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古典哲学的辉煌，是在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下，在德国 大学这一舞台上发生的。哲学的繁荣，离不开大学这种当时为德国 文化所特有的教育机构及其制度的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四分五裂的政治环境使得学校和学者相对自由。18世纪 的德国还是一个分封割据的国家，各邦国分别管理自己辖区内的大 学，对辖区外大学的各种事件无能为力。这就为知识分子的人身安 全和思想的自由流动提供了可能性。而学生和教师的空间自由流动 则保证了思想的不受侵犯和繁荣，并在德国形成了多个思想文化中 心。许多著名思想家在冒犯本国君主并遭受被驱逐的厄运后，常在 他乡找到保护伞和落脚之地，思想一发而不可收。例如，1723 年，沃 尔夫在哈雷大学因为主张理性经过本身的努力可以上升到道德的真 理而与虔敬派的神学家发生争论，被当时的普鲁士国王解职并被勒 令马上离开普鲁士大学。归属另一邦国管辖的马堡大学马上聘任他 担任本校的数学和哲学教授。沃尔夫在马堡工作达17年之久，直到 1741年，弗里德里希二世为他平反，重聘他回哈雷大学并任校长。 1799年，费希特遭到无神论指责，被迫告别耶拿，他在弗·施莱格尔 的支持下以“私人讲师”的身份前往柏林，柏林当局经审慎考虑给予 了这位被魏玛公国开除的教授以永久居住权。不久，费希特甚至被 允许在公开场合举办自己的哲学私人讲座。虽然普鲁士当局的用心 是向世人展示自己要比依赖选帝侯萨克森的魏玛小公国更加允许 “意识形态的自由”,但是这对费希特本人的生存及其事业发展，还有 他的家庭却是意义重大的。后来费希特在柏林大学的创建中充分发 挥了自己的作用。
其次，国家赋予大学相对自治权，这就为哲学按其内在规律自由 发展留下足够空间。欧洲各大学自成立之日起，就从王国、教会那里 争取到相对自治权。由教师和学生组成的团体自行决定学校的内部事务，只要不发表异端邪说和对宗教不敬，上面对大学内部的各项事 务基本上不予干涉。德国的各邦国除了决定大学的财政收支外，对 其他事务只有一种形式上的决定权或任命权，对教授们的意识形态 和学术倾向基本不作过多干涉，除非出了大麻烦。教授们组成的委 员会决定本系内部事务，教授们自己决定开设什么课，讲什么内容， 对哪些学生减免学费。当然，教授们也要尽力避免和学校的基本规 章制度发生大的冲突。
最后，各学校有一套切实可行的传统制度，它创造和保证了宽松 的学术环境，教师与学生在本专业领域内致力于求知和求真，当局、 社会和校方还没有向哲学强求其发挥实际功用。无论是王位交替 还是革命或战争，只要大学没有被关闭，哲学的教与学就始终按自己 既定的轨道运转。哲学始终把自己首先理解为一门科学，而不是意 识形态的一种工具或仅具有教育功能的一种手段。这一方面保证哲 学不受任何党派性和时代的束缚；但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德国哲学的 一个缺陷，即远离生活，表现出学究性的自我满足，构筑专家象牙塔。 这导致了19世纪中叶对学院哲学的强烈批判，人们不无道理地要求 它对生活意义和意识形态等问题表明自己的态度，要求哲学家成为 关注社会问题的知识分子。
下面我们对几个在德国古典哲学发展史上起过举足轻重作用的 大学作一番历史性回顾，“视一斑以窥全豹”,让历史的在场加深我们 对学术自由的理解。
一哥尼斯堡大学
首先必须提到的是康德就学和任教终生的哥尼斯堡大学。很久 以来，在魏克塞尔河和涅曼河之间生活着非基督教的波罗的海沿岸 民族，他们自称为普鲁士人。十字军东征失败后，德国骑士们把目光 和长矛对准了邻近他们的东方——波罗的海沿岸。整个13世纪这片 普鲁士土地都被德国骑士团占领。基督教也随着占领者一起来到了 这块土地上。1255年，普雷格尔河口开始修建城堡，为了纪念波西米 亚国王奥托卡二世，人们把这个城堡称为“哥尼斯堡”(德语意为“国 王城堡”)。围绕着城堡四周建起了大片的商店和民居，开始出现城 市的雏形。它的港口是东西方交往的纽带，它因其交通便利而带来 手工业和贸易的繁荣。谋生的人们从德国各地涌向这片经济繁荣的 土地。1701年，普鲁士公国与选帝侯国勃兰登堡联合，成为普鲁士王 国，首都定在柏林。1724年，也就是康德诞生的那一年，哥尼斯堡几 块分散的城区正式联合成为一个城市，因此，康德与他终身相伴的城 市同龄。
康德曾经这样描述自己的故乡：
一座大城市……它拥有一所大学(致力于科学的文化),同 时还具备从事海上贸易的地理位置，再加上流自内陆的诸条河 流和相邻各国的不同语言和习俗而更加有利于交往。一座像哥 尼斯堡这样的位于普雷格尔河畔的城市，可以被看做一块既能 扩展关于人的知识，又能扩展关于世界的知识的适宜之地，在这 里可以不经旅行而获得上述知识。①
作为东普鲁士的中心城市，哥尼斯堡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方 面都占有优势地位。与德国的其他城市相比，哥尼斯堡的优势就在 于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相对多元性。在政治方面，哥尼斯 堡很早就享有一定的自治权。18世纪发生的西里西亚战争和“七年 战争”虽然对城市造成很大损失，但也因统治者的不断更替而给入们 留下一定的活动空间。在宗教方面，哥尼斯堡以宗教改革后的基督 新教为主流，与柏林联系紧密，与周边乡镇信奉天主教的波兰居民反 而关系紧张。哥尼斯堡的居民们来自德国的每个角落，还有不少外 国人在此居住，波兰人钟情丁这块土地，荷兰人和英国人乐于在此经 商。哥尼斯堡较为发达的手工业和内外贸易产生和扶植了一个较为 独立和强势的市民阶层。与本公国的其他地区相比，他们在政治方
①《康德全集》(普鲁土国家科学院版)第7卷，第120页。
面有更大的影响和话语权。此外，他们和贵族、官员阶层一样，对文 化和教育的需求也极为迫切。这使得哥尼斯堡的新闻出版业十分发 达，它拥有自己的数份报纸，报纸的主要话题涉及政治、文化、艺术、 自然科学等方面。这里还有许多书商、印刷厂、出版社，出版商不仅 出版本地区人士作品以满足当地人需要，还经常在全国性的莱比锡 书展上露面。作为市民阶层的一个相对独立部分，知识分子也在哥 尼斯堡的精神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些教师、牧师和传教 士、艺术家们组成各种团体，经常聚会和交流，他们以传播文化和启 蒙民众为己任。这就为开阔民众视野、交流思想和接受新观念创造 了优越条件。因此，哥尼斯堡能成为德国早期启蒙主义的中心，出现 康德这样杰出的具有世界公民眼光的思想家，决不是偶然的。①
哥尼斯堡拥有当地的唯一一所大学，创办于1544年。就当时整 个德国大学的状况来看，它只具有中等规模和中等水平。1744年，哥 尼斯堡大学建校 200周年校庆时，只有1032 名学生。其中大部分人 学习法律和神学专业，医学专业的水平比较落后。东波罗的海沿岸 的年轻人出自种种原因，都把这里作为自己上大学的首选。不过，他 们在此地呆的时间并不长，一旦结束了两年左右的哲学基本课程学 习，大部分人会选择转往其他大学，例如莱比锡、哈雷等地。直到18 世纪晚期，哥尼斯堡大学才因康德在哲学界的声誉而获得短暂的辉 煌，达到其历史上的鼎盛期。它吸着追求真理的青年人。德国文 化史上的著名人物，如赫尔德、哈曼、费希特，都在这里吸吮了自己成 长路途上的精神乳汁。
赫尔德家境贫寒，当他1762年来到哥尼斯堡时，这座城市在他看 来就像半个世界。他胆怯、腼腆、羞涩、内向，其衣着举止，都显示了他 来自社会底层这一事实。但是，社会和大学并没有以外在条件来判
① 关于哥尼斯堡及其大学的历史状况请参见萨尔莫诺维茨《哥尼斯堡、托恩和 但泽 哥尼斯堡作为启蒙的中心》,载于阿尔布莱希特等主编《门德尔松和他的影 响范围》,图宾根，1994;瑞茨：《1772—1813年之间的东普鲁士和西普鲁士文化》,载 于伊希瑞特主编《哥尼斯堡和里加》第2卷。
断他，而是给他提供了机遇。他原想当医生，后改学神学。他从大学 里得到了经济资助，既能坐在“免费餐桌”旁，又得到一个作为督导员 做类似勤工俭学工作的机会。这是学校为了赞助既有天赋又经济窘 迫的学生而采取的一项措施。康德也常邀请他吃中饭，还免收他的 听课费。后来赫尔德又到中学当过教师。当他 1764 年冬天离开时， 他已经是一名教师、当地报纸的一名固定工作人员、城市里一些思想 家和文化名人的朋友、在一些公开场合作讲演的演说家。哥尼斯堡 在短期内培养了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赫尔德的精神的形成，他的批 判和判断能力的养成，都应归功于这座城市和它的大学。①
二耶拿大学
耶拿是德国中部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小城。截至1790年，在这个 有中世纪城墙环绕的美丽小城里，只有大约四千三百名居民、七百九 十栋房屋。居民虽然少，却分属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一部分是市 民，另一部分是大学的成员，学生们租住在市民的家里，教师们为了 方便，也住在离大学没有几步路的民房里。市民们都是本地人，而学 生和教师则是外来户。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阶层。他们有各自 的法律，归不同的法庭管辖，各有自我管理的独立机构。他们的人生 观和生活方式更是有天壤之别。城里经常爆发市民和学生之间的殴 斗。另一方面这两个阶层又相互依赖，密不可分，市民们的主要职业 是手工匠、葡萄农和菜农、佣人和短工等，他们基本上靠为耶拿大学 及其成员提供服务为生。
耶拿大学在18世纪末已经有二百多年的历史。它有一套与德国 其他大学完全不同的独特的行政管理结构。1795年前后，它靠四个 独立的主权公国为生。封建君主们决定大学的事务，并按比例提供 它所需要的费用。其中萨克森-魏玛公国因其财政方面的优势而具有 决定性发言权。这种状况当然为学校的管理带来困难。一方面，很
① 参见威斯特尼宁《青年赫尔德在哥尼斯堡》,载于伊希瑞特主编《哥尼斯堡和 里加》第 2 卷。
多事情议而不决，一件公文在四个公国间来回旅行一趟，最后却因诸 侯们意见不一致而达不成任何决议；另一方面，也难以找到足够的财 政援助和其他的经济来源，以便改善学校本来就捉襟见肘的办学状 况。但是，这回过头来又为教师们和学生们提供了足够的自由空间， 他们精通于如何利用这种自由。
18世纪初，耶拿大学有大约一千八百名学生，是当地学生人数最 多的大学。后来在新成立的哈雷大学和哥廷根大学的竞争下，学生 人数不断回落，在1770年左右降到最低点。1775年，魏玛公国的公 爵卡尔·奥古斯特继位后，和改革派大臣福格特及歌德一起，采取一 系列措施，推行开明与宽容政策，成功地使耶拿大学的声望达到了一 个新的高度。耶拿大学迎来了自己历史上最辉煌的年代，成为德国 古典主义和浪漫派运动的发源地和活动中心，德国近代文化史上一 批璀璨的新星都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足迹。一系列向公众开放的讲 座，一次次沙龙聚会，一本本出版物，把许多发聋振聩的文学和哲学 新观念推向全国。耶拿一度成为德国的“精神中心”。
耶拿大学的辉煌是从席勒于1789年应聘来校任历史学副教授开 始的。他热情洋溢地发表演讲，创办《时艺》杂志，在他周围很快聚集 了一批热血青年。在耶拿的几年期间，他创作了《30 年战争史》、《审 美教育书简》、《华伦斯坦》等作品。
1794年，费希特应聘来到耶拿，他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的使命” 的讲演，为他本人和学校在社会上羸得了巨大声望。“人们选择什么 样的哲学，这取决于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作为人权斗士，费希特对康 德批判哲学的坚定接受和发展，还有他的知识学理论体系，吸引了许 多青年学生和有识之士，耶拿大学一度成为全德国康德哲学研究的 中心。耶拿大学在学术界的声望正是建立在对康德哲学的接受之上 的。此前，另一名康德哲学的忠实追随者莱因哈德(Reinhold, 1758—1823)已于1785年到耶拿任教。1795年9月，费希特因为与 学生的矛盾而暂时搬离耶拿，他在这里渡过的16个月常被人们称为 耶拿的“奇迹年代”。
费希特热还未消退殆尽，谢林又于1798 年被聘为耶拿大学的哲 学副教授。1797年复活节，谢林的《自然哲学》一书发表，这为他羸得 了全国的认可和声望。他在东方哲学领域有独到的造诣，他的哲学 的原创性以及他的作品所受欢迎的程度，在当时都无人可比。他也 期待离开家庭教师的地位，到大学发挥自己的天赋和才干。但是，他 自恃甚高，只肯接受教授的任命，其他职位都不予考虑。而主管此事 的官僚们则坚持按部就班，也就是说，谢林先要完成教授资格论文， 然后再得到一个私人讲师的席位。为了打破僵局，那些在耶拿举足 轻重的人物如席勒、尼特哈默尔、费希特、保罗斯等都站出来为谢林 说话，以使耶拿大学能得到谢林。尼特哈默尔甚至准备从哲学系转 到神学系，以便为谢林腾出一个空位子。最后在歌德的斡旋下，谢林 到了耶拿。
在耶拿的五年(1798—1803)是谢林一生中最具创造性和最活跃 的时光。他在学校里开设了关于“自然哲学的原理”、“先验哲学”的讲 座，后来又开设了“艺术哲学的基础”。他带来的知识火花和他的人 格魅力以及关于天才神童的种种传说，使他很快赢得了年轻学生的 喜爱，追随者众多。1800年，谢林的主要著作《先验唯心论体系》问 世。在谢林周围，还活跃着一个由科学家、艺术家和文学家组成的精 英圈子，他们间的交往和交锋构成德国文化史上的一段绝唱。① 1801年，黑格尔在经历了八年的蹉跎岁月后，受耶拿的气氛吸 引，也来到了这个精神文化的中心。
三柏林大学
与哥尼斯堡大学和耶拿大学的悠久历史相比，柏林大学显得十 分年轻。普鲁士原本是一个不开化的农业小国，只到16—17世纪才 开始苏醒和崛起。1701年，弗里德里希一世把普鲁士从一个公国扩 张成为一个有不小影响力的王国。1710年，柏林原有的两个城区和 几个新诞生的郊区合并成为一个城市，从此奠定了自己在政治、经
① 参见迪采《谢林》,第50—58页，科隆，保尔-胡根斯太恩出版社，1978。
济、文化等方面的中心地位。有“士兵国王”之称的弗里德里希一世 十分重视柏林的精神生活，他于 1694年创办了艺术科学院，又于 1700年创办了科学院，其目的是使这个年轻的王国在文化教育方面 迅速赶上其他各国相对来说较为发达的水准。科学院创办后，在传 播知识方面所起的作用一度甚至超过了大学，成为新的文化中心。 欧洲许多著名学者成为它的院士。科学院经常提出一些具有重要现 实意义的论文题目，激励知识分子们对时代问题进行反思，然后从中 遴选出优秀论文予以重奖。1751年的论文题目是“关于决定论”; 1755年是“关于乐观主义”;1761年是“关于自然神学和道德的基本原 理的明晰性”,门德尔松获得大奖，康德参与了这次征奖论文活动； 1791年的论文题目是“自莱布尼茨和沃尔夫以来的形而上学的进步”。 在弗里德里希一世统治时期，普鲁士的艺术、教育、出版等文化 事业确实显示出蒸蒸日上的发展趋向。弗里德里希二世继位后继续 既往的文化政策，吸引了大批文化名人前往柏林，柏林成为德国早期 启蒙运动的中心。启蒙运动的目的是通过传播一种理性、人道主义 和哲学的世界观，把人从他自己造成的不成熟状态中解放出来。在 与拿破仑交战失败后，普鲁士王室开始接受施泰恩(Stein)、哈登伯格 (Hardenberg)、夏恩赫斯特(Scharnhorst)、卡尔·威廉·洪堡(K.W. Humboldt)等开明人士的建议，被迫采取一系列内部改革措施，以励 精图治，走富国强兵之路。他们解放农奴，推行城市自治，重组军队， 改革学校和教育制度，等等。几年下来，这些改革颇有成效。在法国通 过战争和流血才能取得的成果，在这里通过改革方式也达到了，例如公 民独立与自由，参与国家机构并管理国家事务等。普鲁士王国藉此成 为德意志民族的领头羊，并在以后的岁月里追上历史的步伐，跻身于欧 洲列强之列。①
在18—19 世纪之间柏林建立了不少新式的科学教育机构，而体 现这一文化科学发展高峰的事件就是1810年柏林大学(当时有 256
① 参见珀格勒尔主编《黑格尔在柏林》,第13页，柏林/杜塞尔多夫，1981。
名学生)的正式创立。柏林一直没有一所大学，这与它的首都地位很 不相称。受启蒙思想的影响，费希特、谢林、施莱尔马赫、施特凡 (Stefen)等人就建立一个有别于由国家和神学家统治的中世纪旧大 学的新式大学发表了许多纲领和建议。最终在卡尔·威廉·洪堡的 努力下，这些理念成为现实。柏林大学在1809 年开始创建，它不是要 进行教育改革，而是要实践一种全新的教育理念，以满足新兴的王国 和市民社会对教育的需要。人们聘请了哲学家费希特、神学家施莱 尔马赫、法学家萨维尼、古文字学家沃尔夫等名人来柏林任教，以“解 放斗士”著称的费希特还当上第一任校长。
柏林大学的基本教育纲领就是洪堡提出的两条原则，一是学术 自由，二是教学与研究的统一性。卡尔·威廉·洪堡本人一直坚持 必须使研究与教学远离国家的于涉。学术自由在此包括以下几个 层面：学校有权在国家法律的监督下进行自我管理；学校有独立的 财政收支；各系在部长任命教授之外有自行补充权，这主要是提 供教授候选人名单，授予“恩准授课”的大学教授资格，使接受人 能成为与国家行政无关的私人讲师；把成为国家公职人员的国家 考试与和国家无关的学院考试区分开来；教师教学自由；学生进 入大学的“表面”自由，因为只有通过文科中学合格考试的中学生 才有资格进入大学。
教学与科研的统一性是这样得到保证的：教师必须从事科研工 作；学生享有听课的自由；使被视为“科学植物园”的讨论课形式制度 化，并成为主要的教学形式；把大学与已有的科学院和研究机构紧紧 连在一起。① 卡尔·威廉·洪堡认为，大学应该把科学始终当做尚未 完全解决的问题来对待，因此要不断进行研究工作。“研究”意味着 自己动手寻求真理和掌握知识。
卡尔·威廉·洪堡还有一个重要的教育理想，那就是“研究着的 入的精神的图像”,人的精神通过自我活动性达到最高的理论观点和
① 柏林大学的历史请参见施奈德尔巴赫《1831—1933年的德国哲学》,第36一 38页，法兰克福/美因，苏尔坎普出版社，1983。
最完善的伦理性。在卡尔·威廉·洪堡看来，教育就是个体自我成 长的过程，个体自身应该是一个真的和伦理世界的体现。中国古代 常说的“教书育人”似乎在此遇到了知音。当然，两者的“书”和“人”在 内涵上有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
自柏林大学创立之日起，哲学系就在学校中居领导地位。这就 实现了康德的要求，即所有自认为是科学的“较高”学科都必须在“较 低”学科的原则面前论证自己的合法性。哲学系包括了当时所有的 理论学科，自然科学也在其内，它们都被视为理性的学科，也就是承 认所有参与者的平等与自由。
柏林大学创建时被命名为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1949年后改名 为洪堡大学至今。由于教育观念是全新的，聘请全国第一流学者来 校任教，再加上柏林逐渐成为全德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柏林大学这所 新校很快跃居德国大学前列，并成为欧洲各大学争相效仿的榜样。 可以说，柏林大学奠定了现代大学的雏形。这种模式从19世纪一直 持续到 20世纪60年代德国高校改革前，并扩展到全世界。
柏林大学的历史还和这个城市的政治命运密切相关。建校之 初，它强化了改革派的目标，即使这个城市在精神和文化方面得到更 新，使之与首都的地位相称。柏林大学确实带来了柏林文化的繁荣， 建筑、绘画、音乐、媒体等领域的大师和名作互相辉映。但柏林大学 的改革企图也遭到了保守派的打击。在任“普鲁士王国文化、教育、 医疗顾问”一年后，卡尔·威廉·洪堡本入不得不在针对他而进行的 内阁改组中辞去自己的职务，教师遭遇书报检查令，学生因种种罪名 被逮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柏林大学同样成为纳粹“一体化”政 治的牺牲品，在纳粹的意识形态面前卑躬屈膝并成为它们的“传声 筒”,因此，它在1944年曾被短暂关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柏林 一分为二，柏林大学的一部分也搬到西部，又成立了一所“自由大 学”。今天，柏林市骄傲地拥有以这两所一流的大学为首的诸多大 学，它们在科学教育领域上演着一场同城“德比”大战，共同促进科学 和教育的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