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德国文学的旗帜：歌德

歌德和席勒是18世纪下半叶德国文坛的两面旗帜，尤其是歌德， 因其在戏剧、诗歌、小说等方面的大量著述，因其作为文人在德国封 建专制的魏玛公国参与了政治活动这一罕见事实，因其在文化和教 育领域内所发挥的特殊影响，当之无愧地被誉为德国文坛的巨匠。 与歌德同时代的德·斯太尔夫人曾这样评论道：

歌德可以代表整个德国文学，这倒并不是因为在某些方面 没有比他更高明的作家。但他是唯一能把全部德意志精神的特 点荟聚于一身的人。没有人能象他在这一类想象力上做到如此 出类拔萃，而意大利人、英国人、甚至法国人，在这方面竟无涉足 的余地。¹

一 丰富的人生

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出身于法兰克 福市的一个富裕家庭。他在幼年受到良好教育尤其是语言文学方面 的训练，还在孩童时代，他就尝试诗歌创作。16岁时，他来到莱比锡 大学学习法学，他父亲希望他成为法学博士，然后做一名高级行政法 律官员，这曾是他父亲的夙愿。他在斯特拉斯堡完成大学学业后又 重返故乡，成为陪审法庭的一名律师。但是他与其说是对法律案件，不如说是对诗歌创作产生了浓厚兴趣，这期间他写了几个剧本。1772 年，他到维茨拉尔帝国最高法院去做一名实习生，以期在法律领域有 进一步的提高，私下里也希望工作地点的改变能带来生活方式的改 变。回到法兰克福后，他根据自己在维茨拉尔的经历创作了经典名 篇《少年维特的烦恼》。这部小说在有教养的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 一时间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中心话题。

歌德本人是这样解释当时的“维特热”及其巨大影响的：这位年 轻人“具有深厚而纯真的感情和真正的感染力，他沉醉于甜蜜的梦境 中，由于玄思而损害了身体，直到最后由于他心中突发的那不幸的狂 热，特别是那不甘罢休的爱恋之情，使他神经错乱，用手枪打穿了自 己的头”²。维特的思想和情感反映了当时社会流行的那种多愁善感 和悲观厌世的潮流，代表了年轻一代的情感。他们“经受着各种热情 都得不到满足的痛苦，从本身之外根本得不到去从事有意义的行动 的激励，他们的无可选择的前景就是不得不在停滞不前、精神空虚的 市民生活中耗尽自己的生命，因而，他们才容易产生病态的青春疯 狂”³。“维特现象”决不是孤立的，它反映了个人与社会的悲剧性冲 突：一方面是一个内向、敏感、善良的青年，渴望超凡脱俗的爱情，厌 恶墨守成规的社会习俗和关系；另一方面是有几千年传统规定的社 会整体，它要求每个个体遵守它的实证性。这种悲剧性的冲突是必 然发生的，是超时代的，这也是《少年维特的烦恼》历经两百多年仍为 人们所喜爱的原因。维特的烦恼是每个人在青春期都可能遭遇的烦 恼，维特的浪漫和激情也可能是每个人在其漫长人生旅途中必然经 历的一段心路历程。所以，当人们问海涅谁是德国浪漫派的代表时， 海涅脱口而出：歌德和席勒。

不管怎么说，歌德在 24 岁时就因《少年维特的烦恼》而一举成为 德国最著名的文学家。以后的几年也是他诗歌创作最为成功的年月，当时，几乎没有任何一种内心的经验和外在的经历，不被他信手 拈来形象地作为诗歌而表达出来。但是，若以为歌德会满足文学上 的功成名就那就大错特错了。“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他像许多志向 远大的知识分子一样，期待在广阔的政治舞台发挥作用。但是，由于 历史原因，直到18世纪，德国的知识分子基本上被排除在政事之外， 他们的社会影响远不及自己的英国、法国同行们那样大。即使与市 民阶层同属第三等级，他们也因在经济、税收等方面无足轻重而排在 末位。不过歌德创造了一个“例外”,命运女神这次格外垂青他。1775 年10月，他离开故乡，应奥古斯特公爵之邀来到魏玛，并在1776年成 为魏玛公国的枢密参事官。歌德说：“我大概将留在这里，尽我之所 能好好发挥自己的作用，逗留时间的长短只好听从命运对我的安排。 哪怕只有几年时间，也总比呆在家中虽有志向而无所事事要好得 多。”①他与公爵的合作和他所发挥的作用都好得超出了他的预期，他 也在魏玛一直留下来，直至辞别入世。

歌德要处理的事务繁多，小到制定防火条例，大到参与巴伐利亚 王位继承战争时期欧洲宫廷之间的政治谈判。他还主管一些政府部 门，如矿业、军事、水利、财务等。他精力充沛地投身其中，有趣的是 他把这一切看做对他的“伦理考验”。“归根到底一切都是伦理的”,歌 德在其自传《诗与真》中的这句话恰如其分地昭示了德国知识分子的 一种普遍心态：伦理高于政治，知识分子为社会服务只是一种手段， 个人的伦理完善才是最终目的。当然，歌德还热情地参与魏玛的各 项文化活动，展示自己的诗歌天才和戏剧天才，这些活动也因他的到 场而格外有生气。其间，他曾到意大利旅行，为优秀的古罗马文化而 惊叹不已，后来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意大利游记》。席勒曾感慨歌德 没有生为古希腊人或罗马人，不能直接处在优越的自然环境和产生 理想的艺术氛围中，否则他在艺术探索方面的路会短得多。后来歌 德把主要精力用于魏玛公国的科学文化事业，1791年，在他指导下创

① 转引自彼德·贝尔纳《歌德》,第71页。

建了魏玛宫廷剧院，这所剧院后来成为德国享有盛誉的艺术舞台，许 多当时前卫性的剧本在此首演。歌德为耶拿大学聘请了一批优秀人 才，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先后被他招至麾下，使得原本不起眼的耶拿 大学一时间成为文人瞩目的中心。洪堡兄弟、施莱格尔兄弟以及浪 漫派的著名代表蒂克、诺瓦利思等都先后造访魏玛。

由于繁杂的事务和种种原因，歌德的生活和创作一度陷于低潮。 这时他与席勒相识，两人的友情由小心翼翼地礼节性书面相互问候， 到通过口头和书信就艺术、人生等严肃话题进行紧张的思想交锋，最 后发展到席勒移居魏玛，两人同城相居，共同进行他们视为神圣的文 化艺术事业，直至席勒英年早逝。歌德这样评价两人的关系：“我和 席勒的关系更特别，因为我们结成了最坚强的联盟，志同道合，不需 要所谓友谊。”①这段“文人相重”的结果是使两人都迸发了创作的灵 感和激情。他们共同创作了大量箴言诗。席勒从1796年起开始写 《华伦斯坦》三部曲；歌德完成了《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并开始 重新创作《浮士德》,而作品《赫尔曼和多罗特娅》则使他重新家喻户 晓。“歌德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席勒爱走极端的弱点和哲学思辨倾 向；席勒则把歌德从自然科学研究中拉回来使他更多地从事诗歌创 作。”②他们在这段时期力图形成古典主义的艺术观，在诗歌和艺术 中，也要在变化万千的现象中寻找规律性的东西，和谐、自我实现、追 求真善美、以古希腊文学为榜样，这就是文化应遵从的基本原则。 晚年，因对政局失望，因席勒和自己妻子的逝世而备感人世的凄 凉，抑或其他的原因，歌德基本上远离外部事务，除了几次旅行外，专 心在家从事文学创作，《浮士德》的第 2 部、《维廉·麦斯特的漫游年 代》、《西方诗和东方诗诗集》、《意大利游记》等作品都是在这期间完成 的。《西方诗和东方诗诗集》显示了歌德对印度和中国文学有所注意 和感到新奇，对古希腊、罗马文学和英、法文学有深厚的造诣。尤为

① 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吴象婴、潘岳、肖芸译，第264—265页，上海社会 科学院出版社，2001。

② 彼德·贝尔纳：《歌德》,第119页。

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自传性作品《诗与真》、他死后由爱克曼出版的《歌 德谈话录》,这些文字基本上出自歌德本人，记载了歌德晚年对政治、 文学、人生和自己的看法，在忠实性和可信程度方面都胜过后来堆积 如山的二手资料。我们在下面不妨转录几段，因为它代表了德国古 典哲学时代的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

二 政治、文学、哲学方面的基本态度

对于法国大革命，歌德是这样说的：

我是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写这个剧本的(《被煽动者》,这是歌 德一个未完成的剧本---引者),可以把它看做表明我当时的政 治信仰的自供状。我把那位伯爵夫人当作一种贵族，通过她的 嘴，我说出了贵族实际上应当如何思考问题。那位伯爵夫人刚 从巴黎回来，是巴黎一系列革命事件的目击者，因此，她为自己 得出了一种不坏的看法。她深信人民可以受统治，但不可以遗 压迫，下层阶级中爆发革命是上层阶级不仁不义的结果。

确实，我不可能是法国大革命的支持者；大革命的恐怖离我太 近了，日日夜夜、时时刻刻都使我感到震惊，而它带来的好处在当 时还不明显。大革命在法国是完全不可避免的结局，德国人试图 在这里人为地引起这样一场革命，对此我也不可能漠不关心。 但是，我几乎同样不是专制统治的支持者。的确，我完全相 信任何一场大革命的爆发都决不是人民的过错，而总是政府的 过错。因此，只要政府始终公正、始终警觉，革命是完全不可能 发生的；因此，政府可以通过在适当的时候作些改良来防止革 命，而不可以守旧不变，直到因来自底层的压力而被迫投降。②

① 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吴象婴、潘岳、肖芸译，第53页，上海社会科学院 出版社，2001。

② 同上书，第54页。

德国文学创作中有一种天生的爱好哲学-思辨的倾向，许多作品 自始至终都是想说明一个理念，对观众来说十分重要的人物、情节、 事件等要素反而退居次位，一如柏拉图的理念论，理念是原型，作品 只是分有部分理念，是理念的摹本。这增强了德国文学的严肃性和 主题性，但也极大地削弱了它的感染力，往往使得作品本身晦涩难 懂。歌德谙熟英、法文学，对德国文学中注重普遍性和思辨、忽视个 性的做法表示了否定的态度。在讨论作家风格时，歌德说： 总的看来，哲学思辨对德国人是有害的，因为它往往会使他 们的风格变得含糊、难懂、晦涩。他们愈热衷于某些哲学派系， 便愈写得坏。但是，那些干实事、过实际生活、只注意实践的德 国人却写得最好。每当席勒停止用哲学家的态度进行思索时， 他的风格总是极其宏伟、极其感人的，正如我每天在他那些非常 有趣的信件中观察到的。①

英国人几乎总是写得很好，是天生的演说家和注重实际的 人，眼睛老是瞄准现实。

法国人在风格上一直表现出自己的一般性格。他们生性好 交际，所以从来不会忘记自己的听众。他们力求表述清楚，以便 使读者信服；力求文辞优美，以便使读者满意。②

在评论爱克曼写的诗时，歌德说：

你必须去突破艺术的真正高大的难关——去理解个别事 物。你必须全力挣扎，以摆脱观念。③

① 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吴象婴、潘岳、肖芸译，第83—84页，上海社会科 学院出版社，2001。

② 同上书，第84 页。

③ 同上书，第25页。

当然，德国人都是些奇怪的家伙。他们在每一件事物中寻 求深奥的思想和观念，并且用深奥的思想和观念框定每一件事 物，因而把生活搞得不必要地繁重。你且拿出勇气来，沉湎于你 自己的印象，允许自己高兴、感动、振奋，接受某种伟大事业的教 导与感召，不要以为除了抽象的思想或观念，便一切都是空。① 简而盲之，作为诗人，我对尽力表达某种抽象的东西并不是 很感兴趣。我在内心接受一些印象，而这些印象须是激发美感 的、生动活泼的、可爱迷人的、丰富多彩的、百倍亲切的——正如 活跃的想象力所呈现的那样。作为诗人，我所要做的事不过是 用艺术方式完善和阐明这些观点和印象，然后用生动的描写把 它们提供给听众或读者，使他们接受的印象和我自己原先所接 受的相同。②

在谈到德国近代哲学家中谁水平最高时，歌德说： 康德，毫无疑问。只有他的学说还在持续发生作用，而且 深深渗透到我们德国的文化里。你虽然从未读过康德的书，他 对你也发生了影响。现在你已经不需要他了，因为他可以给你 的东西，你都已经有了。如果你日后想读一点康德的著作，我 建议你读《判断力批判》,在这本书里，他论修辞学论得很精彩， 论诗歌还过得去，但是论造型艺术就不能令人满意了。③

其实，歌德和康德之间完全没有私人交往，但歌德跨越地域空间，敏 锐地意识到康德思想的重要性，与康德哲学产生共鸣，这真令人拍案

① 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吴象婴、潘岳、肖芸译，第288—289页，上海社会 科学院出版社，2001。

② 同上书，第289页。

③ 同上书，第 270 页。

叫绝。这种共鸣源于两人思想中的许多相通之处。例如，对封建压 迫的痛恨，对自由公正的追求，视个人德行完善为人之最高目标，超 越狭隘民族立场的世界公民视野，在一定程度上对经验的重视，对美 学的一般原则，对诗歌、绘画等艺术领域，以及对优美、崇高等美学情 感的进一步研究，等等。这不是什么思想巧合，而是因为他们两人都 站在时代的前列，他们都持基本的人道主义信念，并有强烈的知识分 子的使命感，所以能在各自的领域创造出有生命力的东西，且有许多 相通之处。歌德不是坚持“只有伟大的人格才能写出伟大的作品 吗”?我们在他们两人身上看到了对这句话的最好印证。歌德对康 德的评价历时两百多年仍有效力，而且对他本人也适用。歌德的文 学和康德的哲学一样至今仍在持续发生作用，并且深深影响着德国 文化，乃至世界文化。

歌德和黑格尔有过几次会面。尽管他们的观点有很大分歧，但 这并不妨碍他们友好交谈，互相尊重。爱克曼记录了他们在1827年 10 月18日的会见。

黑格尔来了———位歌德非常尊敬的人，虽然歌德不太赞 赏他的哲学带来的成果。今晚为欢迎他，歌德开了个茶会。 之后谈论转到辩证法的本质上来。“事实上”,黑格尔说，“它 们只不过是人所固有的，规范而系统地培育起来的矛盾精神，作 为甄别真伪的才能显示出其伟大的一面。”

“让我们仅仅希望，”歌德插话道，“这些智慧的技巧和灵活 性不会被经常滥用，用以颠倒是非。”

“那肯定会发生的，”黑格尔说，“不过只对于头脑有病的人 来说是这样。”

“那么我要因为从事自然研究而祝贺自己，”歌德说，“避免 了我生这样的病。因为在这里我要探讨无限而永恒的真理，它 将每个不能纯真而诚实地处理和观察这一主题的人，视为无用 之徒，弃之不用。我还认为许多辩证法的疾病会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得到全面的救治。”①

三教养小说《维廉·麦斯特》

教养小说(Bildungsroman)这种形式是德国文学的一个独创，它 不像许多英、法小说那样，或者以政治、历史事件为主线，或者讲述一 个情节曲折、引人入胜的故事，它致力于描述一个人内心的发展和他 在与外界的接触中所产生的经历。教养小说扬弃了以前所谓“发展 小说”(Entwicklungsroman)的特点，以主人公的有意识的自我教养的 形成过程为主题，注重刻画人的内心成长过程。在主人公的生活命 运之中，不是其人格性和性格的发展，而是客观的文化财富和人的环 境世界，以及它们对人的灵魂的成熟和精神气质的和谐形成所产生 的影响，成为作者关注的中心。教养小说的目的是探讨未成熟的人 如何发展成为一个具有整体性性格的人。《维廉·麦斯特》开教养小 说之先河。这也是一部自传性小说。歌德最迟在1777年开始动笔， 先是想写一个剧本，后搁置下来，其间多次写写停停，1794 年重新动 笔并改写为小说，并在1795—1796年推出第一部《维廉·麦斯特的学 习时代》。然后，他又在1807—1821年间，构思第二部《维廉·麦斯特 的漫游时代》,1828—1829 年最终完成，其形式也由整体连贯的小说 变成一系列单独的故事。

主人公维廉·麦斯特出身市民阶层，是一位商人的儿子，但他脱 离了固有的从学徒至商人的生活轨道，走向社会，立志戏剧人生，为 德国创建民族剧院。不过，他在剧院团体中并没有实现自己的理想， 反而不知不觉走入迷途。后来几个有识之士不断地暗示、引导他，使 他进入一个高贵的社会团体，一个与先前完全不同的社会。在这两 个不同的社会中，维廉·麦斯特经历了道德与欺诈、高尚与琐屑的鲜 明对比，经历过矛盾、困惑与激烈的思想斗争，最终在发展中成熟起 来，修成“正果”。在全书中，歌德还穿插了迷娘与竖琴老人的美妙和

① 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吴象婴、潘岳、肖芸译，第338页，上海社会科学 院出版社，2001。奇异的故事。在第二部中，维廉·麦斯特本人退居幕后，以时代和人 为目标的教育目的跃居前列。理论和普遍-象征性的东西排挤了直观 -形态性的东西。

“教养”(Bildung)这个词又可译为“教化”、“修养”、“人的素质养 成”,它的广义是：

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外边的社会怎样阻碍了或助长了个人 的发展。在社会里偶然与必然、命运与规律织成错综的网，个人 在这里边有时把握住自己生活的计划，运转自如，有时却完全变 成被动的，失却自主。经过无数不能避免的奋斗、反抗、诱惑、服 从、迷途……最后回顾过去的生命，有的是完成了，有的却只是 无数破裂的片断。①

教养小说的主旨是塑造个人，通过个人在社会的经历来展现个人人 格的提高和完善，使优秀的个人成为全人类的榜样，其目的是通过文 学形式来宣扬进步的人文、道德、宗教、社会观。因此它强调作者的 客观性，注重作品的社会效应。这和现代文学强调作品是个人主观 情感的表达正好背道而驰。所以随着时代的变化，自最后一部教养 小说： 托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之后，教养小说就风光不再。

1. 德·斯太尔夫人：《德国的文学与艺术》,丁世中译，第28页，人民文学出版 社，1981。 ↩︎
2. 转引自彼德·贝尔纳《歌德》,李鹏程译，第5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以下所引此书均为此版本)。 ↩︎
3. 转引自同上书，第5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