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6年，杜尔哥为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第6卷撰写了“词源 学”词条。“词源学”实际上是一篇论语言起源和发展的论文，它的角 度与卢梭的同类文章不同。卢梭把语言与人的感情联系起来，讨论 话语和文字的起源问题；杜尔哥更注意词自身的演变。
词源学追溯词的最初含义。“词源学就是探讨一个词的起源。 产生另一个词的词被称做原始的，否则就叫做派生的。”①这里针对的 是词源，也就是说，同一个词本身的演变。变化的过程是不自觉的， 通常并没有使用者主观的故意，因为实际的情形是词的重复。这又 分为两种情形：一是内容的变化。从古至今一个词或者字本身并没 有变化，但是古今的理解不同了，增补了一些新的含义，原来具有的 词义逐渐丧失。二是形式的变化，旧词在重复过程中被新的词汇所 代替。无论是其中的哪一种情形，杜尔哥都首先追溯到人的精神变 化。“人的精神……可能由于另一种习惯效应而消失……在每个人 的精神中，重复一个词时的环境决定了词的意义。”②精神之所以变
①② 杜尔哥：《词源学》,第1页，巴黎，贝尔吉出版社，1961。
化，是因为习惯和环境的变化。不同环境、习惯和不同时代的人，在 使用同样的词语时，心理的意向并不相同，或者干脆就用新词代替旧 词。新词的大量涌现突破了词的重复和模仿，表明人的内心世界更 为丰富。这些新词具有什么性质呢?比喻或者隐喻。为了解释旧词 所不具备的新意，最好的办法是联系一个相似的、形象的例子。这样 的语言像诗的语言，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一种语言越是原始， 就越带有诗意，它表明新的语言在形成，这是一个创造的过程。这个 过程的关键词还是隐喻。隐喻是在不自觉中向一种新的语境过渡， 新的境界是在对原始意义的增补过程中，经过意义的迂回与转让实 现的。“把几个旧词组合起来，以表达新意。这类词并不在日常习惯 中使用，必须认真分析，才可以从这些复杂和派生的词汇追溯到那些 简单和更根本的词。”①隐喻原来就是派生的过程。于是“词源学意味 着一个词的真实意义……人们学会在更古老的、不可分解的语词中 寻找语言的起源。但是语词一个接着一个，相互融合，就像说这些语 言的人一样”②。语言的起源是可以追溯的吗?我们只能从已知推测 末知。或者说，起源是一个谜，我们对它实际上是无知的，我们依靠 的全部本领是猜测，因为当我们自以为发现了一个源头时，事实上还 有更早的东西，它是无穷无尽的。于是，像其他许多学科一样，我们 在语言领域遭遇的也是可能性。
词源学追溯到一些不再被使用的词，这些词成了文物一样的东 西，象征着不同的思想习惯和风俗，或者叫做人文精神。我们不再说 古人的语言，因为我们的念头和心思都变化了。词或者语言的变化 总是有踪迹可寻，比如从简单、质朴向复杂、奢华过渡。③ 这样的“过
①② 杜尔哥：《词源学》,第2页，巴黎，贝尔吉出版社，1961。 ③ 这就好像人类本身发展的轨迹：原始人是简单的，现代人是复杂的。但这只 是我们的猜测，并没有充分的根据说明原始人不如我们有智慧，就像没有证据表明原 始语言不如现代语言一样。我们唯一知道的，是原始人和原始语言与现代人及其语 言不一样。与其说文明是发展或者进步的，不如说它是并列的。词源学本来重视语 言的时间性，但是也末尝不可以从空间性加以补充，就像索绪尔的共时性语言学 一样。
渡”也避免不了“过度”,它是向一个方向极度延伸的过程。 原始词往往是具象的，隐喻也就是根据词的本意把某种另外的 事物比拟为似乎与它有相似关系的事物，但是在直观或经验上，这两 种事物之间一点儿也不相像。隐喻是原始叙事的一个重要方法。由 此可见，原始语言的抽象能力差。但是，现代意义上智慧的标志却正 是使用抽象的智慧或抽象语言。语言在从具体到抽象的转变过程 中，遗失了大量的智慧密码。换句话说，语言越是抽象和有逻辑，就 越不敏锐。这也是隐喻语言、诗意语言丧失的过程。我们在抽象的 概念语言或者形而上学语言里再也看不出它们起源于隐喻。我们渐 渐忘记了语言文字原来的样子，以为语言真的就只是一些符号工具 而不是文化艺术本身。
另一方面，隐喻的前提是有词的原义。但是广义的说话和写字 过程(我们用以象征文明的历程)却好像是一个隐喻连接着另一个隐 喻，渐渐地使我们忘记了词的原义。于是只是剩下了一些修辞或者 装饰。在世代的延续中，这些“装饰”开始变形，以至于与过去的语言 不再来往，使后者成为死的语言。①
杜尔哥提醒我们，词源往往并不来自纯粹学术的文本。他认为： 当我们从某种古代语言中提取一种现代语言时(比如从拉 丁文中派生出一个法文词),最好不仅是从其纯粹状态或者所谓 好作者的作品中研究这种语言，而要研究最堕落的语言，最下等 人的语言……正是粗鲁之人对形成新语言有最大贡献，他说话 只是为了被理解的需要。②
① 比如文言文，但是它在一百多年前还是活的语言，即知识分子的日常用语。 一种文明的轨迹往往是伴随着它所使用的语言的消失而消失的。如果想到当代一般 法国人能毫不费力地阅读启蒙时代的文献，而当代中国的普通读者为了理解18世纪 的中国语言却常常不得不借助于翻译辞典，即用现代汉语解释古代汉语，我们就会明 白中国的文字断裂得多么严重。 ② 杜尔哥：《词源学》,第10页，巴黎，贝尔吉出版社，1961。
这种需要剥掉了一切伪装，成了赤裸裸的语言，形象生动的动作语 言，不懂旧的语法规则的语言。语言的创造性使用经常是自下而上 的，来自民间。当原来的词不能表达新的习惯和新的心思时，新词的 创造就不可避免，并渐渐地从陌生到熟悉。这种情形在新旧风俗的 转化过程中看得特别清楚，比如当代中国流行着大量的外来语，其周 期越来越短，速度越来越快。
站在杜尔哥的词源学立场上，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推理也变得 不纯粹了，因为后者所涉及的概念含义是“同一”的、纯粹的，没有变 化，从而像是一种真空中的产物。如果不是这样，同一个词含义模 糊，有两种不同的意义，在亚氏看来就是不可理喻的，是诡辩。所以 我们说，杜尔哥的态度是对亚里士多德立场的批评。亚氏持一种纯 粹的知识分子语言，而杜尔哥则持民间的语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