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世纪启蒙思想家中，达朗贝尔与孔多塞是数学家。两人以科 学或者数学的精确性为基础，把科学兴趣普遍化，观察一切事物，特别 是社会及其发展，为“社会科学”一词以至于19世纪初期“社会主义”、 “社会学”这些概念的产生准备了思想资源。尤其是孔多塞，他从达朗 贝尔的科学立场出发，创造了“社会数学”一词，这是社会科学脱离形而 上学的一个标志性概念，一个统摄整个知识体系的中心思想。孔多塞 应狄德罗之邀，在1776年参与撰写了《百科全书》中的“数学”词条。从 孔多塞一生的追求看，他属于百科全书派。作为这一哲学团体的最后一个代表，他亲身经历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并且在革命后写有《入类 精神进步史表纲要》。这是孔多塞最著名的作品，我们把它看成百科 全书派在启蒙时代的思想总结，具有纲领性的意义。
在18世纪法国，“理性”与“哲学”是同义词，尽管这两个词在当时 也具有乌托邦色彩，但它们没有神学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含义，因而不 同于柏拉图、莱布尼茨、笛卡尔的形而上学。启蒙时代法国人的所谓 “理性”并不是近代“唯理论”的理性，反而具有“经验”含义，是经验知 识与科学的理性。在这方面，孔多塞是典型代表，他像那个时代的其 他启蒙思想家一样，具有百科全书式的头脑，而不是单独某个学术领 域的专家。启蒙的特点不是学院性的，而是社会性的。以孔多塞为 例，他精通数学，广泛涉足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教育学等领域。纯 粹的哲学家或文学家往往低估了启蒙时代法国哲学与文学，认为它 们既不太哲学，也不太文学，然而正是这些看似普通的新观念和新风 俗导致了人类文明史上一次最广阔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们也是人们 对自身历史的一次全面反思。
“社会数学”的概念是“社会科学”概念的雏形，它在孔多塞那里 的最初形式是“政治算术”(l'arithmétique politique)。在为《百科全 书》写“数学”词条时，孔多塞并没有仅仅局限于“数学”一词，而是作了 重要的引申，创造了“政治算术”概念，把科学的方法应用于社会。“政 治算术”概念的方向既是科学的，也是启蒙的，其孕育得益于孔多塞 的三个“精神之父”(达朗贝尔、杜尔哥、伏尔泰)的影响。在以往的研 究中，我们并没有充分估计到孔多塞的“政治算术”对百科全书派最 后的演变所具有的意义，即它是向整个19世纪社会科学过渡的“关键 词”。“政治算术”不是纯粹逻辑的或者先验的观念，因为它面向人的 社会本身——从数量方面分析社会的事实性与历史性。这里的“分 析”概念与康德所称的“分析判断”并不相同，后者并没有超出同义反 复，而孔多塞所说的“分析”是从复杂的观念中一层层剥离，一直追溯 到最简单的事实因素。这个方法来自经验的自然科学，它抵制先验 的形而上学。我们从牛顿、F.培根、洛克那里可以寻到这条线索的踪 迹。人和社会的自然性被理解为事实性，这是18世纪学者的理解方式：布丰有他的自然史，伏尔泰有他的回到各民族风俗本身的“历史 哲学”①概念。在布丰那里，人是自然的。在伏尔泰那里，人是历史 的。在孔多塞这里，人是社会的，要由数学或科学的态度加以衡量。 数学或自然科学与人或社会科学之间的差异是明显的，比如，前 者往往分析可以重复的自然现象，即一定的条件一定会产生一定的 结果，通常可以做到清晰精确；后者的对象是入和人在社会中的活 动，它比前者要复杂得多，因为社会是由有无数复杂意向的入构成 的。社会事件在历史上只发生一次，具有偶然性、不可重复性的特 点。孔多塞承认这样的差别。正是这种差别导致社会科学在近代文 明中落后于自然科学。孔多塞希望能像自然科学领域一样预知社会 科学领域的因果关系。从1772年开始，他开始思考概率论，这是一门 关于偶然性的科学，产生于赌博游戏中计算输赢的需要。孔多塞认 为概率论也可以应用于政治，预见选举活动的结果。③ 1785 年，孔 多塞发表了一篇对社会科学领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论文“简论从众 多意见中作出决断的概率的应用”。这篇文章表达了孔多塞与杜尔 哥共同的思想。④ 孔多塞和杜尔哥一起发动了一场科学领域的革命。
①“历史哲学”这个词是由代尔泰第一次提出来的，即以诚实态度书写人的历 史，而不是神或编造的历史。这与后来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概念是相互冲突的，后者 是逻辑和范畴在先，历史性或时间性在后。换句话说，在面对真实的历史之前，黑格 尔已经事先有了构造历史的先验框架，是历史服从精神而不是相反，这样的纯粹精神 史至今还影响着我们看待历史的方法。 ② 现在概率论早已被广泛应用于人口统计和经济统计等多种社会科学领域。 ③ 在经济活动中数学已经被当做必不可少的分析工具，最简单的例子是对股票 市场的技术分析，它用数学作为分析工具，但是它的计算结果对预测买卖股票的输腐 不具有必然性。 ④ 这篇论文以向杜尔哥表示敬意开始：“我将永远深情地怀念一个伟大人物的 教益、榜样尤其是他的友谊。这位伟人深信，道德科学和政治科学的真理跟构成物理 学系统的真理一样，是可以有同样的确定性的……他珍视这个观点，因为正像它在真 理范围中所产生的结果一样，它会引向一种令人欣慰的希望：人类一定会朝着幸福和 自我完善进步。”(伊丽莎白·巴丹特尔、罗贝尔·巴丹特尔：《孔多塞传》,马为民、魔 先旺、张祝基译，第125页，商务印书馆，1995。)
按照他们共同的立场，人类社会的状况也是科学探讨的对象，是科学 知识的一部分。孔多塞引进的方法不是传统哲学的或者先验逻辑 的，而是精密科学的，而在这之前，社会科学领域的内容是以柏拉图 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为理论基础的。孔多塞的“政治算术”概念明显 反对与东方的“君权神授”相类似的基督教神学的政治理论，在西方 哲学史上，形而上学与神学貌离而神合，孔多塞的立场也隐含着对形 而上学的批判。
“政治算术”的意义在于它试图使政治成为一门科学，而不是专制 特权手中的工具。它追求权利而不是权力。孔多塞考虑让概率论成为 贯彻公平权利的科学手段，以使法律制度更加合理化。具体地说，就是 使政治投票权得到合理的实施。它保证了按照多数入意见作出判断， 最大限度地保证了每个有投票权的人有同等机会行使自己的权利。同 时这种政治上的平等又以政治自由为前提，因为政治自由体现在选举 中，就是公民具有在不受威胁的条件下投票的权利。只有自由的政治 制度才能保证选举是真实的，否则，就是假选举、假民主。
不但有“政治算术”,还有“道德算术”,它们是同一个序列的问 题。孔多塞这样写道：
在道德算术的题目下，自然历史包含着一项完全不同的工 作。应该把计算应用于人类生命过程中的或然性，进入自然历 史的框架。布丰先生几乎没有谈到这个话题，没有把哲学的目 光投向计算的原理，一种不同本性的真理，他认为数学的真理 不是真正的真理，而是促成定义的真理。①
这里，道德与人的生命的联系是自然的，而启蒙时代的政治和启蒙 时代的道德，只是一个问题的不同说法而已，自由与平等是政治与 道德共同的原则，这些原则也被称做“自然权利”。尽管孔多塞在这
① 孔多塞：《未曾出版的或难得一见的政治算术文本》(1767—1789),第565 页，巴黎，法兰西大学出版社，1994。
里要精确地计算政治与道德领域里的或然性，启蒙术语带有那个时 代特定的模糊性。
我们也可以从精确性与模糊性的关系角度探讨孔多塞的思想。 人类社会生活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使我们无法作出一定 如此的判断，事件的结果总是模糊的。现代自然科学甚至数学已经 证明，模糊性或不确定性是绝对的，精确性或清晰性却是相对的，只 是在特定的条件和范围之内才有“必然如此”的现象。在社会科学领 域里，模糊性与精确性的这种关系则更加明显。“精确性”的普遍要 求反映了人类的理想愿望，它是一个乌托邦，给我们以精神的寄托， 保证我们在偶然状态下心神安定。“精确性”告诉我们事情一定会如 此发展，比如社会文明一定是不断进步的，在未来社会中人类一定更 加幸福。只要人类建立了理性社会，拥有知识，就不会再被神话编造 者欺骗，如此等等。“精确性”的愿望经常把复杂的现象简单化，在一 种乌托邦的前提下，描述得越是精确细致，就越是陷入空想。孔多塞 的“社会数学”也具有乌托邦的特征：它把数学的精确性加以普遍化， 认为可以适用于一切领域，以致延伸到人们的生活和举止。它遏制 了我们生活中的意外和惊喜，试图控制一切结果，当某个事件出现 时，它会说，是的，我早已预料到了。
孔多塞的概率论只是一个例子，它说明孔多塞想在理论上把人 的社会选择合理化。这个例子反映了孔多塞的理想：一方面，他把一 种科学方法用于人类整个知识领域；另一方面，科学方法本身俨然就 是法——它是我们观察任何事物的一把尺子。于是，继伏尔泰以人 的历史代替神的历史之后，孔多塞在启蒙时代晚期，用“人学”或“关 于人的科学”代替神学，相信“人学”像物理学一样是不断进步的。比 如人的道德，“在考虑道德科学的本性时，我们看到，如同物理学以对 事实的观察为基础一样，道德科学也遵循同样的方法，获得一种同样 精确的语言，达到同样程度的确定性”①。这是与康德严重对立的立
①《孔多塞全集》第1卷，第 394 页，转引自柏克《孔多塞：从自然哲学到社会哲 学》,第86页，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5。
场，因为康德恰恰认为道德问题属于形而上学，不能用经验科学的方 法解决。这也表明同样是启蒙思想家，法国人和德国人之间有多大 的不同!在孔多塞看来，道德和政治领域中的元素是四分五裂的，必 须使之科学化，建立合理的政治和道德秩序，才能保证人类的进步。 他所谓“人的科学”是按照自然科学的榜样建立起来的。科学与“人 学”就这样被统一起来：无论对自己还是对周围世界，入类只限于自 已所知道的界限之内，所谓科学解释不过就是在这个界限之内人的 解释。换句话说，人是万物的尺度。随着入类知识的增加，这个尺度 更加精确，但始终不过是环绕着人。这是启蒙时代的雄心大志，它对 自然本身的神秘力量不屑一顾，因为只有尚未认识的东西，没有不可 认识的东西。随着认识的增加，入类自身状况会更好，如此等等。这 样的世界观是乐观的、幸福的，但它同时也是简单的快乐与幸福。①
用数学表达周围的世界，在距方是有感久传统的。我们可以追 溯到毕泰戈拉，在他看来，事物只有被某个数字解释时才算得上科 学。进一步说，就是要根据数量和数量之间的关系分析事物。在孔 多塞看来，物理学不过是给予自然事物以数学模式，规定事物数量的 价值。这种态度与毕泰戈拉是一致的，即事物的性质随着数量关系 的变化而变化。孔多塞指出，所有知识只有应用了数学才是科学的， 可以按照这样的标准把所有知识分为两类，即已经使用了数学的知 识和还没有应用数学的知识。在我们看来，数学就是老老实实计算 数量的科学，在这种计算过程中，形成了各种确定事物数量关系的公 式或者法则。数学与哲学都是抽象的，区别在丁构成数学的因素是
① 入类悲观的种子一开始就注定了，就像海德格尔说的，人走向自己的死亡。 19世纪后期以来，启蒙的乌托邦性质被更多的哲学家和文学家所认识，他们知道人 自身的有些问题是科学永远无法解决的，比如对幸福的感受性。启蒙只把对快乐的 感受当做幸福，而象征派诗人波德莱尔描述了痛苦亦同样使人幸福，那里有更为深刻 的幸福。这样的态度显然离开了人正常的认识界限，至于存在主义小说中对荒诞性的 描写，也超出了人能理解的范围，即说不清楚。这些态度显然都超出了18世纪的启蒙 精神。启蒙之所以是乌托邦，还因为它只是精神领域的一个角度，但是它自己却认为是 唯一正确的角度。
数的符号，在哲学领域则是概念。在孔多塞看来，数量的分析可以使 事物变得简单化。当我们把这样的方法运用于社会时，有助于解决 其中复杂的问题，比如把事物加以分类，隔离出简单的事实而加以 观察。
孔多塞也看到了自然科学与“道德科学”的区别。自然科学使用 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科学语言，其含义是清晰的、已经规定好的。但 是，在道德领域还没有这样的语言，道德科学的目的是要寻找到它最 简单的基础性的观念，形成最基本的原则。为了使道德成为一门科 学，首先要在谈论道德时，避免使用来自日常事物的模糊或者不精确 的术语。为什么呢?因为日常生活中的语言往往一词多义，而人们 在道德观念中并没有清晰地选择其中的某一含义。这意味着应该有 一种普遍的“科学语言”——继莱布尼茨之后，孔多塞又一次提出了 这个问题。孔多塞把哲学和社会科学中的问题归结为语言问题，反 对形而上学在语言上的混乱和独断，即自下定义，没有清晰的可交流 性。在孔多塞这里，区别自然科学与“道德科学”的目的是为了它们 的统一，使道德科学和物理学一样成为可以计算的科学。于是，像物 理学需要掌握物理语言一样，道德科学也要熟悉自己的“科学语言”, 因为它的交流不能依靠那些模糊的日常语言。
启蒙时代的“道德”和“哲学”一样有特殊含义，这两个词甚至 可以相互替代。如果“道德”指人的行为规则和理想，那么它也是 启蒙时代的哲学。哲学是行动中的，而不是思辨的；行动又在社 会中，我们应该从社会科学领域理解18世纪的法国哲学。伦理学 与政治学在启蒙思想家那里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们是人与人 之间的社会关系。孔多塞不仅像早期的启蒙学者那样寻找自然 界的秩序，而且要寻找社会中隐藏的秩序，从我们表面感觉到的 无序中洞察到我们看不见的秩序。这种秩序来自对社会事实的 分析。从政治角度看，秩序的总结性成果就是杜尔哥向往的人权 宪法。在孔多塞看来，这样的宪法可以避免社会的邪恶和动乱。 宪法是科学的，因为它是公意，与个人特权无缘。在孔多塞眼里 政治中的公意问题是科学问题，是一个选举程序和结果统计的合理化问题，一个概率论问题，是每一个入的偏见和意见都应该服 从的问题。显然，在政治态度上，孔多塞与卢梭站在一起，但是他 把卢梭《社会契约论》中的政治理论数学化了，他试图用肯定性的 语言描述或然性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