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人们发现西方社会在某些方面发生了 急剧的变化。为了描述这些变化，社会理论家使用了各种术语：媒体社会、消费社会、控制消费的官僚社会、后工业社会。对这个社会的 一个时髦的描绘是“后现代社会”。利奥塔是一位采取后现代主义立 场的后结构主义者。他与其他后现代主义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并 没有过多地讨论后现代社会的经济政治状况和文化转变，而是侧重 于对后现代的知识和科学状况的考察，试图建立起一种与现代认识 论有根本区别的新的后现代主义认识论或知识理论。
利奥塔后现代主义的认识论或知识理论是在《后现代状态》一书 中提出的。在该书中利奥塔简单地将“后现代社会”等同于“最高度 发达社会”或“后工业社会”。他说，这一“研究对象是最发达社会中的 知识状态，我们决定用‘后现代’命名这种状态”①。他认为，“随着社 会进入被称为后工业的年代及文化进入被称为后现代年代，知识改 变了地位”②。在过去的50年中，科学知识成为了一种言谈或话语 (discourse),领头的科学技术越来越和语言发生了密不可分的关系。 这些领头的科学和技术与语言相关的问题是：发声与语言学理论问 题、联络与控制论问题、现代几何学与信息学理论问题、计算机与计 算机语言问题、翻译与在计算机语言中寻找兼容性问题、信息储存与 数据库问题、远程信息处理技术(telematics)与智能终端的完善问题、 悖论学及许多相关的问题。因而，按利奥塔的理解，后现代社会也就 是计算机社会、信息社会、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社会或社会的计算 机化。
利奥塔认为，由于科学的这种语言学的转向及相关的技术转变， 对知识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计算机的微型化和商业化的这种技术转 变彻底改变了知识的获得(研究)、分类、支配和利用，在这种普遍转 变的内在联系中，知识的本性如果不发生变化就不可能存在下来，就 是说，知识的状况就像已经进入所谓后现代时代的社会一样发生了 根本的改变。他指出，任何构成知识的东西如果不能被翻译成信息
① 利奥塔尔(利奥塔):《后现代状态》,车槿山译，“引言”,第1页，生活·读书· 三联书店，1997。 ② 同上书，第1页。
量就将会被放弃，而试图获得知识的新的研究方向将由这种研究的 最终成果是否能够译成计算机语言来决定。知识的获得与心灵的培 育及个人的教化密不可分的旧原则已经过时。知识已经不再是目的 本身，知识的生产是为了出售。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计算机化的知识 已经成为生产力的原则，这已经为人们所广泛接受。这种情况对高 度发达的工业国家的生产力人口构成产生了引人注目的影响。最明 显的结果是，工厂工人和农业工人的数目日益减少，而专业的、技术 的和白领工人的数目日益增加。
利奥塔说，知识以一种生产力不可缺少的信息商品的形式出现，这 在世界范围的力量竞争中已经是并将继续是一个重要的，也许是唯一 的赌注。可以设想，民族国家有一天将为控制信息而战，正如过去它们 为控制领土并随之控制掠夺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的途径而战一样。① 这样就为工业和商业战略、为军事和政治战略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 在后工业和后现代时期，科学将继续保持并可能加强它在民族 国家生产力方面的重要性。由于这种形势，我们有理由认为，发达国 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还会不断加大。但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由 于那些被统称为跨国资本流通的新形式的出现，经济机构已经使国 家机构的稳定性陷入危险境地。这些资本流通的新形式意味着，有 关投资的决定至少部分地摆脱了民族国家的控制。利奥塔因此认 为，权力和知识成为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谁来决定什么是知识? 谁知道什么需要被决定?②
在后现代，知识的问题现在比过去更是一个政治问题。显而易 见，管理的功能、再生产的功能正在而且将进一步脱离管理者而信赖 机器。越来越严重的问题是：谁将通过必须由这些机器储存的信息 以保证作出正确的决定呢?知识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和应用真理 标准的能力问题，而是一个决定效率(技术质量)、公正和快乐(伦理
① 参见利奥塔尔(利奥塔)《后现代状态》,车槿山译，第1章，第3页，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② 参见同上书，第63页。
常识)以及美(听觉和视觉)的标准问题。知识乃是使某些人不仅有 能力构成“好”的指示性表述，而且构成“好”的规范性表述和“好”的评 价性表述的东西。但是，如何对这些表述作出评价呢?如果这些表 述符合对话者的社会团体所接受的相关标准(关于公正、美、真理和 效率),那么,它们就会被认为是好的。这里，有必要指出，利奥塔深受 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说的影响，他把表述(utterance)的各种类型称作 语言游戏。例如，有指示性表述(denotative utterance)、规范性表述 (precriptive utterance),还有行为性表述(Performative utterance)。 指示性表述涉及三个关系项，一个是“发出者(sender)”,即作出表述 的那个人，是认识者；二是“接收者(addressee)”,即接收那个表述的 人，他(她)可以对那个表述表示同意或拒绝；三是“所指物(referent)”,即那个表述讨论的对象，一个表述或陈述应该正确辨别和表达 的指示物。规范性表述包括命令、要求、指导、推荐、请求、祈祷和恳求 等多种形式，这些都是不同的语言游戏。每种语言游戏都有表明自 已的属性和用法的特殊规则。他认为，语言游戏规则的合法性并不 包括在自身之中，他们是游戏者之间契约的对象。如果没有规则就 没有游戏，哪怕是一个规则最微小的变动都会改变游戏的性质，不符 合游戏规则的动作或表述都不属于他们所定义的那个游戏。每一个 表述都应该被看做游戏中的“一招”或“一步(a move)”。表述拥有完 全不同的形式和结果，这取决于他们是哪种表述。他认为，语言游戏 是不可比较的。他区分了指示性游戏(在这种游戏里，人们关心的只 是真/假的不同),规范性游戏(在这里，有关的只是公正/不公正的不 同),技术性游戏(在这里，标准是有效/无效的不同)。他认为，语言游 戏基本上体现了骗子之间的一种冲突。他说，在话语(表述)的日常应 用中，例如在两个对话人进行一场讨论的过程中，每个对话人都千方百 计变换表述：提问、请求、肯定陈述等都被杂乱无章地投入战斗。“这场 战斗并非没有规则，但它的规则允许并鼓励陈述的最大灵活性。”①
① 利奥塔尔(利奥塔):《后现代状态》,车槿山译，第35—36页，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1997。
利奥塔认为，科学知识并不代表知识的整体，它始终和另一种他 叫做叙述性的知识处于竞争和冲突中。在传统社会中，叙述性形式 的知识拥有一种优先性。叙述性知识(流行小说、神话、传说和故事) 赋予社会制度以合法性，或者代表了对已经建立了制度的肯定的或 者否定的模式。叙述性知识规定了如何应用它们的标准，因此，它们 规定了在当下的文化中谁有权说和做。在传统社会中，叙述的传统 也是定义三重能力(知道怎样做、知道怎样说以及知道怎样听)标准 的传统。通过叙述，社团和它环境的关系得到了彻底的贯彻。在叙 述的形式中，关于真理、正义和美的阐述常常编排在一起，通过这些 叙述所传递的乃是构成社会契约的一套规则。他认为，面对这些一 般地和科学结合在一起的抽象的、指示性的或者逻辑的和认知的过 程，有必要退而主张叙述性的或者讲故事的知识。在科学的语言游 戏中，发话人被认为能够给他自己的所说提供证据；另一方面，他被 认为能够拒绝任何涉及同等证明的对立和冲突。“19 世纪的科学称 之为证实，20世纪的科学则称之为证伪”①,它们承认共识范围内的两 个伙伴(发送者和接受者)之间的争论。并非所有的共识都是真理的 标志，但假定的是，阐述的真理必定导致一种共识。现在，科学家需 要一个接受者，一个伙伴。这个伙伴能够证实他们的阐释，反之能成 为发送者。平等是必需的，而且必须被创造出来。
知识传播肯定了知识再生产方式发生了变化。首先是，学生并 不知道发送者(老师)所知道的。显然，这就是为什么学生要学习的 原因。其次是，学生能学会发送者所知道的而且成为和教师同样水 平的专家。② 因此，学生被引入了创造科学知识的游戏。在科学知 识中，任何已被接受的陈述始终可以被改变。任何以前已被证明的 陈述矛盾，其新的陈述可以被接受的唯一条件是它要否定以前的 陈述。
① 利奥塔尔(利奥塔):《后现代状态》,车槿山译，第5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 联书店，1997。 ② 参见同上书，第53页。
因此，科学知识和叙述知识之间的主要差别是，科学知识要求只 保留一种语言游戏，即指示性的语言游戏而排除其他所有的语言游 戏。科学知识和叙述知识都是必要的，二者共同构成陈述集。在一 般的应用规则的构架内，陈述就是游戏的“一招”。对于每种特殊知 识来说，这些规则是特殊的。这个入认为是“好的”“一招”,另一个人 并不一定认为是好的。因此，根据科学知识无法判断叙述知识的存 在或有效，反之亦然。
利奥塔认为，叙述知识并不重视自身合法性的问题，它通过传递 的语用学，不借助辩论，也不提出证据，就使自己获得了信任。因此 它不理解科学话语的问题，但又确实表现出一种宽容。它以为科学 话语是叙述知识中的一个品种，反过来则不一样。科学知识考察叙 述性陈述的有效性时发现，这些陈述从来没有经过论证。科学知识 把叙述知识归入一种由意见、习俗、权威、成见、无知和空想构成的精 神，这种精神野蛮、原始、不发达、落后、异化。叙述的知识是一些寓 言、神话、传说，只适合妇女和儿童。
在这里，利奥塔的论证有一个有趣的曲解。他说，科学知识无法 知道，而且也无法让人知道自己是真知识，如果它不求助于叙述性知 识。科学知识却又认为叙述性知识根本不是知识。总之，叙述知识 在非叙述性知识(科学知识)中的回归不论采取什么形式，都不应该 被认为是永远过时的。最明显的证据是，国家花费了大量的金钱以 便科学能以史诗的面目出现，国家通过史诗使自己变得可信，以便获 得公众的支持，这是国家的决策者所需要的。就是说，科学受控于合 法性的要求。因此，人文主义关于自由的神话、一切知识的思辨统一 性的神话，就为制度性的科学研究提供了证明。而这两个神话恰好 也是国家的神话。首先，第一个政治的、军事的、能动主义的神话就 是围绕总体性概念组织起来的德国黑格尔哲学传统。利奥塔研究了 这两个证实叙述知识合法性的神话。人文主义的自由的神话，其主 题是作为自由的“英雄”。利奥塔认为，所有的人都对科学拥有一种 权利。如果社会主体已经不是科学知识的主体，那么,这正是神父和 君主禁止了科学知识。对于科学的权利必须重新夺回来。因此，在自由的叙事中，国家的合法性不是来自国家自身，而是来自人民。 “每当国家直接负责培养‘人民’并使其走上进步之路时，我们都能看 到国家求助于自由的叙事。”①利奥塔指出，在斯大林主义中，科学的 唯一形象就是引用通向社会主义的元叙事，而这种元叙事就是精神 的生命。但是，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通过宣布这种社会主义恰恰是 自主主体的联合体而发展成一种批判形式的知识，而且宣称科学的 唯一合法性就在于它给予经验主体(无产阶级)以解放自己摆脱异化 和压迫的手段。利奥塔认为，在当代社会中，这种陈旧的叙事已不再 发挥作用了，大叙事已经丧失了它的可信性，不管它是思辨的叙事还 是解放的叙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思辨的和解放的大叙事的一 体化和合法化力量的衰落乃是技术和工艺发展的结果，这造成了从 行为目的到行为手段的变革。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