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出发，西哀士进一步完善了近现代西方 渐渐通行的自由政治理论。他提出两个重要概念：一个是国家“制 宪权”(pouvoir constituant),这个概念实际上确立了宪法政治的基本 原则，其核心是建立一个宪法审查机构，这是政治分权学说在理论 上的又一重大进展；另一个是“宪法所赋予的权力”(pouvoir constitués),它是一个有关政治“代表”的问题，阐述立法权与行政权 是如何产生的。在这两个概念中，“宪法所赋予的权力”附属于“制 宪权”。
西哀士的学说是西方现代政治哲学发展史中新的里程碑，因为 正是以上的概念，使政治学渐渐脱离了形而上学轨迹，成为现代意义 上的西方政治科学。
一宪法政治
西哀士进一步发展了孟德斯鸠的分权理论。
西哀士最重要的政治见解几乎都见于1788—1789年间，他是在 国民议会的讲台上，而不是书斋里阐述他的政治抱负的，其主要矛头 直指王权的专制。西哀士对政治分权理论的主要贡献是提出建立一 个针对立法机构的限制系统，以捍卫政治自由的原则。1789年 7 月 27日，他在国民议会发言中尖锐地指出：“立法组织一分为二是必要 的……为了预防可能出现的意外，需要有两个议会……以使王权干预立法的愿望落空。”①这是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之外的另一种 “分权”,它的作用相当于另一个“议会”,其职能是防止滥用立法权。 政治分权理论在哲学上依据的是人性恶原理，即对人无限膨胀的私 心和控制权力的欲望加以限制，否则势必会威胁其他人追求幸福的 愿望。因此，必须以权力限制权力，它所达到的均衡就是社会的秩 序。这就是近代以来的法制国家，它保证制度不会因人而改变，国家 围绕的中心是“制度”,而不是“人”。
西哀士写道：“在孟德斯鸠的意义上，我认为一个反对独裁专制 的政府是建立在分权概念基础上的：分权不仅强化了权力功能的专 门化和司法权力的独立性，而且导致立法权内部的均衡。”②在 1789 年 9 月7日发表的著名演说中，他呼吁反对一切形式的王室否决 权——一种绝对或至上的权力。“制宪权”与分权是密不可分的，西 哀十指出；
在孟德斯鸠的模式中，权力的部分分离旨在建立一种平衡 的机制，它是在国家机体内部自我产生的——更确切地说，是在 其构成元素之间产生的……为了得到这样的平衡，需要建立一 个审查体系，以防止三种权力(特别是立法权)中的任何一个出 现越轨行为。正是孟德斯鸠这种模式的相当脆弱的形式启发了 1791年宪法。③
于是，西哀士在宪法理论上将分权理论具体化了，他提出了一 套更具有操作性的模式，建立了另一种原则即“制宪权”,发明了一 个伟大的政治制度(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制度),使之日后成为一种普 遍的政治模式。西哀士提出宪法问题在国家政治制度中的极端重
①转引自帕基奥《西哀士与创建法兰西宪法》,第21页，巴黎，雅各布出版社， 1998(以下所引此书均为此版本)。 ②同上书，第11页。 ③同上书，第12页。
要性。国家由不同的权力分支机构组成，不同的机构执行不同的法 律，但它们都不可违背宪法。所以，应该成立一个宪法审查机构，审 查普通的法律是否合乎宪法，这种审查权归属于一个由宪法规定的 特殊机构。就是说，“天平”的标准是有等级的，宪法是最后的天平， 不允许任何法律践踏。这是西哀士对现代国家制度的一个重要 贡献。
对西哀士来说，“宪法审查委员会”并不是一个立法机构，恰恰相 反，它是一个由选举产生的、审查或者限制立法权或议会权力的机 构，目的在于防止滥用立法权。换句话说，作为更高的政治监督机 构，“宪法审查委员会”是为了预防以任何形式可能出现的权力专制， 它的理论基础是政治上的自由主义。
西哀士的创意是相当有远见的，他预见到即使在有“议会民主” 的国家内部，也会由于圆家某一个权力机构的无限膨胀而导致权力 的失控和专制。所谓“宪法审查委员会”针对的正是握有极大权力的 国家立法机构，以限制这些“人民代表”的权力，使之不能超越宪法的 权力；审查这些“人民代表”通过的法律是否能够真正代表入民的意 志，是否违背宪法。这样“宪法审查委员会”或者"立宪会议"成为国家 根本制度建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对宪法进行修改和最终解释 权。但西哀士提出的关于对法律是否合乎宪法进行审查的建议当时 并没有被革命后的法国政府所接受，相关的内容直到法兰西第五共 和国宪法才被正式承认。
二间接民主或政治“代表”理论
西哀士认为，一个国家的机体即“宪法所赋予的权力”,它的组成 是由宪法确定下来的。国家是由不同成分组成的政治共同体，其中 任何一个因素都不可以拥有绝对的权力。西哀士从来对“统治权”、 “最高权力”之类说法持否定态度，认为它们是权力之上的权力、“超 出的权力”,这样的权力只能意味着专制。
近现代以来西方政治学说的重要内容是关于组建议会或“人民 代表”的理论。从哲学上看，政治理论中所谓“代表”概念实际上也是权利和权力的“替换”和“转移”过程。卢梭对此曾经有过非常精辟的 论断。在卢梭看来，任何替换或“增补”都是丧失事物本来状态的行 为，它带来了方便和进步，但是同时也是一种疏远或者异化。基于这 样的看法，卢梭诉诸人类远古的自然状态和自然权利。卢梭又认为， 当人类进入文明和社会领域之后，人们不得不放弃自己天然的自由 权利，与国家订立契约，但人民仍然是国家主权的最终所有者。卢梭 对“代表”或者立法机构始终持一种警惕和批评的态度，时刻警惕这 类机构可能导致的腐败和专制。《社会契约论》的一个重要内容，是 强调主权在民，即政治生活中的“直接性”。西哀士这里的政治态度 与卢梭完全不同。西哀士是法国革命期间的政治理论家，他认为卢 梭的《社会契约论》对自己影响最大，但他反对卢梭式的直接民主， 整个启蒙时代政治生活的基本倾向是提倡法治而不是人治，这是没 有疑义的，但实现法治的途径并不相同，比如孟德斯鸠主张君主立 宪，卢梭主张民主共和。
启蒙社会达到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实现法与人民普遍意志的一致 性，这在卢梭的主权在民的政治理论中有充分的体现。西哀士与卢 梭的分歧在于是实行“直接民主”还是“间接民主”,以及如何看待人 民意志的“代表”。西哀士的政治理论是关于“代表”的理论，他非常 详尽地阐述了“代表”的机构和体系。人民的意志是由立法机构加 以表达的。更准确地说，立法机构理应体现社会绝大多数人的意 志。立法机构的存在使意志转变为法，法是意志的替换物。这是一 种普遍性，是就一般的意义而言。问题的关键是能否“代表”,以及 如何衡量“代表”。这需要一个技术上的可操作系统，因为毕竟“代 表”的问题并不是由权力意志自己说出来就能生效的。在西哀士看 来，要体现人民的意志，最重要的是排除自由的障碍。人民有各科 各样的政治自由权利，政府应该允许不同的声音即言论的自由，不 能以任何手段强迫人民的政治选择，公民有在公开的场合批评“代 表”和政府的权利。
西哀士以极大的热情研究如何使“代表”更加体现社会的公正， 从而使以“代表”为基础的政治理论成为一门关于社会的科学，他说：
“我相信政治已经成为一门科学。”①为什么呢?政治科学解决的不是 单纯个人或人的自然性中的问题，而是“公意”或人与人之间的社会 关系，其途径是“代表”。所谓政治的科学，在西哀士看来就是要解决 如何“代表”公意，对“普遍性”实行社会的操作，实现公共的权利。在 这样的意义上说，它是关于政治的哲学，而不仅是实证的政治学。 西哀士认为，与其他特殊的社会领域一样，政治问题或“代表”问 题也是一种社会分工，一门特殊的专业。劳动分工和“代表分工”是 两个可以相互解释的概念，政治与经济问题不可分割。这种关系经 历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从国王的子民到社会公民的转 变，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国家机构的组成问题成为政 治“分工”或“代表”的问题，西哀士试图提出使它趋于合理与公正的 方案。以魁奈为代表的重农学派和杜尔哥、亚当·斯密等人创立的 古典政治经济学都分析了“劳动分工”的概念，西哀士把这个概念转 移到政治领域。在他看来政府就是一种“劳动分工”,社会的“代表”。 一种分工，一个人所选择的职业，都得遵循一个基本的原则，即应该 研究如何以最小的代价或消耗，获得最大的效益或价值。一般来说， 这就是社会分工的好处。西哀士认为，无论在经济还是在政治领域， “分”比“不分”好，同样，“分权”或“代表”比“专制”好，像劳动分工… 样，“分权”能给全体社会成员带来公正，防止专制社会下必然出现的 特权或不平等。
国家或者社会“代表”公意，公民之“公”与公意之“公”重叠在一 起。这样的政治理论给我们什么启示呢?它首先是一种关于政治 的哲学，无论“公”还是“代表”,都是一些抽象的概念，西方近代以来 的政治理论终究是建立在形而上学传统之上的，从而不可避免地带 有乌托邦的倾向。抽象的思辨并不是东方民族的思维习惯，东方民 族即使在政治中也习惯于感性的东西，而不是遵从一些抽象的 概念。
①转引自帕基奥《西哀士与创建法兰西宪法》,第35页。
西哀士无法回避卢梭提出的问题，即“代表”始终存在着脱离被 代表者的倾向，这两者并不是始终一致的，其中的脱离往往意味着 “统治”、腐败，在哲学上称做异化，无法回到被代表者那里去。换句话 说，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就像卢梭所说的，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时 无刻不在枷锁之中。公民是被“代表”的，或被“支配”、被“统治”的。 自然人为了成为公民，不得不放弃自己天然的自由。“代表”本身已 经告诉我们不同一，即不平等。
西哀士主张政治生活中间接的代表制度，并将其作为社会生活 中最为根本的诚信制度。绝大多数公民把自己的意志和信念转交给 他们自己中的一小部分人，委托他们处理公民的事务。这个过程是 有“社会契约”的。但是如果这些代表或者社会的公仆违约呢?这将 会出现非常复杂的情形。
西哀士和霍布斯一样主张社会要有一个“代表”的阶级，一种必 要的社会分工。卢梭则把他的道德意志带进了他的《社会契约论》, 他主张直接民主，因为人民从自己被代表的那一时刻起，就不再自由 了。这样卢梭就面临很多需要回答的问题：如果没有统治者与被统 治者，政治的权威还有必要吗?自由与权力真的能够共存吗?法与 主权是怎样的关系呢?卢梭的回答是，被统治者不应该被一种外来 的力量所统治，而是自己“统治”自己，即他们应该是自治的。由此出 发，绝对的权力就是绝对的自由。于是主权就在于公民自己给自己 以合法性(主权在民),公民举止是否合法无须外来的政治力量加以 评判。所有这些，与西哀士的思考方向是不同的。
西哀士所谓“间接民主”,是在代表与被代表者之间保持距离， “距离”被当做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必需因素。1789年7月，西哀 士在《可适用于巴黎的宪法观念》中这样写道：
按照我们的方案，公民或多或少应该直接地选举他们的代 表，参加立法议会；而这样的结果使立法不再是直接民主的，而 成为代表制的；没有委托者的信任，谁也得不到代表的资格；一 旦失去他们的信任，谁也不能保存这样的资格；但是人民不能自已制定法律。①
这与卢梭假定的情形相反，即人民与他们的代表之间的关系并不是 同一的或者一致的，因为这里有“社会分工”或者“社会距离”,这样的 分工和距离导致政治阶级或统治阶级与公民之间的裂痕。但是，这 样的政府形式是近代以来西方社会可以想像的最好的政治模式。 在这样的基础上，西哀士进一步区分了“委托的权力”(pouvoir commettant)与“法的权力”。前者在于人民对他们的代表的影响，后 者是支配人民的权力。这个立场见西哀士写于1789年7月的文章 “宪法的引言”。这是他关于宪法理论的一篇重要文章，他在这里发 挥了所谓“制宪权”,并且区分了权力的两种不同形式：“制宪权”与“宪 法所赋予的权力”(指立法权与行政权)。这两种权力分别有自己不 同的职能，构成宪法规则最重要的两个组成部分。国家应该按照这 样的规则组建起来，以便保证从基层到上层建筑的合理性。
可见，“宪法所赋予的权力”也就是“法的权力”,是被人民代表实 施的。人民的政治权利在这里表现为委托权，“代表们”的政治职业 则是“立法权”。换句话说，人民没有直接行使立法与行政权力的权 利，这样的权力只是局限于人民委托的少数政治代表，而人民代表也 不能在没有人民授权的情况下合法地行使权力。概括说来，首先，入 民的裂力是最根本的国家权力，它表现为政治上的委托权，但是它与 法只有间接的一致。其次，人民行使委托的权力就是通过选举授权 给一些人民代表，以让这些代表行使“制宪权”,宪法和法律就是这种 创建的结黑。最后，是“宪法所赋予的权力”,表现为立法权与行政权。 这是一个近现代政治国家简单的示意图。
西哀士的立场与罗伯斯庇尔显然不同。罗伯斯庇尔是卢梭的忠 实信徒，主张每个公民都应该直接参与政治和政权建设，他在1791年 8 月10日的一次谈话中这样说：
①转引自帕基奥；《西哀士与创建法兰西宪法》,第45—46页。
卢梭认为立法权构成主权的本质，因为它体现了普遍的公 意，是所有代表权的源泉；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卢梭说当一个 民族把它的权力委托给它的代表时，这个民族就不再自由了，它 不再存在了。①
与此相反，西哀士认为，代表的工作占据着一个不同于人民主权的空 间。这里的区别在于，卢梭对“代表”持一种警惕和道德上的批判态 度；而西哀士则从政治实践理性角度加以肯定，“代表”的理论和“分 权”的理论一样，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是行之有效的。这就是所谓人 类文明的进步!但这与卢梭诉诸的入类自然状态是背道而驰的。换 句话说，卢梭，这位著名的“日内瓦公民”,他所谓人的自然权利与公 民权利并不相同，后者对前者有所剥夺。卢梭从道义上对此始终心 怀疑虑，忧心忡忡，他大声疾呼人的天性!也可以说，卢梭更像是一 个带有乌托邦色彩的哲学家，西哀士更像一个政治家，他更注意理论 在社会中是否行得通，更注意历史环境和人民的政治习惯。
卢梭眼中的“民主”是纯粹的民主，在他看来，“代表”的民主是不 纯粹的。卢梭更注意民主的“主体”或者内容，而西哀士关注民主的 “形式”,研究政治形式(代表制度)上的合理性和实现这种合理性的 渠道。西哀士认为，宪法具有重要的地位，它是民族意志的代表，是 最重要的政治形式，是公民基本权利的解释者；卢梭“人民主权”的观 念则把一般性的“立法”与特殊的“立宪”活动区别开来。卢梭并没有 像西哀士那样详细分析政治意义上“代表”的不同职能；在西哀士看 来，立宪以及对宪法的审查监督是通过“代表”的特殊分支机构实现 的，它拥有对宪法的解释权，这是经过选举而得到的授权，是通过文 字表达的政治制度中最根本的规范，是由人民选举的特殊代表起 草的。
在近现代西方政治理论史领域，西哀士被当做自由主义的代表
① 转引自帕基奥《西哀士与创建法兰西宪法》,第50页。
人物。他以上所有的政治立场，都旨在保证而不是破坏公民个人的 自由。他在“宪法的引言”中说：
在一个社会中，个人自由害怕三种敌人：危险最小的是一些 刁民，为了治服他们，一般的授权就足够了；更令人担心的是第 二个敌人，这就是承担行使部分公共权力的官吏；而政治的机 体，政府本身也可能不再尊重公民的权利……受委托人反过来 对付它自己的同胞、朋友或他承诺要保护的权力……这是一幅 怎样的情景啊!①
西哀士这里所谓自由主义，在于他希望限制任何威胁到个人自由的 权力，即使是“代表”的权力。这其中不乏自相矛盾之处，但是政治中 的自由原则是西哀士政治理论中的基础，在这一点上，他与卢梭的政 治倾向又是一致的。西哀士对宪法和修宪的重视，要求设立特殊机 构审查普通法律是否合乎宪法的立场，都是为了保证公民个人最大 限度的自由权。
自由的敌人是专制。西哀士认为，凡专制的政府必讨厌“自由” 一词，就好像它是一个贬义词似的。何为专制?就是权力太大，任何 其他外在的力量都无法加以限制的权力。在这样的权力下，所谓“自 由”,特别是政治上自由的权利乃是稀罕之物。专制的权力不是保持 而是破坏社会秩序的力量，它破坏自由的秩序。因此，权力集中在一 个人或一个机构中，对整个民族、民主、公民个人的自由都是十分危 险的事情。所谓“代表”的权力恰恰在于它不是专制的权力，不同的 “代表”之间可以有相互制约的关系，就像参、众两院，就像分权。在这 样的意义上，专制不是“公意”的代表。西哀士还指出了一种在专制 制度下常见的政治现象，即它抹杀在民主制度中对个人自由的尊重， 而总是以似乎全体一致的面貌出现，就好像各个不同的地区、不同的
①转引自帕基奥《西哀士与创建法兰西宪法》,第76页。
部门、不同的个人之间，都没有意见和立场的差别似的。这是一种假 象，因为“他们说的、他们的意愿、他们的行为、他们的权力都是不相 同的，决不相同，每个入高兴以他自己的方式”①。换句话说，政治联 盟并不能使这些方式统一起来。在《自由的进展与社会的进步》一文 中，他又说：“公民的自由是一切法律的唯一目的。”②“如果人们不把 自由理解为个人的自由，那自由就一钱不值。在个人自由之外的自 由只是一个抽象物。一旦你遇到人，问题就始终是，如何获得个人的 自由?”③
西哀士试图实现这样的政治目的，即由爱好自由的个人组合起 来的政治制度会增加而不是减少个人的政治自由，因为这样的自由 是获得全体社会成员一致同意的，当然它必须有一个前提，即每个人 在追求个人的自由与幸福时，要尊重其他个人同样的权利——这是 自由民主政治制度的法律前提，破坏这个前提，自由权利本身也就遭 到了破坏。自由与生产和消费一样，是人天然的需要，而在专制制度 下，当这样的天性被剥夺时，人们可能养成第二天性，也就是奴性，一 种非得经过长期的启蒙才能改掉的政治习惯。
①西哀士：《反对复兴的整体性》,转引自帕基奥《西哀士与创建法兰西宪法》, 第79 页。 ②西哀士：《自由的进展与社会的进步》,转引自帕基奥《西哀士与创建法兰西 宪法》,第122页。 ③同上书，转引自帕基奥《西衰士与创建法兰西宪法》,第12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