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目录[隐藏]
在孟德斯鸠的所有著作中，《波斯入信札》是最引人注目的。其文 字洒脱，好像信手拈来。文学家认定它是一部小说，哲学家却从中看到 了《论法的精神》的雏形。就文体来说，《波斯人信札》是混杂的，没有情节或从头到尾的故事，不着力刻画人物性格，所以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小 说。它使用了书信体，这非常有利于从多方面展开线索，可以在描述时 夹叙夹议。它以两个波斯人在巴黎的见闻为大背景，用异域人的眼光 分辨东西方风俗的差异，从而具有喜剧性效果。这样的写法本身就具 有讽刺和批判意味，两个东方人生活在西方的风俗中，从惊讶到逐渐熟 悉巴黎人的生活习惯，并在东西方文明的比较中有了新的想法。这本 书实际上就是孟德斯鸠启蒙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他让一个东方 人出面，用文学语言描述启蒙色彩，以便掩人耳目。事实上，《波斯人信 札》是匿名在荷兰出版的，一问世就成了畅销书。解释这种现象最充足 的理由是，孟德斯鸠巧妙地安排了两种方向相反的目光，两种视角站在 各自的立场上都看到了奇异的事情：一种是表面上的，即波斯人郁斯贝 克对欧洲风俗的描述；另一种是暗中的，即不同身份的波斯入对自己国 家所谓后宫生活的描述。这两种视角，特别是后一种，更能引起欧洲读 者的兴趣。换句话说，越是陌生和差异，越能激发想像，这是人的一种 本性，尤其在18世纪的欧洲，因为当时的欧洲曾经有东方文化热。从 心理分析角度，我们把这样的目光称为一种偷窥。窥即从隐蔽处察看， 你能看见别人，而别人看不见你。这就有了优势和特权，也因其不动声 色，没有让对方扭扭捏捏，而显得相当自然。
在评述《波斯人信札》时，我们有意不从启蒙的先入之见出发，以 逃避先有概念、用内容解释概念之嫌。这样，我们反而可以读出不同 的意义。
一 背景
郁斯贝克出身于波斯国的贵族，他对原来的生活感到厌倦，于是离 开白己的国家，到欧洲游历。他热爱祖国，认为它社会繁荣，道德淳朴。 可是，他还是要出来看世界，因为“我们不曾以这王国的疆界作为我们 知识的疆界，也不以东方的光明作为照耀我们的唯一光明”1孟德斯鸠：《波斯人信札》,罗大冈译，第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这倒是需要很大勇气的，不仅因为波斯是保守的封建国家，而且郁斯贝克对欧 洲的知识只限于书本，其他一概不知。他离开了父母、朋友和祖国，最 重要也是构成欧洲读者“视点”的，是他离开自己家(所谓后宫)里的妻 子们(古波斯是一个一夫多妻制的国家)。本书关于后宫的信件计 40 封，占全部信札的1/4。郁斯贝克并不是一个人离开的，他还带着自己 的朋友黎加。在古波斯，这样的行为本身也是某种意义上的背叛。孟 德斯鸠在异邦人郁斯贝克身上寄托着自己的影子。郁斯贝克熟悉宫廷 生活和社交场所，但他的诚实引起了敌视，大臣们嫉恨他，君主也不重 视他。他非常失望，为逃避不喜欢的生活，郁斯贝克假装喜欢科学，不 料真发生了兴趣，于是隐居起来，直到决定出国。
《波斯人信札》出版后，孟德斯鸠曾写了一篇关于这本书的感想， 谈到了自己的思路。他说：
在“波斯人信札”中，最讨人喜欢的，就是不知不觉地发现一 种小说。人们看到这种小说的开端、进展、结局，把不同的人物 都放在将他们联系起来的一条锁链上。他们在欧洲住得愈久， 世界上这一部分的风俗，在他们脑中就愈显得平淡无奇；按照他 们性格的差异，在起初他们或多或少被古怪与奇妙的现象所打 动。另一方面，郁斯贝克在外日子愈久，他家后房内院的混乱愈 增加，也就是说，怒火日炽，恩爱日薄。2孟德斯鸠：《波斯人信札》,罗大冈译，第28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以下 引文仅注明为该书第几封信。
孟德斯鸠这里说的古怪与奇妙的事实际上分成两大部分，其一是异 域风俗，其二就是后宫。每一部分都有自己的独立进展。这里，孟德 斯鸠实际上露出了此书畅销的秘密：让人们在平凡中觉察出奇妙的 事情，让他们觉得是在写自己，以为那情境自己似曾相识；触动读者 的感官，撩起他们细微的而不是一般的热情。 事情本来就摆在那里，新奇的不是事物，而是我们的感觉方式，从诡秘处偷看，所以风趣。
二 后宫
古波斯的民俗被孟德斯鸠选定在后宫。它有些像中国皇帝的 “后宫”,比如女人们都归属于一个主子(皇上),有太监和丫头伺候。 但是，这情形只在中国皇宫里有，在波斯则存在于普通的大户人家， 其起源于一夫多妻的风俗，背后的故事丰富多彩。出场的角色主要 有三：主子、女人和阉奴。女人中又分妻妾和婢女，阉奴中也有等级 之分。在信札里，后宫中主要的背景是主子的缺失，这使情况变得十 分耐人寻味。首先，在作品描写的后宫生活中自始至终没有主人与 他的女人们的性关系，因为他与她们一直没有见面；其次，作品复杂 情感的前提恰恰就是主子与她们之间没有性关系。这样的关系本来 应该有的，由于没有，曲折的念头就代替了本来意义上的性关系。所 以，后宫的复杂性是以幽怨的心理为特征的。它来自不同的角度：主 子与妻子、主子与阉奴、阉奴与妻子，如此等等。心思不同，立场不同， 对幸福的看法不同。从当时欧洲人和现代社会普通入的眼光来看， 其中所有人的精神与肉体状态都是奇异的、扭曲的。狭义地说，虽然 在后宫中一直没有真正的男女之性，但是“性趣”始终是支配后宫精 神和行为的一个幽灵。所以，这也是一个适合作精神分析的场所。 后宫中的阉奴在不太懂事时，就被买进后宫，做了去掉男人“命 根子“的手术。从此，“他们”在肉体上不再是男人，主子也就放心大胆 地让五陋的黑阉奴(长相俊俏的白人阉奴则不在此列)去后宫直接伺 候自己的妻子们，但是其真正的任务是看管好主子的“宝贝”,不让这 些女人被别的男人玷污；在主子不在时，打开妻子贞洁大门的“钥匙” 掌握在阉奴手里，阉奴代理主子约束这些女人的“淫欲”。但这只是 问题的表面，实际的情形则复杂得多，尤其是青年阉奴，他们丧失了 对女人肉体上的能力，但是他们也是人，还有对异性精神上的热情， 他们对妻子们有“神淫”或“目淫”,乃至“手淫”,这是考虑周到的主子 们的一个疏忽。痛苦在阉奴方面，因为妻子们并不把他们当成男人。 不仅在精神上，阉奴在行为上也是痛苦的，“他们”同时是这些女人的“主子”和奴隶，在大多数场合得听命于她们。在这样的意义上，后宫 中最凄惨的是阉奴，因为他们失去了对女人的能力。至于妻子们，倘 若想偷情，总有阉奴看守不住的时候。阉奴肉体上的残缺直接导致 其精神上的残缺，他们往往不知道怜悯，行为诡邪残暴，这是由恶引 发的恶。
郁斯贝克命令他的阉奴主管，在后宫中，要满足妻子们除男人之 外的所有乐趣，像音乐、舞蹈，甚至也可以带她们到乡下去，但是，要 把在她们面前出现的男人打跑。东方的女性在西方人眼里确实是神 秘的，东方的习俗就是让女人深不可测，如同躲在黑洞里。中国古代 女人的小脚，残缺着却“好看”着，也暗示着无须出门；波斯妇女不缠 足，但脸上裹四层黑纱。有钱的主子，还让自己的女人们坐在密封的 轿中，由阉奴棒喝开道。
后宫的妻子们也是凄惨的。她们对丈夫或男人没有选择的自 由，她们只知道一个男人的“滋味”,所以也就认为“他”就是最好的。 一夫多妻的风俗破坏了人的自然本性，因为这制度使女人的自然需 要得不到满足。我们在此想到了卢梭在《忏悔录》中的描述，他的担 心在于，自己柔弱的身体不能满足华伦夫人。因此，无论是后宫的妻 子们还是暗中忐忑的卢梭，都会滋生对异性的超乎寻常的想像能力， 以弥补身体方面的不足。在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后宫的女人们在 男女之情上，是在对曾有(甚至未曾有)的性爱的漫长回忆和增补的 生动想像中度过的。如同阉奴的心理一样，后宫的妻子们的复杂心 理也是历史小说中的死角，一处空白。不是未曾书写，而是未曾从诡 秘处偷窥，没有进入其细微之处，因而是新奇的。
我们以当代哲学和文学理论的眼光阅读《波斯入信札》,以填补 孟德斯鸠的话外音。《波斯人信札》的精彩之笔，散见于阉奴和妻子 们分别写给郁斯贝克的信件中。阉奴和妻子们分别在信中告对方的 状。我们可以把这些文字及其描述的行为当成一个又一个诡计，并 进行适当的精神分析。在第4封信中，郁斯贝克的妻子之一赛菲丝向 他诉苦说，阉奴把热情服侍她的婢女赛丽得抢走了。但那是怎样的 “热情”啊!我们在第146封信中看到妻子与女仆同床共枕的情形，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谓的女人“同性恋”。这是一个可以理解的诡计，尤 共是在…-个整天看不见男人的世界(阉人算不上男人)中。这是一个 异形的自然，可惜被阉奴识破了。阉奴认为赛菲丝有“罪恶的动机”, 所以胆敢瞎说阉奴听见或看见了她自己连想也想不起来的事”。这 当然是赛菲丝的狡辩，是在深居简出的后宫中由苦楚滋生的“罪恶”。 但是，在第6封信中，郁斯贝克向友人坦言，一想起自己的女入， 就不禁万分忧伤，“这倒并不是说我爱她们；在这方面，我已麻木不 仁，因而失掉了任何欲望”。不爱她们，是因为太多了吗?一夫多妻制 本身就倾向于扼杀专注的爱；精神上的情爱淡漠，就只剩下肉体上的 性“爱”。而单纯的性是无情的，所以麻木、无所谓。在这样的意义上， 后宫的交易是不平等的，它在爱的幌子下扼杀女人的性。郁斯贝克 具有典型的东方男人的传统心理，也就是面子和对女人的独霸。别 的男人看自己女人的目光都是污秽的，这是丈夫的狭隘和嫉妒。当 郁斯贝克在信中向妻子们倾诉思念之苦时，他实际忧愁的是怕失去 自己的面子。就此而言，东方式的丈夫不但更自私，也更虚伪。 对男人而言，爱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对波斯的女人而言，获得郁 斯贝克这样男人的爱是幸福的全部含义(不仅得到性，也有得宠带来 的好处),因为得到其他幸福的途径对女人是封闭的。后宫中众多妻 子围绕着一个丈夫，争宠是必然的。为了让丈夫对自己有“性趣”,决 不惜打扮弄情，妻子们只担心自己不能满足丈夫，即使丈夫不在，也 保持着献媚取宠的梳妆习惯。她们的危险性在于，思念而不得，想像 力在诱惑中迷失，漫漫长夜，不知如何消磨，以致“我宁愿以世界帝国 作为代价，交换你的一吻”(第7封信)。思念开始时是真的，但极易失 落。“她孤立无援，又没有任何使她转移心思的事物，于是不得不生 活在长吁短叹和如怒如狂的热情之中，而且习以为常了。”(第7封信) 由于失望而叹息、烦躁，欲移情而不得，如此循环往复，焉能不得心 病!她们实际上是丈夫的性奴隶，并以为主子提供性服务而感到幸 福!这是性感官的“性福”,因为它太压抑了。一夫多妻制之所以对女 人不公，因为它只是为男人的“性福”设立的。
但是最痛苦的是那些大小阉奴，第9封信以阉奴总管的口吻表达了这些人的苦闷：他被关在可怕的后宫中，如同监狱，50年来，天天如 此。他年少时是个穷孩子，他宁愿做阉奴，以情欲的丧失换取安逸 但这是一种怎样的补偿啊!“人家在我身上灭绝了情欲之果，而没有 消除情欲之因。”他对后宫中裸露的女人有情欲，但无能力，所以第一 个补偿就是悔恨，他在兴奋与怀恨中焦虑着。作为阉奴，他要把女人 领到主人床前，并替女人脱掉衣裳。谁能否定他未曾躲在门后偷听， 或透过缝隙偷窥?返回时，他的灵魂，已经由无奈到绝望了。这就是 他的青春!在这样的特定环境下，生出的定是扭曲的快活。第9封信 披露，有一次，他伺候一妻子洗澡，竟情不自禁，用手触摸了女人那 “可怕”的地方，为此付出的代价，不是酷刑，而是……他说自己付出 了很高的代价。什么代价呢?“从此她强迫我冒了千百次生命危险， 去做委曲求全的事。”什么事?让她“快活”,而使他蒙羞之事。
随着年龄渐老，他对女人的目光，也由温柔变成严酷。这时，作 为阉奴总管，他对周围的女人充满仇恨。他的乐事就是看着她们受 罪，让她们服从。这想法是卑劣的：我不幸，你也别想好。变态的满足 竟然是老阉奴的唯一热情，他愿意让那些妇人们仇恨他。可笑的是， 越是像他这样没有性能力的入，越是有资格教训这些妇人，要她们有 天职、德行、廉耻心等。作为屏障，他在她们面前，是压抑情欲的榜样。 他让她们绝望，她们的匡应是各种各样的报复。于是，阉奴与这些女 人，一报还一报，相互牵制，如潮起潮落，在后宫中无休止地斗争。这 斗争的特点就是相互折磨。阉奴的办法是行使权力，让妻子们与其 丈夫之外的一切和男人迹象有关的东西隔绝，他的技巧是利用她们 之间的争宠矛盾，让其中的一个妻子讲另一妻子内心的诡秘和行 为3“他利用这些妇人，来了解另一些妇人，并且最琐碎的私房密语，他也很高兴 给予报酬。由于妇人们不得到通知不得接近丈夫，阉奴愿意通知谁，就通知谁，使主 人的目光，转移到阉奴选定的妇人身上去；而这选择，是某一秘密被揭露的代价。”(第 64 封信);妻子们的办法则是不停地折腾阉奴干这干那，服侍她们。这里 的阉人和妇人们或无性或少性。压抑太久的性一方面可使精神变形；另一方面，变形或变性的精神本身并不缺少智慧，甚至智慧多多， 因为性欲在别一领域中得到了升华。第9封信中提到了妻子们收拾 阉奴的花招。在阉奴眼里，最歹毒的莫过于她们与主子在床上陶醉 时说阉奴的“坏话”,因为这时主子是最容易轻信的。
在男女私情上，东方人的想像力在某些方面远远超过西方。波 斯人就认为女人抛头露面丢丈夫的脸，为什么呢?意淫!在第 20 封 信中，郁斯贝克警告妻子莎嬉别在房中与白阉奴见面，理由是，虽然阉 奴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是其遗憾和绝望也会玷污她!在西方人看来，郁 斯贝克这样的想法是不可思议的。而在东方人眼里，陌生男女相识时 的贴面礼仪才让入惊讶，这在东方会让人生出多少奇思妙想啊!所以 各个民族的想像力没有好坏之别，却有领域之别。郁斯贝克不仅要管 住妻子们的身体，还要管住她们的意念，因为按照他的逻辑，邪念也破 坏贞洁。东方传统上对女人的封闭，简直就是诛心之戮!荒诞的是，郁 斯贝克并不爱她们，只是对别的男人欣赏她们感到愤怒。
孟德斯鸠笔下的波斯女人风情，使当时的欧洲读者感到迷惑：怎 么能是这样的呢?在18世纪欧洲，女人的裸露和性的主动不但不破 坏风俗，而且就是风俗。但在波斯，即使是宴席上，女人也用“神圣的 带子”掩住樱桃小嘴。即便在新婚之夜，明明是干柴烈火，也要在长 时间“挣扎”后，妻子才慢慢让步，直到山穷水尽，才把“宝物”献出。这 是怎样复杂的心理呢?夸张中是对纯洁世俗的崇拜。
在后宫中，婢女是特殊的-类女人，她们不直接属于主子。第 53 封信提到婢女赛丽得与一个白阉奴的“婚姻”,赛丽得似乎也满意，这证 明了她的地位仅高于黑阉奴，但不配做后宫中的女人。妻子们赏赐给 婢女的，只是一个“无用”的男人。婢女连盼头也没有，权当画饼充饥。 至于郁斯贝克，他反复告诉妻子们：“阉奴们在女人身上尝到我们所不 知道的另一种欢乐。”看来主子对阉人还是有所察觉，但仅此而已。郁 斯贝克猜不出那快乐，可是与阉奴整日相伴的妻子们知道：阉人即使无 能，却还残存着对性的感觉(她们有办法知道)。那感觉就是奇异之事， 是异化了的快感。如此看来，“嫁”了白阉奴的婢女也有残余的希望。 波斯女人的另一个秘密是，母亲在自己女儿多大时，令她进后房内院。答案是越早越好(第62封信给出的年龄是7岁),因为这能让 女儿觉得，女人就是那样生活，而在她们情窦初开时，就关不住了。 从小封闭起来的女性，长大对异性还有热情吗?这是另一个谜。
妻子们还于苦中作乐，在第62封信中，赛丽丝告诉丈夫郁斯贝克： “我在此地(指后宫——引者),尝到干百种你不认识的乐趣……我生活 过了……你将我关在这监牢里，我却比你更自由。因你加强注意，叫人 看守我，不能不令我以你的不安作为享乐。”妻子因丈夫的猜忌而感到 十分的惬意，在她看来，我苦了，你也要苦，尽管是两种不同的愁苦。 《波斯人信札》中后宫故事的结尾是，妻子们终因熬不住而走向 自我毁灭。特别是在阉奴总管死后，不幸的事情开始发生。赛丽丝 在外公然脱去面纱，在平民面前显露面容；莎嬉和一个婢女同床；内 花园中发现了幼童；妻子们的乡间别墅竟然藏着两个男人；妻子们的 脸上呈现出从前没有的快乐；腐败在整个后宫弥漫，规矩全无。郁斯 贝克终于忍无可忍，重新任命总管，并且命令大开杀戒，妻子们一个 又一个地倒在阉奴脚下。嫡妻洛克莎娜抢先了一步，喝了毒药。在 诀别信中，她承认不忠，引诱阉奴，“我把你这可憎可怕的后房改造成 行欢作乐的场所”(第 160 封信)。她坦言欺骗了郁斯贝克，她最爱的 是与自己偷情的青年男子，他在阉奴棒下流淌的鲜血是世上最美的 (这男子被阉奴发现后，慌不择路，被活活打死)。她不要郁斯贝克的 奴役，宁可自由而死。洛克莎娜告诉丈夫的最后实话是：“你以为我 被你欺骗了，其实我在欺骗你……我死了。”这是东方式的“爱情”悲 剧，结论是，在后宫中，爱是没有的，全是伪装。
三 18世纪欧洲风俗
孟德斯鸠笔下游历欧洲的两个青年，即郁斯贝克及其朋友黎加， 是波斯的正派人。两人对欧洲一无所知，其对耳闻目睹之事的陈述， 在欧洲人眼里应该是可笑的。但是这蒙昧，这空白，又是有趣的。换 句话说，一样东西，在熟悉的人看来谈不上什么意义，因为已经麻木 了，其令人诧异之处，非外人不能窥见。这样的叙述经常就是白描。 黎加在第 28 封信中说到了巴黎的歌剧院，他分不清“舞台”和“包厢”,也不明白演员的含义，竟认定在包厢中的是演员。随着剧情变化，包 厢中的观众有表情上的喜怒哀乐，但并不说话。于是，黎加认定这是 在演哑剧，而舞台上真正的演员，却被他说成是站着嘲笑“舞台”(包 厢)上的演员的人。一切是多么奇怪啊!他感到纳闷，泛泛之交的人， 也要相互拥抱!
反之，在开始时，巴黎人竟然围观这两个波斯人，以为看到了怪 物。波斯人简直成了明星，巴黎人在大街小巷，挂着波斯人的肖像。 这不是荣誉，而是因为他们长相稀奇古怪。孟德斯鸠并不是在讲笑 话，以赢得读者愉悦。他道出人在本性上是求新求异的，否则就要无 聊，生活就失去意义。18世纪的欧洲 特别是法国，人们喜欢稀罕事， 所以有在欧洲各国旅行的风气。受地理条件所限，东方人在欧洲极 为少见。但是，越是罕见的越要知道，所以那时有特续甚久的关于遥 远且古老中国礼仪的每论，并且培养了-…批东方迷(最迷的是伏尔 泰)。事实也证明了猎奇心理的肤浅，当黎加脱掉波斯服，改穿欧洲 装时，巴黎人竟不再理他了。人们只重视自己所没有的东西。 还有波斯人未曾见过的咖啡馆。我们应该感谢孟德斯鸠，他通 过郁斯贝克之口，描述了18世纪初巴黎咖啡馆的实情。与东方人的 饭馆不同，巴黎人只是借喝咖啡之名消遭：谈论新闻、政治、时尚，下 棋，玩纸牌。总之，咖啡馆是风雅和增加机智的场所。其中最主要的 内容是调侃。无论王公、贵族，还是夫人、小姐，或者学者与启蒙人士， 痞子、无赖，都混杂在一起清谈，其争论的问题也并非一律意义重大， 有些主题看似相当无聊，但它是时尚，如果一定为这时尚取个名字， 那就是“哲学”。“哲学”味在咖啡和沙龙中弥散，如果还有第二个名 字，就是“争辩”。辩论场面使郁斯贝克眼界大开，人们竟然为“道理” 而争得面红耳赤。
黎加也惊奇地领教了欧洲男人对自己女人的宽容：丈夫似乎并 不因为妻子的不忠而感到耻辱。欧洲男人不欣赏亚洲男人所要求的 女人专一，在他们看来，“妇女略带风骚，正如食盐一般，可以刺激口 味，防止腐化”(第 38封信)。当亚洲男人终其一生，设法平息自己对 妻子不忠的牵挂时，欧洲男人却没有这样的忧虑——如果他们成了倒霉的丈夫，就去寻找自己的情人，在别处得到补偿。这是一种排遣 的方法，特别是18世纪的法国盛行唯物主义，认为身体不污秽，肉体 是美的。这样的见解，不但不欺负女入，反而解放女人。在启蒙时代， 女性，主要是贵妇人和知识女性，在沙龙、舞厅等各种社交场合，甚至 是左右话题的角色，比男人还富于人道和理性。男人的权威是力量， 女人的权威是美丽。启蒙时代讲究幽雅的趣味，讨厌专制，所以女人 有了优越的地位，谁能抗拒爱美的自然倾向呢?这样与古波斯截然 相反的风俗，竟然打动了黎加，使他承认，在文明的民族中，妇女对于 丈夫，一直是有权威的。
黎加还发现与亚洲不同的另一风俗。在巴黎，人们喜欢发表奇 特的意见，并利用一切机会故作惊入之论。那些议论，都是黎加闻所 未闻的，比如权利、义务、平等、自由、博爱之类。
许多评论都认为郁斯贝克的原型就是孟德斯鸠，有些在法国当 时社会环境下不便直接发表的言论，孟德斯鸠让这个波斯人说出来， 这是一个很高明的策略。在第48封信开头几句，通过郁斯贝克之口， 实际表达的是孟德斯鸠对事物的态度和他的研究方法；
勇于求知的人决不至于空闲无事，虽然我并不担负任何重 要职务，却总是忙个不停。我以观察为生，白天所见、所闻、所注 意的一切，到了晚上，一一记录下来。什么都引起我的兴趣，什 么都使我惊讶。我和儿童一般，官能还很娇嫩，最细小的事物， 也能给我大大的刺激。
这段话的含义是多重的，就孟德斯鸠而言，这是一种现实的研究方 法，与洛克的经验主义哲学相一致，诉诸感官和实在的生活；对郁斯 贝克来说，则是异域风俗所引起的极大兴趣，他以近乎儿童的目光， 在被成年人忽略的日常琐事中，发现了一个又一个新奇。别人习以 为常，他却感到兴奋。读者感兴趣的是郁斯贝克的“兴奋”:原来那现 象竟然是奇怪的，我们怎么没有发现。郁斯贝克描述了一次沙龙中 的各式人物，可以看成当时法国社会的写真。
一个包税商，并无世袭地位，可以说是暴发户，滔滔不绝，吹嘘他 和哪些贵族吃过饭，认识多少权臣。此人举止毫无教养，这就是巴黎 的“优秀人物”吗?其实，除了有钱，这包税商一贫如洗。他的傲慢无 礼只是来自他的钱。
一个黑衣天主教神甫，被一妇人特意叫到身边。这神甫神气活 现，面色红润。原来他担任富贵之人的精神“忏悔师”,他知道人们最 不能讲的隐秘。“就像你现在所看见的样子，关于妇女们的事，他比 丈夫们知道得更详细。”(第 48封信)他不停地周旋于妇人身边，在老 妇人跟前，他说的最多的，是所谓的“天恩”,而在漂亮女子耳边，则更 愿意说自己如何动了凡心。他显然是个虚伪的人，但又是在社会结 构和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人。人们听从他的话，以求得精神的安 慰(第107封信中提到，西方君主的性格要经历情妇和忏悔师的两种 考验)。即使人们知道他曾偶尔有过表里不一的行为，还是认为他是 一个非常好的人。
一个诗人，衣冠不整，无拘无束，卖弄风趣，言语与众不同。但他 并不风趣，不过充当了沙龙中的滑稽角色。人们拿他寻开心，瞧不起 他。不客气地说，他到沙龙来，也许是由于肚子饿急了。
一个神色忧郁的退役军人，靠向人们夸耀自己过去的战功打发 日子，人们已经听腻了那些冗长的故事。他所享有的，只有过去。但 实在说来，他并不具有英雄才干，而是个拘泥于细节的小人物，志气 已经完全消磨掉了。
一个讨女人喜欢的高大又时髦的青年，谈话机智，嗓音洪亮，但 举止傲慢。他在私下里对郁斯贝克说，他与巴黎最漂亮的女人都有 来往，但决不专门爱其中的哪一个，“她们被我哄骗了一个够”。他有 自知之明，不认为自己有多么了不起，所以做起坏事来，也无惭愧之 心。这青年并无职业，或者说是个靠贵夫人养活的人，其事业就是使 某某丈夫气得发疯，或使某某父亲伤心绝望。他对女人的伎俩是，让 她们自以为他在她们控制之下，但是，又经常使她们感觉到就要失去 他，惊魂不定。全巴黎的贵妇美女就被几个像他这样的青年瓜分了， 所以，这青年也成了“风云人物”。让郁斯贝克奇怪的是，巴黎竟容忍这青年的“职业”存在。“在这里，不贞、私通、拐逃、奸诈、不义，这种种 反而引起人的重视；在这里，大家看得起这种人，就因他从父亲手中 抢走女儿，从丈夫手中抢走妻子，而且搅乱神圣的伦常关系。”在郁斯 贝克看来，这与波斯男女淳朴的风俗的差别该有多大啊!波斯的女 人，一看见男人，惟恐躲闪不及。
上面的描写，比任何启蒙的教材更能说明 18 世纪初巴黎社会的 真相。我们的一个设想是，启蒙社会的所谓“理性”的社会生活暗处 的内容，就是不贞、私通、拐逃、奸诈、不义。这是一个大胆的设想，倘 若不这样看，单纯从形而上学角度分析18世纪的所谓法国哲学，就无 法显露其隐含的内容。其实，那时的“哲学”不但不是形而上的，而且 也不“高雅”,它是开新风俗的宣言书。伏尔泰就曾躺在别人的妻子 (夏特莱夫人)和自己外甥女(德尼斯夫人)的怀抱里唤醒启蒙灵感。 巴黎社会并没有为此大惊小怪，伏尔泰也并没有为此感到耻辱，非但 如此，这还是他的风雅，社会的时尚。这是社会“进步”应有之义。 说得更清楚一些，18世纪的巴黎是一个“腐化堕落”的社会(享 乐，不仅是男女私情，更有艺术、饮食、时装、沙龙之类)。那里也有贞 洁自持的妇女(第55封信提到品德好的妇女大多长相丑陋，这是讽 刺)和美满的婚姻，也有老实人，但是新风俗看得起的，是败坏旧风俗 的人，就像在交际场上郁斯贝克所听到的：“世上所谓值得往来的人， 往往只是具有更精细、更讲究的不良癖好的人。”(第 48 封信)这真是 明白人，但这是危险的恶，人类社会总是不断地寻找恶，不断地在新 的恶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社会平衡。在这样的意义上，卢梭还是个孩 子，因为他太天真；而伏尔泰更成熟，因为他相信社会的“进步”。 巴黎的风俗造就了一批以谦虚为耻、以吹牛为荣的人，不仅有文 人，还包括各式各样的人。面子是不值钱的，只要能做得出。所谓吹 牛，说好听点，是夸张，其实就是欺骗。但人性的弱点，就是容易轻信 那些夸夸其谈的人。一个厚脸皮的巴黎人就这样说：“大家跟我学就 是，我从不歌颂自己，我有财产，有家世，我花钱慷慨，朋友说我有风 趣，可是我绝口不提这些。固然我有某些优点，而我自己最重视的优 点，却是我的谦虚。”(第 50 封信)这段话虽然无聊，但告诉了我们当时人们看中的是什么。
孟德斯鸠在第52封信中对巴黎一个社交场所女人爱慕虚荣的描 写4在第56封信中，孟德斯鸠还描述了巴黎妇女有赌博的热情，她们挥霍以填补 内心空虚。第58封信中说：“有些伶俐的女人，将她们的处女之宝当做一朵花，每天 凋谢了又重开，而且第一百次被采摘时，比第一次痛得更历害。另有一些女人，依靠 她们的技巧，挽救岁月无情的损毁，懂得如何在一张面孔上，重整发岌可危的艳色，甚 至重新叫一个女人走下老耄的高峰，回返最娇嫩的青春。”第110封信谈到，巴黎漂亮 女人的精力耗费在打扮面容和不断调节两个情人之间的冲突上。她们的虚荣心要使 别人认为她们一直在享乐，没有厌倦。,简直惟妙惟肖。出场的妇女一个 80岁，一个60岁，一个40岁， 一个 20 岁。无论哪个年龄段的妇女，都想方设法把自己打扮得俏丽 些。年轻些的，一心想找几个外遇；年长的，则尽量装得年轻。她们另 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在背后挖苦或嘲笑比自己年纪大一些的女人，认 为其打扮与年龄不符；而听到这些话的男士，则充当不光彩的恭维 者，以使这些女人更确信自己的感觉。虚荣心已经使女人们看不到， 这样的讥讽其实就是嘲笑日后的自己。广而言之，在社交场合，对女 性，特别是有身份的妇女，作类似夸张的恭维，是当时巴黎的风俗。 这也是年轻男士为达到某种特殊目的的捷径，往往是色、财、官一箭 三雕。5第107封信提到，路易十四就处于妇女们的绝对统治之下。靠君主和贵族的 情妇行说好活，那些青年少校和青年神甫(他们很可能就是这些女人的情夫)得以晋 升。这祥的风俗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关系网，以致总能与君主拉上关系，“因为不管有 何职守，不论身在朝廷、在巴黎、在外省，没有一个官员不和一个妇女串通，通过妇女 的手，有时他获得种种恩惠，有时借以掩饰他所做的不忠不义之事。这些妇女，彼此 互相交接，形成一种共和国，而其成员，永远活跃，彼此帮助，彼此服务：犹如在一国之 内，成立了一个新的国家；假如有人，不论在朝廷内、在巴黎或在外省，眼看大臣们、官 员们、主教们纷纷活动，如果他不认识统治他们的那些情妇，就像有人明明看见机器 转动，却丝延不知发条是什么样子的。” 孟德斯鸠还指出，在这风俗之下，女人委身于男人，或者为了性(年老的找年轻 的),或者为了财。在第107封信结尾处，孟德斯鸠写道：“你以为一个妇人甘心做大 臣的情妇，就为了和他睡觉?那是为了每天早晨，向大臣提出五六份小小的请求，而 她们天性的仁慈，表现在殷勤忙碌地为无数不幸的人行方便，那些人使她们获得每年 十万镑的收入。”当然，为了达到目的，卖相的青年男子必须对半老徐娘装出兴高采烈、极有兴趣的样子。而听到这样的恭维，再聪明的女人，也 会一时变得愚蠢。其入门之道，就是学会如何让女人相信，她比实际 年龄年轻 20 岁。对这样的谎话，妇女往往都欣然接受。换句话说，在 社交场合，人人都努力欺骗别人，也欺骗自己。
第 54封信说得更绝，我们相信它是真的，因为作者孟德斯鸠非常 熟悉社交场合。它说明了男人的虚荣：在沙龙上引起别人的注意是 脸上有光的。为此，就不能仅仅满足于插话，而要有惊人的高论。一 个人为了这样的效果，特意事先准备了警句妙语，还有动人的故事。 这又是18世纪的一种风雅：长篇大论。还有更妙的。为了能谈吐风 雅，两个人事先约定好相互配合，引导话题，连手势、赞同状、哈哈大 笑，都有所准备。好像两个演员，一个当主角，一个做“托儿”。这一切 为了什么呢?只为让人觉得他们是幽默、智慧之人。于是，我们知道， 在这样的场合，语言乏味、呆板是不受欢迎的。人们喜欢机智、嘲笑、 争辩、随机应变，会为一句精彩的话喝彩。妙语会不胫而走，在社会 上流传。为了人们的需要，甚至还有附庸风雅的妙语集锦。而要想 在法兰西学院占有一席之地，除了要有著作和社会声望，雄辩和讽刺 的口才也是不可缺少的。我们怎样评价这样的时尚呢?虚荣和浮夸 是滑稽的，值得讽刺，但在其背后，是言论和集会结社的自由，是对饱 学之士的尊重，是对智慧和趣味的追求。
近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一词，应该源于18世纪，因为在这个时 代，出现了一批以启蒙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成 了后来欧洲知识分子的楷模。这些人在启蒙的同时，也将知识分子 的特点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即“一个人用比必要的词语更多的词 语，来说出比他知道的东西更多的东西”6保罗·约翰逊：《知识分子》,杨正润等译，“译序”,第1—2页，江苏人民出版 社，1999。。这是讽刺，击中了知识分 子的要害，即矫揉造作。孟德斯鸠不会想到，他在第 58封信中对知识 分子的讽刺，其实也是针对自己的——不懂装懂，脱离实际的品行。 一下子冒出那么多哲学、艺术、语言、科学教授，讲述连白己也不懂的东西，但这并不证明他们的浅薄，恰恰相反，这是他们的本事，因为这 实在需要更多的智慧。18世纪的法国受到最猛烈的抨击。但是启蒙 的道德，也不过是另一个乌托邦。
巴黎女人是个长盛不衰的话题，这也起源于18世纪。第 55封信 写出了这样的妙语，在社交场合，“法国人几乎绝口不提他们的妻室， 因为他们怕听众之间可能有人比自己更熟悉自己的妻子”。我们东 方人听到这话，会感到疑惑：“她们”难道个个如此?孟德斯鸠只是半 真半假而已。但是18世纪法国女性的开放，是历史上的一个高峰。 “有些入为大家所憎恨，那就是好吃醋的丈夫……因此，吃醋的丈夫， 在法国为数极少。在这点上，没有别的国家能和法国比。”这又是风 俗使然。如此看来，法国男人对妻子的放心，不是立足于东方男人的 禁，而是放，就好像是在社交场合，别的男人吻自己妻子的面颊，不是 对自己的侮辱，而是对自己的尊重。直白地说，妻子不是丈夫的专属 物，只有没有本事的人才只爱自己的妻子，或者整天看着她，怕别人 抢了去，从而破坏公众的欢乐。男士越是能诱惑女人，就越是得到女 人和社会的青睐。没有爱情的专一和绝望，少有情杀或奸杀，更不会 捉奸，“因为人们觉得到处都有条件采取东边损失西边补偿的办法”, 聊以自慰。在这样的风气下，人们对体面和风度的看法，对品德的态度7第55封信中说：“法国并非没有品德很好的太太，而且可以说，她们是很出类 拔萃的……可是那些太太都丑陋不堪，以致必须是个圣人才能够不憎恨品德。”,完全改变了。
孟德斯鸠在《波斯人信札》中的一个观点，后来在《论法的精神》 中得以发挥，即在专制的社会里，人们看重的不是品德，而是荣誉，也 就是中国人所说的面子。在18世纪法国，人们狂热地追求时兴的荣 誉，把品德置于脑后。这可以追溯到贵族传统。如果坏了荣誉，没了 面子，解决的办法就是决斗。为了面子，只有去死，可见面子有多 重要。
女人的面子表现为追求着装的时尚，这在法国也始于18世纪， 第 98 封信谈到巴黎女人追赶时髦，为虚荣挥霍无度，流行服饰变化之快，令人眼花缭乱。8孟德斯鸠列举了几个有点夸张的例子，说明当时妇女的着装时尚，似可用漫 画描之：头发高耸入云，以令女人的面孔，落在全身的中部；几个月后，又流行女人的 双足，占全身的中部，因为鞋跟之高，使双足悬在半空。法兰西是喜欢变化的民族，不仅表现在思想上， 也表现在风俗习惯上，就像女人的装束一样让人难以捉摸。这样的 风俗重视个性化，以标新立异为荣，与东方人的整齐划一风俗形成鲜 明的对照。
四 道德、政治、宗教、哲学
《波斯人信札》以生动的寓言式文体，表达了孟德斯鸠的启蒙思 想。这些思想能以哲学小说的形式表述，是18世纪一个创举(伏尔泰 后来创作了许多这样的小说),它使启蒙的立场以更为通俗的风格迅 速传播，对我们的哲学研究也是一个启示。以往中国对法国启蒙时 代的研究走了一个大弯路，没有切中要害，究其原因，在于我们太抢 泥于概念，而没有深入18世纪的风俗。即使是关于道德、政治、宗教， 哲学这样抽象的问题，如果与巡时的风俗联系起来考虑，也会有更为 贴近的体会。
在18世纪的法国。“哲学”是一个总的牌子，可以囊括政治、宗 教、文学、艺术等问题。哲学成为一种题味，一种高雅的标志，而不 是黑格尔式的思辨。人们所关心的不是概念，而是幸福。大多数争 论与幸福的主题有关.诸如人能否幸福?生活是悲观的，还是乐观 的?如何才是幸福的，是感官的快感，还是道德实践?幸福是个人 的，还是社会的?政治问题来自道德问题，政治乌托邦来自道德的 乌托邦。
从第11封信到第14封信，孟德斯鸠就以上问题讲了一个霍布斯 式的寓言，一个穴居人的故事。他们来自一个阿拉伯小民族，那儿的 人们不懂得公平与正义的原则，没有政府与国王，人人都由着性子 来，人人只顾自己，谁也不管谁。众人很为这样的想法高兴，认为这 就是幸福日子。人人只关心自己的幸福，别人的幸福与自己无关。
可是问题马上来了：1.干旱季节，山区高地的人儿乎饿死，洼地有溪 流的居民则冷酷无情；第二年，雨水特多，洼地水淹，闹饥荒，高地人 则看热闹。2.一个人美丽的妻子被邻人拐走，丈夫急着找第三人裁 决，但是后者说，这女入属谁，与我何干?别烦我，我还要耕田。于是， 力气大的邻入得到了体弱者的妻子。体弱者被打跑了，但他在路上， 抢到了另一个女人，这女人竟然就是那不愿“管闲事”人的妻子。3. 两个邻人相勾结，抢了另一人肥沃的田地。不久，其中的一人觉得与 其两人均分，不如独霸。于是杀死另一人。但这样他也就势孤力弱， 被另两个穴居人杀死。这三个问题，说明社会和公德的必要，启发人 不能没有公共意识，否则，到头来祸害迟早降临自己头上。
孟德斯鸠还讲了一个例子，说一伙穴居人染上可怕的疾病，被请 来的邻国医生治好了，但当医生索取应允的报酬时，人们竟一毛不 拔。第二年，那地区流行更可怕的疾病，但是，好医生再也请不来了。 穴居人由于自己的劣根性，终于遭致灭亡，只有两家善良的人，得以 残存。他们生育后代，培育礼仪，敬畏神祇。穴居人又重新兴旺起来， 他们由不义变得公正。人人争抢的，是比别人更有德行，以别人的幸 福为自己的幸福。他们的善良甚至使他们宽恕罪恶。但是，一旦有 了外敌入侵，人人奋勇争先，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牺牲是为了父母、 兄弟、姊妹以及朋友。
人丁随着部落一起兴旺，生活更加稳定。人们想选一个国王，并 一致推举一位最公正的老者。但是，老者却躲在家中，黯然泪下。他 哀叹自己这权力将使穴居人铸成大错，因为其代价是人民丧失自由 他感叹，人民决定要有首领和政府，以避免从前无政府导致的恶的覆 辙，可是，需要政府的行为本身，恰恰说明穴居人的品德已经不足以 维持秩序。德行已经成为人们的沉重包袱，因为人开始倾向于不守 道德，其后果就是需要一个公正的首领。政治和法律取代了美德。 法律是冰冷的。从此，人们可以在法律的名义之下，推行腐败的风 俗：奢侈、享乐、懒惰，只要不触犯法律，不杀人放火。思虑到此，怎不 叫人泪如泉涌!法律的命令和人的善行是永不交叉的两回事。在过 去，穴居人只凭人的自然倾向，无须法律约束。法律和权力是套在入民身上的枷锁。
孟德斯鸠抨击路易十四的封建专制。在他看来，这君主最大的 财富，不是金矿，而是臣民的虚荣心。君主像个大魔法师，能随心所 欲地左右臣民的思想。这样的统治靠的是欺骗，而人民却轻易相信 谎言，好像臣民只有跟着他以及他的政治势力，才有幸福日子。从意 识形态上说，这君主也是傀儡，因为在他背后，还有不能变的思想，一 个宗教的乌托邦，几个世袭的教皇。正是他们，让人们相信最为荒唐 的道理。路易十四和一切有帝王思想的人一样，喜欢抛头露面，让人 们谈论，而自己却饱食终日，只做面子上的事，喜欢周围恭维自己的 入。那些献媚之徒，只要伺候好上司，哪管人民的疾苦!他们等着舔 主子吃剩的宴席。那里可是大有油水，不过主子早已吃够了，主子所 要的，只是牌位或面子而已。路易十四还任入唯亲，“不考察他所赏 赐有加的人有何长处，而认为既然他看中那人，即使没有长处，也变 成有长处了。”(第37封信)
仔细读来，到处都埋着妙笔，如“能以最合乎众人的倾向与高尚 的方式引导众人，乃是最完善的政府”(第 80封信)。这是呼吁代表人 民的政府吗?不是代表，是引导。只要是君主，谁都可以自我夸口代 表人民。人民选择沉默而被人随意代表，是因为有路易十四的残暴。 至于什么是“合乎众人的倾向”和“高尚的方式”,则完全是一个悬而 未决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孟德斯鸠对人口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把 入口与自然气候、社会环境、历史、道德、社会制度等因素联系起来加 以讨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学术贡献。由此可见《波斯人信札》决不 是一般意义上的小说。在启蒙时代，欧洲人口萧条，即使像孟德斯鸠 这样的学者，也不可能有 20世纪 60年代以来的节制入口观念。相 反，孟德斯鸠认为，人丁兴旺是一个国家繁荣的标志。按照这样的标 准，他认为其时代不如古代，因为仅古罗马一城的居民，就胜过18世 纪全欧洲的人口(我们只注意他的立场，而不认为他有精确的统计资 料)。孟德斯鸠崇拜古罗马的人口繁荣，目的是抨击近代欧洲封建专 制的腐败以及由此导致的人口凋落。我们今天看启蒙时代，似乎是令人欢欣鼓舞的，但是在孟德斯鸠看来，18世纪初的世界是破落的。 “地球上的人口日渐减少，长此以往，十个世纪以后，全球势必只剩下 一片沙漠而已。”(第112封信)这听起来过于悲观，但在当时，孟德斯 鸠是有理由的。首先是天灾，即自然灾害和无法医治的疾病。孟德 斯鸠提到了流行于16世纪的梅毒，梅毒没有毁灭人类，被他归结为运 气(据说是发现了能医治梅毒的汞)。其次是人祸。孟德斯鸠从人类 风俗中寻找原因，在他看来，罗马人的宗熬禁止多妻制，并允许离婚， 这更有利于人口增长。在东方多妻制度下，男人有太多的“耕地”,累 得直不起腰，耗尽“精力”,结果是，“一个男子宿在妇人奇多的后房，只 有寥寥几个孩子。这些孩子本身，十有八九是软弱、不健康的，并且 萎靡不振，像他们父亲一样”(第 114封信)。一夫多妻制事实上强迫 妇女节欲或节育，从而也违反女子的自然本性。阉奴原本是可以生 育的男人，现在却被废率了。不但如此，现在还要用10个阉奴看守一 个男人的10个妻妾，世上可供女人生育的种子大大减少了。还有众 多的婢女，等于是阉女，她们不能嫁人，到老都是处女。一个男人要 耗费这样多的女人和男人，人丁焉能兴旺?至于信仰基督教的欧洲 各国，孟德斯鸠又把其人口稀少归结为基督教的不许离婚制度，它使 妇女不能尽其自然，得到充分的利用。如果像古代斯巴达那样，“按 照规定，丈夫每年换一个妻子，这样一定会产生多到数不清的人民” (第116封信)。孟德斯鸠甚至设想，配偶的专一也对人口繁殖不利。 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欧洲也有大量的“宦官”,孟德斯鸠指的是基督教 神职人员，因为按规定他们也要献身于永远的禁欲生活。
在以上的例子中，孟德斯鸠从风俗上寻找制约人口增减的原因。 就一夫多妻制而言，它不仅是风俗，也是社会和道德制度。从这个角 度研究人口问题，对后世的人口理论具有巨大的启发作用。孟德斯 鸠也敏锐地看到，人口的数量与人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有关。 在《波斯人信札》中，也隐含着孟德斯鸠的宗教与哲学思想，但它 们不是抽象的。第17封信表达了郁斯贝克对伊斯兰教的疑虑，他在 教条面前迷失了方向，要重新寻找正途和光源。这不是笛卡尔式的 沉思，怀疑是从具体的宗教风俗开始的。为何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不吃猪肉?是因为嫌猪“污秽”9注释古兰经的《传习录》(Tradition)对此解释说，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曾被基 督徒诱惑，被犹太人所折磨，并将这两种人混淆起来。穆罕默德用泥捏成人形，摔在 地上，竟成真人。这人说，在诺亚方舟上，各种牲畜的粪便，堆在一边，使方舟大为倾 斜，人们怕得要命，我父诺亚求助上帝，上帝命他牵来一头大象，让象在倾斜的对面。 可这庞大畜生，排泄污秽如此之多，乃至生下一头猪。从此，猪天天在秽物中乱扰，使 方舟有难以忍受的奥味。从那时起，伊斯兰人就忌讳猪肉，视之为污秽的畜生。(参 见第 18封信。),甚至进而认为一切身体都是不干净 的，为净化灵魂，教徒要不停地沐浴。而在郁斯贝克看来，身体本身 无所谓纯洁不纯洁，身体的洁净与灵魂的纯净无关。身体干净与否， 只是人的感觉。对同一个人的身体，不同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这 样的想法，在宗教看来肯定是大逆不道的。其理论基础，是洛克的经 验论。
18 世纪欧洲人向往现实的幸福生活，以各种公开或隐蔽的方式 抨击宗教。追求世俗的幸福必须打破基督教的三愿：一愿服从，二愿 贫穷，三愿贞洁。(第57封信)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不守三愿的情 况由个别发展到普遍，知识分子们述说着不服从的道理，他们自己也 身体力行。关于幸福的讨论，也是有关善与恶的辨析，人们传统的善 恶观几乎被颠覆。“这人做了恶事，只要他能够相信这并不是件恶 事，良心是泰然的；又因模棱两可的行动，多到无穷无尽，罪业审判师 可以宣布这些都是善行，给它们添上本来没有的善的成分。”(第57封 信)这真是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时代!持这样看法的人，除了归隐， 别无他途。宗教不得不面临改革的冲击，不得不渐渐宽容，缩小自己 管辖的范围，只管自己的信仰，少管那些不信上帝的人。所谓启蒙运 动，其重要部分就是这个过程所经历的激烈斗争。
我们习惯于站在启蒙立场上批评宗教，而没有具体理解在那样的环境下教士的苦衷。第61封信是同情教士的，因为教士焦虑，在社交场合，他不幸福，受人嘲笑，不得已对人们的议论不置可否，尽管那意见十分尖锐。人们不再相信安宁和纯洁就是幸福。从前教士的工作很简单，只是引导教徒祈祷。现在，他必须面对各种各样的聪明人，与他们争辩，可是独断的信念经不起生活的检验。人们对教士的质疑并不意味着自己的坚定，他们的灵魂同样是焦躁不安的，片刻的快活和死亡的矛盾在不信教的人那里是无解的，这激励他们更加淫逸，也更焦虑，真正的幸福始终是不可期待的。于是有的人就随机应变，就像第75封信中说的：
我身体健康时，很知道如何阻挡宗教，不让它来使我痛苦； 但是我生病时，就允许它来安慰我；当我对于一方面毫无希望 时，宗教就出来，用它的诺言争取我；我很愿意把自己交给宗教， 而死在希望那方面。
这有些像中国哲学中入世与出世的艺术，不同民族的人类，有类似的平衡与安慰的办法。人是智慧的，也是愚蠡的，总起来看愚蠢大于智慧，因为很多人只是靠一个或几个极其天真的信念生活着，其实，真 正的智慧远没有达到，它躲藏在那些未曾言表的词汇中——如果我们把日常事物放大，贴近了细察，每天都会有新发现，我们把这叫做真正的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