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苏格拉底等哲学大师对智者的严肃批判，加之旧喜剧作家本来并非恶意的讽刺、漫画化，人们常将"智者"和"诡辩者"等同视之，所以智者的名声在很长一个时期不太好。近代初期些哲学史家甚至认为智者学派毫无价值，简直是一团混乱。1 在现代学者中，全盘否定智者的人虽已几乎没有了，但或褒或贬，众说纷纭，看法很不一致。为了对智者运动有具体、深入的理解和全面、恰当的评价，我们应先从总体上了解它兴衰的时代背景、探究的主要哲学论题以及的历史命运。
一 智者的含义和智者运动的演变
"智者"一词的希腊原文是 Sophistes，它本来的意思是指"有智慧的人"、"贤人"、"聪明有才能之人"，哲学家即"爱智慧者"也是从该词扩展而来的。在希腊早先"智者"一词是用得相当宽泛的，包括在技艺和占卜、预言方面有特殊才能者，在诗歌、绘画、戏剧、雕刻等文学步术方面有杰出才华者。古代著名医生，贤能的治理城邦者（如"七贤"之一梭伦），知识技艺研究方面的智慧之人包括泰勒斯以来的一些哲学家。2 而到公元前5 世纪中叶，对兴起智者运动的智者则有了特定的含义，专指起初以普罗泰戈拉为代表的一批收费授徒，传授论辩术、演说与诉讼技巧、修辞知识和治理城邦知识的职业教师。早先希腊的许多知识人士从事文化工作如演戏、教书等，虽然也会获有报酬，但大多不以此为终身职业，而智者们却以教书为生，是第一批职业的教育家，兼而从法、从政。他们自称智者，以智者为荣;他们收费授徒。而学费-一般也是有限的∶他们以演讲和诉讼为主要教学内容。训练人的思维与表达能力、政治参与能力，或系统集中讲座，或个别传授，教学形式多样;他们在希腊各城邦巡回施教，游历各地，有的声誉日隆、颇负盛名的智者还充任外交使节。
古希腊的教育大体有三种地区类型;第一种类型是斯巴达，重在进行严格的体育和战争训练，将青少年培养成没有个性和灵魂的战争工具，不欢迎智者。第二种类型是帖撒利农牧区。本是文化蛮荒地。统治者为改变粗俗、闭塞的境况，让子女受教育以提高文化水平，重金礼聘一些智者去进行文化拓荒。第三种类型就是雅典，教育最发达，被称为"全希腊的学校"，也是智者活动的中心。雅典从梭伦起就开始重视教育，到公元前5 世纪初已形成一套按不同年龄的分级和分科教育;6-14 岁的孩子都要进初等学校，教育内容包括音乐和体育。所谓音乐指缪斯女神传下来的各种技艺，包括读、写、背诗、弹唱和计算等。14—17 岁的少年可接受中等教育，学习文学、文法、修辞、绘画和几何学等。18一19 岁的青年要受两年军事训练。但如普罗泰戈拉所说，只有拥有钱财的富人才有条件受这样的传统教育。3 而到伯里克利时代。这种初等与中等教育已不适应雅典经济与政治发展的需要。民主政治迫切需要演说、论辩、修辞、诉讼与从政的能力，要求一种研讨型的高等教育，探究与传播语言、政治、伦理等方面的人文社会知识，智者运动应运而生，智者们就是当时研究型的高等教师。
前期智者运动的兴起，正是雅典民主制的精神产儿。凡雅典城邦自由公民，人人都可以参与政事，发表自己的意见，不是靠出身和权势，而是靠意见的正确来取得公众的信任。法律不再由神意所定，不再只是习惯法，而有成文法，人人得以在法庭上亲自辩护、据理力争。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也带来思想文化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盛况。在思想解放中各种意见得以发表，孕育着古典时代的思想大丰收。智者运动兴盛，正反映了雅典民主制激发的那种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如叶秀山先生所述∶普罗泰戈拉的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被黑格尔赞为"伟大的命题"，对"当时希腊自由民的精神面貌作了精辟的哲学概括"，虽然"是个人主义的、相对主义的，最终会导致怀疑主义，但在当时却曾经是自信的、积极的精神写照"。4 智者运动兴盛期涌现了普罗泰戈拉、高尔吉亚、普罗狄科、希庇亚等富有才智的名士，对推进当时的文化启蒙起了重要作用。从柏拉图的《普罗泰戈拉篇》等对话可见，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虽在学理上严肃批判他们的观点，但对普罗泰戈拉、普罗狄科等文化启蒙的引导者还是相当尊重的。
公元前5世纪末到前4世纪时，在希腊和雅典社会曾盛极一时的智者运动明显地衰落了，这和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惨败、民主制蜕变是密切相关的。这时出现的较年轻一代的智者如塞拉西马柯、克里底亚（Critias）、欧绪德谟（Euthydemus）等人所宣扬的言论，已丧失了早期智者的学术严肃性和文化启蒙意义。他们将智者的智术完全当做赚钱的工具，将论辩技艺变成玩弄诡辩的游戏。如柏拉图在《欧绪德谟篇》中揭露欧绪德谟兄弟俩收集了大量智者的著作，潜心研究和墓仿，一心想出人头地，出入于市场和议事会等引人注目的场所；可是又高傲自大，生怕别人知道他们是学习了老一代智者的著作，总是装腔作势，好像他们是无师自通，天降大任于斯人也。他们的论辩术已不是针对严肃的论题，毫无正确的思维形式，而蜕变为一种任意玩弄概念游戏、逻辑上极为荒唐的诡辩。
智者运动中的感觉相对主义理论原则的消极面，在民主制衰变，希腊城邦互相讨伐、争霸争利的社会情势下，得到恶性发展。智者的理论和实践活动的恶劣表现与后果有三：（1）为当时在希腊世界（包括南意大利和西里）中实行“民主制”的城邦普遍出现的煽动民众的蛊惑家提供思想工具，用所谓"强的论证"煽惑群众，达到个人的目的，获取自己的私利，并加速了法律与真正的城邦民主生活准则的瓦解。（2）宣扬“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等弱肉强食的歪理，为当时希腊城邦间的侵占伐掠、军事征讨提供理论依据，对全希腊的政治秩序混乱起了推波助澜的恶劣作用。（3）以相对主义的情感道德论，宣扬幸福与德性就是满足个人欲望的快乐，搅乱了社会伦理与道德价值准则，对当时希腊社会道德风气的败坏负有一定的责任。当然、终极的根源还在于希腊城邦奴隶制和雅典民主制的衰败造成了智者运动中消极方面的恶性膨胀，并使这盛极一时的思想运动自杀性瓦解。
智者运动的人文思想涉及面宽泛，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智者们的见解也较庞杂歧异，那么他们能否被看做一个"哲学学派"呢?近现代的西方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有些学者认为"智者"不能成为一个"学派"，格罗特就认为，智者除职业相同外，别无其他共同点，因此"智者们"只是一个阶层，而不是一个学派。5 多数学者则认为智者运动在哲学与文化上有重要的共同性，如耶格尔在他研究希腊文化的著作中，将智者学派当做教育学派、文化团体来研究，肯定他们哲学的启蒙意义。既主张从哲学、伦理学上来评价智者。又指出他们的人文精神是接续诗人的传统，是荷马、赫西奥德、梭伦、塞奥格尼（Theognis）、西蒙尼德（Simonides）和品达（Pindarus）的继承者。6 实际上，智者是启蒙的人文主义者，又是这种人文精神的自我破坏者;他们可被看做包含积极的启蒙肯定因素和消极的自我否定因素这两重性的、松散又演变的哲学学派。在那个希腊古典文明由盛趋衰的时代，如叶秀山先生所述∶"他们的一切学问，无论伦理学也好，修辞学也好，论辩术也好，都蕴藏着一个哲学的原则，一个思想体系、意识形态的原则，而他们都是个人主义的、怀疑主义的、相对主义的。不可能想象，柏拉图会把一个没有哲学原则的修辞学派当作自己的主要论敌之一。"7
二 智者运动的主要哲学论题
智者们在内容宽泛的论辩与研究中。实际上探讨了不少哲学问题，表现了他们有着两重性的哲学思想。智者们研讨的哲学论题主要有以下四个∶
第一，以人为中心的存在论。他们的哲学纲领为"人是万物的尺度"。早期希腊哲学的自然本原论，到巴 门尼德后都已提到自然的"存在"这哲学原理的高度来探究。而"人"还只是自然的一个小的从属部分，并不处于存在的中心部位，对入的探究也是有限的。智者的领袖普罗泰戈拉则一反 早期自然哲学的传统.强调人才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这就开启了哲学的重心从自然向人转移的先河，并且揭示了在自然与社会人生中，神并不是人的统治者、支配者和裁决者，人才是存在的中心，是规范自身、决定自身命运的主人。但智者的人没有严整的理性规范。是建立在感觉论知识观的基础上的。个人对事物现象的感觉与体验成了衡量存在的尺度。成了判断是非、善恶的并无确定性的标准，这就滑向了个体主义、感觉论相对主义。而更极端的是在全盘否定早期希腊哲学的存在原理中，走向一种虚无主义、怀疑主义，如高尔吉亚提出的三命题∶无物存在∶即使存在某物。人们也不可能把握;即使把握了，人们也无法加以表述，告诉别人。
第二，自然（physis）论和约定（nomos）论之争。这是贯穿于智者运动中的一场重大争论，是对智者的各种学术有广泛影响的哲理之争，涉及自然和社会的区别、人和社会的本性、法律和伦理规范的本性乃至语言的本性等重要问题。约定论主张人和社会、城邦国家不是自然生成的。不是神所先天决定的，而是后于自然人为地形成的，城邦的一切政治法律体制和伦理道德规范（不成文法）都是约定俗成的，有某种契约性，因而对已不适应现实生活的传统的城邦体制与法律、惯俗（伦理规范），人们有权、有理由作出变更。自然论则认为社会生活的一切皆应符合人和社会的自然本性，政治、法律和习俗规范都应有益于社会的自然本性即正义，应有益于改善人性，因此对那些成为这种"自然"本性的桎梏的法律和习俗，对那些不符合城邦正义和公民的自然要求而任意制定的法律，都可以更改。由此看来，自然论和约定论两派虽观点不一，但在城邦民主制兴盛时代，都为改革、变更陈旧的传统体制与规范提出了理论依据，都有积极的意义;而主张人性本恶的"自然论"者、杰出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也用人的贪欲、野心与统治欲，来解释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真实原因是雅典和斯巴达的争霸，人性的堕落造成了全希腊精神的堕落，这在当时不失为一种高超的历史哲学卓见。但自然论和约定论也都蕴涵着消极面，它们后来在民主制蜕变、城邦间的征伐争霸中恶性膨胀。成为迎合统治者意志的理论依据。有的约定论者主张，原本是人为的法律可随执政人（包括民主派蛊惑家）的意志不断修改。随意解释。自然论者则官扬，强者统治弱者是普遍的自然法则，就是正义。如雅典征服、蹂躏弥罗斯岛前，雅典代表对弥罗斯岛代表扬言;正义的标准是以同等的强迫力量为基础的，强者能够做他们有力量做的-一切。弱者却只能接受他们必须接受的一切。
第三，关于社会进化和人神关系的思想。在智者运动之前，希腊人一般持有城邦与社会由神主宰的观念，如赫西奥德以神话方式表达了一种从黄金时代、白银时代到铜铁时代的社会倒退论。智者运动则萌发了一种历史进步观念，也用神话形式，认为人凭其自身的本性，从动物中分化出来，依靠神赐的人的智慧。发明语言和各种技艺，得以生存与发展;从分散的个体变为群居，为自保而建立城邦;为免除人与人之间的侵犯、残杀，宙斯授予人"正义"和"相互尊重"两种品德，从而使城邦有合理稳定的政治、法律和道德秩序。这种素朴的社会进化思想，也是民主制的一种理论根据，并为希腊古典哲学深入、细致地研究城邦与社会的演进开了先声。但它毕竟还是很素朴的猜测，缺乏对城邦社会构成与演变的分析和论证，因而并不能形成一种理性指导的社会历史观。也不能抑制智者运动自身的社会相对主义、强权正义观的恶性膨胀。智者们还以素朴的社会进化观进一步破除了神主宰人的宗教观念，提出了怀疑神存在的疑神论思想。甚至已有主张不是神创人而是人创神的无神论思想，它具体阐释了人在文明创造活动中创造了神，神的形象不过是自然力量和人自身的卓杰能力的象征。这种思想在当时是很大胆新颖的，虽然不可能为公众接受，却突出地表现了人文启蒙精神。
第四，相对主义道德价值观和情感道德论。德性、美德的希腊文arete，原意泛指"一切事物的优良特性、品性与功能"，后来逐渐专门具有伦理意义，指"人的优良的道德品性"。有所谓希腊传统的四主德∶节制、勇敢、友爱、正义。它们都是神赋予的。智者运动则强调这些德性是人自身具有的，靠人自身的感知与体验来评判正当与否、善与恶；而且美德是可教的，靠人自身能传授。这无疑有破除陈旧的氏族贵族道德的积极意义，并使智者有“智术之师”和“道德之师”的双重形象。但他们在伦理道德领域也贯彻一种感觉论相对主义，认为各种德性是约定俗成的，可以因人因事而异，发生有益或有害的作用；道德价值完全是不确定的，没有普遍的标准，人的幸福和善恶是由快乐与痛苦等情感所支配和评判的。因此，智者运动最终不能为城邦民主制确立稳定、规范的社会道德秩序，反而搅乱、败坏了社会道德风气。
此外，智者运动对语言学、论辩术和修辞学做了大量开创性的研讨和传授工作，使它们成为专门的学问或有学科的雏形，并在普及传授中起有文化启蒙的积极作用。而且，他们的研讨中也萌发了语言哲学思想，增加了正反面的逻辑思想，这对希腊古典哲学中逻辑思想的大发展，直至创建系统的逻辑学，都有重要意义。
三 智者运动在希腊哲学史上的地位
智者的学说促成了希腊哲学的重大转折，也就是突破了早期希腊以探究自然本原和宇宙生成论为主要内容的自然哲学，开阔了以研究人和社会为中心的新的哲学领域。“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个响亮的口号，喊出了希腊文化繁荣昌盛的伯里克利时代的精神。人们的思想从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文化上出现了百花争艳的局面。
智者和批判他们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是这个时代精神的产物，而且没有智者也就没有后来希腊古典哲学的鼎盛，智者运动在哲学史上的积极作用与应有地位是不能抹煞的。随着雅典帝国和民主制的衰落，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动乱日益加剧，城邦奴隶制危机日益严重，智者思想的消极作用也就日益明显。智者提倡的感觉论相对主义、怀疑论和强权政治伦理、情感道德论，助长了社会秩序的破坏和社会风气的堕落。当时需要一种以追求普遍真理为目的的理性主义哲学来取代他们，这就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历史使命。但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也还是延续了智者以人为中心的哲学方向，而且智者的思想也从反面启发和引导了他们的哲学建树。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对智者的批判是严肃的，也有过分严厉之处，甚至刻意作了许多贬低、讽刺、漫画式的描述。如柏拉图在《智者篇》中为智者下定义，说他们是受雇于富豪子弟的教师，贩卖德行知识的零售商，是在论辩中赚钱的人。8最后甚至说智者是只会摹仿、自己没有知识却又装做有知识的骗子，是在大庭广众中发表长篇大论的蛊惑家等等。9 柏拉图等人的看法当时并没有在社会舆论中起主导性影响，同时代的伊索克拉底曾为智者作过辩护，社会生活的发展需要有一批专门传授演讲、诉讼、修辞等的教师，这类人物在晚期希腊和罗马世界仍相当活跃，也还被称为"智者"，当然其哲学含义已有变化。智者派的感觉论相对主义、怀疑主义和个体主义价值观，在希腊哲学演进中并未完全烟消云散.社会生活变迁的条件使它仍有深远的影响。在一些晚期希腊与罗马哲学家看来，由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提出的理性主义和理想城邦不过是空想，而智者提出的个人的感受和体验虽然不具备理想的魅力，却是现实的人生的动力。因而智者提倡的感觉论相对主义和思辨怀疑论，经过小苏格拉底学派中的犬儒学派和居勒尼学派的中介以后，到希腊化、罗马时期的人生哲学和怀疑论派哲学中又有新的表现。曾任叙利亚王朝女王教师的菲罗斯特拉图（Philostratus，170——249）写了《智者的生平》一书，介绍公元前5世纪直到公元3世纪的智者。但是柏拉图后来的权威影响越来越大，智者的名声也愈益低下，长期被视为一批卖弄伪智术赚钱、混淆黑白、颠倒是非的江湖骗子，在哲学上是毫无贡献的诡辩家，智者派也就被理解、翻译为"诡辩派"。这是非历史主义的、片面的评价。
黑格尔在近代第一个全面、深刻地理解智者思想，对其历史地给予了合理的评价。他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说：“我们要把这个【智者】坏的意义抛在一边，把它忘掉。相反地，我们现在要进一步从它的积极的方面，严格地说，即是从科学的方面，来考察智者们在希腊究竟占据什么地位。"10策勒指出，这种从全盘否定到承认智者的功绩是历史的进步。11在现代的学者中，全盘否定智者的人几乎没有了。尽管由于历史原因，智者的原著材料大多已佚失，但得力于现代西方学者对残篇和各种材料的整理，智者运动从早期到后期的发展线索比较清楚了;对智者运动的研究也不断深入，虽有不同看法，但对智者特别是前期智者在希腊哲学史上的地位，采取了分析其两重性的态度，有较合理的评价。
四 有关智者哲学的研究资料
智者本人的原著绝大部分已经佚失，现存资料残篇散见于古代学者的著作中，第尔斯、克兰茨所辑《苏格拉底以前哲学家残篇》编目 80—90为智者的资料。除了本书已介绍的总体研究希腊哲学和希腊古典哲学的史料和研究论著外，专门关于智者哲学的资料还有如下一些希腊古典文明时代留存的资料。最主要的还是柏拉图的对话篇，主要有《普罗泰戈拉篇》、《高尔吉亚篇》、《大希庇亚篇》、《小希庇亚篇》、《克拉底鲁篇》、《欧绪德读篇》、《美诺篇》、《斐德罗篇》、《智者篇》、《泰阿泰德篇》等。柏拉图的许多对话以反面角色——智者的名字命名。都涉及智者提出的问题或所批判的智者的思想，虽不免带有浓厚的主观成见，但毕竟为后人保留了智者的最详细、具体的资料，它们是研究智者思想的主要资料来源。色诺芬的《回忆录》也提供了一些有关智者的思想和行为的资料。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论题篇》、《辩谬篇》、《修辞学》以及《形而上学》、《物理学》、《尼可马科伦理学》等都有关于智者的论述;托其名的伪作《论麦里梭、塞诺芬尼和高尔吉亚》也保留了智者的见解，仍有参考价值。
在希腊化和罗马时代，公元 2—3世纪的菲罗斯特拉图所著《智者的生平》，是至今还完整保存的古代专门记述智者的著作。菲罗斯特拉图是爱琴海大岛利姆诺人，他的家族两代数人都像智者那样教授修辞、文法和论辩。他曾在雅典师从于新柏拉图学园派的普洛克罗和希波德洛姆、安提珀特等人。在爱菲斯师从干达米安努。并从后者那里知道历代智者们（广义的智者）的许多生平活动。约公元 202 年他经叙利亚王朝的宠臣安提珀特的推荐，结识了爱好哲学的女王朱丽亚·达姆娜，并跟随她游历历来智者活动的中心地。后在雅典写了《智者的生平》一书。全文保存至今，收入"洛布古典丛书"，英译者作了许多注释，对研究智者代表人物的思想及智者运动的演变情况颇有价值。普卢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和《道德论集》、西塞罗的演讲和书信以及塞克斯都 ·恩披里柯的著作中，也都有一些涉及智者的资料。
近现代西方学者专门关于智者的资料编纂和注释，当首推翁特斯泰纳（M.Untersteiner）的《智者，证言和残篇》。它包括导言、原文、意大利译文和注释，以第尔斯、克兰茨所编资料为主，增加了不少新材料和注释，援引了古代有关资料并且订正了第尔斯的一些错误，很有学术价值。
近代西方对智者作出有价值的研究是从黑格尔和格罗特开始的，当代西方学者作了大量研究。格罗特的《希腊史》第8卷和《剑桥古代史》第5 卷都有较详致的论述。除了关于希腊哲学史的多种著作皆有论述外，专门研究智者的值得参考的重要著作有四种∶（1）翁特斯泰纳的《智者》（2 卷本，1948，米兰）。这是作者在编纂 4 卷本《智者，证言和残篇》的基础上所写的研究论著，分别论述各个智者的主要思想，1954年由弗里曼译为英文（1卷本，牛津）。（2）柯费尔德（G.B.Kerferd）的《智者运动》，已有中译本。（3）兰肯（H.D.Rankin）的《智者、苏格拉底和昔尼克学派》。（4）伽色达诺（G.A.Casetano））的《智者学说中的自然和人的理论》（1971，那不勒斯）。
- 参见策勒《希腊哲学史纲》，第498 页，伦敦，洛特里奇-凯根·保罗出版社，1931。 ↩︎
- 参见格思里《希腊哲学史》第3卷，第 27—34 页及有关的注，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69。 ↩︎
- 见柏拉图《普罗泰戈拉篇》，325C—326E，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机札》。 ↩︎
- 见叶秀山《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第308页，人民出版社，1982。 ↩︎
- 见格罗特《希腊史》第8卷，第 333页，伦敦，约翰·莫莱出版社，1883。 ↩︎
- 见耶格尔《潘迪亚∶希腊文化的理想》第1 卷，第 291 页，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0。 ↩︎
- 叶秀山∶《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第 305 页，人民出版社，1982。 ↩︎
- 见柏拉图《智者篇》，221C——226A，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
- 见同上书，265A—268D，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
-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 2卷，贺麟、王太庆译，第7页，商务印书馆，1960。 ↩︎
- 见策勒《希腊哲学史纲》，第 498 页，伦敦，洛特里奇-凯根·保罗出版社，193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