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 年9 月26日出身于德国巴 登州的梅斯基尔希镇(Messkirch,以下简称“梅镇”)一户笃信天主教 的家庭。巴登-符腾堡州处于德国西南角，与瑞士和法国毗邻。著 名的黑森林山脉就位于此州的西南部。海德格尔是家中长子，父亲 弗里德里希·海德格尔(Friedrich Heidegger,1851—1924)是梅镇的 圣马丁天主教堂的司事(Mesner)。这是一种管理教堂杂务的低级 神职工作，负责敲钟、看守教堂、挖掘墓地、辅助神父做弥撒等。除 此之外，他还要做箍桶木工，以维持生计。海德格尔的母亲约翰娜 ·肯普福·海德格尔(Johanna Kempf Heidegger,1858—1927)是一 位天性乐观、有情趣而又勤劳的人，给子女们留下深刻的印象。② 海 德格尔有一个兄弟，名为弗里茨(Fritz),逊他五岁。兄弟俩感情至 厚。另外还有一个妹妹，名为玛丽乐(Mariele)。
在海德格尔出生之前，当地发生了一场直接影响到这个家庭的 教派争端。这就是国家支持的老天主教派与认同罗马教皇的正统天
① 此章是笔者依据一些新的研究体会以及本人关于海德格尔的著述而撰写，所以 借助了以前出版的两本书中的某些材料和段落。这两本书是：《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 道》(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与《海德格尔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② 参见张祥龙《海德格尔传》,第14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以下关于海德 格尔的生平，多有参考此书之处，不再一一注出。关于这方面的事实，读者还可以参 阅萨弗兰斯基的《海德格尔传》,靳希平译，商务印书馆，1999。
主教派之争。1875年前后，代表国家利益的州政府支持梅镇的老天 主教派，判定此教派也可以使用圣马丁教堂。正统天主教派则认为 此举亵渎了神殿，愤然撤出，并将附近的马丁礼堂(Martin Saal)改建 为一所“应急教堂”。就在那个比较简陋的避难所和受“官府”压抑的 气氛中，海德格尔的父亲行其司事之职。在一所位于临时教堂对面 的旧房里，海德格尔呱呱坠地并在临时教堂受洗。到了19世纪 90 年 代，老天主教在梅镇的人数减少。1895年，圣马丁教堂被发还给正统 天主教派，海德格尔一家终得搬回这座教堂的司事房居住。① 那年的 12 月1日，举行了节日般隆重的礼拜仪式，正式交接教堂。海德格尔 意外地在其中扮演了一个“关键角色”。老天主教的司事耻于将教堂 钥匙直接交给他的接任者老海德格尔；看到司事的儿子正在教堂前 玩耍，就把这钥匙塞到了他的小手里。这样，6岁的海德格尔就为期 待着的人们带来了打开圣马丁教堂之门的钥匙。当这个孩子长大之 后，就称这类“开启(a-letheia)”为原本意义上的"真理"。
这个家庭的生活中心就是圣马丁教堂，它也是这个小镇的生活 韵律的体现。每天数次、礼拜日、圣诞节、复活节，或逢丧事时，钟声都 会从教堂的钟楼上响起。海德格尔在《钟楼的秘密》(“Vom Geheimnis des Glockenturms”,1956)这篇短文中，回忆了这浸透了他的童年 和少年、充满了时间牵挂(Sorge)和生存韵律的钟声。从狭义上讲，这 钟声象征着神的时间化和入生境域化。在海德格尔的早期教学，特 别是关于基督再临的时间性的宗教现象学演讲中，以及他的成名作 《存在与时间》中，我们都一再听到这熟悉的钟声。而且，“以转化了的 和不可重复的方式”,这钟声也回响在他后期对荷尔德林诗作的解释 之中。那曾经“穿过年轻的心”的钟声势必“将它的最后一声也送入 存在的隐藏之处”,在那里久久回荡不绝。②
家乡给海德格尔的另一种持久的影响来自“田野道路”。从他的 《田野道路》(“Feldweg”,1947—1948)一文中可知，这道路穿过四时
① 那所房屋现在被命名为“海德格尔之屋”(Heidegger Haus)。 ② 见《海德格尔80诞辰纪念集》,第10页，法兰克福，克罗斯特曼出版社，1980。
变化的田野和森林，林边橡树下有一只粗木长椅。就在这长椅上，青 年海德格尔读了“伟大思想者们的作品”。每当无法弄通书中的问题 时，他就走回到这田野小道上，而这小道给予思想脚步的帮助就如同 它给予农人的脚步那样无形无私。实际上，这些回忆田野道路的文 字中处处都有他的重要思路的映射。对于这位以“道路，而非著作”① 为思想生命的人而言，这道路本身就在“召唤(Zuspruch)”。毫不夸张 地说，海德格尔的一生就是在努力倾听这道路的召唤中度过的。就 在这田野道路的氛围中，他读到布伦塔诺讨论亚里士多德“存在”观 的书，被唤上探讨存在含义的道路；为了解决其中的问题，他又走上 通向《存在与时间》的“现象学道路”;以后，又是“通向语言的道路”;而 且，他以这发生境域化了的“道路”来理解和解释老庄的“道”或中国 的“天道”,一点不假地“在一个遥远的来源中产生出了家园”。② 实际 上，“道路(Weg)”这个词及其动态形式(Be-wégung,开道)在他的著 作中的地位就相当于“(自身的)缘构发生(Ereignis)”,有着比“存在 (Sein)”还更本源的含义。③
1903年，14岁的海德格尔受教会基金会的资助，到离家 50 公 里之外的康斯坦兹寄宿学校读初中，最终目的是成为一名神父。从 这时起直到1916年的13年中，海德格尔一直处于依靠各种经济资 助的紧张状态中。1906年，海德格尔进入弗莱堡(Freiburg,位于梅 镇以西约一百公里处)一所教会办的文科中学读高中，直到 1909 年。从此，他的生活与弗莱堡以及周边的黑森林地区结下了不解之 缘。这中学的六年时光对于这位来自梅镇的少年人是极关键的。 在海德格尔的回忆中，这是“一段硕果累累的学习经历。除了教科
① 这是海德格尔临终前关于《海德格尔全集》所说的话。见《海德格尔：透视对 其著作的阐释》,奥托·珀格勒编辑，第404页，魏尔海姆，1994。 ② 见《海德格尔80诞辰纪念集》,第15页，法兰克福，克罗斯特曼出版社，1980。 ③ 见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道路上》,第260页注释，普夫林根，内斯克，1986; 中文版《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第 222页注释 2、第 223 页，商务印书馆， 1997。
书之外，我还被给予了日后将具有持久意义的一切东西”①。在这 段时间中，海德格尔开始读对他有终生影响的荷尔德林的诗作，同 时对数学产生了极大兴趣。因此，他后来的博士论文与教职论文都 与逻辑问题有关。
1907年夏季，正读高中的海德格尔回家乡度假，与那位也是回家 度假的格约伯(K.Gr朋友”希望这位有志于神父事业的年轻人能通晓亚里士多德的形而 上学，以便熟悉托马斯的神学。在一次田野小道的散步中，格约伯送 给快到 18 岁的海德格尔一本影响他一生事业的书：布伦塔诺的博士 论文《论存在(Seiende)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的多种含义》(Von der mannig fachen Bedeutung des Seienden nach Aristoteles,1862)。此书唤 起了海德格尔对于“存在”这个古希腊问题的强烈兴趣，并引发了这 样的疑问：“既然‘存在’有这样多的意义，哪种是它最根本的含义呢?” 尽管在当时他无法找到满意的答案，但此问题久悬于心，促使他多方 索求、苦苦思考，反倒引他超出了神学的视野而走上了探究“存在的 本义”的哲学思想道路。
1909年，海德格尔以优异成绩从高中毕业，想加入耶稣会，但 因“神经性的”心脏病问题而被拒，于是入弗莱堡大学神学系。当 时，这位神学学生的保守信仰与他对深层的、不受制于现代框架的 入性自由的追求混而不分，体现在他对两百多年前的一位同乡、天 主教著名神父亚伯拉罕的崇敬之中，并表达于他的处女作《记亚伯 拉罕·阿·桑克塔·克拉哈纪念像揭幕仪式》(“Abraham a Sankta Clara—Zur Enthüllung seines Denkmals in Kreenheinstetten")里。大 学三年级第一学期，他因心脏病再次发作而休学，后被迫退出神学 系。病愈后几经努力，才得以重返大学，改学哲学和自然科学。大 学期间，他受到胡塞尔现象学的有力影响，神学解释学也一直牵引 着他的追求。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出于哲学活动所要求的“内
① 海德格尔：《早期著作》,“前言”第10页，法兰克福，克罗斯特曼出版社， 1978。
在真诚”和另外一些原因，他公开与天主教意识形态决裂，但又终生 未正式抛弃教徒身份，没有成为新教教徒，更谈不上变成自由主义 的知识分子。这种信仰上的矛盾是他人生里一根“总在肉中作痛的 刺”;另一根是他与纳粹的关系。
海德格尔于 1913 年以《心理主义中的判断理论》(“Die Lehre vom Urteil im Psychologismus”)一文获得博士学位，1915年夏以《邓 斯·司各脱的范畴和意义学说》("Die Kategorien- und Bedeutungslehre des Duns Scotus")一文和题为"在历史科学中的时间概念"的演 讲获得了讲师资格，并于当年末在弗莱堡大学开出第一门课。1916 年，胡塞尔到弗莱堡大学任教，几经努力，海德格尔与这位让他心仪 已久的现象学大师建立了师徒般的亲密关系。
海德格尔主要思想的形成有这样三条线索：第一，从布伦塔诺 到胡塞尔的现象学，再到拉斯克(新康德主义、胡塞尔与亚里士多德 的结合),乃至回到《纯粹理性批判》第1版时的康德；第二，生命哲 学(尼采、柏格森等)、解释学(施莱尔马赫，尤其是狄尔泰)、艾克哈 特的神秘主义和克尔凯郭尔的生存主义；第三，从布伦塔诺到古希 腊(以亚里士多德为主),再到中世纪唯名论(司各脱)和海德格尔大 学期间的老师布亥格(C.Braig)的实在论。在这三者开始交汇的过 程中，他写成博士论文和教职论文。到1919年，经历了一系列人生 事件，即震撼西方世界传统价值观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信仰新教 的佩特瑞(Elfride Petri)小姐结婚、信仰的转变等等之后，他达到了 思想上的突破，使上述几条线索在深刻意义上相互交融，化去其中 的形而上学框架与价值预设，找到了自己的独特思想方向。1920 年，他对《新约》作出生存时机化(kairology)的解释，明确表达出了 “实际生活经验本身的形式显示”这样一个现象学-解释学方法。其 后，又在古希腊，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中欣喜地发现了一个不 为入知的现象学天地。
1923年，在胡塞尔强有力的推荐下，海德格尔以一篇用现象学- 解释学方法阐发亚里士多德的手稿(所谓《那托尔普手稿》(NatorpBericht)获得马堡大学的正式聘任，成为那里的副教授。在马堡大学教学和准备《存在与时间》期间，他的学术名声在学生中流传；此 外，他与犹太血统的女学生阿伦特之间产生了婚外恋情，但他在许 多年间成功地“遮蔽”住了真相。阿伦特后来流亡美国，成为著名的 学者。
以他重新解释亚里士多德的努力为开端，依据《时间概念》(Der Begriff der Zeit),《时间概念史导论》(Prolegomena zur Geschichte des Zeitbegriffs)的手稿，海德格尔于1926年在托特瑙(Todtnau)山 中写出了《存在与时间》的前一大半，并于次年在胡塞尔和舍勒编辑 的《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鉴》第8期上发表了充实后的全文。这本书 为他赢得盛誉，并经受了时间考验，成为 20 世纪不多几本最有影响的 哲学著作之一。此书表达新颖、意境深邃，使得人们容易受其吸引， 但很难作出合适的解释与评论。海德格尔在随后的几年内发表了一 些著作来进一步说明，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广泛存在的误读和误 解此书的局面。
更奇怪的是，正当这本书的影响日益扩大，他的学术事业顺利进 展之时，海德格尔却在1930年前后发生了思想的“转向”。除了《存在 与时间》遇到的困难之外，另外的起因之一就是他对于荣格尔著作的 反思。① 海德格尔认为荣格尔对战争和现代技术的看法极为真实深 刻，展示出西方形而上学和数理科学如何通过尼采“对力量的意愿” 而表现于这个时代。要避免这赤裸裸的现代化技术力量给人类带来 的巨大危险，就必须超出西方形而上学的基本视野和语言，实现一个 拓扑式的而非简单断裂的“转向”。它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不再只 以知识带来的“光明”或“去蔽(‘祛魅’)的真理”为真实所在，而也要 看到“黑暗”或“隐藏着的神秘(大地、传统、诗、自然的神意)”对于人 的终极含义。因此，海德格尔在1930年作《论真理的本质》(“Vom Wesen der Wahrheit")的演讲时，引用了《老子》28章中“知其白，守 其黑”一语。其德文的表达是，“那知其光亮者，将自身隐藏于黑暗
① 参见荣格尔《总动员》(Total Mobilization),见《关于海德格尔的争论——批 判性读本》,沃林主编，第128 页，剑桥，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93。
之中”①。它的含义就是让技术力量“转回到”人生的缘发生境域和 诗性之道言中来，在“阴阳”或“明暗”相济相生中重获自己的原本形 态——技艺或广义的艺术(techne)。1958年，海德格尔在另一篇文 章中再次引用了老子的这句话，将赤裸裸的知性光亮比做原子弹爆 炸时“比一千个太阳还亮”的致死之光；认为困难而又最关键的是 “去找那只与此黑暗相匹配的光明”。② 因此，转向后的海德格尔更 多地关注“语言”和“技艺/技术”等问题，而不是“缘在(Dasein)”的“时 间性”的问题。
在这种要转化现代技术文化的动机驱使下，加上其他一些原因， 海德格尔于1933年卷入了纳粹运动。他的思想与国家社会主义的相 似之处是：反现代主义和对于人的生存空间和原本联系(比如“土与 血”)的关注。但是，海德格尔对所有这些问题的理解是非现成的、纯 境域的、发生式的，与纳粹的崇拜技术力量、鼓吹种族主义和攫取领 土大不相同。然而，他那时的自我感觉太好了，相信自己可以“转化” 这个运动，使之成为拯救西方文化的“健康力量”。1933年5月，他就 任弗莱堡大学校长，参加了纳粹党，并在某些言论与行为上追随这个 运动。但他的校长就职演说表达出了他要为此运动寻找更深刻的 “本性”的愿望。当然，这根本无法实现，他与纳粹意识形态的冲突从 一开始就表现出来。比如纳粹教育部长在听了他的就职演说后，立 即指责他不讲种族，是“自创的国家社会主义”。以后也是冲突不断， 致使他在就职10个月后就辞职。这之后，他只能在教学和写作中去 追究西方形而上学与现代技术体现出的“对力量的意愿”的关联。这 样，在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和40年代上半叶，他最关注的是两大类 问题：一是如何深入理解和解构西方形而上学的历史，弄清这历史与 虚无主义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关系；二是探讨艺术(技艺)、语言(诗)的 本性，看它们如何为处于危险中的人类保存了某种更重要的东西(比 如“物性”),在天、地、神、人的四相圆舞或“缘构发生”之中带来拯救的
① 张祥龙：《海德格尔传》,第236页，河北入民出版社，1998。 ② 见同上书，第 325—326页。
希望。关于尼采、黑格尔和其他西方哲学家们的探讨属于第一类问 题，而对荷尔德林诗作的解释则是解决第二类问题努力中的最突 出者。 1945年，盟军攻占德国西南部。海德格尔因其纳粹问题受到审 查，写了《1933/1934 年的校长任职：事实与思想》(“Das Rektorat 1933/34.Tatsachen und Gedanken”)的辩护文①。他身心交瘁，大病 一场。1946年底，清除纳粹委员会决定禁止他的一切教学和公开学 术活动。此禁令直到1951年才取消，海德格尔得以正式退休。具有 讽刺意味的是，正值法国占领军当局审查他时，海德格尔《关于人道 主义的书信》(Briefüber den Humanismus)和他的思想在法国知识 界却产生了巨大影响，历经几十年而不衰。法国当代哲学的领潮者 鲜有不与“海学”打交道的。
就在海德格尔最痛苦之时，他又遇到了中国学者萧师毅，并向萧 提出共同翻译老子的《道德经》。这样，在1946年暑假三个月的每个 周末，他们在托特瑙山中小屋②中一起从事这项使人“知其白，守其 黑”的工作。但萧师毅逐渐感到不安，并最终退出，因为海德格尔的 做法更像研究和探寻中文原本，而不是按萧师毅告诉的现成意思去 写出德文译文。尽管这样，这次合作影响了海德格尔以后的写作，以 致他敢于在 20世纪 50年代和60年代公开发表的文章中讨论“道”并 引用老庄。他青少年时期行走其上的“田野道路”,经过他成年时期 的托特瑙山的“林中路”,最终与中国的“天道”相交接。他那时在山中 写的诗“出自思想的体验”,就很有道家意境。
然而，他的“道”(Weg)不只是道家之“道”,还是牵连着西方的源
① 参见《马丁·海德格尔和国家社会主义：问题与回答》,内斯克、科特林主编， 哈里斯英译，第15—32页，纽约，帕瑞根出版社，1990。 ② 此小屋(Hütte)是海德格尔在其夫入埃尔夫丽德帮助下，于1922年在距弗莱 堡 25公里处的托特瑙山上海拔1150米处建造的。那里山高林密，但小屋周围是大 片草地，因而视野开阔，能够充分感受到天地山川的宏大气象。自那时起，海德格尔 经常在此度假写作。40年代中期之后想必更经常在此居住。关于它的更多情况，可 参见张祥龙《海德格尔传》,130—132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头或神意的道(逻各斯),不管这“神”意味着解释学化的基督教之神， 还是荷尔德林诗歌所召唤的古希腊之神。对于他，这些神及其时机 化、艺术化的思想体现同样是人类未来的希望所在，是我们应该以生 动的方式“等待”着的那样一个纯境域的“来临”。所以，在1966年9 月《明镜》(Der Spiegel)杂志采访时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只有一个神 能救我们。”当然，只有充分明了这“神”的非现成的、纯境域的含义，才 能看出此种说法中的“道”性。
1976年5月26日，海德格尔逝世于弗莱堡。按照他的遗愿，遗 体运回家乡安葬。关于这个葬礼的宗教性质，海德格尔的亲属之间 也存在着很大的争议。① 他的墓碑不像左右父母和胞弟的墓碑那样 带着十字架，而是镶刻着一颗闪烁的星，一颗“让自身没入深深泉源 的黑暗中”的星。②
总之，这是一位“永远在道路之中”的思想者③,是个深刻意义上 的“有争议人物”。关于其政治立场、道德人品、宗教信仰、著作含义、 道家情结，甚至其葬礼的性质，都令人争论不休，而这种不安宁状态 也恰是这个时代特征的反映。但最重要的是，就是在这追寻本源的 道路之上，出现了那只在其中才会出现的独特境界和这境界本身回 荡出的“钟声”、“语言”和“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