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说，波普不仅推进了科学哲学中历史学派的形成，更为重 要的是他大量讨论的，以及由他的观点引起争论的许多问题，譬如理 论与观察的关系、科学理论的结构、归纳推理的合理性、科学的进步 和知识的增长、客观真理问题、知识的客观性、确认、反本质主义、科 学的进化、科学中的形而上学、身心问题的重新解释以及社会科学的 真理性等等，如今都成为科学哲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在这种意义 上，波普是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的真正开山者。可以说，在波普之后， 西方的科学哲学才真正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
一历史学派的一般特征
严格地说，历史学派并不是一个具有明确纲领和组织的哲学流 派，而是一些哲学家和科学家共同反对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和
① 查尔默斯：《科学究竟是什么?》,查汝强等译，第86页，商务印书馆，1982。 ② 哈瑞：《科学哲学导论》,邱仁宗译，第 54页，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 社，1998。
波普的批判理性主义以及具有某些近似科学观的一种思想倾向。从 逻辑顺序上看，历史学派是在批判波普的思想中形成的，但从时间顺 序上看，这个学派的观点又是在与波普的论战中发展出来的：波普最 初阐述自己思想的《研究的逻辑》虽然出版于1934年，但该书的思想 真正在英语哲学界产生影响，却是在它的英文版《科学发现的逻辑》 于1959年出版之后，而就在该书出版的前两年即1957年，库恩的第 一部有影响的著作《哥白尼的革命》已经问世；在随后的1962年，库恩 的名著《科学革命的结构》也正式出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65年， 围绕库恩评论波普的《科学发现的逻辑》所写的文章《是发现的逻辑 还是研究的心理学?》,哲学家们在英国伦敦召开了一次国际研讨会， 到会的包括波普、库恩、拉卡托斯、图尔敏、费耶阿本德等人，这是波 普与历史学派的主要成员直接论战的重要时刻。正是在这次研讨会 之后，历史学派正式登上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的历史舞台。①
由于历史学派在主要观点上都是与波普的批判理性主义思想对 立的，所以略为宽泛地说，凡是宣称站在波普哲学对立立场上的哲学 家都可以看做是属于这个学派。被英美哲学界公认属于这个学派的 哲学家主要是汉森、库恩、夏佩尔、劳丹、图尔敏、费耶阿本德等人。英 国的拉卡托斯虽然也是站在库恩的哲学立场上，但他并不直接反对 波普，而是试图为波普的理论观点作出辩护和修正，所以也有人把他 看做属于批判理性主义的代表，冠名为“精致的证伪主义”。虽然这 些哲学家的观点各不相同，在某些问题上还有明显分歧，但他们在一 个重要方面却是意见一致的，这就是，他们都主张用历史的观点研究 科学活动和科学理论，因而他们都强调科学史研究在科学哲学中的 关键作用。应当说，正是在这个重要方面的意见一致，才使得这些哲 学家被看做构成了一个统一的“历史学派”。
① 这次会议的论文集由拉卡托斯和马斯格雷夫编辑，于1970年以《批判与知识 的增长》为题正式出版。1986年8月，西方哲学界为了纪念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 议，专门在希腊召开了主题为“《批判与知识的增长》:20年之后”的国际科学哲学 会议。
根据这些哲学家的不同论述，我们可以概括出历史学派的一般 特征，虽然这些概括还不太全面。
1.主张从科学研究的过程去说明科学的性质和科学理论的结 构，认为科学哲学必须以科学史为基础，研究生动具体的科学理论发 展历史及其相关的社会和文化条件，试图建构科学发展的历史模式。 应当说，强调对科学知识的动态过程的研究，这是历史学派与波 普批判理性主义的共同之处。正如库恩所说，“我们都关心获得科学 知识的那个动态过程，而不那么关注科学研究产品的那种逻辑结构。 这样一来，我们都强调的正是实际科学发展中的事实和精神才是真 正的资料，我们也都经常到历史中寻找这些资料”①。但库恩等人与 波普思想的不同在于，他们不是从科学史中的某个具体事实入手，把 一个科学理论发展中的某个实验看做决定这个理论命运的关键因 素，相反，他们更是从科学发展的整个历史中确定某个具体科学理论 的价值和意义，用这个理论所在的背景框架来判定某个实验对这个 理论的意义。在这种意义上，历史学派的眼光比波普的更为宽广，他 们用于判定理论价值的标准更为宽泛。
2.强调“范式”转换的进步意义，突出科学实验对知识增长的积 极作用，认为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在科学哲学研究中占有关键地位。 历史学派的哲学家和波普一样，都反对科学通过积累而得到进 步的观点，都强调旧理论被一个与之不相容的新理论所抛弃这样一 个革命过程，都特别关注由于旧理论往往应付不了逻辑、经验或观察 的挑战而在这个过程中所产生的那种作用。但他们之间的一个重要 分歧在于，波普强调的是证伪和反驳在科学进步这个革命过程中的 关键作用，他把知识的增长看做是一个不断否证的过程，反对在这个 过程中有任何积极的、建设性的成分。然而，在历史学派的哲学家看 来，虽然科学的进步是新理论取代旧理论的过程，但这种取代并不是 一个简单的否定，而应当是一个在修正原有理论错误的基础上推进 库恩：《是发现的逻辑还是研究的心理学?》,载于拉卡托斯等编《批判与知识 的增长》,周寄中译，第1—2页，华夏出版社，1987(以下所引此书均为此版本)。理论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并不是某一个具体的实验或一个简单的 反驳，而是一种“范式”的转换，是大量相关实验对大量相关理论的验 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科学的进步和知识的增长明显地表现出积 极的意义，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这种范式转换得到更好的理论，获 得更多的知识。同时，在这个过程中，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起到了至关 重要的作用。
3.主张科学的进步是通过“科学革命”完成的，认为科学知识往 往是通过观察的挑战、理论的调整得以增长的，这些挑战和调整是经 验科学中常规研究的组成部分，强调“科学革命”是原有的理论发生 无法挽救的危机时出现的必然结果。
在知识增长的问题上，历史学派的哲学家和波普一样，都否认归 纳方法的合理性，都不相信存在着可以从事实中归纳出正确理论的 规则，都反对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科学知识的增长是一个积累的过 程。但历史学派反对波普的科学进化论主张，他们认为科学的进步 是通过出现科学革命而完成的。库恩说：“科学革命是打破传统的活 动，它们是对受传统束缚的常规科学活动的补充。”①自库恩出版了 《科学革命的结构》之后，把科学进步的过程看做是不断革命的结果， 这种观点已经成为历史学派的一种共识。虽然不同的哲学家对这种 科学革命概念的理解有所不同，但他们都同意这样一种说法，即科学 的进步不是通过对理论的局部修补完成的，当原有理论出现无法挽 救的危机时，科学革命的出现就是必然的。更有激进者如费耶阿本 德把这种革命的出现看做是对人类理性的挑战，不过这在历史学派 中也属于比较极端的少数。对大多数历史学派的哲学家来说，他们 更加重视传统的作用，认为某个具体的否证性实验并不会直接影响 常规科学，因为常规科学中的理论通常具有自我修复的功能，否证性 实验或逻辑上的反驳首先会在引起争议的理论中得到回应，并努力 寻找解决这种实验结果或论证反驳无效的方法。只有在出现了大量
①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第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的反例之后，常规时期的理论才真正受到挑战，科学革命才会随后 出现。
4.强调社会历史因素对科学发展的重要影响，认为科学的进步 不单是科学革命的结果，更是科学在社会中发挥作用的体现。因而 只有从社会的角度研究科学活动，才能真正理解科学的意义。 与波普的科学研究方法不同，历史学派的哲学家并不关心科学 史上某个科学事件对理论选择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相反，他们更为看 重的是提出某个科学理论的科学家所处的时代以及社会发展对科学 理论的重要作用。库恩明确指出：“任何时代所得出的科学知识其实 都是当时认识的成果，只是拿当前知识水准来衡量才显出其是个疑 难。”①他还说：“解释归根到底是心理学的或社会学的，这一点应当是 很清楚了。就是说，描述一种价值体系、一种意识形态和分析这个体 系赖以传递、得到加强的那些体制，必须同时进行。只有知道科学家 重视什么,我们才有希望弄清楚他们会承担什么问题，在发生冲突的 特殊条件下他们会进行什么选择。除此之外，我怀疑还能有别的什 么回答。”②在库恩等人看来，正是由于社会历史因素对科学理论的形 成起到了重要作用，所以理论本身的变化不会简单地根据科学研究 的逻辑，更多的是要考虑心理学的和社会学的影响；同时，科学革命 的出现也不是经常的，因为任何对常规科学提出挑战的实验结果首 先会使常规科学理论在与其他理论以及非科学因素的协调中自动进 行修正和完善，强大的传统使得常规科学会尽量保持自己的地位不 受摧毁性的打击；虽然科学的进步是通过革命完成的，但这个过程是 非常漫长的，在科学发展的历程中，常规科学时期是主要的。
由于库恩在历史学派中处于支配地位，因而以上对历史学派思 想主要特征的描述就以库恩思想为主要对象。由于历史学派人物众 多，观点各异，这里不能全面展开论述，下面我们将主要介绍库恩、拉
① 库恩：《是发现的逻辑还是研究的心理学?》,载于拉卡托斯等编《批判与知识 的增长》,第25 页。 ② 同上书，第26页。
卡托斯、费耶阿本德和劳丹等人的思想，因为他们分别代表了历史学 派思想的不同发展阶段以及和波普思想的特别关系。
二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
托马斯·塞缪尔·库恩(Thomas Samual Kuhn)1922年7月18 日生于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1943年在哈佛大学物理系获理学 士学位，1946年获硕士学位，1949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51—1956 年在哈佛大学任助教，讲授通识教育和科学史，1958—1964年在加州 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1961年升任教授，讲授科学史，1964—1968 年 在普林斯顿大学任科学史教授，1968—1979年任派恩(Pyne)讲座科 学史教授，1979年后在麻省理工学院任科学和科学史教授。1996年 6月17日病逝。库恩曾任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史学会主席等 职。他的主要著作有《哥白尼革命》(Copernican Revolution,1957)、 《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1962)、 《必要的张力》(The Essential Tension,1977)、《黑体理论和量子不连 续性》(Blackbody Theory and the Quantum Discontinuity,1978)、 《结构之后的道路》(The Road after Structure,2000)等。① 其中的 《科学革命的结构》被誉为“现代思想文库中的经典名著。它的出版 成了 20世纪科学哲学的转折点，开创了科学哲学的新时期。它无疑 导致了科学观上的一次深刻革命。当代科学和哲学的发展越来越显 示出它的巨大意义和活力。任何一位想要了解科学及其演变的本质 的人，不能不读一读这本新时代科学哲学的‘圣经’”②。
库恩思想的出发点是对科学发展历史的性质和特征的重新解 释。因为在他看来，在他之前的(以及他同时代的)科学哲学都把科 学的发展看做具体科学事实的积累过程，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被当做 构成一部分科学技术和知识的简单堆积，科学史变成了一门科学事
① 关于库恩的生平介绍，引自涂纪亮《美国哲学史》第3卷，第113—114页。 ② 金吾伦为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一书所写的译后记，第197页。
实的编年史。然而，这样的科学史观无法解释以往被视为非科学的 东西是如何演变成科学的，无法说明个别的科学事实与整体的科学 发展之间的关系，甚至无法理解科学方法论在决定科学发现和发明 过程中的具体作用。由此，库恩提出，必须改变以往的这种积累式的 科学发展观，确立一种历史的、整体的发展观。这样的发展观有两个 明显特征：(1)它是历史的，就是说，它不再追求某一门旧有科学对所 有科学进程所具有的永恒贡献，而是竭力展示出它在其盛行的历史 年代的作用，也就是说，考察这门学科与当时的其他学科和理论之间 的关系以及对最直接的后继者的影响，因而，每一门科学都有自己的 历史局限性；(2)它是整体的，就是说，对一门科学发展的考察不是拘 泥于研究历史上出现的某个或某些科学事实，而是询问导致出现这 些事实的更为复杂的因素，譬如科学家的先前经验、研究中的偶然事 件，或者是科学家的个人性格等等。库恩甚至认为，对这种问题的回 答往往是科学发展的基本决定因素。
正是根据这种新的科学发展观，库恩阐述了自己的“科学革命” 的理论。他提出，每一门科学的发展大体上都经历了从“常规科学” 到“科学革命”再到“常规科学”这样一个过程，科学的发展是通过科 学革命完成的。这种革命的决定性特征就是：(1)导致科学所探讨的 问题发生了转移；(2)科学家们确定合理问题及其解决的标准发生了 转移；(3)科学的思维方式发生了改变；(4)科学研究的整个对象或 世界发生了改变；(5)由此引发了相关的对许多重要问题的科学争 论。革命的结束也就意味着新的常规科学时期的开始。
按照库恩的解释，“常规科学”是指“坚实地建立在一种或多种过 去科学成就基础上的研究，这些科学成就为某个科学共同体在一段 时期内公认为是进一步实践的基础”①。他认为，这样的常规科学具 有两个基本特征，即成为当时一切科学的显著模式以及为后来的发 展提供开放的空间。他把具有这两个特征的科学成就称做“范式”
①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9页，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paradigm)。他说：“我选择这个术语，意欲提示出某些实际科学实践 的公认范例——它们包括定律、理论、应用和仪器在一起——为特定 的连贯的科学研究的传统提供模型。”①在另一个地方，他说：“范式是 一种在新的或更严格的条件下有待进一步澄清和明确的对象。”②他 认为，虽然如此，范式之所以能够在各种竞争的科学理论中获得地 位，是因为它们比那些竞争对手更能成功地解决一些问题，而这些问 题又是范式所在的科学共同体认为是最重要的。当然，说范式更能 成功地解决问题，并不意味着它们完全成功地解决了这些问题，也不 是说它们解决了所有的问题，而只是说，它们为后来的发展提供了更 具有启发性的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基本思路。常规科学就是要落 实这些思路，扩展这些范式所展现出来的特别有启发性的事实，增进 这些事实与范式预测之间的吻合程度，并且力图使范式本身更加明 晰。由于范式构成了常规科学的核心，所以库恩在谈论常规科学时 主要阐述了范式对常规科学的关键作用。
库恩认为，根据关于事实的科学研究的三个焦点，范式通常就具 有这样三个基本特点：(1)范式表明了特别能够揭示事物本质的那些 事实，通过运用这些事实解决问题，使得这些事实以更大的精确性和 在更多样的情况下得到确定；(2)范式的存在决定了什么样的问题有 待解决，范式理论往往直接隐藏在能够解决问题的仪器之中；(3)范 式理论不仅规定了问题，并且保证了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具有一定的 常数，因而可以由此构成精心的实验。与其他任何一类常规研究相 比，阐明范式的问题既是理论的，也是实验的。在库恩看来，范式的 这三个特点实际上涵盖了常规科学的三个基本要求，即确定重要的 事实、理论与事实的一致以及阐明理论。此外，库恩还专门讨论了范 式的优先性问题，即范式优先于共有原则和假设的基本理由：范式无 需可发现的规则的介入就能够确定常规科学。
然而，随着科学研究的不断发展和新的事实现象不断涌现，常规
①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9页，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② 同上书，第21页。
科学就会面临无法解决的问题，原有的范式就会面临新的实验结果 的挑战。库恩把这种情况称做“反常”。他认为，在反常的情况下，科 学家们通常并不是急于放弃自己原有的理论，而是想方设法地调整 自己的理论，进行扩展性的探索，这种探索直到调整范式理论使反常 变成与预测相符时为止。但是，由于这种调整使常规科学倾向于压 制新事物的出现，所以，随着原有的范式越来越精确化和普遍化，必 然导致这样的范式无法解释越来越多的新事物，最终出现了科学的 危机。库恩认为，这样的危机是原有的范式遭到了破坏而新的范式 尚未形成的转折过程，是“一段显著的专业不安全感时期”。他说：“这 种不安全感是在常规科学解不开它本应解开的谜的这种持续失败中 产生的。现在规则的失效，正是寻找新规则的前奏。”①他指出，科学 危机是新理论出现的前提条件，危机的意义就在于表明更换新工具 的时刻已经到来。
科学家们对危机的反应可能有三种方式：(1)用常规科学处理这 样的危机，虽然这样的处理往往以失败而告终；(2)用比较新的方式 处理危机，或者把引起危机的问题存疑，但这显然无助于危机的解 决；(3)用新的范式取代旧的范式，最终解决引起危机的问题。库恩 明确地肯定了第三种方式。他这样写道：
从一个处于危机的范式，转变到一个常规科学的新传统能 从其中产生出来的新范式，远不是一个果积过程，即远不是一个 可以经由对旧范式的修改或扩展所能达到的过程。宁可说，它 是一个在新的基础上重建该研究领域的过程，这种重建改变了 研究领域中某些最基本的理论概括，也改变了该研究领域中许 多范式的方法和应用。在这个转变期间，新旧范式所能解决的 问题之间有一个很大的交集，但并不完全重叠。在解迷的模式 上，也还存在着一个决定性的差异。当转变完成时，专业的视
①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62页，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野、方法和目标都将改变。①
这就是库恩所谓的“科学革命时期”。这种革命产生的原因，是 科学家们逐渐感觉到无法利用现有的范式有效地探索自然界的某个 方面，而这样的范式在以前的研究中是发挥着主导作用的；这种革命 的特征，就是新旧范式的转换，虽然这样的转换过程并不像政治革命 那样激烈；这种革命的方式，是某个共同体的成员之间的争论和不同 范式之间的比较；这种革命的后果，是使科学共同体回到了前范式的 状态，原有的范式被推翻，新的范式尚未建立，科学研究完全处于一 种新的探索阶段。库恩认为，与诸如政治革命这样的一般性革命相 比，这种科学革命具有这样一些不同特点：
1.科学革命是通过理论的而非暴力的方式完成了新旧范式的转 换，但这种理论方式并非在不同的范式之间寻求共同的基础或依据 某个共同的标准；相反，事实上，这样的基础或标准是不存在的，因为 “科学革命中出现的新的常规科学传统，与以前的传统不仅在逻辑上 不相容，而且实际上是不可通约的”②。正是这种不可通约性，导致了 科学革命后产生的新范式无法与之前的旧范式进行任何比较，同时 也说明了不同常规科学时期的范式之间是无法相互解释的，每个范 式只有放到所在的常规科学时期(即它的历史时代)才能得到说明。
2.科学革命是一种世界观的转变，是科学家们认识自然的视角、 方法以及基本立场的改变。用库恩的话说，在革命之后，科学家们所 面对的是一个不同的世界。这种转变首先是视觉经验上的，因为在 科学观察中，科学家们只能凭借自己的眼睛和观察仪器，但视角的改 变不仅取决于观察的角度以及以往的观察经验，更取决于决定作出 某个观察的范式，就是说，接受一个新范式的科学家一定会以与以往 完全不同的方式去观察。
①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78 页，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② 同上书，第95页。
3.科学革命是一个无形的过程，它是通过不断地重写科学教科 书的方式，显示科学家们在科学理念上的根本性转变。传统的教科 书把科学的历史描绘为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但这种错误的科学发 展观直接导致了大众对科学形象的基本认识，以为现代科学的基本 概念不是新的，而不过是对以往概念的发展和补充。但库恩指出，事 实上许多当代常规科学中的问题在最近的科学革命之前并不存在， 没有证据表明可以把这些问题追溯到这些科学的历史开端。
4.科学革命的解决不是对某个新范式的检验，而是对原有常规 科学中的疑难问题的解答。这种解答方式不是问这个新范式是否能 够得到证实或证伪，而是询问在现有的证据下这个范式能够得到成 立的概率，理论解释的能力往往就体现在对这种概率的描述程度上。 求证概率就是要求证据，就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从各种可供选择 的对象中挑选出一个最合适的，也就是比较哪一种理论能够更好地 适合于解释我们为解答问题而提出的证据。这里的合适标准就是科 学家们通常接受的对科学理论的基本要求，即简单、准确和可以观察。
5.科学是通过革命而得到进步的，这种进步不是作为整体的科 学发展的特征，而是在某个具体的共同体中取得的创造性成果，就是 说仅限于这个共同体内部的发展而言的。库恩这样写道：“在正常情 况下，一个科学共同体是解决它的范式所规定的问题或迷题的极为 有效的工具。而解决这些问题的结果必然是进步。……革命以两个 对立阵营之一的全面胜利而告终，这个团体会说它胜利的结果是不进 步的吗?那样说简直就是承认自己错了，而对方是对的。至少对于他 们来说，革命的结果必须是进步，而且他们处于优越的地位，可以使其 共同体的未来成员以同样的方式去看待过去的历史。”①可见，库恩理解 的科学进步仅限于科学共同体内，因为它能够使通过范式转换得以解 决的问题的数量和精确度达到最高的限度，由此推进科学的进步。 库恩关于科学革命的思想一问世，就引起了西方哲学界和科学
①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149—150页，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史界的轩然大波，特别是他关于常规科学与科学革命的区分和对“范 式”概念的使用，在科学哲学家中招致了许多反对意见。1965年在伦 敦召开的那次国际研讨会，主要话题就是针对库恩的这两个主要问 题，并把他的思想与波普的思想明确对立起来。伦敦经济学院的沃 特金斯(J. Watkins)认为，库恩与波普之间的主要分歧在于，“库恩把 科学共同体看作本质上是一个封闭的社会，既由于集团的精神上的 崩溃所引起的周期性的动摇，又由于集团恢复了思想上的一致而使 共同体这个封闭社会得以连绵不断；而波普尔(即波普——引者注) 的观点确是，科学共同体应当是，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实际上也确是一 个开放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没有任何理论(无论其如何权威和有成 效)也没有任何‘范式’(按库恩使用的这个术语)能够是神圣不可侵 犯的”①。美国密执安大学的图尔敏则认为，从科学史的事实看，常规 科学与科学革命之间并没有十分明确的分界线，科学革命的发生只 是科学发展中的某一过程里的一个纯粹的“变动单元”而已。他强 调，通过把科学的逻辑和科学的社会学和心理学更为密切地结合起 来，就可以既超出库恩的革命概念，又超出他所反对的进化观点。波 普批评了库恩的“常规科学”概念，认为“常规科学”恰好是非革命性 的活动，因而是一种缺乏批判性的专业活动。他既不同意库恩所列 举的某些历史事实，也不同意他所说的科学的特征。他认为库恩的 逻辑是一种历史相对主义的逻辑，并把这看做是他与库恩之间最深 刻的分歧之一。剑桥大学的玛斯特曼(M.Masterman)详细分析了库 恩的“范式”概念，归纳出了这个概念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的 21 种 含义，把它们分做三类，即“形而上学范式”或“元范式”、“社会学范式”、 “人工范式”或“构造范式”。她认为，库恩的社会学范式概念的独创性 在于，范式是在还没有理论时起作用的那种力量；库恩坚持以常规科学 为中心的哲学，其后果就是，在哲学上，范式是一种能用做解难题工具 的人造物，而不是形而上学的世界观；范式是用来类比的具体图像，因
① 沃特金斯：《反对“常规科学”》,载于拉卡托斯等编《批判与知识的增长》,第 31页。
为它是一种“看的方式”①。
库恩在回应对他的观点的各种批评意见时，也进一步修正和补 充了自己的思想。他认为，批评者们的意见促使他更加全面地和历 史地考虑科学革命的性质以及对范式概念的解释：他更强调从社会 历史的角度去描述科学革命，把科学史解释为一种社会学的研究思 路；同时，他对“不可通约性”和“范式”概念也作出了进一步的解释。 他用蒯因的“翻译不确定性原理”说明，不同的科学共同体的范式是 无法相互通约的；他把“范式”概念进一步解释为“专业基质”(disciplinary matrix),即一个特定学科研究人员在共同领域中的一些需要单 纯说明的被规定的要素，如果脱离了对这些要素的理解，那么包含了 它们的实例就只能是“范例”(exemplars)。② 他于1969年为《科学革 命的结构》所写的后记中，对“范式”概念给予了进一步的澄清。他明 确地把这个概念区分为两种意义不同的用法：“一方面，它代表着一 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等构成的整体。另 一方面，它指谓着那个整体的一种元素，即具体的迷题解答；把它们 当作模型和范例，可以取代明确的规则以作为常规科学中其他迷题 解答的基础。”③1974年，库恩撰写《再论范式》,对这个概念作出了新的 阐明。他吸取了批评者对这个概念的反对意见，径直把它理解为“科学 共同体”这个更为宽泛的概念，因为“一种范式是、也仅仅是一个科学共 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东西。反过来说，也正由于他们掌握了共有的范式 才组成了这个科学共同体，尽管这些成员在其他方面并无任何共同之 处。作为经验概括，这正反两种说法都可以成立。……要把‘范式’这 个词完全弄清楚，首先必须认识科学共同体的独立存在”④。
① 参见玛斯特曼《范式的本质》,载于拉卡托斯等编《批判与知识的增长》,第 73—115页。 ② 参见库恩《对批评的答复》,载于拉卡托斯等编《批判与知识的增长》,第311— 372页。 ③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157页，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④ 库恩：《必要的张力》,纪树立等译，第291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
20世纪 70年代之后，库恩的思想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被称做“结 构之后的道路”。①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1)很少提及“范式”概念，而 更多地用“可翻译性”来解释“可通约性”概念；(2)很少谈论科学的目的 是为了追求真理，而更多地用科学共同体的观念作为推进科学发展的 唯一尺度；(3)很少像前期那样用自然主义的方法谈论特定经验中的科 学发现，而更多地用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思想支持他的观点，并用康德主 义来表述他的思想。因而，库恩后期的思想更多地被称做具有“相对主 义”和“先验论”的特征。不过，库恩本人似乎并不愿意承认自己思想发 生了这样重要的变化，更不愿意把自己划入相对主义的阵营。他在 1990 年哈佛大学的一次研讨会上就明确表示：“一般说来，我应该说我 的观点没有改变。所谓的改变，通常只是表面、偶然或以前根本不对的 那些东西。今天我仍然深深地执著于与那本书有关的问题之中。”②
然而，历史似乎与库恩开了一个玩笑。因为库恩所揭示的科学 革命的结构不但在科学家中没有得到真正的好感，甚至有人戏称他 为科学界的“叛徒”,而且他对科学革命的解释在当代西方科学哲学 中也没有得到继承，甚至被看做是完全背离了当时的分析哲学发展 方向，因而他被看做是一个“不成功的哲学家”③。但这些只是 21 世 纪初的哲学家和科学家的看法。历史地说，在库恩出版了《科学革命 的结构》一书后，西方哲学家们还是对他的理论给予了高度重视的， 并以他的理论或其中提出的问题作为科学哲学讨论的基础和出发 点，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匈裔英国哲学家拉卡托斯。
三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
拉卡托斯(Imre Lakatos)1922年出生于匈牙利的一个犹太人家
① 2000年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柯南特和霍齐兰德编辑的库恩在《科 学革命的结构》之后发表的文章选集，书名就为《结构之后的道路》,这是库恩于1990年 发表的一篇文章的题目，他在该文中回顾了自己的思想发展。 ② 出自金吾伦为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所写的译后记，第200页。 ③ 伯德：《库恩的错误转向》,载于《世界哲学》2004年第4期，康立伟译，第 33— 49 页。
庭，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反纳粹抵抗运动的成员，战后赴莫斯科 大学学习，1947年成为匈牙利教育部的高级官员，1950年在清查运动 中被捕，入狱三年，1956年逃往西方，先到维也纳，最后在英国剑桥从 事学术研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从 20 世纪 60 年代起，一直在伦敦经 济学院任教。1974年2月2日他死于突发性心脏病。① 拉卡托斯生 前撰写了大量论文，并与马斯格雷夫(A.E.Musgrave)共同编辑了在 西方很有影响的两本文集《科学哲学问题》(Problem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1968)和《批判与知识的增长》(Criticism and the Growth of Knowledge,1970),还编辑了《数学哲学问题》(Problems in the Philosophy of Mathematics,1967)和《归纳逻辑问题》(The Problem of Inductive Logic,1968)两个论文集。他去世后，剑桥大学 出版社于1978年编辑出版了他的两卷本文集《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 (The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主要收集他关于 科学哲学方面的重要论文)和《数学、科学与认识论》(Mathematics,Science and Epistemology,主要收集他关于数学哲学方面的重要论文)。另 外，剑桥大学出版社还于1976年编辑出版了他的对话体著作《证明与 反驳——数学发现的逻辑》(Proofs and Refutations:The Logic of Mathematical Discovery)的增改本，这是拉卡托斯1958年的博士论文， 最初分四期发表于1963—1964年的《不列颠科学哲学杂志》上。 在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中，拉卡托斯的思想占有比较特殊的地位：
一方面，他接受并修正了波普的批判理性主义思想，提出了自己的 “精致的证伪主义”;另一方面，他又受到了库恩思想的极大影响，强 调对科学史的哲学研究，提出了自己关于科学研究纲领的方法论思 想。因而，他的思想被看做是介于波普哲学与库恩哲学这两个对立 阵营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另外，他关于科学方法论的性质和地位 的思想在 20世纪 60年代引起了西方科学哲学中关于科学变革的大 讨论，与反方法论的哲学家如波普、库恩、费耶阿本德、图尔敏等人形
① 关于拉卡托斯的生平简介，参见兰征为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 (兰征译，第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一书所写的“译者的话”。
成了明显的对立阵营。至今，他仍然被看做是“20 世纪中叶以来最为 重要的数学哲学家和最有影响的科学哲学家之一”①。
拉卡托斯最初研究数学哲学，《证明与反驳》是他早期思想的代 表作。他在剑桥求学期间，曾参加了波普在伦敦经济学院举办的研 讨班，直接受到了波普思想的影响。他把波普的证伪思想移植到了 数学领域，认为数学的发展不是一个逐步走向永恒真理的积累过程， 而是类似经验科学的不断证明和反驳的过程。他提出，数学发展中 存在一种“启发法”(heuristic),它既有心理上的发现问题，也要求接 受理性的分析。他认为，传统的“欧几里德式的”事业在数学领域遭 到了失败，因为数学同物理学一样都需要根基。他由此建立一种不 同于逻辑主义、直觉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另类的数学哲学，这种哲学认 为，欧几里德主义是一种理念上的乌托邦，但它同时承认，数学的发 展也要受到客观标准的控制，不亚于物理学的发展；在数学的发展中 可能有进步或退步，正如在物理学的发展中一样。他把自己的这种 数学哲学定位为是对形式主义的直接挑战，“它的目标不高，只想抓 住一点将文章做透：非形式、准经验数学的生长，靠的不是单调增加 千真万确的定理的数目，靠的是用玄想和批评、用证明和反驳的逻辑 不停地改进推测”②。
但不久，拉卡托斯就发现自己的数学哲学需要进一步的改进，因 为数学的发展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独立过程，而是需要涉及其他相关 领域的发展。这样，他的学术兴趣就由数学哲学转向了一般的科学 哲学，特别是关注科学方法论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拉卡托斯指出 了波普证伪主义的错误之处，试图用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说明科学变 革的一般特征，并最终提出了他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重要思想。 拉卡托斯首先把证伪主义分为三种，即“教条式的”、“方法论的”
① 尼克里斯：《拉卡托斯》,载于牛顿-史密斯(W.H.Newton-Smith)《科学哲学指 南》,第207页，牛津，布莱克威尔，2000(以下所引此书均为此版本)。 ② 拉卡托斯：《证明与反驳——数学发现的逻辑》,康宏逵译，“作者引言”第5 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和“精致的”。他认为，“教条式的证伪主义”是最薄弱的一种证伪主 义，它在承认所有科学理论都具有易错性的同时，又保留了一种确实 可靠的经验基础；这样的证伪主义依赖于两个错误假设，其一是把理 论和推测命题看做一方，而把事实和观察命题看做另一方，认为在它 们之间存在一种自然的、心理的分界线；其二是把满足事实和观察命 题作为一个命题为真的心理标准。根据这种证伪主义的逻辑，科学 是借助于一些过硬的事实去不断地推翻一些理论而得到发展的。在 拉卡托斯看来，这两个假设的错误就在于，它们分别违背了心理学的 验证和逻辑的推理，而这种在理论与事实之间的截然区分在方法论 上也是完全站不住的。他认为，接受了这种证伪主义，我们就只能沦 为彻底的怀疑论，因为“科学理论不仅同样都是不可证明的，并且同 样都是不可几的，而且也同样都是不可否证的”①。一旦意识到了不 仅科学中的理论命题是可错的，而且全部命题都是可错的，那么这就 意味着作为科学合理性的教条式的证伪主义的全部形式统统垮台了。 拉卡托斯认为，为了回答科学的进步问题而避免导致彻底的怀 疑论，“方法论的证伪主义”提供了一种思路。他把这种形式的证伪 主义称做“约定主义的一种形式”,认为波普的证伪主义就是这种方 法论的证伪主义，就是说，他“既是约定主义又是证伪主义，但他‘不 同于(保守的)约定主义者，坚持认为由一致协议决定的那些陈述不 是(时空)全称陈述，而是(时空)单称陈述’;而且他不同于教条式的证 伪主义者，坚持认为这样一些陈述的真值不能由事实来证明，而是在 某些场合可以由一致协议来决定”②。他也把波普的这种证伪主义称 做“朴素的方法论证伪主义”。他认为，这种形式的证伪主义在“证伪” 和最后的决断问题上的确优于教条式的证伪主义和保守的约定主义， 但它自身存在的严重困难，就是它与科学史上的事实明显不符。因此 拉卡托斯提出一种新的证伪主义，即他所谓的“精致的证伪主义”。
① 拉卡托斯：《证伪和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载于拉卡托斯等编《批判与知识的 增长》,第133页。 ② 同上文，载于拉卡托斯等编《批判与知识的增长》,第136—137页。
与朴素的证伪主义相比，精致的证伪主义具有以下特点：(1)在 划界标准上，它认为一个理论只有当被确证其内容已经超越了其前 者或竞争者，带来了发现的事实，它才是科学的；这就意味着，这种新 理论一定具有超过以前理论的经验内容，而且这部分内容中的部分 应当是得到证实的。(2)在证伪标准上，它认为只有当一种新的理论 具有超过旧理论的事实内容，并能够解释旧理论所无法解释的内容， 而且这些新的事实内容部分地得到了确证，这样我们才能说旧的理 论被证伪了。(3)在理论评价问题上，精致的证伪主义把如何评价理 论的问题转换成了如何评价理论系列的问题。这样，能够被说成是 科学的或非科学的东西就只能是理论的系列，而不是一个孤立的理 论。(4)在理论的预见性上，精致的证伪主义强调“超量确证的判决 性作用”,就是说，学习一门理论主要是学习它所遇见的新事实。拉 卡托斯认为，在这些特点中，关键性的是第三个，而理论系列的数目 又把它们与某一个研究纲领联系起来了；由这种研究纲领构成的一 种连续性，在科学史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在一种研究纲领方 法论的框架中，关于发现逻辑的主要问题才有可能得到满意的论述。 由此，拉卡托斯推出了他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重要思想。
1.他指出，科学研究纲领是由一些方法论原则构成的，这些原则 包括如何避免走某些研究道路，以及如何寻求某些研究道路。拉卡 托斯把前一种原则称做“反面启发法”(negative heuristics),把后一种 原则称做“正面启发法”(positive heuristics)。他认为，整个科学发展 的历史就是由各种不同的研究纲领构成的；每个研究纲领是否可以 得到推进，取决于它的正反两个方面启发法的作用。在这种意义上， 拉卡托斯把科学的发展看做是一种概念推演的过程，即“科学史就是 一种概念框架的历史，或者说是科学语言的历史”。
2.他把所谓的“反面启发法”看做是对科学研究纲领最为关键的 原则，因为正是“反面启发法”禁止我们对科学研究纲领的“硬核”提 出挑战。在这里，拉卡托斯把科学研究纲领的内容分做三个部分：最 外面的部分是所谓的“实验证据”;中间部分是所谓的“辅助假说”,这 构成了一个“保护带”;最内的部分是所谓的“硬核”,这是区分不同的科学研究纲领的关键部分。在这三个部分中，最重要的是中间的“保 护带”,因为它起着保护“硬核”的作用：“正是这一辅助假说保护带，必 须在检验中首当其冲，调整、再调整，甚至全部被替换，以保卫因而硬 化了的内核。这一切如果导致了进步的问题转换，那么一个研究纲 领就是成功的；如果导致了退化的问题转换，它就是失败的。”①拉卡 托斯的这种“保护带”类似于库恩的“常规科学”,是为了保护某些已 被验证的科学假说(研究纲领的硬核)不被完全推翻。这表明，科学 的进步不是经常发生革命的结果，而是不断修正、调整和弥补原有的 科学假说或研究纲领内核的过程。按照拉卡托斯的观点，“反面启发 法”就是要保证这样的“硬核”不会受到根本性的打击，只有这样，我 们才能为一个科学研究纲领不断增加新的内容，而不是经常性地用 一个纲领推翻另一个纲领。
3.在“反面启发法”保护研究纲领的“硬核”不受彻底挑战的同 时，还需要对辅助假说的保护带提出具有建设性的修正和调整，通过 改变和发展研究纲领中可变的成分或“可反驳的变体”(refutable variants),而使纲领中不可反驳的“硬核”得到真正的保护。这就是拉卡 托斯所说的“正面启发法”的作用。他说：“纲领的正面启发法使科学 家不被大量的反常现象所迷惑。正面启发法规划出一个纲领，这一 纲领开列出一连串越来越复杂的模拟实在的模型：科学家的注意力 专注于按其纲领正面部分规定的指示来建立他的模型。他不管实际 的反例，即可资利用的‘材料’。”②这表明，正面启发法提供的是一种 纯粹理论的说明，它完全拒绝把纲领中的“硬核”部分放到经验观察 中加以检验；这种启发法提供的是一种“理论模型”,而不是实际可操 作的实验方式。他说：“一个‘模型’是一组初始条件(可能还有一些观 察理论),人们知道在纲领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这一组初始条件必 定要被取代，甚至或多或少地知道怎样被取代。这再一次表明在研 究纲领中对任一特定的变体进行‘反驳’是多么地不相关：反驳的存
① 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第67页，兰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② 同上书，第69—70页。
在完全是意料之中的，正面启发法就是预见(产生)及消化反驳的策 略。”①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拉卡托斯把研究纲领的正面启发法称做 “形而上学原则”(他略带贬义地使用“形而上学”这个词),就是说，它 是可以变动的，适合于把研究纲领表述为各种不同的形式。
4.拉卡托斯认为，与波普的证伪主义相比，他的科学研究纲领方 法论能够更好地解释理论科学的自主性问题。因为在有效的研究纲 领中工作的科学家合理地选择哪些问题，取决于纲领的正面启发法， 而不是那些经验上的反常现象。科学家们通常的做法是列出一些反 常现象却放置一边，希望在适当的时候可以把它们看做是对研究纲 领的有利确证。拉卡托斯指出，我们在研究科学史上的历史事实时， 首先需要对事实作出一种合理的重建，然后把这种重建与实际的历 史进行比较，从中找到两者的差异并对之进行批评。这就需要从启 发法出发，就是说，首先要知道哪些研究道路是可取的，哪些是不可 取的。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对科学的发展有一个更为清楚的理解， 否则就只能在事实的细节中盲目地摸索。
5.与库恩的“常规科学”不同，拉卡托斯并不认为某一个“科学研 究纲领”在科学发展中占据着垄断地位，相反，他认为“科学史一直 是、也应当是一部相互竞争的研究纲领(或者也可以说是‘范式’)的 历史，而不是、也不应当变成一连串的常规科学时期：竞争开始得越 早，对进步便越有利”②。不同科学纲领的更替，表现在一个纲领能够 更好地说明其对手的问题，并进一步表现出超越对手的启发性。但 这并没有表明我们应当完全抛弃被替代的纲领，而是应当把这个纲 领合理地重建为一个进步的问题转换，由此可以暂时保护它免受已 经确立的强大对手的攻击。这表明，对任何一个科学研究纲领来说， 都不存在任何最终的判决性实验，就是说，一切都是可以容许的，因 为在研究纲领内部的较小的判决性实验可能会在较大的判决性实验 中得到消除。所以，拉卡托斯明确地说：“判决性实验是不存在的，如
① 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第71页，兰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② 同上书，第95页。
果指的是能即时地推翻一个研究纲领的实验，那无论如何是不存在 的。”①在这个问题上，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不仅与库恩的 科学革命观点区分开来，而且与波普的证伪主义区分开来，因为拉卡托 斯强调了科学发展中的连续性，强调应当根据一个真正的研究纲领的 正面启发法来制定辅助假说，由此可以避免反驳带来的问题。
总体来说，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是对波普的证伪主 义和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的改造，但他基本上是站在波普哲学的立 场上(用他的话说，是透过“波普的眼镜”)对库恩思想的继承，同时，他 又比波普更为重视科学史，强调历史就是对证伪主义的一种“证伪”, 认为历史确证了研究纲领方法论的合理重建。所以西方哲学家通常 把拉卡托斯的思想更多地看做是属于“科学变革的理论”②。然而，也 正是由于这种改造和继承，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被许多 哲学家批评为“脱离了人类思维的常规”,它所提倡的东西既不是现 实的，也不是确定的。如沃特金斯认为，他取消了“我应当采纳哪一 种理论”这样的问题，而把这个问题替换为“哪一个理论是最好得到 确证的”,但对这后一个问题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③尼克里斯则指 出，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确在对科学知识的增长问题上的说明比 波普的证伪主义更为全面，这可以看做是对 17—18 世纪方法论的复 兴，但他没有为“启发法”赋予形而上学的认识地位，根据他的启发法 无法区分研究纲领的好坏。尼克里斯还进一步指出了拉卡托斯理论 的四个主要困难：(1)削弱了方法论的规范作用；(2)难以真正在库 恩与波普思想之间达成结合，他在把方法论和合理性加以历史化的 同时，又预设了一种合理的、批判的和没有教条的科学方法论；(3)对 历史采取了一种简单化的说明模式，过分侧重对历史的理性重建；
① 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第118页，兰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6。 ② 加罗格鲁(K.Gavroglu)等《拉卡托斯和科学变革的理论》,克鲁威尔学术出版 社，1989。 ③ 见沃特金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载于加罗格鲁等《拉卡托斯和科学变革 的理论》,第11页，克鲁威尔学术出版社，1989。
(4)没有能够在逻辑或方法论与历史之间达成一致，因为如果最好的 方法论是使历史更为合理，那么就不存在任何可以使历史完全得到 合理解释的这样一种方法论。①
拉卡托斯的“合理重建”理论在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那里也受到 了批评。历史学家认为，拉卡托斯的“合理重建”会令人可怕地消解 历史，他把真实的历史都降低到了他的合理重建的脚注，因为他曾这 样写道：“科学史总要比它的合理重建丰富。但是合理重建或内部历 史是首要的，外部历史只是次要的，因为外部历史的最重要的问题是 由内部历史限定的。”②这些话就被当做拉卡托斯否定真实历史作用 的重要“罪状”。同样，社会学家则指出，拉卡托斯对研究纲领中内部 和外部因素区分的做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社会建构是一个完整的 过程，科学研究纲领作为社会建构的组成部分，需要与社会政治的环 境结合起来。
历史地说，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思想在 20 世纪 70一 80年代的英美科学哲学中的确产生了很大影响，是许多哲学家以及 科学史家讨论的热门话题之一，在一定程度上也直接推动了科学哲 学中的历史学派的发展。特别是，在库恩哲学与波普哲学之间的论 战中，拉卡托斯充当了一个重要的中间人。在现实中，他积极参与组 织了1965年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国际研讨会，使这两派哲学家有机 会面对面地交锋，并编辑出版了会议的文集《批判与知识的增长》。 此文集成为这场争论的历史文献。在理论上，他努力地调和两种哲 学，试图在这两种哲学之间搭建沟通的桥梁。然而，他的努力并没有 获得他所期望的成功：一方面，他试图以精致的证伪主义阐述科学变 革的思想，但并没有得到库恩等人的认可；另一方面，他竭力用历史 的观点说明科学发现的逻辑，也遭到了波普的否定。费耶阿本德认 为，拉卡托斯的问题在于，他与波普一样，都把科学的发展或科学发
① 参见尼克里斯《拉卡托斯》,载于牛顿-史密斯《科学哲学指南》,第 210— 211页。 ② 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第163页，兰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现的逻辑看做是一种理性的事业；他没有看到，正如库恩的“不可通 约性理论”表明的一样，科学知识的增长完全是一个非理性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应当遵循的原则是“怎么都行”(anything goes)。这就 是费耶阿本德的“全面否定论”。
四费耶阿本德的“全面否定论”
保罗·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于1924年出生于维也纳， 早年被纳粹德国占领当局应征入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因英勇战斗 曾获“铁十字军”勋章，战争即将结束时一颗子弹击中他的腰部，落下终 身跛脚的残疾。1946年，他在德国魏玛学院学习歌唱和舞台管理，并系 统学习了歌剧、意大利文、和声、钢琴等。后在维也纳大学学习历史和 社会学，后转学理论物理学，同时旁听了哲学课程。1948年，他见到了 波普，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1949年，他组建了“克拉夫特小组”, 以非形而上学的方式讨论被维也纳学派抛弃了的形而上学问题。1951 年，他在维也纳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他计划到剑桥追随维特 根斯坦学习，但后者的去世使他改变计划，于1952—1953年在伦敦跟 随波普学习量子力学哲学。1955—1958 年，他在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 任讲师，这期间发表的论文主要是关于量子力学和一般科学哲学，明显 受到波普、克拉夫特和维特根斯坦的影响，试图把证伪主义与维特根斯 坦的意义语境理论结合起来。1959年，他移居美国，任教于加州大学伯 克利分校，1962年升任教授。这时，他开始放弃波普的思想，转向库恩 的科学革命理论，并最终反对传统的“理性主义主张”。后因在哲学 观点上与伯克利的同事相左，他不得不离开加州，随后应邀在各地讲 学，如伦敦大学、奥克兰大学、耶鲁大学、柏林自由大学、德国卡塞尔 大学、苏黎世联邦技术研究所等。在伦敦大学，他与拉卡托斯结为好 友，拉卡托斯心目中的自由状态被他推向了极致。1994年2月11 日，他在瑞士的家中去世。①
① 关于费耶阿本德的生平，参见普雷斯顿(J.M.Preston)《费耶阿本德：哲学、科 学和社会》,第1—6页，坎布里奇，政治出版社，1997。
费耶阿本德兴趣非常广泛，他生前不仅在哲学、科学和政治等领域 发表了大量论文和评论，在音乐、摄影、戏剧、文学、宗教以及历史等领 域也有许多论述。但他的主要工作还是在科学哲学，特别是科学方法 论方面。他在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反对方法》(Against Method, 1975)、《自由社会中的科学》(Science in a Free Society,1978)、《告别理 性》(Farewell to Reason,1987)、《关于知识的三个对话》(Three Dialogues of Knowledge,1991)和《征服富足》(Conquest of Abundance, 1999)①。另外，还有三本文集《实在论、理性主义和科学方法》哲学文 集卷一(Realism,Rationalism and Scientific Method,1981)、《经验 论问题》哲学文集卷二(Problems of Empiricism,1981)和《知识、科 学和相对主义》哲学文集卷三(Knowledge,Science and Relativism, 1999),收录了他的大部分已发表的文章。1995年，芝加哥大学出版 社出版了他的自传《消磨时间》(Killing Time)。
费耶阿本德的思想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②第一个时期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之前，他基本上接受的是波普、克拉夫特和后期维特根斯 坦思想的影响。他激烈地批评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以波普的 约定主义论证科学理论对观察的首要性，认为关于科学理论的争论 不是一个事实问题，而是一个选择问题。克拉夫特是他在维也纳大 学的博士导师，他从克拉夫特那里得到了这样一个观念，即认为，我 们可以根据实证主义的方式解释科学，但这种解释并不需要一个外 在的世界。费耶阿本德对维特根斯坦的后期思想非常重视，他曾邀 请维特根斯坦到他们的“克拉夫特小组”作报告，并在维特根斯坦去 世后与维特根斯坦的学生安斯康共同讨论《哲学研究》,他甚至“整理
① 此书由两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关于古希腊哲学，论述了阿基里斯之龟的 猜想以及色诺芬、巴门尼德等人的思想；第二部分是各种不同主题的论文选集，主要 讨论了实在论、量子论、艺术品、伦理学以及知识分子等问题。该书由特普斯特拉(B. Terpstra)编辑，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 ② 也有研究者把他的思想发展分为两个时期，即20世纪50—70年代和70年 代之后。参见普雷斯顿《费耶阿本德：哲学、科学和社会》,第7页，坎布里奇，政治出 版社，1997。
了”该书的写作风格，以便使得该书的内容看上去更像是一个连贯的 论证。① 他主要欣赏维特根斯坦思想的流畅性和诗性的气质，把《哲 学研究》中的意义理论解释为一种“语境论”。第二个时期是在 60— 70年代，他这时逐渐放弃了波普等人的思想，转向从科学哲学的角度 对传统理性主义的批判，提出了他的“无政府主义的知识论”思想。 这个时期被看做是费耶阿本德哲学的主要时期，也是他的思想对科 学哲学以及整个西方哲学产生重要影响的时期。我们下面主要介绍 他在这个时期的思想。第三个时期是在 80—90 年代，他这时完全失 去了对科学方法论研究的兴趣，更多地把无政府主义思想运用在政 治哲学领域，几乎在所有问题上更多地采取相对主义的原则。
《反对方法》是费耶阿本德哲学的代表作，他在书中提出的“无政 府主义知识论”在西方哲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从1964年起，费耶阿 本德就与拉卡托斯就科学方法论问题展开讨论，双方持完全相反的 观点。《反对方法》就是以拉卡托斯的观点为批判对象的一部论战性 著作。费耶阿本德提出的主要观点是：(1)科学在本质上是属于无政 府主义的事业；理论上的无政府主义比理论规则和秩序更符合入本 主义，也更能鼓励进步。(2)无论考察历史还是抽象地分析思想与行 动的关系，都表明了一条无法禁止进步的原则：“怎么都行”。(3)理 论的增生有益于科学，但齐一性(即意见一致)则损害科学的批判能 力，危害个人的自由发展。(4)需要用政治干预、克服科学沙文主义， 承认任何思想都有可能改善我们的知识。(5)没有任何一个理论会 同其领域中的全部事实相符合，而应当受到责难的并非总是理论，事 实与理论之间的冲突可能是进步的先兆。(6)科学的论证需要“非理 性的方法”,因为科学的不同部分的发展是不均衡的，因此对科学来 说，理性并不是普遍适用的，不能完全排除非理性在科学中的作用，
① 费耶阿本德：《自由社会中的科学》,第116页，伦敦，新左派图书公司，1978。 后来，安斯康把费耶阿本德整理的部分翻译为英文，作为安斯康对该书的评论发表。 这就是费耶阿本德的哲学处女作《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载于《哲学评论》(The Philosophy Review)1955 年第 64卷。
这就要求一种无政府主义的认识论。(7)科学并不比神话更高级，科 学是人类已经发展出来的众多思想形态中的一种，但并非是最好的 一种。
在传统的以及正统的科学哲学家看来，费耶阿本德的上述观点 无论如何都显得过于极端，所以他自然就被扣上了许多不受欢迎的 帽子，如“非理性主义者”、“一个反科学的宣传家”、“政治上的机会主 义者”等等。但如果认真地阅读了他的著作，把他的这些观点放在科 学哲学的历史学派背景中加以考察，我们就可以看出，他的“无政府 主义认识论”在一定程度上恰恰是揭露了自库恩以来的历史学派科 学哲学所隐含的最根本的思想前提，这就是把科学研究方法一步一 步地从逻辑引向了心理学，从严格精确的专门分析引向了更为宽泛 的历史和社会领域。在这种意义上，费耶阿本德是历史学派科学哲 学中最彻底，最直率也是最可爱的哲学家。
1.他彻底否定了我们可以彻底认识世界的梦想，认为我们的认 识活动永远无法掌握世界，因为世界本身就是一个未知的实体。所 以，我们必须对这样的实体采取一种开放的态度，就是说，不能把某 一种或一些认识结果看做是最好的，而排斥另一种或另一些成果。 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们必须保留自己的选择权，切不可预先就作茧 自缚”①。这是费耶阿本德思想的基本出发点。他把这称为“无政府 主义的方法论”。他选用这个术语并不表示他的思想与其他政治上 的无政府主义有任何联系，相反，他认为，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很少 关心人类的生活和幸福，甚至包含着某种清教主义的献身精神，而 这些却是他所反对的。他所谓的“无政府主义方法论”,是指对一切 以往被着做是严肃的话题或具有深奥意义的事业都采取怀疑和轻 蔑的态度；他相信，只有当我们开始淡然处事，把我们语言中千百年 来积聚起来的那些深奥的但已经陈腐的意义去掉，才能出现有价值 的人生。在这种意义上，费耶阿本德更愿意与艺术上的“达达主义”
① 法伊尔阿本德(即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周昌忠译，第N页，上海译文出 版社.1992。
者为伍，因为“达达主义”就是不仅没有纲领，而且反对一切纲领，这 正是费耶阿本德所谓“无政府主义方法论”的主旨。但与达达主义 者不同的是，他认为，反对纲领并不排除对纲领作巧妙的辩护，以表 明任何的变换无论多么“合理”,总是带有空想的性质。《反对方法》 一书正是费耶阿本德对各种纲领作出的这种“辩护”。
2.费耶阿本德不仅鲜明地表明了自己“怎么都行”的基本立场， 而且对这个立场有比较充分的论证，他还在《反对方法》的五个附录 中用科学史上的事实说明“科学是一种非理性的事业”这个观点。在 他看来，科学的归纳原则为我们的行为制定了一个标准，一切理论的 成功或有效都是由经验事实或实验结果加以衡量的，这是经验主义 的本质。相反，他则提出一种“反规则”的观点，劝导我们引入和制定 与得到充分经验确证以及充分确凿的事实不一致的假说，劝导我们 “反归纳地”做事。这种“反规则”就是要提出与公认的、得到高度确认 的理论不一致的假说，以及提出与充分确凿的事实不一致的假说。 针对前一种情况，他论证道：“可能反驳一个理论的证据往往只能借 助一个与之不相容的可取理论来揭示。所以，劝导人仅当反对意见 已使正统理论丧失信任时才利用别的可取理论，那是本末倒置。”①正 确的做法就是，尽可能多地考虑到与一个理论相关的其他理论，通过 比较的方法取长补短，由此形成一个由各种可取理论组成的“知识海 洋”,费耶阿本德把这称为“多元主义的方法论”。根据这种方法论，科 学家的任务就不再是探索真理、推崇偶像，或把观察资料加以系统化 等等，而是努力使自己的理论在各种可取理论中变得更为有力；而 且，科学家提供的理论也不是对所讨论问题的唯一解答，它不过是各 种不同解答中的一种而已。至于第二种情况，就是理论假说与确凿 的事实不一致，完全可以得到绝大多数人的理解，因为没有一个有意 义的理论会同其领域中的一切已知事实相一致。这里的关键是，观 察报告、实验结果和关于事实的陈述，都已经包含了理论假设，我们
① 法伊尔阿本德(即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周昌忠译，第8页，上海译文出 版社，1992。
是按照我们在观察之前已有的信念去看世界的，虽然我们可能并没 有意识到我们已有这样的信念。所以，一个理论之所以可能与证据相 冲突，并不是因为它不正确，而是因为证据已经被理论污染了。在这 里，费耶阿本德是用“理论渗透观察”的思想解释他的“反规则”观点。
3.费耶阿本德明确表示，他并不是要提出一种新的规则或方法 论来对抗传统，相反，他认为，“一切方法论，甚至最明白不过的方法 论都有其局限性”①。所以，他的目的是要“反对一切方法”,并由此颠 覆一切方法所依赖的理性基础。然而，在这个过程中，费耶阿本德也 承认，要颠覆理性还必须使用理性的工具，就是说，要反规则或反归 纳，还必须运用另外一种规则。正是这个怪圈使得费耶阿本德意识 到，对科学的过分依赖是这种理性主义猖獗的重要原因。他说：“在 我看来，科学沙文主义是一个远比理智污染问题更为严重的问题。 它甚至可能是这种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②他把拉卡托斯看做是这 种科学的理性主义的最新代表。他在《告别理性》中对理性进行了 “全面清算”,特别是对以理性主义的主要代表自居的科学理论进行 了彻底批判，认为现代科学和文化的最大“成就”就是通过宣传、论 证、压制、模仿以及暗箱操作等方式对人性作出了最大的毁灭。费耶 阿本德的这种“反科学的”、“反文化的”极端思想在理性主义占主导 地位的当代西方科学文化中自然被看做是一种“异端邪说”,但如果 理解了他的意图，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工作是在打破西方传统思维 中的单一模式，强调以多元的方式对待科学、理性，乃至哲学本身。 这就是要把我们所处的世界、我们所接受的理论以及我们所持有的 信念，看做是一切可能世界中的一部分，从而彻底打消我们追求“完 美”、“最终”、“唯一”等等的梦想。在这种意义上，他的思想与西方后 现代主义哲学非常近似。
费耶阿本德的观点在当代西方哲学家和科学史家那里引起了很
① 法伊尔阿本德(即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周昌忠译，第10页，上海译文出 版社，1992。 ② 同上书，第187页。
大反响，赞扬者有之，但更多的是批评和反对。对他思想的肯定者， 主要是对他的大胆和直率表示钦佩，认为他的“曲棍球式的做法”激 起了人们对重要问题的思考，而且比科学哲学家们通常不加渲染的 论文更为有效，“如果说他的表现是方式粗率而要旨大胆，他就理应 得到热情的赞赏”①。早在有生之年，他就被称做“20 世纪科学哲学领 域内出类拔萃的人物之一”②。但是，他的极端偏激的观点更多地招 致了哲学家和科学史家的批评。例如，图尔敏认为，费耶阿本德对科 学中的非理性的夸大，正好是他成功地击中波普的证伪主义理论要 害的副产品。劳丹则指出，他是一个借历史来达到辩论目的的辩才， 但不是用历史指导哲学家的辩才。在劳丹看来，科学不是可以供人 们玩耍的工具，而是用来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的有效方法，这种方法 的有效性就在于，科学本身是通过进步而得到增长的。这就是劳丹 的“科学进步理论”。
五劳丹的科学进步模式
拉里·劳丹(Larry Laudan)1941年出生于美国德州的奥斯汀， 1962年毕业于堪萨斯大学物理系，1965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哲学博 士学位，先后执教于伦敦大学、匹兹堡大学、弗吉尼亚工学院和夏威 夷大学，2000年起至今，担任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高级研究员。他 还在伊利诺伊大学、墨尔本大学、明尼苏达大学以及麻省理工学院担 任客座教授或研究员，曾任英国科学史学会的总干事和执行委员，也 是许多科学史和科学哲学领域的国际杂志的主编或编委，如《科学哲 学与科学史研究》杂志的创始人和主编、《科学哲学》杂志编委等，还 曾任美国哲学联合会太平洋分会的主席(1993—1995)。劳丹主要致
① 伯鲁德(W.J.Berlude),《保罗·费耶阿本德：科学和无政府主义》,载于《科 学》(Science)1979 年，206(4418):534。 ② 2000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纪念费耶阿本德的文集《科学最坏的敌人?》 试图为费耶阿本德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提出质疑，认为他的思想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 启发意义。
力于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研究，他与其他人共同主编的“匹兹堡科学哲 学与科学史丛书”在当代西方哲学界有着很大影响。他的主要著作 包括《进步及其问题》(Progress and Its Problems,1977)、《科学与假 设》(Science and Hypothesis,1981)、《科学与价值》(Science and Values,1984)、《科学与相对主义》(Science and Relativism,1990)、 《超越实证主义和相对主义》(Beyond Positivism and Relativism, 1996)等。其中《进步及其问题》是劳丹的代表作，集中阐述了他的主 要思想。下面我们将主要围绕这本书的内容对劳丹的思想作一分析。
劳丹的思想通常被看做是属于“新历史学派”,这个学派的创始 人是美国哲学家夏佩尔。夏佩尔认为，科学发展中的各种因素是相 互作用的，可以随时按照我们所了解的关于自然的知识加以修正，而 背景信念是以特殊的方式被运用于特殊的问题情景之中，因此一个 特定的信念可以在不同的情景中以不同的方式发生作用。① 他反对 库恩等人的历史学派关于科学革命和知识增长的观点，试图用“推理 链”概念取代“不可通约”的概念，认为它能够比以往的哲学家提供更 好地理解意义和指称的根据。这种新历史学派的基本主张是：(1)反 对历史学派把科学进步的原因完全归咎于社会和历史的因素，认为 必须考虑科学本身的内在机制。(2)反对历史学派关于不可通约的 观点，认为这个观点必然导致否定科学的进步，陷入相对主义；相反， 他们认为，不同的范式和理论都是对同一个客观世界的表达，因而它 们之间是可以比较的。(3)反对历史学派把科学理论作高低层次之 分，认为这样的区分仅仅具有相对的意义。(4)反对历史学派在科学 哲学上的反实在论态度，坚持科学的实在论，主张科学知识的无怀疑 性、相关性和成功性为入们提供关于认识对象的客观存在的信念。 在这些主张上，劳丹与夏佩尔等人的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不同的 是，劳丹更强调科学合理性研究，强调科学的进步是一个不断解决问 题的过程，提出“规范的自然主义”这样的弱的反实在论主张。
① 参见夏佩尔《理由与求知》,褚平、周文彰译，第29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
劳丹的工作是从追问“科学的合理性”开始的。他认为，以往哲 学家对科学合理性的解释都不成功，这就需要我们重新分析这个概 念，竭力避免一些会导致传统分析垮台的基本假定，这就需要我们 “放弃一些传统的语言和概念(确证度、解释内容、确认等等),看看是 否会出现一个潜在的更为合理的科学合理性模式。通过重新探讨一 些有关科学的基本的问题，让我们看看，我们是否能取得关于科学知 识的一个稍微不同的观点”①。他从“科学的根本目的在于解决问题” 这个观点出发，认为一个理论的合理性和进步性并不与该理论的确 证或否证密切相关，而是与该理论解决问题的有效性密切相关的。 关于理论与问题的关系，劳丹提出了两个命题：(1)“对任何一个理论 最为重要的检验是看这个理论是否对引起兴趣的问题提供可接受的 答案；换句话说，看这个理论是否对重要的问题提供了满意的解答。” (2)“在评价理论的价值时，问理论是否对重大的问题构成了适当的 解答，比问理论在当代认识论的框架内是否是‘真的’、‘确证了的’、 ‘充分证实的’或是可辩护的更为重要。”②他认为，这两个命题揭示了 科学理论的真正价值，因为真正有价值的理论正是对各种疑难问题 的适当解答。他的工作就是要从问题分析入手，然后进入理论建构。 劳丹把科学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即“经验 问题”和“概念问题”。所谓“经验问题”,并不是由自然界直接给予确 凿材料的那些问题，而是有关自然界对象的但渗透了理论假定的问 题，是有关构成了任何一个已知科学领域基础的对象问题。可见，经 验问题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事实问题，而是一个从某种背景出发，或以 这样或那样的概念框架“透镜”提出的事实问题。这说明了任何经验 问题都与提出问题的理论假定有关。他把经验问题分为三种类型； (1)尚未解决的问题，就是那些还没有被任何一个理论有效地解决的 经验问题；(2)已经解决的问题，就是那些已经被某种理论有效地解
① 劳丹：《进步及其问题》,方在庆译，中译本“序”第7页，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1。 ② 同上书，第5—6页。
决了的问题；(3)反常问题，就是一个具体的理论没有解决，但是该理 论的几个竞争对手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他认为，科学进步的标志之 一，就是把反常问题和尚未解决的问题转变为已经解决的问题。但 他同时指出，科学的进步和合理性并不完全在于解决经验问题，更重 要的是要解决“概念问题”。所谓“概念问题”,是指由一些理论所显示 的问题，就是说是依附于理论而存在的问题，是关于概念结构的充足 理由的较高级的问题。他认为，对于任何一个理论 T,概念问题都会 以两种方式出现：“1.当 T显示出某些内在的不一致时，或当理论 T 的基本的分析范畴模糊不清时，这些问题是内在的概念问题。2.当 T 与另一个理论或学说 T'冲突，而 T的拥护者们认为学说 T'是理由 充足的时，这些问题是外在的概念问题。”①他认为，对内在的概念问 题的解决通常被看做是科学进步的最重要方式之一，但更为重要的 则是对外在的概念问题的解决，因为只有解决了这样的概念问题，才 会使科学中的各种不同理论之间实现良好的推导，从而实现科学的 整体进步。
根据以上对经验问题和概念问题的论述，劳丹明确提出了他的 关于科学进步和增长的一般模式。他说：“这样一个模式的核心假设 是很简单的：(1)已解决的问题(经验的或概念的)是科学进步的基本 单元；(2)科学的目标是最大限度地扩展已解决的经验问题的范围， 最低限度地缩减反常与概念问题的范围。”②他提出，一个理论解决问 题的有效性，就是通过评价这个理论解决的经验问题的数量和重要 性以及减少该理论产生的反常和概念问题的数量和重要性来决定 的。由此，劳丹得出了他关于科学进步的基本规定；当且仅当在任一 个领域中的科学理论连续发展，显示出解决问题的有效性程度逐渐 增加时，我们就可以说，这个科学理论带来了进步。换言之，只要是 用一种更能有效地解决问题的理论去取代其他不能有效解决问题的 理论，那么,这样的改变就是一种进步。
① 劳丹：《进步及其问题》,方在庆译，第4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 ② 同上书，第65页。
根据这种科学进步的模式，劳丹分析比较了库恩的科学革命理 论和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认为两者都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进而 提出了自己的“研究传统”。他指出，库恩理论的错误在于没有看到 概念问题在科学论证和范式评价中的作用；没有真正解决一个范式 与其构成理论之间的关系问题；在结构上也过于僵化，在范式与资料 事实之间无法作出任何调整；范式或“专业母体”的意义始终不明确； 忽略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不同的科学家往往使用同样的定律或范 例，但在科学本体论和科学方法论的许多基本问题上却赞成完全不 同的观点。关于拉卡托斯，劳丹认为他的研究纲领完全是经验的，而 且在构成研究纲领的最小理论范围内的变化种类是极其有限的；拉 卡托斯研究纲领中的一个致命缺陷是，这个概念依赖于塔尔斯基和 波普的“经验内容与逻辑内容”的概念，就是说需要用历史的经验说 明科学理论的内容量度，但这是不可能的。在罗列了库恩和拉卡托 斯的数个“罪状”之后，劳丹提出了他的“研究传统”。
劳丹所谓的“研究传统”就是这样一些普遍的假定：它们是关于 一个研究领域中的实体和过程的假定，也是关于在这个领域中研究 问题和建构理论的适当方法的假定。他认为，每一门学科，无论是科 学的还是非科学的，都有一部充满研究传统的历史，例如哲学中的经 验论和唯名论、神学中的唯意志论和必然论、心理学中的行为主义和 弗洛伊德主义、伦理学中的功利主义和直觉主义等等。这些研究传 统具有以下共同特征：(1)每个都有许多具体的理论，它们说明并部 分地构成了这个研究传统；在这些理论中，一些理论可能是同时的， 另外一些理论可能是在时间上前后相继的。(2)每个都显示出某些 形而上学的和方法论的倾向，这些倾向作为一个整体，使研究传统具 有自己的特征，并与其他的研究传统区别开来。(3)每个都得到过各 种详细的表述，一般都有一段较长的历史，经历了许多不同的历史阶 段，相比之下，一个具体的理论则经常是短暂的。① 总之，一个研究传
① 参见劳丹《进步及其问题》,方在庆译，第79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
统就是为具体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一套指导方针。这样的研究传统通 常包含了本体论和方法论这两大部分。本体论是说明了存在于这个 研究传统所属领域中的基本实体的类型，而研究传统中的具体理论 则是把这个领域中的所有经验问题都还原为这个研究传统中的本体 论，由此来解释这些经验问题；方法论则是在这个传统中的研究者可 以接受的合法的探究方法，包括了实验技巧、理论检验、理论评价模 式等等。因此，劳丹说：“简而言之，一个研究传统就是一组本体论和 方法论的‘做什么’与‘不做什么’。”①
从劳丹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所谓的“研究传统”就是一个研究 领域中已有的、在很大程度上占有主导地位的理论纲领或研究思路。 在每个这样的传统中都会有各种不同的甚至相互矛盾的理论，但它 们又都是为了说明这个传统中的本体论以及满足它的方法论的不同 方面。这样，每个研究传统对自然过程并不具有直接的解释或检验 作用，它们仅仅具有普遍性和规范性的作用，它们的成功只能是通过 其构成的理论而导致适当地解决越来越多的经验问题和概念问题。 但研究传统往往可以为其构成理论的应用范围划定界限，也能对其 构成理论提出概念问题的方式。劳丹把研究传统的作用分为三个方 面：(1)制约作用，就是说，研究传统作为对于可以在已知领域内提出 的理论的一种制约起着消极的作用；(2)启发作用，就是说，研究传统 在构造一个具体的科学理论时能够起至关重要的启发作用，为理论 的构造提供重要的思路；(3)辩护作用，就是说，研究传统可以合理地 说明其中的具体理论，或为这样的理论作出辩护。“综上所述，可以 看到这样的研究传统可对其理论作出的许多断言进行辩护；它们可 用来标明某些理论是不允许的，因为这些理论与研究传统不一致；它 们能影响到对其构成理论的经验问题和概念问题的承认和估价；最 后它们能对具体理论的产生或修改提供启发性的指导。”②
在强调了研究传统的这些作用的同时，劳丹也清楚地认识到研
① 劳丹：《进步及其问题》,方在庆译，第80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 ② 同上书，第94页。
究传统的局限。这些局限包括：在某些情况下，理论可能从原来启发 它们或为它们辩护的研究传统中脱离出来；研究传统本身也是历史 的产物，它们是在一个特定的理智环境中创造出来并加以阐明的；一 个非常成功的研究传统可能导致人们放弃与该研究传统不一致的世 界观，并精心制定一个与该研究传统相一致的新的世界观。尽管如 此，劳丹认为，重要的还是要关注研究传统的进步性，这是由研究传 统中的最新理论的恰当性决定的。这里的“恰当性”就是研究传统内 的最新理论解决问题的有效性。他说：“单个理论的恰当性或有效性 与这个理论解决多少有意义的经验问题有关，与它们产生多少重要 的反常和概念问题有关。这些单个理论的可接受性既与它们的有效 性有关，也与它们相关的研究传统的可接受性有关。”而“一个研究传 统的可接受性由这个研究传统的最新理论解决问题的有效性来决 定”①。由此，劳丹进一步阐述了这个科学进步模式对于理解科学知 识增长问题的意义。
他指出，科学的进步就体现在对科学合理性的追求上。所谓“合 理性”,就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去做某些事情，而科学作为认知活动 存在，理由就在于能够最大限度地扩展我们所能解释的经验问题和 最小限度地减少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反常问题和概念问题。由于科 学的唯一认知目的就是要解决问题，因而，“作为在科学上适当的或 合理的主要方式是与我们究竟能最大限度地把科学研究传统的进步 扩展到什么程度有关的”②。就是说，科学合理性的标准就在于把研 究传统最大限度地扩展的能力。在这里，理论的真实性或逼真性的 标准就不起作用了，“因为没有一个科学家和哲学家能够证明，一个 像科学这样具有自己支配的方法的体系能够保证短期内或长期内达 到‘真理’”③。由此，劳丹就把合理性问题与真理性问题区分开来，把 合理性而不是逼真性看做科学进步的标准。在他的解释中，这种“合
① 劳丹：《进步及其问题》,方在庆译，第124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 ② 同上书，第128 页。 ③ 同上书，第129页。
理性”就是“解决问题模式的适用性”,科学的合理性问题就变成了科 学研究传统的适用性或有效性问题，科学的进步问题就变成了在不 同的研究传统中是否作出合理说明的问题。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劳 丹反对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因为在他看来，科学进步根本不是通过革 命完成的，而是通过不断提出和解决反常问题和概念问题完成的；而 且，一个科学革命是否合理和进步，也是一件偶然的事件，因为一个科 学革命可能包括了放弃比较进步的研究传统而赞成不太进步的研究传 统，所以应当把一个革命是否发生的问题与确定这个革命是否进步的 问题区分开来。在这种意义上，科学的进步不可能是一个累积的过程， 而是一个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劳丹并不认为库恩 的“不可通约”概念不会妨碍对研究传统的可接受性的比较评价。
《进步及其问题》出版后，在西方哲学界引起了一定的反响，主要 是因为劳丹对以库恩为代表的历史学派的反对，给当时的科学哲学 界耳目一新的感觉。他试图将历史学派中的相对主义因素与美国哲 学中的实用主义传统结合起来，也招致了不少哲学家的批评。在肯 定者中，费耶阿本德是最突出的一位。他早在1970 年发表的著名文 章《科学哲学：一个有着伟大过去的学科》中就明确表示自己的思想 受到了劳丹的影响。后来在《告别理性》等著作中，更是把劳丹看做 是自己思想的同盟，他肯定劳丹的思想之处正是劳丹对相对主义的 张扬。但更多的哲学家则对劳丹的观点提出了非常尖锐的批评。
《社会科学杂志》于1979年出版了一个讨论劳丹思想的专集，其中许 多文章都对劳丹提出了批评。如有人认为，劳丹的模式比库恩等人 的学说更为有效，但他忽略了重要的划界问题，这样在为科学的合理 性和进步作出辩护时就缺乏严格的准绳；另有人认为，劳丹把科学看 做是解决问题的活动，这就难以区分科学与其他的人类活动，因为迷 信、巫术、占星术、宗教等等都可以“解决问题”;而且，劳丹对科学中经 验真理的忽视违反了我们的直觉。①
① 参见劳丹《进步及其问题》,方在庆译，中译本“序”第8页，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1。
针对种种批评和反对，劳丹也认真反思了自己的理论观点，竭力 弥补其中的一些不足，进一步提出了“规范的自然主义”的思想。早 在1984年，他在《科学与价值》一书中就提出了一种新的科学变化图 景，即关于科学合理性的网状模式(reticulation),在1987年的《进步 还是合理性?规范自然主义的前景》和1990年的《规范自然主义》等 文章中，阐发了他的规范的自然主义。
劳丹把这种规范的自然主义看做是一种元认识论，它既在认识 活动中起到了规范作用，又具有对经验证实的敏感性，因而可以看做 是“规范性”和“自然化”的结合。他认为，逻辑经验主义者和波普都过 分强调规范的制约作用，只是关注我们应当如何形成自己的信念，我 们应当如何检验自己关于世界的论断等，而历史学派则过分强调自 然化，强调“对经验证据的敏感性”,否定规范的制约作用。因此，这两 者都有片面性。劳丹则试图把一种强的“自然化”和一种弱的“规范 性”结合起来，由此克服他们的片面性。① 从劳丹的目的来看，他是在 做一种“建立完善理论”的工作，就是说，在吸取逻辑主义和历史学派 的长处的同时，又能弥补它们的不足。但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他并 “没有达到目的。他的研究传统和科学进步模式，都不过是在前人研究 基础上做的一点修补工作。表面上，历史主义学派在这里得到完善和 发展，实质上他的理论标志着历史主义的终结”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