原封不动地应用黑格尔的逻辑，不能把它现成地搬来，要挑选出其中逻辑的(认识论的)成分，清除掉它的神秘观念。列宁指出：“这还是一项巨大的工作。”
这项巨大的工作由马克思与恩格斯完成了。他们从黑格尔等人的充满了神秘性的关于辩证法的天才猜测出发，扬弃了唯心主义的糟粕，赋予了辩证法一个科学的唯物的形态，从而完成了哲学的真正革命。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了完全客观的辩证法乃是客观物质世界本身所固有的发展运动规律，而主观的辩证法即“辩证思维”、“辩证逻辑”,不过是客观的辩证法在能思维的人的头脑中的反映而已。这样一来，他们就正确地说明了“存在原理”与“思维原理”之间的关系。在他们看来。孤独自在的先验的思维规律是没有的。人们的思维能力及其本身具有的规律性，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客观发展的产物，客观发展的规律的反映。人们的思维能力及其规律不是永恒不变的，它相应于客观的发展，也有它自身的发展过程。人类开始有原始的辩证观点，这与人类初期没有社会分工，知识没有分化有关；后来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知识产生了分化，人们孤立地研究客观事物的各个部分，于是产生了形而上学观点；再后，随着生产的社会化，科学的大发展，事物之间真实的客观联系的发现，人们从发展变化的过程来研究事物，于是产生了科学的辩证观点。这就是人类思维不断发展、不断前进的一个概略的过程。思维不是单纯的消极被动的反映，它自身也不断发展、不断前进，而且它一旦产生以后就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与稳定性，具有总结与概括客观现象，从而发现客观事物的规律的能力，而且它在发现客观事物的规律的过程中，使自己不断丰富不断提高。存在原理与思维原理，客观辩证法与主观辩证法的关系大致讲来就是如此。
(三)论真理问题
1.真理与客观存在
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指出：“这种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人类绝对状态的想法”,从而深刻分析了客观发展与真理，以及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关系问题，给我们指明了正确认识世界的道路。既然在客观世界中没有任何东西是永存的，一切都处于变动生灭的过程之中，因而也就没有什么绝对状态存在，由此可见，客观世界是一个不断变化、无限发展的过程，它是无始无终的。那么,人之认识与反映客观，也必须相应于客观发展而不断变化，无限发展。如果说，有一天我们居然达到了对客观世界最后的绝对的认识，即达到“最后真理”,便意味着认识的终结，那时世界历史也就会终结。显然，这是绝不可能的。
诚然，自然科学预言了地球本身的可能的末日和它的可居性的相当确实的末日。科学家根据放射性元素，例如铀最后变成铅的原理，测定含铀岩石中铅的含量，从而估计其放射变化及所需的时间，这样便可比较准确地测定了地球的年龄。现在大致断定地球已有四十五亿年左右的历史了。由于地球是太阳系的一个成员，它必将随着太阳的毁灭而毁灭。目前太阳正处于凝聚得足以产生巨大能量的时候，太阳随着年龄及氢的耗用量的逐渐增长，光热度将越来越强，也许一百亿年以后，其炽热程度，足以使地球上一切生命都被毁灭。当太阳的全部氢“燃料”耗尽时，它可能膨胀为一颗红巨星，然后再变成白矮星，再转化为一颗中子星，那时，太阳系连同我们的地球就消灭了。但能不能认为宇宙的生命就此终结了呢?当然不能。宇宙的永恒的物质运动是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毁灭的。宇宙的物质运动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热，在这当中可能发展出至少包括了两千万个星的种种太阳系，而这些太阳系的逐渐灭亡同样是肯定的。这就是说，我们所生存于其中的这个太阳系，和其他千千万万个太阳系一样，是一个有限的，有始有终的生灭过程。它在一定条件下产生，又在一定条件下死灭，这一点是肯定的、毫无怀疑的，但地球的末日，太阳系的死灭，决不意味宇宙永恒的物质运动的终结。恩格斯指出：“形成我们宇宙岛的太阳系的炽热原料，是按自然的途径、即通过运动的转化产生出来的，而这种转化是运动着的物质本来具有的，从而转化的条件也必然要被物质再生产出来，即使是在千万年后多少偶然地、但是以那种也为偶然性所固有的必然性再生产出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0页)因此，宇宙物质运动又是有限过程的无限发展。
由此可见，客观世界是一个有限不断被否定而趋于无限的过程。它在其永世发展的长途中，没有什么永恒不变的绝对状态。而所谓“真理”,乃是人类对世界真正切实的认识与反映。既然客观世界没有永恒不变的绝对状态，那么,人们认识与反映客观也就不可能僵化。当你宣布你已达到了对于客观世界的“最后真理”时，你便离开了客观世界的无限发展，而是以有限的观点去反映无限的发展，这样自然不可能达到对客观世界的真正切实的认识与反映，也就是说不可能达到真理，相反，却成为谬误了。真理必须如实地反映客观发展才成其为真理。
那么,怎么才能如实地反映客观发展呢?关键问题在：明确认识客观世界发展的根本特性，即“有限不断被否定而趋于无限”的特性。这一特性便决定了真理的本质，即真理的相对性与绝对性的统一。
2.真理的相对性
恩格斯认为：就个人而言，依靠辩证思维，概括实证科学的成果，可以达到相对真理。因为个人是有限的，而客观发展是无限的。以有限的个人想一下子掌握无限的客观世界是不可能的。但我们能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既然只能达到相对真理，绝对真理是达不到的，那么绝对真理就没有了。当然，那样一个只能使我们望着它出神的万古不变的最后的“绝对真理”是没有的，这种不与“相对”相联系的孤独自在的“绝对”乃是虚无。但是与“相对”相联系的“绝对”却是现实的，必须承认的。马赫主义者、波格唐诺夫之流便认为既然只有相对真理，就不能有绝对真理，并荒谬地指责恩格斯由于承认了绝对真理，就成了“折衷主义者”。其实，问题倒不是恩格斯的什么“折衷主义”,而是波格唐诺夫之流的否认真理的客观内容的相对主义。他们认为，“相对只是相对的，是排斥绝对的”。这显然是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观点。列宁曾写道：“当一个唯物主义者，就要承认感官给我们揭示的客观真理，承认客观的即不依赖人和人类的真理，也就是这样或那样地承认绝对真理。”(《列宁选集》第2卷，第132页)辩证论者有别于相对主义者就在于他承认相对真理在这个或那个方式下反映了客观，因此，有其不可加以主观变易的客观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讲：相对之中有绝对，否认相对真理中之绝对因素，即是否认真理的客观性。不反映客观的“真理”,也就算不得什么真理。
因此，真理的相对性并不在于否认真理的绝对性，相反，必须承认真理的绝对性才谈得上真理的相对性。真理的相对性乃在于真理反映客观的历史局限性。人类是认识的主体，人类的认识器官眼、耳、鼻、舌、身、脑，乃是在人类世世代代自身的发展中以及自然社会历史的发展中不断完善起来的。由于认识主体的不断完善，就使人类具有认识世界的无限可能性；但又由于认识主体总是有待完善，就使得认识总有一定的局限性。而且，人们总是在既定的客观条件下反映客观世界，因此，认识必然受当时生产规模的限制，在阶级社会中，还受到阶级立场的限制。这些都使人们的认识有一定的局限性。另一方面，客观世界，即认识的对象亦即自然历史的发展过程有其阶段性。阶段性的产生乃事物的质量互变规律的结果。当事物处于量变过程中，我们说某物如何如何，这一判断一般讲是正确的；但事物不断发展趋于质的飞跃从而否定自己时，我们所做的判断就不能再被认为是正确的了。由于自然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以及事物量变过程所表现的相对稳定性，在客观上就提供了人类认识事物的可能性；又由于自然历史的发展导致阶段的转化，以及事物所固有的内在否定性，在客观上就否定了人类认识不可能一下子达到对事物的全部的绝对的认识。因此，人们的认识绝不可能穷尽真理，而是为真理的继续发展开辟道路。
3.真理的绝对性
相对真理扬弃其自身的局限性，就构成绝对真理。用恩格斯的话来说，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构成绝对真理。恩格斯这一论点，决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绝对真理不过是个别相对真理的无限相加，而应理解为绝对真理是相对真理连续发展的有机构成。我们已知，相对真理反映客观发展过程是受一定条件限制的，但与时推移，相对真理自身不断否定更新，逐渐接近于如实地反映客观发展是无条件的。也就是说，相对真理无限连续发展就是绝对真理。
例如，关于物质结构问题，人们的认识是逐渐加深的。古希腊德谟克利特在其《小世界秩序》中，阐述了原子学说，认为原子是一种不可分的客观存在的微粒子。这种不可再分的质点，德谟克利特首先把它定名为“原子”,原子就是不可再分的东西的意思。微粒子永远处于运动之中，有不同的大小和形状。这种观点为伊壁鸠鲁继承与发展，他认识到原子具有不同重量，物体在重量的作用下运动，这是一种必然性，他们的看法已接近原子体积与原子量的认识了。当然，他们的原子学说，还缺乏科学的论证与实验的根据。尽管如此，他们所提出的，世界是由各种不同的物质微粒子所构成的这一基本思想，今天仍然是正确的。
直到近代的道尔顿，他承认德谟克利特首创原子学说的功绩，进一步对原子做了科学的说明。他认为每一种元素都代表一种特定的原子，不管这一种元素的数量有多大，它总是由完全相同的原子所组成。原子之间最基本的物理差别，则在于它们的重量不同。道尔顿的原子量奠定了原子学说的科学基础。
原子学说的科学成就，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今天已打破了原子不可分的观念，深入到原子内部结构的探讨，而且通过实验已能大致描述原子的结构性状了。大约1900年，人们已经知道原子是可分的，它至少含有一个亚原子粒子，这就是汤姆森识别出来的电子。接着卢瑟福发现α—β粒子，随后又发现与氢离子相当的一种正射线粒子是与电子对偶的基本的正粒子，卢瑟福把它命名为“质子”。质子和电子带有相等而相反的电荷，但质子的质量是电子的1836倍。这种质子便构成了“原子核”。于是最初的原子结构模型便形成了：体积极小、质量极大的原子核，加上几乎占据原子全部体积，而质量却微乎其微的电子泡沫。原子的构成，十分像一个“小宇宙”。
1930年以后，约里奥·居里夫妇等人，从铍发射的辐射来轰击石蜡，打出一些质子来。英国物理学家查德威克认为这种辐射是由粒子组成的。通过实验断定：这种粒子的质量与质子大致相同，但不带电荷，查德威克将它取名为“中子”,为此，他获得了1935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由此，科学家们便断定：原子核乃是由质子与中子组成，二者并称为“核子”。
原子核的突破，也标志着物质结构研究的突破，到目前，人们通过实验手段发现了基本粒子及其基本共振态约二三百种之多。而夸克存在的证实、胶子的发现，使我们对微粒子的研究又深入一个层次了。现在我们对原子结构的认识更加完备了，但还远远没有达到“至矣、尽矣，无以复加矣”的程度。事物还在继续发展，人们的认识能力也相应地在继续发展，因此，关于物质结构的真理现在仍处于发展过程之中。
由此可见，人们在对事物的认识发展过程中，是逐渐接近于对客观事物全面的本质的认识的，认识过程中的正确因素是在不断增加的，这些就是在相对发展过程中真理的绝对性的表现。因此，绝对真理寓于相对真理的发展过程之中，而不是在相对真理之外还有一个什么绝对真理。所谓绝对真理绝不是脱离相对真理的僵化的最后的真理，它就是相对真理的无限发展，而“僵化”便意味着发展的停止；“最后”便意味着无限的终结。因此，“僵化”、“最后”就是对无限发展的否定，也就是对客观存在的根本性质的否定，这一否定不表示任何真理，而是最大的谬误。世界上没有什么亘古不变的僵化的最后的“真理”,这种所谓“真理”与我们所谓的绝对真理毫无共同之处，从辩证唯物主义来理解，绝对真理实际上就是那个与客观存在无限发展相应的无限发展的认识本身，它不意味真理的结束，而是体现了真理的发展。由此可见，真理的绝对性在于真理的客观性与发展性。
4.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统一性
总之，真理的客观性、发展性与历史局限性、发展阶段性是对立的统一。既然叫作真理，它便必须具有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内容，但真理之反映客观又一定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因而总是不完全的有局限性的；真理绝不是僵化的最后的，而是发展过程本身的反映，但又由于发展过程的阶段性，真理确切地肯定地反映了发展的特定阶段的本质，这种确切肯定的反映，对于特定阶段而言是绝对的，但对于发展过程本身而言只能是相对的。这就是真理的相对性与绝对性的辩证的统一。
恩格斯的关于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学说，阐明了人们认识的辩证性质与唯物性质。它既反对了认识僵化的教条主义倾向；又断然弃绝了相对主义、不可知论、诡辩论等唯心主义流派。这样一来，辩证法就彻底摆脱了唯心主义的束缚，而获得了一个革命的科学的形态。
(四)论黑格尔的体系与方法的矛盾
1.黑格尔体系的暂时性与客观发展的无限性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过流行于德意志的所谓“体系狂”,他说：“最蹩脚的哲学博士，甚至大学生，不动则已，一动至少就要创造一个完整的‘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8页)所谓“体系”的产生是有一定原因的。这种体系产生于人的精神的永恒的需要，即克服一切矛盾的需要。从辩证法的观点看来，世界上就没有什么永恒不变的东西，矛盾虽然不断被克服，但也不断被产生出来。人们对于体系的要求，即要求“永恒”、要求“克服一切矛盾”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是根本办不到的主观幻想。我们绝不可能在哪一点上将世界固定下来，而体系的要求便正是将发展的世界加以固定化的要求，因此，当世界继续前进了，固定的“体系”就被否定了。
黑格尔便正是忙于建立这样一种“体系”,而按照传统的要求，哲学体系是一定要以某种绝对真理来完成的。因此，黑格尔虽然也认识到永久真理无非是逻辑的(相应地：历史的)过程本身，但“他还是发现他自己不得不给这个过程一个终点，因为他总得在某个地方结束他的体系”。于是“黑格尔体系的全部教条内容就被宣布为绝对真理，这同他那消除一切教条东西的辩证方法是矛盾的”(《费尔巴哈论》,第9页)。
黑格尔虽然实际上看到了自然界的矛盾发展，认为“自然是一个没有解除的矛盾”,而且在论述逻辑范畴乃人类精神的发展时，事实上借助了对自然矛盾的观察，但由于自然在他的唯心主义体系之中只是一个否定环节，即从抽象的逻辑范畴向人类精神过渡的环节，因此自然只是精神的从属物。在黑格尔看来，自然不过是绝对精神发展过程中纯逻辑范畴的“外化”而已。这样一来，自然界中一切也就早已预先规定好了。他说：“凡是在自然界里发生的变化，无论它们怎样地种类庞杂，永远只是表现一种周而复始的循环；在自然界里真是‘太阳下面没有新的东西’,而它的种种现象的五光十色也不过徒然使人感觉无聊。只有在‘精神’领域里的那些变化之中，才有新的东西发生。”(《历史哲学》,第94页)这就是说，自然界在时间上没有发展、创新，而只能依据逻辑范畴预先规定好了的内容，在空间中展开其多样性。因此，就注定了同一过程的永远重演，各个阶段的同时并列。尽管当时进步的自然科学提出了“演化论”的科学主张，而黑格尔对宇宙万事万物的产生发展尚持摩西的“创世说”。他认为关于世界创造的故事，迄今还是摩西的说法最好。摩西说：今天产生了植物，今天产生了动物，今天产生了人。人不是从动物发展而来，正如植物不是从矿物发展而来一样。每种生物都一开始就完全像现在这样。这是道道地地的形而上学观点。由此可见，黑格尔的辩证法在自然界中的运用是不彻底的。
黑格尔是承认精神的变化创新的，但由于体系之故，就是在精神领域也没有将辩证法贯彻到底。他认为逻辑范畴外化为自然，而自然又扬弃其自身进而为精神的东西，于是便产生了人类精神。人类精神乃是绝对精神的体现。人类精神体现绝对精神，并不是一下子完全地体现了绝对精神，而是经历了一系列发展阶段。他认为绝对精神次第通过中国人、印度人、希腊人、英国人、法国人，最后到德国人，特别是到黑格尔才由不完全达到完全的体现。黑格尔思想体系乃是绝对精神完善无缺的体现者。于是黑格尔哲学体系被宣布为最终的绝对真理。这样一来，黑格尔由于其体系之故，完全抛弃了辩证法，滚回到形而上学的窠臼中去了。如恩格斯所说的：“这样一来，革命的方面就被过分茂密的保守的方面所闷死。”(《费尔巴哈论》,第9页)
2.黑格尔体系为封建贵族的存在做理论上的辩护
黑格尔从这种观点出发，得出了非常反动的政治结论。他认为人类的思想及历史过去是发展的(唯心主义式的),但现在已臻于绝对圆满，不再发展了。为什么呢?因为哲学思想发展至黑格尔便到了顶。社会政治制度也以黑格尔衷心赞美的普鲁士封建王朝到了顶。黑格尔对普鲁士王朝万寿无疆的颂歌，便表示了他对革命的辩证法的最彻底的决裂。如前所述，黑格尔疯狂反对革命，仇恨人民，他说：“作为单个人的多数人(人们往往喜欢称之为人民)的确是一种总体，但只是一种群体，只是一群无定形的东西。因此，他们的行动完全是自发的，无理性的、野蛮的、恐怖的。”(《法哲学原理》,第323页)这群“野蛮人”当然不能自己管理自己，正如一群需要一个挥鞭带狗的牧人放牧的羊群一样，他们需要君主贵族的统治。黑格尔还用思辨的方法证明贵族的必要性。
黑格尔认为“国家成长为君主立宪制乃是现代的成就”(《法哲学原理》,第287页)。照黑格尔看来，一个民族国家如果是“一个内部发展了的真正有机的整体”,而不是没有定型的乌合之众，那么它便具有整体性，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的人格”,这种人格便是“君主其人”。希腊时代民族国家的命运与行动，依靠一种外在的力量来决断，即依靠神谕、牺牲等等，中国古代也有类似的情况，常以卜筮来断吉凶。即人受一种冥冥的异己力量摆布。这时人们尚无主观性，没有我之自觉，即尚不知做出“我要这样”这种主观性的抽象。黑格尔认为“君主其人”便体现了“我要这样”,君主的决断表现了人不再受外在的异己力量的支配，而是人自己来作决断。黑格尔说：“‘我要这样’这一决断必须由人自己来宣布。这个‘我要这样’构成古代世界和现代世界之间的巨大差别。”因此君主贵族的出现，竟成了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竟然是现代社会有别于古代社会的进步的表现。黑格尔于是做出结论说：君主的这种规定是合乎理性的，因为它符合概念；但人们不容易理解它，所以他们往往见不到君主制的合理性。马克思指出：黑格尔从绝对理念中引出了天生贵族，乃是玩弄了一套戏法。(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38 页)但是，黑格尔究竟不是完全的封建贵族思想家，而是德国庸俗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因此，在论证君主贵族的必要性的同时，也加添了资产阶级的货色。也就是说，他将君主贵族捧上了社会的顶峰，却将社会的实权交给了资产阶级。他认为君主只有最后画押签署之权，处于形式上决断的顶峰，绝不是国家大事可以由“君主其人”凭个人意志任意加以决定。黑格尔认为，在一个组织完善的国家里，唯有法律才是客观的东西，而君主只是把主观的东西“我要这样”加到法律上去。也就是说，经君主认可法律便生效了。于是一切依法办事。而这个法实际上主要是资产阶级的利益与意志的体现。所以在黑格尔看来，在君主立宪制中，君主的作用“只用说声‘是’,而在S上御笔一点”(按：s即i,为德文第九字母。“字母i上之点”用以表示最微小或最后完成之物)。也就是说，君主只有最后点头，形式上的签署之权，内容实质的决定早已由资产阶级的议会或内阁做出了。所以，恩格斯指出黑格尔的政治要求不过是“应当在有产阶级那种适应于当时德国小资产阶级关系的、有限的和温和的间接统治中得到实现”。(《费尔巴哈论》,第9页)即通过君主而实行的资产阶级统治。(以上两段参阅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300—302 页)
由此看来，由于黑格尔唯心主义体系之故，他的辩证法是不彻底的，而政治实践则是十分保守的。黑格尔的体系与方法之间的矛盾，理论的进一步彻底化与政治实践要求之间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而黑格尔的主导倾向是：牺牲辩证方法坚持唯心体系；阉割理论的革命内容，而贯彻其保守的政治实践要求。
尽管如此，“这一切并没有妨碍黑格尔的体系包括了以前的任何体系所不可比拟的巨大领域，而且没有妨碍它在这一领域中发展了现在还令人惊奇的丰富思想。”(《费尔巴哈论》,第10页)黑格尔所建立的这个理论大厦其中是蕴藏着很多珍宝的，只要能深入进去，决不会空手而回。但黑格尔体系的迷宫，其中道路是崎岖曲折的，如果缺乏批判的精神，则不但毫无收获，而且会掉入唯心主义的陷阱。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才正确评价了黑格尔哲学，吸取了其中的珍宝作为养料，创造了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五)论黑格尔哲学解体及费尔巴哈哲学的产生
黑格尔哲学由于其表示了对封建王朝的无限效忠，而获得官方的赞许；又由于其内容异常丰富，而获得各种不同的实践的党派的欣赏。于是黑格尔哲学广泛流行，1830—1840年间，它的独占统治达到了顶点。由于1840年以后，宗教的伪善及封建的专横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反对传统宗教及封建国家的任务便提到日程上来了。这一情况就促进了黑格尔学派的全面分裂。
黑格尔派中最顽固的分子向右转，拥护黑格尔全部反动学说，特别是他的宗教哲学，这就形成了黑格尔右派，即所谓老年黑格尔派。左翼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则成为黑格尔左派，即所谓青年黑格尔派。例如施特劳斯、鲍威尔、施蒂纳、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一开始都是属于黑格尔左派。左派之间的见解并不是一致的，他们的发展更是不同。施特劳斯、鲍威尔、施蒂纳，他们虽然批判了黑格尔，但都继续停留在黑格尔的思辨范围内；费尔巴哈则从黑格尔观点出发批判并结束了黑格尔的哲学，但费尔巴哈也是不彻底的，只是与他人相比，才多少向前迈进了几步；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在后来彻底走上了唯物主义的道路，批判地克服了黑格尔的哲学，完成了哲学的革命变革。
1.黑格尔体系中的三个因素
根据马克思与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所分析的，黑格尔体系中有三个因素：“斯宾诺莎的实体，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以及前两个因素在黑格尔那里的必然的矛盾的统一，即绝对精神。第一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人的自然。第二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自然的精神。第三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以上两个因素的统一，即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77 页)黑格尔哲学的解体过程便是“绝对精神的瓦解过程”。黑格尔的门徒们抓住黑格尔哲学中某一个因素加以片面而彻底的发展，从而攻击其对手的论点。马克思与恩格斯指出，当黑格尔哲学的生命的最后一个火星熄灭时，这个Caput mortuum(原意是：“骷髅”,转意是：无用的残渣，经过加高热、化学反应等等之后所剩下的废物)的各个组成部分就分解了，它们重新化合，构成新的物质。那些靠哲学过活，一直以经营绝对精神为生的人们，现在都在贪婪地攫取这种新的化合物。每个人都热心兜售他所得到的那一份。老年黑格尔派认为任何东西只要归入某种黑格尔的逻辑范畴，就明白易懂了。青年黑格尔派则批判一切，到处用宗教的观念代替一切，或者宣布一切都是神学上的东西。施特劳斯和鲍威尔两人十分彻底地把黑格尔的体系应用于神学。前者以斯宾诺莎主义为出发点，后者则以费希特主义为出发点，而费尔巴哈则把形而上学的绝对精神归结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从而完成了对宗教的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则更进一步将“以自然为基础的人”纳入特定的历史社会过程之中，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7页)从而奠定了唯物史观的基础。
2.黑格尔“左派”的反动倾向——施特劳斯、鲍威尔、施蒂纳
施特劳斯(1808—1874),于1835—1836年间写了一本《耶稣传》,1840—1841年间又写了一本《教义论》,在这些著作中，他对圣经及教义作了历史的批判。他认为圣经故事大部分不是史实，而是神话。神话乃是一种以历史形式及象征语言所表达的超感觉的东西。它们不过是公众想象的无意识的创造，即是在宗教团体内部通过不自觉的、传统的神话发生的。
鲍威尔(1809—1882)则抓住黑格尔体系中的费希特主义因素，起来反对施特劳斯的说法，认为圣经故事乃是作者杜撰的。他说：“我们勿须隐讳，对福音历史的正确理解也是有其哲学基础的，就是说，是以自我意识的哲学为根据的。”(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77页)施特劳斯和鲍威尔关于圣经或福音的争论，实际上牵涉到“什么是世界主要原动力”的争论，即“实体”与“自我意识”之争。由于他们各坚执一面而陷入片面性的形而上学的泥坑，也就未能跳出黑格尔思辨的圈子。
至于那个无政府主义者施蒂纳(1806—1856)(他原名 Johann Kaspar Schmidt,因前额突出而得“施蒂纳”之名[Stirner 由德文Stirn演变而来，Stirn为“额”之意]),他将“自我意识”引向极端，他否认人道、神性、国家社会、道德、法律等等。认为我是唯一的，我之外什么也没有。施蒂纳总是习惯地说：我就是一切，而且是高于一切的某物。我是这种无的一切，也是这种一切的无。他写了一本书叫《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他在该书序言“我的分内事不放在什么上面”中，举出唯我独尊的突厥皇帝，说：“他是一切的一切，是唯一的存在，他不耐得有人敢说不是‘他的臣民’。”于是他赞扬“个人主义是至善主义”,并且叫道：“而我呢?”“从我这方面来说，我由此取得教训，我不再为这些伟大的利己主义者服务了，最好自己成为利己主义者吧!”(参阅《创造周报》,郁达夫：《Max Stirner的生涯及其哲学》)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彻底揭露了“这些自称为狼、别人也把他们看作是狼的绵羊，指出他们的咩咩叫声只不过是以哲学的形式来重复德国市民的观念，而这些哲学评论家们的夸夸其谈只不过反映出德国现实的贫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5页)。青年黑格尔派这群“斗士”喧嚷一时的叫嚣，不过是黑格尔哲学临终之时的回光返照。施特劳斯、鲍威尔只在宗教方面做了一些研究，至于施蒂纳就更微不足道，甚至连新康德主义者朗格也认为他是“在德国文献上，最无远虑最彻底的宣讲利己主义的。”(《唯物论史》下卷，第85 页)恩格斯就索性称他为一个“宝贝”了。
3.最坚决的黑格尔左派走上了英法唯物主义的道路——费尔巴哈
黑格尔哲学解体后，在黑格尔右派以及黑格尔左派中的鲍威尔之流，重新翻腾起黑格尔哲学的残渣的同时，有一部分最坚决的黑格尔左派却走上了英法唯物主义的道路。显然，向唯物主义方向发展，是与他们自己的学派的体系有矛盾的，这一矛盾由于费尔巴哈宣布了唯物主义的原则而解决了。但是由于费尔巴哈只是简单地抛弃了黑格尔，从而使自己也陷入了片面性，即回到法国唯物论者的老路上去了。但是费尔巴哈重新恢复了唯物主义的王位，对打破几十年的思辨哲学的独占统治有巨大的解放意义。马克思与恩格斯都亲身经历了这种解放的兴奋，说他们“一时都成了费尔巴哈派了”(《费尔巴哈论》,第11页)。费尔巴哈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必不可少的基本内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