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罗马哲学与东方文化

西欧古典文明不是孤立、封闭地形成和发展的，而是在和东方文明的交往中发展的。希腊罗马哲学和东方文化有密切关系，吸取东方（主要是当时近东、中东）的成果一直是希腊罗马哲学产生与演进的重要因素。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 希腊哲学的形成与发展得益于西亚和埃及的科学与宗教思想

在世界文明史上，爱琴文明与希腊古典文明是发生得比较晚的。在它们之前，邻近的西亚和埃及早已发展了不同的文明，有着当时堪称先进的文化。

西亚即伊朗高原以西、阿拉伯半岛至小亚细亚半岛地带，是人类最早进入文明的地区之一。在希腊人后来称为美索不达米亚（原意为“两河之间的地方”，通称两河流域）的地区，已经历了诸多文明的变迁。最早有约公元前2900——前2000年的苏美尔文明，经历了奴隶制王朝的兴衰。经过伊辛王朝与拉尔萨王朝，接着兴起了悠久的巴比伦文明。约在公元前1894——前539年，又经历了古巴比伦、亚述帝国和新巴比伦等不同历史时期的奴隶制帝国。其中，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建立了强大、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奴隶制帝国，他颁行的《汉谟拉比法典》是最早的奴隶制法典。公元前539年波斯王居鲁士消灭新巴比伦，但承续、推进了巴比伦文化，波斯文明与希腊古典文明就有了直接的冲突与交融。此外，这一地区穿插的赫梯帝国及赫梯文化（前13——前8世纪）、工商贸易发达的腓尼基人的小国和他们于公元前9世纪在北非建立的迦太基城（后发展成强大的国家），对希腊的经济、政治与文化都有直接影响。两河流域的文明创造了灿烂的西亚古代文化，尤其在天文学与数学方面成就突出。在汉谟拉比时代就已使用太阳历，编制了日月运行表，能辨别恒星与行星，测定星座，确定闰月；美索不达米亚人早就发现了黄道（太阳在恒星背景下所走的路径），并将黄道带划分为12个星座，能预测月食；迦勒底人在公元前600年左右已发现223个朔望月为一个日食周期。在数学方面，古巴比伦创造了十进位制和六十进位制，能解有三个未知数的方程式和一元二次方程式；他们的计时方法是将圆周分为360度，每小时为60分，每分为60秒，以7天为一星期，沿用至今。近代考古学家还发现了巴比伦的农业历书，比赫西奥德的《工作与时日》早1000年。巴比伦的神话杰作《伊奴玛·伊立希》内容丰富，以神话形式表现了古代巴比伦人的宇宙论思想，在迈锡尼时代或殖民时代已传入希腊。波斯帝国的文化也处于全盛时期，在建筑、天文学、数学、文艺、医学和宗教等方面都有较高成就。

埃及也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约公元前3500年古埃及就步入前王朝的文明时代，约公元前3200——前3100年形成早王朝时期，并过渡到中央集权的奴隶制国家。从公元前27世纪上半叶形成统一的埃及帝国至公元前11世纪，先后经历了古王国、中王国、新王国、后期埃及的31个王朝，直至公元前332年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征服埃及。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埃及人创造了影响希腊文明的先进文化。公元前4000年左右，下埃及就出现了文字和用于书写的芦苇制草纸，它在荷马时代后期传入希腊，后来大量用做保存希腊罗马书写文化的载体。埃及的天文学与数学，希腊人是很熟悉的。被誉为西方"历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前484——前424）说："埃及人在全人类当中第一个想出了用太阳年来计时的办法……根据他们的说法，他们是从星辰而得到了这种知识的。在我看来，他们计年的办法要比希腊人的办法高明。"¹由于尼罗河每年泛滥，需要重新界定土地边界，埃及人很早就研究作为测地学的几何学，知道圆面积的计算方法，还能计算矩形、三角形和梯形的面积以及立方体、箱体与柱体的体积。他们在金字塔与神庙建筑艺术、浮雕与绘画、临床医药、多种体裁的文学等方面都有丰富成就。古埃及的宗教经历了不少演变，后形成了以太阳神阿蒙为主神的多神教，并曾有过失败的宗教改革，出现过向以阿吞神为唯一主神的一神教发展的趋向。埃及宗教的一些神学都有关于字宙从混沌与太阳中创生以及灵魂轮回的思想，对希腊宗教与哲学有重要影响。

早期希腊入，特别是小亚细亚和南意大利殖民城邦的居民，与西亚、埃及已有频繁的经济与文化交往。公元前6 世纪米利都的历史纪事家赫卡泰厄斯（Hecataeus）所写的《谱系志》、《大地巡游记》记载有对东方文化的见闻。赫兰尼库斯（Hellannicus）则以编年体来描述波斯和希腊的历中。希罗多德的《历史》更根据自己赴东方的考察、体验，大量记述了希腊先民和西亚、埃及人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交往史和他对东方风十人情的认识。希波战争后的希腊古典文明盛衰时期，这种交往也不曾间断过，对希腊的各种文化形式（建筑、雕刻、绘画、诗歌等）都有影响。

对希腊哲学的产生与进展有直接影响的是西亚和埃及的科学与宗教思想。

希腊哲学与自然科学思想是紧密交融在一起的，到亚里士多德时各门科学才开始从哲学中分离。科学思想是孕育早期希腊自然哲学的温床，而东方先进的科学知识是希腊科学思想的源泉。许多希腊先哲都到过西亚和埃及游学或熟悉两地的科学成果，在此基础上发展起自己的数学、天文学思想，并凭借理性自然观将东方实用型的科学思想发展到理论的高度，升华为探求自然本原的哲学。希罗多德说，埃及为了划分土地才"第一次有了量地法，而希腊人又从那里学到了它。不过波洛斯（日钟—译者）、格诺门（日晷——译者）以及一日之分成十二部分，这却是希腊人从巴比伦人那里学来的"²。几何学在埃及是经验事实描述的测地术，数学史家希思（T.L。Heath）说最早从埃及引进几何学的泰勒斯建立了五条几何定理，使它"开始成为建立在普遍性命题之上的一门演绎科学"³。泰勒斯成功地预言公元前585年5月28日的日食，大约也是由于他已获悉巴比伦人关于日食在223个朔望月周期中重复出现的知识。巴比伦人神话中的宇宙观设想地是浮在水上的扁盘，而天是半球状的天穹覆盖在水上，这启发了早期伊奥尼亚哲人提出大地是浮在水上或气中的扁平盘状物这种科学思想猜测。从毕泰戈拉、德谟克利特等的数学和宇宙论思想直到亚里士多德的科学思想，大都曾得益于东方的科学思想。柏拉图在《国家篇》中指出要发展的数理天文学，当时在西亚也正露端倪。当然，希腊哲人对局限于实用需要与经验描述的西亚、埃及的科学思想，有很大的超越和独创性发展。他们在经验观察与理论思维相结合中，注重对自然的基本原理的研究，从对自然零散的直观或清测，到探究自然的结构、成因和发展规律，形成系统知识，开创了我们如今所说的基础科学研究；而在这种探究中就会进而引生求知自然总体“原因”的自然哲学的思维飞跃。东方的科学思想与之相比是逊色的，但它们却是希腊科学与哲学思想的"先师"。

希腊宗教没有东方那样强大的神庙经济，也没有和政权紧密结合形成阻碍哲学发展的专制精神势力，但希腊神话与宗教也是希腊哲学产生与演变的重要思想因素。希罗多德指出：“可以说，几乎所有神的名字都是从埃及传入希腊的。我的研究证明，它们完全是起源于异邦人那里的，而我个人的意见则是，较大的一部分则是起源于埃及的。"⁴赫西奥德的《神谱》受西亚诸神谱系的影响。《剑桥古代史》在“近东对希腊的影响”一节中，专门列举了希腊神谱中来自埃及、赫梯、腓尼基、吕底亚、米底亚的神的名称，认为《神谱》和巴比伦的神话著作《伊奴玛·伊立希》有特殊的联系，在想像宇宙起源于混沌、区分天地等内容上是很相似的，后者可能是在迈锡尼时代或小亚细亚西岸殖民时代传入希腊的。⁵ 公元前6世纪就已在希腊流行的重要宗教奥菲斯教（Orphic），崇拜狄奥尼索斯神（Dionysos，收获之神与酒神），它的神话孕育着宇宙起源的猜测，是早期希腊自然哲学的思想渊源之一;它的灵魂轮回转世（3000年一大轮回）和净化说、宗教伦理思想，直接影响了毕泰戈拉学派、恩培多克勒以至柏拉图的学说。它的教义源自埃及的宗教神话。希罗多德说∶"在埃及，人们相信地下世界的统治者是戴美特尔和狄奥尼索斯。此外，埃及人还第一个教给人们说，人类的灵魂是不朽的"。肉体死去后，人的灵魂在海、陆、空三界的一切生物中轮回后，再次投生人体，"整个的一次循环要在三干年中间完成。早先和后来的-一些希腊人也采用过这个说法，就好象是他们自口想出来的一样"。⁶ 希腊古典文明中的宗教在产生和演进中，对西亚与埃及的宗教也有很大超越，它在哲学思想的影响下，逐渐以哲学的外衣形成了理性一神的思想，而东方除希腊化时代才西渐的犹太教是一神教外，大都是人格化的多神教。

关于希腊哲学和东方文化的关系，在西方近现代哲学史家中存在争议。有两种各走极端的看法。

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认为∶追溯希腊的历史文化，"我们可以不必远溯到东方和埃及，即在希腊世界与希腊生活方式内，就可以追寻出;科学与艺术的发生、萌芽、发达直到最盛的历程.以至衰落的根源，都纯粹在希腊入自己的范围里面"⁷。他否认古代东方文明对希腊古典文明的影响，这样希腊哲学的发生与盛衰也就和东方文化没有任何关系。而只是具有天赋理性思维的希腊民族的独创。20世纪初叶英国著名希腊哲学史家伯奈特（J。Burnet，1863—1928）认为∶"希腊哲学的产生完全独立于东方的影响"，而"希腊哲学兴盛时期也不曾有哲学家从东方获取任何哲学内容";科学除了希腊民族和受希腊影响的民族外，也没有在其他民族中存在过。⁸无疑，希腊的人性化多神教以及后来哲学中的理性神思想。都有自 身的民族特色与哲学特色，希腊的科学与哲学思想也有独特的创造性贡献，但是，伯奈特否认希腊的科学与宗教也吸取了东方的科学与宗教思想，从而影响了希腊哲学的起源与进展，这是有失偏颇的。另种极端。是和伯奈特大体同时的英国著名希腊哲学史家康福德（F.M.Cornford）的主张，他认为;在亚里十多德之前。希腊根本没有产生过基于观察、概括和实验的科学;伊奥尼亚派等哲学家的宇宙论只是-种活应社会需要的唯理主义的推理，追溯其来源，不过是将从东方借取的"神话中的教义用不同的术语重复一遍罢了"，当然也是一种理智化的改造，使得"在古代各民族中只有在希腊人当中才达成了从神话到哲学的过渡"。⁹ 康福德确认希腊哲学有其东方神话与宗教的思想渊源，并毕生对此作了许多深入的考究;但他将科学界定在严格意义的狭小范围内。否认希腊古典文明中早有自身的科学思想起源及其对希腊哲学的重要影响。并将它们都只归结为对东方神话与宗教思想的理智化，这也难以令人信服。

当代英国哲学史家格思里（W.K.C.Guthrie，1906—1982）在其多卷本《希腊哲学史》中的见解比较客观、公允。他认为;在具体的数学、天文学和其他一些科学技术方面，东方人早已超过了希腊人，是希腊人的老师。但是。东方发展科学技术只是为了使用和宗教的需要，停留在认识具体事物的阶段，没有深化、上升为系统的科学与哲学理论知识;希腊人则深入提出"为什么"的问间题，探究本原与原因，"寻求逻各斯"，这就使希腊人的思想大大提升，，达到较高的抽象思维，产生了理论科学思想与哲学，超过了他们的东方先驱者。¹⁰ 这种论见符合历史实际，为多数学者所接受。

二 晚期希腊和罗马哲学与东方文化的密切交融关系

希腊化世界和罗马帝国本身就包纳了广阔的近东与中东地区，官方支持的东西方文化的大规模交流是希腊化文明和罗马文明的重要特色。在这种文化背景下生成的晚期希腊与罗马哲学，自然更多、更直接地深受东方的科学知识、宗教与宗教哲学的影响，这是它的一个明显的特点。亚历山大里亚成为东西方文化交会、融合的中心。希腊化时代与罗马时代的有些哲学家就来自东方，有的哲学流派就产生在东方地区。斯多亚学派的创立人芝诺就是塞浦路斯人，新柏拉图主义的创立人普罗提诺来自埃及，这个流派的分支中有扬布里柯建立的叙利亚学派和女哲学家希帕蒂娅建立的亚历山大里亚学派。这些流派的学说都有东西方文化交融的特色。

希腊化文明中科学知识的重大创新，希腊化与罗马时代的科学与人文社会知识的系统化，都综合了东方的大量知识成果。亚历山大里亚的“缪斯神宫”（博物馆）广为搜集东西方文化典籍、稿本，当时规定到此港口的每艘船都须交出所带的各地书籍，供"缪斯神宫"抄录复制本后发还。亚历山大曾用大队骆驼载运大量巴比伦的天文学版书至小亚细亚的希腊城市，翻译成希腊文。希腊古典时代对东方文化的吸取，主要靠学者在两大文明圈交界地区的有限游历，现在则成为国家扶持的东西方学者无障碍的大规模文化交往。希腊化时代的伟大科学成就，如阿里斯塔库、希帕库、埃拉托色尼、阿基米德的科学创新，以及罗马时代的知识系统化，如托勒密综合构建的天文学体系和博物学家老普林尼编写的37卷本百科全书《自然史》，都得益于对东方科学知识的吸纳。融会东西方丰富而又斑杂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知识，对于晚期希腊与罗马哲学建立多种有别于希腊古典哲学的学说，形成各种宇宙观、知识论与世界主义的政治伦理学说，具有重要的影响。

当时东方的许多宗教与宗教哲学，对晚期希腊与罗马哲学更有大量的渗透与交融，是促使晚期希腊与罗马哲学变迁并最终倒在宗教怀抱里的重要因素。东方的许多宗教神秘主义在希腊、罗马盛行，埃及母神埃西斯（Isis）、迦勒底人的星灵宗教及占星术等，在希腊化世界与罗马世界中受到狂热的信仰，琐罗亚斯德教的支派密特拉教（Mithras）也较有影响。在东方宗教的影响下，新毕泰戈拉学派将奥菲斯教教义、柏拉图和斯多亚派的世界灵魂说.与东方神秘的精灵崇拜糅合起来，它对柏拉图学园派蜕变为折中主义很有影响。早期斯多亚派对东西方各种神话和宗教文献作哲学思辨的解释。形成种"喻意解经法"。这种文本解释方法对后来犹太神学、基督教神学和希腊哲学的融合深有影响。处在希腊化文明晚期和罗马时期的中晚期斯多亚派，也吸收了在希腊和罗 马流行的各种东方宗教的斑驳错杂的神学内容，有浓重的折中主义色彩。

而在希腊化与罗马时代最重要的东西方哲学与宗教文化的交融。是东方作为希伯来文化的犹太教和基督教。它们以其特有的一神教形态，因时顺势西渐，和希腊哲学逐步融合，促成晚期希腊与罗马哲学在和宗教结为一体中达到终结。它所造就的基督教神学与哲学，对西方文明有深远的历史影响。

希伯来民族原是起源于阿拉伯沙漠南部的闪族的一支，约公元前 2000年来到迦南地区（今巴勒斯坦）这"流奶与蜜之地"，当地人叫他们"哈比鲁人"（Habiru），意为"从大河那边来的人"，"希伯来人"（Hebrew）一词即由此转音而来。希伯来人有悠久的文化传统，犹太教是希伯来民族信奉的宗教。由无数先知长期撰写与汇编成的犹太教典籍《日约全书》、《次经》《伪经》、《死海古卷》，是希伯来这个多灾多难民族的智慧结晶。塞尔茨指出。"在以多神教为准绳的时代。以色列是世界上第一个信奉一神教的民族"，彻底的一神教"是圣经时代以色列人对西方文明的贡献";它又"以一种前所未达的程度强调了道德因素"，因而又被称为"伦理一神教"。¹¹ 散居是希腊化世界的特征，各民族通过散居进行文化交融很普遍。犹太人的散居（dispora，来自希腊文，意思为"分散"或"散布"）则更突出，成为其民族的历史特性。当时亚历山大里亚作为希腊化文明的思想文化中心，人口总数达 50万，其中 1/5是犹太人，有着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犹太社区;在整个埃及，犹太人数高达100万。《旧约全书》的正典化是犹太散居区得以保持民族同一性的最重要的原因。在希腊化时代和罗马时代早期，《旧约全书》已最后定型，并成为犹太人的大众教育的基础。通过《旧约全书》，犹太人作为一个与上帝签约并必须遵守其诫命的民族，保持了共同的信仰、价值观和民族特性。在《旧约全书》的后期作品中，可以发现犹太作家已用希腊哲学为自己的宗教辩护。而希腊人对希伯来文化也不断加深了解，要求犹太学者将圣书译成希腊文。公元前250年左右，托勒密二世从犹太境内延请了70名犹太学者，各自翻译《旧约全书》中的"摩西五经"，70种译本完成后竟一字不差，这就是著名的《七十士五经》（Septuagint Pentatcuch）。几个世纪里，它一直是神圣的经卷，被地中海地区讲希腊语的犹太人广为使用和解释，同时也使希腊人首次得以理解希伯来文化的核心部分。公元前2世纪“先知书”和“文学圣卷”部分也被翻译成希腊文，希腊人更得以获悉《旧约全书》的全貌。

希伯来文化和希腊文化交融的深化，更表现在一些犹太学者热衷于研究希腊哲学，并用它来解释《旧约全书》，将它移植到犹太教的母体中去。早在公元前2世纪，亚历山大里亚的犹太学者阿里斯托布罗（Aristobulus）就已将五经故事看做寓有哲学的含义，用希腊哲学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来注释“摩西五经”。这种研究当时已很流行。而这一工作做得最深入的是罗马消灭托勒密王国之后不久的犹太学者斐洛，他在用希腊哲学诠释《旧约全书》中，将犹太教神学、柏拉图哲学和斯多亚派哲学融为一体，深刻影响了罗马时代的新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神学。

公元1世纪初叶产生而后逐渐壮大的早期基督教，是罗马文明对后世西方最有影响的一个组成部分。基督教产生于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巴勒斯坦犹太人中间，有深刻的社会背景。它最初是在下层民众反抗罗马帝国残酷压迫中产生的犹太教的一个支派，它的形成和确立，经历了一个东西方宗教、哲学冲突与交融的历史过程。恩格斯在《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中指出，"那种所谓基督教是一下子便体态完备地从犹太教里产生出来"，并"从巴勒斯坦征服了世界"的说法，只是一种奇谈。¹² 耶稣并未意识到自己创立了新宗教，他接受犹太教的规则和教仪，只是注重用虔诚、道德和仁爱来补充犹太教的律法和先知的教训。耶稣亲传的门徒彼得领导的原始基督教派在其产生时，是奴隶、被释放奴隶、穷人和无权者及被罗马征服和驱散的人们的宗教，有强烈的反抗意识，鼓动人民起来报仇伸冤，推翻罗马与犹太上层的黑暗统治，向往财富平均、共同消费的新耶路撒冷千年王国。使基督教发生重大转变的是小亚细亚塔索斯的希腊化犹太人保罗（Paul，约生于公元7年）。他及其门徒马可等人大力开展希腊语传教活动，三次赴塞浦路斯、马其顿、雅典、科林斯等地进行传教旅行，宣传自己不同于原始基督教的教义，大量吸收小亚细亚、希腊、罗马等地的非犹太人入教，广为发展教会组织，众多奴隶主、有产者都加入进来，保罗派终于占据教会的正统地位。在公元1世纪末至2世纪编定的《新约全书》，是基督教的圣经，用希腊文而非希伯来文写成，主要反映了保罗派的教义。它已有鼓吹顺从罗马统治的宗教伦理，并且吸收斐洛的犹太-希腊哲学神学和柏拉图、斯多亚派的哲学思想，开始形成早期基督教神学。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这种“新的世界宗教"，"已经从普遍化了的东方神学、特别是犹太神学和庸俗化了的希腊哲学、特别是斯多葛派哲学的混合中悄悄地产生了"。¹³ 它是希伯来文化和希腊罗马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1. 希罗多德：《历史》上册，王以铸译，第110——111页，商务印书馆，1985。又，当时希腊人还是根据月亮运行来使用太阴历的。 ↩︎
2. 希罗多德∶《历史》上册，王以铸译，第155页，商务印书馆，1985。 ↩︎
3. 希思∶《希腊数学史》第1卷，第 128页，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21。 ↩︎
4. 希罗多德：《历史》上册，王以铸译，第133页，商务印书馆，1985。 ↩︎
5. 参见《剑桥古代史》第3卷，第3分册，第29——31页，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2。 ↩︎
6. 见希罗多德《历史》上册，王以铸译，第 165 页，商务印书馆，1985。 ↩︎
7.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 1卷，贺麟、王太庆译，第 158 页，商务印书馆，1959。 ↩︎
8. 见伯奈特《早期希腊哲学》，第 23—24页，纽约，世界出版公司，1967。 ↩︎
9. 见康福德《鉴别原理;希腊哲学思想的起源》，第 10—11、259 页，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53。 ↩︎
10. 见格思里《希腊哲学史》第1卷，第31—38 页，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69。 ↩︎
11. 见塞尔茨《犹太的思想》，赵立行、冯玮译，第27 页，上海三联书店，1994。 ↩︎
12.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卷，第531——532页，人民出版社，1965。 ↩︎
13.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1页，人民出版社，1972。 ↩︎