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牛津哲学的历史特征

在当代西方，“牛津哲学”早已不是一个简单的地域性名称，它代 表着曾经并且现在仍然在英美哲学中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哲学主张和 方法，特别是它所提倡的哲学分析方法不仅对当代哲学，而且对当代 西方的许多研究领域都起到了无法替代的作用。

一历史上的牛津哲学

根据17世纪的历史学家 A.伍德的记载，自12世纪末开始，牛津 就成为了整个英国的学术中心之一。在13世纪的牛津大学开设的课 程中，就有三门哲学主修课，即道德、形而上学和自然，同时还开设了 七门人文课程，即语法、逻辑、修辞、音乐、算术、几何和天文学，两门语 言课程是希腊语和希伯来语。① 从14世纪开始，牛津出现了杰出的 哲学家，例如，邓·司各脱和奥康的威廉。而且，霍布斯、洛克和边沁 等人都毕业于牛津，从牛津得到了丰富的哲学资源。②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在牛津占主导地位的哲学是布拉德雷和 鲍桑葵的绝对唯心主义。牛津当时最主要的新黑格尔主义者是乔 基姆(H.H.Joachin),他于1906年发表的《真理的性质》从唯心主义 立场对真理符合论提出了论证，对斯特劳森早年的思想产生了重要

① 参见莫里斯《牛津之书》,第6页，牛津大学出版社，1978。 ② 详见布宁、余纪元编《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中的“牛津哲学”词条，第720 页，人民出版社，2001。

影响①,但同时也遭到了当时身在剑桥的罗素的严厉批判。② 牛津哲 学家对唯心主义的最早批判来自凯斯(T.Case),他于 1899—1910 年任 牛津大学的道德和形而上学教授，并任科珀斯基督学院(Corpus Christi College)院长至1924年。但对唯心主义的最重要批判者是逻辑学教授 威尔逊(J.C.Wilson),他早年师从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格林和乔维 特(B.Jowett),但很快就反叛了自己的老师。他对唯心主义的批判主 要来源于对日常语言的尊重，认为我们在从事哲学研究时决不能忽略 语言中的现行区别，而逻辑学的重要任务就是要确定表达式的规范用 法。他提出要区别知识与其对象，提倡关系的实在性，认为逻辑的内 容不是被看做表达了心理判断活动的判断句，而是陈述句。虽然威 尔逊批评了传统的主谓逻辑，但他对当代数理逻辑却采取了蔑视的 态度。他采取了一种实在论的知识观，认为知识完全是一种不确定 的、独特的意识活动，是以数学知识为代表的。他把数学知识作为思 想的基本形式，认为由观点、信念等假设的思想都最终取决于证据。 在知觉方面，他认为我们可以直接意识到对象的第一性质，但对第二 性质则采取了洛克的观点。

威尔逊的主要后继者是普里查德(H.A.Prichard)。他早年在新 学院读文学专业，后来到赫特福德学院和三一学院任教。他还被选 为道德哲学俱乐部的主席。他生前出版的唯一著作是《康德的知识 论》(Kant's Theory of Knowledge,1909),主要是捍卫威尔逊的认识 论观点。他的更重要的著作是在嗣后出版的论文和讲演集《道德责 任》(Moral Obligation,1949)和认识论文集《知识和知觉》(Know ledge and Perception,1950)。普里查德的主要兴趣在于认识论，而 他的主要贡献却是在伦理学，他与当时的罗斯(W.D.Ross)、斯托克

① 参见江怡《哲学的用处在于使人有自知之明——访斯特劳森教授》,载于《哲 学动态》1996年第10 期。 ② 参见罗素《我的哲学的发展》,第48—54页，温锡增译，商务印书馆，1982。罗 素于1907年发表的《论真理的性质》一文直接针对的就是乔基姆的观点，由此提出了 他的外在关系说。

斯(J.L.Stocks)等人共同成为牛津直觉主义伦理学的主要提倡者。 虽然他在哲学上并无重要建树，但他精细缜密的哲学研究方法却引 起了后入效仿，他强调哲学研究需要注重细节上的区分和论证上的 严密，而不是像唯心主义哲学那样“大而化之”。这对 20世纪 30年代 的奥斯汀产生了重要影响。①

其实，强调细致分析和严格论证一直是牛津哲学的传统。虽然 牛津哲学家不像剑桥哲学家那样大多经过了专业的数学和逻辑训 练，但他们对日常语言用法的推崇和对古典文献的研究，使得他们更 加注重语言用法上的精细差别。从哲学传统上看，剑桥哲学家主要 接受的是柏拉图的理念，强调观念产生的思想背景和概念形成的历 史线索；而牛津哲学家则更多的是受到亚里士多德的影响，注重对概 念本身的细致分析。从学术传统上看，剑桥哲学重视历史，而牛津哲 学则更重视文学和语言学研究。正是基于文学和语言学的研究成 果，牛津哲学家们自然把语言分析放到哲学研究的重要位置。对此， 巴斯摩尔这样描写道：

牛津哲学家在很大程度上把他们的哲学作为建立在古代学术 之上的研究课程的一部分来学习；特别是在牛津大学，亚里士多德 的影响非常强大，而在剑桥大学这种影响却从未有过，在剑桥大学 有影响的古代哲学家是柏拉图而不是亚里士多德……如果这些特 殊的影响再加上受过古典教育的人总是喜欢极其强调“正确 性”——这种正确性在一种死语言中具有一种合理的确定 意 思——这样一种非常普遍的考虑的话，那么我们就不会再对“日常 语言”哲学在牛津得到如此迅速发展感到吃惊了。在牛津，维特根 斯坦的思想被嫁接到亚里士多德派语言学的树干上，这个树干也 影响了果实的生长，这种果实比剑桥的类似果实更加枯燥无味。 牛津哲学——在 J.L.奥斯丁(即奥斯汀——引者注)的著作中尤

① 参见哈克《维特根斯坦在 20世纪分析哲学中的地位》,第88—89 页，牛津，布 莱克威尔，1996。

其明显——表现出一种为语言而研究语言的兴趣，这对维特根斯 坦完全是陌生的。所以许多牛津哲学家认为，对诸如“心灵”、“知 识”、“知觉”一类词的“用法”的研究本身就是有趣的，且不说它的 治疗学的、反形而上学的力量。对于他们来说，哲学具有一种正面 而系统的使命；在剑桥的许多维特根斯坦主义“老卫士”眼里，牛津 哲学已蜕变成烦琐哲学。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牛津哲学主要受到意大利唯心主义哲学 家克罗齐和金蒂利的思想影响，代表人物是道德和形而上学哲学教 授史密斯(J.A.Smith)、圣约翰学院的斯托克斯、女王学院的派顿 (H.J.Paton)和朋布鲁克学院的科林伍德(R.G.Collingwood)。前 三位哲学家的工作主要是在阐述康德的先验论哲学，只有科林伍德 独辟蹊径，从黑格尔的思想中找到了重新解释历史的理论资源。在 他看来，“历史是人们在自己心灵中重温往事的一门学科，历史学家 惟有沉湎于历史事件背后的精神活动中，并在自身经验范围内反复 思索过去，才能发现文化与文明的重要类型和动力关系”②。他提出 的重要观点是，历史就是思想史，是人们思想活动的历史，所以历史 学的任务就是要重演过去的思想。虽然科林伍德并不关注哲学上的 语言分析活动，甚至对普里查德的细致分析工作采取嘲讽的态度，称 其为“渺小的哲学家”,但他的历史哲学观点却仍然体现了牛津哲学 重视概念分析的特点，即强调从语言分析出发挖掘思想资源，从历史 文本中寻求思想发展的轨迹。

根据牛津的政治哲学家和活动家马博特(J.D. Mabbott)的记 载，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牛津哲学几乎与外界没有任何联系，甚至 与剑桥也少有交往。③ 当时乔基姆担任逻辑学教授，基本上坚持唯心

① 巴斯摩尔：《哲学百年·新近哲学家》,第495—496页。 ② 汤因比等：《历史的话语：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张文杰编，第177页，广 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③ 参见马博特《牛津记忆》,第73页，牛津，桑顿出版社，1986。

主义的立场，对牛津之外的哲学发展不闻不问，只有史密斯才从意大 利那里获取一些新的思想资源。赖尔在他的《自传》中对这段历史作 了这样的描述：

在我读本科生期间以及任教后的头几年，牛津的哲学茶壶 完全是冷淡的。我想它可能一直是冰冷的石头，但由于普里查 德而有了改变，他的确使他所选择的比较狭窄的领域变得热烈 持久，无拘无束，固执专一，使得我们都跃跃欲试，而当时没有人 能够做到这一点。布拉德雷的信徒并没有消失，但他们却不再 抛头露面了。我想不起来有谁提到过绝对唯心主义。威尔逊的 信徒激烈地反驳布拉德雷和克罗齐的信徒，但却很少公开。① 根据哈克的说法，当时在牛津与剑桥之间起桥梁作用的是普赖 斯(H.H.Price)。他最初在牛津跟随普里查德学习，后来受到威尔 逊思想的影响。毕业之后，他去了剑桥读研究生，跟随摩尔、罗素和 布劳德，认为年轻的牛津哲学应当向剑桥学习，虽然在成立时间上牛 津大学是剑桥的哥哥。从1924年起，普赖斯担任三一学院研究员，直 到1935年，随后担任逻辑学教授直至退休。他主要给牛津带来了剑 桥哲学家们关于知觉的感觉材料理论，他的代表作《知觉》一书使知 觉理论成为牛津哲学很长时间内的讨论中心，直至出现了保罗(G. A.Paul)的著名文章《存在一个关于感觉材料的问题吗?》、赖尔的《心 的概念》和奥斯汀的《感觉和可感觉物》。哈克指出：“普赖斯的主要兴 趣在于认识论，他的教学给牛津哲学带来了新鲜的空气和新奇的感 觉，而这些在牛津已经丢失很久了。”②艾耶尔对普赖斯在当时的作用 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他把英国经验主义的传统与对概念的精 细分析和严格论证结合起来，给“当时沉闷的牛津哲学”带来了“空气

① 伍德和皮彻尔：《赖尔批评文集》,第4页，纽约，双日出版公司，1970。 ② 哈克：《维特根斯坦在20世纪分析哲学中的地位》,第89—90页，牛津，布莱 克威尔，1996。

和阳光”,并由此推进了英国经验主义的发展。① 柏林对普赖斯也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 20 世纪 70 年代回忆道：“30 年代最值得钦佩 的牛津哲学家是普赖斯，他那新颖清晰、美轮美奂的讲座吸引着他的 听众，他的主要工作就是使知觉问题成为当时的牛津哲学关注的中 心。”②但普赖斯的工作基本上属于“过渡阶段”:一方面，他继承了传 统经验主义的思维方式，在讨论知觉问题时采用现象学的方法；另一 方面，他对概念的精细分析和提倡严格论证的方法，又使他对后来形 成的日常语言哲学产生了一定影响，虽然他本人并没有被看做是日 常语言哲学家。例如，他在《思维和经验》一书中就对断言思维可以 定义为使用符号的观点提出了严厉批判。在认识论上，他的观点往 往被看做是与罗素一致的。③ 这既反映了剑桥哲学对牛津哲学的早 期影响，但也刻画出在两种哲学之间的深刻区别。

二日常语言哲学的形成

虽然西方哲学界通常把牛津哲学看做日常语言哲学的主要代 表，有时甚至把“牛津哲学”和“日常语言哲学”用做同义语，但历史地 看，日常语言哲学最初并不仅仅有“牛津学派”,还包括了以摩尔、魏 斯曼和威斯顿等人为代表的“剑桥学派”;而且，从时间上看，剑桥学 派的形成早于牛津学派。

20世纪初的剑桥哲学主要是以布拉德雷的绝对唯心主义与摩 尔、罗素等人的新实在论哲学相互较量为标志的。布拉德雷思想的 主要代表是麦克塔加特，他主要研究时间问题，提倡新黑格尔主义的 形而上学。早年的摩尔和罗素对绝对唯心主义的批判，主要就是针 对麦克塔加特以及其他唯心主义哲学家，如乔基姆等人。虽然罗素 对唯心主义的反叛最为激烈，但与摩尔相比，他的思想更接近维也纳

① 见艾耶尔《人的概念及其他论文》,第1页，伦敦，麦克米兰出版公司，1964。 ② 伯林：《奥斯汀和牛津哲学的早期起源》,载于伯林等《论奥斯汀文集》,第 2 页，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73(以下所引此书均为此版本)。 ③ 参见巴斯摩尔《哲学百年·新近哲学家》,第 286页。

学派的思想，提倡以逻辑分析的方法研究哲学，并提出建立一种逻辑 上完善的人工语言的理想。与此不同，摩尔则更强调从日常语言的 用法入手，重视对概念用法的细致分析。① 历史地说，20世纪上半叶 的剑桥哲学基本上是在摩尔和后期维特根斯坦思想的影响之下，由 此形成了日常语言哲学中独具特色的“剑桥学派”,其中的主要代表 有布劳德(Charles Dunbar Broad,1887—1971)、斯特宾(Susan Stebbing,1885—1943)和威斯顿(A.J.T. D. Wisdom,1904—1993)。

布劳德早年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读自然科学和道德哲学，1911 年获得研究基金奖后到圣安德鲁斯大学担任斯陶特的助教，1920年 担任了布里斯托尔大学的哲学系主任，1923年返回剑桥大学，1933年 担任道德哲学教授，直至1953年退休。他的主要著作包括《伦理理论 的五种类型》(Five Types of Ethical Theory,1920)、《科学的思想》 (Scientific Thought,1923)、《心灵及其在自然中的位置》(Mind and Its Place in Nature,1925)以及三卷本的《麦克塔加特的哲学考察》 (Examination of McTaggart's Philosophy,1933—1938)。布劳德 对麦克塔加特的思辨形而上学体系提出了严厉的批判，接受了罗素、 摩尔思想的影响，明确提出了“批判的哲学”和“思辨的哲学”的区分。 他认为，批判的哲学就是要分析和定义我们在日常生活和专门科学 中使用的最为一般的概念，如“实体”、“原因”、“人”等等，它研究的是 普遍命题和推理原则。他还在批判的哲学中区分了三种方法或原 则，即极端案例原则、特定意义原则和先验的方法。所谓“极端案例 原则”,就是说如果我们分析一个词，就要考虑到把它运用在异常的 情况，由此使我们意识到这个词要比它所表现出的情况更为复杂；所 谓“特定意义原则”,是指我们应当区分一个词的通常用法与对它的 严格分析，我们在特定意义上使用哲学上的某个词，不要忘记它的内 在意义完全不同于它的通常用法，如“物质”或“自我”;所谓“先验的方 法”,就是康德的批判方法，即以理性原则分析和定义语词的意义。

① 关于摩尔思想和分析方法的详细介绍，参见本书第2章第3节。

布劳德还把命题分为先天命题、经验命题和预设命题。这些哲学观 念和方法都是来自后期维特根斯坦，同时从摩尔那里得到对知觉和 感觉材料的分析方法，由此形成了剑桥式的分析哲学。①

斯特宾于1906年就读于剑桥大学，师从约翰逊(W.E.Johnson), 但主要受到摩尔思想的影响。1909年，她毕业后离开了剑桥，先后在伦 敦大学的国王学院和贝特福德学院担任讲师，1933年担任哲学系主任。 她对维也纳学派思想非常熟悉，参加了30 年代哲学家们关于哲学性质 和哲学分析的大讨论，并于1934年首次邀请卡尔纳普到伦敦讲学。她 在1932年出版的《哲学中的分析方法》(The Method of Analysis in Philisophy)中，把哲学的任务规定为对命题的形而上学分析。她认为，我 们可以基本确认常识为真，但对常识的分析却是模糊不清的，例如，我 们可以理解“这里有支笔”这个命题，但我们并不知道如何去分析它，就 是说，不知道它是由什么构成的。这就需要形而上学的分析方法，就 是要揭示事实和世界的构成方式和组成部分。她在《逻辑实证主义 和分析》(Logical Positivism and Analysis,1933)中区分了四种形式 的“分析”:对符号表达式的分析性定义，如罗素的摹状词理论；对科 学概念的分析性阐述，如爱因斯坦对同时性的分析；数学中的假设性 分析；对句子的定向分析，即揭示由句子所表达的事实形式、成分及 其结合方式等。她把最后这种分析看做是哲学的主要任务。

威斯顿于1921年就读于剑桥大学，师从于布劳德和摩尔，1929 年起在圣安德鲁斯大学任教，1934年返回剑桥，一年后成为三一学院 的研究员，1952年起接替冯·赖特，任剑桥大学哲学教授直到 1969 年，后任奥雷根大学哲学教授。② 他早期主要受到摩尔、罗素和前期 维特根斯坦思想的影响，第一本著作《解释与分析》(Explanation and Analysis,1931)就充分体现了罗素的分析风格，认为罗素的不完全

① 参见哈克《维特根斯坦在20世纪分析哲学中的地位》,第67—68页，布莱克 威尔，1996。 ② 关于威斯顿生平和思想的较为全面的介绍和评论，参见涂纪亮《分析哲学及 其在美国的发展》下卷，第511—523页。

符号理论早在边沁的逻辑虚构理论那里就得到了预见。他于1931— 1932年在《心》杂志上连续发表的五篇论《逻辑构造》的长文，以摩尔 的分析方法把逻辑原子主义的分析纲领推向了极致。他以大量的专 门术语表明，哲学的任务就是对日常陈述所对应的事实的分析。他 吸收了罗素的逻辑构造概念、摩尔的意义分析观点以及维特根斯坦 的命题图像说，把逻辑分析看做哲学的主要工作，认为哲学的目的不 是要获得关于新事实的知识，而是要对我们已然熟悉的事实作出分 析。他指出，分析的目的是要揭示，概念都是由个体构成的逻辑构 造，而命题则是由句子构成的逻辑构造，物质对象是由感觉材料构成 的逻辑构造。后来，他在《实指定义》(Ostentive Definition,1933)和 《分析是哲学中的一种有用方法吗?》(Is Analysis a Useful Method in Philosophy? 1934)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些思想，并提出了“实质的分 析”和“形式的分析”的区分。所谓“实质的分析”,就是科学中的术语 定义，而“形式的分析”则是以罗素的摹状词理论为代表的分析。他 认为，这两种分析都可以叫做“相同水平的分析”,因为它们都没有把 分析带到更为根本的本体论程度。而他则提出一种“新水平的分析” 以取代“相同水平的分析”,因为前者是以个体取代概念，以感觉材料 和心理状态取代个体，因此是一种更为“终极的”分析。

自1934年返回剑桥后，威斯顿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从维也纳学派 的逻辑实证主义和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转向了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思 想，这些主要反映在他的《哲学的困惑》(1936)和《形而上学和证实》 (1938)等文章中。他这时认为，哲学问题是没有清楚的答案的，哲学 理解就在于对各种类比作出权衡，而哲学的困惑则表明需要一种概 念上的决断。这些思想都主要来自后期维特根斯坦。由于威斯顿坚 持参加维特根斯坦的讲座，所以他这时发表的文章往往被看做是对 维特根斯坦最新思想的最好传达，虽然维特根斯坦曾表示，威斯顿 “剽窃了”他的思想。① 无论如何，威斯顿的思想被看做代表了某种

① 关于维特根斯坦对威斯顿以及艾耶尔“剽窃”他思想的指责，参见艾耶尔的自 传《我的生活》,牛津大学出版社，1978。

“维特根斯坦式的”哲学方法。①

正是在后期维特根斯坦思想的影响下，20 世纪 30—40 年代的剑 桥成为英国哲学研究的中心，也是日常语言哲学的最早发源地。一 批剑桥哲学家参加了维特根斯坦的讲座，接受了维特根斯坦的主要 观念，逐渐形成了以日常语言为研究对象的哲学风气。在这些哲学 家中，除了以上提到的斯特宾和威斯顿之外，还有布莱克、马尔康姆 等人，他们被看做属于所谓的“维特根斯坦学派”②。布莱克早年在剑 桥大学国王学院学习数学，30年代初参加了维特根斯坦的讲座。他 在1938年的第四届国际统一科学大会上所作的报告《逻辑实证主义 和剑桥分析学派的关系》中强调了剑桥分析的特点。他指出，罗素的 科学哲学方法在某些方面接近维也纳学派的“科学的世界观”,这已 经为剑桥的年轻一代哲学家所抛弃，取而代之的是摩尔对基本常识 信念的肯定，这被看做是反对形而上学的有效堡垒，而我们确立这些 毋庸置疑的基本信念是正确地使用日常语言。马尔康姆早年在美国 内布拉斯加大学跟随博斯玛(O.K.Bouwsma)学习，后到哈佛大学 攻读硕士，并作为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到剑桥跟随摩尔学习，最后在剑 桥获得博士学位。1938—1940年他在剑桥参加了维特根斯坦的讲 座，并成为维特根斯坦的终生好友。③

正如我们在前面指出的，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在 30一40 年代 主要是以手稿和讲课笔记的形式在他的学生们中私下传播，而这些

① 见哈克《维特根斯坦在20世纪分析哲学中的地位》,第145页，牛津，布莱克 威尔，1996。 ② 当然，严格地说，并不存在这样的一个学派。他们曾是维特根斯坦的学生和 朋友，在哲学研究方法上以及许多重要观点上受到了维特根斯坦的深刻影响，但他们 最终并没有完全追随维特根斯坦。格雷林曾用“维特根斯坦学派”这个名称去指那些 以介绍、研究维特根斯坦思想和出版维特根斯坦著作为己任，或竭力模仿维特根斯坦 思想风格的追随者。参见格雷林《维特根斯坦》,第114—115页，牛津大学出版社， 1988。 ③ 关于马尔康姆和维特根斯坦的关系，参见马尔康姆《回忆维特根斯坦》,李步 楼、贺绍甲译，商务印书馆，1984。

学生又以各种公开的形式把他的思想传播到当时的英国哲学界以及 整个英语世界。这一传播的结果，不仅使维特根斯坦的后期思想广 为人们所了解，更使剑桥学派的日常语言哲学打上了维特根斯坦思 想的烙印。

自1947年维特根斯坦辞去教授职务以后，英国日常语言哲学的 中心逐渐转向了牛津。虽然在这之前，牛津哲学家基本上是默默无 闻，没有多少建树，但他们对绝对唯心主义的反对和对日常语言的推 崇，使得他们很容易接受来自剑桥的思想，并逐渐与他们自己的哲学 兴趣结合，形成了不同于剑桥的哲学风格。这一方面得自于牛津哲 学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的长久研究，注重哲学上的概念分析，这从赖尔 对“心”的概念的分析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另一方面则是由 于牛津哲学具有深厚的古典学学术基础，在对日常语言的分析研究 方面花费了大量精力，这特别体现在奥斯汀早年的古典学研究和词 语分析上。这些思想资源直接塑造了牛津哲学的独特品质：于精细 中见分析之长，在琢磨中现思想之深。

剑桥学派的思想来源和领袖是摩尔和维特根斯坦，但牛津学派 的哲学同样受到了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影响。关于维特根斯坦后 期思想与牛津学派之间的关系，西方学术界一直有争议。通常认为， 维特根斯坦的后期思想通过维也纳学派的主要成员魏斯曼传到了牛 津，并对赖尔、奥斯汀等人产生了影响。事实上，赖尔本人也参加了 由维特根斯坦主持的剑桥道德哲学俱乐部的活动，并在 20 世纪 30 年 代首次在牛津读到维特根斯坦的《蓝皮书》。当赖尔的堂兄 J.赖尔询 问维特根斯坦有多少人理解了他的哲学时，维特根斯坦说：“两个，赖 尔是一个。”然而，当柏林在 50年代询问赖尔是否受到维特根斯坦思 想的影响时，赖尔却矢口否认。① 这里涉及到如何理解维特根斯坦对 牛津哲学的影响。哲学家思想的影响通常可以有各种形式，或者是 通过阅读哲学家的著作或聆听了哲学家的讲座并接受了这个哲学家

① 蒙克：《维特根斯坦：天才的职责》,第436页，纽约，自由出版社，1990。

的某些观点，或者是仅仅从哲学家的某些观点中学到了某种思想方 法，甚至可以是通过批评哲学家的某些观点而对他提出的问题给予了 另类的思考。赖尔在否认他受到了维特根斯坦思想影响时又说，他从 维特根斯坦那里的确学到了许多东西。这当然应当被看做是影响的表 现之一。

赖尔否认维特根斯坦思想的影响，典型地表现了牛津哲学家对 维特根斯坦的不满。这种不满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维 特根斯坦对待传统哲学的蔑视态度的反感。他对牛津哲学也采取了 一种傲视的态度，把牛津说成是“哲学的沙漠”①,这极大地刺伤了牛 津哲学家的自尊。另一方面，牛津哲学家对维特根斯坦的某些哲学 观点也持保留态度，特别是对维特根斯坦提出的治疗语言疾病的方 法不以为然，对他阐述的心理学哲学思想也不能完全接受。② 正是这 些不满，导致了维特根斯坦后期思想对牛津学派的影响被大大地低 估了。但正如英国哲学家蒙克所指出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维特根 斯坦后期思想得到发扬光大，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由于他所在的剑桥 的哲学家，而是由于牛津的哲学家。③ 正是由于牛津哲学家们的工 作，才使得维特根斯坦的后期思想被逐渐着做是日常语言哲学的主 要思想来源之一。④

三日常语言哲学的主要特征

从现在的眼光看，日常语言哲学的出现与以维也纳学派为代表 的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形成了明显对立，但历史地看，在这种哲学形成 的初期，哲学家们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批判逻辑实证主义，而是对以 罗素为代表的逻辑原子主义哲学提出质疑，对哲学的性质和任务、哲

① 维特根斯坦的这个评价正是由于牛津哲学过于守护传统哲学，因而被看做是 没有“创新精神”。 ② 参见涂纪亮《分析哲学及其在美国的发展》下卷，第500页。 ③ 参见张学广编著《维特根斯坦：走出语言囚笼》,第259页，辽海出版社，1999。 ④ 参见巴斯摩尔《哲学百年·新近哲学家》,第496页。

学的方法以及如何处理传统哲学等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在剑桥， 摩尔和罗素虽然同事多年，但在对哲学的性质、任务以及分析方法上 却有着完全不同的观点；维特根斯坦虽然早期与罗素交往甚密，但他 重返剑桥后却直接反对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与摩尔更为接近，他的 后期思想对摩尔产生了重要影响，而罗素对此则不以为然。在牛津， 赖尔等人虽然也在国际哲学会议上与维也纳学派成员有过接触，但 他们更关注的是来自剑桥的思想，特别是来自罗素和《逻辑哲学论》 的观点。赖尔等人起初的确接受了罗素和前期维特根斯坦的思想， 如强烈主张反心理主义、抛弃形而上学以及对逻辑对象的尊重等。①

但很快，他们就发现这些思想并不适合解释日常语言的具体用法。 后期维特根斯坦为他们提供了启发，使他们开始认识到，命题的逻辑 形式分析和世界的逻辑构造并不是解决语言问题的良方，相反，只有 深入研究日常语言的具体用法，才能弄清使用语言的真正意义，也才 能揭示传统哲学错误的语言根源和认识根源。这些也使牛津哲学被 打上了维特根斯坦思想的烙印。

虽然剑桥学派和牛津学派在研究方法和思想侧重上有所不同， 但作为一种共同的哲学观念，日常语言哲学与当时盛行的罗素的逻 辑原子主义和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相比，主要具有以下这样 一些明显特征。

1.十分重视对日常语言的具体用法的分析和阐释。

罗素和维也纳学派强调逻辑语言对哲学研究的重要性，认为日 常语言中存在的模糊和混乱不是错误使用日常语言的结果，而是由 于日常语言的语法本身就存在着违反逻辑语法的地方，因而要清楚、 正确地研究哲学和表达思想，就必须抛弃日常语言，只能使用符合逻

① 例如，赖尔在他的《文集》“导言”中就这样写道：“(当时)我们不能再假装哲学 是研究与物质现象相对的心理现象，因而不同于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我们也不再 自夸或承认我们是一些无需实验的心理学家。因此我们就去竭力寻找应当作为哲学 研究对象的非心理的、非物质的对象，就像动物学要以昆虫和蝴蝶为对象一样。”(赖 尔：《文集》第2卷，第Ⅲ页，伦敦，哈奇森，1971。)

辑句法的逻辑语言。他们甚至用科学语言的存在否定使用日常语言 研究哲学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认为只有用科学的逻辑的语言，才能清 楚地表达思想和认识事物。与这种“理想语言学派”或“逻辑语言学 派”的观点相反，日常语言哲学认为，日常语言本身是丰富多彩的，适 合人们的各种需要，日常语言中的各种概念之间存在着无限复杂的 细微区分，只要认识到了日常语言的丰富和精细，我们就可以充分利 用日常语言完成我们的表达目的，完全没有必要建立某种人工的逻 辑的语言；而且，罗素等人的错误就在于没有真正理解日常语言的具 体方法，没有从细微之处分析日常语言中的各种不同概念及其不同 用法，由此抛弃日常语言，这不是一种“治病救人”的方法，而是给病 人判处了死刑。

日常语言哲学的哲学家重视对日常语言的分析，目的并不是为 了解决某个重大的哲学问题或消除传统的哲学问题，而是为了说明 日常语言的丰富和精细，为了表明日常语言本身完全可以胜任清楚 表达思想的作用。正是出于这个目的，这些哲学家们特别关注日常 语言中的某些概念的具体用法，例如，他们往往用整整一篇文章分析 一个语词的不同用法，把人们通常认为没有差别的某些语词用法作 出更为详细的分析，指出这些用法之间的细微差别，或者是某些语词 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用法。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日常语言哲学往 往被称做“日常语言分析”或“语言分析”。①

2.充分肯定形而上学的作用，强调从形而上学中吸取合理成分。 反对形而上学不仅是罗素和摩尔当初共同举起的哲学大旗，更 是维也纳学派发动哲学革命的主要口号。如果说罗素和摩尔的反形 而上学还只是停留在依据直觉一般地肯定我们的实在感和捍卫常 识，那么维也纳学派的反形而上学则是更进一步地从语言和逻辑的 角度彻底清除形而上学的语言避难所。虽然剑桥和牛津的哲学家对 传统哲学中的形而上学普遍表示出了不同程度的反感，但他们的态

① 关于日常语言哲学的“分析”概念，将在本书第8章的第1节中详细阐述。

度要比罗素和维也纳学派的哲学家们温和一些。在这些日常语言哲 学家看来，形而上学的错误并不是我们的语言本身造成的，而是使用 语言的人们没有正确地区分和了解语言的丰富性，因而对待形而上 学的出现应当根据情况区别处理，不应当一概而论、全盘否定。例 如，威斯顿就明确地用日常语言的不同用法来反驳逻辑实证主义对 形而上学的拒斥。他在《形而上学和证实》一文中指出，逻辑实证主 义用证实原则说明形而上学命题是无意义的，但这个原则本身也是 无意义的，因为它既不是分析的也不是重言式的，而是逻辑实证主义 所反对的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他这样来驳斥逻辑实证主义者：“我 们将接受证实原则吗?接受证实原则，这是什么意思呢?当人们摆 着一副理直气壮的神态说：‘一个陈述句的意义其实不过是它们的证 实方法’,正如某个人说：‘一件东西的价值其实不过是它的交换能 力。’他们是以什么方式使用这些词呢?他们的理论的一般性质是什 么呢?回答是：它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理论。”①

当然，威斯顿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指责并不是要完全否定证实原 则，而是借此说明形而上学并不像逻辑实证主义者所描绘的那样一 无是处，相反，形而上学具有重要的作用，因为它能够提出一些具有 洞察性的建议，能够指出如何使用语言才能把语言的现实用法所掩 盖的东西揭示出来。他认为，形而上学的任务就是要指出各种事物 之间没有被察觉到的相同和相异之处，而形而上学在完成这个任务 的时候往往会提出一些与日常语言用法不一致的或相违背的命题或 语词用法。这并不是形而上学本身的错误，而是形而上学家错误地 使用了日常语言。通过分辨和消除这些错误，我们可以看出，在形而 上学的命题和思想中存在着许多有价值的内容。与威斯顿的这些观 点相近，牛津的斯特劳森同样肯定了形而上学的作用。他通过区分 “修正的形而上学”和“描述的形而上学”,还原了形而上学应有的历 史地位和理论作用。这些都表明了日常语言哲学对待形而上学的积

① 威斯顿：《形而上学和证实》,载于《心》,第339—340页，牛津，1938。

极态度。

3.强调对语言的语用学研究，忽略对语言意义的逻辑分析。 无论是罗素还是维也纳学派成员，包括前期维特根斯坦，他们都 非常重视逻辑分析的作用，强调用逻辑手段分析语言意义，建立逻辑 上的理想语言。这与他们的逻辑素养和基本哲学观念有密切关系。 但日常语言哲学则更多地是从语言的用法入手，强调从语言学的角 度分析意义问题。例如，摩尔强调自己的哲学分析是一种概念的分 析，就是要从概念之间的联系中确定语词的意义；赖尔通过具体的语 言实例说明语言用法上的意义差异；奥斯汀则是根据语言学的分类 对语词的意义作出区分，由此形成了他的言语行为理论。这些哲学 家都明显地忽略了逻辑分析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还表现出了对逻 辑方法的拒斥。

在日常语言哲学家中，维特根斯坦和斯特劳森对现代逻辑有着 很深的造诣，但他们对逻辑的理解却与罗素和维也纳学派哲学家们 有所不同。前期维特根斯坦认为可以通过对语言的逻辑构造达到对 世界的逻辑构造，但到了后期，他不再坚持这样的看法，而是认为逻 辑的作用仅仅是为我们提供了清楚认识语言活动的途径，逻辑本身 并不能完全解决语言的意义问题。斯特劳森是牛津学派中对逻辑问 题最有研究的哲学家，他出版有逻辑学专著,这在日常语言哲学家中 实属罕见。但他也不同意罗素和维也纳学派把建立逻辑上完善的语 言看做是解决意义问题的唯一方法，而是认为日常语言中同样存在大 量的逻辑问题，如果能够认真研究日常语言的逻辑，把现代逻辑的方法 和日常语言的分析方法结合起来，同样可以得到精确的语言意义。

4.重视对意义和指称问题的研究，强调意义在于用法的观点。 自从弗雷格提出意义和指称的区分之后，对这两个问题的研究 就一直是分析哲学的核心内容之一。罗素把意义等同于指称的观点 受到了日常语言哲学家们的一致批评，而逻辑实证主义关于意义标 准的理论也在日常语言哲学家那里遭到了冷落。因为在这些哲学家 们看来，意义和指称的区分恰好说明了我们日常语言中的许多语词 可以是有意义而没有指称的。斯特劳森在区分意义和指称的同时，还区分了语词、语词的使用以及语词的被说出这三个方面。他认为， 任何一个语词都可以有多种用法，语词本身可以没有指称，但仍然是 有意义的；而当语词被用在不同的特定语境中才有指称；具有这种指 称的语词与这个语词的被说出又可能有不同的意义。所以，在斯特 劳森看来，意义是语词和句子本身的功能，而指称是语词的使用功 能，真假对错则是句子的使用功能。

日常语言哲学坚决反对把意义理解为一种抽象的实体，强调意 义在于用法的观点。“意义就是用法”的观点被看做是来自后期维 特根斯坦。虽然维特根斯坦当时的著作并没有正式出版，但他的这 个观点通过他的讲座以及他的学生在剑桥和牛津广为传播。赖尔 在1957年的《意义理论》一文中就明确反对把意义理解为抽象的客 体，认为一个词的意义应当是它在句子中完成的功能。他效仿维特 根斯坦，把词比做棋子，把词的用法比做下棋的方法。他说：“棋子 可以是由象牙或木头雕成的，它们是一些实体，但是棋子的下法却 不是由任何材料组成的某种抽象的实体。”①奥斯汀也反对把词的 意义说成是一种抽象实体，认为共相理论是一种没有任何根据的臆 说。斯特劳森指出，谈论一个词或句子的意义，不是谈论它们在特 定场合下的使用，而是谈论在一切场合下正确地把词用于指称某个 东西，或者把句子用于断定某个事物时所遵循的那些规则、习惯和 惯例。②

当然，以上四个特征并不能完全概括日常语言哲学的全部。在 一定程度上说，日常语言学派与维也纳学派的很大区别就是，它没有 一个完整统一的哲学纲领，不同的日常语言哲学家关注的问题各不 相同，使用的分析方法也不尽一致，甚至在相同问题上也会有不同的 处理方法。这就使日常语言哲学呈现出比较复杂的情况，对哪些哲 学家属于日常语言哲学家往往很难作出判断。同样，“日常语言哲

① 赖尔：《意义理论》,载于凯顿(C.E.Katten)《哲学和日常语言》,第152页， 开放世界出版公司，1963(以下所引此书均为此版本)。 ② 参见涂纪亮《分析哲学及其在美国的发展》下卷，第502—508页。

学”这个名称的使用也没有明确统一的规定。① 在大多数文献中，“日 常语言哲学”是指以摩尔、后期维特根斯坦、威斯顿等入为代表的剑 桥学派和以赖尔、奥斯汀、斯特劳森等人为代表的牛津学派以及后来 出现在美国哲学界的塞拉斯、齐泽姆(R.M.Chisholm)、塞尔等人的 思想；但也有的文献把美国哲学家科日布斯基(A. H.Korzybski)和 切斯(S.Chase)等普通语义学派放到日常语言哲学的范围；甚至还有 把当今的剑桥和牛津哲学都通称为日常语言哲学。然而，无论入们 对这个名称的使用范围有多么广泛，有一点非常明确，这就是：日常 语言哲学就是关注、尊重、研究日常语言的哲学，就是试图根据日常语 言的使用去分析和确定语言及其与入类和外在世界关系的一种哲学。 在这种意义上，剑桥学派和牛津学派无疑是日常语言哲学的典型。

四牛津哲学的历史地位

严格地说，无论是在剑桥还是在牛津，都不存在一个像维也纳小 组那样具有完整组织形式(比如有着统一的纲领、统一的口号、统一 的对外宣传等)的学派。在剑桥，日常语言哲学的思想主要是通过维 特根斯坦的教学活动以及剑桥的“道德哲学俱乐部”的定期学术活动 得到传播的。参加这个俱乐部的成员主要是剑桥的哲学家和哲学研 究生，在俱乐部中发表演讲的主要是英国各地的哲学家，不仅有奥斯 汀这样的日常语言哲学家，也有波普这样的科学哲学家。后来不少 牛津哲学家和学生专门到剑桥参加俱乐部的活动，这对后来的牛津 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赖尔就是在这个俱乐部活动中第一次与维特 根斯坦见面并结为好友的。在牛津，也出现过以赖尔为首的所谓“小

① 根据哈克的考证，“日常语言哲学”这个名称最初是由马尔康姆在1942年为 “在世哲学家文库”《乔治·摩尔哲学》所写的文章《摩尔与日常语言》中首先使用的。 马尔康姆在文章的结尾这样写道：“摩尔最伟大的历史作用在于，他可能是第一位这 种意义上的哲学家，即认为任何与日常语言相冲突的哲学陈述都是错误的，他不断地 捍卫日常语言以反对它在哲学上的冲突者。”但摩尔似乎从来没有同意过对他的这种 概括。参见哈克《维特根斯坦在20世纪分析哲学中的地位》,第307页，牛津，布莱克 威尔，1996。

茶座”(Wee Teas),但它仅仅是一个非常不固定的、非正式的茶话会， 目的是要摆脱牛津原有的一个以老一辈哲学家为主的“哲学家茶座” (The Philosophers'Teas),表达新一代牛津哲学家从剑桥那里学到 的新的观念。经常参加“小茶座”的哲学家不仅包括了像普赖斯、考 克斯(H.M.Cox)、哈迪(W.F.R.Hardie)、威尔顿(T.D.Weldon)这样的人，也包括了威廉·涅尔这样的逻辑学家和刘易斯这样 的小说家。当然，赖尔在其中起到了核心作用，他由于创造性的思想 和聪明的才智被公认为“牛津哲学”的创始人。

如今，“牛津哲学”已经被看做是日常语言哲学的代名词，西方文 献中使用的“linguistic philosophy”、"ordinary language philosophy school”都是指“牛津哲学”。这个名称不仅是表示了一种地域特征， 更主要的是代表了一种哲学研究的方法，即通过研究日常语言的用 法澄清我们的思想和表达方式。所以，并非身在牛津的所有哲学家 都可以被看做属于“牛津哲学”,而只要是同意并实践着这种哲学研 究方法的哲学家，即使并不在牛津任教，也可能被列入“牛津哲学” 的行列。

20 世纪40—50年代是牛津哲学的鼎盛时期。当时构成牛津哲 学主体的哲学家是赖尔、奥斯汀和斯特劳森。这不仅是因为他们都 大力倡导日常语言哲学的研究方法，而且因为他们分别提出了对后 来的哲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思想和理论。在他们周围，有一大 批维特根斯坦思想的追随者，如魏斯曼、保罗、安斯康、图尔敏等人， 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涌现出来的重要哲学家，如哈特(H.L.A. Hart)、乌姆森(J.O.Urmson)、黑尔(R.M.Hare)、皮尔斯、瓦诺克 (G.J. Warnock)等人。他们发表演讲，撰写论著,竭力宣扬日常语言 哲学的分析方法，特别强调把这种方法用于哲学的不同领域。比如， 哈特运用概念分析研究法律问题，形成了法哲学中的分析学派；黑尔 则把分析方法用于考察伦理语言，提出了建立在语言分析基础上的 元伦理学思想。

1945年，赖尔接替两年前去世的科林伍德担任形而上学哲学教 授，1947年又接替摩尔担任了《心》杂志的主编。这两个事件标志着日常语言哲学开始在牛津占据主导地位。牛津哲学主要代表人物的 主要著作都是在四五十年代完成的：赖尔于1945年出版《哲学论证》, 提出归谬法是哲学论证的基本方法；1949 年出版《心的概念》,反对笛 卡尔的“机器中的幽灵”;1953年出版《两难论法》,指出了哲学家产生 这种困惑的错误所在；1957年出版《意义理论》,区分了语词和句子在 意义上的不同。奥斯汀于1946年出版《他人的心》,初步提出完成 行为词的思想；1955年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如何以言行事”,明确 提出言语行为理论；1956年发表《“如果”和“能够”》,对日常语言中 的这对语词的用法作出了细致区分；1957年发表《为辩解一辩》,阐 述了日常语言研究的目的和方法，提出用“语言现象学”取代“语言 哲学”的概念；1947—1959年在牛津大学开设关于知觉理论的讲 座，提出了他的知觉理论。斯特劳森于1950年发表的《论指称》一 文，用日常语言哲学的分析方法批评罗素的摹状词理论；1952年出 版《逻辑理论导论》,研究了日常语言的逻辑特征；1956年和普赖斯 合作发表《捍卫一个教条》一文，对蒯因反对综合命题与分析命题区 分的观点提出反驳；1959年出版《个体：论描述的形而上学》,重新 肯定了形而上学的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是日常语言哲学的鼎盛时期，但不同哲学 家对语言的处理以及对哲学性质的理解却是各不相同的，这就使得 “牛津哲学”或“牛津日常语言哲学学派”这种称呼变得有些模糊不清 了，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被误用了。① 例如，奥斯汀强调了日常语言 中不同语词的用法区分，但赖尔则重视通过语言分析揭示传统哲学 的错误，而斯特劳森更关心的是对语言问题的整体性分析，试图从中 发现人类思维活动的普遍特征。另外，还有其他一些牛津哲学家对 语言问题作出了不同的处理，如安斯康的《意向》从分析意向活动入 手说明语言的心理特征，肯尼(A.J.P.Kenny)的《活动、情感和意 志》则对心灵哲学作出了贡献，黑尔的《道德语言》提出了伦理规范主

④ 参见哈克《维特根斯坦在20世纪分析哲学中的地位》,第158页，牛津，布莱 克威尔，1996。

义，等等。有趣的是，牛津哲学不仅没有一个统一的理论主张，而且 对牛津哲学的批评也主要来自牛津哲学家。例如，汉普夏尔(S. Hampshire)对赖尔《心的概念》的批评，斯特劳森对汉普夏尔的范畴 观点的批评，奥斯汀对艾耶尔的批评以及斯特劳森与艾耶尔在真理 问题上的争论等等。当然，在一般人看来，牛津哲学还是有一些共同 的哲学倾向的，比如相信对语言意义的澄清和哲学论证的清晰是哲 学研究的第一步，虽然“仅有清晰是不够的”;另外，牛津哲学家们普 遍反对在哲学研究中引入不必要的专门术语，而且反对把形式逻辑 看做唯一反映世界逻辑结构的理想语言，认为哲学不是经验科学的 继续，哲学研究有着不同于科学的方法和目标。他们还反对把谓词 演算看做是代表了一切语言的深层结构，所以他们不同意把逻辑分 析看做哲学分析的关键，而是强调“关联的分析”(connective analysis),正如赖尔提出的概念“逻辑地理学”。这些都使得牛津哲学仍然 被看做是一个具有许多“家族相似性”的哲学倾向，更准确地说，是一 种处理日常语言的哲学分析方法，即英文文献中“linguistic philosophy”的含义。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牛津哲学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牛津哲学 家们对日常语言的关注已不再是简单地分析语言的日常用法，甚至 不再是仅仅注重从语言学的角度挖掘日常语言中的某些语词用法上 的细微区别。他们开始接受美国分析哲学的新思想，逐渐关注对哲 学逻辑的研究，借助于现代逻辑的形式化方法研究日常语言的逻辑 结构；同时，他们还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对心灵哲学的研究上，注重 揭示日常语言用法中的心灵活动。所有这些都使得牛津哲学始终保 持着新鲜活力，在整个英语世界的哲学舞台上一直扮演着导师的角 色。美国哲学家皮彻尔(G.Pitcher)这样写道：“我们都把牛津看做 是哲学的领导核心，我们许多人都把它视为世界的这样一个地方，我 们这个领域所有新的令人激动的工作都是在这里完成的。”①

① 皮彻尔：《奥斯汀：个人回忆》,载于伯林等《论奥斯汀文集》,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