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康德看来，国家就产生于一定范围内的人们走出了自由状态 后而形成的共同体。而人们之所以要走出自然状态，就是为了安全 起见和免于自我毁灭。与卢梭不同，在关于人类原初的自然状态问 题上，康德接受了霍布斯的观点，主张自然状态并非一种和平与自由 的状态，相反，它是一种残酷而无序的战争状态。① 在这种自然状态 下，每个人的安全，首先是每个人的自由权利的安全得不到保障。这 促使有理性的人类不得不放弃战争并相互提供和平的保证，由此进 入一种契约的文明状态。在这个契约过程中，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 把捍卫自己的自由权利之安全的那种“强制的权力”让渡给了一个由 大家信赖的人组成的机构，由这个机构来执行这种“强制的权力”,以 维护每个人的自由权利。由于每个人从自由那里获得的“强制的权 力”是绝对的、一样的因而是普遍的，因此，人们委托出去的是一种公 共的权利，实质上也就是一种公共的意志。承担起这个公共意志的 机构就是一个公共机构，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国家。从自然状态走 向契约的文明状态也就是由无政府状态走向国家。
显然，在人类的这种最初的契约行为中隐含着这样的契约理念：
首先是确认组成共同体的每个成员都是自由的，因而都有上面所说 的那种“自由空间”的权利——这种权利在近现代政治中被表达为言
① 参见康德《论永久和平》,载于《康德著作集》第6卷，第433页，E.卡西尔编辑 出版，柏林，1916(以下所引此书均为此版本)。中译文参见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 集》,何兆武编译，第104页，商务印书馆，1991。
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信仰自由、迁徙自由等。其次，就共同体 每个成员享有“自由空间”的权利是绝对而普遍的来说，共同体的所 有成员都是平等的，任何人都不能声称自己拥有更多这类绝对权利， 也没有任何人需要认可自己拥有较少这类权利(如果他的确拥有较 少这类权利，那么表明他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他有权要求造成这种不 公正的人立即纠正)。最后，服从-个共同的立法，因为人们在订立 契约时相互作出对和平的担保也就意味着愿意服从一个能够保障每 个立约者之和平与安全的立法，否则就意味着背弃对相互和平的担 保。如果把第一方面的内容称为自由权利原则，那么,后两方面则分 别可以被称为平等原则与服从原则。这三个方面的内容作为三大原 则，构成了原始契约的理念。在康德看来，“一个民族的一切公正的 立法都必须以原始契约的理念为根据，而从原始契约的理念得出的 唯一体制就是共和制”①。这一方面是说，共和体制作为一种制度安 排是建立在原始契约的理念之上的；另一方面是说，共和体制这种制 度安排的合法性与必然性来自它所根据的三大原则。
如果说国家就是通过契约而产生的，那么,这种产生国家的契约 就必定包含着三大原则，而其中最基础的应是自由原则。正是人的 自由使立契成为可能；如果人不是自由的，那么,他们之间也就不可 能有任何契约，即使有约也毫无意义。自由不仅使人获得“被允许按 自己的意志作出一切不妨碍他人符合普遍法则之自由的行动”这种 “自由空间”的权利，并且使人在绝对权利上是平等的；而正是这种普 遍的绝对权利使人们具有相互强制对方确认并维护自己的这种绝对 权利的权力，这意味着，当人们把这种强制权力让渡给一个共同体 时，也就表明他们愿意服从这个共同体的立法。在这个意义上，平等 原则和服从原则都来白白由权利原则。因此，真正构成立国原则的 是自由权利原则。这也就是说，人类立国本是以自由权利原则为基 础的，自由权利原则是一切国家的制度安排之合法性的唯一源泉。
①《康德著作集》第6卷，第434 页。
因此，一个国家制度是否是合法的，其唯一的标准就是看它是否 建立在自由权利原则上。具体地说，一个国家制度的合法性可从两 个方面来考察，一方面是看它的宪法是否确认公民诸如言论自由、出 版自由、结社自由、信仰自由、迁徙自由等这些直接来自自由的基本 权利，另一方面是看它的权力系统是否真正能够维护和捍卫公民的 这些基本权利。如果一个国家虽然在宪法上确认了公民的那些来自 自由的基本权利，但是，它的权力系统或权力体制却不能维护和捍卫 公民的这些权利，那么,这样的国家同样是不合法的，因为它的权力 系统已经背离了它获得这些权力的宪法，当然也就背弃了自由权利 原则。这种国家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宪法被虚置于无形之中。
国家产生于原始的契约行为，而原始的契约行为实际上隐含着 三大原则，从这三大原则理应得出的唯一体制就是共和制，因而也是 唯一合法的体制。这是康德的一个基本看法。但是，显然，人类在最 初订立契约时，并不一定自觉到这种契约行为实际上以三大原则为 前提。因此，即使最初建立起来的国家就是共和制，公民也同样不会 自觉地维护它的共和性质，使之保持为共和制；相反，在三大原则没 有成为公民普遍自觉的理念的情况下，来自公民让渡出去了的“强制 的权力”的国家权力也就不会被自觉地要求加以限制，而且国家权力 即便由于没有限制而损害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也很有可能不会被要 求加以纠正，反而可能被认可。于是，对公民权利的损害甚至成了国 家权力的一部分内容。换句话说，由于背弃了构成其合法性根据的 原则，国家的权力发生了变化：不再是保障和捍卫每个公民的基本权 利，而只是维护和捍卫一部分人的权利。这样的国家当然也不再是 一个共和体制的国家。所以，在三大原则没有成为人类普遍自觉的 理念的情况下，即便最初的国家是共和体制，也很难避免它会演化为 其他体制。
当然，历史上最初的国家是否为共和制，或者是否出现过共和 制，并不重要，在康德看来，重要的是这种体制是能从原始契约理念 推出的唯一合法的政治制度，因而是我们要努力去建立的一种制 度· 即便从没有过，我们也要去建立它。能从原始契约推出的唯 一体制是共和制，但是，人类是否在现实中建立过共和制是另一回 事。人们不能因现实中从未出现过共和制而否定共和制的现实性， 它只是表明，人类没有走他本应走的道路。启蒙的任务就在于使人 类普遍自觉到自己的自由，从而自觉到原始契约所隐含的三大原则， 以便让人类自觉走上共和之路，使建立一种真正能维护和捍卫公民 那些来自其自由的一切权利的政治制度成为不可阻挡的追求。那 么,这种能真正维护与捍卫公民普遍权利的共和制是一种什么样的 制度呢?
康德认为，共和制之所以是所有政治制度中最好的制度①,首先 是因为它在起源上的纯粹性，也即上面所说的，它是原始契约理念所 隐含的唯一制度；而这一理念使共和制获得了两个相互联系的基本 规定，即它是代议制的(prasentativ)和分权制的。原始契约理念的服 从原则规定了一个契约国家是由一些公民信赖并推举出来的代表组 成的公共机构来代行公民让渡和委托出来的普遍的相互强制的权 力，以维护和捍卫每个公民的自由权利。因此，真正遵循契约理念的 国家必定是代议制的。同时，这个代议制的国家的行政权与立法权 必须是分离的，否则，公民委托出去的公共权力就可能被代理者置于 他们的私人意志之下而被滥用，从而导致公民让渡出去的权力反过 来损害了他们自己不可让渡的绝对权利，而这完全违背了立约建国 的三大原则。这意味着，如果说忠于原始契约理念的国家制度一定 是共和制，那么可以进一步说，共和制一定是分权制。分权与否是共 和体制与专制体制的一个根本区别。康德明确说：
共和主义是把行政权与立法权分离开来的国家原则；而专
① 也许应当说是最不坏的制度，因为即使一个制度的确优于所有其他制度，它 也不可能是一个完善的制度。在现实中，我们能做到的只能是尽可能向理性所能设 定出来的关于完善的制度的理念接近，在这个意义上，只能更恰当地说，我们在现实 中能建立起来的永远只是最不坏的制度，以避免人类因忘却仍须改善自己的现实制 度的努力而自高自大和自我封闭。
制主义则是国家独断地实施它自己所制定的法律的那种国家原 则，因而也就是公众意志被统治者当做他的私人意志来处理的 那种国家原则。①
代议制虽然出自契约理念，但单凭代议制并不能担保国家制度 忠于契约理念，从而保持为共和体制。必须把行政权与立法权分离， 才能够保证代议制国家保持为共和体制，也即保持为唯一具有合法 性的国家。一个国家不管是否为代议制，只要它的行政权与立法权 不加分离，就一定是专制的。在这种情况下，康德认为，根据掌握最 高国家权力的人类的不同，国家在形式上可以分为君主独裁政体 (Autokratie) 人掌握统治权，贵族政体(Aristokratie)——一些 人联合在一起掌握统治权，民主政体(Demokratie)——构成共同体的 所有公民一起掌握统治权。从分权角度看，它们都是专制政体，而其 中最坏的专制政体不是别的，恰恰是民主政体，因为它离共和制最 远，比其他专制政体都更难以转变为共和政体。
这里首先要问，为什么民主政体是一种专制体制?康德说： 民主政体就这个词的真正意义来说必定是一种专制主义， 因为它确立了这样一种行政权：在这里，所有人可以对一个人作 出决定，有时甚至是决定反对一个人(所以，这个人是不会同意 的),因而也就是并非所有人的所有人作出决定。这是公共意志 与其自身相矛盾，也与自由相矛盾。②
与共和主义相反，专制主义是这样一种设计国家权力的原则，即 把行政权与立法权合为一体的原则。君主独裁政体与贵族政体虽然 有代议制形式 独裁君主与掌权贵族也总是声称自己代表全体人
①《康德著作集》第6卷，第437页。
②《康德著作集》第6卷，第437页。“共和主义”与“专制主义”在康德原文中用 的都是英文词。
民，但是，由于它们遵循的是行政权与立法权合一的原则，所以，它们 必定是专制的。在国家最高权力不可分离的情况下，将不可避免地 鼓励掌权者把国家权力置于私人意志之下来处理和运用，使任何形 式的代议制都失去了原来的意义和功能，完全成了掌权者欺骗、愚弄 公民的方便道具。如果说人类在政治领域里有什么最大的谎言的 话，那么,这个最大的谎言就是拒绝对国家最高权力进行分离的那种 所谓代议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在国家最高权力没有分离 的情况下，也就不存在真正的代议制，而只有真正的专制。这一点对 于全体公民都被视为国家最高权力的直接主人的民主体制同样有 效。我们可以把康德所讨论的这种所谓全民主人的民主制称为“直 接民主制”。
如果说没有分权的代议制是政治领域里的最大谎言，那么,直接 民主制则是政治领域里的最大悖谬。在这种民主体制里，没有代议 成员与代议机构，全体公民都是国家最高权力的直接主人。因此，没 有必要也不允许对国家最高权力进行分离，因为既然全体公民都是 国家权力的直接主人，那么,他们每个人就应既直接拥有行政权，又 直接拥有立法权与司法权；而一旦对国家最高权力进行分离(不管是 分为三权还是分为两权),也就意味着削减了国家权力的直接主人的 权力 不是削减其行政权，就是削减其立法权与司法权，从而表明 他们不再是国家权力的直接主人。这显然与民主体制关于“每个公 民都是国家最高权力的直接主人”这一原则相违背。
因此，那种全体公民都被视为国家最高权力的直接主人的民主 体制必定是一种对国家最高权力不加分离的政治制度，因而它必定 是一种专制制度。在这种民主体制下，所有公民既然是国家最高权 力的直接主人，他们的共同意志直接就是法律，并且他们可以据此直 接采取行政措施。但是，这种权力在实际运行中只有遵循少数服从 多数的原则才能落实，否则这种民主制将寸步难行。而这实际上等 于说，所有人可以对一个人或一些人作出规定，而不管后者同意与 否。这意味着，允许并非所有人的“所有人”对所有入作出决定，也就 是说，允许把并非所有人的共同意志当做所有人的共同意志。于是， 以所有人的公共意志为原则的民主体制在运行中却不可避免地背离 了所有人的公共意志。这也就是康德所说的在民主体制下公共意志 与自身相矛盾。不仅如此，当民主体制允许并非所有人的所有人对 一个人或一些人作出决定时，也就等于它无视后者自己的意志而剥 夺了后者的自由。这显然是与自由本身相矛盾的。所以，民主体制 虽然把自由与公共意志作为自己的原则，但是，它在实践中却不可避 免地违背了自由与公共意志。就此而言，直接民主制甚至是最具欺 骗性的一种政治制度。
与君主制和贵族制相比，直接民主制甚至是最难以改良的一种 专制制度。在康德看来，虽然君主制和贵族制不是分权下的代议制， 因而不是真正的代议制，但是，它们却为代议制留有余地，因而通过 改良还有可能采取符合代议制精神的政权形式。“相反，民主政体则 使这一点都成为不可能的，因为这里所有人都要成为主人。”①所以， 它甚至要通过暴力革命才能转变为共和政体。
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康德这里所说的民主制是一种狭义的民 主制度，也即直接民主。它在法国大革命期间的实践给康德提供了 反思这种政治体制的现实材料。人们今天所说的“民主”,特别是中 国人在五四运动中所倡导的“民主”,恰恰是符合康德所说的那种共 和主义的民主，即共和式的民主。它组建权力的基本原则就是代议 原则与分权原则。所以，康德反对的民主不是今天人们通常所说的 民主政体，相反，他所倡导的共和主义恰恰构成了体现今天主流的民 主政体的原则。
上面我们只是从起源上讨论了共和制的合法性与优越性，即它 是能从原始契约理念得出的唯一合法的国家制度。但康德认为，共 和制的合法性与优越性不仅在于它的起源上，还在于它拥有人类的 愿望，即永久和平。② 也就是说，只有借助共和制，入类才能通向永久 和平，打开一个真实、可靠的未来。这并非说，只要是共和体制，人类
①《康德著作集》第6卷，第437、438页。
② 参见同上书，第436页。
就不会发生战争，而只是说，进入共和体制是人类走向永久和平的一 个必要条件。
与其他政治制度相比，共和体制是最不容易发动战争的一种政 治制度。康德分析说：
如果国家公民要求对是否进行战争作出决定(在共和体制 下不可能是别样的),那么,最自然的事莫过于他们必须对事关 自己的战争的全部艰难作出决定(其中包括自己直接参战、从自 己财富中支付战争费用、艰苦地改善战后的荒芜，最后，除了各 种灾难外，还得担负起战争带来的永难清偿而致使和平都变得 痛苦的沉重债务),他们必须深思熟虑地开始一场如此糟糕的游 戏。相反，在那种其臣民并不是国家公民的体制下，因而也即在 非共和制的那种国家体制下，战争则是世界中最不假思索的事 情，因为领袖并不是国家同胞，而是国家所有者，他的筵席、狩 猎、行宫诸如此类一点也不受战争的影响。因此，他也就可以像 决定一次游宴那样出于微不足道的原因决定战争。①
在非共和体制下，由于国家的领袖就是国家的所有者，对于是否 进行战争无须征得国民的同意，而完全取决于统治者的意志。因此， 只要战争不影响统治者的生活与幸福，甚至反而可能给他带来荣耀 和财富，那么,对统治者来说，发动战争就会像举行一次游宴那样随 便，甚至只是兴之所至。而在共和体制下，国家的领袖只是全体国民 的共同意志的受托者和代理者，因而，对于涉及全体公民福祉的重大 事情，特别是战争这样的事情，必须征得公民的同意。而战争的残酷 性与对战后生活的严重影响使战争成为公民在最迫不得已的情况下 才会作出的选择。这意味着，共和体制将使人类把战争的可能性降 到最小。因此，如果人类普遍进入共和体制，那么,这将使人类最远
①《康德著作集》第6卷，第436页。
离战争。换句话说，共和体制最有可能把入类帶向和平。所以，康德 试图建立起来的那种永久和平的第一正式条款就是，“每个国家的公 民体制都应当是共和制”①。
因此，如果说永久和平是人类一个合理而必然的未来，那么这也 就是说，共和体制是人类必定要选择的一种政治制度。所以，不仅从 起源上说，共和体制是能从原始契约理念中得出的唯一合法的体制， 而且从入类未来的维度来说，共和体制也是合理的和必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