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当代科学哲学的走向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英美的科学哲学领域基本上趋于一种沉 寂的状态。这主要是因为,包括库恩、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劳丹等 入在内的科学哲学家们提出的各种理论都面临着一一些自身难以解决

① 关于劳丹的这种恩想变化,参见涂纪亮《美国哲学史》第3卷,第 165一 167页。 ② 张之沧:《当代西方科学哲学》,载于刘放桐主编《新编现代西方哲学》,第 549—550 页,人民出版社,2000。

的困难;而后来哲学家的所有修补工作,都无法完全取代从逻辑实证 主义和波普那里得到的关于科学哲学的研究模式。可以说,到目前 为止,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中尚未出现能够引起“革命”的理论,如同波 普和库恩的思想曾在这个领域带来的革命那样。当然,这并不意味 着科学哲学家们没有取得任何突破性的成就,也不表明科学哲学研 究领域已经衰落或消退。事实上,哲学家们对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 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这从近年来陆续出版的各种版本的《科学哲学导 读》、《科学哲学指南》等书中的综述性文章中就可以看出来。 从总体情况看,当代英美科学哲学的基本趋势主要表现在这样 三个方面:(1)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间的争论趋于缓和,特别是 出现了一些试图调和这两种科学哲学的观点;(2)对各门具体自然科 学中的哲学问题的研究开始逐渐取代传统的方法论研究,特别是一 些具体自然科学领域带来的重要哲学问题引起哲学家们的思考,如医 学、计算机科学、思维科学以及人工智能等领域的问题;(3)后现代主义 思潮对科学哲学研究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导致了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出 现,并有可能成为不久的将来的西方科学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

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是 20世纪 80年代之后在英美科学 哲学中出现的最为重要的哲学事件。这场争论从表面上看是围绕 “科学能否表达外部世界的实在”问题展开的,但更深刻的分歧却是 在于科学假设的实在性问题。科学实在论一方坚信,科学假设虽然 可能无法用经验的方法得到证实,但它们设定的实体或过程却是在 整个假设中起到了基础作用,因而应当承认这样的实体是存在的或 这个过程是真的。这种信念的根据就是科学推理中的“溯因法”或 “假说推理”(abduction),即对于无法用一般规律解释的现象,可以为 它们找出共同特征并形成新的理论,用其中的一个现象作为对这个 新理论的经验检验。事实上,这是根据对科学成功的解释活动来保 证科学假设的合法性。但这种观点遭到了反实在论者的尖锐批评。 在反实在论者看来,科学的目的不是要证明科学理论的真理性,而是要寻求科学理论的恰当性;在这种意义上,对科学成功的解释并不 能,也不需要保证科学假设的合法性,而只是说明了成功的科学假说 在一个具体的场合或语境中发挥了作用,但这并不需要保证其中承 诺的实体是存在的或这个过程是真的。

关于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争论的主要问题,不同的哲学家有不同 的概括。美国霍布金斯大学的阿钦斯坦(P.Achinstein)教授把实在 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焦点分别概括为三个方面①:

在实在论方面,(1)诉诸常识。就是说,实在论基本上是一种直 觉的观点,即认为只要科学家们在他们的理论中谈到了原子、分子、 质子等等东西,那么它们就应当是这个宇宙中独立存在的成分。 (2)“奇迹”论证或“对最好解释的推论”。假定一个理论 T“拯救了现 象”,那么对这个事实的最好解释就是实在论,就是说,这个理论是在 实在论的意义上为真,比如,它所描述的实体是存在的,这些实体具 有这个理论所赋予它们的属性等等。如果这个理论不是在这种意义 上为真,那么说它“拯救了现象”就会是一个“奇迹”。(3)“共因原则” 的论证。假定两个可观察的事实或事件之间相互关联,那么就一定 是其中一个造成了另一个,或者是第三者造成了这两个。这个第三 者可能是不可观察的,但由于它是两个可观察事实或事件的共同原 因,所以应当假设这个第三者的真实存在。

在反实在论方面,(1)诉诸经验论。就是说,反实在论比实在论 更容易在经验上得到满足,我们无需假设任何神秘的、不可观察的或 未知的世界,超越了现象界的世界只能是形而上学的,在科学上则是 多余的;而且,即使存在这样一个世界,它也不是科学家所能了解的世 界。(2)诉诸于本体论上的简单性。就是说,反实在论比实在论更容易 在本体论上得到满足,它只承认世界上存在着可观察的实体,谈论不可 观察之物仅仅是为了组织我们关于可观察之物的知识的一种方式而 已。(3)诉诸科学的目的和实践。反实在论认为,科学家的目的不是要

① 阿钦斯坦:《观察与理论》,载于牛顿-史密斯《科学哲学指南》,第 330一 331页。

带来关于独立存在的不可观察之物的世界的真实陈述,而仅仅是为了 “拯救现象”,特别是他们经常使用不可兼容的理论和模型。

阿钦斯坦的这种概括主要是根据实在论与反实在论关于观察和 理论的关系问题上的分歧。莱昂斯(T.Lyons)和克拉克(S. Clarke) 则提出了对科学实在论的三种反对意见。第一种意见直接针对“无 奇迹的论证”(no-miracles argument),认为科学实在论提出了一种错 误的两分法,即为了寻求对科学理论成功的解释,就必须在求助于奇 迹和推论我们的理论大致为真之间进行选择。范·弗拉森就提出了 另一种达尔文式的选择:成功是理论生存的需要,如果我们的理论是 不成功的,我们就不必保留它们。劳丹、雷谢尔、法埃因等人则提出 了另一种观点,认为应当取消认知实在论的核心问题,因为在认知实 在论者看来,真理提供了比非实在论者更好的解释。

第二种非实在论论证来自数据对理论的不确定性(underdetermination),主要代表是迪昂、蒯因和范·弗拉森。他们认为,任何成 功的理论都有大量经验上的竞争对手,虽然是无法与之比拟的。由 于每个对手都会与我们的理论共有经验上成功的机会,因此,我们无 法证明我们的理论就一定强过其他的理论。虽然我们的理论成功 了,但这并没有证明我们的理论是真的。但实在论者会反驳说,我们 并不能在经验上对每个理论都产生平等的对手,经验上的成功并不 只是在认识论上具有价值,我们也可以通过求助于其他的超经验的 长处(如简单性)来选择我们的理论。但非实在论者反对用这种超经 验的长处来证明信念。

第三种重要的非实在论论证是历史上的。它认为,科学实在论 仅仅提供了经验上可检验的假设,它开始提出的成功理论无法被解 释为真的。这种论证目前最为流行的形式是悲观主义的元归纳,即 认为我们曾经有许多成功的理论,现在却被证明是假的,所以我们现 在的理论也可能在以后被证明是假的。①

① 参见莱昂斯和克拉克《科学哲学中的最新主题——科学实在论和常识》,“导论” 第0一W页,克鲁威尔学术出版社,2002。

目前围绕科学实在论的论战大多是试图为实在论与反实在论寻 找妥协方案。其中一种妥协是,认为实在论是关于科学理论中所描 述的实体存在的问题,而并没有考虑科学理论的真的问题。这种形 式的妥协被称做“实体实在论”。这主要是一种认识论观点,即认为 真理陈述应当基于实验操作。目前不少哲学家虽然认为自己是科学 实在论的反对者,但同意实体实在论,因为他们认为只有这样的实在 论才是关于被操作的实体的存在,并把这看做是与关于科学理论真 理性的实在论相悖的。不过,仍然有哲学家认为,这两种实在论都有 共同的假定,即认为科学推理的规则是普遍的,对这些规则的证明是 哲学上的。对这些假定的挑战,导致了语境主义的实在论,即仅仅承 认具体科学领域里的经验材料的存在。

对历史在科学理论成功方面的作用,哲学家们同样给予了关注。 比如,莱昂斯就表明了,科学上的大量成功恰好是来自以往被看做是 错误的理论,因而实在论者通常求助于新的成功并没有解决历史问 题。还有哲学家指出,实在论并不具有科学理论的地位,因为真理并 不是解释性的。

在当代哲学家看来,科学最初是对常识的扩展,保持了强烈的常 识推理。但科学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挑战常识的平台,特别是当代 科学越来越表现出与常识的冲突。由于科学实在论者试图根据成功 的科学理论去证明我们的信念,因而当代科学实在论也与常识发生 了冲突。然而,科学实在论者却始终承认常识的观点,认为存在着独立 于心灵的对象,它们都存在于外部世界中;同时,科学实在论的拥护者 也求助于常识的实践去证明他们的溯因法的用法。这样,当代科学实 在论与常识就处于这样一种两难境地:既冲突又依赖。作为这个两难 的解决,一些哲学家把科学推理看做是与常识推理同样具体的、语境 的,因为它们都是经验的和社会的,这样就不应当承认有普遍的科学逻 辑。另外一些哲学家则认为,由于常识给我们提供了真实之物的标志, 因而实体实在论应当是与这样的常识相一致的,如哈金所说,如果你可 以喷洒它们,它们就是真实的。在科学与常识的关系上,塞拉斯对“科 学的形象”和“显现的形象”之间的区分在当代哲学家中仍然有很大影响,不少哲学家从他的论述出发,更多地用实用主义的方法处理这两者 之间的关系,如范·弗拉森对“科学的形象”的反实在论处理方法。

二当代科学哲学的主要问题

对自然科学具体领域中的哲学问题研究成为当今西方科学哲学 的重要方面,其中被看做是热点领域的是化学哲学。生物学哲学仍 然在研究进化论问题以及分子生物学问题,对基因的研究主要是与 进化生物学联系在一起的。目前对生物学进展的研究构成了新的起 点,并逐渐成为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随着对健康问题的关注,医学 哲学也成为新兴的重要领域。社会科学哲学仍然是一个工作重点, 但社会科学研究的模式已经从社会学转向了人类学。经济学哲学, 特别是博弈理论模型,逐渐成为了一门多少有些普及性的学科。它 最早是在 20世纪 40年代兴起,到了60年代基本消沉下来,只是由于 生物学运用博弈理论重塑进化过程,以及实验经济学家试图以经验 模式研究经济行为,才使得这个学科得以复兴,具有影响的经济学哲 学家把博弈论作为经济分析的工具。

最大的变化是心理学哲学的复兴。这个学科以往是与哲学心理 学、心灵哲学、行为主义、认知科学以及关于精神的性质问题等联系 在一起的。但“认知革命”深深地影响了哲学的发展,这使得认知研 究逐渐成为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包括了实验心理学、神经科学、 语言学、人工智能等,这些领域重新定义了许多传统的哲学问题,如 表象、解释还原、确证等等。确证理论利用人工智能技术重新确立了 最初由亨普尔提出的确证功能模式,认知科学所解决的问题重新塑 造了科学本身的性质;同样,神经科学与传统哲学问题的关系也有了 新的研究方向,如对表象和知识的研究。

历史地说,认知科学兴起于 20世纪 50 年代中叶,这正是逻辑实 证主义开始发生转变的时期。许多导致了哲学转变的思想动力同样 带来了新的认知模式,但最为重要的还是计算机的影响,特别是它的 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因为计算机已经不再被看做是一个简单的计 算、推理和处理工具,它也是思考人类以及思考科学的一种模式。甚至有哲学家认为,未来的科学哲学应当是“计算和信息的哲学”,在这 种哲学中,“计算”(computation)、“复杂性”(complexity)、“系统” (system)和“信息”(information)应当是最基本的概念。不仅如此,现 代社会中的许多问题都与计算机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且只有在大量 研究计算哲学和信息哲学的基础上才能对这些问题给予恰当的解 决。由此就产生一些新的分支学科,如“计算机伦理学”、“以计算机为 媒介的通信和人机互动”、“互联网文化”、“数码艺术”、“人工智能”等 等。同时,这些学科的出现也使得传统的哲学问题得到了新的解答, 如“身心问题”、“关于实在世界的本体论”、“语言与知识”、“逻辑与概 率”以及“科学与技术”等等,也为哲学家们提出了许多崭新的问题, 如“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关系”、“信息世界中的超文本”、“纳什均衡 问题”(Nash Equilibrium)、“作为哲学方法论的计算模型”等等。① 哲学家们在这些具体学科中的工作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他们都 明确地反对把科学和哲学严格地区分开来,他们发现把自己想像为 所谓“理论的”科学家是很合适的,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实际地阐明他 们所研究的科学理论和实践中的实质性变化。

当然,仍然有一些科学哲学家继续关注科学的历史和社会方面 的因素。一方面,对科学的社会研究导致了关于科学史的内在主义 者(internalists)和外在主义者(externalists)之间的争论,这最终由于 历史学科本身转向了社会史而远离思想史,导致了外在主义者在这 场争论中占了上风。另一方面,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也符合以相对 主义思想刻画历史时期,或以文化相对主义刻画文化人类学。这里 的关键是,认为科学本身就是人类的社会活动,因而属于历史和文化 的偶然。为了研究这种人类活动,我们就必须了解科学家成长、学习 和工作的社会文化环境。他们认为,正是这样一种历史的、文化的或 认识上的具体特征,才使得科学家们持有他们的共同观点。在这种 意义上就可以说,没有哪一种观点要比其他的观点更好一些,因为一

① 关于“计算和信息哲学”的相关资料,可参见弗洛里迪(L.Floridi)《布莱克威 尔计算机和信息哲学指南》,牛津,布莱克威尔,2004。

切都是由这些科学家们共同的时代和文化决定的。

但这种相对主义往往会使人们担心科学的价值和地位问题,因 为文化相对主义是与种族相对主义密切相关的。在价值与科学的关 系上最有影响的问题是来自医学的价值问题,医学实践和技术的发展 带来了一系列医学伦理学的实际问题,如生与死、医患关系、知情权等 问题,这些问题在实践上需要很快能够给予解答。这样,伦理学家和科 学哲学家就越来越多地被卷入医院的日常决策和重新制定健康政策等 事务之中。而科学哲学家这时也体现出自身的用处,因为他们真正了 解在作出有用的决定中所需要的科学,他们可以研究决策的各个方面 和对证据的使用。此外,伦理学的另一种实际作用还体现在职业伦理 学方面,这些目前已经成为实践或应用哲学的重要方面。

科学哲学在讨论价值问题时涉及到的另一个重要领域是关于如 何把科学作为日常决策的基础,如领导决策问题、全球变暖问题等 等。同样,在讨论现实的科学研究中仍然会涉及到价值问题,如在选 择某类实验范式时所倾向的价值。在对艾滋病研究上而不是在对痢 疾研究上投入更多的金钱,同样体现了一种价值取向。20 世纪 60 年 代后期的女性主义运动同样带来了许多价值问题,如性别倾向直接 影响了科学的实践活动。

当然,由逻辑实证主义者提出的原有的科学哲学问题和话题并 没有完全消失。正如马哈莫所说:“科学哲学家们仍然困惑于什么会 带来好的解释、什么样的证据会为理论提供什么样的确证、科学与伪 科学的区分究竟是什么。这些科学哲学问题是会不断出现的。如 今,我们仍然试图以具体的方式回答它们,这些方式会对科学和更大 的世界产生影响。”①

三后现代的科学哲学

历史地说,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的重要后果之一,就是导

① 马哈莫:《对科学哲学的简明历史介绍》,载于马哈莫和西尔伯斯顿《布莱克威 尔科学哲学指南》,第12页。

致了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出现;或者说,反实在论对实在论的批判也可 以看做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在科学哲学领域中的具体表现。

对“后现代的科学哲学”,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理解:一方面 是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家对科学性质的理解,例如伯姆、格里芬等人把 当代科学的发展看做是进入了一个后现代的时代,因而认为,“后现 代科学必须消除真理与德行的分离、价值与事实的分离、伦理与实际 需要的分离”①。这种后现代主义的科学观的确抓住了现代量子力学 的建立对摧毁传统科学观的重要意义。但由于这些后现代主义哲学 家大多是从科学的外部看待科学的演变,特别是从现代神学和宗教 的角度面对现代科学的进步(如《后现代科学》一书的许多作者对宇 宙创始说、现代有机论以及灵学表示推崇),因而,这种后现代的科学 观在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中并不占据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则是科学哲 学家在实在论与反实在论问题上的争论引发了哲学家们对科学性质 的重新理解,这既是科学哲学中的历史学派反对逻辑经验主义的产 物,也是反实在论反对科学实在论的产物。“后现代的科学哲学”的 出现被看做是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间争论过程中的第三阶段。② 现代科学表现出的不确定性、非决定论、非连续性等特征,使得科学 的客观性和权威性受到了极大挑战。正是在这种科学发展的背景 中,蒯因用实用性标准取代证实说,把本体论承诺与经验事实区分开 来;库恩以科学革命的理论把前后相继的理论看做是不可通约的,把 科学理论的确定性解释为科学家们的信念所致;费耶阿本德提出无 政府主义的研究纲领,主张科学研究“怎么都行”。这些都直接导致 了科学哲学研究中的反实在论思潮逐渐转向后现代的科学哲学,其 最大的后果是否定了认识论在科学研究中的主导作用,最后否定了

① 伯姆:《后现代科学和后现代世界》,载于格里芬编《后现代科学》,马季方译, 第95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 ② 参见郑祥福《范·弗拉森与后现代科学哲学》,第173—179页,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1998。郑祥福认为,第一阶段是经典的科学实在论在自身内部的分化,第二 阶段是出现了各种形式的修正的科学实在论。

科学真理的存在。这种后现代的科学哲学思潮的主要代表入物就是 劳丹、范·弗拉森和法埃因等入。

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劳丹在 20世纪 80 年代末提出的“规范的 自然主义”观点,已经包含了明显的反实在论特征,特别是他反对普 特南提出的“趋同的实在论”,认为科学的目的不是为了趋向某种关 于实在的真理,而是为了达到不同的科学规范,因此,在他的自然主 义理论中,科学方法是与科学目的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说,有什 么样的方法决定了有什么目的;而这样的方法又是与价值密不可分 的,因为价值的要求和方向确定了科学家的研究方法和目的。在这 种意义上,不存在一种统一的或单一的科学研究方法。虽然这种观 点被看做是反实在论的观点中较弱的一种形式,但由于劳丹对库恩 以及拉卡托斯等人的历史学派观点给予了严厉批评,因而他的观点 在后现代的科学哲学中仍然占据着重要地位。

范·弗拉森是当代美国重要的科学哲学家之一,被看做是反实 在论阵营中的主力成员。他于1980年出版的代表作《科学的形象》, 被看做是开启了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的新的历史阶段。他提 出的“建构的经验主义的”反实在论观点,明显地带有后现代科学哲 学的特征。①“建构的经验主义”的核心概念是“经验上的适当性”,就 是说,“如果理论关于世界上可观察物和事件的描述是真的——确切 地说,如果理论‘拯救现象’,那么理论在经验上就是适当的。精确一 些地说就是,这样的理论至少有一种模型,使得所有实际现象都可以 填充进去”②。由此,他为科学制定的目标是为我们提供具有经验适 当性的理论。而且认为,理论的接受仅仅与相信理论具有经验适当 性的信念有关。范·弗拉森工作的意义决不仅是为反实在论增加了 一个新的内容;更重要的在于,他改变了以往谈论科学哲学的方式,

① 对范·弗拉森的反实在论观点与后现代科学哲学之间关系的详细分析,参见 郑祥福《范·弗拉森与后现代科学哲学》,第 187—193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② 范·弗拉森:《科学的形象》,郑祥福译,第1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彻底放弃了科学哲学对科学理论真理性的追求,把科学哲学研究完 全建立在经验适当性的基础之上,用经验上的实用标准取代了以往 的科学客观性的标准。这些都使得当今西方的科学哲学呈现出多元 化的格局,使得科学哲学研究呈现出一种兼容并蓄的开放姿态,而这 些正是后现代科学哲学的明显特征。①

① 关于后现代科学哲学对当代哲学发展的意义,参见郑祥福《范·弗拉森与后 现代科学哲学》,第193—20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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