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的思想透显着康德哲学的影响。康德以三大理性批判 奠定了现代性的基本价值方向，哈贝马斯则试图通过交往合理性理 论反对实证主义、后现代主义，统合科学、道德和艺术三大不同领域 的理性价值，坚持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基本观念。哈贝马斯认为： “交往合理性概念包含三个层面：第一，认识主体与事件的或事实的 世界的关系；第二，在一个行为社会世界中，处于互动中的实践主体 与其他主体的关系；第三，一个成熟而痛苦的主体(费尔巴哈意义上 的)与其自身的内在本质、自身的主体性、他者的主体性的关系。”②这
①《现代性的地平线 哈贝马斯访谈录》,包亚明主编，李安东、段怀清译，第 53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② 同上书、第57页。
三重关系实际上构成了传统哲学中的理论知识、实践知识和审美知 识，哈贝马斯的现代性事业就是要完成三大知识领域的统一。从目 前看，哈贝马斯的交往合理性理论已经统合了科学和道德、法律领 域，这里也主要就这两个方面展开论述。
哈贝马斯认为，哲学的主要工作是反思理性，但当代哲学却不再 致力于提供一种统一的理性世界观，而分化为许多专门学科。因此， 哈贝马斯把“重建理性”当做一个关键的因素，重建的过程可以看做 合理性的新的阐释。那么,什么是“合理性”?哈贝马斯认为，合理性 意味着有效的根据。我们不能像实证主义者那样，把理性仅仅看做 工具理性、限制理性行为的范围和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我们必须以 “交往合理性”的概念来弥补“工具合理性”的不足。因此，对“工具合 理性”的批判成了“交往合理性”理论构建的前提。
一实证主义科学观批判
哲学就是把理性带到世界上的不倦的方法论尝试，从培根、笛卡 尔、康德、黑格尔到马克思，其理论都贯穿着用理性改造社会的思想。 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最初年代里，它的成员也深信：对社会关系进行一 种理性的，以科学为基础的改造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符合社会发 展趋势的。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技术与科学发展消极后果的暴露， 使他们转向了对工具理性批判。在社会批判理论家看来，理性的一 切成果，技术与科学，注定要来反对它们的创造者，批判理论最终变 成了理性的批判。哈贝马斯不能接受这一点，他认为，老的社会批判 理论把工具理性看做理性的全部，没有看到现实中的种种状况是理 性片面发展的结果，因此，哈贝马斯的任务就是用合理性概念为核 心，阐述工具合理性基础上的交往合理性，重新确立理性的地位。
那么理性为何会片面化发展为工具理性?实证主义是如何兴起 的?哈贝马斯认为，自近代以来，一方面，哲学仍然试图保持对科学 的绝对地位；但另一方面，科学问题不再从哲学意义上来把握，即不 再与人类追求的意义有关。于是哲学对科学的位置发生了颠倒，哲 学对科学的绝对地位被哲学的前进动摇了。19 世纪中叶，认识论为不包含哲学思想的方法论代替，这就是实证主义的兴起，实证主义的 发展代表了科学主义的胜利。科学主义要求必须用科学的标准来使 所有的知识获得确认。在康德、黑格尔到马克思那里，哲学研究都是 围绕主体需要和主体命运的。而实证主义则放弃了研究认识主体， 直接指向科学本身，科学是意见和程序的体系，哈贝马斯认为，实证 主义最终抛弃了“科学的方法论同人类的客观形成过程的错综复杂 的联系”①,把批判性的自我反思的观念从科学本意中驱逐出去，带上 客观主义假象，“从而使人们无法意识到认识是和生活世界的利益相 互交织在一起的”②。
实证主义认为，可能知识的先验探究，只能通过方法论的方式探 究建构与证实理论的规则才有意义。就其研究方法而言，它保证形 式逻辑与数学的有效性；就其真理的基础而言，它主张复制的观点， 根据这个观点，所有科学的陈述与事实相对应才是真实的。
可以看出，实证主义保持一种客观主义的科学观，取消了认识的 主体性问题。在哈贝马斯以前，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也对此进行了 批判，其要旨为两点：第一，指责它认为人们行动依赖于知识，而自然 秩序和有关的知识则不依赖于人的活动；第二，指责它的科学观是非 历史的，预设了一个超历史的主体。哈贝马斯认为仅此是不够的，因 为实证主义也对经验的关系作过历史的研究，关键在于这种客观主 义的科学观对经验认识进行历史研究时，取消了认识主体的自我反 思，把科学与认识等同看待，没有看到认识的利益基础。因此，如何 重建反思性的科学概念，揭示认识和自趣的关系，也就成了反对客观 主义的科学观的关键。
哈贝马斯认为，人类理性能力起源于人类在偶然的自然条件下 自我保存的动机，因此，理性内在于人类的基本趋向中，人类的自我 保存趋向不能脱离由劳动、语言和权力所展现的文化条件。这种指
① 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郭官义、李黎译，第3页，学林出版社，1999。 ② 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郭官义译，第123页，学林 出版社，1999。
导认识的旨趣有两类：一类是“技术的认识旨趣”,它指导人对自然的 技术处理与认识，它所描述的，并不是实存本身，而是实际技术操作 的效力；另一类“技术的认识旨趣”反映了人作为一种通过目的合理 行为使环境适应于自身生存的有机构成，相应于技术的认识旨趣形 成的经验-分析科学的目的是认识对象并对对象加以控制，于是这种 科学所说明的是如何为达到目的选择有效的手段，这种科学的有效 性也就存在于技术控制的可能对象的领域之中。在社会生活中，由 于更多的不是技术操作的问题，而是有关实践的问题，因此经验-分析 科学远不是科学的全部。
历史-解释学以一种不同的方法论架构来获取知识，由于其目的 是相互了解和交流，解释人类活动的意义，对意义的理解更多的与解 释者之间的主观介入有关，因而，此命题的有效性并不在技术控制的 参考架构中，理论并不由此推论得出，经验也并非由于操作而成功。 历史-解释学指导人们对自身通过语言交往中产生问题的处理与认 识，这种科学不同于技术控制的经验-分析科学是因为它根植于人的 “实践的认识旨趣”。
但这两类指导认识的旨趣还需要同另一类旨趣相联系，这就是 “解放的旨趣”,其根本目的是实现反思。它为一切批判的科学提供 确定与处理问题的方法，批判的科学并不停留在技术控制与实践的 旨趣上，它要超越的是只把握社会行动的不变规范的理论局限，进而 指出人与人的依赖关系，它通过反思获得自主自由的理性。
这里哈贝马斯显然要说明，认识不仅仅是目的性工具行为，认 识也是对于意义、对于自由的追求。正是实证主义把经验-分析科 学当做科学的全部，否定了对于意义、自由的追求，才导致了工具理 性占绝对统治地位，导致了现代社会的一系列弊端。因此，对工具 理性的批判就不能是简单的否定，而应该是批判性的重建科学和理 性，给历史-解释学和批判的科学以应有的合法地位。唯有如此，才 能重建理性的权威，纠正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科学与技术发展所 带来的消极后果。要批判性地重建科学和理性，首先要做的就是对 遮蔽人的反思和自由的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的批判。
二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的批判
要搞清楚哈贝马斯把技术与科学当做意识形态更为确切的含 义，需要把握哈贝马斯对于“意识形态”及“技术与科学”的理解。什么 是意识形态?哈贝马斯认为：“从日常经验中，我们知道，理念(Ideen) 常常用来把辩护性的动机，而不把真正的动机归咎于我们的行为。 凡是在这个层面上被称之为合理化的东西，在集体活动的层面上，我 们称之为意识形态。”①也就是说，所谓意识形态是指社会意识中用来 辩护、掩盖真实状况从而使之合理化、合法化的信念。但技术、科学 作为第一生产力与作为意识形态之间有着本质区别，哈贝马斯为何 把两者混为一谈?对此，他进行了解释：“人们不可以从古典的意义 上将从这样的技术观中得出政治讨论的‘物的规律性’之技术和科学 描绘成‘意识形态’。马克思研究的是完全不同的现象，首先是现代 理性法则和政治经济学的从规范上包罗万象的流传，即自由主义本 身，他将此视为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必然虚假的意识之意 义上的意识形态。”②也就是说，哈贝马斯批判指向的是唯科学主义意 识，而不是针对在科学文明中，在技术过程和生活世界之间的科学本 身。唯科学主义意识破坏了现代政治中理性化前途，把科学本身当 作判断一切的标准，“以思想的实证主义形式出现的科学技术本身， 当其被表达为技术决定论时，它就取代了已被摧毁的资产阶级意识 形态而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③。于是进一步的分析也就是追问： 以思想的实证主义形式出现的技术与科学，是如何取代已被摧毁的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成为新的意识形态的?根据哈贝马斯的论述， 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把握。
① 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郭官义译，第129页，学林 出版社，1999。 ② 李忠尚：《第三条道路：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研究》,第5页， 学苑出版社，1994。 ③ 奥斯维特：《哈贝马斯》,沈亚生译，第21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
(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根基即社会劳动性质的变化是技术与科学成为意识形态的基础
哈贝马斯认为，资本主义所需要的合法性与传统社会不同，“不 再是得自于文化传统的天国，而是从社会劳动的根基上获得的”①。 交往关系的原则正是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原则，交换关系的公平合 理和等价交换这种“从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而不是“从上”(借 助于文化传统)生发出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为资本主义提供了新的 合法性基础。资本主义“制度框架的合理性”直接同社会劳动系统联 系在一起，统治制度是依靠生产的合法关系来取得自身的存在权利 的。19 世纪末叶以前，科学还没有起到加速技术发展的作用，工人劳 动依然是财富的主要源泉，技术与科学对现代化进程的作用仍是间 接的，社会劳动根基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因而马克思能够用政治经 济学的形式对资产阶级的公平交换的意识形态进行批判，用剩余价 值学说撕下自由主义的外衣，批判资产阶级以等价交换为核心的合 法性基础。到了19世纪后 25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两种引人 注目的发展趋势，这两个方面使社会劳动根基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 化。第一，“国家干预活动增加了；国家的这种干预活动必须保障(资 本主义 引者)制度的稳定性”②。这种趋势破坏制度框架和目的理 性活动系统的原有关系，国家干预改变了原有形式上的自由劳动关系， 从而瓦解了以公平交换为核心的意识形态。资产阶级统治的合法性要 求一种新的内容。此时，原有的传统文化已丧失了提供合法性的力量， 而直接的暴力统治由于资产阶级民主的存在也不再可能成为现实。在 这种情况下，“补偿纲领”(国家通过发展科学技术促进社会财富增长； 以社会福利补偿工人自由劳动权利的丧失)代替了自由交换的意识形 态。第二，“(科学——引者)研究和技术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密
① 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郭官义译，第54页，学林 出版社.1999. ② 同上书，第58页。
切；这种相互依赖关系使得科学成为第一位的生产力”①。研究目的变 成了能创造直接应用于劳动过程的技术知识，科学、技术和生产被融合 到单一的高度生产性体制。技术与科学成为第一生产力后，改变了剩 余价值的主要源泉，构成社会劳动根基中最主要的部分，对现代化进程 起着直接的，甚而是决定性的作用。这种趋势所表征的“来自下面”的 合理性的变化必然要求根基于此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变化，社会劳 动系统的科学化要求新的合法性具有科学性。
(二)劳动和相互作用二元论在人的意识中的淡薄，群众的非政治化是技术与科学作为意识形态的作用机制
根据哈贝马斯的分析，在传统社会特别是古希腊时期，技术和实 践、技艺和实践智慧有着根本之别。技术仅仅是实现行动和实践的 手段，政治是实践和说话能力在其中共同形成的领域，说话是实践的 实现形式，“政治上”的人运用这些能力，这些能力的运用排除了行动 的个人之间的工具性关系，实践是运用充分论据的说服而非暴力， “人是政治的动物”,就是说人正是在说话和行动这种政治活动中成 为有道德品质的个体，实践带来形成道德品质和获得自由的可能性。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逐步抹煞了生产技术和实践的区别，排除 了政治原有的真实性和深远意义，在新的现代性条件下，政治的范畴 经历了某种决定性改变：政治意味着统治人民，旧政治的幸福生活观 念被彻底放弃。实践的沉思的生活被忘却，理论即思考永恒宇宙秩 序的哲学行为，被带到人世内变成关于科学技术上能得到什么的有 用性知识，新的政治成为管理国家的科学，“政治不是以实现实践的 目的为导向，而是以解决技术问题为导向”②。它关心的是如何稳固 统治的问题。在这种条件下，作为意识形态所要解决的合法性问题 实际上也就是如何使群众只关心技术问题而不关心实践问题，或者
① 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郭官义译，第58页，学林出 版社.1999, ② 同上书，第60页。
说如何使群众“非政治化”的问题。随着“科技进步的制度化，生产力 的潜力就具有一种能够使劳动和相互作用的二元论在人的意识中变 得越来越不重要的形态”①,科学本身形成了一套严整的理性规范和 操作规则，具有实现自身目标的明确自主权，科学技术活动渗透到其 他社会活动中去，并逐步形成其他社会活动的基础。在此体制下，科 学不再是出于人的兴趣、爱好，而是一种事业和谋利的可能性。这种 科技进步的制度化，使劳动和交往之间一体化，工具活动的合理性成 为交往活动的合理化，社会发展似乎是由科学技术这个独立变数决 定的假象，使人们对科学产生了盲目的信仰，人的交往活动被渗透进 目的理性活动的系统结构，被“科学的模式所代替”。
在现代工业社会中，一方面，整个社会国家、组织机构都“科学化” 或科层化。社会生活都受制于精打细算的所谓有效的目的、合理的行 为，自愿的结合和以实现价值为主的双方一致同意的关系日益遭到破 坏，并被目的合理的组织所取代，这些组织力求通过政治问题当成技术 情况——这些情况随后可以通过计算得以解释或解决，“科学的物化模 式变成了社会文化的生活世界”②。另一方面，在政治与科技融合趋势 中，政府运用传媒大力宣扬灌输科学决定论，把原来需要通过舆论关心 讨论的政治问题变成专家解决的技术问题，将实践问题非政治化，在技 术隐性意识形态的潜移默化作用下，人们只会提出生活需要什么的问 题，而不会提出我们想怎么生活的问题。在科技进步制度化的背景之 下，人们不再关心实践问题或政治问题，而只关心技术问题，丧失政治 意识的人民群众，只因晚期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科技，生产足够的物质财 富，就认为这种制度是合法的，技术统治意识作为隐形意识形态，“使社 会的自我理解(das Selbstverstaendnis der Gesellschaft)同交往活动的坐 标系以及同以符号为中介的相互作用的概念相分离”③,或者说使社会
① 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郭官义译，第62页，学林 出版社，1999。 ② 同上书，第71页。 ③ 同上书，第63页。
的自我理解脱离交往活动的合理性而与工具活动的合理性联系在 一起，从而为以解决技术问题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政权提供新的合 法性。
(三)“技术统治论”是技术与科学作为意识形态的集中表现
意识形态的核心或集中表现是作为“一般意识形态”的哲学，因 而哈贝马斯对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的剖析也就集中在对技术 统治论的批判。哈贝马斯认为，通过对技术统治论的批判，也就可以 找到克服技术统治意识的道路。首先，技术统治论消灭了实践和技 术的差别。“技术统治意识的意识形态核心，是实践和技术差别的消 灭”,这种技术统治论模式“以解决技术问题和实践问题中的根本不 可能存在的合理性的连续性为前提”①,也就是说，技术统治论把技术 的合理性当成了实践的合理性，以工具行为的合理性来代替交往行 为的合理性，“把掌握社会发展进程理解为一项技术任务，他们想按 照目的理性活动的自我调节的系统模式和相应的行为的自我调节的 系统模式重建社会，并想以此来控制社会，和以同样的方式来控制自 然”②。这样的结果必然导致的是伤害人的交往行为，“以牺牲十分重 要的，能够实行人道化的方面为代价”。其次，技术统治论根基于技 术的“伪自主性”,“技术统治论的模式的缺陷是明显的……它假想了 技术进步的内在强制”③。技术统治论之所以能把实践问题转变为技 术问题，是与其坚持科技进步的自主性联系在一起的。技术统治论 认为，技术是由一种内在的必然性支配。因而，迫使一切事物都服从 于一种完整的“彻底的技术”统治。这种观点认为，在技术发达的国 家，政治实际从事的仅是一种虚幻的决断活动，国家也不是用暴力来 维护统治者利益的工具，而是一种合理的行政管理机构。哈贝马斯
① 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郭官义译，第99页，学林 出版社.1999, ② 同上书，第74页。 ③ 见同上书，第99页。
指出，确实，技术进步的自主性根源在于社会利益的自发性，但是社 会利益的自发性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目的理性活动系统的合理性片 面发展的结果，是人们没有对技术发展的方向反思的结果，技术的自 主性是由于其处于“保护科学不受自我反思影响的意识形态之中”①, 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公共领域的非政治化、交往行为不合理化造成 的。由于缺乏反思，社会利益的合理性是虚幻的，因而技术进步的自 主性实质上也是一种“伪自主性”。
哈贝马斯认为，尽管技术统治的愿望还没有在任何地方成为现 实，但就现实来看，政治科学化无论如何是一种趋势。技术与科学作 为意识形态把本应在公共领域讨论的政治问题变成技术问题，合理 性的标准被狭隘化为目的理性活动系统的工具合理性标准，道德实 践进步变成和技术进步是一回事，技术与科学所引导的生产力的逻 辑决定整个社会生活的发展。应该承认，这种进步本身不能对解放 潜力有所裨益，因为部分合理化只能作为整体合理化的一个条件；但 另一方面，进步的资主义现代化契机不应被忽视。与法兰克福老一 辈理论家对工具理性持全盘否定的态度相反，哈贝马斯认为，比起以 前的社会制度来说，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更有活力和效率。由于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合理化的发展，使人类历史上第一次 有可能达到从全面的物质的必然性中解放出来。当然，现代社会的 合理性是有限的合理性，因为合理地推敲和实现政治目标不等于合 理地改进技术。但是，通过对“技术统治论”这种新意识形态的批判， 通过揭露资产阶级国家非政治化决策方式引导科技进步维护其统治 利益，通过公共领域中交往行为的发展从而能以民主的方式来发展 生产力的解放潜力，人类也就第一次有可能真正获得自由和解放。 交往合理化成为社会现代化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对工具理性 批判的同时必然导向交往合理性的分析。
① 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郭官义译，第105页，学林 出版社，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