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L·奥斯汀(John Langshaw Austin)是日常语言哲学的最 重要代表人物，他的重要性不是像赖尔那样在牛津哲学中起领导作 用，而是在于他的思想对日常语言哲学的后来发展以及整个语言哲 学的发展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应当说，“日常语言哲学”或“牛津哲学” 得以扬名后世，主要归功于奥斯汀的工作，特别是他的言语行为理论 直接带来了美国哲学家塞尔的理论，并对心灵哲学的产生具有重要 开启作用。
一生平和著作
在当代英美哲学中，奥斯汀是少有的几个英年早逝的哲学家，他 不到 50岁就离开了人世。另一个早逝的重要哲学家是伊万斯，他去 世时只有34岁。奥斯汀生前没有留下任何自传材料或私人日记，我 们现在关于他的生平记载都是根据他的牛津同事乌姆森、汉普夏尔、 皮尔斯、哈特、赖尔和瓦诺克等人的回忆片段。瓦诺克在1963年曾发 表了一篇关于奥斯汀简要生平的文章，这是如今了解奥斯汀个人经历的最权威的资料。①
奥斯汀于 1911年3月26日出生在英国的兰开斯特，1924:年在 什鲁斯伯利公学攻读希腊文和拉丁文古典著作，1929—1933年在牛 津大学巴里奥学院学习古典学、语言学和哲学，1933 年被推选为牛津 大学全灵学院的研究员，1935 年开始在牛津大学麦格丹学院任教。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奥斯汀参加了英国陆军，主要从事情报分析工 作，1945年退役时获中校军衔，并荣获法国军工十字勋章和美国的功 勋勋章。1952年，奥斯汀接替退休的派顿担任怀特道德哲学教授，直 到1960年2 月因患癌症去世，期间他曾于1955年春在哈佛大学作詹 姆斯讲座，1958年秋在加州大学访问。
据瓦诺克说，奥斯汀早年就显露出出众的智力才能，22 岁被选入 全灵学院，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件，因为全灵学院是牛津大学众 多学院中唯一不需要教学的学院，是专门为杰出人才提供全天候研 究的机构。他在学习和研究期间多次获得各种奖项，特别是在希腊 散文和古典学方面表现出超人的智力。他与摩尔一样，最初都是作 为古典学家而引人注目，他通过研究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而逐渐进入 哲学领域，并在这个领域显示出了他古典学训练的重要作用，特别是 他把这种古典学研究方法用于对日常语言的精细分析。在这方面， 奥斯汀最为推崇的是摩尔，而不是罗素或维特根斯坦。而且，与赖尔 不同的是，奥斯汀很少受到 20 世纪 30年代牛津哲学的影响②,在当 时的牛津哲学家中，他最看重的是普里查德，因为后者从来没有对哲 学问题的一般性质提出过任何看法，只是“零打碎敲地”处理这些问 题。奥斯汀对逻辑实证主义者基本上持一种排斥的态度。他认为， 虽然逻辑实证主义者在拒斥形而上学上有可取之处，但是他们所使
① 瓦诺克：《奥斯汀的生平概述》,载于范光棣(K.T.Fann)《奥斯汀专题文集》, 伦敦，罗特雷奇和基根·保罗，1969;中译文参见《奥斯汀传略》,载于杨玉成《奥斯汀： 语言现象学与哲学》,附录I,商务印书馆，2002(以下所引此书均为此版本)。 ② 关于奥斯汀与赖尔之间的不同，进一步可以参见斯特罗《20世纪分析哲学》, 第177—178页，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0;涂纪亮《分析哲学及其在美国的发展》下 卷，第543页。
用的那些准科学的技术术语和理论却使他们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另一 种他们所反对的一般的哲学理论。在他看来，如果有什么概括可以 应用于哲学的话，那么无论是对哲学问题的解决还是表述都会是模 糊不清的，因为哲学家们总是被看做应当快速解决这些问题。
20世纪 50年代，奥斯汀的思想在牛津有着很大的影响，这部分 地是由于他所组织的“周六晨会”①。如今这个聚会已经被看做具有 一定传奇色彩的活动，因为当时聚集了许多被看做是很有发展潜力 的年轻哲学家，如格赖斯、汉普夏尔、黑尔、哈特、皮尔斯、斯特劳森、乌 姆森和瓦诺克等人。奥斯汀不仅组织了这个聚会，而且把他的古典 学研究方法运用于分析日常语言，促使参加者们逐渐确信应当远离 那些古老的哲学问题。当时，他们阅读了大量当代哲学家的著作，包 括由奥斯汀翻译的弗雷格的《算术基础》、乔姆斯基的《句法结构》以 及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研究者认为，奥斯汀对日常语言哲学 的贡献主要是通过这个“周六晨会”以及他的课堂讲授和在一些讲座 和研讨会上的讲演等得到传播的，而参加了“周六晨会”的哲学家在 传播他的思想过程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赖尔在1968年认为，正是 奥斯汀的这个“周六晨会”使得“牛津哲学”或“牛津哲学学派”开始成 为一个标志在哲学圈外流传。但这个说法遭到了其他哲学家的反 驳。格赖斯认为，“根本没有什么‘学派’,没有什么教条把我们联系起 来，比如，百折不挠地(或几乎是百折不挠地)反对抽象实体就构成并 激起了我所谓的晚近美国唯名论学派，或是坚定地(或几乎是坚决 地)确信只有可证实的东西才是有意义的就构成了逻辑实证主义学 派”②。通常认为，日常语言哲学至少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避免使用 哲学上的专门术语。但奥斯汀在《如何以言行事》(Howto do Things
① 关于这个晨会的记录，详见瓦诺克《周六晨会》,载于伯林等《论奥斯汀文集》; 中译文参见《周六晨会》,载于杨玉成《奥斯汀：语言现象学与哲学》,附录Ⅱ;也参见哈 克《维特根斯坦在20世纪分析哲学中的地位》,第151页，牛津，布莱克威尔，1996。 ② 格赖斯：《答复理查兹》,载于格兰迪(R.E.Grandy)和沃纳(R.Warner)《合 理性的哲学基础》,第50页，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86。
with Words)中不但没有反对在必要时使用哲学术语，而且使用了一 些在他看来必要的术语。同样，日常语言学派的其他成员也在自己 的著作中大量使用了自己的专业术语。其实，日常语言学派反对的 并不是使用哲学术语，而是仓促地使用没有确定意义的或不必要的 “行话”。所以，他们认为，需要把细致地考察日常话语的细微方面看 做是哲学思考的基础，这就需要严格地处理语言现象与哲学论题之 间的关系。奥斯汀的工作恰好在这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他在日常 语言哲学中的地位由此得以奠定。
奥斯汀生前没有出版任何专著,只发表了七篇文章，其中《他人 的心》(“Other Minds”,1946)、《“如果”和“能够”》('“Ifs”and “Cans”’,1956)和《为辩解一辩》(“A Plea for Excuse”,1956)最为著 名，影响也最大，特别是最后一篇被看做是包含了他的重要的方法论 思想。他的著作都是在他嗣后由他的朋友和同事根据他的讲座笔记 编辑出版的，它们是：1961年由乌姆森和瓦诺克编辑出版的《哲学文 集》,收集了奥斯汀四篇学术报告、五篇学术演讲和一篇电台讲话，这 被看做是了解奥斯汀早期思想以及思想转变的重要依据；同年由乌 姆森编辑出版了《如何以言行事》这是根据奥斯汀于1955年在哈佛大 学的詹姆斯讲座上的讲演笔记整理而成的，如今它被看做是奥斯汀 的代表作，因为他在其中完整地阐述了他的言语行为理论；1962年， 瓦诺克又根据奥斯汀于1947—1959年在牛津大学所作的关于知觉理 论的讲课笔记，整理出版了《感觉和可感觉物》(Sense and Sensibilia),该著作反映了奥斯汀的晚期思想。
二 语言分析的方法
奥斯汀是通过语言学研究进入哲学领域的，因而他的哲学研究 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1)他对传统哲学问题不感兴趣，强调从日常 语言的具体用法中揭示人们使用语言所要表达的思想；(2)他的哲学 没有任何体系，也不属于以往的或现有的任何哲学流派或思潮，他的 研究对象和讨论话题是随意的，没有任何事先确定的研究目的。他 的文章和讲座内容大多具有明确的针对性，试图说明某个具体的问题，没有为自己的研究设定任何哲学思考的框架。在奥斯汀的整个 哲学中保持一贯的是他的语言分析方法。
关于奥斯汀的语言分析方法，国内外学者有各种不同的理解。 通常认为，奥斯汀的分析方法是通过对语言各种用法之间的细微区 分来说明这些不同用法的哲学意义。但对于这种方法在哲学上的具 体运用，不同的哲学家提出了不同的解释。赖尔认为，奥斯汀的方法 就是一种语言学方法；与维特根斯坦不同，奥斯汀并不希望用这种方 法去消除人们对传统哲学的反感，也不是要用它去建立某种与传统 哲学不同的哲学观念，他只是用这种方法去分析那些以往被忽略了 的语言中的各种不同用法的含义，指出这些用法上的细微差别，由此 说明我们心灵活动的性质。因而，这样的分析方法更多的是语言学 上的，哲学上的意义不过是附带产品而已。然而，艾耶尔则认为，奥 斯汀的工作包含了强烈的哲学抱负，他用奥斯汀在《“如果”和“能够”》 一文中的话来为这样的抱负作论证。不过，巴斯摩尔仍然相信，奥斯 汀的工作基本上是一种语言学研究，虽然他承认这样的研究是为了 澄清意义和真理问题，但这样的目的并不能代替分析活动本身，就是 说，对日常语言用法的这种细致分析为哲学研究扫清了道路，而这种 分析本身却并不属于哲学研究的范围。
对奥斯汀语言分析方法的理解，关键要看他是如何运用这种方 法去分析具体的语词用法问题的，这在他的著名文章《他人的心》、 《“如果”和“能够”》和《为辩解一辩》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在《他人的 心》中，奥斯汀分析了“知道”和“许诺”这两个词的用法。根据以往的 解释，“知道”(knowing)是一个描述了说话者心理状态的词，说某人 知道“S是P”,就等于是说，他处于与“S是 P”相关的一种心理状态之 中；而“许诺”(promising)则是一个报道了说话者心理活动的词，说某 入作出一个许诺，就是说他表达了一种发自内心的心理活动。但奥 斯汀则完全反对这种说法。他认为，当我们说“知道”的时候，并不是 在描述一种心理状态，而是在对我们所说的话向他人作出一种保证， 即保证我们所知道的东西是真实的；当我们使用“许诺”这个词的时 候，也不是在表达我们的一种内心活动，而是正在作出一个许诺，即保证要完成某件事情。通过对这两个词的用法分析，奥斯汀得到了 两个重要结论：(1)这两个词都属于“完成行为的词”(performative words),就是说。它们的用法或意义就在于它们所完成的行为；而包 含了这样两个词的陈述，就属于“完成行为的陈述”(performative statements)。它们的意义不是在于作为或真或假的报告，而是构成 了或有助于构成某种行为的完成方式。(2)要获得这样两个词的意 义，前提条件是要保证把它们运用在真实的情况中，就是说，要掌握 “知道”的意义，就要确信使用这个词的入是在表达一个真实的情况， 否则就无法在实践上使用这个词；同样，只有在真实地履行了许诺的 情况下，使用“许诺”这今词才是有意义的。由此，奥斯汀就把“真实” 或“真”与实际发生的情况联系起来了。他坚持认为，断定P是真的， 就是断定P与事实的符合。他把这里的“符合”解释为两种含义：描述 性的约定和证明性的约定。“描述性的约定”,是指语词与各种情况的 类型相联系；“证明性的约定”,是指语句与可以在世界上发现的实际历 史的情况相联系。他认为，只要语词或语句属于这样两种约定，就可以 被看做是与事实的符合。奥斯汀的这个观点遭到了斯特劳森的批评。 斯特劳森认为，断定P是真的，就是在确证 P或者是在承认P,而不是 在谈论关于 P的某种东西，因而，“真实的”或“真的”这样的词在断定 性话语中完全是多余的。但奥斯汀并不接受斯特劳森的这个批评， 他认为，我们使用语言的作用就是为了说明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如果 抛开了这一出发点，语言分析本身就变得没有价值了。① 但伦理学家 和法学家热烈地支持奥斯汀的观点，因为在他们看来，如果我们认为 说某件事情是好的就是在描述它，或者是说某人在做某事就是在描 述他的身体活动，那么我们就是犯了“描述性错误”。②
① 参见《关于斯特劳森的专题讨论会》,载于《亚里士多德协会会议录》,1950。 在这个专题讨论中，奥斯汀、斯特劳森以及双方的拥护者都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看法。 另见《奥斯汀对事实的不公正》,载于奥斯汀《哲学文集》,生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61 (以下所引此书均为此版本);《对奥斯汀观点的再思考》,载于《哲学季刊》1965。 ② 关于这方面的评论和资料来源，参见巴斯摩尔《哲学百年·新近哲学家》,第 799 页注 31。
在1956年发表的演讲《“如果”和“能够”》中，奥斯汀通过分析摩 尔对“可能有”(could have)的用法，说明了他的语言分析方法具有的 哲学意义。他认为，摩尔对“可能有”的这样三种用法是镨误的：(1) “可能有”仅仅意味着“如果我选择了就可能有”;(2)“如果我选择了 就可能有”这句话可以变为“如果我选择了就一定会有”;(3)这些经 过改写了的陈述中的条件句(if-clause)指的是因果条件。奥斯汀指 出，摩尔把“可能”替换为“应当”是错误的，因为在“如果我选择了就可 能有”这个陈述中的“如果”并不是条件式的，而是约定式，就是说，这 里的“如果”并不是适合于所有情况的条件，而仅仅是要使我作出选 择的约定。同样，这里的“可能有”在语法形式上也并不仅仅意味着 过去条件式或虚拟式，它也可以是“能够”(can)这个词的过去直陈式。 这样，奥斯汀从中得到这样的哲学推论：摩尔的假定决定论是与我们 通常所说的以及可能想到的东西是一致的，这个假定是错误的。同 时，奥斯汀更为明确地指出，由于“如果”和“能够”这些词在哲学中被 大量地使用，所以弄清这些词的用法对于哲学研究来说就显得格外 重要；只有通过研究这些语词的语言学上的区别，我们才能够真正清 楚地理解这些区别所表明的语言现象。在这里，奥斯汀首次把他的 语言分析方法叫做“语言现象学”。他甚至认为，这样的语言分析方 法将导致一种新的学科从哲学中分离出来，正像数理逻辑刚刚从哲 学中分离出来一样。他这样写道：
在人类探索的历史中，哲学最初曾占据初始的中心位置，它 朝气蓬勃，富于创造精神，不时地舍弃某些部分，使之采取科学 的形态，成为一颗冷却的但井然运行的行星，渐渐趋于一种相隔 遥远的最终状态。很久以前在数学诞生的时候已经发生过这样 的事情，在物理学诞生时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只是在上个世 纪，在通过哲学家和数学家们的共同努力使数理逻辑诞生之时， 我们才又目睹了同样的过程。这种过程十分缓慢，当时几乎察 觉不出来。那么,在下一个世纪通过哲学家、语法学家以及大量 其他研究语言的学者的共同努力，将要看到一个真实、全面的语言科学的诞生，难道这不可能吗?那时，我们应当再从哲学中去 掉一部分内容(仍然还有大量的内容保存下来)。我们能够去掉 哲学的唯一途径是：以抬高它为名而实际架空它。①
可以看出，奥斯汀的研究目标就是要把语言研究从哲学中分离 出去，他所谓的“语言的现象学”不是欧洲大陆哲学意义上的现象学， 而是强调要从分析语言现象入手，不为语言研究设定任何宏大的理 论或形而上学的基础，强调对语言具体用法的细微分析。但他的这 种分析思想与维特根斯坦有所不同：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家们错误 地使用了日常语言，造成了语言表达上的混乱，他的任务是把哲学家 们的语言放回到日常使用当中，由此揭示传统形而上学的错误；奥斯 汀则认为，语言分析的目的不是为了澄清哲学家们在语言使用上的 混乱，而是要表明语言用法上的细微差别，通过分析这些差别，一方 面可以看到传统形而上学错误的根源，另一方面则为我们更好地使 用语言提供了清楚的工具。在《为辩解一辩》一文中，奥斯汀为他的 语言现象学提出了三点理由：
第一，词是我们的工具，而至少我们应使用干净的工具。我 们应当知道我们意指什么和不意指什么,而且我们必须预先把 我们自己武装起来，以免掉进语言给我们设置的陷阱。第二，词 不是事实或事物(除了在它们自己小天地里)。因此，我们需要 把它们与世界分开来，使它们与世界保持距离并与世界相对照， 以便我们能认识到它们的不适当和任意性，这样，我们就能在没 有妨碍的情况下重新看世界。第三，更为鼓舞人心的是，我们所 拥有的共同词汇体现了许多世代的生存中人们所发现的值得划 分的一切区别以及值得标示的联系……②
① 奥斯汀：《哲学文集》,第179—180页。 ② 同上书，第182页。杨玉成在《奥斯汀：语言现象学与哲学》一书中把这三个 理由解释为奥斯汀研究语言的三个基本原则，而我则认为，它们是奥斯汀为自己在语 言研究中侧重语词分析所作的一种“辩解”。
奥斯汀在《为辩解一辩》中表明了他的语言分析方法的两个基本 原则，它们被研究者称做“第一词原则”和“本体论的可应用性原 则”。① 所谓的“第一词原则”是说，每一种语言都有一个漫长的历史， 人们千百年来为了各种目的使用着语言，并且对语言作出了各种各 样的区分，但人们作出这样的区分并不是任意的，而是与入类的日常 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这里的“第一词”(the first word)是指我们的 一切活动都是从现有的日常语言出发的。② 这个原则的要义是，日常 语言包含了许多区别，我们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认识到它们。所谓“本 体论的可应用性原则”,是“第一词原则”的推论结果，就是说这些区 别不仅仅是语词上的，更是它们所反映的世界的真实特征。这些原 则表明，语言研究对我们更好地认识世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用奥 斯汀的话说，对日常语言的研究即使不是哲学研究的最终目的，至少 肯定是哲学研究的必然起点。在这里，奥斯汀再次阐述了他所谓的 “语言现象学”的意义，即知道“我们在什么时候会说什么,以及我们 在什么情况下会用什么样的语词”。他认为，为了得到这样的知识， 我们不仅需要考察语词本身，还要考察我们用这些语词所谈论的实 在和世界。
从奥斯汀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的语言分析方法并不完全是一 种纯粹语言学意义上的。他对语言各种用法的细致考察，目的不是 为了简单地说明字面上的意义，而是要表明，这些用法之间的区别反 映了外在事实和世界中的细微区别。这与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从 事过情报分析工作的经历有关。因为情报分析的目的不是为了了解 符号本身的含义，而是要说明这些符号所代表的具体内容。所以，奥 斯汀一再强调要区分语词与事物，强调要把语词从世界中抽取出来， 以便我们能够更好地看待事物和世界而不会受到语词的诱惑或误 导。然而，与维特根斯坦、赖尔等人不同，奥斯汀并没有用这种语言 分析方法去解决某个具体的哲学的、形而上学的问题，他并没有这样
① 见斯特罗《20世纪分析哲学》,第168页，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0。 ② 参见奥斯汀《哲学文集》,第133页。
的哲学兴趣。虽然他在文章中讨论过“真理”、“意义”、“感觉”等问题， 但他的讨论主要是从表达了这些问题的用词上入手，说明入们在使 用这些语词时没有真正了解它们的细微区别，没有真正了解它们的 真实含义。从奥斯汀的论文中我们很难看到他对某个传统哲学问题 的讨论，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对各种语词用法的分析。这就更加清 楚地证明了他的这种说法：他的目的是为了使一种真实全面的语言 科学从哲学中完全分离出去。
三言语行为理论
在奥斯汀看来，由于对语言的分析是要揭示语言的具体用法，而 我们分析语言是为了更好地说明我们使用语言谈论的世界，因而分 析我们使用语言的活动自然就应当成为语言研究的主要任务。根据 这种思路，奥斯汀提出了一种言语行为理论，由此说明“说话就是做 事”这个道理。
早在1939年，奥斯汀就提出了“完成行为式话语”(performative utterances)或“完成行为句”(performatives)这个概念，把它与“记述 句”(constatives)相对比。他通过观察发现，某些陈述句在某些语境 中很难确定它们的真假，如“我把这条船命名为女王号”这句话并不 是关于对这条船的命名活动的陈述，它本身就是这样一个命名活动； “我答应过两天来看你”这句话是在作出一个许诺，而不是关于一个 许诺的陈述。奥斯汀把这种陈述句称做“完成行为句”,表示它们本 身就是在完成某种行为，而不是关于某种行为的陈述。这样的句子 包括了作出许诺、表示感谢、表达同情、提出警告、发布命令、作出让 步、作出诊断等等。与这些句子相反，奥斯汀把那些包含了真假的陈 述句称做“记述句”,认为由于这样的句子记录了他人的行为，因而是 或真或假的。但对于完成行为句来说，只存在“恰当”和“不恰当”的区 分，例如，“我把这条船命名为女王号”这句话谈论的是说话者自己的 行为；因而不可能是假的；但如果说话者没有命名它的权利，或者命 名的时机不合适等等，它就是“不恰当的”。然而，说“他把这条船命名 为女王号”这句话，是在陈述他入行为的记述句，它是或真或假的，但不可能是“恰当的”或“不恰当的”。他明确写道：“记述句，或者，用哲 学家们喜欢使用的名称，陈述句；具有真和假的特性。相反，完成行 为句却既无所谓真，也无所谓假，它有它自己的特殊任务，它用于完 成一定活动。”①
在《他人的心》一文中，奥斯汀发现，这样的完成行为句都是以第 一人称开始的。虽然说“我知道”在许多方面都不同于说“我许诺”、 “我做”或“我警告”等，但它们却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说，它们都不 是在描述或报告某个心理状态，而是在完成着不同的活动。例如，当 某人在教堂里说“我愿意”,这并不是在描述他的或她的心理状态或 情感，而是在完成一个结婚仪式中的传统形式，这就是在履行做事的 方式。当时，奥斯汀仍然使用“完成行为句”这样的术语来指称这样 的句子。他首次使用“言语行为”这个词是在1953年发表的《如何谈 话：某些简单的方法》一文中。他发现，使用第一人称作为句子主语 并不是完成行为句的特征，因为有些句子不使用第一入称仍然是在 完成某个行为，如发出警告的行为；而且，完成行为句也不完全与真 假无关，在某些情况下，一个完成行为句是否恰当，不仅取决于说话 者的权利、说出这句话的场合等等，而且取决于说出的这句话是否与 实际情况相符合。这样，奥斯汀就不再坚持根据是否与真假有关区 分“完成行为句”和“记述句”,而是根据完成行为的方式来区分句子。 这就是他在《如何以言行事》一书中详细阐发的“言语行为理论”。 1955年2月，奥斯汀接受了哈佛大学哲学系的邀请，开设了一个 关于“辩解”的研讨班，并主持了詹姆斯讲座。每年定期邀请来自世 界各地(包括美国国内)的著名哲学家到哈佛开课及在讲座上发表演 讲，这是哈佛大学哲学系的一个传统。奥斯汀研讨班的研讨内容就 是他在后来发表的《为辩解一辩》一文。他的在詹姆斯讲座上的演讲 内容就是在他嗣后出版的《如何以言行事》。在这个讲座上，奥斯汀 首先对他早先提出的“完成行为句”和“记述句”的区别提出了修正，
① 奥斯汀：《完成行为句和记述句》,载于凯顿《哲学和日常语言》,第22页；转引 门涂纪亮《分析哲学及其在美国的发展》下卷，第 554 页。
认为当我们进一步考察完成行为句的恰当性时，我们就会看到它们 总是涉及到某些真实的东西，就是说，在分析完成行为句时，这个句 子的真假和它的恰当性总是相互作用的；同样，即使是使用了第一人 称单数名词的陈述也可以是一个记述句，例如“我陈述……”。然后， 奥斯汀就提出，应当根据使用语言所完成的行为类型来区分言语的 不同方式。由此，他区分了三种类型的言语行为。
1.使用一个句子来传达意义的行为，他称做“以言表意的行为” (locutionary act)。这是指完成一个发出声音的基本行为，这些声音 具有意义或确定的指称，也就是指在“说”这个词最核心和最基本的 意义上说出某个东西。这种以言表意的行为又进一步分为三种形 式，即作为纯粹发声行为的语音行为、说出语法句子的交际行为和说 出具有一定意义和一定指称的某个东西的表达行为。他说：“在十分 规范的意义上‘说出某物’的行为，我称做，即命名为完成以言表意的 行为，进一步说就是，对话语的研究在某些方面也是对说话方式(locution)的研究或是对整个言语单位的研究。”①
2.说出的句子具有某种力量，这就是赋予这个句子以某种力量 的方式，他称做“以言行事的行为”(illocutionary act)。这是在完成以 言表意的行为中进一步完成的行为，例如提出或回答一个问题、作出 一个保证或给出一个警告、提出一个请求或一种批评等等。他认为， 一个句子以言行事的分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约定、语境或说话者 的意向，而不是这个句子的真假。他说：“要确定是什么样的以言行 事的行为在起作用，我们就必须确定我们是以什么样的方法在使用 这种说话方式。”②
3.使用了一个句子就产生了某种效果，这就是通过说出带有设 想或意图的东西，对听话者的情感、思想或行为产生了某种预期的、 特别的效果，他称做“以言取效的行为”(perlocutionary act)。他说： “说出什么东西，通常会或往往会对听众、说话者或其他人的情感、思
① 奥斯汀：《如何以言行事》,第94—95页，牛津大学出版社，1962。 ② 同上书，第98 页。
想或行为产生一定的后果……我们把运用这种行为称做运用以言取 效的行为或以言取效。”①
在奥斯汀看来，以言表意的行为是我们说出一句话的基本方面， 也就是要用声音达意。他反对不加区分地把说出一个句子就看做表 达了一个意义。他指出，仅仅凭借说出一句话的声音并不能完全理 解这句话所表达的意义，应当根据说出这句话的语境、说话者用来指 称的对象以及说话者的意图等等来确定这句话的意义。他进一步认 为，我们日常说出的大量句子都不仅仅是在表达意义，更多的是在完 成某个行为，就是说是在通过使用句子来做某件事情，是以言行事的 行为。更准确地说，我们说出的每个句子都具有以言表意和以言行 事的双重作用，而不仅仅是传达意义。这样，奥斯汀就完全放弃了那 种认为一种特定的语言可以被划分为纯粹的完成行为句和纯粹的记 述句的观点，他在这里更加强调的是以言行事的行为。而关于以言 取效的行为，奥斯汀认为应当把它看做是以言行事行为的必然结果， 因为只要是完成了某个行为，它就一定会在他人那里产生某种效果， 无论这种效果的大小、性质如何。正是奥斯汀这个方面的思想对后 来的语言哲学和心灵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于言语行为在人类认识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奥斯汀在《如何 以言行事》中还提出了自己的独特看法，这被看做是他在哲学一般性 质问题上阐发的重要思想。他这样写道：
(1)在整个言语环境中完成的全部言语行为，是我们归根结 底所阐述的唯一现实的现象。(2)陈述、描述只是许多种以言行事 的行为中的两种言语行为的名称，它们并没有特殊的地位。(3)在 以一种被称做对错的特殊方式与事实相联系的问题上，陈述和描 述尤其不具有任何特殊的地位，因为对错并不是关系、物质等等的 名称，而是属于评价方面的名称，这就是说，它们表示这些词与它
① 奥斯汀：《如何以言行事》,第101页，牛津大学出版社，1962。
们所指称的事实、事件、情况等等是否处于一种满意的状态。①
可以看出，奥斯汀是把言语行为看做我们在哲学上所能阐述的 一切现实，因为他认为，哲学的唯一作用就是作出阐述，而所有的阐 述都只能是各种言语行为的总和。同时，我们的言语行为具有各种 不同的形式，而作出陈述或描述仅仅是其中的两种形式而已，所以我 们不能把一切语言的作用都归结为陈述或描述，而要关注语言表达 的各种不同用法，特别是要关注不同形式的言语行为。在这里，奥斯 汀明确地把言语行为的作用看做是评价上的，而不是断定上的。断 定一个言语行为不是一个真假问题，而是一个评价对错的问题，就是 说，要看这个行为中使用的语词是否与它们所指称的事实等情况处 于一种令人满意的关系之中。这隐含地表明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 论与美国实用主义思想之间的内在一致。所以，有研究者认为，奥斯 汀在哈佛大学的詹姆斯讲座上阐述他的言语行为理论完全符合这个 讲座所纪念的这个实用主义哲学家的思想，具有明显的实用主义的 特征。②
言语行为理论的提出，在当时的牛津哲学以及整个英美哲学中 都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是赖尔对这个理论的积极推荐，虽然他并 不完全赞同奥斯汀的全部思想。在奥斯汀去世后不久，许多重要的 英国哲学家都纷纷撰写纪念文章，并对他的这个理论提出了积极的 支持或者是尖锐的批评。③ 这个理论对英美分析哲学后来发展的影 响，主要表现在塞尔对它的发挥和补充，并通过塞尔对这个理论的 研究，引发了当代语言哲学的研究重心从分析语言转向了分析心 灵，心灵哲学成为当代语言哲学的核心内容。正如斯特罗所说，“心
① 奥斯汀：《如何以言行事》,第147—148页，牛津大学出版社，1962。 ② 参见皮彻尔《奥斯汀：个人回忆》,载于伯林等《论奥斯汀文集》;中译文参见杨 玉成《奥斯汀；语言现象学与哲学》,第232页。 ③ 参见范光棣《奥斯汀专题文集》,伦敦，罗特雷奇和基根·保罗，1969。其中包 括了齐泽姆、纽(C.G.New)、塞尔、贝内特、艾耶尔、皮尔斯、瓦诺克等人的文章。
灵哲学的扩展成为20 世纪后半叶分析哲学发展中最为重要的变化 之一，而这些主要发展的种子则可以追溯到奥斯汀所创造的言语行 为理论”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