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当代西方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伽达默尔的最大功绩决不 局限在他将解释学本体论化，创立了哲学解释学的新哲学观；更重要 的是在于，他将这种哲学理论与人们的生活实践联系起来，以期通过 复兴西方实践哲学传统，建立起解释学的实践哲学，来对人类实践行 为作出哲学的理性反思，进而对入类的现代文明和生活形式作出有 力的批判，指出其问题的根本理论症结所在，描述出一种人类生活可 能存在也必须存在的新方向、新道路、新状态。他不仅以其渊博的学 识，旁征博引，阐明了解释学与实践哲学的密切关系，指明了传统解 释学无论从哪方面看都不是纯粹的技术性理论，而是实践哲学的近 邻，而且在此基础上，构建起了自己的“解释学的实践哲学”,从而表 明了哲学解释学超越于传统解释学之处在于，它不同于一般理解技 艺和方法论意义上的解释学，也不仅是实践哲学的近邻，而是说，哲 学解释学本质上就是实践的，它就是实践哲学。
一以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为模型
在伽达默尔看来，希腊的实践哲学“这就是我们必须牢记的传统 的第二条线索”①。通过对希腊哲学研究，伽达默尔考察了希腊哲学 思维的方式，重新强调和发展了亚里士多德所创立的实践哲学传统。 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不仅作为一种思想体系，而且作为一种哲学 模型，对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的实践哲学”构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伽达默尔认为，如果要力图避免自近代以来的那种关于理论及其应 用的错误模式，摆脱从近代科学概念出发对实践概念所作的片面规 定，就要重新拯救失落于近代科学中的伟大的实践哲学传统，必须回 到前现代的希腊哲学中去，即复活和发展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
①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下卷，洪汉鼎译，第79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所以，他明确宣称，“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以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的 典范为根据的”①。亚里士多德建立的“实践哲学”构成了伽达默尔 “实践哲学”的理论范式、范型。
伽达默尔对西方实践哲学传统的重新认识和重视，是受到海德 格尔关于哲学存在问题的理论牵引，通过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 研究而达到的。伽达默尔在其思想形成时期于1930年所写的第一篇 文章就是以“实践知识”为题的，他联系了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科伦 理学》第6卷解释了“实践智慧”的本质。后在其于1960年出版的《真 理与方法》代表作中，实践哲学问题重又取得了中心地位。在伽达默 尔看来，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传统现在已被人从多方面重新接受， 这不仅仅是一个理论性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具有强烈现实性的问 题。这一现象所表明的就是入们日渐对近现代以来的哲学理解深表 担忧，对实践的技术生产化和实践哲学传统的失落表示不满。这都 源于人们渴望从哲学理论高度上去对人类现代文明的生存形式以及 生活的目的、意义、价值作出理性的反思。
作为一种范型(paradigm),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主要看法是， 实践哲学是与理论哲学和诗哲学平行的一种哲学形态。涉及到善这 个包罗万象的主题，关系到人的所有活动的领域，构成人类实践行为 的最基本的思想基础；实践知识不同于理论之知，也不同于技术之 知；在实践哲学中，理论与实践是内在统一、密不可分的。通过这几 个核心命题所构成的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一方面使实践哲学作 为一门学科开始独立出来；另一方面阐明了人类除了对世界存在本 质的理性反思之外，还有着一种更为根本的关于人的实践行为的理 性反思问题，蕴含于其中的实践理性、实践智慧以善本身为目的处理 着人们具体生活过程和生活事件的选择与决定问题，从中所表现出 来的一种因时因地因不同情境而异的知识形态就是实践之知。在某 种意义上说，它不可学不可教，而是完全内在于人自身的理性反思判
①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下卷，洪汉鼎译，第65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断力。
作为实践哲学的奠基者，把实践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哲学形态、 哲学学科，创立了实践哲学传统，这是亚里士多德在西方实践哲学发 展中的最大功绩，也以此确立了他的实践哲学奠基人的真正地位。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实践知识和政治知识从根本上说与所有那些可 学到的知识形式及其应用的结构是不一样的。他所一再强调的是， 实践理性和实践的观点并不具备科学所具备的可学性，它只有在实 践中，亦即在同伦理学的内在联系中才获得其可能性。这就是说，亚 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并非出于一种外在目的的对世界本质性认识的 理论，而是与人的存在相连的实践智慧，是直接以对善本身的反思为 目的来考察人类实践生活的状态、形式以及目的和意义。
正是在这种范式下，亚里士多德对“实践”和“实践哲学”做了重 要的界定和理解。“实践”不是指脱离了理论科学的行为，因为从广 阔的人生可能意义上说，理论科学本身即为一种高级的实践，而是 指区别于那种构成城邦国家生活的经济基础的、基于技术之知的生 产(Poiesis),那种基于专门能力的生产行为。由此，亚里士多德指 明了其实践的内涵是对生活实践中自由选择生活可能性的伦理-政 治行为加以理性反思，是一种获得实践之知或者说伦理之知的精神 性活动。伽达默尔指出：“亚里士多德在与动物所属的生活秩序的 对比中表明，在政治中人类生活秩序不是被预定的，也不是本能地 被确定的。这种生活是以在理性引导下以一种有秩序的方式整体 地发生的。这种引导实践的理智性，亚里士多德称之为‘phronesis (实践智慧)’。”①可以说，人类的存在行为即是亚里士多德的实践 哲学的对象。亚里士多德不像柏拉图完全把善当做是一个空洞的 一般性的理念，而是试图运用流行的善和幸福生活的理性反思(实 践之知)来分析他那个时代人的生活。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最大 意义在于他从与理论和理论哲学的争论中发展出了实践哲学，将人
① 帕尔默：《对话中的伽达默尔》,第79页，耶鲁大学出版社，2001。
类实践上升为一门独立的知识学科，从而为哲学开辟了一个最为基 本的领域。
既然是将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作为一种范式来看待，那么亚里 士多德实践哲学对伽达默尔的影响就不是细节性的、局部性的，而是 总体性的、实质性的。从根本上讲，这关系到伽达默尔对“实践”概念 和“实践哲学”形态意义的理解。伽达默尔认为，近代以来人们习惯 于把实践理解成与理论对立的东西，即纯粹科学理论应用的生产和 技术工艺活动等，这种情况导致了实践堕落为技术。实质上，这只是 一种“技术-实践的”活动，真正的实践却是“道德-实践的”,即是蕴含 着“人之为人”的理性反思的实践存在活动。在伽达默尔看来，20 世 纪也是一个以技术起决定作用的方式重新确定的时代，并且已经从 技术知识决定自然力量发展到决定社会政治，人们已经以放弃自己 行为实践的自由为代价来确立专家型统治或权威性统治，也就是说， 人们把人应当怎样生活的思考和选择交给了专家和权威。这导致了 人的社会生活、社会文明产生了危机，我们的社会已完全陷入社会技 术主义之中。伽达默尔指出，这里的问题就出在实践上，实践并不就 是单纯的科学理论应用，而是与人的行为实践活动联系在一起的伦 理行为问题、政治行为问题，即人的存在行为问题。如何看待实践， 决定了我们由此形成了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理性。由此，伽达默尔给 实践下了一个定义，即“‘实践’意味着全部实际的事物，以及一切人 类的行为和人在世界中的自我设定”①,“实践与其说是生活的动力 (energeia),不如说是与生活相联系的一切活着的东西，它是一种生活 方式，一种被某种方式(bios)所引导的生活”②。"实践知识实际上就 是从自身出发为一切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能力指示其位置的知
① 伽达默尔：《赞美理论——伽达默尔选集》,夏镇平译，第69页，上海三联书 店，1988。 ② 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薛华、高地、李河等译，第79页，国际文化出版 公司，1988。
识。”①这种实践知识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主要包括伦理活动和政治活 动等)中起着根本性的作用。伽达默尔指出：“人既能从事社会实践， 又能投身于纯知识，能致力于看和思，这两种活动体现了人类的优越 之处。”“出于最深刻的理由，可以说，人是一种‘理论的生物’。”②换言 之，实践问题实际上就是人类的自我生存问题，它包含着对世界和自 我的理解，而建立在这种实践意义上的实践哲学就是人们对自身选 择和决定做某事的理论反思。伽达默尔在一次与杜特(Dutt)的对话 中，指出“‘实践(Praxis)’这词意指我们实践生活的总体性”,“简言 之，我们的实践即是我们的‘生活形式’”。③
显然，对实践概念和实践哲学意义的这种理解，致使伽达默尔最 为重视的是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所区分开的不同于理论和技术能 力的实践及实践之知领域，因为恰恰是作为人类事物全部的这个实 践领域构成了我们最基本的生存领域。伽达默尔解释学的实践哲 学，就是要通过哲学解释学在理解的本体意义上重新肯定和强调实 践领域和实践哲学的合法性。正是在此意义上，伽达默尔指出，“什 么是实践哲学这个问题对于近代思想的科学概念总是一种不容忽视 的真正挑战”④,因为实践知识同样是一种科学，只不过它是希腊科学 意义上的理性反思性知识，而不是近代那种更接近于技术(Techne) 的科学。在他看来，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在 追求这种实践的科学，这也是善本身反思的知识化表现，它造成了人 类生活形式的引导力量，使人能够有意义并理智地利用科学和一切 人类的能力，并能对这种利用负责。
亚里士多德的“涉及到人类生活中善这个包罗万象的主题”的实 践哲学传统，一直延续到19世纪，之后才被所谓的政治科学或政治学
①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下卷，洪汉鼎译，第654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② 伽达默尔：《赞美理论 伽达默尔选集》,夏镇平译，第26页，上海三联书 店，1988。 ③ 见帕尔默《对话中的伽达默尔》,第78、78—79页，耶鲁大学出版社，2001。 ④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下卷，洪汉鼎译，第65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所终结和取代。这是说，近代之后已失去了出自人的实践理性的实 践知识的美德，而完全将它政治科学技术化了，使之变成了一种视实 践知识为工具，视外在需要、外在效益为最高目的的实用主义技术科 学了。实际上，实践处于极端的知与行之间，它意昧着全部实际的事 物(Sache,也译为“内容”),即人最内在地理解和共同分享的信念、价 值及习俗(ethos)等以及构成我们生活体系的一切概念细节之总和； 也指一切人类行为和人在世界中的自我确定。由于人的生活不是受 本能的驱使，而总是在实践理性、实践智慧的指导下进行的。同时由 于这种理性不从外在的需要和目的角度来进行反思和提出实践知 识，相反，它具有一种责任，纯粹地出自人的理智之内的自我责任心。 因此，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正是实践理性或者说实践的根基确立了人 存在于世界上的中心地位和本质上的优先性，而依照实践理性和实 践知识进行生活，正确地运用人类的知识和能力，则构成了整个人类 的共同目标。
无论是从实践哲学的性质上还是就其具体观点上，伽达默尔大 体上都是与亚里士多德一致的，他也是首先作为亚里士多德实践哲 学的阐发者来表现出他对西方哲学发展的忧思和对现代文明关注的 社会责任的。以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为范型，实际上，就是要以此来 对抗、克服自近代以来的那种理论及其与运用相分裂的不恰当的范 型。这种不恰当范型，也可以称之为实用主义的实践观范型。它根 本不以善本身为目的来反思和指导人类实践生活，并使之趋向于善 这个最高目标。它也不把实践视为人类的一种基本存在活动、把实 践知识看成是具有高度理论性的实践智慧、实践哲学。正因为如此， 近代哲学失落了实践哲学传统，丢弃了人类实践生活领域，从而导致 了科学技术理性的颐指气使，飞扬跋扈，出现了科学话语霸权、科学 技术理性统治一切，包括统治人类生活的不健康状况。在伽达默尔 看来，正是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范型才将人类的实践理性置于一 种优先地位，也才能依此抑制和克服自近代以来流行的实用主义实 践观。因为，“实践理性的优先地位事实上能够限制漫无边际的实用 主义 就如纯粹理性批判驳斥了理性主义的独断论对理性无限制的使用一样”①。
二科学知识、技术知识与实践知识
人所具有的一种“理智性”构成了生活的本质，人类的生活总是 在人类理智性的理性反思下来进行的。因而，当这种理智性反思现 实化为对人类实践生活的指导时，它就表现为一种知识、一种科学。 当实践哲学是人类对自己活动进行理性反思的理想时，实践知识便 是实践哲学作用于人类生活活动的具体知识形态和理论桥梁。
在人类的行为之中是存在着不同于科学理论知识的实践哲学 理想和实践知识指导的。这一点，亚里士多德早就告诉了我们，“人 们之所以能够全副身心地投身于理论研究，是因为以‘实践知识’为 前提的，即把理性引入人的行动和举止中的知识为前提的”②。对 于“实践哲学”能够作为“实践知识科学”、“实践智慧科学”的合法性 和意义，伽达默尔有过一段十分明确和有力的表述。他指出，“作为 一种实践理性的实用科学，它使我们认识理性成为实用的条件。它 指出，从人类共同生活的组织中将产生怎样的力量，但它因而又并 未限制理性所具有的批判能力，从而能对坏的、存在的和较好的一 起进行比较。这种实践理性并非像亚里士多德有时讲的仅仅是导 致预先设定的目标的手段。任何实用的思想都不见得总能够找到 达到目标的正确手段和道路，毋宁是一种‘理智性’,是人的一种准 则，入们采用这种准则以便把建立在共同标准中的道德和入类秩序 不断地重新创造并保护下来……正由于‘实践理性’同时是使生活 充满意义的构成幸运的具体化，所以‘实践科学’的统一才能经过一 切社会关系的变化而保存下来”③。显然，作为实践科学的合法性， 是有其充分根据的，也是为古希腊的科学概念所蕴含的。只是时至
① 伽达默尔：《赞美理论 伽达默尔选集》,夏镇平译，第31页，上海三联书 店，1988。 ② 同上书，第51页。 ③ 同上书，第52页。
近代之后，实践科学的合法性才受到了怀疑和打击，究其根本原因 在于，在“科学”概念理解上出现了重大的分化。在古希腊，“科学” 使用的是“Episteme”一词，所指的是理性知识(Vernunfterkenntnis), 其典范是在数学中而根本不包括经验，而近代的科学更趋近于“技 术(Techne)”含义，从根本上指的是“技术科学”而非"理论科学"。 这样一来，在希腊时期作为“理论科学”的实践科学在近代也就失去 了其存在的合法性和地位，失去其影响，而完全沦落为现代科学技 术控制下的牺牲品了。
伽达默尔的哲学工作就是要恢复实践哲学传统，强调实践知识 意义，使已被近代以来扭曲和遗忘的实践哲学重新得到有力的复兴 和发展。这关系到对人的存在问题的根本性思考，关系到人类怎样 去生活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重新确立起实践哲学的合法性，重 新肯定实践知识科学的存在根据，实质上也就是重新理解了人的真 正存在，重新树立起了人不同于物的尊严和高贵。
确立了实践知识的合法性及其对人类存在的哲学意义，那么,实 践知识到底是一种什么知识，它与理论知识和技术知识又是一种什 么样的关系呢?
在古希腊那里，“哲学”与“科学”一词基本上是同义的，亚里士多 德区分了理论哲学、实践哲学和诗哲学。实际上也以此区分了三种 基本的知识，即理论知识、实践知识和技术知识。他在此基础上又对 科学作了分门别类：理论科学，它与知有关；技术生产的科学，它与产 品有关；与行为有关的实践科学。理论知识的用词是“Episteme”,它 是脱离具体经验的，以数学知识为典型，指示的是一种关于事物的永 恒不变的东西的知识，建立在证明基础之上，能够教也能够学。技艺 知识的用词是“Techne”,这是某种工匠手艺的知识，是一种技艺能 力，是直接针对某种活动经验而言的，具有特殊性、具体性、局限性， “所有技艺知识只是某种个别的东西并且服务于个别的目的”①,不过
①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洪汉鼎译，第412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这也是一种可教可学的知识。而“实践知识”就与技艺知识大不相同 了，它的用词是“Phronesis”。亚里士多德描述了实践知识(实践智 慧)的特征：(1)其探讨的对象和领域是可改变的；(2)本质上不同于生 产或制作的践行；(3)实践智慧的践行本身即是目的，使人趋善避恶； (4)实践智慧考虑的是对人的整个生活善或有益的事；(5)不只是有关 普遍事物的知识，更重要的是有关特殊事物的知识，经验在此种知识 中起着重要作用。①。显然，亚里士多德的实践知识是一种关于入之 为人以及对善的选择的于人生和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的知识。由于是 以善本身为目的的反思活动，是根据目的选择合适的手段，因而它更 被看成是一种理智的智慧，它内在于人的一切行为，是行为的本质部 分。由于实践是指入类事物的全部，是最广泛意义上的生活本身，因 而实践既不是那种基于专门能力的生产行为，也不是指那种完全脱 离经验活动的纯粹理论认知，而是指依照实践之知在具体生活实践 中自由选择生活可能性的伦理-政治行为，即根本意义上的人类实践 行为、存在行为。这样一来，“选择何者为宜”的实践知识就既不是可 教可学的专门的技艺性工匠知识，也完全不同于如数学那种纯粹的 理论科学知识，因为仅仅通过学习而不能把所学的知识与它所运用 的生活处境结合起来，那是仍然解决不了生活实践中何者为宜的问 题的。相反，实践知识是一种完全特殊的科学或知识，“是另外一类 知识”,它不同于理论知识或技艺知识那样将某些普遍的、固定的原 理、规则运用于对象，而是要在具体的实践行为过程中来完成自己、 实现自己，“它是针对具体情况的，因此它必须把握‘情况’的无限多 的变化”②。这就是说，实践知识决非永恒不变的，而完全是随着不同 的情况因时因地变化着的，它具有更为强烈的变动性、灵活性、相对 性和适应性等特点。从根本上说，实践知识“关系到整个正确生活的 大事”,也是“决不能具有某种可学知识的先在性的”,质言之，“实践知
① 参见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1140a17—1141b21,引自洪汉鼎《诠释 学——它的历史和当代发展》,第314—315页，人民出版社，2001。 ②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洪汉鼎译，第2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识实际上就是从自身出发为一切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能力指示其位 置的知识”。① 实践知识是以善本身为目的对实践经验活动的理性反 思，由此形成典型的一般性，反过来再将之运用到具体的实践活动过 程之中，得出一些因时因地因不同情况而有异的行为指导性知识。 在日本哲学家丸山高司看来，伽达默尔通过亚里士多德的对理论知 识、技术知识与实践知识的区分，所要强调的“理论”与“实践”的相互 关联，特别是要通过强调“实践”与技术知识的“生产”与“制作”的区 别，来使“实践”的固有性凸现出来。②
当然，在伽达默尔看来，以掌握这种实践知识为己任的实践科学 便既不是数学形式上的理论科学，也不是得心应手地把握某种操作 过程意义上的熟练技能，而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科学。作为一种特殊 类型的科学，它要求学习者和传授者都与实践有着同样稳定的关系。 虽然这一点与那种适用于技术领域的专门知识颇有某些相似之处， 但其本质的区别在于，技术上的专门知识其任务是由一种外部权威， 即产品的服务目的决定的，而实践科学却同时明确地提出了善的问 题，例如；什么是最好的生活方式?什么是最好的国家法规?因此，实 践科学就决不是为了仅仅掌握一种技能(ability)。而与希腊意义上 的理论科学相比，实践哲学(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哲学”也即那种相当 广泛意义上的“科学”)确实亦为通过论证而形成学说的知识，但它不 同于数学、物理学及神学(或称第一科学或形而上学)等所谓理论科 学，其根本点就在于实践哲学与人们的具体实践生活相关。为了区 分开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或者说理论科学与实践科学，人们就将实 践科学称为政治科学，又因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是一种政治存 在物”,因此，政治科学也被看成了实践哲学中最主要的部分。
因此，能够表现为特殊的实践知识形态的实践哲学，是一种理性 反思，是一种理论，并不与理论相对立。同时它是完成和实现于人类
①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下卷，洪汉鼎译，第654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② 见丸山高司《伽达默尔 视野融合》,刘文柱、赵玉婷、孙彬等译，第161页，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的实践活动之中，时时处处在关照着人类实践，在实践之知的指导 下，选择、决定和支配着人类实践活动的方式和实践活动的方向与道 路。当人类在自己的实践活动过程中作出“适宜的选择”或者说宁要 一物而不要另一物时，入类就有责任以自己的知识说明如此选择的 理由，换句话讲，必须指明这种选择与所谓“善(good)”的关系。而这 便是实践知识的科学功能，同时，这也就是实践哲学的重大理论和现 实意义。
三实践作为社会理性的条件
当确定了什么是实践哲学和什么是实践知识(实践哲学本质论 和实践哲学知识论)之后，入们自然而然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这种 实践哲学具有什么样的功能，或者说，它到底对于人类思维和社会发 展具有什么样的作用?对此，伽达默尔专门撰写了《何谓实践——社 会理性的条件》(What is Practice? The Conditions of Social Reason) 一文，具体详细地阐述了他的实践基础论思想。
伽达默尔认为，要谈论实践哲学的基础问题，首先要明确现在 的理论背景情况。在他看来，自近现代以来，实践概念的含义愈益 狭小化，虽然它具有着反教条、反纯粹抽象的理论和生搬硬套知识 的意味，但其最大的问题是由于将实践完全生产技术化，导致了实 践与理论之间的对立。正是在近现代以来的这种实践观、理论观和 科学观基础上，构筑起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现代社会文明模式。并 随着机械论科学观中的构造观念的广泛推广，使得机械化、对自然 进行的转化以及对空间的开发充斥于现代社会文明模式之中，科学 技术构成了人们行为的依据和基础，科学技术知识完全变成了一种 操纵性、控制性的知识条例，已难以使人再将它作为人类活动的一 个部分来看待，在科技统治下的实践活动中，人们已无行为的自由 性可言。伽达默尔描述了这一状况：“无论什么人使用技术——谁 又不使用技术呢 都要把自己委托给技术的作用。正是依赖于 从根本上放弃和自己全部活动能力相关的自由，人们才享用到了现 代技术可以使我们得到的这些惊人的舒适条件，占有了不断增加的财富。”①这样一来，在自然、自然环境和人类行为技术化的时代，合理 性、反神秘化、反神话和破除轻率的旗号风行世界，也渗透于入们思 想和行为的每一个领域，伴随着经济上可行性(有立竿见影的经济效 益)的佐证，这样的观念和做法变成了越来越强烈的社会力量，也变 成了现代社会文明模式的核心观念——“技术是一切、科学是万能”。 伽达默尔不无忧伤但却十分尖锐地指出，“20 世纪是第一个以技术起 决定作用的方式重新确定的时代，并且开始使技术知识从掌握自然 力量扩转为掌握社会生活，所有这一切都是成热的标志，或者也可以 说，是我们文明危机的标志”②。
虽然在伽达默尔看来，这种技术文明是被一再推迟之后才到来 的，因为在18世纪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社会新未来的先知、欧洲和西方 文化众多的推动力量，如基督教、人本主义、古代传统以及政治组织 的旧有形式；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又有一个新的较低的等级(第三等 级)果断地进入了社会生活，而这个等级的生活充盈着宗教思想的影 响和作用。但是，一旦技术文明显露并在20世纪横扫一切时，它给人 类生活带来的震撼和危机同样是十分强烈的、无与伦比的。人们生 活在完全依照技术理性建立起来的更加合理化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关 系中，完全失去了自己行动的自我责任心和反思判断力，把它们毫无 吝惜地交给了专家。专家在技术起支配作用的过程中成为了一个必 不可少的人物，他们类似于旧时代的手工匠，并且还被认为可以代替 他人的实际的和政治的经验。这一切就是在现代文明社会所流行的 和起支配作用的“技术统治社会”的观念。这种“技术统治社会”观念 导致技术渗透和控制了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从根本上说，这种情况 也导致了“实践堕落为技术. 决不是专家本人的错误造成的，导致 一切堕落为社会非理性”③。
① 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薛华、高地、李河等译，第63页，国际文化出版 公司，1988。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第65页。
对此，伽达默尔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声音，他强烈要求重新恢复对 实践、理论、科学概念本来含义的全面而正确的理解，要求重新来理 解实践、实践与科学技术的正确关系。如果不这样，任由技术对社会 的控制，任由专家来代替人们对自己行为不端的选择和决定，那么, 这种社会发展是十分危险的。实质上，对于技术社会赋予专家的期 望和重任，一个具有清醒和有条理的自我评价以及具有诚实意识的 专家，都将认识到要满足和实现这种期望是不可能的，也是难负此 任的。
从一般字典上可知，“实践(Prakitik)”一词来自希腊文"Praxis", 意为重复进行某项活动，使之变得熟练、有水平，同时它还指人类行 为活动的理性思考以及由此制定计划、付诸实施、应用。应该说，伽 达默尔基本上采用的是后一种含义。对此，另一个实践哲学家·阿 伦特也有过精辟的分析。她在《人类的境况》(Human condition)一书 中，指明了实践与生产和工作的根本区别：首先，工作或生产的过程 是确定的，存在着一个确定的开始产品的蓝图和一个确定的目的即 产品的完成；与工作的单义性不同，人类的实践行为则是模糊不定 的，它处于一个先在的关系网络和语言交往中，存在着一种不确定的 多样化的各种观点的交互作用和影响。这就表明，行为过程是一个 不断更新的过程，行为者既为受动者亦为主动者，行为的影响和作用 是无限的和无法断定的；但相反，工作和生产却受可断定性支配，其 影响和作用是明确的、具体的。其次，行为不端的条件是个人必死的 生命的多样性，它是不可重复的，无法还原的；但工作和生产受挫和 失败后却可以重新再来，并且可以一再重复。最后，在工作和生产活 动中，行为者不是一种个人行为，而是一个种属或一般能力的代表， 也就是说，工作是个匿名的活动；但实践却完全不同，它是个体化的， 它取决于个人生命对行为的理性反思，并加以选择和决定。因此，与 其说，伽达默尔、阿伦特是在继续阐发亚里士多德的实践观，毋宁说 是以此来反对近代以来的科学实践观，恢复实践概念的真正含义，进 而力图在此基础上来促进实践哲学的有力复兴和发展。
实践观上是如此，那么对“理论”概念的看法上又是怎样的呢?“理论(theoria)”一词在希腊文中的原初意义是作为团体的一员参与 那种崇奉神明的祭祀庆祝活动，更确切地说，“理论一词的最初意义 是真正地参与一个事件，真正地出席现场”①。后来“理论”一词主要 指的是观察、沉思涵义，实质上它同样指的是人们的一种活动方式， 即沉思的存在方式。希腊人对于这种生存方式极为推崇，故而有“赞 美理论”之说。但是，“理论”概念在近现代只是被理解成了用来研究 真理(事实)的搜集新知识的工具，由此，科学也完全失去了希腊时期 的那种理性思考和知识的含义，变成了控制自然和操纵人类社会生 活的一种知识性体系、掌握世界和人类生活的一种方式。“由此，有 两件事情对我们来说变得模糊不清了，被完成的工作是为了使谁受 益呢?技术成功能在多大程度上为生活服务呢?从这个方面出发， 在每一文明环境中曾被提到过的问题又以一种新的方式提出来了， 这就是社会理性的问题”②。
伽达默尔认为，人类社会是为了共同的生活秩序组织起来的，因 此，每一个人都认为和承认它是共同的东西，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 展，归根到底是由归属于实践理性的社会理性来决定的。
伽达默尔继续阐发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概念含义，重新变革现代 科学的实践观，其根本目的就是确立起这样一种看法：理性是人类的 批判性的自我理解和自我反思，科学认识和科学技术只是人类实践 的一个方面和一种活动能力，它无法保证理性和真理，不能构成理性 的基础，恰恰相反，是在人类实践中才具有科学技术能力和科学认识 活动；所以，不是科学技术构成理性的根据和保证，而是惟有实践才 能担此重任，只有在广泛意义的人类实践活动中才能解释科学活动 的目的和意义，说明科学活动为谁受益以及怎样服务于生活的问题。 一言以蔽之，实践是人类社会理性的基础和条件，它才是包括科技活 动在内的一切入类社会行为的真正前提和根据。真正的哲学“必然
① 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薛华、高地、李河等译，第15页，国际文化出版 公司，1988。 ② 同上书，第63页。
要求科学和方法认识到它们在人类存在及其理性的整体中的微不 足道”①。
要完成这种颠倒之后的关系的重新理解，还必须从对理性本身 的理解和对实践的真正哲学思考上来加以说明。伽达默尔认为，理 性是指人的一种批判性的自我理解和自我反思，它只是一种意识形 态的批判，因而依靠它自身是不能提供其形成和实现的根据与保证 的。这就是说，要真正使社会理性得以形成和实现，发挥其作用，构 成人类社会行为的基础和根据，还必须从人类的实践出发，提出和形 成于人类实践的需要和思考之中，落实和实现于人类的具体实践活 动之中。而就对实践本身的真正哲学思考而言，伽达默尔指出，我们 会从中得出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论点，这就是，实践“为所有不论过 去或现在的人以及社会变化都提出了永恒的人类学基础”②。与一切 动物的本能不同，人的自然生命本能严重衰退，这反过来造就了人的 一种特殊的本质或者说人性，这种特殊的人性方面是“人能够想像他 在这个世界中的自己的生命之外的东西、能够想像死亡的能力”③。 比如，人们通过大张旗鼓地花费人力和祭品的葬礼来找到一种与死 者的永恒关系，试图牢固地将死者留在生者之中；也希望通过安放大 量的随葬品确立起赞美人存在的一种方式。这些就不仅仅是一种活 动，也不是宗教向尘世习惯、风俗等等的转移，而是构成了人的存在 的基本组成部分的问题，从中也就自然地生发出了人的实践的特殊 意义。质言之，这种实践的特殊意义使我们触及到了人所越过自然 秩序的生命活动，自然，这同样会构成为人的社会理性的基础。因 此，从根本上说，实践奠定了社会理性的基础和条件，实践具有着十 分广泛的人类学基础的意义。
从这一点出发，可以看出，与一般动物的本能活动不同，人的实 践的特殊品质首先就表现在劳动(Arbeit)上。黑格尔曾正确地指出，
①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下卷，洪汉鼎译，第790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②③ 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薛华、高地、李河等译，第65页，国际文化出 版公司，1988。
工作具有使人摆脱自然的巨大作用，劳动产品不只是属于个人，在按 劳动分工来组织劳动时，劳动产品属于社会，因而，以劳动为基础依 照规则而进行的人类活动就被构想为在本能上是社会性的。劳动的 社会性是“向我们称作实践的东西迈进的第一步”①。正是在劳动实 践中，才会在各种复杂甚至是对立的需要和目标中，形成有见识的选 择、合理的思考和正确服从公众目的的需要。原始社会中的狩猎社 会以及人类历史上的战争现象所表明的都是“人的本性尤其在自然 经济领域中本质上是不确定的”,因而入类的劳动实践过程实质上就 是“在正确与错误的意义上对活动规范的确定”过程，也即为对人的 生活本质的规定过程。这一劳动实践过程同样是社会理性的形成过 程。对于人来说，自然结构合理的目的论系统是有限的，一旦人的行 为具备了有意识的意向化了的目的性，那么,所有超越效用性、有用 性和目的性的存在领域就具有了一种特性，“因为人们能够洞察到任 何达到共同意志目标的手段的适应性，所以人们根据那种有意识的 意向化了的目的性可以把自己理解为具有人性化的理性”②。这种 “人性化的理性”在社会生活中就表现为社会理性，它以人的超越性 思考，从根本上说，即以对善本身的思考来确立社会行为的基本观念 和原则。而这便是被希腊人称为“理论”的东西，“它被认为仅根据其 统驭一切的存在就能够理解所有共同事物”③。与其他物品相比，社 会理性或建立在社会理性上的社会理论，不会因被分享而有所减少， 也不是通过像争夺其他物品一样而获得。实际上，人的社会理性必 须通过对具体行为活动的参与才能得到，因而，社会理性来自实践， 本质上是实践理性。伽达默尔指出，“这就是理性这个概念的诞生； 合意的东西在一种对全体人有说服力的方式中对全体展示得越多， 有关的那些人越能发现他们处在此种共同的现实中；并且在这个范 围内，入类在积极意义上具有自由，他们也就在那个共同的现实中有
①② 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薛华、高地、李河等译，第67页，国际文化出 版公司，1988。 ③ 同上书，第68页。
了真实的认同”③。这就是说，产生于实践活动基础上的社会理性使 人们认识到了他们抱有着共同的信念，也发现了他们总是生活在人 类共同体的现实之中。而这就反映了人类的一种积极意义的自由， 因为在人类生存共同体中因拥有社会理性致使人们相互之间能够通 过理解、对话和交流，而趋于相互的认同、达到真实的一致。 实际上，社会理性的实践基础论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实践理性 以实践活动为基础，但又具有超越具体经验活动、超越具体功利需要 和目的的普遍性、规范性意义。但反过来说，要实现其普遍性、规范 性意义，光停留在理性反思领域是无法实现的，这里存在着一个如何 将其具体化的问题。包括社会理性在内的实践理性只有与具体的实 践活动结合起来，才能实现其普遍性、规范性意义，也才能保证其理 性反思的有效性。而如此一来，就表现出了实践的富有特点的形式。 那就是：“人们不是在入们自由实施自己认真考虑过的计划的意义上 ‘活动’,相反，实践和他人有关，并依据实践的活动共同决定着共同 的利益。”①
伽达默尔通过恢复古希腊时期的实践、理论与科学的原本含义， 重新阐明了实践作为社会理性基础的重大理论观点及其时代意义， 并且指出，既然实践是与别人相关的，因此，要使“实践作为社会理性 基础”成为可能，还必须具备一个能使实践活动得以进行的人类实践 共同体。只有当这个共同体中人与人之间能够进行相互的理解、交 流，能够达成相互的默契和认同，才能使社会理性的形成和实现成为 可能。因此，这就引出了“实践是社会理性基础”的题中应有之义，即 “真正的团结、真实的共同体应该实现”②,“团结是决定性条件和全部 社会理性的基础”③。在伽达默尔看来，这便成了对何谓实践问题的 最终答案。因为通过实践哲学要为人类确立的生活理想便是对一种
① 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薛华、高地、李河等译，第72页，国际文化出版 公司，1988。 ② 同上书，第70页。 ③ 同上书，第76页。
真正“团结、一致、友谊”共同体的期待，换言之，人们期望的是社会的 和平、团结、理解、协商、交流与对话。
四“实践正在指导人，并在团结中活动”
这里我们还要说一下伽达默尔实践哲学理想论所讨论的问题。 伽达默尔认为，人类的生活既不是本能式的生活，亦非技术化的 生活，而是蕴含着以对善本身思考为目的的理智的生活，这种理智的 生活自然地反映出人类理智的理想。人类社会中的一切取决于如何 设定目标，以及如何达到目标，而无论是“设定目标”还是“达到目标” 都存在着一种理智的理想，这也就是以研究人类实践行为为主题的 实践哲学所要达到的理想。
就“如何设定目标”而言，显然这种目标不来自外在的经验，而来 自于人的内在的理性反思，来自于人的实践之知、伦理之知，来自于 人的社会理性、实践理性、实践智慧。亚里士多德曾认为，人类的一 切活动都趋向于善。直接以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为模型的伽达默 尔，同样将“善”本身作为这种人类活动共同目标的最高原则和根本 内涵。实际上，这种共同目标上的“善”理想论，既来自亚里士多德，也 来自作为伽达默尔主要解读文本的柏拉图的伦理思想。苏格拉底提 出了“美德即知识”的口号，将伦理学建立在知识论基础上，从而开创 了西方传统理性主义伦理学的先河。师承苏格拉底，在柏拉图那里， 伦理学说与社会政治学说同样是与其理念论与知识论有机统一的。 柏拉图认为，真正的世界存在是不可见的但可知的理念世界，而事实 世界则是瞬息万变的、不可靠的、不真实的，出自理性的善构成了人 类生活的最高目标，也成了是否有德性生活的标准。柏拉图甚至将 善比作太阳以表明善的至高无上性。正是从柏拉图这里，后期伽达 默尔汲取了极大的思想养料，认识到了“善”不仅是人类知识论的最 高对象，而且是人类一切实践活动，人类一切事务的共同的、最高的 目标，这种认识一方面促成了伽达默尔从早期注重于对知识与真理 的关注转向了中后期对作为人类存在之根本的最高目标——“善”的 思考和研究；另一方面则以此构成了其实践哲学理想的“善”目标论的重要内容。而由于亚里士多德将对善目标的设定与对具体实际事 务的考察结合起来，这就为伽达默尔从其实践哲学基础上来讨论善 目标(而不是将其作为纯粹的理论认识和知识)及其实践意义提供了 启发和思想资源。
根据伽达默尔的实践解释哲学，理解是人类的基本存在经验，语 言是把握世界的形式和传达思想的媒介，一切存在的意义都是在语 言基础上理解的意义。由此出发，善的目标的设定过程就是一种实 践理解过程，是在实践活动中人们相互间通过对实践的反思而达到 的相互理解和相互认同，并最终升华为一种共同目标。反过来说，这 一共同目标又构成了人们的社会行为理性，它需要通过人们的认可 和实行来加以实现。因此，伽达默尔从柏拉图的对话中汲取了创造 性的灵感，认为善形成于也实现于“理解中的对话”这种人类对话模 式的活动之中。伽达默尔也从亚里士多德的城邦共同体形式提出了 人类共同体的存在以及有助于善的实现的理想的人类共同体是怎样 的问题。这就形成了伽达默尔实践哲学理想的又一重要内容。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指出，城邦是人类生活的共同体，其作 用就在于有助于实现一种“善业”,让人们过一种更美好的生活。他 的这种城邦共同体实际上指明了一种人类共同体是存在的，也是必 要的，同时也指出了一种什么样的共同体有助于善的真正实现。伽 达默尔就是要仿照亚里士多德的城邦共同体，认为应该也只有通过 建立起一种以善本身为目的的在对话形式中达到相互理解、相互交 流、相互协同的真正团结的人类共同体，才能获得真理，也才能最终 达到善、实现善。可以说，这种入人参与其间以达至真理与善的对 话、交流、理解的共同体，即真正的善的团结的共同体，就是伽达默尔 实践哲学所期望的人类社会生存的状态，也是其实践哲学的最根本 的理想。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实践正在指导入，并在团结中活 动”①。
① 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薛华、高地、李河等译，第76页，国际文化出版 公司，1988。
伽达默尔作为现代科学实践的反叛者，作为一位充满社会责任 感和强烈人类关怀意识的哲学家，他不惜授予别人以“保守主义”之 口实，重新返回古典哲学，阐发了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希腊实践哲 学思想，并且指明了这种实践哲学传统的现代意义。在此基础上，他 构建起了自己解释学的实践哲学理论，不遗余力、浓墨重彩地阐述了 其实践哲学的模型论、知识论、基础论与理想论；深刻地探讨了实践 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独立存在的必然性，作为一门今天亟须重新重视 和发展的哲学形态，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伽达默尔实践哲学思想 是丰富多彩的、严肃批判的，也是充满着人类美好愿望的，其最终目 的和理想就是要在今天这样一个科技开始统治人类生活的时代，重 新将实践确立为人类社会理性的基础和条件，重新为人类生活和社 会发展描绘出一种追求完美的人生、善、幸福、真实、和平与团结的健 康之路与美好图景。当然，一位哲学家的美好愿望和这种愿望能否 实现并不是一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