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尔是怎样一个人呢?在哲学史研究中我们要不要注意哲学家 的性情呢?哲学家的性情与他的著作有怎样的关系呢?这些问题是 学术研究所轻视的，学术研究只重视思想本身，哪怕是一个伪君子的 思想。一个著名的例子是英国近代经验主义始祖 F.培根，他曾因为 个人品德的缺陷入狱，但这并不妨碍他在哲学史中的地位。事实表 明，我们不可过丁强调文如其人，文与人经常不一致。但是，我们还 是对培尔的自我表白深感兴趣，这来自他写给弟弟的信件。我们认 为，哲学家的著述有时是割裂的，他的内在性情并不直接暴露在他的 学术著作中。可是对研究者来说，了解哲学著述者的性情，对研究其 文字本身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在这个意义上说，培尔的书信 也是他著作的一部分。
“你能回忆起来，我喜欢躲在没人的地方，一个人静静地呆着，没 有忧伤，也不怪僻。我一点也不关心其他人认为是快活的事。”①根据 习惯的看法，培尔是孤僻的：不仅不合群，而且他感受到的快乐显然 与绝大多数人不同。“我从来不想结婚。”②这也是培尔的情趣与众不 同的典型例子。无独有偶，独身的大哲学家还有笛卡尔、斯宾诺莎、 康德……哲学家主动放弃的不是原始的乐趣，而是约束。精神，特别 是有批判头脑的智慧是最受不得管束的。这是不是蔑视世俗的责任 呢?“我不知道怎样才算有规则地思考事物，我轻易地变化问题，经
① 培尔1677年5月6日写给他弟弟的信，转引自拉布鲁斯《培尔》,第97页，巴 黎，塞热出版社，1965(以下所引此书均为此版本)。 ② 同上书，第98页。
常离开我的主题；我跳到某个场合，人们很难猜测到它的方向。”①我 们已经在蒙田的随笔中看到类似的表白，在这一点上，他们是一类 入。这里有一种容易被人忽视的哲学方法，通俗地说，我们谓之“回 避”,躲到寂静的地方，不受人家的想法干扰。这是一种能出大智慧 的孤独。培尔说：
大白天对我是不适宜的，我喜欢晦暗。如果你问我为什么 这样，我确实对此一无所知……我们不要争论情趣，职业相同但 生命状态却是不同：有的人喜好虚荣，什么事情都想沾光，乐于 支配别人；有的人却只对愁思的生命敏感，喜欢躲在书房里阅 读，而对其他的事情一点儿也不在乎。②
培尔显然属于后一种人。这段话中的关键词是情趣(goút),情趣是一 个具有特殊意味的哲学(或者美学)概念，难以表达，它含有一种“味 儿”。我们知道自己喜欢某种“味道”,但是却说不清楚。“味儿”连着 兴趣、癖好、鉴赏、优雅、风格等，一概难以言传。
焦灼是孤独的衍生物，躲在人群的熙熙攘攘背后的沉思有导致 怀疑论的自然倾向，这也是培尔的心态。人们吵吵闹闹地要什么呢? 在培尔看来，人不过是想得到那些从来没有改变的庸俗的东西；财 富、荣誉、名声等。一般地说，要获得这些“庸俗”的东西，必须要有与 入打交道的“庸俗的”本领，但培尔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他对弟弟说； “如果我被带到公众的商谈场合，很快就会感到自己无能为力，就会 失去入家对我的尊重。”③培尔好像对交往感到恐惧，从现代人的眼光 来看，这是心理的弱点，但其中似乎隐藏着更为深刻的哲学语言；惧 怕交往中的障碍(不理解、误解),因为培尔有自己的另一种语言，这 语言充满他自己的“内心独白”,他人是听不懂的。哲学家的性情是 抵制虚假的，但是人与人交往的语言是虚假成分最多的语言，所以哲
①② 培尔1677年5月6日写给他弟弟的信，转引自拉布鲁斯《培尔》,第98页。 ③ 同上书，第99—100 页。
学家难以忍受。
培尔认为，不能根据他的书判断他本人，反之亦然。这个道理也 是哲学的。培尔在给他弟弟的信中继续写道：
我已经向你讲过，当人们从作者的书判断他们的人时，人们 是上当了……如果我要保留某种名声，就不应该投身于国家事 务……我只有回到书房时感受方好……我不怕贫困而死，因为 我认为只拥有生活必需的东西并不是什么坏事或不方便……我 想睡就睡，想走就走，而一个朝臣就不能这样，他得看他的主子 高不高兴。①
书与人品之间的不一致。人们早就发现了，这在 20 世纪成为一个深奥 的哲学问题：书与书写者息心的善恶无关。问题在于，“我”想写什么 是一回事，而所写文字的实际效果是另一回事，所以这里的“我”是分 裂的。在实际生活中，“我”的语言也是分裂的，培尔躲避与人交往过 程中的虚假语言，回到书房，那里有时间和空间上的“剩余”,只受“我” 支配，一个“剩余文字”的空间。这是培尔的“财富”,所以他不怕世俗 的贫穷。
培尔不能容忍由别人支配他自己的性情、语言、时间、空间、文字 等，他严厉地批评精神专制制度，这首先表现为对思想的支配：一个 或者几个大脑支配所有的大脑。“要是人们能够看到当他们选择一 种观点时精神中究竟发生了什么该有多好啊!我确信假如这件事发 生，人们就会一致同意服从两三个权威。”②人们心甘情愿地让别人替 自己思考。这样的结果就是，干百万人都以某种特定的方式拥有一 样的感情——宗教感情。在这个意义上说，多数人的想法和感情可 能是虚伪的。人们竟然从不怀疑自己为什么要和别人有相同的思 想，一个人一旦滋生与众人不同的念头，就会有某种恐惧，怀疑自己
① 转引自拉布鲁斯《培尔》,第100页。 ② 培尔：《多样的思想》,转引自拉布鲁斯《培尔》,第108页。
是不是精神异端。培尔坚持认为：“一个聪明人应该传播自己深思熟 虑的思想和他尝试各种怀疑后所发现的东西，他的情感比成千上万 个庸俗的心灵更有分量。庸俗者就好像被放牧的群羊，歇息在别人 良好的愿望上。”①
培尔深知宗教感情的危害，在他看来，“认为某一种感情世世代 代都是真的，这是纯粹的幻象。人们很少检验世入持有某种立场的 原因……于是人们就认为只有这种自命不凡的学问才是合理的”②。 没有批判能力的无数庸俗的头脑很容易相信某些无稽之谈，世代的 更迭对这些无知的人只意味着偏见的折叠。在这样的迷惑中，时代 需要培尔这样的哲学家出面，只有哲学才有能力怀疑多数入信以为 真的东西。
培尔是近代哲学史上的怀疑论者，他不但怀疑宗教，也怀疑历 史。在他看来，历史可能被人精心打扮过了，要在其中清理出真理几 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我愿意做一个皮罗主义者；我不肯定此，也不 肯定彼……因为我不知道(历史上的某某)动机和……环境……在我 看来，清理这些历史混乱是不可能的”③。我们以为，这样的怀疑论与 笛卡尔为寻找真理而采取的怀疑方法有所不同，它是真正的怀疑论， 本体论意义上的怀疑，因为它否认我们在历史中可以找出“真”。历 史学家一直在做的主要工作，是在“想像”中以某种观念形态的东西 把历史事实串联起来(历史学家成为作家),培尔批评这样的“编造”。 可是，倘若不要历史学家编造的各种各样的故事，历史还剩下什么 呢?片断、没有加工的原料、废墟、偶然性，这些才是“事实”性的东西。 培尔说：
人们打扮历史，就当它是炒菜时的肉类。每个民族都有自 已的烹调方式。东西是一样的，但是调味品不同，人们更喜欢按 照自己所习惯的方式……每个民族、每个宗教、每个教派都有未
①② 培尔：《多样的思想》,转引自拉布鲁斯《培尔》,第108页。 ③ 培尔：《加尔文主义历史评论》,转引自拉布鲁斯《培尔》,第108页。
曾烹调过的相同的事实，都按照自己的口味添加作料调制。然 后，每个读者按照自己的习惯或者好恶判断什么是真的或者 假的。①
由于历史的书写者加进了自己的感情甚至冲动，历史变得不太可信 了。可是，作料却是作者不得不加的，否则菜肴就淡而无味了。入们 乐于编造历史，也宁愿相信，否则就没有乐子。
培尔批判社会的偏见和无知。与 18世纪的启蒙学者一样，培尔 也认为，人类从前的历史观念是被一些骗子操纵的，学者的使命是揭 露这些说谎者。这样的立场是否也是一种“偏见”呢?就像恩格斯曾 经讽刺的，似乎人们要是早些看穿骗子，历史就会重写，就会免除几 百年的苦难。人们怎样编造历史与历史的实际情形是完全不同的两 回事，编造者并不能决定历史。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重要的不是 揭穿骗子，而是找出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因。但是这样的动因只是经 济的吗?这里，我们的思路已经进入一个非常复杂的境地，我们在两 种历史立场之间摇摆，因为我们无法为它们各自强调的因素确定一 个比率，但有一点却是肯定的，即马克思主义强调历史的必然性，而 启蒙学者看到的是偶然性。偶然性比必然性复杂得多，也更难以预 料。培尔看到历史是一团理不清的乱麻，也就是盯住了历史上种种 偶然现象。他的怀疑表现为揭露而不在于梳理，他没有能力清理历 史线索。
从宗教的角度说，很难说一个不信教的人是道德的。可是培尔 却发现：“只要一个无神论的社会惩罚罪恶，让人们善恶分明，也可以 实践道德的行为，而且可以做得和其他社会一样好。”②简单地说，无 神论者和不信教者是一些不相信有天堂和地狱的入，或者说，他们怀 疑宗教。于是，精神没有依靠，眼睛盯着世俗的东西。不怕报应，精神 缺乏管束，难道不就是有犯罪的天然倾向吗?可是培尔却说，不要斥
① 培尔：《加尔文主义历史评论》,转引自拉布鲁斯《培尔》,第115页。 ② 培尔：《多样的思想》,转引自拉布鲁斯《培尔》,第127页。
责没有宗教信仰的精神，因为这样的精神并不等于罪恶，罪恶只是信 仰者自己想像的产物。“从道德上说，有些无神论也有善的倾向。容 易看到，无神论并不是邪恶生活的必然原因，而只是它的偶然原 因。”①换句话说，善恶与是否信教无关。无神论者中有好人，神职人 员中也有坏人，反之亦然。当培尔站在无神论角度时，他说：“一个无 神论者可以认为，道德的真理是建立在事物的同一本性上的，而并不 以人的幻象为基础。”②在这里，培尔关于人的自然本性的看法是倾向 于理性的，后者在启蒙时代发展为人的自然权利思想(自由、平等、博 爱，在宗教问题上则表现为泛神论或者无神论)。
培尔在批评宗教的精神专制过程中，提出一个重要概念“宽恕” (la tolérance)。他原本指的是宗教领域的宽恕，但是其引申含义则是 自由问题。思想和言论的自由是一个具有时代精神的哲学和政治话 题。问题是这样提起的：
有人说，对国家最危险的灾祸莫过于一个国家有多种宗教， 因为这会导致冲突……我的回答却是，这是对宽容的一个强有 力的证明，因为如果宗教的多样性对一个国家造成损害，这只是 因为一种宗教不能容忍另一种宗教，而要用迫害的办法吞没别 的教派……这才是恶的起源。如果每个人都有我所期待的宽 容，大家就会达成共识：一个有10种宗教的国家就如同一个城市 有各种各样的手艺人，它们(他们)之间是相互依托的……宽容 是世界上距离黄金时代最近的精神，它上演了一场由不同的乐 器和多种和谐声音所组成的音乐会。阻止这场精彩演出的力 量，正是一种宗教要对多种精神实行残忍的专制，强迫其他精神 为它奉献出自己的意识……所有的骚乱并不来自宽容，而来自 不宽容。③
① 培尔：《多样的思想》,转引白拉布鲁斯《培尔》,第128页， ② 同上书，转引自拉布鲁斯《培尔》,第131页。 ③ 培尔：《哲学评论》,转引自拉布鲁斯《培尔》,第140—141页。
宗教是信念，信念也就是思想。宗教思想与哲学思想的区别在于，宗 教是一种“不讲道理”的思想，而哲学“讲道理”。要求所有教派都相信 同样的神，无数的个人都有一样的念头，这是荒谬的。但是，人类社 会的宗教和思想的专制(这两者有时是一回事)以这样的方式“荒谬” 了许多世纪，它维持了虚假的意志统一，以为这样就会防止社会的动 乱。这样的稳定是以思想和言论的压抑为代价的。强制剥夺别的信 仰，其结果却只能剥夺公开的言论和行为，而念头是无法剥夺的。对 言论的长期压制是导致骚乱的最大根源。培尔意识到，社会秩序有 赖于宽容，容许不同的教派就是宽容不同的思想和言论。社会不能 只有一种声音，精彩的语言是“不只一种语言”,就像精彩的音乐有不 同的音符和曲调。在启蒙时代，特别在伏尔泰那里，培尔提倡的精神 自由得到了积极的回应。
细心阅读培尔的文本，不难发现其自相矛盾之处：一方面，在宗 教问题上，他以怀疑论者著称，甚至声称一个由无神论者组成的社会 是可能的；另一方面，他本人并不是一个无神论者，在谈到上帝时，他 的话语充满宗教感情。这主要因为培尔是在两个精神层面讨论问 题：当他以一个怀疑论者的身份出现时，他是一个哲学家，有冷静批 判的态度；当他触及宗教感情时，他的笔调具有文学色彩，好像一个 浪漫主义文学家。他并不排斥上帝观念本身，只是批评历史上和他 的时代中以精神权威自居的某些教派的独断立场，批判精神领域里 的不宽容性。培尔说：“怀疑论者搁置他们关于宗教责任是自然合理 的还是绝对合理的这类问题的判断，但并不排除在实际生活中与宗 教义务相遇，并实践这种义务。”①在这里，前一句话是学说之争、教派 之争.真理之争、根据培尔的怀疑论，这样的争论是不能被证明的， 因为它们的前提，即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只是一种假设，上帝存在与 否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培尔批评了笛卡尔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 证明)。“搁置”的态度实际就是怀疑和批判的态度；不接受它们，不以
① 培尔：《皮罗》,转引自拉布鲁斯《培尔》,第169页。
它们为哲学思考的前提。后一句话只涉及宗教感情问题，与上帝存 在问题的真假无关，因为它是非理性的。
《历史批判辞典》一书的出版使培尔最终成名，他为这本书耗费 了将近五年的时间。他按字母的排列顺序，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卡片， 包括实际的观察和调查。培尔最初的动机是校正浩瀚的宗教史料， 提供一部内容详实的辞典。但是，如果只是这样，它就是一个知识性 读物，随着知识的更新，会被人们遗忘。事实上，这本书即使在材料 上也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死的资料，没有个性特征；另一 方面是活的评论(表现为注释性内容),显示了培尔的智慧。评注内 容使《历史批判辞典》在“严肃”的史料中搀杂进某种嘲弄、狡黠、玩笑、 调皮，这在以前的历史著作中是很少见到的。但是唯有如此，史学才 成为哲学。培尔不满足于只是展示别人的思想，他在文中经常提到 古代哲学家，或者是他所处时代的人们知之甚少的古代异端思想，他 努力构造一个批判的靶子(经常是某种人们已经习惯的或者权威的 偏见),在批评中阐述新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