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戴维森的意义理论

戴维森于 1963年发表的《行动、理由和原因》和1967年发表的 《真理与意义》两篇文章，奠定了他在当代美国哲学以及整个分析哲 学、语言哲学、心灵哲学、行动哲学等领域中的重要地位。如今，哲学 家们讨论意向行为的解释性质以及对语言的理解问题，就必须从戴 维森哲学中获取思想资源，因为他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一幅完整 的图画，揭示了理性、语言和思想的本质认识及其与世界的关系；而

① 陈波：《奎因哲学研究：从逻辑和语言的观点看》,第259页。 ② 斯特劳森称他为“最杰出的、最具有影响力的在世哲学家”,普特南称他为“伟 大的哲学家”、“英语大师”和“天才的博学之士”,戴维森认为蒯因的所有思想都对他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的方法却是以一种彻底的解释展现了对异类语言的理解步骤，并 通过这种展现表明了传统哲学的认识论问题中所包含的深刻内容。 西方哲学家普遍认为，戴维森在语义学方面的工作是具有革命性的， 他对认识论和哲学心理学也作出了突出贡献，①因而他被看做是当 代分析哲学的重要代表。

一生平和著作

唐纳德·希尔伯特·戴维森(Donald Herbert Davidson)于 1917 年3月6日出生于美国麻省的斯普林菲尔德市。祖先来自苏格兰，父 亲毕业于康奈尔大学，曾在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数学，后在一家钢铁公 司担任销售工程师。戴维森在中学时代就对电子、音乐、飞机乃至航 海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39年，他在哈佛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 1941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在大学期间，他就对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 并直接受到怀特海的教诲和指导，但他在哲学上的唯一导师却是从 事美学研究的普劳尔(D. Prall)。在研究生期间，他得到了古典哲学 的奖学金，师从蒯因学习逻辑，并聆听了罗素在哈佛的演讲。1949 年，在蒯因和刘易斯的指导下他获得哲学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为《柏 拉图的斐莱布篇》。1947—1950年，他在纽约市的一所市立学院—— 昆斯学院担任哲学讲师。1951—1967年，他在斯坦福大学历任助理 教授、副教授和教授。期间，他游历欧洲各国以及日本。1967—1970 年，他在普林斯顿大学担任哲学教授，后任哲学系主任。1970年9月 起，他到了纽约洛克菲勒大学担任哲学教授，直到1976年由于婚姻变 故而移居到芝加哥大学任教。1981年起，他担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 校哲学教授，直到 2003年8月30 日因病去世。

戴维森曾担任美国哲学联合会东部和西部分会的主席，并任《哲 学》、《理论语言学》、《认识》等多种国际重要哲学杂志的编委。他还于 20世纪 70年代担任英国牛津大学的伊斯特曼教授，并在洛克讲座上

① 路德维奇(K.Ludwig)、西奇勒(U.Zeglén):《戴维森导读》,载于西奇勒《戴维 森：真理、意义与知识》,第1页，罗特雷奇，1999(以下所引此书均为此版本)。

发表演讲“真理的结构和内容”(1970)。戴维森的所有重要思想都是 以论文形式发表的，而且大多是他在世界各地发表的讲演。根据“在 世哲学家文库”的统计，截止到 2001年，戴维森共发表了130 篇文章， 大多数都被收入各种文集中或被反复收录和被翻译成各种文字出 版，其中被收录最多(10 次以上)的文章有：《行动、理由和原因》 (1963)、《因果关系》(1967)、《真理与意义》(1967)、《心理事件》 (1970)、《论概念图式这个观念》(1974)、《隐喻意味着什么》(1978)、 《关于真理和知识的融贯论》(1983)等。这些文章和讲演稿后来被部 分集结成书，分五卷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即《论行动和事件》(Essays on Actions and Events,1980,共收入作者1963—1985年间的17 篇文章，1982—1989年被重印四次，2001年第2版，并被翻译为德文、 日文、意大利文、法文和西班牙文等七种文字出版)、《对真理和解释 的探究》(Inquiries into Truth and Interpretation,1984,共收入作者 1965—1982年间的18篇文章，并附有对蒯因和刘易斯的答辩，1985 年和1986年被重印 2次，2001年第 2版，并被翻译为德文、日文、西 班牙文、意大利文、中文和法文等13种文字出版)、《主体、主体间和客 体》(Subjective,Intersubjective,Objective,2001,共收入作者1982— 1998年间的14篇文章)、《合理性问题》(Problems of Rationality, 2004,共收入作者1974—2001年间的15篇文章，并附有一篇访谈)、 《真理、语言和历史》[Truth,Language and History,2005,共收入作 者 1986—2001年间的 20 篇文章，并附有对罗蒂、斯特劳德、迈克道威 尔(J.McDowell)和派瑞达的答辩]。除了这些著作之外，戴维森还与 他人合著和编辑了许多重要著作，如1959年与萨普斯(P.Suppes)合 著的《决策论》(Decision Making),这是他的第一本著作；1970年与欣 提卡合编的《语词与异议》(Words and Objection),这是研究蒯因哲学 的重要资料；1970年与哈曼合编的《自然语言的语义学》(Semantics of Natural Language),这是把形式语义学用于自然语言的重要成 果；1975年与哈曼再次合编了《语法的逻辑》(The Logic of Grammer),这是关于自然语言逻辑的重要研究资料。

戴维森的思想在当今世界范围内的哲学中产生了广泛影响。1984 年，在美国的拉特哥斯大学举行了为期五天的“戴维森哲学国际 研讨会”,来自世界各地 26个国家的五百余名学者出席会议，会后出 版了论文选《行动和事件：论戴维森哲学》(1985)和《真理和解释：论戴 维森哲学》(1986),其中包括了诸如蒯因、普特南、达米特、罗蒂等人的 文章，也包括了戴维森本人的几篇文章以及答辩。1985年，牛津大学 出版社出版了由欣提卡等人编辑的《论戴维森：行动和事件》,收入了 当代许多重要哲学家对戴维森哲学的理解和批评；同年，中国台湾学 者方万全先生也发表了他的博士论文《戴维森的事件观研究》。据 “在世哲学家文库”的统计，截至 2001年，世界各地以各种文字发表的 关于戴维森的专著或编辑的文集共有 26.种之多；对戴维森的专访有 13次；从1981年到1997年间，在世界各地召开的关于戴维森哲学的 国际研讨会多达 15 次。2002年9 月，戴维森专赴中国台湾参加关于 他的哲学的研讨会。戴维森原定 2003年7 月到北京参加“哲学交锋- 交融：戴维森哲学与中国哲学”国际研讨会，但由于爆发“非典型性肺 炎”,会议被迫推迟。他因病去世后，2004年6月在北京召开了“戴维 森哲学与中国哲学：纪念唐纳德·戴维森”国际研讨会，各国学者共 同探讨了戴维森思想对中国哲学研究的意义。①

戴维森的哲学兴趣极为广泛。他晚年关注的问题还有关于非理 性问题的作用和意义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问题。特别是，他晚 年经常旅行于世界各地；从南美到非洲，从亚洲到澳大利亚，到处都 留下了戴维森的足迹，也留下了他的哲学与各种不同文化之间相互 碰撞的痕迹。

二真理与意义

语言哲学是戴维森最早关注的领域，也是他的主要工作领域之 一。他在1967年发表的《真理与意义》根据塔尔斯基的真理定义提出

① 关于这次会议的情况介绍以及论文提要，参见《世界哲学》2004年第5期的会 议专栏。戴维森去世后不久，《世界哲学》2003年第6期就发表了纪念戴维森的专栏 文章。

一种新的对意义理论的理解，被称做“戴维森纲领”,在当代西方语言 哲学中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了解戴维森纲领之前，首先有必要了解塔尔斯基的真理定义。 塔尔斯基在1933年发表了《形式化语言中的真理概念》,提出了以形 式化方法定义真理概念的问题，但由于塔尔斯基的形式化表达方式 不容易为人理解和接受，因而他在1946年又发表了《真理的语义学概 念和语义学的基础》一文，较为通俗地阐述了他的主要思想。他的主 要工作是要为“真”(truth)这个概念提供一个“实质上恰当、形式上正 确的定义”。所谓“实质上恰当”,是指“真”的外延应当是语句，而不是 我们用语句表达的外在对象或心理现象或观念的对象。塔尔斯基提 出的这种恰当性的标准是：(1)“从我们的语言的语法的观点来看，对 于一个‘X是真的’形式的表达式，如果我们用一个句子或者其它不是 名称的任何东西来替换 X,那都不能使它成为一个有意义的语句”; (2)“不管我们用什么言辞对一个对象作出断言，任何语言的使用的 基本惯例都要求必须使用对象的名称而不是使用对象本身”。① 所谓 “形式上正确”,是指通过区分“对象语言”和“元语言”,使真语句获得 一种形式上的精确意义，由此消除一切类型的逻辑悖论。根据以上 两个要求，我们对一切真语句都可以定义为以下形式： (T)X是真的，当且仅当P。

其中P代表了任何可以与“真的”这个词有关的句子，而X则是 这个句子的名称。塔尔斯基把这个形式的定义称做“T型等值式” (T-Equivalence),或简称为“约定 T”(Convention T)。 例如，根据这个等式，我们可以说：语句“雪是白的”为真，当且仅 当雪是白的。

在这里，塔尔斯基并不是要简单地表达一个逻辑上的重言式。 他的目的是要说明，一切可以用“真的”这个谓词加以述说的东西都 只能是语句，而不是语句所表达的事实内容。因而“真”应当被看做

① 塔尔斯基：《真理的语义学概念和语义学的基础》,载于涂纪亮主编《语言哲学 名著选辑》,第248—249页。

是语句的属性，而不是事实或对象的属性。他说：“如果我们希望就 一个句子说点什么,比如说它是真的，我们就必须使用这个句子的名 称，而非这个句子自身。”①

既然“真”这个概念只能用于句子，我们就必须对句子作出严格 的规定。在塔尔斯基看来，传统的真理定义由于没有对语言本身作 出严格分析，因而产生了诸如“说谎者悖论”这样的逻辑矛盾。他明 确提出，我们应当用两种不同的语言来讨论真理定义问题。“第一种 语言是‘被谈论’的语言，是整个讨论的题材；我们所寻求的真理定义 是要应用到这种语言的语句上去的。第二种语言是用来‘谈论’第一 种语言的语言，我们尤其希望利用它来为第一种语言构造真理定义。 我们将把第一种语言称为‘对象语言’,把第二种称为‘元语言’。”②塔 尔斯基认为，这两种语言的区分是相对的，当一种元语言作为被谈论 的语言时，它就在另一个层次上变成了对象语言。正是通过这两种 语言的交替变化，我们就可以得到语言的全部层次。根据这种语言 区分，“约定T”这个定义本身以及它所蕴涵的所有等值式都是用元语 言表达的，而其中的P就代表了我们的对象语言中的任意一个句子， X则表示P所代表的句子的名称。在这里，对象语言是被包含在元 语言之中的，作为元语言的一部分，因而每个出现在对象语言中的句 子都必定出现在元语言中。这就保证了T等式在形式上的恒真性。 严格地说，塔尔斯基关于“真”这个概念的语义学定义完全是用 形式语言构造出来的。他明确地表示，他的定义仅仅在形式语言中 才是有效的，因而任何根据自然语言的理解对他的责难都是无效的。 在这种意义上，他把自己的这个定义看做在认识论上是中立的。他 写道：

实际上，真理的语义学定义没有暗示任何可以作为象下述

① 塔尔斯基：《真理的语义学概念和语义学的基础》,载于涂纪亮主编《语言哲学 名著选辑》,第249页。 ② 同上文，载于涂纪亮主编《语言哲学名著选辑》,第 257页。

(1)这类语句能够得以断言的条件的东西：

(1)雪是白的。

它仅仅意谓着：无论什么时候我们断言或者反对这个语句，我们 都必须准备断言或者反对相关的语句(2):

(2)语句“雪是白的”是真的。

这样，我们可以在不放弃任何我们已有的认识论态度的情 况下接受真理的语义学概念；我们可以依然坚持朴素实在论、批 判实在论或者唯心论，经验主义或者形而上学——坚持我们以 前所坚持的。语义学概念对于所有这些争端是完全中立的。①

显然，塔尔斯基的这种形式化的真理定义无法满足用自然语言 定义真理的要求。对此，戴维森就提出，由于给出真值的条件就是给 出意义的一种方式，因而对自然语言给出真理定义就意味着为自然 语言提供确定意义的方式，这样自然语言中有关“真”概念的定义问 题就应当还原为对这种语言中的意义加以确定的问题。

在《真理与意义》一文中，戴维森首先指出，对自然语言的恰当的 意义理论应当表明这种语言表达式的意义是如何取决于它自身部分 的意义。由于我们的生命和对语言的理解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对语 言的理解就只能依赖于无限的语言用法中可以确定的有限的语义前 提和规则。他认为，对自然语言构造的恰当描述必须表明如何能够 把它整合为对这种语言的一种完整的意义理论，而这种意义理论就 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个语言中的每个句子的意义。他把用来陈述这个 语言的语言称做“元语言”,而把这个意义理论所谈论的语言称做“对 象语言”。用公理化语言表述为“(M)s意味着在L中，p”。这里的 s 是指对L中的句子的描述，p是指与 M中提到的句子同义的元语言 的句子。这表明，对L中的句子来说，知道了M句子就足以理解它 了；而通过把意义分配给这个句子的有意义部分而派生出M句子，就

① 塔尔斯基：《真理的语义学概念和语义学的基础》,载于涂纪亮主编《语言哲学 名著选辑》,第274页。

表明了这个句子的意义完全是依赖于这些有意义部分的。戴维森对 塔尔斯基的真理定义与他的意义理论之间的这种明显联系作了如下 说明：

那种定义通过对每个语句的真实性给出充分必要条件而起 作用，而给出真值条件也正是给出语句意义的一种方式。知道 一种语言的关于真理的语义学概念，便是知道一个语句(任何一 个语句)为真是怎么一回事，而这就等于理解了这种语言(在我 们能赋予这段话的一种可靠的涵义上)。①

但戴维森与塔尔斯基的最大不同就在于他把自己的这种意义理 论完全看做是一种对自然语言的活动方式作出解释的经验理论，而 不是纯粹形式语言中的用法说明。尽管如此，戴维森仍然认为，当我 们说“‘雪是白的’是真的，当且仅当雪是白的”时，我们并不是在描述 一个简单的事实，也不是在用这个事实来说明这句话的前半部分(即 加引号的部分)是真的；我们实际上是在说明每个语句的已知的真值 条件与语句里的那些重新出现在其他语句里的方面(即语词)是相关 的，并且能在其他语句里被赋予相同的作用。因而，可以把戴维森的 意义理论看做是对自然语言的形式化要求，就是说，这种经验理论追 求的不是对自然语言中的每个实际的句子都能提出真理定义，而是 追求能够对自然语言中的意义问题给出描述性的说明，这样的说明 依赖于对自然语言本身的理解以及我们通过理解展现出的某种掌握 语言的能力。他把这种追求看做是“对个体语词或个体表达式进行 分析”的活动，由此区别了以往的逻辑学家仅仅追求揭示逻辑语法或 语句形式的要求。总之，他把自己的工作看做是对自然语言的一种 形式化分析，这就要求在对语词或表达式进行哲学分析之前必须事 先或至少同时弄清它们的逻辑语法，而这就要“求助于我们关于逻辑

① 戴维森：《真理与意义》,载于戴维森《真理、意义、行动与事件》,牟博编译，第 10页，商务印书馆，1993(以下所引此书均为此版本)。

真理、逻辑等值和逻辑蕴涵的直觉”①。

如果仅仅从形式上规定语句的真，在戴维森看来，这还只是完成 了意义理论的一小部分工作。更重要的工作是，如果要对自然语言 提出一种意义理论的要求，就必须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同一个语句在 某一时间或从某人的口中说出是真的，而在另外一个时间或从另外 一个人的口中说出则是假的。他认为，这实际上就是我们通常所说 的“指示词”(demonstratives)问题，形式语义学和逻辑都没有能力解 决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无法在不造成损失，或没有作出根本改变的情 况下从自然语言中消除指示词，所以唯一的选择就是以理论来“迁 就”(accommodate)指示词。戴维森所谓的“迁就”采取了两个步骤： 第一是把指示词完全看做常项，这样就不会产生任何逻辑错误，也不 会对提出一种真理的语义学定义产生困难。这里的“常项”表明了对 真语句中的时态完全不予考虑。第二是把真理，或更准确地说，把 “真”这个属性完全赋予句子的说出或言语行为，而不是赋予句子自 身。这样，语句的真就不再是语句本身的问题，而是涉及到语句、说 出这个语句的时间和说出它的人之间的“有序三元组”(ordered triples)。戴维森认为，经过这样的处理，我们通常理解的逻辑就可以看 做是相对于同一个说话者和同一个时间的语句组，而在不同时间并 由不同说话者说出的语句之间的逻辑关系则可以表达为新的逻辑公 理。他说：

在这种理论中，相应于每个带有指示性因素的表达式，都 必 定有一个把该表达式出现于其中的语句的真值条件与变化着的 时间和说话者联系起来的短语，因此，可从这种理论中衍推出像 下面这样的语句：

由p在时间t所(潜在地)说出的“我疲倦”是真的，当且仅当 p在时间t是疲倦的。

① 戴维森：《真理与意义》,载于戴维森《真理、意义、行动与事件》,第 21页，商务 印书馆，1993。

由p在时间 t所(潜在地)说出的“那本书已被窃”是真的，当 且仅当由p在时间t所指示的那本书先于时间t被窃。① 戴维森根据蒯因关于“场合语句”(occasion sentences)的观点明 确提出，语句仅仅相对于一个说话者和一个时间才为真，并且被认为 是真的。这样，一切有关语句真的说明或描述，都必须依赖于说出语 句的时间和人，因而也就不存在某种普遍一致的真理说明。

概括地说，戴维森的意义理论基本上包括了这样三个主要内容： 对意义理论任务的规定、对自然语言形式化的要求和对意义理论与 真理论的关系的说明。他提出，意义理论的主要任务应当是表明一 种语言的说话者如何能够有效地确定意义，或者说确定任意的表达 式的意义；在对自然语言所使用的真理谓词进行结构描述时，我们需 要提出一种恰当的语义学标准，这个标准应当是清楚的和可检验的； 我们在为一种语言定义真理时，我们实际上就是在构造一种完全的 意义理论，因为意义问题只能通过分析真理谓词的方式才能得以说 明。对此，戴维森明确表示了自己对从形式上表征自然语言的真理 谓词所持的乐观态度，并试图以纲领的方式去说明对自然语言的这 种形式化过程。这就是后来所谓的“戴维森纲领”。

戴维森纲领以及戴维森意义理论的提出，对当代西方语言哲学 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主要是因为，在 20世纪 60年代之前，从维特根 斯坦到奥斯汀和格赖斯，整个语言哲学的核心是关于语言意义的问 题，哲学问题的出现被看做是由于误用语言的结果，所以只要仔细检 查语词的意义以及日常用法，我们就可以消除或避免哲学混乱。然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哲学家们对语词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却一直没有 一个共同的认识，他们由此发现，要对这个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必须 求助于某种系统的理论。这时，哲学家和逻辑学家对形式化的逻辑 语言研究，给哲学家们考虑意义问题提供了富有启发的线索，而塔尔

① 戴维森：《真理、意义、行动与事件》,第23页。

斯基对符号逻辑语言的真理定义使哲学家们相信，对自然语言也可 以像对逻辑语言一样给出一种严格精确的真理定义。戴维森的主要 贡献就在于，他使得那些一直关注自然语言却在形式逻辑传统之外 的哲学家，可以使用某些最为简单的形式语言技术，他的工作就是要 为自然语言构造一种经验的意义理论，而这种理论却是以逻辑的方 式建构起来的。索姆斯认为，戴维森工作的最直接意义是把两种不 同的分析哲学家联系起来了：一种是那些相信意义问题是一切哲学 的核心但缺乏对意义问题的系统思考框架的哲学家，一种是那些忙 于以人工语言建构自然语言但对这个工作的广泛哲学意义漠不关心 的哲学家。他说：“戴维森的最大影响在于，他使得这两种人相互更 加关注了。”①

戴维森用意义理论解释真理问题的“戴维森纲领”,在西方哲学 界的确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其中既有赞同也有反对。批评的声音最 早来自 20 世纪 60 年代末，主要意见是认为戴维森没有区分理解一种 语言与知道这个语言是什么,同时他没有充分证明一个意义理论如 何根据真理理论建立起来。② 作为对各种批评的反应，戴维森对他最 初的一些说法和部分观点也作出了调整，在他随后发表的《彻底的解 释》(1973)、《答福斯特》(1976)以及《隐喻意谓着什么》(1978)等文章 中对自己的观点重新加以表述和修正。到了80年代之后，特别是在 1984 年的戴维森国际研讨会之后，西方哲学界对戴维森的观点更多 地持肯定的态度，对戴维森思想的研究也逐渐增多。90年代以来，西 方哲学界开始出现更多的批评声音，特别是来自年轻一代的哲学家。 这样的批评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基本上赞同他的观点，但认为还不够 彻底，没有真正解决真理理论的问题，即对语句及其组成部分的意义 的理解如何能够保证这个语句成真，例如路德维希；另一种声音是坚 决反对戴维森纲领，认为它并没有提供一个可靠的意义理论，例如西

① 索姆斯：《意义的时代》,载于索姆斯《20世纪的哲学分析》第2卷，第 295 页，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3(以下所引此书均为此版本)。 ② 参见埃文斯和迈克道威尔《真理与意义：论语义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6。

格尔(G.Segal)。

路德维希认为，能够使一种语言的真理定义成为一个意义理论， 我们就不仅需要知道它具有这个语言所有的真句子，而且需要知道 如何从所有的句子中挑选出这些真句子。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必 须知道这个理论的公理提供了对这个语言的初始表达式的解释。这 需要把这个理论扩展为外延的真理理论而不引入内涵的实体，也就 是把这个理论扩展为可以处理非陈述句。但戴维森并不是这样做 的。他写道：

他(戴维森——引者注)提供了关于真理理论的恰当性条 件，而这个理论并没有预设这些表达式所意谓的对象语言。戴 维森首先提出，所有在外延上正确的真理理论都能够用做意义 理论。其理由在于这样两个思想：第一个是，“意义理论……是 一种经验理论”。第二个是，真理对说话者和说出时间的相对 性，就需要这个理论能够正确地反映包含了诸如“这是红的”这 样的指示词的句子真值条件。戴维森显然希望这就提供了更多 的决断力量，足以确保在外延上恰当的理论满足了戴维森的 T 约定。然而，虽然这有助于理解这样的句子，如“对在时间t的所 有说话者s来说，‘草是绿的’是真的[s,t,L],当且仅当雪是白 的”,但这并没有保证一个理论会产生T-语句。①

路德维希指出，戴维森之所以没有做到这一点，完全是因为他把 原本属于客观性的真理论变成了一个解释性的真理论，这就排除了 确定真语句的客观标准，转而求助于说话者之间的成功交流。而这 样一来，无论是关于句子组成部分的意义如何决定句子意义的意义 理论，还是关于从一个公理刻画中如何推出一个语言的所有真语句 这样的真理论，都最终需要还原为在某个具体时刻的不同说话者之

① 路德维希：《意义、真理与解释的理论》,载于西奇勒《戴维森：真理、意义与知 识》.第32 页。

间的成功交流。在这种交流中，话语的真就比语句本身的真更好地 刻画了一个语言的成真条件。

西格尔早在 1995 年曾对戴维森的观点作了一些辩护。①但在 1999年的文章中，他又指出戴维森的意义理论实际上是把塔尔斯基 的真理定义修改为一种解释性的真理论，而这样的修正是不恰当的。 在他看来，戴维森的核心观点是，一种解释性的真理论对知道它是解 释性的人来说就是一个意义理论，这对说话者和语义学家来说都是 如此。但实际上说话者和语义学家对如何理解意义却有着不同的看 法：说话者想要知道的是语言是如何工作的、句子的语义结构是什 么,以及句子组成部分的意义是如何构成整个句子的意义的，等等； 而语义学家则把范围限制在形式的范围内，他们仅仅关心指称、满足 和真理，因而他们并不关心语词或句子究竟意谓着什么,而是关心形 式上的可操作性。因而，西格尔提出，我们应当建构一种关于人类语 言能力背后的因果结构的理论，这样我们才能说明语言是如何工作 的以及一种语言的语义规则究竟是什么。他写道：

先来让我们假设一下，我们拥有语言能力是由于我们实际 上无意识地了解语言规则，大致像乔姆斯基所设想的“语言天 赋”。这种语言天赋包含了语音规则、句法规则和语义规则，正 是因为我们(部分地)知道了这些规则，所以我们才能够这样说 话和理解。②

西格尔运用乔姆斯基对语言能力与语言应用的区分，强调了语 言应用在掌握语义知识中的重要性。由此，他提出了对意义问题的 两个不同的经验假设，即“S对个体i意谓着p,当且仅当i的内在化 的T理论中的某个标准定理蕴涵着，S是真的当且仅当p”,“表达式e

① 参见拉森(R.Larson)和西格尔《意义的知识》,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95。 ② 西格尔：《真理理论如何充当意义理论》,载于西奇勒《戴维森：真理、意义与知 识》,第55页。

对i所意谓的东西，是由e在i的内在化T理论中的标准从句赋予 的”。① 他认为，只有这两个假设才是戴维森应当加以证明的。 应当说戴维森根据塔尔斯基的真理论建立的意义理论的确存在 自身难以克服的困难。这种困难主要表现在，戴维森试图用形式化 的方法刻画自然语言中的意义概念，但无法以公理化的形式语言解 决自然语言的模糊性问题。虽然戴维森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沟通了 两类哲学家，即仅仅关注形式系统的哲学家和更为关注日常语言的 哲学家，但他并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实现这两种哲学家之间的交流，因 为他坚信，在我们的日常语言背后存在着起支配作用的逻辑结构，而 正是这些结构规定了我们日常语言的使用和意义。然而，我们知道， 日常语言的意义并不是由于这种隐藏的逻辑结构，而是我们在具体 场合对语言的使用。虽然戴维森一再声称，他特别强调这样一个事 实，即一个句子仅仅相对于一个说话者和一个时间才是真的，而且只 有这样它才被认为是真的，但当他要以真理论确定意义概念时，就不 得不借助于形式语言，也就是借助于对各种具体事实的一种概括或 普遍化，因为在他看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自然语言的语义学提供 一个清楚的、可检验的标准。

早在 20世纪 70 年代，蒯因就对那种围绕语句意义展开的所谓 “逻辑分析”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在所有的句子背后都隐藏着某种逻 辑结构的看法完全是“费解的”和“无效的”,而这种看法的错误是出 于相信逻辑学家们的工作就是在揭示某些隐藏在我们的日常语言背 后的逻辑形式。他指出，事实上我们的日常语言背后并不存在这样 的逻辑形式，逻辑学家们的工作仅仅是把逻辑上的形式语言当做表 达思想的一种更为简便的工具和手段，因此不同的逻辑学家会使用 不同的记号系统或逻辑规则去表达自己的观点。无论是逻辑学家还 是语法学家，他们都是出于技术上的便利而各自使用不同的表达方 式。他说：“语法学家的目的是为了把句子变成这样一种形式，它们

① 见西格尔《真理理论如何充当意义理论》,载于西奇勒《戴维森：真理、意义与 知识》,第56 页。

能够以更为有效的方式从语法树状中产生出来。逻辑学家的目的则 是为了使句子变成这样一种形式，它们允许最为有效的逻辑演算，或 者表明了它们在概念上更为清楚并能消除错误和悖论的意义和相似 关系。”①

到了20世纪 90年代，威金斯(D.Wiggins)对戴维森的意义理论 同样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但他不是从反对所谓隐藏的逻辑结构入手， 而是从语言的交流出发，认为要使我们每个说话者的话语具有意义， 重要的是相互的交流并在可以确定的具体场合理解各自的意义。他 这样写道：“要使某人的说法对他人有意义，就是他们以共享的生活 方式参与互动，就是他们共有相同的对象，他们并肩在共同的事业中 获得成功，如此等等。”“我们这里持有的是这样一种观念，即把有意 义的语言看做是一个系统，它把一串串可重复的表达式与它们可以 注意到的或得到理解的事态相互联系起来，而这个系统本身又是一 个更大系统的子系统，通过这个更大的系统，每个社会成员都参与他 们共享的生活中。这里没有什么深奥之物。正是由于我们已经掌握 了它，既是在哲学之中也是在哲学之前，我们才能把以‘s是真的当且 仅当 p’这种形式给出的T语句理解为这种系统的一个输出。”② 当然，无论哲学家们对戴维森纲领提出了多少反对意见，我们需 要注意的是，戴维森纲领并不是试图为自然语言中的每个句子提供 一个真理定义或有意义的标准；他试图说明的是，如果一个理论被看 做是对一种语言中的真语句作出了刻画，那么它应当具备什么样的 条件。因此，戴维森并不关心如何使一种语言中的每个语句成真，也 不关心如何从经验上确定每个语句的意义，而是关心这样一个问题： 假定每个说话者都能够有效地确定任意表达式的意义，那么这个说 话者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换句话说，是什么东西保证了每个说话

① 蒯因：《关于当前语言理论的形而上学反思》,载于戴维森和哈曼《自然语言的 语义学》,第451页，里德尔出版公司，1977(第2版)。 ② 威金斯：《意义与真理条件：从弗雷格的宏大规划到戴维森的宏大规划》,载于 哈勒(B.Hale)和赖特《语言哲学指南》,第18—19页，牛津，布莱克威尔，1997。

者能够确定他说出的话是有意义的?戴维森指出，仅仅从形式上确 定语言的逻辑结构，并不能满足我们对自然语言的意义要求，所以我 们必须对自然语言给出一个清楚的、可检验的标准，以保证我们的话 语意义是可理解的。这就要求我们关于意义和真理的理论能够对所 谈论的语言的所有情况作出概括，而这正是对白然语言的意义给出 逻辑刻画的优势。应当说，戴维森以塔尔斯基的真理论为基础建立 的意义理论，其价值也正在于此。

在载于 2001年的“在世哲学家文库”《戴维森哲学》中的《思想自 述》中，戴维森坦言，他近些年的主要兴趣在于真理概念和客观性概 念。事实上，从他发表《真理与意义》一文开始，就一直把真理论看做 语言研究的核心内容。但他也意识到，虽然塔尔斯基的真理定义或 真理论表明了我们可以把真理概念用于具体的语言或说话者，但它 并没有完全说明这个概念的内容。戴维森在杜威讲座“真理的结构 和内容”中就曾指出，试图用一个简单的词语或口号去定义真理或者 去刻画真理，这完全是一个错误。在他看来，真理的各种现有理论， 如符合论、融贯论、实用论、浓缩论等都有自己的缺陷。如果把塔尔 斯基的定义看做是一种包含了未加定义的真理概念的公理化理论， 那么要把这种理论应用于实际语言，就需要从经验上告诉我们包含 了这个概念的句子在何种情况下是真的。这就表明，对真理概念的 关注必定要导致询问我们是如何得到这个概念的。戴维森认为，拥 有一个概念就意味着作出这样一个判断，即某些事物是被放到这个 概念之下，而其他的东西则不是。判断某个东西是什么,就是认为这 个东西是这个这是真的，而拥有一种命题态度，就需要知道什么东西 对这个命题来说是真的。他写道：“我们相信有一种事物存在的方 式，我们可以认为它们就是那样，这完全取决于我们拥有一个真理的 概念，也取决于我们拥有一个客观实在的概念。”①

戴维森特别强调，我们对真理概念和客观性概念的掌握，以及我

① 戴维森：《思想自述》,载于汉恩《戴维森哲学》,第65—66 页，开放世界出版公 司，2001(以下所引此书均为此版本)。

们对命题内容的思考能力取决于社会环境。例如，他在对蒯因的答 复中特别指出了蒯因的翻译不确定性论题对他思想的深刻影响，而 这个论题的核心就是认识到我们在社会环境中对“真理”概念的理解 是相对的、不确定的。他在答复迈克道威尔的文章中指出，知觉信念 是由环境特征引起的，但这些环境特征中的因果联系并没有提供支 持这种信念的理由。他写道：“许多基本的知觉信念都是真的，对这 个事实的解释表明了我们为什么有理由去相信它们。我们知道许多 事情，而我们相信它们的唯一理由却是进一步的信念。”①戴维森在答 复斯马特的文章时指出，“信念”、“愿望”和“意向”等概念完全不同于 自然科学中的概念，原因就在于当我们使用这些概念时无法避免应 用我们的理性标准，这样的标准就构成了我们与他人在解释中的根 本区别。在答复斯特劳德的文章时，戴维森再次明确指出，人们之间 的交流和理解是我们得到客观真理的基础，承认这一点对于理解我 们如何得到关于世界的知识至关重要。即使是怀疑论的观点也只有 在一个系统的语境中才能得到理解。在关于世界存在的客观性和 “真理”概念的来源问题上，戴维森持有一种温和形式的外在论。他 说：“如果我们的过去(即赋予我们的语词和思想以其内容的因果过程) 是不同的，那么那些内容也会是不同的，即使我们目前的状况恰好是在 过去应当所是的那样。我不敢肯定斯特劳德是否接受这种形式的外在 论，但我对怀疑论的反对却是依赖于它的。”②

三解释与翻译

在对意义理论的建构中，戴维森提出的最有创建性的思想是他 关于“彻底解释”的假设。他设想，在对我们完全没有语言知识的一 种异类语言作出解释时，作为解释者的我们只能根据说话者在具体语 境中的反应和行为来判断语词的意义并作出解释。他由此认为，一种 解释理论对说话者的语词和句子所作出的解释，必定是与说话者的语

① 戴维森：《答复迈克道威尔》,载于汉恩《戴维森哲学》,第106页。 ② 同上文，载于汉恩《戴维森哲学》,第165页。

境相关的，是与说话者态度相关的。只有根据彻底解释的理论，我们才 能说某种解释是符合说话者的意图和态度的，这也说明了说话者的话 语意义(语词的或句子的意义)。在戴维森看来，“真理”、“意义”和“心 理态度”等概念都是理解和解释中的基本概念，无法再用更为基本的概 念去说明它们。正是在理解它们的相互作用中，特别是在确定说话者 语言的真理论的语境中，我们才能希望得到更为深入的理解。

戴维森提出这种彻底解释的立场，实际上是为了表明，掌握一种 语言就是获得一种社会技艺的能力，这就意味着，语言的语义学特征 是公共的特征，因而就本性而言，任何无法从整个相关证据中得到的 东西都无法成为意义的组成部分。这就表明，一切说话者的语言从 本质上说都是可以得到解释的。也反过来有理由认为说话者和语言 的特征都是建构性的特征，就是说，都是由说话者在具体语境中的话 语构成的。的确，戴维森关于意义和命题态度的许多重要论题都可以 看做是采纳了这种彻底解释立场的结果。他把这个立场看做研究意义 等问题时在方法论上是根本的东西。他写道：“假定有了一种令人满意 的理论，那么我们只要知道说话者据以认为语句为真的那些条件，就能 对每个语句提出一种解释。”但“我们需要证明：如果这样一种理论满足 我们所规定的那些限制条件，那么就可以用它来作出解释”。①

戴维森在方法论上的彻底解释立场，直接导致了他在认识论问 题上的基本观点。根据戴维森的立场，认为对异类语言的彻底解释 是我们理解语言的基础所在，就是意味着我们只有作为彻底的解释 者才能够成为语言的使用者，这样，彻底解释者必须断定作出了成功 解释的内容就构成了他的主题。戴维森认为，拥有认识论核心问题 的知识就是成为这样的彻底解释者的必要条件，而所谓的拥有这样 的知识，就是指解释者必须断定说话者对其环境的信念基本上是正 确的。这实际上是在解释者作出这样的断定之前存在一个假设，即 认为不仅说话者对其环境作出的反应是正确的，而且他自己对世界

① 戴维森：《真理、意义、行动与事件》,第77页。

的基本看法也是正确的。由于解释者在确定我们的态度中所做的一 切就是带来了我们的态度，所以对彻底解释过程的反思就会导致这 样的结论，即认为我们的所思在逻辑上依赖于导致了我们信念的东 西。在这种意义上，我们的信念和其他的命题态度都是回溯式的因 果概念。出于这样的理解，戴维森把某个信念的真确定为它与其他 信念之间的一致关系。同时，他还认为，成功的彻底解释的条件在 于，解释者最终可以根据行为证据知道说话者的心灵，所以对成功的 彻底解释的保证就是可以知道他人的心灵。这不是说关于心理态度 的句子可以还原为关于行为的句子，而是说应用心理谓词是根据对 行为谓词的应用。为了解释另一个说话者，我们还必须断定他知道 他在说什么,他相信什么。这里涉及到一种宽容原则，即认为说话者 关于他环境的大多数信念都是真的。

在戴维森看来，要获得一种彻底的解释，我们就必须拥有关于所 要解释的语言的信念理论和意义理论。他认为，要详细了解一个人 的意向和信念，不可能独立于了解他的话语的意义，所以仅仅罗列出 这个人的复杂信念和意向，并不能为一种旨在解释其言语行为的理 论的真实性提供证据。然而他又指出：“既然我们在不了解一个说话 者的信念的情况下无法指望对这个入的语言活动作出解释，并且，我 们也无法在事先发现这个人的信念和意向的基础上建立关于他的话 语的含意的理论，因此我得出的结论是：在从根本上对话语作出解释 时，即在彻底的解释时，我们必须以某种方式同时提出信念理论和意 义理论。”①这样一些理论并不是对语言表达式作出的描述，而是对说 话者使用表达式时所表现出的某种态度的说明，这样的态度就指“相 对于某个时间认为某句话为真”。因为我们可能面临这样的情况：我 们能够说出一个说话者在什么样的场合下认为一个语句为真，却不 知道他用那个语句表达什么含义，或者不知道他对那个语句的未知 主题持有什么样的信念，或者不知道什么样的详细意向促使他说出

① 戴维森：《真理、意义、行动与事件》,第85页。

那个语句。但无论如何，只要我们能够确定他在什么样的场合认为 那个语句为真，我们就拥有了对那个语句作出彻底解释的证据基础。 由此可以看出，彻底的解释是以对“真”的概念的理解为前提的，只有 预先把握了“真”这个概念，我们才能获得对意义的彻底解释。事实 上，借助于塔尔斯基的真理论，戴维森不仅建立了他的意义理论，而 且建立了他的解释理论。

不过，戴维森认为，他的解释理论与塔尔斯基的真理论仍然有所 不同。这主要表现在：(1)塔尔斯基感兴趣的是如何在一个恰当的真 理论中得到一个明确的真理定义；而戴维森更关心的则是建立一个 恰当的真理论本身，也就是建立这样一个真理论的语言可以在多大 程度上获得一个本体论的问题。由此可见，他们讨论“真理”概念的 旨趣有所不同。(2)塔尔斯基提出的真理定义是一种语义学中的形 式定义，因而它要求对一切所使用的语句都有效；但戴维森则希望他 的真理论能够用于自然语言，这就必须使“真理”概念相对于语言的 使用者以及语言使用的时间等不同因素，由此才能表现自然语言的 指示性特征。(3)对于塔尔斯基讨论的形式化语言来说，可以根据 T 语句的句法来了解这些语句；但在戴维森看来，从句法上对 T语句进 行检验是不可取的，因为这样一种检验本身就预先假设了我们希望 得到的关于对象语言的理解。所以他提出：“我们的看法是把塔尔斯 基的看法颠倒过来：我们想要通过预先把握真理概念这一假定来获 得对意义或翻译的理解。因此，我们需要的是对T-语句的可接受性 作出判断的方式，这种方式不是句法的，没有利用翻译、意义或同义 这些概念，而是使得可接受的T-语句事实上会作出解释”①。

如果不是追问句法的要求，也没有利用“翻译”、“意义”或“同义” 这些概念，那么,戴维森的这种解释理论是否可以被看做是一种翻译 理论呢?因为对自然语言不作形式的要求而给出解释，至少从表面 上看来，最有可能的方式就是一种关于翻译的说明。戴维森承认自

① 戴维森：《真理、意义、行动与事件》,第92页。

己的解释理论受到了蒯因关于翻译的思想的极大启发，但他又明确 指出，他的‘解释’概念并不等同于‘翻译’概念。这是因为：(1)翻译 问题处理的是两种或更多的语言之间的意义转换问题，它比解释问 题更为简单和直接；而解释问题涉及的主要是相同语言内部的意义 说明问题，它要求的是对这种语言的结构提出不同的认识。(2)翻译 问题总是把关于自己的语言的知识作为一种缄默的知识，而这样一 种知识往往是被(除非有特别必要)排除在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活动 之外的；但解释理论的工作恰恰是要说明这种知识，揭示我们所使用 的语言的语义结构。他写道：

用于解释一种语言(包括我们自己的语言)之表达的令人满 意的理论会揭示重要的语义结构：例如，对复杂语句之表达的解 释便系统地依赖于对较简单的语句之表达的解释。假定我们要 给翻译理论附加上一种关于我们自己的语言的令人满意的解释 理论，那么,我们就会恰恰具备了我们所想要的东西，但却是以 一种不必要的笨拙形式来达到目的的。

因此，可以把关于一种对象语言的解释理论香作是把一种 起揭示结构作用的关于已知语言的解释理论与一种从未知语言 译为已知语言的翻译系统这两者合并的结果。这种合并使得一 切对已知语言的参照成为多余。当抛弃这种参照时，所剩下来 的便是一种起揭示结构作用的关于对象语言的解释理论——当 然，这种理论本身是用我们所熟悉的词语来表达的。①

然而，这样的解释理论仍然面临两个难以解决的问题。(1)任何语 言都要与非语言的经验打交道，如果一种解释理论仅仅是在语义结构 上做文章，它又如何解决语言表达与经验内容之间的关系?(2)进一步

① 戴维森：《真理、意义、行动与事件》,第68页。

说，如果这种解释理论试图对我们的缄默知识作出说明，并把这种说明 看做是相对于解释者的，那么它又如何避免怀疑论的出现?前一个问 题实际上涉及的是实在论问题，而后一个则是与怀疑论有关。

这两个问题正是哲学家们对戴维森观点提出的两点主要批评。 罗蒂在《实用主义、戴维森和真理》一文中指出，戴维森在否定真理问 题与外部实在之间存在等同关系上，与詹姆斯是一致的。他认为，戴 维森把自己的真理论看做并不提供可以使句子与之比较的东西，而 且这种“没有对照的符合”是与拒斥“模式与内容”的二元论密切相关 的，这就使得戴维森的思想与实用主义有了“亲缘关系”。① 根据罗蒂 的分析，戴维森在解释存在问题时，他一方面放弃了把真理与实在相 符合的传统企图，另一方面却否认自己是在拒斥怀疑论问题，这就表 现在，他把自己的真理融合论看做是与符合论并行不悖的。罗蒂指 出，这种做法对我们真正从实用主义的立场处理真理问题无补。按 照戴维森的看法，他并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关于真理的理论，“相反， 他使我们可有理由认为，对于真理，即使不作我们以为需要作的那么 多的哲学思考，我们仍可以相安无事”。因为他所谓的“融贯导致符 合”的观点实际上是说，“从场语言学家观点看，不需要任何可能认为 除语词的意义和世界的存在方式外真理还有更多东西的观点。因此 如果你们想假定这样的观点，对信念的内在真实性，你们就不再会有 任何怀疑论者的疑问”②。

的确，在语言与实在的关系问题上，戴维森早年并没有给予明确 的说明。在《真理与意义》中，他提出把真理看做是一种话语的特性， 强调真理存在于语句、说话者以及说出的时间这三者关系之中。这 种观点难免不受到像罗蒂这种哲学家的质疑，也很容易让人把戴维 森的思想划入实用主义的阵营。然而，他在1983年发表的《关于真理 和知识的融贯论》一文，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实在论立场，把自己的 这种实在论看做是与符合论并行不悖的融贯论。(1)他认为，只要我

① 参见罗蒂《实用主义、戴维森和真理》,载于罗蒂《后哲学文化》,第203页。 ② 同上文，载于罗蒂《后哲学文化》,第224页。

们有了一种正确的认识论，我们就都可以是实在论者。这意味着，我 们可以接受客观的真值条件概念，并把它作为解决意义问题的线索； 同时，我们还可以认为，知识是独立于我们关于客观世界的思想或语 言的。(2)他指出，他的这种融贯论涉及的主要是我们的信念，也就 是所有理解了语言的人都视为真的语句。这样的信念是具有意向、 愿望和感觉器官的人的一种状态，是由信念持有者的身体内外的事 件所引起的状态。他承认，并非所有的信念都可以被看做是真的句 子，因而，他把自己的融贯论着做是处理那些在信念集合总体中大多 数为真的信念。最后，戴维森把他的融贯论归纳为两点：(1)真理是 同事物的存在方式相符合的，在这一点上，融贯论就与真理符合论相 符合；(2)一种使我们能够了解到真理的知识论必须是一种非相对化 的、非内在形式的实在论。由此出发，戴维森提出：“无论我们的信念 在实践中依然是多么坚定，我们都必须接受哲学上的怀疑论。”① 戴维森的这种实在论立场受到了不同哲学家的批评。罗蒂就直 接批评戴维森没有真正贯彻彻底解释的原则，在处理语言和实在的 关系上“犹抱琵琶半遮面”。麦基(C.McGinn)则从认识论的角度批 评了戴维森的彻底解释的立场。他指出，要阐明一种彻底解释的方 法，就是要阐明一套有序的推论步骤，而这就使我们从事先可用于解 释的证据退回到了完全把心理学和语义学的特征赋予解释的主体， 就是说，要用主体的心理学和语义学功能去说明解释的证据，但这样 恰好是把需要证明的东西作为证明的前提了。这里所谓的“主体的 心理学和语义学功能”,就是指解释主体完全相信我们所看到的东西 是客观的，也就是说，相信我们所说的话是真的而不是假的。这样， “宽容”(charity)就成为具有一种可行理论的条件。② 然而，“我们并

① 戴维森：《真理、意义、行动与事件》,第169页。 ② 参见戴维森《真理、意义、行动与事件》,第127页。他在这里写道：“宽容不是 一种选择，而是具有一种切实可行的理论的条件……宽容是强加于我们的；不管我们 是否愿意，倘若我们想要理解他人，我们就必须认为他们在大多数问题上的看法是正 确的。”

不知道究竟什么会是我们要与那些其信念并非为真的人进行解释和 交流的东西。所以，可宽容的方法依赖于关于可解释性条件的论题， 而这个论题反过来又是由关于信念本质的论题加以证明的。或者 说：由于可宽容的方法是唯一可能的方法，因而，认为这偶尔会产生 不正确的结果就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任何东西都无法表明宽容是错 误的。可以被赋予信念的正是关于信念的概念真理，仅当它们主要 地为真”①。

针对罗蒂等人的批评，戴维森在20世纪 80年代对自己的观点作 了进一步的说明，基本上放弃了他早期的融贯论观点，虽然他强调这 种放弃“仅仅是由于用语不当”。但正如他所承认的那样，用语不当 所引发的概念混乱恰恰导致了对自己思想的错误表达，也引起了他 人对自己观点的全面误解。他在写于1987年的《<关于真理和知识的 融贯论)补记》中明确表示，他用“融贯论”这个说法是要表明这样一 个观点：“所有算作是对一个信念的证据或辩明的东西都必须来自这 个信念所属的同一个信念整体。”②这无非是要表明，我们的“真理”概 念完全依赖于我们实际知道的一切，而我们的信念又只能作为它们 所在的信念整体中的一部分才有意义。这样，我们对待信念的态度 不可能完全排除或回避怀疑论的问题，相反，只有勇敢地面对这样的 问题，并试图用我们关于信念的论证去回答这样的问题，怀疑论才会 真正被消除。戴维森认为，罗蒂试图通过一种自然主义的方法消除 怀疑论，但这样无法真正达到目的，关键是要提出能够令怀疑论者信 服的论证，以此表明对真理、信念以及知识的一切怀疑都是站不住 的。他写道：“我与罗蒂的分歧(如果我们确有分歧的话)在于我们对 那些导致取消怀疑论的论证到底有多大重要性的看法不同，在于我 们对那些关于知识、信念、真理与意义的结论的兴趣不同。”③由此可

① 麦基：《彻底的解释和认识论》,载于莱珀尔(E.Lepore)《真理与解释：论戴维 森哲学》,第357页，牛津，布莱克威尔，1986(以下所引此书均为此版本)。 ② 戴维森：《真理、意义、行动与事件》,第189页。 ③ 同上书，第191页。

见，戴维森与罗蒂在解释和真理的问题上观点还是大相径庭的。

四图式与内容

在戴维森看来，严格地说，无论是对信念的解释活动还是对原始 语句的翻译过程，都涉及到这样一个基本概念，即“概念图式”,因为 不同的解释和翻译背后实际上隐藏着不同的概念图式在起作用。以 往的哲学家在谈到概念图式时，都是把存在不同的概念图式作为概 念相对主义的一个借口，而一旦涉及到不同概念图式之间的翻译问 题时，又要求助于一个共同的坐标系，否则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就变 得完全不可能了。对此，戴维森认为，这里的关键是这种概念相对主 义中存在着一个明显的划分，即概念图式与经验内容的区分，而这种 区分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他把它称做蒯因批判的经验主义两个教条 之外的“第三个教条”,也是“经验主义的最后一个教条”。① 戴维森取 消这个教条的努力，是要表明在我们的不同的概念图式中并不存在 一种共同的坐标系，因而我们无法在概念图式与经验内容之间作出 严格的区分。

戴维森讨论概念图式的出发点是为了说明概念相对主义的错 误。从表面上看，概念相对主义似乎是有道理的，但它面临的明显困 境使它无法真正解释不同的概念图式是如何表明信念上的差别。这 个困境就是不同的概念图式之间的翻译必须求助于一个共同的坐标 系。戴维森指出，这个困境的出现首先是基于这样一个基本观点：每 一种语言都与一种概念图式相关，“概念图式有什么不同，语言也就 有什么不同”。但这种“把概念图式认同为语言”的做法似乎表明我 们有两套组织经验的方式，一套是概念图式，另一套是语言，虽然两 者的关系非常密切。在这种情况下，很自然的问题就是：这两者中 间究竟哪一个起支配作用?或者说，是否可以存在不依赖于语言的 概念图式?显然，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应当是否定的。在否定了

① 见戴维森《真理、意义、行动与事件》,第118页。

这个基本观点之后，戴维森主要阐述了产生概念相对主义困境的另 一个重要原因，即不同的概念图式表明不同的语言之间是不可翻 译的。

关于不可翻译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完全的不可翻译，另一种是部 分的不可翻译。“倘若在一种语言里任何范围内的有意义语句都不 能被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那么便是完全不可翻译；倘若某一范围内 的语句可被翻译而另外某一范围内的语句不可被翻译……那么便是 部分不可翻译。”①戴维森主要考察了完全不可翻译的情况，从以下几 个方面反驳了关于图式和内容的二元论。

1.如果要坚持完全的不可翻译，我们就必须弄清语言与信念、愿 望、意向等态度之间的关系，就是说，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语 言是否真正表达了我们用语言试图表达的这些态度?或者说，我们 的语言是否不同于这些态度?对两种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问题，我 们或许可以说，我们不可能用我们所熟知的语言去翻译另一种我们 完全不了解的语言，因为我们无法理解那另一种语言。然而，戴维森 指出，这里立即面临的问题是，我们是如何知道我们完全不了解那另 一种语言的呢?如果按照完全不可翻译的论点，我们不仅在两种不 同语言之间无法翻译，而且在同一种语言中也无法完全翻译，因为我 们不可能完全理解他人用我们熟悉的语言表达的内容。根据这种推 论，我们的一切交流都是不可能的。这个结论显然是与实际情况不 符的。而导致这个结论的根本原因，就是相信我们的概念图式与经 验内容是不同的两个东西，所以不同的概念图式无法完全解释相同 的经验内容。

2.不可翻译的观点在当代哲学家思想中多有表现，特别是库恩 关于“不可通约性”的观点和斯特劳森关于“不同的可能世界”的观 点，在当代哲学中有很大影响。虽然这些观点的出发点不同，但它们 都以二元论为基本前提：斯特劳森强调的是概念与内容之间的区分，

① 戴维森：《真理、意义、行动与事件》,第113页。

就是说，我们可以使用一种确定的概念体系来描述可供选择的多种 宇宙；而库恩则坚持一种关于总体的图式与未被解释的内容之间的 二元论，就是说，我们可以想像，对同一个世界，不同观察者用彼此之 间不可通约的概念体系来观察这个世界。然而，在戴维森看来，这两 种二元论(特别是第二种)都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它们都试图在理论 与语言之间作出区分，而这种区分的结果就是导致这样的认识：我们 可以通过改变我们的谈话方式去产生更好的科学图景。戴维森认 为，这种观点的错误就在于把谈话方式的变化看做是我们概念图式 变化的重要根据。由于我们的概念图式以及我们的语言都应当被看 做是外延性的，因而我们无法理解概念(语言)的经验内容是如何与 概念(语言)本身相区别的。

3.蒯因对分析与综合区分的抛弃，似乎为概念相对主义提供了 一个有力证明。但戴维森指出，放弃分析与综合的区分并不意味着 我们可以把一切语句都还原为经验内容，相反，蒯因给我们的提示却 是我们可以在放弃分析这个概念的同时保留“语言体现了一种概念 图式”这种看法，因为蒯因的观点告诉我们，经验内容本身就是通过 我们已经掌握的概念得到的，这样，如何用概念去组织这样的经验内 容就成为抛弃了分析与综合区分之后必须要做的工作。而戴维森主 张，把我们的语言活动区分为起组织作用的概念体系和有待组织的 事物，这本身就是另一种二元论。这种二元论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例 如，沃尔夫(B.L.Whorf)就认为，存在某种外在于一切概念图式的 中立的共同事物；费耶阿本德也认为，我们可以通过在概念体系或说 出语言之外去选择一个视点，来比较彼此不同的概念图式，而这个视 点一定是独立于一切概念图式的。这种二元论的错误就在于，它把 语言形式与经验内容截然区分开来。戴维森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 明这样的区分是完全不必要的。他说：“除非一个单一的对象被理解 为包括或就在于其他对象，否则的话，我们就无法赋予组织该单一对 象这个概念以清晰的意义。组织一个橱柜就是收拾其中的东西。倘 若你被告知不要组织其中的鞋和衬衫，而是要组织橱柜本身，你便会 大惑不解。你如何组织太平洋呢?这无非是清理海岸，或许还要重新确定其中岛屿的位置或消灭其中的鱼。”①

4.哲学家们区分图式与内容的最重要的理由是，认为概念图式 是用来“组织”经验内容的。对此，戴维森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明确 指出，在根据这个理由坚持这个区分的哲学家心目中，“组织”的概念 具有双重含义。其一是认为，组织经验的活动必定事先预设了一个 语言标准，正是根据这个标准，我们的概念才能完成组织经验的工 作。但戴维森已经表明，这个标准是不存在的，因为我们所要组织的 正是我们所经验到的众多事物，而“一种组织这类实体的语言必须是 一种非常像我们自己的语言”;换言之，我们只能用我们的语言来组 织所谓的经验内容，而这样的经验内容又必须是我们所经验的事物。 这样，经验内容与我们的概念图式就是无法截然区分的。其二，哲学 家们还认为，可以组织经验内容的只能是语言或概念图式。戴维森 指出，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对经验内容的理解未免就过于狭隘了。 即使我们把“组织”经验内容扩大为“处理”经验内容，那么,我们同样 无法承认概念图式与经验内容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因为我们所 处理的经验内容并不是具体的指称对象或具有指称性的语词，而是 面对经验法庭的整个语句以及由语句构成的语言系统。在这里，整 个语句以及语言系统本身就是对经验内容的“处理”,并不存在一个 独立于语言同时又需要语言去面对的经验内容。

5.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戴维森认为，对概念图式与经验内容作出 区分的最终根据是错误地理解了“真”这个概念的意义。我们通常会 承认，一个理论适合或承认可能的感觉经验的总体，这就意味着这个 理论是真的。但这里的适合经验总体并不能保证理论一定为真，因 为这样的经验总体并不能使语句为真。使语句为真的应当是我们所 经验到的事实，而这里的事实同时并不能完全脱离我们的语句本身 存在，或者说，使语句为真的正是我们的语句赖以存在的语言系统本 身。由此，戴维森关于真理概念就提出了两个重要观点：(1)我们根

① 戴维森：《真理、意义、行动与事件》,第121页。

本无法独立地理解真理概念，因为它本身就在我们使用的语言当中； (2)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就无法理解每个概念图式在我们的语言活动 中都占有一个独立的位置并提供一个观察点的观点。

根据以上对完全不可翻译论题的批判，也就是对图式与内容之 区分的批判，戴维森进一步指出，所谓的部分不可翻译论题，同样是 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不同的概念图式可以根据它们的共同部分作 出翻译或对比，但这种假设的“共同部分”却首先需要一种关于可翻 译的理论。我们知道，任何这样的一种理论都需要对语句的信念归 属问题给出解释，也就是说，当我们说一种语言正确地翻译或解释了 另一种语言时(即在另一种语言中为真时),这就表明我们对后一种 语言有了充分的了解，也就是对使用后一种语言的说话者的信念有 了充分的了解，因为不理解说话者的言语就不可能在说话者的信念 之间作出细致的区分。这里显然面临了一个悖论：部分不可翻译论题 要求与被翻译的语言具有共同的部分，而这个部分却是用于翻译的语 言使用者必须了解的内容。这就意味着，如果我们要用我们熟悉的语 言去翻译另一种语言，我们就必须对所要翻译的语言有充分的了解。 戴维森指出，这个悖论的出现是由于我们习惯于把我们知道某人的信 念为真当做了他的信念的确为真。要避免这个悖论，我们就必须承认 我们仅仅是把“真”这个谓词赋予了说话者的言语，并没有赋予他的信 念本身。我们是在“向一个说话者的语句指派仅在该说话者认为这些 语句为真的情况下(在我们自己看来)才实际成立的成真条件”①。

这也意味着，我们所理解的真理概念不过是对使用相同语言的 入来说才是有意义的。但这也说明，当我们要确定一个语句是真的 或有意义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在对说出这个语句的说话者的信念作 出什么断定，而仅仅是说明我们可以在可理解的意义上去理解这个 语句，或者说，我们是用我们所熟悉的语言去理解其他我们所不熟悉 的语言，而这样的理解是建立在“宽容”的基础之上的。这里所谓的

① 戴维森：《真理、意义、行动与事件》,第127页。

“宽容”,就是指我们承认使用我们所不熟悉的语言的说话者与我们 具有相同的概念图式，或者可以按照我们所理解的方式去使用自己 的语言。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另一种语 言的，但我们并没有由此为另一种语言确立一种判定标准。相反，我 们的理解完全是基于承认另一种语言的使用者在大多数问题上的看 法应当是正确的或者说是真的。

戴维森关于概念图式的上述观点在西方哲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 响。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指出了概念图式与经验内容的区分 是经验主义的《第三个教条》。这对于打破哲学家们原有的二元论观 念具有重要启发意义。早在1984年，克劳特(R.Kraut)就在他的著 名文章《第三个教条》中对戴维森思想的意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①同 样，巴龙(D.Baron)在他的《概念相对主义和翻译》一文中也对戴维森 的思想给予了进一步的论证。②但正如麦基所指出的那样③,戴维森在 这里似乎仍然犯了一个把要证明的论题当做证明的前提的错误。索 姆斯则认为，我们可以翻译另一种语言，这并没有证明我们与那种语 言使用者具有相同的概念图式，相反，我们从翻译中得到更多的是我 们对概念图式差异的认识。索姆斯由此指出：“即使是那些我们可以 翻译和解释其话语的人，也可能具有完全不同于我们的观点，这就足 以说明他们具有完全不同的概念图式。最后，我们发现没有理由相 信，不可能有这样的说话者，他们的概念图式与我们的完全不同，因 而我们无法翻译他们的语言。就此而言，我们只能得出结论，戴维森 反对另一种概念图式的情况是错误的。”④国内有学者认为，戴维森 放弃图式与内容二元论的一个最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了一种“融贯一

① 参见克劳特《第三个教条》,载于莱珀尔《真理与解释：论戴维森哲学》,第 398—416 页。 ② 参见巴龙《概念相对主义和翻译》,载于普赖尔(G.Preyer)、西贝尔特(F.Sie belt)和尤菲格(A.Ulfig)《语言、心灵和认识论：论戴维森哲学》,第150—152页，克鲁 威尔学术出版社，1994。 ③ 参见本书第829—830页中麦基对戴维森关于解释与翻译理论的批评。 ④ 索姆斯：《意义的时代》,载于索姆斯《20世纪的哲学分析》第2卷，第330页。

致的符合论”:“理解性和相互交流的概念导向了公共性，而公共性的 概念又导向了客观实在性，这是一种无对照的真理观，是一种并非建 立在指称概念基础上的融贯一致的符合论。”①

客观地说，戴维森对概念相对主义和图式-内容二元论的批判在 后来的分析哲学发展中并没有被完全接受。虽然不少哲学家承认他 的思想是对蒯因以及后期维特根斯坦思想的一个发展，但他的论证 本身却并没有足以使人完全信服他的批评的有效性。其中一个重要 问题就在于，从他的以上论证中可以看出，他所揭示的概念相对主义 面临的悖论并不是这种相对主义的症结所在，因为从不可翻译性并 不能得出存在完全不同的概念图式这个结论。无论是完全的不可翻 译还是部分的不可翻译，有许多因素导致翻译的失败，而不是某一种 因素在其中起作用。在反对图式与内容的二元论上，戴维森的确以 敏锐的目光抓住了以往哲学中的一种思维定势，他的批评对于从整 体上把握意义和真理问题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然而，问题似乎并 没有这样简单。在戴维森所揭示的这种二元论的背后，其实隐含着 我们对概念图式的不同理解。如果仅仅把概念图式看做组织经验内 容的形式，对二元论的指责似乎可以成立；但在更多的哲学家那里， 概念图式决不仅是这样的形式。例如，斯特劳森指出：“我们拥有关 于物质事物的单一时空系统的观念，这种观念就是，每个物质事物在 任何时刻都是以各时代的各种方式与每一时刻的其他事物在空间上 联系起来的。毫无疑问，这正是我们的概念图式。”②蒯因则认为，概 念图式就是入们的认识本身；而普特南把概念图式径直理解为我们 的语言，认为我们的语言在表达实在的过程中就把实在融入到了语 言之中。他说：“我们所谓的‘语言’或‘心灵’的成分深深地渗入我们 所谓的‘实在’,以致我们把自己看做是对‘独立于语言’之物的‘描绘

① 张妮妮：《意义、解释和真——戴维森语言哲学研究》,第97—98 页，中国人民 大学博士论文，2004(未刊稿)。 ② 斯特劳森：《个体：论描述的形而上学》,第35页，伦敦和纽约，梅休因，1959。

者’,这个纲领不幸从根子上就是有害的。”①这些观点表明，戴维森把 概念图式与经验内容截然区分开来并以此作为批判的对象，似乎并 不完全符合其他哲学家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因而他的批判也就失去 有效的说服力了。

五行动与事件

行动哲学是戴维森哲学中最具特色的部分，也是他的哲学被看 做是新实用主义的主要根据。他的行动哲学来源于他在语言哲学中 的彻底解释立场。因为彻底的解释要求引入说话者的话语语境和相 关环境，特别是要考虑到说话者的命题态度等因素，于是他就提出了 一种关于能动作用的理论。

戴维森在《行动、理由和原因》中首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当我 们用行为者的理由去解释他所履行的行动时，这个理由和行动之间 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戴维森认为，这应当被看做是一个解释关系， 就是说，这个理由通过把这个行动加以理性化而对它作出了解释。 只有当行为者是出于那个理由去行动时，这个理由才对这个行动加 以理性化。戴维森的核心观点是要“捍卫一种古老的和常识性的立 场，即理性化就是一类因果解释”②。为此，他提出了两个重要观点： (1)为了理解任何理由是如何对一个行动加以理性化的，我们就必须 至少大体上知道如何去构造一个最初的理由(a primary reason);(2) 对一个行动提出的最初理由就是这个行动的原因。他认为，这种“最 初的理由”就是一对心理状态，其中一个是“信念状态”(a belief state),另一个是“前态度”(a pre-attitude),包括了欲望、希望、冲动、 驱使以及各种道德观点、美学原则、经济学成见、社会惯例、公共的和 个人的目的和价值等。从以上这两个观点出发，戴维森进一步提出 了解释一个行为者所做行动的最初理由的必要条件，即一个理由之 所以被称做最初的理由，是由于它能够说明行为者在某个特定条件

① 普特南：《戴着人类面孔的实在论》,第25页，哈佛大学出版社，1990。 ② 戴维森：《论行动与事件》,第3页，牛津大学出版社，1980。

下为什么要从事这个行动；同时，这个理由应当被看做包含了这个行 为者从事具有某种特征的行动的前态度以及这个行为者在某种条件 下具有这个特征的信念。这就说明了，行为者从事某个行动，完全是 因为他有从事这个行动的理由。

戴维森把“行动”理解为身体的运动、具体可记载的事件。根据 戴维森的观点，一切行动的完成都是有理由的，虽然有时从表面上很 难判断或辨别某个行动的理由是什么。行动和理由之间的联系通常 被看做：否定行动解释是因果解释的理由，比如，因果联系是偶然的， 但有意图的行为和具有这种意图的行为者之间的联系却不是偶然 的，但戴维森则提出理由反对这种着法。他认为，这里的关键是在事 件描述之间的逻辑关系，而不是事件本身之间的逻辑关系。他承认， 我们的行动有时并不是出于某种潜在的理由，但这并不说明这样的 理由是不存在的，臂如，我们购买邮票的行动解决了邮政工人的工 作问题，虽然我们并不是出于这个理由而去购买邮票。实际上，戴 维森是强调把“行动”、“信念”、“命题态度”和“意图”等概念联系起 来考虑，它们构成了“可比的对子”(matched sets)。这里涉及对理性 化行动和非理性行动的思考。戴维森的目的是要表明一切行动都 是有理性的，或者说，都是可以加以理性化的；即使是通常认为非理 性的行动，也应当看做是“理性范围中的失败”,而不是“无理性的” 或“反理性的”。

戴维森对待行动的这种态度完全是整体论的，因为他强调行为 者的态度必须服从理性的规范，这就表明行为者的态度对他的行动 来说一定是必需的；而要赋予行为者一种有具体内容的态度，就必须 赋予他无限的具有相关内容的态度。.例如，我们要使某人相信美国 总统是选举出来的，我们就必须使他相信有关美国政体以及选举制 等方面的相关信念。由于“态度”概念是无法与“行为者”的概念完全 分离的，所以，在戴维森看来，它们应当是因果性概念。这样的因果 概念是一种回溯式的，就是说，总是要求回头看引起事件发生的原 因。当然，无论是整体论态度还是回溯式因果概念，这些都表明了戴 维森的行动哲学完全依赖于行为者的意向，依赖于行为者根据自己的意向完成的行动。这与传统实用主义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不同 的是他更重视以分析的方式指出所有的行动都是理性的活动，从而 排除了传统实用主义遗留下的行为者的神秘意向问题。

如何解释意向问题，这是戴维森行动理论的关键所在。安斯康 在《意向》一书中把“意向行为”概念分为三种，即具有意向的行动、意 向地行动和意图去行动。戴维森在讨论行动和理由的关系时接受了 这种区分，认为第一种意向观念是最为基本的，而意向地行动其实就 是具有某种意向的行动，所谓意图去行动则完全可以解释为前面两 种观念。但他在1980年承认，他的这种观点完全错了，因为恰好是最 后一种“意向”概念决定了另外两个概念。这样，他原来认为的那种 确定任何行为得以完成的意向就不再是指任何实体或状态。① 在这 里，戴维森放弃了他最初持有的一种看法，即认为没有脱离行动的意 向，一切意向都是与行为同时发生的，转而重新考虑意向行动的性 质。他提出：我们有时会有一些意向，而随后才会根据这些意向采取 行动，这说明，意向是可以先于行动的，但任何的行动都是具有意向 的，或者说任何行动都是在某种意向的驱使下完成的。戴维森认为， 意向的内容可以表达为全面的评价性命题，这种命题表明了，某个行 动比其他的行动会更好一些。虽然戴维森不再坚持意向必须与行动 同时存在或为“同时性范畴”(syncategorematic),但他仍然认为，任何 行动都是以意向的存在作为前提的，换句话说，安斯康区分的第二种 和第三种意向行为其实是一回事。这样，行动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 的意向内容。

从戴维森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关于行动、理由以及意向的观点 大致可以这样来表达：意向性的行动可以用恰当的方式求助于行为 者的理由加以解释，而用来解释这种行动的理由则是行为者的信念 和前态度。当人们出于某种理由去行动时，恰当的信念和前态度就 带来了人们的行动。这样，当我们用理由去解释行动时，我们实际上

① 参见戴维森《论行动与事件》,第Ⅲ页，牛津大学出版社，1980。

是在引证行动的原因；而把行动的意向性解释为行动与行为者的信 念和愿望之间的关系，则否定了因果解释中的意志因素。在《意志软 弱是如何可能的?》一文中，戴维森否定了在因果解释中存在任何意 志因素。他认为，行动的理由就提供了可以作出推理的前提，而结论 则是对应于行动。例如，我去音乐厅是要去听一场歌剧。这个前态 度就是我作出潜在推理的一个前提，而我相信去音乐厅是听歌剧的 一种方式，这又提供了另一个前提。我的信念所提供的这个前提就 是我所相信的东西，但我的前态度所提供的前提则是难以达到的。 由于我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去听歌剧，这样，我的愿望本身就构成了一 个初步的评价性命题。戴维森认为，这种命题就是对我的前态度的 一种自然表达。

“全面的评价性命题”(all-out evaluative propositions)或“评价性 结论”(evaluative conclusion)概念在戴维森的行动理论中处于重要地 位。根据他的论述，这个概念包含了两个内容。(1)它表明了我们希 望履行的行为与其他行为具有可比性，就是说，表明我们的行为要更 好于其他的选择；(2)这种评价总是有关当下发生的具体行为的，它 不同于我们最初的前态度，就是说，可欲求性(desirability)总是某个 具体行动的特征，而不是某类行动的特征。这表明，任何行动都具有 评价的特征，而意向内容正是这种特征的具体表现。在戴维森看来， 这样的意向内容不仅体现在我们的行动中，而且体现在“未来的意 向”中，即相信某个行动将会发生。这种未来的意向就是某人对未来 行动可能产生效果的“信念”。这样，我们的信念就构成了未来意向 的条件，而对行动的全面评价正是由我们对行动的信念决定的。

事实上，戴维森对行动意向的解释完全是根据我们日常行为的 基本认识。例如，如果一个人想要早点离开晚会是因为晚会的音乐 声音太闹了，那么他或她早点离开的意向并不是他真的早些离开的 理由；相反，他或她的行动理由是与他的意向同时出现的，即他或她 的行动理由是不喜欢吵闹的音乐，而他或她的意向则是早点回家。 同样，我有一张电影票这并不是我去着电影的理由；相反，如果我相 信我可以去看电影，我就会想到去弄一张电影票。这样，行动的意向就不是行动的理由，而只有对行动的信念才能构成对行动理由的最 终解释。他说：“意向性行为并不是一类行动，或以有点不同的方式 来表述这一点，有意地做某件事情并不是做这件事情的一种方式。 说某人有意地做某件事情，便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来描述该行动，这种 方式与当事人的信念和态度具有一种特殊关系。”①这表明，行动的意 向既不能用来解释行为的理由，也不能作为一种类似身体活动的行 动。意向活动本身仅仅表现为我们以表达意向的语词来描述我们的 身体行为，或者说，在我们对行动的理由的解释中，并不能用表达意 向的语词，而只能用表达信念的语词，因为只有信念词，才真正表达 了我们的意向活动。

戴维森通过信念分析来对行动理由和行动意向作出区分，旨在 说明我们通常理解的心理事件其实就是对物理事件的另一种表达方 式。在他看来，一个行动可以被理解为一个事件，因为它涉及到一个 行动者和行动对象的关系或不同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在这种意义 上，我们可以把对一个行动的描述看做是对一个事件的描述，而且， 实际上，我们所拥有的所有行动描述其实就是事件描述。我们通常 理解的事件可以分为物理事件和心理事件。所谓“物理事件”,就是 对发生在公共空间中的客观外在事件的描述，它们是可以为人们观 察和验证的；而“心理事件”则是用表示心理活动的动词描述出来而 又被看做是发生在内心的活动，它们往往被处理为不同于物理事件 的一种个人行为，在句子中以第一人称的形式出现。戴维森对这种 区分重新作出了规定。他认为，如果我们用表示心理活动的动词作 为心理事件的标志，我们就无法包含那些表达了命题态度的心理动 词。而实际上，我们在谈论心理事件时，更多的是指包含了这些心理 动词的语句。所以，戴维森就把“心理事件”定义为那些包含了心理 摹状词(mental descriptions,就是指具有这种形式的摹状词：“作为 M 的那个事件”,其中的 M可以替换为至少包含一个心理动词的表达

① 戴维森：《真理、意义、行动与事件》,第241页。

式)或对事件存在一个心理开语句(mental open sentence,就是指具有 这种形式的开语句：“事件 x是 M”,其中的x是任意的关于事件的表 达式，M则可以替换为至少包含一个心理动词的表达式)的事件；而 “物理事件”则是那些仅仅包含了物理词汇的摹状词或开语句所辨别 出的事件。根据这种标准，戴维森认为，心理事件的显著特征并不在 于它是私人的、主观的或非物质的，而在于它展现了“意向性”特征。① 正是这种特征使得心理事件有了容易引人误导的表象，即它们往往 被看做是与物理事件完全不同的一种事件。然而，根据戴维森对行 动理由和行动意向关系的分析，如果我们无法把行动的理由归结为 意向活动，也就是说，无法把意向活动本身也看做是一种行动，那么 我们也就无法把具有意向性特征的心理事件看做是如同物理事件一 样的东西，因为在戴维森看来，行动就是事件。

自《行动、理由和原因》发表之后，戴维森的观点在英美分析哲 学中引起了轩然大波。传统观点认为，我们的一切行动都是有原因 的，而这样的原因在某些条件下就可以被解释为行动的理由。例 如，我去电影院看电影这个行为的原因是我要看的电影本身具有某 种吸引力，而正是这种吸引力构成了我去看这场电影的理由。同 时，我去看电影的意向驱使我去完成了这个行动。这就把行动的意 向与行动的完成看做两个独立的东西，并且意向构成了行动得以完 成的理由。然而，戴维森则严格区分了行动的理由和原因，并把行 动的意向解释为行动本身的内容。这导致了当代西方行动理论中 的两个重要变化：(1)在行为解释中用因果关系取代了理由说明， 把一切行为的理由都归结为可以还原为物理规律的因果解释，这就 消除了意向性概念在行为解释中的作用；(2)用事件概念取代状态 或态度概念，把心理事件归结为物理事件，从而把“事件”确立为行 动解释的本体概念，以“事件”作为解释一切行动的基础和出发点。 正是这两个重要变化确立了戴维森在当代行动哲学中不可替代的

① 参见戴维森：《真理、意义、行动与事件》,第247页。

地位。①

六变异的一元论

戴维森在心灵哲学中的重要贡献是提出了一种非还原的唯物主 义，即他所谓的“变异的一元论”(anomalous monism)。这种观点认 为，每个事件以及对象都是物理事件和对象，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心 理规律，就是说，没有用心理谓词表达的严格规律。这样，也就不存 在把心理描述的事件和物理描述的事件联结起来的严格的心理-物理 规律，在心理类事件和物理类事件之间就不存在严格的规律性的东 西。戴维森的做法是把心理事件等同于物理事件，但他又否认通常 归于心理事件的东西可以满足于归于物理事件的东西。

戴维森对这种变异的一元论的论证基于三个假设：(1)某些心理 事件是与物理事件在因果上相互作用的(因果互动原则);(2)具有因 果联系的事件一定符合某个严格的规律(因果性的法则性质原则); (3)不存在可以用来断定和解释心理事件的严格规律(心理事件的变 异论)。根据他的思想，如果不存在严格的心理规律，那么所有严格 的规律就都应当是物理规律；用物理规律描述的事件也就应当是物 理事件，但心理事件又是可以通过因果链条与物理事件相互作用的。 这样，心理事件就只能是用物理规律描述的物理事件的一种特例。 在这里，戴维森的立场基本上是一种单例同一论，他把心理事件和物 理事件都归结到具体的行动者完成某个语言交流活动的场景，把行 为者(说话者)的环境看做是在确定心理事件和物理事件的关系中起 决定作用的因素，这也反映出他思想中的实用主义精神。

戴维森的这些思想最早出现在他的《心理事件》一文中。他明确

① 20世纪60年代，英美哲学家在行动哲学中主要讨论的问题是自由、时间、自 我以及实践理性等。由于戴维森的工作，到了70年代之后，哲学家们更多地关注意 向、同一性、事件、心理学、因果关系以及身心问题等。这就使行动哲学与心灵哲学、 认识论等有了更为密切的关系。参见巴斯摩尔《哲学百年·新近哲学家》,第674— 688页；斯特劳森《思想和行动哲学研究》,牛津大学出版社，1968;莱珀尔和麦克劳克 林《行动与事件；论戴维森哲学》,牛津，布莱克威尔，1985。

指出：“变异的一元论断言一切事件都是物理的，在这一点上它类似 于唯物主义，但它拒斥这样一个通常认为对于唯物主义是必不可少 的论题，即可以对心理现象作出纯物理的解释。”①他提出这种一元论 是为了区别于另外三种关于心理事件和物理事件关系的理论。一种 理论是认为，在这些事件中的确存在着相关的规律，而这些事件本身 就是这种规律的具体体现，他称之为“法则的一元论”(nomological monism),他认为唯物主义就属于这样的一元论；另外一种理论是认 为，在这些事件中存在着具有不同作用的规律，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分 别支配着物理事件和心理事件，并且它们可以是平行的，或者心理规 律仅仅作为物理规律的附加规律，他称之为“法则的二元论”(nomological dualism),身心关系理论中的平行论、交互作用论以及副现 象论等就属于这种二元论；还有一种理论是认为，我们一方面可以接 受身心二元论，但另一方面拒绝接受存在着可以把心理事件与物理 事件联系起来的统一规律，他称之为“变异的二元论”(anomalous dualism),笛卡尔主义就属于这种二元论。根据戴维森的论述，他所 支持的所谓“变异的一元论”主要包含了以下主张②:

1.承认一切事件都是物理事件，但这并不意味着非物理的事件 可以还原为物理的事件，或者可以用物理规律解释非物理的事件。 承认物理事件的前提不是要把一切事件都用解释物理事件的方式加 以解释，而仅仅是为了表明，并不存在能够既解释物理事件又解释心 理事件的所谓“心理-物理规律”。戴维森否认这种规律的存在是出于 以下的考虑：一旦我们承认了这种规律的存在，也就是意味着我们可 以用解释心理事件的规律去解释物理事件，因为即使是用来解释物 理事件的规律也很容易被看做是根据解释者的心理活动而构成的。 因此，为了避免这种可能性的出现，他就直接把一切规律都看做是只

① 戴维森：《真理、意义、行动与事件》,第251页。 ② 根据戴维森的统计，这种一元论同时为以下哲学家所支持：费格尔、休梅克 (S.Shoemaker)、卢斯(D.R.Luce)、泰勒、内格尔和斯特劳森等人。参见《真理、意 义、行动与事件》,第250 页注⑩。

能解释物理事件的物理规律，完全否认存在所谓的心理规律。

2.心理事件与物理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只能是个别事物之间的 关系，就是说，我们只能根据具体的事件过程确定心理和物理之间的因 果，但无法把这种关系归结为某种具有规律性的东西。退一步说，即使 我们可以采纳某种规律的说法，我们也只能以某种具体的方式来描述 某个具体事件，才能说是依据规律对那个事件作出说明或预言。这里 的关键在于：(1)当我们谈论心理事件与物理事件的因果关系时，我们 并没有预设关于这两种事件的二元论；(2)任何事件只有在被描述为心 理事件时才是心理的，因而，“被描述为”在这里就至关重要；(3)“当一 些事件作为原因和结果而被联系在一起时，它们具有例示一个规律的 描述表达式。它并没有说，每一个真的单称因果陈述例示一个规律。”① 3.由于每个心理事件都只能用物理概念加以识别确认，因而每 个心理谓词也就完全有可能具有相应的物理开语句(physical open sentence)。这样的物理开语句表面上具有规律的逻辑形式，但不同 于戴维森所谓的“似规律”(law-like),而是一种把心理事物与物理事 物联系起来的真的普遍陈述。戴维森把这种陈述称为“异形概括” (heteronomic generalization),认为我们的大部分知识都属于这样的 概括，它们的外表形式诱使我们相信，即使表达了心理事件的规律也 如同物理规律一样具有普通的作用。然而，如果从产生某个具体事 件的环境以及表达这个事件的当事人所具有的特定信念、意向等心 理因素出发，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除非在一种关于当事人的信 念、愿望、意向和决定的可行理论的框架之中，否则，我们无法以可理 解的方式把任何一种命题态度归诸于那个当事人”②。

4.心理事件与物理事件各自涉及的实在领域是完全不同的，在 这两种实在领域之间不可能有密切的联系。在戴维森看来，这是因 为物理变化是可以根据某种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作出说明，而心理 变化则是根据产生当事入心理活动的具体背景加以解释。具体地

① 戴维森：《真理、意义、行动与事件》,第252页。 ② 同上书，第 260页。

说，对心理事件的解释不仅是根据心理活动本身，而且是根据我们随 时调整理论的能力，也就是说，在作出这种解释的过程中，我们应当 能够随时调整我们的解释理论以适应心理事件发展的不同阶段。由 此戴维森认为：“我们必须得出如下结论：只要我们把人设想为有理 性的动物，在心理事物与物理事物之间法则上的松弛关系便是必 要的。”①

根据以上主张，戴维森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使某人知道物理世 界的全部历史，并且每一个心理事件都同一于一个物理事件，也不会 因此而认为他能预言或说明一个单一的心理事件(当然，这是就被如 此描述的心理事件而论)。”②戴维森把这个结论看做是恰当地说明了 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中表达过的这样一个观点，即当我们 说人是自由的时候和当我们把人看做是受自然规律支配的时候，我 们是在不同的意义上和关系中来思考人的，所以，人的自由与自然的 必然性应当可以很好地被统一在一个主题之中。同样，当我们谈论 物理事件及其规律的时候，并不妨碍我们谈论心理事件，但我们是在 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谈论它们；而且，我们只能用物理事件的规律去解 释心理事件，而不是相反，因为根本不存在我们能够据以预言或说明 心理事件的规律。正是根据这种思想，戴维森的“变异一元论”往往 被看做属于实在论的阵营。

然而，在发表于1997年的《不确定性和反实在论》这篇文章中，戴 维森却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反实在论立场：“某些反实在论很好地表 达了在真理概念上的认识限度。可以认为，当我们的认识能力在确 定某个句子的真假方面是有缺陷的，我们就应当规定，这个句子没有 真值，或者我们应当使用真的某种还原的意义。结果是一样的；真实 的东西或真的东西被切割为适应有效知识形式的模样。”③当然，戴维 森并不关心外部世界是否独立于我们的认识能力而存在，他在这里

① 戴维森：《真理、意义、行动与事件》,第262页。 ② 同上书，第 264页。 ③ 戴维森：《主体、主体间和客体》,第69—70页，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2001。

主要讨论的是以翻译的不确定性或解释的不确定性质疑心理状态和 心理事件的实在性。他认为，一旦我们接受了解释的不确定性，那么 我们就必定怀疑命题态度的地位问题。但他又提出，接受不确定性 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定要放弃真的概念。他说，我们关于人们的所信、 所欲、所想和所望的许多信念和陈述都是真的，因为人们的确有这些 态度，但这些态度只是人们以某种方式去行为的倾向(dispositions), 它们反过来也都是生理状态，并最终成为物理状态，但意向性的描述 则无法还原为行为描述或物理描述，所以无法把它们合并为严格的 规律体系。他写道：“变异一元论并不是说，心理事件和心理状态完 全是由所有者投射到行为者身上的；相反，它认为，心理事件是与物 理事件一样真实的，与物理事件是一致的，这些状态的属性是客观 的。”①戴维森的结论是，我们对我们句子的解释与他人的解释并没有 共同的标准，相互解释所提供的仅仅是我们自己拥有的标准。他在文 章的结尾说：“我们不应当因为无法提供一个用来判断这个标准的标准 (如用一个标准来检验标准的米尺是否真的是一米长)而感到失望。我 们的结论应当是：如果我们对他人命题态度的判断不是客观的，那么任 何判断都不是客观的，客观性概念也就没有了用武之地。”②

戴维森晚年出版的文集《主体、主体间、客体》特别关注三种命题 知识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从心灵哲学的角度对身心问题给出了新 的解释。他指出：“我们都有关于我们自身心灵的知识、关于他人心 灵内容的知识以及关于共有环境的知识。第一人称知识明显地表现 为，我们可以对我们的所信、所欲、所想以及其他态度合情合理地作 出一种独一无二的、具有权威性的断言。第二人称知识以及关于自 然界其他内容的知识不具有这样的权威性，但它们之间的不同则在 于，我们关于他入心灵的知识是规范的，而后者则不是。然而，这三 种知识都是客观的，就是说，它们的真都是独立于它们被相信为真。 这明显表现在第二种情况中，但也同样表现在关于我们自身信念和

① 戴维森：《主体、主体间和客体》,第72页，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2001。 ② 同上书，第84页。

其他态度的信念情况中：这种信念可能是错的。我们所有的知识也 都是客观的，就是说，就大部分而言，它们都可以被表达为概念，这些 概念在公众共有的事物图式中占有一席之地。”①

戴维森还放弃了追问是否存在关于命题态度的事实问题，认为 我们只要接受了蒯因的不确定性论题，那么就抛弃了第一人称权威。 他还提出了关于从婴儿的前语言和前概念思维转变为拥有语言、信 念和其他命题态度的过程问题，认为我们并没有这样的词汇去描述 这个变化的最初阶段，但可以用各种语言所需要的语义学理论去表 明几个主要步骤。

首先，在对概念的呈现上，戴维森以整体论阐明了心灵中各种相 互依赖的不同方面。例如相信一个事情就意味着相信许多其他的事 情，而确定一个信念的东西就是这个信念的命题内容，这样的内容就 是对概念的掌握。他写道：“由于信念是被个体化的，是用它们之间 的相互关系来确定的，所以，只要有一个信念就一定会有许多的信 念。信念相互支持、相互赋予内容。信念也相互具有逻辑关系。结 果，只有当某入的信念是相互一致的，才可能确定这些信念的内容。 因而，理性的程度或一致的程度就是拥有信念的条件。”②

其次，戴维森指出，我们无法完全根据关于物理事件的描述去涵盖 关于心理事件的描述，因为在对心理事件的描述中总是存在着一个完 全没有使用语言的早期阶段，这就使得对思想呈现的描述变得很困难 了。他认为语言表达不仅可以使听者产生理解，还可以使听者产生联 想，就是说，语言表达的语境使得说出的某个句子具有了确定的意义。 但婴儿说出某个句子或语词的时候，往往是缺乏语境的，我们只能根据 婴儿的行为和对外界刺激的反应来确定他们说出的句子或语词的意 义。在这里，婴儿用语词表达的意向或愿望就像动物的叫声想要表达 的内容一样。他写道：“存在一种前语言的、前认知的情况，在我看来， 它构成了思想和语言的必要条件，这个条件可以不依赖于思想而存在，

① 戴维森：《主体、主体间和客体》,第Ⅲ页，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2001。 ② 同上书，第124页。

因而是在思想之前的。在非人类的动物和小孩子的情形中，这个条件 都是可以得到的。基本的情况是涉及到两个或更多的生物同时相互作 用，并与他们共有的世界相互作用。这就是我称做的三角关系(triangulation)。这是一种三重作用的结果，但从这两个行为者的观点看则是 一种两重作用：每个人都是同时与世界和另一个人相互作用。”①在戴维 森看来，这种三重关系对于思想的呈现至关重要，因为没有这种三重 关系我们就无法说明思想的两个重要方面，即思想的客观性和思想 关于外在世界的经验内容。

再次，从思想的客观性出发，戴维森把思想和语言都看做是社会 的，因为正是两个人把他们对外在世界的反应相互联系，才产生了思 想以及语言；每个人在社会中的相互作用使得我们可以说明经验是 如何规定我们的思想。一旦没有他人对相互作用环境的共同反应， 也就不存在对我们所反应的这个世界究竟如何这个问题的回答。戴 维森提出，行为者和他们相互作出反应的环境之间的关系对思想来 说是必需的，但并不是充分的，因为这种关系同样存在于动物之中。 所以，我们必须认为这种情况是可以独立存在的，就是说，这样的关 系是先于思想而存在的。由此就可以认为，某种最初的社会相互作 用构成了思想呈现历史的组成部分，或者说，思想的呈现是以每个人 在社会中的相互作用为前提的。由于社会的存在决定了思想的呈 现，因而语言就成为思想存在的必要条件。他写道：“思想更需要的 是什么?我认为答案是语言。就其本身而言，这并没有多大的帮助， 因为拥有语言的生物显然能够思想，语言是表达命题内容的工具。 我们还可以问，语言为什么对思想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简单地说，理 由就在于，除非这个三重关系的基线即两个行动者的关系强化到可 以补充命题内容的相互交流，否则这些行动者就无法用这种三重情 况去构成关于世界的判断。只有当语言归了位，我们这些生物才能 理解客观真理概念。作为人们交流手段的语言和思想之间的深层关

① 戴维森：《主体、主体间和客体》,第128页，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2001。

系不仅仅是可以说到的这些，但我在这里只是断定这种关系，用它来 说明思想的呈现。语言提供给我们的机会是，相对严格地比较各种 语言的和前语言的符号系统以及各种描述它们的方式。”①戴维森由 此把语义学理论比做可以作为测量手段的工具，认为语义学和测量 理论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区分发展阶段的客观平台。

戴维森强调了我们关于目前态度的信念的特征，这些态度在我 们放弃了主体和心理对象的神秘之后仍然存在。这些特征包括了特 别关注于这种信念和索引句子(indexical sentences)的不可还原的作 用，这种句子表达的思想把我们和我们的语言与我们周围的世界联 系起来。戴维森特别提出，不存在超越了我们自身理性标准的终极 法庭。他在文章中讨论的“自我”概念，主要是指关于自我心灵活动 的知识，在句子中是以第一人称代词为主语表达的知识。他认为，内 格尔提出的所谓“客观的自我”概念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所有关于自 我的知识都是从某个说话者出发的，在公共世界中根本不存在可以 替换自我的方式。戴维森在这里提出了三种知识的区分，即关于客 观世界的知识、关于他人心灵的知识和关于我们自己心灵内容的知 识，其中的每种知识都不能被还原为其他两种知识或两种知识的结 合。但由此可以得出：只要我拥有其中一种知识，我就会得到其他两 种知识，因为它们之间基本的三重关系正是思想的条件。戴维森把 联结这三种知识的基础看做是实指的过程(the process of ostension)。他写道：“实指在学习和解释言语中的根本作用，保证了解释 者在得到这样的一般性认识上不会出错，即说话者根据可观察世界 的明显特征作出的可靠说法是真的，并且是关于这些特征的。人们 一定认为说话者或解释者会出错，但这并不是一条规则，因为错误的 内容往往来自于真实的思想和诚实的断定。”②实际上，戴维森强调的 是“自我”的概念只有在与关于他人心灵的知识和关于世界的知识中 才能得到真正的理解和解释。他一再表明，关于自我心灵内容的知

① 戴维森：《主体、主体间和客体》,第130页，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2001。 ② 同上书，第89页。

识脱离了另外两种知识也是无法理解的。所以他提出，主体间性应 当被看做是客观性的根源。这不是说入们达成一致意见的东西就是 真的，而是说主体间性取决于与世界的相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