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黑格尔派的小圈子由黑格尔的一些亲密学生组成，其主要 代表人物有加布勒(G.A.Gabler)、格歇尔(C.F.Goschel)、道布(K. Daub)、亨利希(Henrichs)、海宁(L.v.Henning)、埃德曼、甘斯、米希 勒、霍托(Hotho)、瓦特克(Watke)、马海内克(Marheineke)等。他们 在学术上首先推崇黑格尔的逻辑学和辩证法，认为这是使黑格尔哲 学成为科学的基本保证。这里我们引用甘斯的一段话，它代表了学 生们对黑格尔哲学在德国古典哲学中所起作用的总体评价：对我们 来说，谢林是“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笛卡尔和斯宾诺莎，在莱布 尼茨、康德和费希特之旁也有一席之地的人。他是近代哲学立场的 年轻发现者，他是哥伦布，哥伦布发现了一个世界的岛屿和海岸，却 把征服大陆的事留给了他人。像经常发生的事情那样，那些在其精 神的直接性中向前迈了一大步的人，却不再占有这些精神的力量，所 以不能完成最后的工作。因此，近代哲学在逻辑中的发展和与之相 适应的辩证的方法，就过渡到另一个人那里。他(指黑格尔——引 者)不像谢林那样轻易地运用自己的天赋，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成 年人的基本持久力，具有实体性的力量，从而详细地论述整个世界的 财富”①。
这些学生在逻辑、美学、法哲学、历史哲学方面也取得了一些重 要成果。例如罗森克朗茨按黑格尔的风格搞了一个思辨的逻辑体 系，甘斯的法哲学和历史观也颇有影响，这些东西从原则上说不应该 被忽视。但相对于老师的庞大体系而言，他们好像只是在老师的学 术大厦里打补丁，缺乏独立性，所以对后人的影响甚微。甘斯曾说 过：“黑格尔身后留下了一大批才智横溢的学生，但却没有接班人。”② 罗森克朗茨说：“所有的学生在一起才是黑格尔。每个学生本人只是 他的片面性之一。”③当然有些学生也逐渐看到黑格尔体系的局限，例 如哲学不能成为实证科学的前提，思辨的自然哲学不再可能，等等， 所以他们的“体系意志”是在逐渐减弱的。他们在学术上至今有影响 的成果是在哲学史方面，这主要是由埃德曼及其学生完成的。
但是这些学生决不是不问政治只埋头书斋的书呆子。他们比黑 格尔晚一代，他们经历了1830年和1848年革命，因此，他们比老师要 激进得多，许多在上一辈人那里还要努力证明其合法性的东西，在他 们看来已经是不言自明的了。他们在政治上并不保守，不是“反动的 普鲁士”的鼓吹者或卫道士，除了有些人支持共和制外，大多数人都 倾向君主立宪制度下的自由主义，代表了接受过古典主义教育的市 民阶层的思想意识。他们的观点更为广大市民阶层所接受，因此在
① 转引自瓦斯泽克《重读爱德华·甘斯》,载于施奈德主编《黑格尔哲学研究》第 1卷，法兰克福/美因，皮特·朗格出版社，1990(以下所引此书均为此版本)
②③ 转引自瓦斯泽克《黑格尔学派》,载于费策尔、明克勒主编《政治理念手册》 第4卷，慕尼黑/苏黎世，皮佩尔出版社，1986(以下所引此书均为此版本)。
当时社会上的影响要比青年黑格尔派更大。①
1848年革命的结果令黑格尔的学生们十分失望，立法和立宪都 没有成功，民族统一也没有完成，他们发现自己被政治欺骗后，就离 开政治领域，重新回到自己的学院和书斋中，继续科学-文学的活动。 至此，黑格尔学生的高潮就过去了。
一米希勒
米希勒(K.L.Michelet)和黑格尔的关系最密切，他曾是黑格尔 子女的家庭教师，1826年获教授资格，1829年得到教授职位。1843 年他和别人一起建立了柏林“哲学协会”,并且担任该协会的刊物《思 想》的主编，《思想》在1860—1884年间出了九卷，可见黑格尔哲学的 传播从来没有停止过。米希勒在30年代时主要讲伦理学和基督教的 道德问题，也研究哲学体系问题与自然哲学和哲学的关系，还有人类 学和心理学。在40年代，当宗教问题的争论愈演愈烈后，他也写了不 少论证上帝的人格性的东西。在谢林来柏林任教后，他坚决捍卫黑 格尔学派，反对谢林的非理性思想。在大革命的年代里，他的笔触涉 及宪法问题、社会问题、高校改革的问题，等等。在回到学院生活后， 他写了《人类的历史》(Die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 in ihrem Entwicklungsgange von 1775 bis auf die neuesten Zeiten,1859—1860)。 1870年，他又发表《黑格尔：无可否认的世界哲学家》(Hegel:der unwiderlegte Weltphilosoph),这是为复兴黑格尔哲学所作的一次努 力。晚年，他开始从实证主义和精确科学的角度，想对黑格尔哲学作 出新解释。米希勒的一生体现了从老年黑格尔派向新黑格尔主义的 发展。②
二甘斯
甘斯(E.Gans)是犹太人，柏林一位富有的银行家的儿子，1816
① 参见吕伯主编《黑格尔右派》,第10页，斯图加特，1962。 ② 参见同上书，第 326 页。
年起在大学读法律，后来转学来到哥廷根和海德堡，在海德堡深受梯 鲍特和黑格尔的影响。1819 年，他以论文《关于罗马的义务法》 (“随黑格尔回到柏林，更进一步理解了黑格尔哲学，并和黑格尔有了较 密切的接触。以后他出版了自己的主要法学著作《世界历史发展中 的继承法》(Das Erbrecht in weltgesch ichtlicher Entwicklung),以法 学史上的问题为例，具体地解释黑格尔法哲学的基本原理，并揭示萨 维尼的所谓“历史法学派”的缺陷，认为他们的历史主义立场还不够 彻底，因为他们没有展示全部的世界史，只是再次地使罗马法教条 化。甘斯是黑格尔学生中最有才华的一位，黑格尔不讲《法哲学原 理》后，就让甘斯代替他讲这门课，当时甘斯已是柏林大学的讲师，在 学生中很有声望。甘斯能得到大学的职位也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他 有犹太人背景，当时的社会对犹太人有强烈的偏见，再加上他还得罪 了法学界权威萨维尼。但是甘斯的著作有分量，黑格尔支持他，并搬 动赞成改革的文化和教育大臣阿尔特斯太恩，终于使保守派的反对 落空。甘斯还是“犹太人文化和科学协会”的创办者和领导人，致力 于犹太人的解放运动。他在课堂上宣传共和思想，引起当局的不满， 于是黑格尔只得再次出山。甘斯是《历史哲学讲演录》的编辑，大家 都认为这本书编得不错。甘斯对理论哲学和神学问题不感兴趣，他 的研究重点是法哲学和历史哲学。但是他在1839 年就逝世了，所以 没有留下太多的作品，只有一些大众性的讲课稿。他也因此而常被 入们忽略，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
甘斯对黑格尔政治思想的发展和后来对黑格尔的批评有哪些 呢?首先是两人对1830年法国大革命的态度不同。黑格尔对1789 年大革命和1806年的灾难经历仍记忆犹新，所以对1830年7月革命 充满忧虑；甘斯则对大革命的爆发持同情态度，并确信革命的胜利， 当然他也不是完全无原则地站在革命派一边。其次是甘斯发展了黑 格尔的某些思想，使其适应日益变化的政治和社会境况。例如关于 “制宪”的问题，黑格尔是赞成君主立宪制的，在他看来，现代的国家 就应该以普鲁士为样板，普鲁士也确实保证要制定一部宪法，但一直没有兑现；甘斯则以共和制的北美作为现代国家的样板。黑格尔对 普鲁士的批评是隐晦的，他暗示普鲁士有一大堆没有实现的改革愿 望；甘斯的批评则是直截了当的，他认为普鲁士是一个“监护人”的国 家，有别于一个“宪法国家”。这样甘斯就发展了一种全面的“反对派 的理论”,并使得关于选举程序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甘斯认为，每 个国家都是通向自由之路的一个发展阶段，如果它不能这样做，它就 会陷入批评之中。这个观点促使黑格尔让他的法哲学汇入世界历史 之中。此外，甘斯还把黑格尔“市民社会”的理论更加具体化，他不仅 把亚当·斯密的国民经济理论讲得更清楚，还引用了法国圣西门和 傅立叶等人的经济社会纲领，这是当时较新的国民经济理论，黑格尔 还不甚了解。与黑格尔一样，甘斯也把穷人和富人间的对抗看做市 民社会的中心问题，而他对英国状况的考察使他意识到“社会问题” 的紧迫性。黑格尔和甘斯都想消灭贫困的根源，黑格尔提出合作的 理论，甘斯的解决方案除了借助合作理论外，还在“合作”一词的定义 中加进了法国的结社理论。甘斯的社会理论强调阶级对立，这对马 克思产生了强烈影响。他所谈论的立宪政治和社会政治问题，对于 黑格尔学派的政治纷争具有重要意义。①
1833年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出第2版，甘斯作为编者写了“导 言”。甘斯认为，这部作品本身的价值与它的认可和传播间出现了背 离。在甘斯看来，《法哲学原理》的价值首先在于，黑格尔不仅继承了 上个世纪以来的卢梭和康德的理论传统，而且使之更深刻和系统化。 德国精神寻求对一切予以说明。其次，《法哲学原理》扬弃了17—18 世纪以来在国家法和政治的概念之间所造成的区别。国家法，不管 是实证的还是自然的，被理解为国家形式的解剖学的骨骼，人们在它 的面前让步。政治则被当做运动着的国家科学，它随着生命的功能 在单个的部分之上传播，因此似乎能任意地扩张，成为国家的生理 学。古代政治并没有在这两者间划出区别，古代政治与自然法、原则
① 参见瓦斯泽克《重读爱德华·甘斯》,载于施奈德主编《黑格尔哲学研究》第 1卷。
以及充满生机的生活是一致的。而在 17—18世纪时，从中世纪的分 封割据中产生的国家，不得不承认政治与法的区别。新的国家就是 要把上千年的分离重新融合在一起。所以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 详细讨论政治问题，而且在市民社会中，国民经济的科学也有一席之 地。最后，《法哲学原理》的价值还在于，不仅从起源和基本原理方面 说明了自然法，而且让自然法汇入了它之后的理论之中。它从主观 精神起步，最后汇入历史的世界潮流之中。单个的国家也像诸多的 河流那样，最后要汇入历史的世界潮流之中。
那么,《法哲学原理》又为什么会引起很大的误解，使得热爱自由 的人们要和它划清界限呢?甘斯认为，原因就在于黑格尔那句引起 广泛争议的名言：“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 西都是合乎理性的。”甘斯认为，它的意思无非是说，真正理性的东 西，为了符合它的本性，会不断地在世界中自身形成，获得当下的存 在；那些在世界上真正存在的东西，也能在世界中证明其自身内的理 性是正确的。甘斯指出，黑格尔法哲学的基本精神是自由，但决不是 只发出主观声音的、热情激荡的自由，而是要发展为饱和的和更坚固 的自由。根据自由的辩证发展，黑格尔对一些暂时状况所作的评论， 会在更高的发展中得到扬弃。所以不能只读书中的一句话，而要深 入全书的全部内容。自由与科学应该是黑格尔时代的两大标志。① 这里我们想补充一点。黑格尔在1818—1819年的“法哲学”讲座 中是这样说的：“凡是理性的东西，都将成为现实；凡是现实的东西， 都将是理性的。”②而在1817—1818年的学生课堂笔记中，黑格尔是 这么说的：“凡是理性的东西，一定会实现。”③海涅曾经说过，当他就 这句话向黑格尔表达不同意见时，黑格尔微笑着回答道：“这句话也 可以说，所有理性的东西，一定会存在。”④鉴于严格的书报检查令，在
① 参见甘斯1833年为黑格尔《法哲学原理》所写的“导言”,转引自瓦斯泽克《重 读爱德华·甘斯》,载于施奈德主编《黑格尔哲学研究》第1卷。
②③④ 施奈德尔巴赫：《黑格尔的实践哲学》,第333—334页，法兰克福/美因，苏 尔坎普出版社，2000。
出版《法哲学原理》时，黑格尔必须使自己的说法平缓些。因此尽管 这句话曾引起轩然大波，恩格斯还是从中看到了它的双重含义，恩格 斯说：
在黑格尔看来，决不是一切现存的都无条件地也是现实的。 在他看来，现实性这种属性仅仅属于那同时是必然的东西…… 所以他决不认为政府的任何一个措施——黑格尔本人举“某种 税制”为例--都已经无条件地是现实的。但是必然的东西归 根到底会表明自己也是合乎理性的。因此黑格尔的这个命题应 用于当时的普鲁士国家，只是意味着：这个国家只在它是必然的 时候是合乎理性的，是同理性相符合的。①
据考证，马克思听过两次甘斯的讲座课，它们分别是1836—1837 年冬季的“刑法”和1838年的“普鲁士国家法”。马克思其他讲座课的 得分一般是“通过”或“勤奋”,而在甘斯那里两次都得到了“非常勤奋” 的评语，后来马克思在黑格尔的另一名学生加布勒那里上逻辑学课 时，又一次得到了相似的评语：“特别勤奋”。一般来说，马克思基本上 不错过甘斯的公开讲座，他还参加过学生们因同情和支持甘斯而举 行的一次集会，但也没有证据显示两人间有紧密的师生关系，马克思 在自己的著作和文章中确实也很少提起甘斯。专家们认为，虽然目 前暂时还没有过硬的证据，但还是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来进一步研 究甘斯对马克思的影响：第一，马克思在柏林的知识圈和社交圈，尤 其是他的犹太人背景和与“博士俱乐部”成员的交往，都会使他注意 到甘斯。第二，马克思的作品虽然没有直接引用甘斯的话语，没有明 确地提到甘斯，但仍可以觉察到甘斯的观念和表述的回音，这有待作 进一步的文本对照研究。第三，马克思与黑格尔法哲学的争论明显 受到甘斯的影响，马克思通过甘斯解读法哲学的视角来读黑格尔的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页，人民出版社，1995。
本文。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公开批判，据其内容来看，许多东西可以在 甘斯那里找到。第四，如果假设马克思与黑格尔法哲学的争论受甘 斯影响，甘斯使黑格尔体系的经济内容有了更大的空间，那么,马克 思从1843年3月到1844年1月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性研究，到他在 1844年初对国民经济的系统性研究，这个转化就是一种必然的结果。 马克思在这里走的路正是在他之前甘斯所追求的道路。如果从这个 角度看，那么人们在解读马克思在1859年写的“回顾”时，就会发现其 中的主题转换要比人们所想像的流畅得多。第五，与“政治解放”的 概念不同，马克思对“人的解放”的概念的研究对他今后的发展具有 重大意义。他由此所达到的立场与其他的青年黑格尔派如卢格和布 鲁诺·鲍威尔有明显区别。但“解放”的概念在甘斯那里就受到重 视，他一生都为犹太人的法权与政治平等奋斗，在30年代初他就谈到 社会所有被压迫人民的解放，在1833—1834年的“哲学史讲座”结束 时他还说：“人的概念不断变得普遍化，并且将愈加现实化，直至达到 社会的最底层。”因此，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和“哲学的现实化”的呼 喊，都可以在被人遗忘的甘斯那里找到痕迹。① 恩格斯也读过甘斯为 《法哲学原理》写的“导言”和《1830年的巴黎》,他认为甘斯把历史哲 学引导到了现时代。②
三罗森克朗茨
罗森克朗茨(Rosenkranz)被称为黑格尔圈子中的“黑羊”,因为他 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黑格尔的学生，而是通过朋友的关系进入这个 圈子，但他在气质上和百科全书式的教养方面最贴近黑格尔。他在 柏林、哈雷、海德堡等地上过大学，深受黑格尔的学生海宁、亨利希、 道布等人的影响，因此对黑格尔比较崇敬。在学习中他显示了对多
① 参见瓦斯泽克《重读爱德华·甘斯》,载于施奈德主编《黑格尔哲学研究》第1 卷。瓦斯泽克列举了详细的文献，说明这五点可能的影响。
② 参见 B.A.马列宁、B.H.申卡鲁克《黑格尔左派分析》,曾盛林译，沈真校，第 23 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
元化历史的兴趣。黑格尔去世后，罗森克朗茨积极参加了“友人版” 的编辑工作，但他没有听过黑格尔的讲课，于是编委会就把撰写黑格 尔生平的工作交给了他，他因此而看到了大量的未发表的黑格尔手 稿。公允而论，《黑格尔的生平》写得很不错，发表了一些以前人们没有 见过的资料，特别是致力于探索黑格尔哲学的起源，从而塑造了黑格尔 的整体形象，但罗森克朗茨也直接造成了黑格尔珍贵手稿的失散。 1828年，罗森克朗茨在哈雷大学以一篇关于斯宾诺莎的论文获 教授资格，1831年开始任副教授，1833年应邀来到哥尼斯堡，接任康 德留下的教授讲席。哥尼斯堡是德国三月革命前的自由主义的中 心，罗森克朗茨对这里的科学和政治气氛都觉得很适应，他在此写了 大量的作品。在政治方面，他站在黑格尔一边，支持普鲁士的改革潮 流，如教育体系、城市行政规划、通过考试选拔政府官员等。他也要 求普鲁士政府兑现那些曾经应诺的改革诺言，例如立宪、选举民众代 表参政、市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的公开化、意见自由等。在 40年代，他还研究过地区性的“所谓人民大众、雇工和工人”的状况， 致力于从福利国家和适当教育的角度，来扬弃他们的悲惨生活状况， 例如靠增加税收来资助社会的改革计划。由于弗·威廉四世拒绝兑 现改革诺言，罗森克朗茨甚至赞成1848年革命。为此，当时的首相奥 斯瓦尔德把他作为顾问请到柏林，他还被选为第一个普鲁士议会的 代表。尽管如此，他一如既往地赞成议会制的王国，反对共和制。最 后他对政治的发展十分失望，于是转向历史和美学研究，写了《丑恶 的东西的美学》(的影响。
四埃德曼
埃德曼(J.E.Erdmann)最早学的专业是神学，1826年大学神学 专业毕业后，他来到柏林，听黑格尔的讲课。1828—1832年他在自己 的家乡立陶宛做牧师，1834年获得了哲学教授的资格，1836年开始在 哈雷大学任教。埃德曼是黑格尔学生中最不参与意识形态之争的 人，但他也决不是自由主义的敌人。他的政治立场相对保守，因为他害怕革命可能带来的暴力。他认为每个人都要尊重现有秩序，这起 码会给那些生活在安定秩序中的人带来自由。如果政治自由是国家 的产物，那么,任何反对国家并争取自由的革命行动，就是对自由的 打击。这种观点隐藏着一种国家形而上学理论的危险，很容易为后 来国家和民族的意识形态所利用。埃德曼主要的工作领域是哲学 史，当然作为神学家，他也参与了宗教问题的争论，有一些关于灵魂 与肉体、信仰与知识关系的作品。1866年，他发表了两卷本的著作 《哲学史纲要》(Grundriss de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这本书在 后来的影响比较大，因为它体现了使哲学历史化的趋势，这是50年代 的一个新动向。在那些绝对的、思辨的东西被从哲学中排挤出去后， 科学向哲学要求经验的证明，哲学处在十分尴尬的境地。哲学中唯 一能保留下来并不可被否认的东西，就是几千年思想发展的积淀，哲 学在自己的起源和发展中寻找自己合法性的论证。
近代以前都不太看重哲学史。入们固然在大师那里寻找理论支 持，但并没有人把它们作为系统研究的对象。康德第一个重视哲学 史，但他是用哲学史来证明旧的形而上学缺乏可靠的基础。黑格尔 虽然把哲学史看做逻辑概念发展的历史证明，但他第一个将以前意 见纷呈的哲学史，整理成有内在发展脉络的体系，并强调历史与逻辑 的同一性，这就使哲学史实际上已经赢得了一定的独立性。埃德曼 进一步发展了黑格尔的历史主义，他说：“在所有的时间中，哲学一直 都把时代最感兴趣的东西当做自己的对象，例如自然、国家、教义，等 等。为什么现在不是哲学史作为对象呢?”①埃德曼认为哲学史也可 以是哲学的最重要对象，这就使得逻辑对哲学史的优先性转化成了 哲学史对逻辑的优先性，使哲学历史化，让思想在自身的开启中寻找 自身的答案，这也为后来的语言转向和解释学潮流打下了基础。 在埃德曼以后，书写哲学史成风，许多大部头著作问世，其中最 有价值的，当推他的学生费舍尔的八卷本《近代哲学史》(Geschichte
① 转引自埃德曼《黑格尔逝世后的哲学》,第IX页。
der neuern Philosophie,1852—1893)。费舍尔在海德堡大学任过教 授，那里有研究哲学史的传统。从思想来源来看，费舍尔既是黑格尔 的弟子，又是新康德学派的发起人之一，这一点也不矛盾，因为真理 与历史在他那里是相通的。费舍尔提出的核心问题是，哲学史作为 科学何以可能?他认为，哲学追求真理，而真理似乎应该是永恒的， 与时间上发生的东西应该毫无联系，其实不然，真理是人类思想千年 劳作的产物，是一个形成过程。这样的真理有一个伟大的历史。整 个人类的科学已经变成历史性的，并且只有通过不断的形成才能成 为它所应该是的东西。他进一步指出，这个不断向前发展的形成过 程就是人的精神，而这个不断进步的认识过程就是哲学，作为对人的 精神的自我认识的哲学。①
新康德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文德尔班后来也在海德堡任教，他 的《哲学史教程》(1892)被视为这方面的经典教材，至今还有市场。人 们在解读哲学史中弄清“哲学是什么”,从而确定自己的思想定向。 哲学史成为哲学的导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