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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斯托芬-《云》-在线阅读_超人文史哲 (chaoren.club)
黑格尔曾将喜剧的内在矛盾解释为实体性与主观性的冲突，即伦理实体与主体的自我意志之间的冲突，这便是喜剧真正具有喜剧性而非仅仅具有“可笑性”的原因。也就是说，主观性中的错误与无知本身是不构成喜剧性的，而基于这种错误与无知的之上的勤勉实践，才是喜剧性的真正来源。在悲剧中永恒的实体性以胜利的姿态在和解形式下出现，而在喜剧中，占上风的是“非常愉快和自信”的主观性。因此，喜剧是深刻而难解的，它运用了一种逆行的方式，揭露着某种个体意志与伦理实体的深刻矛盾。
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作品《云》中，喜剧性就体现在斯瑞西阿德斯为求“赖账”进入思想所学习的过程中。《云》是一部非常重要的戏剧，它滑稽的人物形象、粗鄙的字眼下暗藏了深刻又严肃的主题，它揭示了雅典的启蒙时代中正统伦理实体所面临的严峻挑战。此外，《云》的重要性也表现在它是在现存材料中最早对苏格拉底形象进行描摹的，并且它像极了对苏格拉底之死的一个“寓言”。
《云》所展现的故事脉络清晰明朗，老人斯瑞西阿德斯因儿子费狄庇德斯酷爱赛马，欠下无法偿还的债款，因此希望儿子能去苏格拉底的思想所学习诡辩术，以求赖账并逃避司法责罚。起初，颇有贵族气质、轻蔑“哲人”的费狄庇德斯不愿前往学习，因而就有了一场斯瑞西阿德斯亲自前往思想所的荒诞而生动的“探险”。直至斯瑞西阿德斯因过于老迈、昏聩而被逐出思想所，费狄庇德斯又亲临了一场强有力的“歪理”打败“正理”的精彩辩论，崇尚力量的费狄庇德斯才答应进入思想所，成为苏格拉底的门徒。然而，虽然经过“训练”的二人成功赖了账，怪诞的悲剧却仍然在最后发生了：费狄庇德斯已完全被思想所的新式教育移了心性，最后甚至打起了父亲来。斯瑞西阿德斯这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怒火中烧的他点燃了思想所，并烧死了苏格拉底。
故事到这里就落幕了。然而，这一故事却可以作为我们了解苏格拉底、智者之学及城邦启蒙的一个序言，其中包含着阿里斯托芬对这些问题的深刻洞见。
一、思想所与伪哲人
“思想所”是哲人的求知之处，它最大的特点应是封闭。当斯瑞西阿德斯叩响思想所的大门、问及门徒的思想时，这位门徒便告诉他思想“只能告诉我的同学，不能告诉外人”（140）；此外，进入思想所是需要门槛的，苏格拉底就对斯瑞西阿德斯说过“我们规定了进屋不穿外衣”（498），这层外衣在文本含义中可以理解为对传统的“神”的信仰，在思想所中“神不是通用的货币”（247），因而只有剥离了这层外衣、剥离了与世俗正统信仰的关系的人才有资格进入思想所学习。思想所与外面的世界不仅要在边界处设置障碍，更要在内部隔绝二者的联系。
然而，在《云》中，思想所显然没有维持它的封闭性。在一方面，思想所的“大门”没有严格地将门关紧，这是由于哲人“防卫不当”也好，公众“攻势过猛”也罢，甚或这道“大门”本身就是不可能被关严的，总之当思想所与外界的边界模糊、易于攻破时，哲人的处境就会变得极其危险。另一方面，门槛的设置无法真正甄别出对现实具有批判思维能力、对真理具有求知欲望的求知者。在本剧中苏格拉底的“学前教育”对于斯瑞西阿德斯显然是无效的，而斯瑞西阿德斯也显然不可能理解“脱掉外衣”的蕴意，因而思想所本应具有的纯粹性便被污染了，纯粹求知与利用知识谋利两种动机杂糅起来，纯粹与世俗的界限被进一步打通。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可以用两种含义的“哲人的下降”来概括，前一种下降指纯粹求知的哲人被迫落入了现实环境中，后一种下降则是哲人自身失去纯粹性的主动堕落，前一种的结果是危险，后一种的结果是败坏。这两者很有可能便是古今所有求知者所面临的两个最大困境。
当然，对思想所与苏格拉底的描摹与实际情况本身是不符的。有门槛的教育从来都不是也不可能是苏格拉底主张的教育，苏格拉底一生都致力于无门槛的教学，因为他所传授的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具体的知识，而是指引生活的智慧，这本身就是一种对知识运用的重要指导。有门槛的教育和实用知识的传授更像是智者教育的特征，事实上，《云》中的苏格拉底当然不会是真正的苏格拉底，而思想所中的研究者也不是苏格拉底的真正门徒，他们都呈现出智者派的形象特点。关于阿里斯托芬对苏格拉底形象刻画的片面化和扭曲化，将在下文中继续讨论。
在思想所中，斯瑞西阿德斯看到的苏格拉底与门徒们研究跳蚤的跳跃距离、蚊子的发声部位、偷盗食物的方法、地理、天文、几何、好的与坏的修辞术种种内容，“天上地下”的一切都可以作为他们的研究对象。如果说天文地理及其他自然界现象的研究还仅仅停留于客观知识的层面，窃取食物的方法、修辞术与论辩术便更像是一种“指导作恶的知识”。因而这个思想所中的所有研究者，包括下降后的苏格拉底，都不是真正的哲学家，就其研究内容来看可以称他们为智者，而就其学习知识的目的、运用知识的方法来看他们或许还是智者中较坏的一批。他们自身就最爱在“天上”和“地下”游离穿梭，他们通过主动的“下降”，早已使得思想所和求知活动本身的纯粹性沦丧了。
二、云神与逻各斯
本剧的题目“云”究竟指什么？云神是本剧中的苏格拉底与思想所的门徒们所信奉的新神，她是这些所有“聪明才智、诡辩歪理、欺诈奸邪”的源泉（317），她喂养了“先知、诡辩家、天文学者、江湖郎中、蓄着轻飘长发戴着碧玉戒指的花花公子和写酒神颂的假诗人”等一众“游惰的人们”（330），她极擅变化和模仿，“想变什么就变什么”（349），基于这些特征可以作出判断，云神便是我们所说的逻各斯，即理性与言辞的论证。本剧中的苏格拉底说，只有云神是“唯一的神”（365），除了“天空、云和舌头”（423）三者外，再没有别的神是值得信仰的了。此处的“天空”（Chaos）指的是诸神与万物产生前的混沌，也即孕育世界的宇宙理则，云神是哲人共同坚守的理性论证原则，而舌头便是对这种原则进行“模仿”的修辞术。
很显然，自然的法则与言辞的技艺已经取代了正统的伦理实体，成为了智者们信奉的东西，而这两者同样都对朴素的、正统的伦理形成了巨大的挑战。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迎来了启蒙时代，智者们追求的是个体超越传统桎梏的力量，科学研究挑战了神的存在，而逻各斯又进一步挑战了基于神学基础的一套约定俗成的行为方式。对个体力量的追求必定伴随着客观性的瓦解和主观性的强化，因而混乱就变得不可避免。言辞本应服从于真理的追求，苏格拉底也在其法庭申辩的开场阐述了这一观点，而修辞术却将逻辑推理和论证视作言辞的本质和力量来源。在这种情况下，个体能动性催生的是一批狡诈的谋利者，不同的人都能从论辩术与修辞术的学习中获取符合他们自身的利益，或是驳倒对方，或是销售自己的看法与观点，它被作为一种道具而在各种场合得到运用。
人们对修辞术有同等的喜好与憎恶，因为掌握了修辞术便能攫取利益，而他人掌握了修辞术就可能使自己受到不正当的剥夺，这也是《云》中斯瑞西阿德斯认为修辞术能够教会他赖账、其后又出于对修辞术的恨意摧毁思想所的原因，而这种矛盾正是源于指导这项技术的智慧的缺位。阿里斯托芬在本剧中已经详尽地展现出了“云神”这一试图替代“旧神”的“新神”所带来的种种罪恶，或许是阿里斯托芬对苏格拉底的教育内容存在着误解，又或者是阿里斯托芬意识到了苏格拉底所追求的善与正义没有能够在精于算计的人群中发挥作用，这是一处对苏格拉底（或者说对智者学派）的警告。
三、“正理”与“歪理”的两场辩论
《云》的矛盾与内在张力是设置得十分巧妙的，处处都彰显出对峙的力量。除了“旧神”与“新神”的对峙以外，本剧还呈现出两场直接的辩论，一场直接以正义的逻各斯与不正义的逻各斯的对话形式出现，另一场则以斯瑞西阿德斯与费狄庇德斯的对话形式出现。
在第一场辩论中，“正理”便是城邦的正统伦理实体，他讲求正直、节制和勇敢的美德，他认为所有使得德性变坏的行为或思想都是有害的；而“歪理”则用利益与享乐诱使青年人上钩，仅仅两个问题就驳得“正理”哑口无言：保持着良好的德性（如节欲）能获得什么利益？（1063；1072）追求利益而“丢脸”，丧失荣誉，又有什么实际的损失？（1085）这里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在问：正义有什么好处而不正义又能有什么坏处？这与《理想国》中色拉叙马霍斯的观点是相符的，“歪理”与色拉叙马霍斯都认为不正义对人最有利，因而追求正义是无用甚至是可笑的、专属于弱者的。关于正义的好处，即便是最智慧的苏格拉底也费了很大力气才能作出解释，此处的“正理”又如何能够辩驳呢？在“正理”与“歪理”争吵的最初，“正理”称“歪理”是一个弱理，而“歪理”则称虽然“正理”更强，而自己可以战胜正理（895）。如果遵循赢者即强者的朴素认知来看，这种争论是自相矛盾的，笔者认为，这里的强弱表明了对正义性、对逻各斯自身是否符合真理的考量，而输赢衡量的却是这两个逻各斯在人群中被接受的程度。在辩论的最后，“歪理”指向舞台下黑压压的观众，凭观众中自己“俘虏”的数量就将“正理”彻底击溃了。人们总是会迷惑于短时的利益与享乐，因而即便正义的逻各斯是更接近真理与善的，但一旦它被人群抛弃，它便失去了所有的力量和作用，从而整个城邦都将陷入不正义的状态。
第二场辩论的起因是费狄庇德斯竟动手打了斯瑞西阿德斯。如前所述，智者的教育颠覆了城邦的正统伦理实体，而违背伦理原则的个体又能够通过修辞术为自己行为的正当性进行辩护，即便是儿子打父亲的行为也能通过铮铮有词的论证使人百口莫辩，这种情况势必会引起秩序的混乱。因而，在混乱秩序中受到损害的人们要毁灭思想所与门徒们就也是十分自然的了。
这两场辩论的结局都是“歪理”战胜了“正理”，在智者教育对传统伦理的挑战下，“正理”的力量已经十分式微了。
四、《云》与苏格拉底之死
《云》是对苏格拉底之死的一个预言。它创作于公元前423年，24年后的苏格拉底因渎神和败坏青年两项罪名被告上法庭，这两项罪名与本剧所展现的如出一辙。此外，在退场中，气急败坏的斯瑞西阿德斯曾问自己：“到底是上法庭告他呢，还是怎么办？”（1483）结局中斯瑞西阿德斯若是选择了将苏格拉底告上法庭，而非烧毁思想所，《云》的结局便真正成为对若干年后审判苏格拉底的一种模拟了。
此外，《云》与苏格拉底之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在《申辩》中，苏格拉底分开反驳对自己的控告，第一批反驳则是针对以阿里斯托芬的剧作为代表的由来已久的误解与控告。阿里斯托芬究竟是误将苏格拉底误当作智者，还是利用扭曲的形象对苏格拉底进行警示，我们无从得知，然而《云》作为一场极受欢迎的戏剧，对公众对苏格拉底形象的理解必定是有一定影响力的。
本剧中的苏格拉底形象也是很难捉摸的。一方面，他是“下降的哲人”，他利用知识行不义之举（窃取食物），又确乎亵渎神灵，苏格拉底的形象被片面化和扭曲化为一个苍白羸弱、奸诈狡猾的智者；而另一方面，在斯瑞西阿德斯屡次请求苏格拉底教其逃债之术时，苏格拉底从未有过正面回应，而只是不断引导其学习纯粹而非实用的知识，真正传道的场面却也从未在本剧中展现，费狄庇德斯的“败坏”很难说一定与苏格拉底的教育有直接关系。正是因为这种扑朔迷离、闪烁其词的写法，阿里斯托芬对苏格拉底的理解与态度才显得模糊和暧昧。
不论如何，本剧与柏拉图作品中的苏格拉底形象俨然是两个人，《云》或许也意味着苏格拉底思想与哲学观念的一个重要分野。早期的苏格拉底热衷于研究自然科学与修辞术，仍未能独立于智者之流；而晚期的苏格拉底早已修正了自身的使命与定位，他的教育致力于传授正义与善的智慧而非任何不加引导的实用知识。然而，苏格拉底与智者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很难摆脱关系的，他们的共同点在于都通过个人理性对传统伦理提出了质疑与批判，这也是苏格拉底易被误认作智者最重要的原因。
在阿里斯托芬的《云》中，失职哲人最终得到了惩罚，这便为了所有爱智者都敲响了警钟。然而，尽职的哲人最终下场又如何呢？这一问题的答案就在24年后对苏格拉底的审判中，是蕴藏着浓黑悲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