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不同的哲学家对实在有着不同的理解，因而自然也就存在 着不同形式的实在论。对各种实在论的出现，普特南曾有一个说明： “‘主义’(ism)一词在哲学中已经不时髦了，这无疑是件好事，但某些 ‘主义’的词依然明显地顽固不化。‘实在论’就是这种词。近来，越来 越多的哲学家都在谈论实在论，却很少有人谈到什么是实在论。”①他 认为，所有的实在论都有一个共同特征，这就是承认真理的符合论。 他还把实在论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唯物论的实在论，这是指物理主 义的观点。他不同意物理主义把语言的意向性以及其他所有性质都 归结为物理的性质。第二种是形而上学的实在论，它主张有一个超 越了所有人类可能认识的东西之外的真理观念。普特南声称这种看 法是他所不能接受的。第三种是他所谓的趋同的实在论，是指把一 切成熟科学理论中的名词都看做是有所指称，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这 些理论或多或少地近似于真理。这种主张是对科学与科学对象之间 关系的一种描述。普特南认为，这种实在论把“有电子流经导线”这 个陈述和“房间里有一把椅子”或“我头疼”这样的陈述看做在客观上 是同样真实的。正如椅子(或感觉)的存在是客观的一样，电子的存 在也是客观的。在这种意义上，普特南把自己看做是一个科学实在 论者。
① 普特南：《意义与道德科学》,第18页，伦敦，罗特雷奇和基根·保罗，1978。
一科学哲学中的实在论与反实在论
科学实在论(scientific realism)是当代美国科学哲学中较为流行 的一个流派，也是实在论在当代发展的主要形式之一。科学实在论 的出现首先是反对科学哲学中的逻辑实证主义，同时也对科学哲学 中波普的批判理性主义、库恩的范式论、费耶阿本德的不可知论和相 对主义等进行了激烈的批判。逻辑实证主义通过区分科学与形而上 学，用经验主义的方法把证实原则确立为科学命题具有认识意义的 唯一标准。根据这种标准，只有在经验上可以得到证实的命题才具 有意义，而这与命题中的词项是否指称某个对象无关，当然也就与是 否存在这样的对象无关。从表面上看，逻辑实证主义排除了科学命 题无认识意义的可能性，但由于它只是从语言的层面分析了命题的 逻辑结构，没有对科学命题的客观性问题、科学理论的实在性问题作 出回答，因而招致了实在论的批判。在科学实在论看来，如何确定科 学命题的认识意义并不重要，关键是要确定这些命题以及科学理论 中所指称或假设的实体是否存在。而要使科学命题真正具有认识意 义，就必须首先承诺命题中词项所指称的对象是存在的，就像日常生 活中的人、房子、石头和星星是存在的一样。波普的批判理性主义是 以所谓的证伪原则确立科学的标准，而这种证伪原则又渗透着科学 观察必须以理论为指导的基本思想。根据证伪原则，我们不能根据 观察证据确立理论为真或可能为真，但我们可以通过诉诸观察和实 验的结果来表明某些理论是错误的。然而，在科学实在论看来，科学 史明确地告诉我们，观察经验通常并不是用来否定某个理论的错误， 而是用于进一步确证已建立的理论的可信程度。这种确证是通过指 称和证明的方式进行的。当然，尽管科学实在论是以科学史来反对 波普的证伪原则，但它对科学哲学中的历史主义似乎并不赞同，因为 在它看来，历史主义错误地从对科学史事实的分析中得出科学的发 展是通过革命、突变、飞跃以及新旧范式的转换而完成的这种结论。 而科学实在论认为，科学的发展是通过逐渐积累的方式，在这个发展 过程中，不同科学理论之间存在着某种共同的东西，使得这些理论能够前后相继，而且这种共同的东西对各种不同的科学理论来说都是 实在的。
科学实在论的创始人是美国的科学哲学家塞拉斯，他因首倡“科 学形象论”而闻名于世。科学实在论的主要代表则是普特南、夏佩尔 (D. Shapere)和邦格(M.Bunge)等人。他们的实在论观点可以归结 为这样几条原则：(1)可以用一些理论术语指称假设性的实体；(2) 一些假设性的实体是存在的候选者，它们可能是世界上实在的事物、 质量和过程；(3)一些存在的候选者是可以证明的；就是说，可以在合 适的条件下用某种手势来表明。① 从这些原则中可以看出，科学实在 论基本主张假设实体的存在，无论用于指称这种实体的理论术语是 什么。但与传统的实在论不同的是，科学实在论所主张的假设实体 并不一定存在于现实世界中，它们也可能存在于理论体系或话语氛 围之中。不过，科学的发展表明；这些假设实体的存在最终会使我们 的理论更加接近客观的世界，因为承认这些实体存在的内在动因就 在于相信我们对实在的认识是正在逐渐趋向对实在的真的描述。 然而，科学实在论关于科学进步的这种“逼真”(approximate truth)的观点遭到了反实在论以及无实在论的批判。科学哲学中的 反实在论主要有以后期维特根斯坦思想为根据的罗蒂哲学、强调科 学发展范式作用的库恩思想以及与科学实在论相对的新经验论，即 劳丹的规范自然主义和范·弗拉森(van Franssen)的建构经验论观 点。罗蒂的认识论行为主义取消了科学概念的客观性问题，把可接 受作为真理的标准，并按照既定的真理概念对行为加以限制。但罗 蒂面对如何确立可接受的标准问题；自身也陷入了恶性循环。库恩 的范式理论已为人们所熟知，而这种理论的要害就在于否定了不同 科学范式之间存在着客观的共同成分，这就使得要客观地评价不同 科学范式的真理性变得不可能了。建构的经验论主要认为，科学的 目的是提出经验恰当的理论，而不是某种关于真的或逼真的理论，因
① 参见哈瑞《科学哲学导论》,邱仁宗译，第96页，辽守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 版社，1998。
而，接受一种理论的标准，就在于看这个理论在经验上是否是恰当 的，而不在于是否相信这个理论。所谓经验上的恰当，是指某个理论 描述了可观察对象的所有真理模型。但这种反实在论仍然是以承认 理论的可观察性为前提的，因而又遭到了另外一些所谓“无实在论 者”的批评，其代表人物是美国的科学哲学家法埃因(A.Fine)。 法埃因不仅批判了科学实在论，而且对罗蒂和范·弗拉森的反 实在论也提出了批评。他对科学实在论的批判主要集中在所谓的 “逼真”问题以及“极少数”(small handful)问题上。他认为，实在论与 它所描述的科学一样使用了自身不完备的“溯因法”(abduction),即 要求对实在论本身作出更为严格的理论说明，而这对实在论来说却 是难以做到的。另外，当人们要对某个理论作出实在论的科学说明 时，他们就首先假设了这个理论是可能“逼真”的，而这种假设却是表 示了理论与世界之间的外在于理论的关系。这样，只要对这种说明 性的假设提出疑问，人们就得提出另一个假设来说明。这就陷入了 恶性循环。① 所谓“极少数”问题，是指在实在论所提出的各种可供选 择的理论中只有很少的理论被用做对先前理论的修正和补充。这是 因为根据实在论，先前的理论是对实在的“逼真”的描述，而这就要求 后继者必须也具有这种“逼真”的性质。由于这种“家族相似”要求，使 得实在论排除了大量可能的理论选择。而且，归根结底，这种要求也 是追求理论的“逼真”的结果。
当然，劳丹的规范自然主义和范·弗拉森的建构经验论对科学 实在论都作过有力的批评。但法埃因对他们的批评并不满意，认为 在他们的批评中仍然带有实在论的痕迹，即他们仍然把“可观察性” 作为确定可信仰内容的依据。因而他提出，要想彻底抛弃实在论，就 必须从方法论上排除对“可观察”事物的幻想，从而走向一种与实在 论和反实在论都截然不同的“无实在论”(non-realism)。在法埃因看 来，反实在论与实在论的区别只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他们只是在
① 参见法埃因《自然主义的本体论态度》,载于莱普林《科学实在论》,加州大学 出版社，1984(以下所引此书均为此版本)。
对如何理解科学理论的实在性上有所分歧，但在理论与外在世界的 关系上，反实在论与实在论都承认这种关系的存在，并把理论的实在 性和可观察性归结为这种关系。而且，在承认这种关系存在这一点 上，反实在论与它的基本立场是不一致的：一方面，它反对“逼真”的 概念，反对把科学理论看做是对某种实在的反映；但另一方面，它又 把“可观察性”作为确定科学理论内容的标准。因此，法埃因认为，反 实在论不但没有驳倒实在论，自身反而陷入了与实在论相同的形而 上学。要真正抛弃实在论；就只能超越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间的争 论，从而形成真正与实在论相对的“无实在论”。①根据法埃因的观 点，这种无实在论主张接受世俗的真理观，认为在日常生活中接受某 个信念为真就意味着调节人们的实际行为去适应这个真信念，而且 认为科学真理与日常生活的真理没有什么不同，既不能把科学真理 置于特殊地位，也不能给它们附加任何其他内容；各种理论真理之间 是不可通约的，因而不存在指称的恒定性。无实在论对科学的态度 是充分信任，努力按照科学自身的主张去对待科学，不试图把某些对 科学的总体说明强加于科学自身的理解中；同时，无实在论坚决反对 本质主义，坚决拒斥对事物作整体说明的形而上学。
不过，法埃因的这种无实在论提出不久就道到不少哲学家的批 评。博伊德(R.N.Boyd)首先反驳了法埃因对实在论的责难。他认 为，法埃因对“溯因法”的要求过于苛刻：如果抛弃了这种方法，那么 我们连正常的科学研究都无法进行了，因为一切研究都是首先基于 对先前理论的说明，并要求对这种研究作出恰当有效的解释；而且， “溯因法”与归纳法具有相同的作用，如果抛弃了前者，也就没有理由 继续使用后者了，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此外，博伊德还对法埃因责 难实在论陷入恶性循环提出反驳，认为在理论研究中(特别是在对科 学史的研究中)出现循环是很自然的事情，科学的研究正是在循环中
① 参见法埃因《亦非反实在论》,载于法埃因《动荡的游戏》,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1986。
得到进步。① 另一位科学哲学家施拉格(R.Schlagel)则针对法埃因 关于科学史的论述，认为对科学成功的最好解释不是无实在论，而应 当是“语境实在论”(contextual realism),这种实在论强调根据科学发 展的具体情况来解释科学成功的现象，并以此作为解释现代科学的 元物理学框架。同时，施拉格还批评法埃因在“逼真”和“极少数”的问 题上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他认为，无论如何，法埃因的错误恰恰就 在于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实在论，他忘记了，如果没有对外部世界的指 称，那么一切科学的成功就都会变得不可理解了。②
当然，对法埃因这种极端“无实在论”的批评不仅涉及到对科学 史的不同理解，更为重要的是涉及到如何理解“实在”和“实在论”,如 何对科学理论的对象作出恰当的解释，以及如何看待科学理论与外 在世界的关系等等。科学实在论简单地根据人们对外在对象存在的 朴素认识，推及到科学观察对象的存在以及科学理论的“逼真性”,这 的确难以说明假设理论实体的存在，也无法令人信服地证明科学理 论本身的实在性；而另一方面，反实在论对实在论的责难又走向另一 个极端，完全放弃了对科学理论与外在世界关系的考察，把经验上的 恰当性作为判定科学理论正确性的唯一标准，这就使得反实在论站 到了常识的对立面，因而无法引起人们对它的赞同。法埃因的无实 在论对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来了一个釜底抽薪，否定了它们争 论的基础问题，即是否存在正确认识可观察对象的有效方法。
无实在论对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的批评虽然过于激烈，但在某种 程度上使我们对实在和实在论有了更新的理解，注意到了实在论在 理解对象存在问题上的不同层次。例如，美国哲学家德威特就明确 区分了“常识实在论”和“科学实在论”,前者承认可观察对象不依赖 于精神活动而存在，而后者则坚持不可观察的对象也是不依赖于精 神活动而存在的。他提出，由于对不可观察对象的存在问题无法用
① 参见博伊德《科学实在论的当前地位》,载于莱普林《科学实在论》。 ② 参见施拉格《法埃因的<动荡的游戏〉》,载于《科学哲学》1991年第58期；施拉 格《语境实在论：现代科学的形而上学构架》,纽约，善人书屋，1986。
语义学的方法来解决，因此我们应当采纳常识实在论而不是科学实 在论来解释事物的存在样式。① 另一位美国哲学家布莱克伯恩则提 出一种所谓的“准实在论”(quasi-realism)。这种实在论认为，我们可 以像实在论那样谈论对象的存在、道德思想以及情感的表达等，但不 必成为一个实在论者。尽管布莱克伯恩强调他的准实在论是与反实 在论[即他所谓的“投射主义”(projectivism)]相对的，但正如 J.赖特 所指出的，这种准实在论仍然是一种反实在论，因为“这个纲领所起 的作用是对关于某个给定种类陈述的非实在论看法的补充。准实在 论的目标是要表明，对这些陈述内容的非实在论说明并不需要得到 修正”②。赖特在这里提到的所谓“非实在论”(irrealism)被看做反实 在论的一种形式，即认为我们对事态的描述与真理无关，与事态的存 在无关，“我们的谈话表面上就像是存在着道德的事态、科学理论的 事态或纯数学的事态，但实际上并不存在这些东西。……相反，可能 被看做是神秘描述的东西，则由于某种不同的但可靠的作用而得到 信任”③.
从以上提到的所谓“语境实在论”、“准实在论”以及“非实在论”等 观点中可以看出，它们都涉及到对语言的使用和理解问题。正是对 语言描述与事态存在之间的关系有着不同的看法，因而产生了对实 在及其与语言表达关系的不同理解。这就涉及到实在论与反实在论 之争在当代美国哲学中的另一种主要表现形式，即语言哲学中的实 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与这场争论在科学哲学中的表现不同，在语 言哲学领域，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主要围绕是否存在词所指称的对象 这个问题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辩论：在实在论者看来，对语言本身的研 究就是对语言之外存在物的研究，而语言所指的这些存在物最终以
① 参见德威特《实在论与真理》,第296页，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7(第2版) ② J.赖特：《实在论，反实在论，非实在论，准实在论》,载于弗伦奇(P.A.French 和尤林(T.E.Uehling)《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第31页，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88 (以下所引此书均为此版本)。 ③ 同上文，载于弗伦奇和尤林《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第30页。
各种形式构成了语言的意义；但在反实在论者看来，语言的意义并不 取决于外在于语言的东西是否存在，而是在于语言的使用者是否理 解了语言，而且只有在掌握了关于语言的大量知识之后，入们才能真 正理解语言的意义。
二语言哲学中的实在论与反实在论
与传统的实在论相比，现代语言哲学中的实在论思想带有明显 的语言分析哲学特征：它们并不像素朴的实在论那样讨论语言之外 的世界是否独立于我们对它的思考而存在，而是讨论我们的语言是 否以及如何描述语言之外的事态，我们语言的意义以及真理是否依 赖于语言之外的事实。这种实在论的最主要代表就是美国哲学家戴 维森，他与反实在论的主要代表达米特之间的论战构成了当代语言 哲学的重要内容之一。
关于戴维森的实在论，我们已作介绍，这里不再赘述。这里主要介 绍达米特的反实在论主张。
达米特的反实在论是与他的意义理论密切相关的。他通过解释弗 雷格的语言哲学，提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意义理论，即主张意义理论就 是理解理论。他对此解释道：
如果我们想要说明何谓一种语言，即何谓该语言的语词和语 句具有它们所具有的那种意义，我们就必须为那种语言描画出一 个意义理论。这样一个理论描述这种语言的实践；或者最好能说 明用那种语言进行交流的现象，就如其他理论能够说明其他现象 一样。这样作的时候不必局限于实际描述，而可以象其他理论一 样运用理论概念，例如指称、真理等概念。有了这种理论，我们就 可以说明对该语言的理解就在于隐含地具有这个意义理论的 知识。①
① 达米特：《意义与理解》,载于涂纪亮主编《语言哲学名著选辑》,第25—26页。
在他看来，由于意义与理解的这种相互关系，因而一个表达式的意 义就是人们理解这个表达式时所知道的东西。这种看法与戴维森从真 之理论出发建立的意义理论大相径庭。达米特对戴维森的意义理论给 予了最严厉的批评。综合他在不同文章中对戴维森式的实在论的批评 以及对自己意义理论的阐述，他的反实在论观点主要包括这样一些 方面：
首先，实在论通常认为有不依赖于我们的认识而存在的实体，因而 包括数学在内的所有领域都被番做存在某种抽象实体，使得这些领域 中有关实体的陈述成为真的。而达米特指出，这种求助于真值条件的 实在论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因为我们关于真值条件的知识并不能决定 我们知道某个句子在什么条件下可以是真的或假的，而意义理论的目 的却正是要向我们描述句子成真的使用条件，也就是说必须说明我们 关于语言的知识与实际使用语言的能力之间的关系。然而，根据实在 论的解释，句子的真值条件是超验的，就是说是与我们关于这些真值条 件的认识无关的，是与我们具体使用语言的能力无关的。在达米特看 来，如果我们不能说出关于这些真值条件的知识，不能表明实际使用语 言的能力，那么,我们提出的意义理论就是空洞的，至少不能满足我们 对意义理论所提出的恰当要求。
其次，达米特指出，戴维森的意义理论是以“真”这个概念作为核 心，但他并没有向我们详尽地解释“一个句子的意义就是知道它的真值 条件”究竟是什么意思。戴维森认为，只要我们能够从语义上对包含经 验内容的事实陈述作出形式上恰当的表述，我们就可以说这个陈述是 真的，譬如“‘雪是白的’是真的，当且仅当雪是白的”。但达米特指出， 戴维森的这种说法是不恰当的或至少是不完整的，因为仅仅说明句子 的真值条件并不能向我们提供完整的对句子意义的说明。他认为，如 果一个意义理论是以“真”这个概念为核心，那么它就必须包含这样两 个部分：一个是所谓的“指称理论”,即对句子真值条件的一种归纳说 明；另一个则是“涵义理论”,即说明说话者关于句子真值条件的知识与 对这个句子的实际使用能力之间的关系。戴维森的意义理论仅仅包含 了前一个部分，因而它只是一种“指称理论”而已。不仅如此，达米特还认为，除了以上两个部分之外，一个恰当的意义理论还应包含一个补充 部分，这就是他所谓的“语力理论”(theory of force),它说明了一个句子 在表达中可能具有的各种类型的常规意义。由此可见，达米特是缩小 了戴维森理论的适用范围，而把意义理论看做是对整个语言知识的详 尽说明。
再次，达米特反对实在论的一个更为重要的根据，就是以数学 中的直觉主义反对传统的二值逻辑。他认为，人们要求对句子给出 一种真值条件，这与接受传统逻辑中的二值原则有关。因为按照这 个原则，任何一个句子都被要求确定地具有两个真值中的一个，即 或真或假，也就是承认逻辑的排中律。但现代逻辑已经表明，排中 律并不是普遍适用的，因为对某些抽象句子而言无法判断它们的真 值。达米特把排中律的不适用范围扩大到一切句子，认为对任何句 子真值条件的说明都不能提供完整的意义理论。他提出，对逻辑常 项的直觉主义解释就可以说明不以真值条件为核心的意义理论。 例如，要把握一个数学陈述的意义，并不需要知道在什么条件下这 个陈述是真的，而是在于有能力认识到，对任何一个数学构造来说， 它是否构成了这个陈述的证明；而对这个陈述的断定并不意味着宣 称它是真的，而是应当被解释为宣称存在着它的证明或可以构造它 的证明。可见，要确立一个数学陈述为真的唯一方法就是证明，而 对其他一般陈述的方法则是证实。在这里，达米特提出以“证实”概 念取代“真”的概念。他写道：
按照这种说明，对一个陈述的理解，就在于有能力认识到任 何可算作是证实了它的东西，亦即任何最终确立它为真的东西。 我们并非一定应该有任何判定一个句子是真还是假的方法，我 们只是一定要能够认识到什么时候它之真已被确立了。这种想 法的优点在于，一个陈述得以证实的条件与它在二值假设为真 的条件不同，它是这样一种条件，当有了这种条件时，我们一定 能有效地认识它；因此不难阐述有关这种条件的隐含的知识体现在哪里——因为这又是由我们的语言实践直接展示的。①
不过，达米特在 20世纪 80年代末接受采访时改变了对“证实”概 念的用法，而更倾向于使用“证明”一词。他认为，如果“证实”是指可 以根据我们确定一种陈述为真或为假的方式去行事的话，那么他就 可以继续使用这个概念，但这容易给人造成试图获得最终结论性确 证的印象，所以他更愿意选择“证明”这个词。②
达米特的反实在论对语言哲学中的意义理论、真理理论等都带 来了很大的影响。他对戴维森意义理论的批评涉及到对真理的实在 论解释，特别是对塔尔斯基关于真的语义学定义的理解。戴维森在 1989年所作的杜威讲座“真之概念”中就承认达米特的批评是正确 的：“我的错误是认为，我们既可以认为塔尔斯基的真之定义告诉了 我们一切我们关于真所需要知道的东西，又可以用这个定义描述一 种实际的语言。但是甚至在这同一篇论文(即《真理与意义》——引 者注)中，我(不一致地)讨论了如何说明这样一个定义适用于一种语 言。不久我就认识到这个错误。”③通过与达米特、罗蒂等人的交流， 戴维森的思想的确出现了一些变化，特别是在对句子的真值条件的 要求上，他的立场有所松动，不再强调严格地按照塔尔斯基的定义规 定意义的范围，而是转向对意义的语用分析；同样，普特南通过与罗 蒂的讨论，他的实在论立场也有所变化。例如，他在1987年所作的题 为“实在论”和“相对主义”的讲演中就以确立“系统与观察者之间的 断裂”为由，反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大写的”实在论，提出以常识的观 点解释实在的“小写的”实在论，即他所谓的“戴着人类面孔的实在 论”;他在1994年所作的杜威讲座“意义、无意义和感觉：对人类心灵 能力的探究”中则分析了实在论的自相矛盾，指出应当根据实用主义
① 达米特：《什么是意义理论?(Ⅱ)》,载于《哲学译丛》1998年第3期，第61页。 ② 参见帕陶特(F.Pataut)《采访达米特》,载于《哲学译丛》1998年第3期，第77页。 ③ 戴维森：《真之结构和内容》,载于《哲学译丛》1996年第 3—4期合刊，王路译， 第75页。
的精神彻底放弃传统对实在论的理解。他的这种思想由此被罗蒂称 做实用主义的一种“新形式”。因而，毫不奇怪，他会被后来的哲学家 们看做是罗蒂哲学的“同路人”。
当然，在戴维森、普特南等人与达米特、罗蒂等人的论战和交流 过程中，尽管他们的实在论立场有所改变，摒弃了传统的形而上学实 在论，但他们仍然坚持常识的或科学的实在论，他们与反实在论者之 间的争论并没有结束，而且还有更多的哲学家坚持从实在论立场出 发从事自己的哲学研究，如斯特劳森、邦格、德威特等入。应当说，至 少在目前的美国哲学研究中，实在论倾向仍然占有主导地位，虽然哲 学家们对实在论给出了各种不同的解释。在哲学的其他领域，如数 学实在论、道德实在论、美学实在论(即美学中的“现实主义”)等，实在 论也被看做是主要的哲学倾向。
三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对当代美国哲学发展的影响
20世纪 70年代后实用主义在美国的复兴对整个美国哲学的发 展具有深远的影响，这不仅使美国哲学重新找到了自己的思想根源， “回到了自我”,而且使其他一切哲学能够在美国得以生存和发展的 原因得到了很好的说明，就是说，实用主义成为可以恰当解释其他哲 学思潮的重要准则和方法。所以，实用主义的复兴就被看做是 20 世 纪下半叶美国哲学的重要标志。①
在这种大背景之下，实在论不仅明显表现出了与实用主义的密 切结合，而且在与反实在论的论战中也开始逐渐退缩自己的阵地， 以实用主义的精神不断变换自己的观点，以便得到更多入的理解和 支持。这样，我们就会在当代美国哲学中看到这样一种奇特的现 象：一方面，很少有哲学家公开地宣称自己是一个反实在论者，但另 一方面，许多哲学家即使是在声称自己是一个实在论者时也在偷偷 地贩运反实在论的观点。这在普特南的哲学中表现得非常明显，特
① 参见马格利斯《实用主义的复兴——20 世纪末的美国哲学》,康奈尔大学出版 社，2002。
别是他与罗蒂关于相对主义的争论就充分反映了他的实在论与罗 蒂的反实在论之间的密切联系。① 这种联系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 方面：
1.他们对“实在”概念的理解具有很多相近之处。作为一个彻底 的实用主义者，罗蒂早在《哲学和自然之镜》中就完全抛弃了传统的 镜式思维模式，把“实在”理解为人们根据自己的观点建构起来的图 景。他写道：“‘反实在主义者’的适当立场正在于承认，没有什么将说 明‘独立于理论的真理’,正如没有什么将说明‘非工具性的善’或‘非 功能性的美’一样”;“关于人们的信念决定着他们谈论的东西的假 定，对存在的事物和不存在的事物或多或少都适用，只要不发生关于 什么存在的问题。”②到了90年代，罗蒂更是直接把“实在”解释为人 们经验的现实。应当说，在对“实在”概念的解释上，罗蒂基本上持一 种消极的态度：他从根本上就反对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认为这 种争论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的预设前提就是围绕是否存在独立于 人类的外在之物而展开争论，但这个前提本身却是毫无价值的。当 然，尽管如此，如果从哲学追问的角度看，罗蒂的立场毫无疑问是属 于反实在论的。
再来看普特南。他对实在的理解随着他的思想发展有很大的变 化。在早期科学实在论时期，他基本上坚持“存在独立于人类认识活 动的实在”这样一种信念；但到了内在实在论时期，他虽然仍然认为 这样的实在是存在的，但把它们番做是人类通过不断的认识活动才 能逐渐把握的对象，而不是现成地摆在那里等待人们去发现和认识 的对象；如今，处于实用主义实在论时期的普特南，对实在的理解就 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不再认为人类的认识活动是为了发现或理解 某种独立的实在，而是把人类活动本身着做是人类适应环境的过程 和产物，看做是人们接受外来刺激的结果。同样，实在概念本身也不
① 关于他们之间争论的详细情况和分析，参见《世界哲学》2003年第1期的专 栏文章《当代美国实用主义》。 ② 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李幼蒸译，第245、252页，三联书店，1987。
是用来指某种独立于人们认识活动之外的对象，而是我们用来表达 自已思想和观念的方式。他写道：
传统的形而上学者完全正确地坚信实在的独立性以及我们 的认知对我们所描述的一切事物恰当具有的责任；但这幅传统 的实在图景，即认为一劳永逸地记录下了所有可能的描述，在保 留了那些洞见的同时却失去了詹姆斯实用主义中的真正洞见， 即认为“描述”绝不是单纯的复写，我们总是不断地对语言与实 在的联系方式添加更多的内容。①
他甚至把关于外在世界的实在论看做是有问题的，认为这种实 在论的错误就在于假设了我们的认知活动或知觉活动可以达到对世 界的认识，这是一种认识论上的笛卡尔式二元论的残余。普特南把 这种实在论称做“直接的实在论”。他从詹姆斯那里借用了“自然的 实在论”概念，认为这样的实在论才是真正直接把知觉活动本身看做 世界的组成部分，因为知觉的对象就是外在实在的不同方面。应当 说，这时的普特南对“实在”概念的解释完全是一副实用主义的(特别 是詹姆斯式的)腔调。
2.罗蒂和普特南都强调了文化共同体在人类认识活动中的决 定性作用。罗蒂在反击普特南对他的相对主义批评时明确表达了 自己关于文化共同体的观点。他把这样的共同体描绘为一种人类 共同享有的文化整体，虽然各种文化之间存在差异，但在它们都属 于人类文化的一部分方面，它们又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它们由于自 身的独特性而成为整个文化共同体中的成员；而且，由于每个人都 处于不同的、具体的、独特的文化共同体中，因而每个人都能够对自 已面对的实在提出自己的理解。这样，不仅“真理”一词失去了往日 的神圣光环而蜕变为一个不确定的形容词，就连“实在”这样的词也
① 普特南：《三合一的绳索：心灵、身体和世界》,第 8—9 页，哥伦比亚大学出版 社，1999。
不再拥有普遍的含义，因为每个人所面对的都是不同的实在。他 写道：
正如我所认为的那样，我们使用“真”的唯一方式是我以前 所谓的对“真”的“谨慎”使用，在此，既不能通过对其满意度的日 常意义的说明，也不能通过去括号式的说明来把握“真”。对真 理的这种使用方式体现在这样的语句中，如“你的论证满足了我 们当前所有的规范和标准，而且我无法反驳你的论断，但是你所 说的可能仍然不是真的”。对真理的这种谨慎使用并不是为了 表明“世界存在的方式”,而是为了可能的未来一代，即“更好的 我们”,对这一代来说，与现在看来无法反驳的东西之间的矛盾， 在将来会以一种适当的方式变得更好。①
这就是一种以实用主义精神处理真理和实在的方式。 当然，正如罗蒂指出的那样，普特南对文化共同体的重要性也 给予了高度重视。他在《戴有人类面孔的实在论》中就明确表示， 一切关于真理和实在的断定都依赖于我们在共同体中确立的规 范和标准，而这样的规范和标准是历史的产物，反映着我们的兴趣 和价值，而且是经常改变的，因此总会存在更好的或更坏的规范或 标准。就是说，并不存在唯一正确的或最好的规范和标准。他 写道：
事实并不是我们的确改变我们的规范和标准，而是说，这样 做常常是一种改进。由什么判断是一种改进呢?当然是根据我 们内在的世界图画。但从这个图画本身来看，我们说，“更好”并 不等于“我们认为更好”。如果我的“文化同伴”并不同意我，我有 时就会说“更好”(或“更糟”)。正像卡维尔说的那样，总有我“把
① 罗蒂：《普特南与相对主义的威胁》,载于《世界哲学》2003年第1期，第66页。
自己当作基础来依赖的”时候。①
这种口气完全是一种实用主义的说法，因为当我们说“更好”时 实际上就意味着“我们认为更好”,这里的“世界图画”完全是由我们 (即说话者或相同文化共同体中的成员)所构成的。这样，任何对实 在论(无论是何种形式的实在论)的前提都被瓦解了。正如罗蒂指出 的，普特南在声称“在通常情况中，关于入们所做的陈述是否有根据， 总是一个事实问题”时，又把这样的根据看做是历史的产物，取决于 我们的兴趣和价值，这显然是把“有根据的”和“真的”东西混淆起来 了；如果普特南有意作出这样的混淆的话，那么他的实在论立场显然 就值得怀疑了，至少是难以与他所要区别的反实在论或相对主义区 分开来。②
3.罗蒂和普特南在对待实在论的态度上旨趣相投。罗蒂以卡尔 纳普的口吻拒斥了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认为这种争论是毫无 意义的，因为引起两者争论的前提，即是否存在独立于人们的思想而 存在的实在；就是错误的。他把实在论完全看做是传统哲学二元论 的典型，坚决要求取消这种看待世界的观点。他明确表示，实在论和 反实在论在对世界的认识上属于半斤八两，都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 可以供我们对自己的行为和反应作出正确判断的有益帮助。在这种 意义上，实在论的错误并不是它对实在和世界的看法，而是它提问题 的方式。可以说，正是把世界和实在作出两分的方法，彻底遮蔽了实 在论者以及反实在论者的智慧双眼。而罗蒂则想以实用主义的方式 超越实在论和反实在论之间的无谓争论。他写道：
缺乏一种为科学特有的方法，不仅使工具论者很难回答关 于为什么可观察和不可观察的区别变得重要的问题，而且使实
① 普特南：《戴有人类面孔的实在论》,载于《世界哲学》2003年第1期，第54页。 ② 参见罗蒂《普特南与相对主义的威胁》,载于《世界哲学》2003年第1期，第 60 页。
在论者很难认为实在论可以“说明科学的成功”。其理由还是， 由于不能把一种特别的科学方法独立出来，被解释物的性质就 变得不明确了。因为实在论者必须主张，“科学”是具有自然性 的。对他们来说，(例如)用基本粒子的存在来说明以关于基本 粒子的信念为基础的技术的成功是不够的。因为他们知道，这 样的说明太无足轻重了。它不过是指出，我们这样描述我们的成 功的活动，是因为我的主张我们所主张的理论。对现时成功的这 样一种说明，同我们的前辈对过去成功的说瞬一样，是空洞无 物的。①
与罗蒂的态度相近，普特南在《戴有人类面孔的实在论》中不仅 提出要反对在关于实在和世界问题上的“神目观”,而且区分了“大 写的实在论”和“小写的实在论”。他写道：“如果说我们的言行就是 一个‘实在论者’,那么我们最好就做一个实在论者——带有小写 ‘r’的实在论者。但形而上学的实在论超出了带有小写‘r’的实在 论，而进入了具有某种特征的哲学幻想。在这里，我同意罗蒂。”②根 据他的解释，某些哲学家认为，点是位置谓词，而不是对象。如果这 种观点是对的，时空范围就只是一套属性，而不是具体的对象。但具 体对象的存在怎么能够成为一种关于属性的约定呢?带有小写“r”的 实在论者不需要回答这些问题。这就是生活的事实，他会感觉到，当 我们可以觉察到面对其他的选择时，某些选择同样是可行的。但形 而上学的实在论者并不认为，首先有椅子，其中的一些是蓝色的，我 们并没有构造它们。形而上学的实在论把自己香做一幅强大的超验 图画。在这幅图画中，有一套确定的“独立于语言的”对象(其中某些 是抽象的，其他的是具体的)以及在语词及其外延之间的确定“关 系”。这幅图画只是部分地同意它认为应当解释的常识看法；但从常 识来看，它的结果却是非常荒谬的。普特南由此认为，坚持带有小写
① 罗蒂：《后哲学文化》,黄勇编译，第61—62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② 普特南：《戴有人类面孔的实在论》,载于《世界哲学》2003年第1期，第54页。
“r”的实在论，抛弃哲学家们带有大写“R”的实在论，这没有任何错 误。正是根据这样的解释，普特南把实在本身也看做是完全渗入了 我们的观念，而不是所谓的独立于我们的观念存在的东西。他明确 写道：
我们所谓的“语言”或“心灵”的成分课深地渗入我们所谓的 “实在”,以至于我们把自己看做是对“独立于语言”之物的“描绘 者”这个纲领，不幸从根子上就是有害的。实在论以不同的方 式，但与相对主义一样，都是不可能地试图从无源之处观察世 界。在这种情况中，这就是想说，“所以我们创造了世界”,或“我 们的语言构成了世界”,或“我们的文化构成了世界”;但这只是 相同错误的另一面。我们一旦屈服了，我们就会再次把世 界——我们所知的惟一世界看做一个产物。一种哲学家把它看 作是纯粹物质的产物：尚来概念化的实在。其他人把它看做是 无中生有的创造。但世界不是一个产物。它就是这个世界。①
从罗蒂和普特南的表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虽然他们的说法各 不相同，但他们对待实在论的态度的确是志趣相投的。拒斥实在论 与反实在论的争论，并把实在论看做是一种错误的提问方式，这在罗 蒂那里并不奇怪；令人不解的是，一直以实在论者(无论是哪一种实 在论)自居的普特南也和罗蒂一样向实在论挥舞大刀，虽然动作有些 僵硬。正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普特南对待实在论态度的这种转变， 完全应当归因于他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方法，或者说，正是他的实用主 义导致了他把实在论看做是一种错误主张这样的做法也看做是理所 当然的了。所以，我们也就毫不奇怪，随着普特南彻底抛弃了事实与 价值、世界与思想、物质与精神等二分法，坚持以后者取代前者或说 明前者，他就自然地把实在论归于谬误，自然地从实在论的立场“暗
① 普特南：《戴有人类面孔的实在论》,载于《世界哲学》2003年第1期，第56页。
暗地”滑向反实在论的立场。①
在谈到美国哲学的现状和未来时，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哲学史教 授库克里科(B.Kuklick)把罗蒂放到最后，认为在新世纪的美国哲学 中以罗蒂为代表的一种实践哲学会成为美国哲学未来发展的一个方 向。②而塞尔则把美国哲学的未来看做是以心灵哲学和社会哲学为 代表的主流发展，其中的心灵哲学当然是以讨论精神活动如何与我 们的大脑和身体发生关系为主要话题的，社会哲学的话题涉及到个 人精神生活与社会公共事务之间的关系，但所有这些研究却是以一 个前提为出发点的，这就是传统哲学的二元划分。与传统不同的是， 这里的二元划分是以个人的精神生活为基点的，或者说是以精神的 (第一人称的)方面来“整合”心灵活动和社会活动。他写道：“我本人 的看法是，心智哲学和社会哲学将在整个哲学中占据核心位置。人 们对于语言研究的看法正在改变，不再认为它能够取代精神研究，而 认为它其实是精神研究的一个分支。”③如果认真对待这些哲学家对 未来美国哲学的展望，我们就会看到，实用主义的实在论伴随着反实 在论的精神将会在未来的美国哲学中占据重要地位。
① 当然，严格地说，普特南并不是一个反实在论者，或者说，他本人并没有说过 自己是一个反实在论者；相反，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实在论者，虽然现在是一个常 识的实在论者或实用主义的实在论者。但从他的思想变化上看，他由于实用主义而 开始超越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的论域。 ② 参见库克里科《美国哲学史》,第275—281页，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 ③ 塞尔：《当代美国哲学》,载于《哲学译丛》2001年第2期，第1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